曾节明：孙文追求的民国，缘何沦为排满/恢复汉统的巨大障碍？
1 篇帖子
• 分页： 1 / 1
曾节明：孙文追求的民国，缘何沦为排满/恢复汉统的巨大障碍？
由 民运斗士 » 2026年9月24日
孙文追求的民国，缘何沦为排满/恢复汉统的巨大障碍？——兼论君主制和共和制的优缺点
皇汉（汉民族主义者），普遍把辛亥革命时清算满人之不彻底，归咎于袁世凯的优待清室，这是不准确的。由于满清皇室在逼宫的情况下选择妥协，和平交权，袁世凯自然没有了清洗北京满人的理由...
但其他革命的各省，如江浙等地，并不在袁世凯控制范围之内，这些地方“驱除鞑虏”也普遍不彻底，只有西安、武汉、荆州和广东（民间），对满人進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算。辛亥革命时清算满人之不彻底，袁世凯并非主要原因，而有一堵隐形的、厚厚的墙，阻挡了革命者对满人的彻底清算。这堵看不见的、厚厚的墙，同样阻挡了民国政府对汉服的恢复...
这堵看不见的、厚厚的墙，就是民国本身，准确地说，就是共和制。共和制是一种不需要与主体民族绑定的政体，因为它可以“公民共同体”，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它的制度基因中天然的带有去民族化的后门，尤其是宪政民主的共和制。满清倒台后，既然满人也属于民国的“公民共同体”，满汉地位平等，那么“侵犯人权”的“驱除鞑虏”（清洗满人），也就违背了宪政的法统，也是对民国国家认同基础（即公民共同体、所谓“五族共和”）的颠覆。共和制必带的“公民共同体”，就是阻挡辛亥革命“驱除鞑虏”，导致清算满人很不彻底的那堵厚厚的无形的墙。当然，共和制政体，并不一定是去民族主义的政体，极右翼的共和制专制政权，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如纳粹政权）；在特殊情况下，民主的共和制政体，同样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如极端宗教种族主义影响下的以色列现政权...
但共和制要比君主制更容易去民族化，是客观事实（以色列属极少数另类；极右翼共和制专制政权往往随着魅力独裁者死去，而“变天”，其民族主义缺乏制度性的稳定）。共和制是一种不需要与主体民族绑定的政体，尤其是宪政民主的共和制，合法性来自选票的它，更需要维护“公民共同体”，为此必须要淡化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色彩。（有意思的是，中共国这种极权假共和制，则需要维护“民族共同体”，因此竭力压制和矮化主体民族）。这就是阻挡汉服恢复国服地位的那道无形的、厚厚的墙。共和制导致恢复汉服沦为非必须的奢侈，宪政民主共和制的去民族化倾向，则令恢复汉服变得“不合时宜”——因为强调主体民族，会破坏“公民共合体”基础。君主本身就是人格化的民族象征，君主制必然和民族绑定，而共和制则不需要与民族绑定，这对于民族国家，是一个致命的隐患。如汉族占九成的新加坡和台湾，都实行去主体民族化的国策，其结果就是主体民族被外族“夺舍”，或被多民族解构。这，就是北洋政府恢复汉服進展不大，只做成了“（汉服）祭祀衣冠规范”的深层原因。这，也是蒋介石逆汉民族主义，复辟旗袍马褂为“国服”的深层原因。 但君主制就不一样了。1916袁世凯称帝，同时也一度恢复了汉服的国服地位，为什么？因为传统的君主制是与民族绑定的政体，袁世凯称帝，恢复的是汉统君主制，试问袁世凯及其政府成员，能穿西装、或旗袍马褂参加大典、举行仪式、祭祀...
吗？当然不能，只能穿的主体民族的民族服装——汉服！但共和制下就可以穿西装、“中山装”、或旗袍马褂参加大典、举行仪式、祭祀...
就没有任何问题。蒋介石就是穿着旗袍马褂参加典礼、仪式、祭祀最勤快的民国领导人...
综上可见，孙文提出的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是自相矛盾的。其中，其中“建立民国”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相反的——建立了民国，你就“无法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传统的君主制中，君主就是君主所在民族的人格化象征，正统王朝与主体民族是绑定的（元、清等外来殖民王朝是另一回事）。因为与民族绑定，传统的君主制也就没有清算入侵异族的障碍：冉闵推翻羯族的后赵政权后，对羯族進行了彻底的清算；杨坚恢复称帝后，则对鲜卑族進行了大规模的清算...
朱元璋驱逐蒙元后，第一件事就是恢复汉统，强令去除蒙古化的影响（汉人穿蒙服、取蒙古名、习蒙古习俗...
之风），并强制要求居留汉地的蒙古人、色目人归化汉族...
并不夸张地说，如果吴三桂，或者太平天国推翻了满清，满人必遭大规模、彻底的清算，满人将象鲜卑人那样完全消失...
今天中国根本就不会有甚嚣尘上的满遗问题。有人强调：君主制与民族主义没有关系...
经济学家许成钢教授就说：英国人请来荷兰人威廉做英国国王（指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说明英国的君主制与民族主义没有关系，君主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化身...
并以此为满清统治正名，否定辛亥革命推翻清帝的正当性。这是不恰当的类比。“光荣革命”中，英格兰的贵族集团邀请荷兰人威廉，来英国做国王，这不是不是外族征服，因为威廉并没有任用一个荷兰人统治集团，来取代英格兰的贵族集团，更没有把荷兰的习俗和制度，强加给英格兰人，这与满清入主，强行“剃发易服”、旗人凌驾于汉人、种族隔离、“旗民分治”...
本质不同...
君主制的优点就是维护民族和传统。韩国的女性特权主义、无脑西化（包括基督教“夺舍”民族传统），为什么比日本更为严重和极端？因为日本有一个大和民族主义的人格化象征——天皇，在抵挡女权和西化，而共和制的韩国则没有。君主制的缺点是国家难以做大，且坐大的风险大。一旦帝国过度扩张，会形成主体民族流失，而殖民地民族倒灌本土的反噬效应（典型如英国）。而这恰恰是共和制的优点。共和制不需要与民族捆绑的共和制，无所谓主体民族，因此“有容乃大”...
实事求是的说，美国把国土扩张到整个加拿大，是具备现实条件的，并非川普的空想。因为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既不存在美国和加拿大民族、也不存在语言和文化障碍，都是大杂烩的共和制移民国家...
共和制的缺点，就象它优点的暗影一样形影不离：共和制移民国家，由于去民族化，人口持续依靠移民，而造成文化和文明的不断劣质化，最后因国家凝聚力的消亡而分崩离析...
共和党民族国家，则难以抵达外来有毒思潮侵蚀，主体民族因生育率低下，凝聚力下降，而遭解构，或者被外族移民“夺舍”（典型如法国）。需要强调的是：共和制则不需要与民族绑定，这对于民族国家，是一个致命的隐患。如汉族占九成的新加坡和台湾，都实行去主体民族化的国策，其结果就是主体民族被外族“夺舍”，或被多民族解构。对于中国这样主体民族遭共产党严重摧残、女性特权主义泛滥、家庭解构、婚育断崖...
的国家来说，中共垮台后显然选择君主制（君主/教宗立宪）是上选，而选择共和制是下选。
曾节明 2026.9.23（秋风）秋晴寒中午
皇汉（汉民族主义者），普遍把辛亥革命时清算满人之不彻底，归咎于袁世凯的优待清室，这是不准确的。由于满清皇室在逼宫的情况下选择妥协，和平交权，袁世凯自然没有了清洗北京满人的理由...
但其他革命的各省，如江浙等地，并不在袁世凯控制范围之内，这些地方“驱除鞑虏”也普遍不彻底，只有西安、武汉、荆州和广东（民间），对满人進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算。辛亥革命时清算满人之不彻底，袁世凯并非主要原因，而有一堵隐形的、厚厚的墙，阻挡了革命者对满人的彻底清算。这堵看不见的、厚厚的墙，同样阻挡了民国政府对汉服的恢复...
这堵看不见的、厚厚的墙，就是民国本身，准确地说，就是共和制。共和制是一种不需要与主体民族绑定的政体，因为它可以“公民共同体”，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它的制度基因中天然的带有去民族化的后门，尤其是宪政民主的共和制。满清倒台后，既然满人也属于民国的“公民共同体”，满汉地位平等，那么“侵犯人权”的“驱除鞑虏”（清洗满人），也就违背了宪政的法统，也是对民国国家认同基础（即公民共同体、所谓“五族共和”）的颠覆。共和制必带的“公民共同体”，就是阻挡辛亥革命“驱除鞑虏”，导致清算满人很不彻底的那堵厚厚的无形的墙。当然，共和制政体，并不一定是去民族主义的政体，极右翼的共和制专制政权，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如纳粹政权）；在特殊情况下，民主的共和制政体，同样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如极端宗教种族主义影响下的以色列现政权...
但共和制要比君主制更容易去民族化，是客观事实（以色列属极少数另类；极右翼共和制专制政权往往随着魅力独裁者死去，而“变天”，其民族主义缺乏制度性的稳定）。共和制是一种不需要与主体民族绑定的政体，尤其是宪政民主的共和制，合法性来自选票的它，更需要维护“公民共同体”，为此必须要淡化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色彩。（有意思的是，中共国这种极权假共和制，则需要维护“民族共同体”，因此竭力压制和矮化主体民族）。这就是阻挡汉服恢复国服地位的那道无形的、厚厚的墙。共和制导致恢复汉服沦为非必须的奢侈，宪政民主共和制的去民族化倾向，则令恢复汉服变得“不合时宜”——因为强调主体民族，会破坏“公民共合体”基础。君主本身就是人格化的民族象征，君主制必然和民族绑定，而共和制则不需要与民族绑定，这对于民族国家，是一个致命的隐患。如汉族占九成的新加坡和台湾，都实行去主体民族化的国策，其结果就是主体民族被外族“夺舍”，或被多民族解构。这，就是北洋政府恢复汉服進展不大，只做成了“（汉服）祭祀衣冠规范”的深层原因。这，也是蒋介石逆汉民族主义，复辟旗袍马褂为“国服”的深层原因。 但君主制就不一样了。1916袁世凯称帝，同时也一度恢复了汉服的国服地位，为什么？因为传统的君主制是与民族绑定的政体，袁世凯称帝，恢复的是汉统君主制，试问袁世凯及其政府成员，能穿西装、或旗袍马褂参加大典、举行仪式、祭祀...
吗？当然不能，只能穿的主体民族的民族服装——汉服！但共和制下就可以穿西装、“中山装”、或旗袍马褂参加大典、举行仪式、祭祀...
就没有任何问题。蒋介石就是穿着旗袍马褂参加典礼、仪式、祭祀最勤快的民国领导人...
综上可见，孙文提出的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是自相矛盾的。其中，其中“建立民国”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相反的——建立了民国，你就“无法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传统的君主制中，君主就是君主所在民族的人格化象征，正统王朝与主体民族是绑定的（元、清等外来殖民王朝是另一回事）。因为与民族绑定，传统的君主制也就没有清算入侵异族的障碍：冉闵推翻羯族的后赵政权后，对羯族進行了彻底的清算；杨坚恢复称帝后，则对鲜卑族進行了大规模的清算...
朱元璋驱逐蒙元后，第一件事就是恢复汉统，强令去除蒙古化的影响（汉人穿蒙服、取蒙古名、习蒙古习俗...
之风），并强制要求居留汉地的蒙古人、色目人归化汉族...
并不夸张地说，如果吴三桂，或者太平天国推翻了满清，满人必遭大规模、彻底的清算，满人将象鲜卑人那样完全消失...
今天中国根本就不会有甚嚣尘上的满遗问题。有人强调：君主制与民族主义没有关系...
经济学家许成钢教授就说：英国人请来荷兰人威廉做英国国王（指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说明英国的君主制与民族主义没有关系，君主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化身...
并以此为满清统治正名，否定辛亥革命推翻清帝的正当性。这是不恰当的类比。“光荣革命”中，英格兰的贵族集团邀请荷兰人威廉，来英国做国王，这不是不是外族征服，因为威廉并没有任用一个荷兰人统治集团，来取代英格兰的贵族集团，更没有把荷兰的习俗和制度，强加给英格兰人，这与满清入主，强行“剃发易服”、旗人凌驾于汉人、种族隔离、“旗民分治”...
本质不同...
君主制的优点就是维护民族和传统。韩国的女性特权主义、无脑西化（包括基督教“夺舍”民族传统），为什么比日本更为严重和极端？因为日本有一个大和民族主义的人格化象征——天皇，在抵挡女权和西化，而共和制的韩国则没有。君主制的缺点是国家难以做大，且坐大的风险大。一旦帝国过度扩张，会形成主体民族流失，而殖民地民族倒灌本土的反噬效应（典型如英国）。而这恰恰是共和制的优点。共和制不需要与民族捆绑的共和制，无所谓主体民族，因此“有容乃大”...
实事求是的说，美国把国土扩张到整个加拿大，是具备现实条件的，并非川普的空想。因为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既不存在美国和加拿大民族、也不存在语言和文化障碍，都是大杂烩的共和制移民国家...
共和制的缺点，就象它优点的暗影一样形影不离：共和制移民国家，由于去民族化，人口持续依靠移民，而造成文化和文明的不断劣质化，最后因国家凝聚力的消亡而分崩离析...
共和党民族国家，则难以抵达外来有毒思潮侵蚀，主体民族因生育率低下，凝聚力下降，而遭解构，或者被外族移民“夺舍”（典型如法国）。需要强调的是：共和制则不需要与民族绑定，这对于民族国家，是一个致命的隐患。如汉族占九成的新加坡和台湾，都实行去主体民族化的国策，其结果就是主体民族被外族“夺舍”，或被多民族解构。对于中国这样主体民族遭共产党严重摧残、女性特权主义泛滥、家庭解构、婚育断崖...
的国家来说，中共垮台后显然选择君主制（君主/教宗立宪）是上选，而选择共和制是下选。
曾节明 2026.9.23（秋风）秋晴寒中午
1 篇帖子
• 分页： 1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