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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一个被无限拔高的“伟人”

福泽谕吉——一个被无限拔高的“伟人”



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时下有很多人喜欢谈论福泽谕吉对日本的影响，甚至将日本今天的富足也归功于他。事实果真如此？还是人云亦云的想当然？其实真正了解福泽谕吉的人根本不多，很多不过停留在“脱亚入欧”的福泽标签上，所以产生谬误在所难免。

福泽谕吉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的确对日本影响很大，但他开口所谈的自由，闭口所提的独立不过是要个人摆脱小共同体的影响（家庭或藩），并能最好的效忠于天皇。明治时代的《尊王论》与《帝室论》都是出自福泽谕吉之手，他之所以批评儒家是因为儒家思想妨碍了忠君，他认为受儒家影响的士人头脑太复杂。难于唯君主之命是从。他赞扬日本武家大都无知更容易一竿子到底，并说这是水之趋下。

同时他还宣扬无条件的忠于天皇，他主张天皇统御军队，拥有土地与既尊且贵的权威。福泽谕吉式的个人自由与后来的军国主义完全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脉络。他对日本的影响准确的说应该是毁坏多于建设，但很多人却盲人摸象，并忽视了他整个思想的脉络。福泽谕吉的汉诗“世论怜佗多苦辛，生民谁是不王臣。鲂鱼赪尾政坛事，吾仰帝家万岁春。”可以说是福泽谕吉诗以言志的最好说明①。

福泽谕吉的尊王倾向其实在德川幕府早期就已逐渐形成（清初），当时代表性的人物以山鹿素行最为突出。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引用华夷之辨肯定日本为中心的正统性，并以儒家理念糅合日本神道确立了武道伦理。山鹿素行虽明确反对宋明朱子理学，可他仍肯定周孔②的儒学价值观，并主张直接学习圣学，从经典中理解圣教。可是山鹿素行尊奉的忠君却与儒家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相背离。而其充斥着神国史观的神道色彩，不光违背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观点，也丧失了治学应依据事实的严谨态度。#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后来的吉田松阴更是在山鹿素行的基础上将神国史观与尊王忠君推到了极至，他认为武士应以行动与信仰为重，而思考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吉田松阴将忠君做为善恶的评判标准，而士大夫的从道不从君则被视其为丧心病狂③。他指责择贤君而事的孔子，君不肖则易位的孟子是不知君臣之大义。吉田松阴一方面肯定山鹿素行化的儒家伦理，但又对儒家妨碍忠君的民贵思想极为敌视。可是只注重武道伦理责任的走极端，虽能在国家需要之时如水之趋下，但失去自主只知义而不知仁的个体将会被完全泯灭。这种麻木而近于凄美的愚忠正是吉田松荫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其后的军国主义也正是朝着他所期望的方向一路狂飙。

这种狂飙在“黑船叩关”的危机意识中可以引导日本走向强胜，并能在幕藩冲突中起到恰到的好处，但欣赏樱花盛开刹那不容蹉跎的武道性格，其武勇忠君与福泽谕吉鼓吹的日式个人自由主义，在否定儒家后造成的是个人应对国家尽义务，国家利益成为凌架于一切之上的绝对存在。这种将为国尽忠做为行动之目标的明治启蒙，其结果是缚束了人的个性，并使道德伦理变得无足轻重，从而丧失了其应有的约束力。

所以只要国家需要妇人会不以做慰安妇为耻，男子会以嗜杀战死为荣。造成往后日本一发不可收拾的始作俑者，正是为军国主义张目的吉田松阴与福泽谕吉等一干人。他们理论的出发点虽看似格格不入，但拥君集权的思路实则殊途同归。吉田松荫的皇国观点与福泽谕吉的“自由”主张从两个不同的切入点，将和魂洋才以武道与实用的西化有机的结合为一体。

福泽谕吉起先在其着作中声言人无天生贵贱之分，并阐述天皇制不过是维护国本的政治形式，只要有促进文明的价值，在他看来共和制或君主制不过是无关紧要的表像。他认为古代日本由于幕府与天皇的双重存在，自由方能在至尊未必至强的政治现实下留有余地。在福泽谕吉的论述中他将皇统与国本比喻为眼睛与身体的关系，并说为了健康岂有只保护眼睛之理。他在《文明论概略》里甚至也不乏对天皇的指责与批评之声，他说：“试看保元平治已来，天皇不明不德的举不胜举，即使后世的史家用尽谄谀的笔法，也不能掩饰他们的罪迹。”
#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可是福泽谕吉后来的《尊王论》、《帝室论》却又否定了上述观点，他说天皇尊贵且神圣，我帝室绝不可沦为下界之政党。一国政治大刹风景的是以法律公文控制人民，从其约束而赦之，不从则罚之。他认为政府这种外在的秩序约束，无法做到对人精神内在（思想）统御的理想效果，而帝室超脱于政府的神圣性在他看来却可以补上这份缺憾。这一点与明治元勋企图用天皇取代宗教，从而架构内在向心力的思路不谋而合。所以肯定天皇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一颁布，福泽谕吉虽有加深官民对立的担忧，但他的立场却是非常明确的。

福泽谕吉认为帝室是统万机者而不是应万机者，军队在他看来不应归属于政党，但他却并非要支持军队国家化，他要的是天皇统御兵权，他给出的理由是国会的公信力不如国民对帝室的信任，所以帝室执掌兵权才能使国家获得安宁。福泽谕吉并不满足于天皇统帅军队这一项，他认为天皇统御天下，四万臣民皆为帝室赤子，日本全国之富即是帝室财产。“我国建国之体在于‘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我邦之法，自古天皇拥有全国，人民无尺寸私地”。所以福泽谕吉认为帝室应有足够丰裕的财产，从而担负起主导教育与奖励民间技能的责任。也就是说天皇的权力应囊括一切世俗之事物，而政府不过是行使此一神圣权力的执行机构罢了。

那些持两分法将福泽谕吉进行前后切割，并部分加以肯定的声音，其实根本就不了解福泽谕吉。从福泽谕吉启蒙的动机而论，他根本不存在前后不同的思想分裂，我个人认为他由始至终都保持了思想的高度统一。福泽谕吉的追求说白了就是国家的强大，概括起来就是“内安而外竞”。这种国家主义的追求有限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做到，这需要有极强动员能力的中央集权才能实现，所以福泽谕吉批评儒家妨碍忠君，并鼓吹天皇独裁也就不奇怪了。#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在福泽谕吉看来当今之势“强权即公理”，日本要么成为肉食者的猎物，要么自己成为猎食者。在他看来日本应通过集权的方式使自身强大并以此扩张“国权”，在甲午战争前后，他主张日本军队应再接再厉一举占领东北进而直捣黄龙，为此他还募捐了一万日元的经费支援战争。福泽谕吉这种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文明开化，归根结底就是要使国家强大能攻，为了这种“进步”帝室必须至尊至强，儒家的从道不从君显然妨碍了人民对权威的唯命是从。

福泽谕吉的思想之所以发展成对帝室的推崇，完全是其追求所决定的。他否定了儒家不平等但对等的王道，却步入了法家不平等也不对等的霸道。这种观念的转变类似于中国的周秦之变，对照当时日本的时代背景，明治维新到昭和终战，福泽谕吉的设想与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谓高度重合，但这不应全部归罪于福泽谕吉，没有伊藤博文（吉田松阴门生）等一帮明治元勋流于表面的欧体配合这也是无法实现的。

从《大日本帝国宪法》将天皇定于至尊，政治上首相对天皇负责，日本的追求就与主权在民的理念已严重对立，福泽谕吉的启蒙不是推动了日本政治的现代化，而是用文明的名义将日本推向独裁。他的思想与那些明治重臣保持了不谋而合的一致，从而造成了“七生报国”知忠而不知仁，武勇但不知羞恶的人格扭曲。最后被福泽谕吉赞誉有加的知君臣之大义，并能舍身忘死的武家性情的确是如水之趋下，但他的冲击却也吞噬了日本本就脆弱的道德伦理。

日本幕末大儒横井小楠早在明治初年就已隐约感觉到“尊王攘夷”背后的不祥征兆，他虽倾向于“公武合体”④的尊王敬幕，但他开国通商与政体改革（倾心于美国政体）的主张却早已远远的超越了这些后生。横井小楠认为“天下为公共之政”，并赋诗质疑万世一系的血统论。他与吉田松阴、福泽谕吉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国家之目的应使民进民富，这种思想显然受到了“百姓足，君孰于不足”的儒学影响。

所以他坚信儒学有维系现实秩序与道德准则的作用，对于神道他的表现是十分排斥，并说“神道之害很大，水户、长洲的动荡可以看的出来，这是日后会拿弓箭射自己君父的思想”。横井小楠的《国是三论》对明治维新有极为大的影响，但他却没能改变那个时代，反而被那个时代所吞噬⑤。#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就横井小楠的眼界而论，他的远见卓识完全在福泽谕吉等人之上，但在一个废藩置县逐步走向中央集权的时代，儒家的仁爱思想显然不能适用于法家的环境，所以福泽谕吉者流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弄潮儿。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无论对现在的日本，还是将来的中国都是一种毒害。他脱亚入欧要达到的目的不过是要像欧洲国家那样强大能攻，至于个人自由则完全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为了远大的目标，神圣的帝室个人权利根本毫无价值。如若不是日本战败，美国改变了其制度，以福泽谕吉的理念做为指导思想，铺就的必将是法家通往暴秦的奴役之路。

福泽谕吉留给后世的不是正面的价值，而是引以为戒的教训。我们不应迷恋一个人的口号，而应认真的去探究他的本质。现代科技让知识变得触手可及，这一点我们比古人要幸运得多，可是有一点却是始终相同的，那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们并不比前人更高明，我们不过是在他们的经验与教训之上看得更远而已，我们切不可以因此变得狂妄而不自知……



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写于2018年9月19日 雨

①秦晖先生：两次启蒙的切换与“日本式自由主义”的影响
②周孔：指周公、孔子之道
③吉田松阴对长洲大儒山县太华的指责
④公家朝廷与武家幕府相结合的政治措施
⑤横井小楠主张开国被攘夷派指为国贼，并于1869年被福冈为首的藩士所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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