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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諭吉——一個被無限拔高的「偉人」

福澤諭吉——一個被無限拔高的「偉人」



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島（段）



時下有很多人喜歡談論福澤諭吉對日本的影響，甚至將日本今天的富足也歸功於他。事實果真如此？還是人云亦云的想當然？其實真正了解福澤諭吉的人根本不多，很多不過停留在「脫亞入歐」的福澤標籤上，所以產生謬誤在所難免。

福澤諭吉的《勸學篇》、《文明論概略》的確對日本影響很大，但他開口所談的自由，閉口所提的獨立不過是要個人擺脫小共同體的影響（家庭或藩），並能最好的效忠於天皇。明治時代的《尊王論》與《帝室論》都是出自福澤諭吉之手，他之所以批評儒家是因為儒家思想妨礙了忠君，他認為受儒家影響的士人頭腦太複雜。難於唯君主之命是從。他讚揚日本武家大都無知更容易一竿子到底，並說這是水之趨下。

同時他還宣揚無條件的忠於天皇，他主張天皇統御軍隊，擁有土地與既尊且貴的權威。福澤諭吉式的個人自由與後來的軍國主義完全是相輔相成的一個脈絡。他對日本的影響準確的說應該是毀壞多於建設，但很多人卻盲人摸象，並忽視了他整個思想的脈絡。福澤諭吉的漢詩「世論憐佗多苦辛，生民誰是不王臣。魴魚赬尾政壇事，吾仰帝家萬歲春。」可以說是福澤諭吉詩以言志的最好說明①。

福澤諭吉的尊王傾向其實在德川幕府早期就已逐漸形成（清初），當時代表性的人物以山鹿素行最為突出。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實》引用華夷之辨肯定日本為中心的正統性，並以儒家理念糅合日本神道確立了武道倫理。山鹿素行雖明確反對宋明朱子理學，可他仍肯定周孔②的儒學價值觀，並主張直接學習聖學，從經典中理解聖教。可是山鹿素行尊奉的忠君卻與儒家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相背離。而其充斥著神國史觀的神道色彩，不光違背了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家觀點，也喪失了治學應依據事實的嚴謹態度。#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島（段）#

後來的吉田松陰更是在山鹿素行的基礎上將神國史觀與尊王忠君推到了極至，他認為武士應以行動與信仰為重，而思考則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吉田松陰將忠君做為善惡的評判標準，而士大夫的從道不從君則被視其為喪心病狂③。他指責擇賢君而事的孔子，君不肖則易位的孟子是不知君臣之大義。吉田松陰一方面肯定山鹿素行化的儒家倫理，但又對儒家妨礙忠君的民貴思想極為敵視。可是只注重武道倫理責任的走極端，雖能在國家需要之時如水之趨下，但失去自主只知義而不知仁的個體將會被完全泯滅。這種麻木而近於凄美的愚忠正是吉田松蔭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其後的軍國主義也正是朝著他所期望的方向一路狂飆。

這種狂飆在「黑船叩關」的危機意識中可以引導日本走向強勝，並能在幕藩衝突中起到恰到的好處，但欣賞櫻花盛開剎那不容蹉跎的武道性格，其武勇忠君與福澤諭吉鼓吹的日式個人自由主義，在否定儒家后造成的是個人應對國家盡義務，國家利益成為凌架於一切之上的絕對存在。這種將為國盡忠做為行動之目標的明治啟蒙，其結果是縛束了人的個性，並使道德倫理變得無足輕重，從而喪失了其應有的約束力。

所以只要國家需要婦人會不以做慰安婦為恥，男子會以嗜殺戰死為榮。造成往後日本一發不可收拾的始作俑者，正是為軍國主義張目的吉田松陰與福澤諭吉等一干人。他們理論的出發點雖看似格格不入，但擁君集權的思路實則殊途同歸。吉田松蔭的皇國觀點與福澤諭吉的「自由」主張從兩個不同的切入點，將和魂洋才以武道與實用的西化有機的結合為一體。

福澤諭吉起先在其著作中聲言人無天生貴賤之分，並闡述天皇制不過是維護國本的政治形式，只要有促進文明的價值，在他看來共和制或君主制不過是無關緊要的表像。他認為古代日本由於幕府與天皇的雙重存在，自由方能在至尊未必至強的政治現實下留有餘地。在福澤諭吉的論述中他將皇統與國本比喻為眼睛與身體的關係，並說為了健康豈有隻保護眼睛之理。他在《文明論概略》里甚至也不乏對天皇的指責與批評之聲，他說：「試看保元賓士已來，天皇不明不德的舉不勝舉，即使後世的史家用盡諂諛的筆法，也不能掩飾他們的罪跡。」
#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島（段）#

可是福澤諭吉後來的《尊王論》、《帝室論》卻又否定了上述觀點，他說天皇尊貴且神聖，我帝室絕不可淪為下界之政黨。一國政治大剎風景的是以法律公文控制人民，從其約束而赦之，不從則罰之。他認為政府這種外在的秩序約束，無法做到對人精神內在（思想）統御的理想效果，而帝室超脫于政府的神聖性在他看來卻可以補上這份缺憾。這一點與明治元勛企圖用天皇取代宗教，從而架構內在向心力的思路不謀而合。所以肯定天皇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一頒布，福澤諭吉雖有加深官民對立的擔憂，但他的立場卻是非常明確的。

福澤諭吉認為帝室是統萬機者而不是應萬機者，軍隊在他看來不應歸屬於政黨，但他卻並非要支持軍隊國家化，他要的是天皇統御兵權，他給出的理由是國會的公信力不如國民對帝室的信任，所以帝室執掌兵權才能使國家獲得安寧。福澤諭吉並不滿足於天皇統帥軍隊這一項，他認為天皇統御天下，四萬臣民皆為帝室赤子，日本全國之富即是帝室財產。「我國建國之體在於『率土之濱莫非王土』我邦之法，自古天皇擁有全國，人民無尺寸私地」。所以福澤諭吉認為帝室應有足夠豐裕的財產，從而擔負起主導教育與獎勵民間技能的責任。也就是說天皇的權力應囊括一切世俗之事物，而政府不過是行使此一神聖權力的執行機構罷了。

那些持兩分法將福澤諭吉進行前後切割，並部分加以肯定的聲音，其實根本就不了解福澤諭吉。從福澤諭吉啟蒙的動機而論，他根本不存在前後不同的思想分裂，我個人認為他由始至終都保持了思想的高度統一。福澤諭吉的追求說白了就是國家的強大，概括起來就是「內安而外競」。這種國家主義的追求有限政府根本沒有能力做到，這需要有極強動員能力的中央集權才能實現，所以福澤諭吉批評儒家妨礙忠君，並鼓吹天皇獨裁也就不奇怪了。#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島（段）#

在福澤諭吉看來當今之勢「強權即公理」，日本要麼成為肉食者的獵物，要麼自己成為獵食者。在他看來日本應通過集權的方式使自身強大並以此擴張「國權」，在甲午戰爭前後，他主張日本軍隊應再接再厲一舉佔領東北進而直搗黃龍，為此他還募捐了一萬日元的經費支援戰爭。福澤諭吉這種帶有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的文明開化，歸根結底就是要使國家強大能攻，為了這種「進步」帝室必須至尊至強，儒家的從道不從君顯然妨礙了人民對權威的唯命是從。

福澤諭吉的思想之所以發展成對帝室的推崇，完全是其追求所決定的。他否定了儒家不平等但對等的王道，卻步入了法家不平等也不對等的霸道。這種觀念的轉變類似於中國的周秦之變，對照當時日本的時代背景，明治維新到昭和終戰，福澤諭吉的設想與軍國主義的發展可謂高度重合，但這不應全部歸罪於福澤諭吉，沒有伊藤博文（吉田松陰門生）等一幫明治元勛流於表面的歐體配合這也是無法實現的。

從《大日本帝國憲法》將天皇定於至尊，政治上首相對天皇負責，日本的追求就與主權在民的理念已嚴重對立，福澤諭吉的啟蒙不是推動了日本政治的現代化，而是用文明的名義將日本推向獨裁。他的思想與那些明治重臣保持了不謀而合的一致，從而造成了「七生報國」知忠而不知仁，武勇但不知羞惡的人格扭曲。最後被福澤諭吉讚譽有加的知君臣之大義，並能捨身忘死的武家性情的確是如水之趨下，但他的衝擊卻也吞噬了日本本就脆弱的道德倫理。

日本幕末大儒橫井小楠早在明治初年就已隱約感覺到「尊王攘夷」背後的不祥徵兆，他雖傾向於「公武合體」④的尊王敬幕，但他開國通商與政體改革（傾心於美國政體）的主張卻早已遠遠的超越了這些後生。橫井小楠認為「天下為公共之政」，並賦詩質疑萬世一系的血統論。他與吉田松陰、福澤諭吉的觀點不同，他認為國家之目的應使民進民富，這種思想顯然受到了「百姓足，君孰于不足」的儒學影響。

所以他堅信儒學有維繫現實秩序與道德準則的作用，對於神道他的表現是十分排斥，並說「神道之害很大，水戶、長洲的動蕩可以看的出來，這是日後會拿弓箭射自己君父的思想」。橫井小楠的《國是三論》對明治維新有極為大的影響，但他卻沒能改變那個時代，反而被那個時代所吞噬⑤。#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島（段）#

就橫井小楠的眼界而論，他的遠見卓識完全在福澤諭吉等人之上，但在一個廢藩置縣逐步走向中央集權的時代，儒家的仁愛思想顯然不能適用於法家的環境，所以福澤諭吉者流就成為了那個時代的弄潮兒。福澤諭吉的啟蒙思想無論對現在的日本，還是將來的中國都是一種毒害。他脫亞入歐要達到的目的不過是要像歐洲國家那樣強大能攻，至於個人自由則完全不在其考慮範圍之內，為了遠大的目標，神聖的帝室個人權利根本毫無價值。如若不是日本戰敗，美國改變了其制度，以福澤諭吉的理念做為指導思想，鋪就的必將是法家通往暴秦的奴役之路。

福澤諭吉留給後世的不是正面的價值，而是引以為戒的教訓。我們不應迷戀一個人的口號，而應認真的去探究他的本質。現代科技讓知識變得觸手可及，這一點我們比古人要幸運得多，可是有一點卻是始終相同的，那就是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我們並不比前人更高明，我們不過是在他們的經驗與教訓之上看得更遠而已，我們切不可以因此變得狂妄而不自知……



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島（段）

寫於2018年9月19日 雨

①秦暉先生：兩次啟蒙的切換與「日本式自由主義」的影響
②周孔：指周公、孔子之道
③吉田松陰對長洲大儒山縣太華的指責
④公家朝廷與武家幕府相結合的政治措施
⑤橫井小楠主張開國被攘夷派指為國賊，並於1869年被福岡為首的藩士所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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