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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府、自由个人两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下篇）

「认知（十三）」民主政府、自由个人两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 （下篇）

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人们总是担心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就会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固化模式。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自由经济的正常运行不会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严重对立。产生两极分化严重对立的，恰恰不是自由经济，反而是政府干预看得见的手。俄国的经济寡头就是政商勾结所留下的后遗症，而中国更是其中的典型。

在自由经济的发展中财富累积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差异，但这种物质差异并不影响权利平等，更不会有冲突性的阶级对立。中国所特有的仇富心理根源并非狭隘的嫉妒心，而是权利不平等招致的怨恨。自由市场的公平竞争会使物价更为合理，也会使社会秩序更为稳固，他会以自然的方式弥合发展中的不良，法律的作用就是要维持这一状态，并确保经济行为不致造成伤害即可。

战争所导致的紧急状态都不应成为限制经济自由的借口，但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这一状态，不致有被侵害的危险，对战争国两害相较取其轻的经济干预显然是必要的。这种为了维护自由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应随着敌对状态结束而终止，但和平状态下的国际贸易必须是对等的关系，如若一方施加不公正或利于自身的限制，对其贸易干预就是维护自由市场的必要措施，虽然后者的干预还击同为对经济自由的限制，但后者却是为了限制对自由经贸的侵害行为与维护他的运作。#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经济自由的市场化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潜力，并在资本回报中最大程度的激发创造力，并能在经济回馈的明确信号下将资源最大化的合理配置，这种非人为的市场反应机制，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解决人们的需求匮乏。当生产过剩之时，他又会以投资失败作为惩罚。市场需求与投资回报是成正比的关系，他以明确的信号指引人们的经济行为。

权力主导的计划经济不但无法解决需求因人而异的非统一性，而且也无法做到为需求而生产，由于计划经济扼杀了市场经济的回报机制，个人追求财富的利己动机也就没了施展空间，由此生产与创新就完全失去了其应有的能动性，并会在懒惰中走向消亡。前苏联的为需求而生产不但无法满足需求，而且还导致了物质的极大匮乏，其结果是经济失去弹性，而权力却无限延伸。

有一点常常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个人追求利润的自私性并不会造成不良影响，事实证明他反而会在利己的自然激励下丰富人们的生活。经济行为产生的高利润回馈，在自由状态他并非罪恶，而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投资回报。他向人们展显了物资匮乏的程度，从而指引人们追求利润弥补匮乏。由此形成的市场竞争会在良性的发展中提升产品的质量，会使价格更加趋于合理。

而这种自然的商业行为在便利了我们的同时，他还要面对自身的投资风险。如果需求达到饱和，他还要承受投资失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这种只知贼吃肉，不知贼挨揍的偏见，完全是不经过大脑的想当然。在现实中很多实业家并非极端自私的铜臭之徒，如民生公司的卢作孚，在抗战时期他不计个人得失的宜昌大撤退，于国于民又有几人可与匹敌？士农工商并不具有任何属性，他不是恒定不变的阶级，他不过是社会的不同分工而已，在自然经济发展中他们是良性互动的利益共同体。正是由于企图改变这一状态的强制性措施，才使他们互为冲突。#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苏联的计划经济没有打造出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人间天堂，反而制造了一个物质极其匮乏，民生极为凋敝的悲惨世界。中共步其后尘的权力通吃，使权贵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天堂，剩下的只有丛林法则的人相食。我们不要以为只有极权制度才会通往奴役之路，迷信于民主政治的完美，其实民主政治的异化同样可以产生类似的危害。德国魏玛共和国不断扩展的国家福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干预所起的作用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使战后形势愈加举步维艰。

当经济稳定收入多于支出时，国家社会保险对国民的保障往往越大，当经济萎靡国民困顿最需要救助时，社会保险在入不敷出的困境中反而帮助越小。国家福利之所以最终都会走向消亡，并非由于自由经济的不稳定性所致，而是由于政府企图操控经济行为的不稳定或已破坏了其自然平衡。政府高税收维持的社会保险与对产业工人过渡倾斜的公司福利要求，就像是扼住经济喉咙的锁链，双向用力被绞死将是必然。

福利国家在运行过程中，将不可避免的逐渐催毁保障个人权利的中立原则，可是通过强制性的物质平均却也无法使民众得到幸福。当政府提高税额以满足民众好逸恶劳的人性弱点时，不满的隐患也将由此产生，随着福利政策的推进，经济将逐步失去弹性，并最终引发国家危机。高福利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与其说是被战争赔款所拖垮，毋宁说是战争赔款加速了这一过程。

即便没有战争赔款，不断膨胀的政府权力与不断高涨的民众需求也会将德意志彻底催毁。当经济无法维持高福利开支，政府干预又无法满足民众的期望效果时，不满情绪将会充斥整个社会，这无疑是极端思潮最好的媒介。最后的结果只会是：要么在沉默中死亡，要么在沉默中爆发。最后的最后只可能是社会的完全崩坏，秩序的荡然无存。#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摆脱困境的急迫性，将会以群体无理性的方式呈现，不起作用的民主制度，恢复（重建）秩序的民众渴望，将会造就一个强人政治力挽狂澜的倾向。它可能会是一种国家主义或带有民主面貌的独裁方式，但可以肯定这对个人自由无益。做为统治者它可能被称为领袖、元首，抑或总统，可这有什么关系哪？这并不影响权力的不受制约。

二十世纪，左转的大政府倾向像旋风一样的席卷了整个世界。有些仍被人们所称道，比如大萧条后的罗斯福新政。这种国家干预的新经济政策与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本质上完全相同，有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它的成就不过是夸大的结果，但它赤字财政的扩大政策却导致了后期的通货膨胀，以及美国逐渐走向大政府的后遗症。而它更是通过民主制度卑鄙的在总统位置上干到死（当是美国没有规定总统届期，但有例可寻），它恐怕是美国历史上脸皮最厚的总统，跟演二人转的普京简直难分伯仲。



当自由不能维持生活时，人们总是把肚皮放在第一位，即使有宪政传统的美国人亦不能幸免。美国由于有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与个人权利不可侵害的自由传统，才使罗斯福新政不会如极权中国一般有如此恶劣的表现。但国家干预的权力之手一旦伸出笼子，它是很难再情愿缩回去的。美国虽有先贤们前瞻性的制度设计，但并非就可以完全避免国家意志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伤害。

在奥巴马时期走向极端的种族双重标准，可以将反对女友与黑人交往的言论指为严重的种族歧视（奥巴马对快船老板多纳德.斯特林与女友争吵录音的谴责），但一黑人在社交媒体上鼓动洗劫华人商铺的不友好言论，却可以被奥巴马们以言论自由包容之。这种以平权为幌子的逆向歧视，是政府在国民之间制造一种不平等，它违背了合理性大于善的法律原则，也侵害了个人无害于他人的自由权利。

而由此引起的寒蝉效应对任何一方都是极为有害的，被保护者由于可预知的后果，会变得越来越过份，但这种每况愈下并非是种族劣根性的表现，而是制度倾斜的有恃无恐在作祟，这也是中共特权阶层只所以表现如此恶劣的原因所在。与极权社会相同的是“特权”所引起地是社会的断裂与对抗，区别在于极权社会是官民对立，有倾向性的民主社会是族群对立，前者的问题虽刻不容缓，但后者也不应掉以轻心。#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宪政是迄今为止最行之有效，也是伤害最小的一种政治制度，但其多数人的民选决策机制并不像某些人幻想的那样完美。若宗教不宽容的极端，人性贪婪、恶劳与占便宜的阴暗面被激发并被群体所裹挟，那民主政体就会异化为多数人的暴政。这也是为何执念宗教占多数的中东、东南亚无法用民主政体实现安定的原因。针对人性弱点的高福利政策在希腊的失败与在法国等地的积重难返，已形象的说明了民主政体若异化，它的伤害也将是极为可怕的。

这一系列问题并非是一个死结，即便是也不表示无解决的方法。解决之道首先是个人不应妄想依赖政府以实现个体之追求，不应以政治手段获取与自身负出不成对比之利益，并防范政府企图制造有差别的倾向性。国民依靠政府的程度应止乎所止，应节制盲目的索取心理，不可让守门人喧宾夺主的为我们安排一切，因为我们是可以自我负责的公民，不是没有自理能力的低能儿。

为了确保“自由”不被滥用，权责的界限我们必须明了，这就好比做游戏，你不知道准则，你就无法进行游戏。所以综上所述并非要否定民主制，而是为了指出民主制的弊病，使其避免照单全收的刻板不足。这对于民主制度是适当的修补与完善，也是对误入歧途必要的防范。古人曰：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

这并非理性的先见之明，而是实践与试错相结合的经验累积，后发优势正是此一基础纠错的结果。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并不至善完美，也不具备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没必要夸大他的作用。我们争取民主政治，首先应知晓遵循保障个人自由这一原则，由此我们才能防范任何偏离这一原则的危险行为。民主制的优点是能以中立的法律原则，最大程度的保障个人自由，这是保持公意与自由不相抵触的平衡点，也是维持民主政治运作的关键环节。

我们自秦以降外儒实法的历史教训，极权强加的非人苦难，应使我们学会保持足够的警惕与必要的自醒。英烈先贤以及无数同胞的牺牲，虽没能让我们摆脱困境，但试错经验却为我们的前行划出了血红而醒目的警戒。只有切身体验苦难的民族，才能体会这切肤之痛。后人复哀前人，并不胜其哀的民族苦难，吾辈有责任将其终结。前人不负今人，我们又岂能愧对后人！

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写于2018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