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世界》第一部第二章 劳改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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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欢世界》第一部第二章 劳改第一站

帖子由 admin » 2019年6月24日

一、十五里短途行军

队伍在车站前面的广场上集合好了,一位干部在队前宣布:“今天全体步行,一共十五里地,到前边五里地的一分场路边吃午饭。路上按小组排好队走,不许掉队,不许……”他又宣布了几个不许,然后把余清江、刘玉宝拉到队前“照像”:“看见没有?这两个人违犯纪律打架斗殴,所以才把他们铐起来。现在让他们在队前做个检查,如果态度不好,就这样铐着走!”说完一指余清江:“你说!”

老余心里本来有气,他要在众人面前摆摆这个理儿。可是刘玉宝心里明白:“只要这个焊洋铁壶的一梗脖子,这副铐子就摘不下来了。别说十五里地,就是走到吃午饭的地方,这铐子不把骨头勒出来才怪哩!”他不能让老余开口,于是他抢在前面冲队长点点头,哈着腰陪着笑说:“报告队长,我知道错了,下车的时候不该挤,更不该和别人对打。我保证今后改正,决不再违犯纪律。请求政府把铐子打开,不然走不到地方我就没命了!”

队长满意地点点头,然后眼睛盯着老余说:“你,怎么样?”

老余心里不糊涂,他也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只是心里憋了一口气儿。他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现在刘玉宝这个“滚刀肉”都服软儿认错了,他还梗脖子干吗?所以他强忍住心里的不平,瓮声瓮气地说:“我承认不该打他,今后一定改正,决不再犯。”

队长心里也明白,戴着手铐,背着行李,要走这么远的路,对这两个人来说的确够呛。他把铐子给他们摘了,说:“这铐子先给你们两人摘了,半道儿上再闹事儿,我可就不客气了!”于是他手一挥,喊了声:“出发!”这几百人的“乌合之众”就背起行李开始步行。

清河农场位于华北平原的东部边沿地区,在宁河县境内。宁河县当年属河北省管辖,如今划归天津市,成了天津市的一个区。从北京到山海关的京山铁路经过这里,有一个快车不停、慢车只停一分钟的小车站叫“茶淀”站,所以清河农场又叫茶淀农场。也因为北京郊区有一个清河镇,为了区别,北京人一般都称这里为茶淀农场。但是它的官称仍是北京市公安局清河农场,对外的牌子则叫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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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里在五千年前还是一片深海,曾经是古黄河的入海口,经过几千年的河床泥沙淤积,成了一片大苇塘,一向是盗匪出没窝藏的地方。到了元朝,这里就已经有官府垦荒的记载。明朝着名的“右屯卫”,就在这里驻兵“军垦”,也曾经形成过人烟稠密的市镇,明亡以后才逐渐衰落,只留下几个小村子,大都被土匪盘踞着。而正式成立农场开垦,还是日本鬼子为了筹备军粮,征集几千名善于种水稻的朝鲜农民强迁到这里来开荒洗碱种水稻。1948年平津战役之后,共产党接管了这片土地,并成立清河农场的前身启明农场。建国之后,有关部门请苏联农业专家来此视察指导,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开垦这块土地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而具备这个条件的只有公安部门,因为解放后抓起来不少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急需一个关押改造的地方,于是1950年这里就成立“清河四大队”,正式划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工作处管辖了。从此,尽管从地图上看这里属于河北省宁河县,但是却属于北京市管辖。这种“市区外领地”,公安局叫做“飞地”。

按照中央给清河农场划拨的范围,有几十万亩之大,但是历年以来直到1958年,只开垦出潮白河以东的六万亩土地,从东往西,分别设了四个分场:一分场、二分场和四分场,都是关押劳动改造的犯人,三分场则是组织北京市社会青年志愿参加的“垦荒队”,所以也叫“青年农场”。不过没过多久,这些“志愿垦荒队员”们就逐渐找理由回到了北京市内,“青年农场”名存实亡,于是公安局又分配来一些因各种原因下放的公安系统干部到这里劳动锻炼,虽然没有正式的名称,但是习惯上通称“干部农场”。此外,还有一个由女犯人组成的“园林队”,直属总场部管理。而潮白河以西近二十万亩土地,除了遗留下历朝历代开垦过的痕迹和茂密的芦苇蒿草之外,没有任何农作物。

自从历史進入1958年,全国人民各行各业都在大跃進,公安系统自然也不例外,各劳改企业都在想方设法响应并配合全国的大跃進形势。现在,开垦西荒地的议题终于提到了清河农场领导人的面前来了。农场钟政委和林场长这时候刚刚结束了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劳改工作处召开的生产会议,坐上农场那辆吉普车从北京连夜赶回农场来。

从汽车一离开北京,钟政委就靠在后座的靠背上闭目养神,而坐在身边的林场长,却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之中。

林场长原本是个地方干部,因为他从四八年启明农场成立,就在这片土地上工作,后来调到华北蓟运河地区拖拉机站工作,仍然在这片土地上开荒种地。苏联专家来这里视察,也是他作为本地干部陪同的,所以农场划归北京市公安局以后,他就被借调过来,在农场负责生产领导工作。他还清楚地记得苏联专家对西荒地二十万亩土地的评价:“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只要按照我们苏联农场的模式来开垦,一定可以让这里实现万亩稻花香的景像。”但是囿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农场一直没有能力越过潮白河去开荒。

现在不同了,五处领导和市局王副局长在会上宣布:“要以大跃進的精神,向西荒地進军!农场要人给人,要物资给物资,全力支持开发西荒地。当年日本人、朝鲜人没能实现的开发西荒地的设想,要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变成现实。”所以林场长心里高兴,几次想和钟政委聊几句,也让他共享自己心中的快乐。但见老钟闭目养神,又不想打搅他。因为他清楚:老钟此刻一定在脑子里考虑更多更深的问题。

老钟家住在北京市公安局机关宿舍。几天前,他就从他的邻居加酒友市局王副局长嘴里得知了开发西荒地的消息。王副局长前几年刚从处长升为副局长,家还住在处长级住宅区,而钟政委是个副处级干部,两人一直做了快十年的邻居了。那天还是王副局长把他找去喝酒的,酒过三巡之后,那高度的酒精把一向慎言的王副局长的嘴撬开了。

“老钟……”王副局长和钟政委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虽然级别职务相差二三级,但是两人多年的交情还算不错,所以从来不叫官称。“开发西荒地,经济意义还在其次,主要是政治意义。这一点,你作为农场政委,一定要认识到。有些话我不能对你讲的太明白了,这是干咱这一行的规矩。这次开辟西荒地,是上边的旨意。”说到这儿他一只手指头冲上指一指:“你知道,这几年政治犯全发往东北中苏边境的兴凯湖农场了。尽管老百姓现在还是一口一个‘苏联老大哥’地叫,可上边的脑瓜儿里对中苏关系已经有了新的看法,把政治犯放在中苏边境有些不大妥当了。开发西荒地的计划,就是奉上边的指示,要在北京附近建设一个可容几万人劳改的地方。将来所有政治犯全要集中到那儿去。局里研究过几次,北京郊区找不出可以容纳几万人生活、劳动的地方,所以眼睛盯在你们那二十万亩荒地上了。你跟林场长先研究一下,人力你不用考虑,我可以把往后几年中北京的劳教人员尽量多调一些到你那儿,尤其是政治犯。你主要考虑需要什么物资,过两天处里专门开会研究这件事情,到时候你和林场长一起来参加,有什么要求当场提出来解决。”

但是处务会上,老钟和老林还是把人力的事儿首先提出来。老林从工作考虑,他认为开荒造田是重体力劳动,如果弄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政治犯来,这挖渠做埂埝儿的活儿谁来干?老钟也随声附和地支持林场长的意见,但他考虑的不是干活儿。自古以来,政治犯总是一直存在着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无朕兆变化”:今天的阶下囚,明天会因为政策改变、人事更迭而变成座上客。所以在如何对待政治犯的问题上,既不能手软,不然会落个“右倾”,又不能过于心狠,以免将来被动。因此一定要掌握好一个“度”,才能给自己留条退路。而这个“度”却特别难控制,弄不好不是当权者说你手软,把你拉下马,就是政治犯翻了身,有了权,也会把你拉下马。所以他从心眼儿里不希望多来一些政治犯。但他们的意见被处党委严厉驳回了。处长严肃地说:“什么叫劳动改造?改造什么?就是要改造他们资产阶级反动的人生观。让他们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尽管他们是‘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但实质上还是敌我矛盾。对他们的改造,不是下放锻炼,可以给予照顾;这是劳改,实质上就是对他们实行专政!决不可以心慈手软!”

这话处长说得够重的,再往下说就是立场问题了,吓得钟政委、林场长不敢再提人力的事儿。其它的事儿如盖房的砖、木头、门窗等建筑材料可以从西荒地旁的水路和陆路运过去。有关西荒地建设规划,林场长答应尽快写出报告,呈处党委审批。最后老钟提出增加干部指标,请处里选派一些得力的干部来,最好是有文化的干部,以便对右派分子進行管理教育。这一点,王副局长一口答应可以从市局各单位抽调一些有文化、立场坚定表现好的干部来充实农场的干部队伍。

汽车行進中,林场长心里一直在盘算西荒地的排灌系统、房屋建设、开荒种地等一系列事情;而老钟只是想着干部配置问题和劳教人员的管理工作。尤其是后者,劳动教养是个新名词,它不同于劳改人员,如何对待他们,这是个新问题。这些人中有不少右派,怎样才能让他们服服帖帖地去干活儿?还有王副局长悄悄儿递给他的那个“需要照顾的人员”名单,如何去执行?这都是让老钟烦心的事儿。

两个人正在各自思考着,突然汽车司机一个劲儿地按喇叭,把两人的思路打断了。原来汽车已经進入农场的土公路,离场部只有两公里了。可是汽车前边有一大群背着行李走路的人。公路两边是骑马持枪的警卫押解这些人往前走。

钟政委一看手表,心里知道这又是一批从北京押送来的教养分子。他奇怪地问林场长:“老林,怎么没派汽车接送?”

“原来准备好派车的。他们接人的干部说,要让这些人先锻炼一下,好对农场的艰苦生活有个思想准备。再说,汽车已经上北京拉水泵去了。”林场长看着路上哩哩啦啦像羊群一样走着的人们,这样回答钟政委。

这时候,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在汽车前轰赶着疲惫的人们:“闪开,闪开,给汽车让开道儿!”

钟政委看着这位走路有点儿瘸的干部,心里佩服他有见识:“对!应该让他们先尝点儿苦头,如果一切都安排得舒舒服服,那还叫什么改造?”

但是他看见队伍最后边有几个年纪大的人和行李多的人,呲牙咧嘴地跟在队伍后边艰难地迈着脚步,身后有骑马的警卫在驱赶着他们快走。于是他叫司机停下,从汽车里出来。那位轰赶人的干部看见,忙晃着身子,瘸着腿走过来,站在钟政委面前行了个军礼:“钟政委!您好!李树德向您报告,这是刚从车站下车的教养人员,要赶到于家岭西村去,耽误您赶路了。我马上把人轰开,请您上车吧!”

于家岭西村,是清河农场已经开发出来的“东区”最西边的四分场的西半部分,紧挨着潮白河。过了潮白河,就是尚未开发的清河农场西区——“西荒地”了。其实,这里既没有山,也没有岭,大概因为农场开发之前当地地名就叫“于家岭”,所以习惯上都叫四分场为“于家岭分场”。

老钟眉棱一颤,挥手让他站住:“你腿上有伤?走路不方便,该向管理处要车嘛,至少你要弄匹马骑才行。”

“报告政委,我这腿是在朝鲜受的伤,只是稍微瘸一点儿,不影响走路。我作为一个队长,应当跟他们一块儿走,这样才能保证安全、顺利到达目的地。您放心上车吧,没事儿!”

李队长若无其事地劝钟政委上车。这时候正在公路上走着的刘玉宝看见有坐小车的大官儿,就甩开片儿汤话了。他放下网兜,用衣袖擦擦脸颊上的汗珠儿,喘着粗气说:咱们这可唱开《林冲发配》了。我长这么大,还没走过这么远的路呢?这可真是阎王爷招手 要命啦!

李队长闻言立刻黑了脸,喝斥他:“怎么着,刚摘了铐子不舒服是吧?你再敢在这儿煽动,我就铐上你走!”

李队长一瞪眼,伸手就往腰里摸铐子,吓得刘玉宝提起网兜往前紧走几步,躲進人群里。老钟看着这一幕,不由得笑了。他心里想:“这些家伙吃硬不吃软,他不是说‘林冲发配’吗?干脆给他们来一顿‘杀威棒’——進军西荒地之前来一次整训,开展认罪认错的运动。”他把李树德叫过来低声嘱咐他:“要照顾一下年老体弱的人,半路上多休息几次,一会儿我让一分场派两辆马车在路边等着,可以把实在走不动的人和背不动的东西装在大车上运过去。”说完上车走了。

这支几百人的队伍,走着走着真成了“散兵游勇”了,哩哩啦啦扯了有几百米长。前边走的人大部分是东西少,身体壮的,像余亮、王振春、张奎印这号人;而落在后边的除了几个年纪大身体弱的人之外,都是东西多行走不方便的人。刘玉宝的东西并不是最多,但他长这么大真的没有徒步背这么多东西走过这么远的路。俗话说:“远路无轻带”,他走了不到二里地,头上的“白毛汗”就淌了下来,渐渐地接着是腰疼,腿肚子发酸,脚步也抬不起来。尹志奎东西不多,而且两只手还空着,他就在刘玉宝身边转来转去,嘴里不停地跟他“逗牙签子”:“老刘!瞧见没有,没有花钱的不是嘛!你要是舍得几盒烟,何至于累得跟三孙子一样?舍命不舍财的东西,走不到地界儿你就得趴下!”

公路两边的警卫不乐意了,因为队列拉得太长,他们人少,路边又是茂密的芦苇荡,一旦出现逃跑的事儿,往苇塘里一钻,开枪都没用,他们可负不了这个责任。于是后边骑马的警卫一面加紧轰赶落在后边的人,一边命令前边的人停下来,等一等后边的人。这一来更麻烦了——恶性循环:前边的人本来东西少、身体壮,走走停停一点儿也不累,可后边的人就惨了:他们赶上前边的人,刚要坐下来休息,前边的人又走了,于是警卫又驱赶他们跟上。这样前边的人歇了几次,后边的人只是疲于奔命,一直得不到休息。就这样五六里的路,他们居然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最后总算走到一个丁字路口,路边的大树下摆着几只大木桶,用屉布盖着,另外还有两个木桶摆在离那几只木桶远一点儿的地方,木桶旁都站着有人。那两只木桶边站的人穿着一身白色工作服,一看就知道是伙房的炊事员。

这时候,走在前边带队的队长,指挥着先到的人领饭:“每人一份儿:四个窝头一碗菜汤,不许领双份儿!”警卫们也是轮着班儿吃饭。他们是大米饭,肉炒菜。看着那些警卫端着一碗碗雪白的米饭和油汪汪的肉菜,这些拿着搀有黑豆面儿的窝头和看不见油星的菜汤的人们,眼睛都直了,嘴里羡慕地说:“瞧瞧,人家那饭食多带劲儿,跟人家一比,咱们这东西成猪食了。”

说这话的人是尹志奎。他一听说前边开饭了,就甩开刘玉宝,紧走几步赶上来吃饭。这时候一个细脖儿大眼睛、两腮瘪着的小伙子接过话去:“瞧着人家的饭食好哇?你在外边,不是也能吃这个饭食么,谁让你哭着喊着要上这儿来啃窝头呢,认命吧!”说完他咧咧嘴巴,冲大伙儿挤挤眼,逗得众人一阵哄笑。

尹志奎长这么大,从来都是他拿别人开涮,今天还是头一回让别人耍笑。他气得脸色灰白,却找不出词儿来应对,只好咽下这口气儿,心里发着狠:“小子!搁着你的,等着我的,早晚我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的三只眼!”

后边的人陆续赶上来了。刘玉宝在路边把身上背的东西卸下,往路上一躺,四脚朝天,一动不动地歇了几分钟,等排队领饭的人少了,这才站起来领饭吃。李队长见大伙儿全坐下来吃饭,他才走到警卫们取饭的地方,和另两位队长一块儿吃干部食堂送来的饭——烙饼摊鸡蛋。

尹志奎看着队长手里那热气腾腾的烙饼夹着嫩黄的鸡蛋,嘴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说出话来心里发颤:“瞧瞧,人家那饭食才是人吃的呢,金玉满堂,顺嘴流油哇!草他妈,下辈子我也当队长去!”。

李队长一边大口嚼着烙饼,一边用拳头锤打发木的伤腿。他这条腿是在朝鲜战场落下的伤,回国后在东北八五三农场劳动学习了半年,就分配到清河农场一分场的劳改队当生产队长。昨天总场人事科把他找去,通知他和另两位刚从干部农场选上来的人组成教养四中队的干部班子,由他任中队长,那两人任副队长。他看到全队的教养人员都吃完饭了,于是吩咐那两位副队长:“小沈,小赵,你们把队伍集合起来,点一下名。”

沈队长叫沈宝珍。他长着一张白净的书生脸儿,戴着副眼镜,和另一位赵德喜队长原来都是公安军的军人。沈队长在公安军里当文书,赵德喜曾是一位排长。沈队长因为找了个出身资本家的对象,组织上找他谈:“要对象还是要军籍?”他毅然选择了前者。赵德喜自由主义严重,是个在部队里屡次违犯纪律、却又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人,先从排长降为班长,又赶上一件倒楣事儿,所以组织上把他们两个下放到干部农场劳动了一年。沈宝珍是个有文化的人,赵德喜出身好,阶级斗争观念强,所以组织上选了他们两个来当教养四中队的副队长。沈队长看着李队长一个劲儿敲腿,心里担扰地说:“李队长,你的腿实在走不动,等一会儿大车来了,你坐大车吧!”

赵德喜嘴噘得老高:“场部也真是的,连劳改犯都派汽车接,怎么咱们就该这么倒楣?连我这好腿都走酸了,别说老李的伤腿了!”

老李手一挥,冲他们两个说:“好啦,不用再说了,你们快去吧。”

几百人的队伍都散躺在路两边的树荫下休息。看见沈、赵两位队长过来,一些人就自动坐起来,另一些人根本不理睬,仍然躺着歇着。这时候刚才那位拿尹志奎取笑的大眼睛嘬腮的小伙子猛然站起来大声喊叫:“都坐起来!队长来了,怎么还躺着!”

刘玉宝先是伸了个懒腰,然后慢吞吞地从地上爬起来,噘着厚嘴唇嘟囔:“马屁精!”。

赵德喜见这些人待搭不理的样子,心里非常生气,心里两股火儿合在一起,就从嘴里吼出来:“全体集合,按组排成横队,马上点名!”

这一声如雷震的吼叫,吓得那些懈怠懒散的人们,慌忙从地上爬起来。那位嘬腮的年轻人主动站到路边举起一只手叫喊:“都在这儿集合!一组!二组!……”直到十几个组全集合好了,他转身向沈队长、赵队长一个立正,像喊口令似的,脆生生地喊:“报告队长!人全齐了!请指示!”然后双手握提在腰间小跑着入列,站在十组的首位。

沈队长满意地看着这个年轻人,心里默念着:“十组组长。”翻开人员名册迅速浏览一下,看到十组组长的名字叫“陈成”。他心里记住了这个名字。

赵队长从沈队长手里拿过花名册来,开始点名。他文化水平不高,碰上一个叫“周鼐鼎”的名字,他愣了半天儿念不出这两个字儿来,于是发狠大骂:“龟儿子,起的是什么鬼名字,人怪名字也怪!”

他老家是四川人,只是在北京呆的时间长了,四川话很少说。沈队长接过来一看,也有点儿眼生,朦胧中觉得后一个字念“顶”,但前一个就不认得了。他抬起头问:“谁叫‘周什么鼎’这个名字?”

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人应声答:“是我,我叫‘周鼐鼎’。”

赵队长撇着大嘴没好气儿地训斥:“把名字改改!不许叫这么别扭的名字!”

那老头儿听了心里不舒服,嘴里低声发着牢骚:“我这个名字叫了五十多年了,头一回听见说叫我改名儿的话。”

赵队长气得脸颊的肌肉颤动着,鼓起了一道道的肉棱子:“五十多年怎么了?你这五十多年白活了!现在要重新做人,你的改造就从名字改起!”

李队长走过来,用手拍拍小赵的肩膀低声说:“稍安勿躁!”转身瞪了那老头儿一眼,扭头向小沈说:“点名!”沈队长把名单接着念下去。全部人员点齐了,没少一个人,三位队长松了一口气儿。李队长开始训话:

“首先告诉你们,今后点名,叫到哪一个人,要答一声‘到’,不许乱叫。尤其严禁在队前点名的时候和队长顶撞。今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今后再有和政府干部顶撞的,不管什么理由,先禁闭三天,不信你们可以试试。当年我们在朝鲜打美国鬼子,还背着武器弹药,一走就是上百公里,饿了就是炒面加雪!你们是到这里劳动改造的,走这一点儿路就嗷嗷叫,像话吗?在这儿我给你们打一针预防针。你们要准备好吃苦,只有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炼自己,才能用汗水洗刷掉你们的耻辱,争取早日解除劳动教养,早日回到社会上去和亲人团聚,自由自在地生活。所以说,早解除还是晚解除教养,全在你们自己手里掌握着……”

刘玉宝撇着大嘴,梗着脖子,轻声对尹志奎说:“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咱们这还不是判了无期徒刑!”

他的话音儿刚落,尹志奎没答话,旁边那个周鼐鼎立刻举起手来喊:“报告队长!”

李队长正讲到兴头上,被人打断了话,而且又是那个老头儿,心里有点儿不高兴,阴沉着脸问:“你又有什么事儿?”

那老头儿刷地一下站起身来,手指着刘玉宝当场揭发:“报告队长,他刚才散布反动言论!”

刘玉宝这一下子吓傻了,脑袋“嗡”地一下像是脑浆子被抽空了,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進去。他万万没有想到有人敢当面锣对面鼓地和他对着干,心里骂:“你个老丫挺的(丫挺的——北京下层社会的口头语,是”丫头生的”的合音现象。是对人的蔑称),活腻味了!”

“他散布什么言论了?”李队长立刻追问。

“他说您‘说的比唱得好听’,还说我们‘都被判了无期徒刑’。”周老头儿毫不留情地把刘玉宝的话抖落出来。他看到三位队长挺重视,心里美滋滋的,觉着可以把刚才留在队长心里的坏印象抹去了。

李队长闻言大怒,他一瞧又是那个下车以后打架的人,不由得心里冒火。没等他说话,赵队长一声吼:“把他带过来!”

只见站在队首的那个嘬腮的组长陈成闪电般窜到队尾,一下子揪住刘玉宝的脖领子,把他硬拖到队前,而后用手按着他脑袋:“低头!”

这一下全队人都来了精神儿,个个伸脖儿瞪眼儿瞧这个热闹。

“刚才那话是你说的吧!”李队长黑着脸,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绷出来问。

刘玉宝是个“滚刀肉”,但是这种场面他还是头一次遇到。他目光四下一扫,仿佛觉得四周的警卫都端着枪冲着他,顿时觉得两腿发软,手指头、嘴唇都在抖动。他心里对自己说:“发昏当不了死,千万沉住气儿。”于是他深吸一口气,壮了壮胆儿,立即否认说:“报告队长,我根本就没说话,他可能是老糊涂了,耳朵背,听岔了。”

他口气挺硬,这一下让李队长犹疑了。他看了看姓周的老头儿,提醒着问:“除了你,还有谁听见了?”

姓周的指指缩着身子躲在人群里的尹志奎说:“刚才他就是对他讲的这话,不信您可以让他们对质!”

那姓周的老头儿这一招失算了。尹志奎再傻,也不会向着他说话的。刘玉宝冲尹志奎使了个眼色,尹志奎站在原地没说话。队里人立刻七嘴八舌地起哄:“上前边去!老实交代!”“瞧那尖嘴猴儿腮的模样,一准不是好鸟!”

“一丘之貉!”陈成大声吼叫:“上前边来!”

尹志奎磨磨蹭蹭歪着身子拧着脚,从人群中走出来,站在刘玉宝身边,歪着脖子,脸冲着天,满脸不在乎的神气,一支腿的脚尖儿点着地,示威式地抖动着。赵队长看着他那猴了巴叽的样子心里就来气儿,上来冲他屁股踹了一脚,踹得尹志奎一个趔趄差点儿摔个大马趴。他斜瞪了赵队长一眼,立刻垂手低头老实下来。因为他看到赵队长气势汹汹的样子,如果一个巴掌搧过来,他非得满地找牙不可。赵德喜气凶凶地问他:“你听见刘玉宝说的话了吗?”

尹志奎绷着脸回答:“我们根本没说话,只听着李队长训话,让我们好好儿改造,争取早点儿出去。您瞧这个老头儿,头发梢儿都白了,一准是他耳朵背听岔了,兴许这些话是他心里想的,假借揭发别人发泄对政府的不满。您好好儿审审他吧!”说完故意看了那个姓周的一眼。

刘玉宝见尹志奎被揪过来,紧张得冷汗从额头上沁出来,心里叨念着:“这小子,可别再玩儿吃里扒外那一套了。”听了小尹这番话,他的心放松下来,立刻脸红脖子粗地冲李队长喊冤:“报告队长,您听见了吧,这可是姓周的指定的证人,人家证明了我根本没说话。他这可是诬蔑好人,罪加一等,您得给我做主哇!”

他这一叫,让李队长为难了。这时候沈队长开口问:“刚才在刘玉宝身边的人,有谁听见他说的这些话了吗?”

人群立刻沉寂下来,几分钟过去了也没人说话。这也难怪,周围听到的人犯不上为一个不认识的老头儿去作证,让他立了功,自己落个得罪人。再说,如果队长质问:你听见了为什么不揭发?自己反而落个包庇坏人的罪名。姓周的老头儿见没人给他证明,气急败坏地叫嚷着:“队长!他们俩人串通一气,尹志奎包庇坏人,同流合污,请队长明察!”

李队长伸手示意姓周的老头儿住口。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他得给自己找个台阶儿下,所以他口气缓和了一些:“你们先回到队列里去,这件事不算完。”他问刘玉宝:“你叫什么名字?”刘玉宝回过头来见李队长在看他,忙不迭地回答:“我叫刘玉宝。”说完走入人群里。

“刘玉宝。”李队长嘴里重复了一遍,加重了语气说:“你这个人有问题。车站打架有你,刚才当着政委的面儿你说风凉话,发泄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现在又被当场揭发散布反动言论。这几笔账我先给你记下来。到时候再跟你算总账!党的政策你应该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低头认罪,老实交代你的犯罪事实,才是你唯一的出路。”说完他走到队伍前大声说:“从今后你们要互相监督,大胆向政府揭发坏人坏事,靠拢政府是表明一个人认罪服法的重要标志。今后有事情可以找我,也可以找沈队长、赵队长。”说着他指了指身边的两个队长。

赵队长张嘴说:“你们给我记住了,这里是公安局的劳改农场,是对你们实行专政的地方。如果今后再有人胆敢向政府干部挑衅,我们决不手软!”

李队长看看小沈,征询他是否要讲话,见他摇摇头,就大手一挥下了命令:“出发!”

这顿午饭吃了一个多小时。大伙儿体力得到了恢复,但平白挨了一顿训,心头都沉甸甸的,大都提着行李无精打采地往前挪动着步子。大伙儿不知道前边还有多远,于是一些体力弱的,年纪大的人,开始把一些不太有用的东西扔了,轻装往前走。

李队长看见,就叫住陈成,让他带着几个年纪大点儿的人在后面把别人丢弃的东西集中到路边儿上,等马车来了,装到车上,让他们也坐上马车走。

走在队伍中的王振春,看到公路上出现一股岔道儿。这条道儿直通路边一个被围墙围着的大院子。从院儿内密集的杨树间隙望去,可以看到一幢幢平房掩映其中,更有一座两层的小楼立在房群之侧。楼面的白色在阳光强射下,反射着熠熠光芒。从对着公路的围墙口望去,小楼被连片的花草树木包围着,围墙口有两个持枪的公安战士站岗警卫。

这就是清河农场真正的指挥中心——小白楼。这里名义上是农场的招待所,市局领导来了,都在这里住宿,实际上也是农场领导干部住宿、办公的地方。这些领导都是家住北京,只是单身一人在这儿居住。

此刻在小楼的一间办公室里,钟政委正站在朝公路开着的窗子前,望着公路上这些拖沓行走着的人群出神儿。过一会儿,他目送着公路上这支懒散队伍的背影,对坐在办公桌边写东西的林场长说:“老林,看见了吧,处里可是雷厉风行,说调人马上就一批接着一批调来了。现在潮白河边的于家岭东西村全快住满了,后边再来人,住都成问题了。我刚才想了一下,开发西荒地,头一条应该是修路,把公路先定下位置来;第二条是修居住点。这些人都是劳教人员,居住点要修围墙、岗楼和警卫人员居住的房屋,然后才能考虑开荒种地的事儿。我的意见,过两天立刻派一支精干的勘察小组到西荒地去实地勘定公路线和居住点,把这件事定下来,人马就可以往里开。先住席棚,同时抽调会瓦工的人组建房建队,立即投入建房。房子建一栋住一栋,争取入冬之前西荒地居住点全部建好。你觉得这样行吧?”说完,钟政委扭过头看着趴在桌上写东西的老林,走到桌旁从桌上拿起一盒烟抽出一支点上,转身走到窗下的沙发上坐下来,征询地望着林场长。

林场长把手中的笔放下来,望着钟政委思忖着说:“您提这个建议我完全同意。我马上通知生产科,把勘察小组组建起来,立即投入工作。至于您说的公路和居住点,我考虑过了。”说着他走到墙上挂着一张有日文标记的“大荒地略图”前,用手指着图说:“先在蓟运河上修一座木桥,然后修一条直通金钟河边的公路,居住点就分布在路两边,一共五个点,一二两个点盖房用砖从咱们这边——就算东区吧——运过去,河边的点从河上雇船运,离公社近的点从公社方向运过来,同时组织人力全部投入房建,争取十月前完成,然后投入开荒。明年排干渠、用干渠(排干、用干——农田灌溉系统术语,是排水干渠和用水干渠的简称)修好。要用大跃進的精神在明年种上作物。不过……”他话峰一转,从图边走回桌后坐下,点上一支烟,从容不迫地吐出一个烟圈儿:“现在我考虑的是:原来计划新增的劳力全部投入抗旱中去,可现在人增加得太快,一方面抗旱用不上这么多人,另一面蓟运河水太小,放两台泵抽水就供不上了,再加人加泵也没用,不如把劳力立刻全部投入西荒地中去,除了房建之外,有剩余劳力立刻投入排用干渠的开挖工作,这样双管齐下,可以保证明年开荒播种的進行。”

钟政委虽然坐在沙发上,但目光仍不时透过窗子玻璃往公路上扫描。直到他看到公路上出现两辆马车经过,心里才踏实下来,于是身子往沙发上一仰,头枕在沙发上闭着眼没吭声儿。林场长知道这是钟政委思考问题的习惯动作,所以也没再说话,双肘支在桌上,手架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看着老钟,等着听他的意见。

过了一会儿,老钟从沙发上站起来,在屋里踱着步子,又扫了一眼墙上挂的地图,然后似有所思地表态:“你的方案我同意。但有一点,所有刚调来的人员,必须经过一段学习整顿时间,让他们把心定下来。学一学《劳动教养决定》和农场的纪律制度,進一步开展‘认罪认错’的教育,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艰苦的劳动对他们的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今后这一条要订成制度,凡是新来的人员都要过这一关。咱们是劳改农场,思想教育改造要放在第一位,要克服干部中‘重劳不重改’的思想倾向。上次处长对我讲了,在这些劳教人员中,确实有一些罪不当罚的人,但数量极少。我们可以在学习劳动中具体掌握他们的情况,选择几个典型的例子及时宣布解除教养,一方面给他们一个公正的待遇,一方面可以给绝大多数的劳教人员树一个榜样,让他们树立争取早日解教的信心。所以等你把规划搞好,我们马上召开一个全场中队长以上干部大会,進行西荒地开发的总动员。”

清河农场,被潮白河南北贯穿。河东称为“东区”,已经开发了几十年,基本上已经成熟了,颇具规模;河西称为“西区”,因为还没开发,习惯上称为“西荒地”。今天的潮白河,是后来经过拓宽的,有一条高大的水坭桥连接东西区的柏油马路。当年的潮白河很窄,虽然有一条被称为“公路”的土路,却没桥,不论大车、汽车,都要用一只小木船摆渡。枯水期,就直接从河床上过去。

河的东岸边上,离公路一公里左右,有一片红砖房建筑群。这就是于家岭西村,这次“行军”的终点站。它的建筑格局和全农场其它居住点一样,都是出自同一张图纸:首先它有一个四方形、长宽各几百米的土围墙,围墙上架设有铁蒺藜编织成的电网,土围墙里侧是一条和围墙平行并列的、因取土筑围墙而形成的土坑,里面积满了水,形成一道护城河似的壕沟。只是壕沟在城墙的外面,而这里的“壕沟”,却在“城墙”里面罢了。围墙的南面开有大门,在围墙大门两边建有两个岗楼,有持枪的警卫盘查出入的人员。一進大门,是一个比蓝球场大两倍的广场。广场北面正对大门建有主席台,或称戏台,供开大会、放电影、看演出用。大院儿东西两面,每面横向建有三四排窑洞式房屋,每一排都有十间房子。大院儿的中部,也就是戏台的北面,建有一座比周围房屋高大的木结构房子——这是伙房。它分成三大间,门前有压水井的一面是开水房,中间一间是做主食的大伙房,另一间是做副食带病号饭的小伙房。而第一排房子都是作为管理干部办公室、商店、卫生室使用。不论在清河农场任何一个居住点,大体上都是这样的建筑布局。围墙外边同样有一排排的窑洞式房子,它们是干部们的住房和警卫们的营房以及干部食堂。

这些早期房屋之所以要采用窑洞式建筑,是因为当时木材奇缺,砖,却是由“南砖窑”、“北砖窑”的犯人烧制的,可以源源不断供应。建窑洞式住房,先用砖“发券(fá-xuàn罚楦)”,也就是砌拱顶,然后砌前脸儿、后墙和东西山墙,最后在拱顶上面填土,夯实,用水泥抹平。这样建造出来的房屋,除了门窗要用木料之外,其余部分,连一根木条都不用,不但节省了当时农场最最紧缺的木材,而且住在里面,冬暖夏凉,房顶还可以作为晾衣服的阳台和晒粮食的场地。更有一项意想不到的好处: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里离震中只有50公里,却因为“窑洞式”建筑是一个大整体,牢固非凡,一座也没倒,躲过了一场浩劫,避免了许多人的无辜死难。

二、劳动教养第一课

太阳已经偏西了,它的余光把围墙内这些房屋建筑拖了一个长长的斜影。几百个整整步行了五个小时的人们正奉命在广场休息,但绝大多数人都自动寻找房屋背阴儿的地方,就地躺下合目养神儿。王振春也赶紧拉着余亮在一个背阴儿处躺下。

他们两人虽然行李不多,但是第一次背着行李走这么远的路,都累得浑身发软,骨头像散了架一样。尤其走到最后,两条腿像有千斤重,每挪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儿,脚底板磨得好似裂开了一样的疼。到后来双脚都麻木了,只是机械地向前跨,简直没什么感觉了。直到他们看到眼前出现一块块长着绿色稻苗的农田和远处那一大片红色房墙的时候,心里才算松了口气儿:“总算到了,这里将是我今后生活的地方了!”

王振春四下望望,只见绿色稻田里穿着黑色囚衣的犯人正在田里除草。稻田的四角插着小红旗儿,几个持枪的警卫正警惕地注视着田里干活儿的犯人。王振春心中又喜又悲,喜的是总算到了自己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了。尤其他看到那田里的绿色,心中十分兴奋。因为近两个月来,展现在他眼前的无不是高墙、电网、囚衣和队长、大组长、小组长们不厌其烦的说教和训斥。他生活在这灰色、黑色的情调之中,一种压抑、悲愤的情绪油然而生。现在终于看到了代表生命的绿色,怎能不让他振奋呢?但是看到田里的犯人、田边的警卫,使他又联想到今后自己就将是在田里干活儿的一名犯人,无时不在一双双警惕的目光和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下生活和劳动,尤其眼前呈现出围墙大门两侧用白灰水刷写的八个大字:“改恶从善,前途光明”,怎不让他感到悲凉和心酸呢!——自己究竟怎样作恶、作什么恶了?如今却要“改恶”,才能“前途光明”!

此刻他躺在背阴地儿上,思前想后,竟渐渐地睡着了。他睡得正甜,却听到队长高声喊叫:“出发!还有一半路要走!”

他心里一急,从地上爬起来,行李也不要了,踉踉跄跄一步一步往前走。脚底下血泡磨破了,流的血迹在地上留下了一个个清晰的红色脚印。他只觉得全身的血液全从脚底下流光了,身体软绵绵地倒了下来……

突然一阵急促尖厉的哨子声,把王振春惊醒。他这才发现自己原来做了一个恶梦。再低头一看身边躺着的余亮,也在揉着眼睛,坐在原地发愣,眼眶边上似乎挂着泪花儿。他关切地问:“又做梦了吧?”小余从鼻孔里“嗯”了一声,在旁边正懒洋洋地从地上爬起来的尹志奎看了小余一眼,甩过一句:“对喽!今后你只有做梦的自由了。”

这时候尖厉的哨声和队长的叫喊声相继传了过来:“嘟——嘟嘟——集合了!全体集合!”

这些疲惫到极点的人们,哩哩拉拉慢腾腾地往广场上走。赵队长大声吼叫:“快点儿!跑步集合!你们这是逛公园散步吗?”

沈队长看着手腕上的手表,脸绷得像一座石雕像。

“看见没有?”沈队长右手点着左腕上的手表,冲刚集合好的人群发脾气:“十分钟还多三十秒才集合好,这像话吗?你们是来这儿改造的,还是参观的?忘了你们的身份了吧?今天我宣布,从明天开始,听见哨子响,组长要头一个出屋,组员紧跟其后,五分钟之内要全部集合好。谁敢拖组里的后腿,就由组里开他的批斗会。什么时候改正了,什么时候停止批斗。听见没有?!”

沈队长大声地喊,众人有气无力参差不齐地胡乱应了声:“听见了——”

赵队长圆瞪双目走到队前继续吼叫:“大点儿声!听见没有?”

这一回众人齐声答应:“听见了!”

接着沈队长手拿一张纸,宣布新任五个小队的小队长名字。陈成也被宣布为小队长,每个小队三个组,又宣布了组长副组长的名字。那个周鼐鼎被任命为一组小组长,王振春、余亮、刘玉宝、尹志奎就被编入一组。

点名结束以后,组长以上的人员被召集到队部开会,副组长带着本组的人,按队里指定的房号安排铺位。房子里是大通铺,用土坯搭的火炕,从南窗户下到北墙根儿,是一条长火炕,可以住九个人,只有北墙底下是一条东西方向的单人小炕,那是组长的铺位。南墙上虽然有两个玻璃大窗户,却全用报纸糊起来,室内几乎不透光;后墙有两扇朝北的小窗户,也用整块的大土坯堵死了。王振春看了看自己这个新“家”,然后把行李放在指定给自己的铺位上,坐下来休息。

余亮被分到另一间屋子。

不一会儿,组长开会回来,把全组人召集起来宣布几件事儿:第一是可以写信给家里,告诉他们自己的通信地址,但不许写“清河农场”这四个字,而只能写“京山线茶淀车站107信箱”;第二是公布场规场纪,具体的有十五个不准:(一)组员之间不准叫同志,要叫同学;(二)不准私下现金交易和赠送、交换;(三)不准串组串队;(四)发信不准封口,要经过检查;(五)不准旷工,违者关禁闭三天;(六)不准打架斗殴;(七)不准互相拉拢,称兄道弟,严厉打击组织小集团活动;(八)出收工路上不许大小便;(九)不准交谈案情、互相串供;(十)要积极劳动,不准消极混泡,投机取巧;(十一)不准顶撞干部,要服从管教;(十二)在大院儿内活动,不得接近围墙两米之内,违者以企图逃跑论处;(十三)休息时间不许擅自离开宿舍,解手、看病,上队部均要向组长请假,得到准许才可以行动;(十四)请病假必须有医务室大夫证明并经队长批准,否则不许休病假,违者强制出工;(十五)对违犯纪律者要大胆揭发检举,不准打击报复,违者处以禁闭。

除了这十五个“不准”之外,周组长还讲了一些要注意的事项:例如见了队长要立正站好,有事儿要先喊“报告”,得到允许方才可以讲话。现金一律全部交出登账,商店供应的糖、烟卷儿,每月由组长登记,统一购买,同时登记购买其它日用品如脸盆、毛巾、肥皂、牙膏、信纸信封、邮票之类,钱从个人账上扣除。上伙房取饭,以组为单位,由小值日员上伙房去挑饭、菜、开水。其它人不得擅自去伙房……。

组长讲了有一个小时的场纪场规和注意事项,让所有的人不由得咋舌兴叹。这是劳动教养生活的开始,也是为争取早日结束这种生活而积极表现的开始。周组长最后宣布队里的决定,从第二天开始学习,先学习刘少奇以主席令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

三、新任务中的难题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树德就让赵队长、沈队长分别到队里巡视各组的学习情况,他自己则关上队部的房门,把《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劳动改造条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上级下发的《场纪场规》等文件,全部从抽屉中取出来,放在桌上,认真地读起来。

自从调到清河农场当上了主管中队长之后,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担负着管理、教育犯人的工作,是一宗政策性非常强的任务。正如毛泽东主席指示的那样,是一件要“慎之又慎”的工作,所以他养成了经常学习有关文件的习惯。对自己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及时总结,队里宣布的“十五个不准”,就是他从劳改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但是对于劳动教养这个新生事物,如何掌握政策界限?对这些人怎样管理?他心里一点儿底儿也没有。上级又没有具体的条文下发,所以他才把自己关在队部的办公室里,准备通读一遍有关的文件,从中找出答案,以解心头之谜。

对于劳改的犯人如何管教,上边有《条例》,只要遵照执行就成了。但从《决定》来看,教养和劳改是不同性质的处罚,前者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因为这些人还属于就业安置性质,每月发给工资,而且有选举权;教养没有期限,说明随时可以另行就业。这和劳改更有绝对的区别。况且《决定》中规定,家长还可以把已经教养的子女领回家去自行管教。这些规定都体现了这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

但是《决定》中又强调了“教养是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而且是通过劳动来体现的,这又和劳改没什么区别。既然是“强制性的改造”,就不能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那么,在强制性和说服教育性之间,还能有什么办法二者兼顾的吗?他实在想不通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更让他觉得困扰的是:队里一些必要的管理工作由谁来干?比如负责工具领取、发放、修理的保管员,负责统计报表的统计员,还有宣传员、技术员……,这些生产、宣传、教育上的工作,上级应当另派人来担任。但是迄今为止,这个近三百人的教养中队只有他们三个干部。这么多工作,他们三个人是无论如何也干不过来的。何况上边已经明确宣布了:教养队出工不用马队警戒。这就是说:防止教养人员逃跑的责任,也全部落在他们三个队长身上了。一个中队,每天最少要有两个队长随队出工。但是两个人四只眼睛,要看管几百个人,怕是根本看不住的。所以李队长心里盘算着一个从劳教人员中选拔表现好、错误轻的人担任辅助管理工作的计划。他认为五个小队长也可以脱产或半脱产,协助队长做好警卫工作,同时利用一切时机对劳教人员進行遵纪守法教育,尤其是认罪认错教育更加重要。当然,他盘算的这些做法,都还要向总场领导反映,经批准方可施行。于是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稿纸,着手给总场领导写报告。

他刚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关于劳教人员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只听房门外有一阵汽车声响,不一会儿就有人敲门。他赶紧放下手中的钢笔,跑去开门。

门一打开,他眼睛一亮:“啊!老郭!”他内心一阵喜悦和兴奋,两只手紧紧握住来人的手摇晃着。

这时候来人的身后响起了钟政委的声音:“不要急,以后你们俩在一块儿工作,有的是时间握手,先让我们進屋坐嘛!”

李队长这才看见老战友郭子义身后还有总场钟政委和管教科宋科长站着,忙退身闪在一边,笑着说:“您瞧我,光顾着自己高兴了,快请屋里坐!”

几个人進了办公室,钟政委见桌上放着好几份文件,就顺手翻看,一边问:“怎么一个人在学习?为什么不组织队里干部一块儿学呢?”

李队长忙立正站好回答:“今天队里组织学习《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我让沈队长、赵队长下到各组巡查去了。我看这些文件,也是因为对劳教管理工作有些不明了,所以找出文件来学一学。”

钟政委一眼扫到桌上那张刚写了个题头的稿纸,于是一屁股坐在办公桌边的椅子上,一边从口袋里掏烟卷儿一边问:“你这是写报告呢?有什么问题和想法,现在就摆出来我们听听。”说着递给屋里每人一支烟,自己也点燃了。

坐在李树德床铺上的老郭意味深长地说:“钟政委,您瞧,让我说中了吧?李队长肯定和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原来在朝鲜我们俩就是老战友:他当教导员我当营长。他那份儿思想工作,做得可细了。他的战前动员,还受过师首长的几次表扬呢!”

老郭这一番赞扬的话,却像一支马蜂的尾剌,蜇疼了老李的心。他心里感到阵阵的隐痛。

他和郭子义确实是老战友。俩人一块儿参的军,一起投入解放战争,又一起随部队入朝作战。在五次战股之后,部队奉命狙击敌人掩护主力后撤,他被敌人一枚炮弹炸伤,多亏通讯员小唐把他从炸弹坑里背出来,才保住一条命,但也和郭子义他们一块儿被俘了。在战俘营,敌人得知他是个教导员,就威逼他带头在一份儿自愿去台湾的申请表上签名,被他坚决拒绝了。他被美蒋特务打昏之后,又模仿他的笔迹签了字按了指印。就这样,被他的“带头作用”蒙骗了一些战士去了台湾。而他经过千辛万苦的斗争,好不容易回国了,在东北农场学习审查了半年,不论他怎么辩解,组织上对他和郭子义都给了降职处分,他还落了个控制使用。如今只能当个生产队长。所以听了郭子义说的话,不但高兴不起来,反而在他心上蒙了一层阴影。

但他脸上一点儿也没露出悲戚的心意,只是平平地说:“也算不上什么想法,我只是怕把握不准党的政策界限,给工作带来损失。劳动教养是国家新设立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办法。这些人既不同于犯人,又不同于职工。我理解劳动教养本身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项措施,但这些人里有不少犯的是敌我矛盾的错误。到底怎样对他们進行管理教育,我心里一点儿底儿也没有,所以我想向上级请示一下。请领导给我们一些具体指示,以便更好地把工作做好。”

钟政委非常认真地听着李队长的话。他从兜儿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拔出钢笔,态度诚恳地对李树德说:“李队长,你是一个老党员、老干部了,对工作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只管大胆地说,别绕弯子。实话告诉你,对劳动教养的管教工作,我们党委也和你一样心里没底儿。昨天你也看见了,我刚从北京开会回来,上级领导也没有交下什么具体的办法,只把一些原则交了底儿。处长说,这是个新事物,要我们下边结合多年的劳改工作经验,制定出一套管教方法。明天总场要召开全体中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这是先下来摸摸底的。所以你尽管把你的办法讲出来,咱们一块儿研究一下,你看好不好?”

听了钟政委的肺腑之言,李树德心里挺感动的。心想:“政委这样看重自己,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郭子义也在一边动员他:“老李,别犹疑了,政委刚才在车上还一个劲儿夸你有头脑呢。依我看,你肚子里不敢说胸有成竹,但有了眉目是肯定的,说出来供领导参考嘛!”

李树德冲郭子义点点头,从桌上拿起两份文件,摆放在钟政委面前说:“您知道,我是从一分场劳改队调过来的,这份《劳动改造条例》我早就学习过了。所以我把《办法》和《条例》做了一番比照,想从中找出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找出党的政策界限。从字面儿上看,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有不同之处:前者是用强制性劳动来改造犯罪的人,后者是强制性教育改造——当然也应当通过艰苦的劳动来达到。所以从字面儿上理解,‘教’就是教育,‘养’就是安置就业。当然还有……”

说到这儿,他停顿下来,从桌上拿起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同时扫了一眼屋里的几位领导。管教科长张嘴要说什么,被钟政委伸手制止住。李队长只当没看见,把手里的小册子抖动一下,说:“从上边发的这份儿《劳动教养实施办法》上看,劳教和劳改的区别还有几点:劳教有工资,有选举权,表现好的可以另行就业,甚至教养人员的原单位和家长,还可以申请把他们领回去自行管教。这两种改造办法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劳改有刑期,而劳教没有期限。解除教养的条件是表现良好而且有就业条件,而批准的机关,我理解应当在总场管教科,至少也应该在分场的管教股……”

管教科长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打断李树德的话头说:“李队长,钟政委问你对管教工作有什么想法,你怎么讲开文件了?”

面对科长的责难,李树德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您别急,咱们先把这两种惩罚的相同、不同之处弄清楚,然后就可以从中找出符合政策的管教办法了。”他仍旧沿着原来的思路讲下去:“这种办法相同之处刚才讲了,一个是劳动改造,一个是教育改造,但归根结底都是通过劳动,而且是强制性劳动来改造他们。劳教有工资,但从《实施办法》中没有写明应当发多少,所以这一项还要向上级机关请示。因此目前对他们的生活问题暂时只能和犯人一样对待。管教工作上,除了必要的政治教育之外,认罪认错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人只有认错服管之后,才能谈到改恶从善。所以我建议马上在他们中间开展一次认错服法的教育运动,同时对坚持错误、不服管教的人给予批判教育。这又牵扯上奖、惩的问题。劳改人员的奖惩,是和刑期挂钩儿的。这对服刑人员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目标。而劳教人员没有期限,所以奖惩方面有一定难度。我考虑了一个方案:因为《决定》上规定解除教养是由咱们农场这样的单位决定审批的,也就是说表现好的几个月就可以解除,相反,不认错表现不好的,可以几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继续改造。因此我建议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权力,对表现好的人员实行三级表扬制度:小组表扬,小队表扬,中队表扬。中队表扬够一定次数的,可以记功评为改造积极分子。记几次功,可以给予解除教养的奖励。解除之后必定有一部分人员没有另行就业的条件,或者无家可归,这些人可以组成就业职工小队,在教养队中干一些必须单独行动如放水、赶马车之类的工作。而惩罚方面因为没有刑期可以利用,所以不能像犯人那样可以加刑,只有队前警告、记过、禁闭三种处分;个别人犯了刑事罪,才可以报送上级给予判刑劳改。鉴于现在就已经有人在散布‘劳动教养是无期徒刑’的言论,我建议上级考虑在每次大的生产活动、政治运动之前,可以宣布少量人员解除教养,使大多数劳教人员得到教育和启示,对极少数继续犯罪的人给予相应的惩戒。这样奖惩结合,可以收到惩恶扬善的效果。平时对劳教人员的日常管理,可以仿效对劳改犯的管理方法,比照《劳动改造条例》参考执行。这些就是我脑子里想的东西,对不对,请领导指示。”

钟政委一边仔细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着。听他讲完了,又浏览一下所记内容,然后用深沉的目光直视着李队长问:“就这些了?”

李树德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初步想法,另外我还有个建议:这个教养队刚组建,除了我们四位干部,就没别人了。队里需要值班、工具修理保管、宣传、统计以及理发、修鞋等等后勤服务人员。我建议从这些劳教人员中选一些错误轻、表现好的人来担任。另外,那么多人在工地干活儿,没有警卫部队,全靠一两位干部,怕是照顾不过来。是不是可以让小队长轮流值日警戒,防止劳教人员逃跑。因为劳动教养是个新事物,没有先例可循,所以一切都得摸索着干,有不对的地方及时纠正也就行了。”

钟政委目光扫向管教科长:“你看李队长的这些想法怎么样?”

管教科宋科长似乎早有成竹在胸,不假思索地说:“我看,李队长的想法归结为一点,实际上就是实施管理犯人的办法。在我看来,劳改、劳教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刚才李队长提到工资问题,据我了解,工厂的学徒工,每月发生活费十八块;这些劳教人员,总不会有这么高吧?如果一个月发十三块左右,扣去饭钱,每月就只有三块钱的零用了,这和劳改犯每月发三块五块津贴有什么不同?至于选举权、另行就业,那都是文件上的东西,实施起来有很大困难。他们都是被强制改造的人群,让他们选谁?另行就业必须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有愿意接收他们的单位。我认为肯接受这些人的单位不会很多。所以即便解除教养,也只能考虑安置他们在农场劳动。尤其是右派分子,他们存在解除教养和摘帽子这两道手续。而后者是要上级甚至原单位审定的。所以我赞成李队长的想法:目前只能按《劳动改造条例》参照施行管教,待上级有明文下来再说。”

这时候钟政委眼光扫到了墙上贴着的“十五个不准”条款,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跟前,轻声读起来。李树德赶忙上前解释:“这是我们几个人一块儿琢磨出来的,昨天已经在组长会议上宣布过了,今天开始在各组里学习讨论。这只是第一步。至于违犯了该如何处治,还没有成熟的想法。”

正说话间,沈队长、赵队长从外边回来了。赵队长推门進屋的时候,嘴里还在骂着:“龟儿子,依着老子的脾气,先把他铐起来再说!……”一眼看见钟政委坐在办公室里,立刻住了口,愣住了。

“把谁铐上啊?”钟政委口气和缓地问。

沈队长连忙解释:“钟政委,赵队长指的是一组的刘玉宝。这个人,昨天行军路上和人打架,又散布不满言论,说教养是无期徒刑。今天一组在开他的批判会,可是会场上发言不热烈,有的人甚至还认为刘玉宝说得对。结果刘玉宝死不认罪。我和赵队长商量,下午集中几个组一起批判他,找几个能说会道的右派来批他。”

听了沈队长这话,老钟立刻想起昨天在路上听那个壮汉发的牢骚,于是点头肯定地说:“对这种反改造的情绪,应当坚决给予打击。扩大范围批判是对的,但刑具不可以随意动用。这一点,要和对待犯人有所区别。今后动用刑具、关禁闭,最少要中队长、指导员共同签字批准才行。”

话音刚落,只听外边传来“铛,铛,铛……”的敲击铁轨声。老钟抬手腕看了一眼手表,知道这是开午饭的时候了,于是示意沈、赵两位坐下来,他轻咳一声开始总结表态:“首先给你们两个介绍一下,这是新调来的指导员郭子义……”

沈、赵二位立刻站起来伸手和郭子义握了握表示欢迎,然后又赶紧坐下来听政委的指示:“今后你们这个队,就是西荒地第四教养中队,简称西四队。队里的所有工作,由你们四个人共同来完成。希望你们能团结一心,把党交给你们的工作做好。明天总场召开中队长以上干部大会,李队长、郭指导员全要去参加,队里的事儿就由你们二人掌握。记住,党的政策决不能违反。对劳教人员主要是教育,要劳、教结合。至于刚才你谈的那些想法是不错的……”老钟看了李树德一眼,李队长立刻挺直了身子恭顺专注地听着。“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今天下午你就和老郭一块儿坐我的车去总场,和管教科长一起把你们的想法一条条写下来,供大会讨论参考。有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中队下面设小队长不太适宜。队长必须是管教干部,劳教人员里只能设组。至于统计员、宣传员这些工作由什么人来担任,还要请示上级领导。在此之前,可以找一个表现好的人管工具带手值班。工地干活儿,要组长们负起责任来,协助队长加强警戒,必要的时候可以临时派一两个人专门站岗值班防止逃跑现象发生。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现在正是开午饭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去队里各组看看,然后坐车回去。”

四、伙房门前的战斗

开饭的时候,大院子里最热闹地方,就是院子中间的伙房前边:挑开水的,挑饭菜的,你来我往,络绎不绝。上伙房挑水挑饭,也和上厕所拉屎撒尿一样,是唯一能摆脱组长、队长监管的目光,相对地自由一些的机会。大院儿里严禁串组、串队,而一些相熟的人只有利用这个机会才能说上几句话。当然,出格儿的话也不能讲,因为旁边有人,会揭发检举以图立功。所以此刻伙房领饭的窗口前拥着一群人,互相熟悉的人趁机站在一起轻声聊上几句,而大多数人只是互相注视或打个招呼而已。因为这群人的衣服有着明显的差别:身穿公安局发的黑衣黑裤的是劳改队犯人,而刚来的劳教人员则都穿着自己的衣服,所以穿什么衣服的都有:学生服、工作服、便服、西服……算得上是真正的“杂牌军”。

教养队本来规定由组长、副组长负责挑饭、挑水,但今天因为钟政委来了,要到队里看看,沈队长立刻传下令去:“中午饭由组长指定组里的专人去挑,组长要在屋里守着,不许乱动。”所以周组长就指派王振春、余亮上伙房挑两个屋共二十个人的饭菜。两个人分别挑着两只大铁桶往伙房走去。这两只桶直径都在三十厘米以上,有四十多厘米高,光空桶王振春挑着都觉得有点儿份量,不像余亮那样轻松自如地走路。余亮心里明白,小王是学生出身,没干过重活儿,这两桶饭菜他肯定挑不起来,于是安慰他说:“小王,一会儿领完饭菜,你在原地看着点儿,我挑回去之后,再来挑你这副挑子。”

这里虽然吃饭不定量,但是小组长们谁也不乐意领多了,因为吃不了还要退回去。这一阵儿伙房做的全是高粱米饭,劳改队的小组长们心里估算着组里人的饭量,对炊事员喊着:“十五碗”、“十八碗”、“二十碗”……。所谓的“碗”,是指大院儿里发给每个人的黑色粗瓷大碗,这种碗口径有十七厘米左右,高近十厘米,一碗可以盛一斤多米饭。菜是按人头份儿领的,一人一勺。不够还有少量咸菜,可以组为单位向食堂取食。

轮到王振春领饭了,炊事员一看他的衣服,知道是教养队的,就问:“多少人?”小王听着前边那些人都是论碗领的,怎么到他这儿论人了?他心里疑惑不解,愣在那里无法回答。炊事员是犯人,口气直冲冲地吼叫:“嘿!问你哪!哑巴了?你们组多少人?”小王这才恍然大悟,急忙回答:“十个人。”他不知道这是伙房针对教养队刚组建没几天,组长对全组人的饭量不太熟悉,所以规定教养队各组按人头份儿每人一碗半发饭,不够再来领,多退少补嘛。

小王刚领出一桶饭来,费力地提着往外走,余亮在一边看见,就喊他:“小王,把我那桶饭也领出来!”因为小余看到一桶饭足有二十多斤重,而半桶菜——就是熬白菜汤,撑死了也就十斤重,不如他挑两桶饭,让小王挑两半桶菜汤,就可以一次挑回去了。说完小余就去领菜。于是小王把饭桶放下,又挤上去把另一只桶递过去,对炊事员喊:“再领十个人的饭。”

这时候旁边一个穿黑囚衣的壮汉伸手一把揪住王振春的脖领儿往后一拽,张嘴就骂:“孙子!后边排队去!想加塞儿还轮不上你呢!”

小王被这小子拽了一个趔趄,蹬蹬蹬后退好几步才站住身子,手里的铁桶也摔在地上。他冲过去冲那黑囚衣犯人大叫:“我根本没加塞儿,我们组分两个屋,一屋十个人,分两个桶打饭。”

那壮汉不由分说就抓住小王的手,接着就是一拳,打得小王鼻子立刻流出血来,同时胳膊被扭到背后,疼得直弯腰。那壮汉面色狰狞地骂着:“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黑五爷的名头,敢上太岁爷头上动土?回去告诉你们那帮教养的孙子们,以后在伙房打饭再加塞儿,让我黑五爷碰上一个打一个,碰上两个打一双。不打服了你们……”

他正骂得起劲儿,突然觉得一股热菜汤从头上淋下来,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只铁桶罩在他的头上,桶底儿砸在脑瓜顶上生疼生疼的。他连忙松开小王的手,双手抓住套在头上的铁桶摘下来,只觉得从头到脚全湿了,青菜叶一片片挂在头上、脸上、身上。他顿时心头火起,一只大手在脸上一抹,把挡在眼睛上的菜叶划拉掉,立刻看见一个身量不高,圆脸略瘦的小伙子正怒气不息地看着他。

原来小余领了两桶菜,转身去拿扁担,却见王振春被一个比自己还高一头、宽一半的壮汉扭着在打。他知道自己上去也是白饶,凭那黑大个儿的身量,他和小王两个人加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但是眼看小王鼻子淌着血,被那人扭得像虾米一样弓着腰,心里一急,抄起地上的一只菜桶,抡起来一下子倒扣在那人头上,然后呆愣地站在旁边看着,却不知道上前动手或退后逃走。

那壮汉看见余亮,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下去。他在这个大院儿里是个打七个踢八个的主儿,还从没有人敢动他一根毫毛。只见他“恶向胆边生”,大步蹿过来伸手就抓余亮。可就在这时候他的脑袋突然被一个硬东西砸个正着,头“嗡”地一下,眼前一片金星闪烁,连伙房也旋转起来。他站立不稳,踉踉跄跄晃动着脚步跳到伙房墙边,身子靠着墙,双手抱着头,头上的血顺着手指缝儿往下流。这时候王振春双手抓着扁担还要抡打那壮汉,被一群人拦住,同时有人大声喊叫:“打伤人了!”

正在伙房里监督发饭的食堂管理员立刻走过来喝住王振春,一面叫人去西四队找队长来处理,一面叫人扶着黑五去医务室上药,又命令伙房的炊事员把发给王振春、余亮的饭菜全部收回,还拿出一副手铐把两人都铐上了。

西四队的队长们正陪着钟政委在各组里转悠视察,各组的人员都端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在铺位的前头摆放着每个人的饭碗,等着分菜汤。 这时候报信儿的人跑得气喘吁吁地来找李队长:“报告队长,你们队的人在伙房把人打伤了。伙房管理员请你们队长去处理呢!”

赵队长一听大为恼火:“处理什么?先关几天禁闭再说,这都是吃饱了撑的!”

管教科长也表示赞成:“在这里边还敢行凶伤人,胆大包天,应当关禁闭!”

李队长觉得他们两人的意见有点儿武断,应当先了解一下情况再定。如果真是无故伤人,确实应当处理,但也要带回队里批评一场然后处理,起码也好起个警示作用。他和郭子义对视一眼正要开口,钟政委先发了言,他摇了摇头说:“做工作不能这样鲁莽,先了解一下事情发生的原因,判定一下责任,即便关禁闭,也要先把他们拿来当一阵儿反面教员,批判之后再执行。”

钟政委表了态,李队长立刻命令沈队长去伙房处理这件事儿:“小沈,你去一趟,按政委指示处理。有什么情况马上来汇报。”

沈队长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在去伙房的路上,先向报信儿人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心里有了谱儿。但是到了伙房,一见王振春、余亮两人被铐在一块儿蹲在伙房的墙根儿下,心里就有些不高兴。管伙房的管理员坚持要把这两个人送去禁闭,沈队长要求他把手铐去掉,把人交给他带回去处理,伙房管理员不同意,于是两人争执起来。沈队长见周围那么多犯人围着看两个干部争吵,觉得影响太坏,于是提出:把这两个人和黑五一起带到钟政委那里解决。

钟政委一边听着沈队长的叙述,一边透过门上的玻璃看着房门外站着的三个当事人。他猜出那个壮得像座铁塔的汉子一定是黑五,而旁边那两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一个脸上挂着淳朴憨厚的土气,一个充溢着学生的稚气。他心里认定沈队长讲的有理,于是让李队长把小王和小余叫進屋来。这两个人知道面前这个皱面银发的老头儿是农场的最高领导,心中不免有些紧张,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眼睛不时偷看着钟政委,不知这位大官将如何发落他们。

钟政委看着站在面前两个小伙子局促不安的神情,心头不由浮上一丝儿怜悯:“正是上学的年纪,怎么犯了错误?可惜呀!”可他脸上却冷若冰霜,阴冷的目光直盯着王振春问:“你叫什么?犯的什么错误教养的?”

王振春目光睨视了一眼钟政委,嗫嚅地说:“我叫王振春,是犯右派错误教养的。”

钟政委听了眼皮一抬,射出疑惑的目光定在小王身上:“你今年多大年纪?原来在哪个学校念书?在哪儿宣布戴右派帽子的?”

这一连串的责问,使小王有点儿不知所措了。他的确不知道自己的教养理由,只是在收容所听刘玉宝说他是右派,他认为自己是言论问题,应当属于右派吧,所以就认可了。现在问他在哪儿戴的帽子,他怎么答得上来?只好如实讲了:“我今年十七岁,原来在水利电力学校上学。右派帽子在哪儿戴的我不知道,大概在分局吧?”

话音儿没落,赵队长在一边气得眼都瞪圆了:“好哇,在政委面前你还敢不认罪,简直狗胆包天!”

钟政委心里明白,分局是没有权力给他戴右派帽子的,一定是他搞错了,所以伸手制止了赵德喜的申斥,口气仍然平和地问:“劳动教养通知书你看了吧?签字没有?上边写的什么理由?”

“字我是签了,可是上边写的什么,我没注意。”王振春坦然地回答。

“这就怪了,字签了为什么没看内容呢?你不会不认识字吧。嗯?——”钟政委拖着长腔斥问。

小王吓得心头一紧,赶忙辩解:“真的没看,我当时只顾高兴了,既没听,也没看。”

“高兴?什么意思?!”钟政委的脸立刻耷拉下来,冷冷地问。

小王生怕这个大官会误解自己,战战兢兢地声辩说:“您不知道,分局把我饿得前心贴后心儿了,听说到了收容所就可以有饱饭吃,我心里自然高兴。所以叫我签字我就签了,真的没注意上边写的是什么,不过王……”说到这儿他沉吟了一下,本想把王科长的话说出来,可又怕给人家找麻烦,所以话到嘴边改为:“收容所的队长跟我谈过,说我的言论和右派言论没有两样。刘玉宝也说我是右派。在学校辩论的时候也有人说我是漏网右派,所以我认为自己一定是右派了。”

小王原原本本把心里想的全说出来,倒让钟政委肯定他不是右派,也就不想再扯下去,于是话题一转:“你为什么动手行凶?知道不知道这是继续犯罪的行为?”

王振春听了这话,一来是吓的,二来是委屈,不由得落下泪来。他带着哭音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当时他把我鼻子打流血了,还把我胳膊扭得快断了,我根本一点儿反抗的劲儿也没有。小余急了,所以才用菜桶扣他。他把菜桶摘下来就要打小余。我怕小余也被他打伤,心里一急,抄起扁担就打过去,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您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下次再不敢了。”

小王连说带央告地说了半天儿,钟政委没有表态,听他说完了,就叫赵德喜把黑五带進来。黑五一進屋,先向钟政委深深鞠了个躬,又对其它干部一一鞠了躬,然后笔直地站在原地听候讯问。钟政委一看这小子的举动,就知道是个老油条,不由得皱起眉头斥问:“今天这事情是怎么回事儿?”

“报告首长,”黑五油腔滑调地说:“他们两个领饭的时候加塞儿不排队,我出面制止他们,这两个捣蛋鬼就用铁桶和扁担砸我。您瞧,我脑袋都包上了。大夫说流了有一碗血。首长,您得为我主持公道,狠狠处罚这两个野小子……”

说到这儿,管教科长喝斥他:“少说废话!”吓得黑五不敢言声了。

钟政委扭脸问伙房管理员:“你看见他们打饭加塞儿了吗?”

伙房队长刚才还一口咬定是因为加塞儿打饭,才打起来的,现在面对钟政委那严厉的透人心腑的目光,有些迟疑地回答说:“我——看是没看见,不过自打这几个教养队来了之后,每天三顿饭,总有他们的人不排队硬挤着加塞儿,为这事儿吵了好几回了……”

钟政委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我只问你这次他们到底加塞儿了没有?”

看到政委有些生气,管教科长立刻申斥说:“少说废话,到底看到没有?”

伙房管理员声音立刻低下来,吞吞吐吐地说:“没——没看见。我是听旁边人说的。”

“把他们的铐子打开!”老钟眉棱耸动,气愤地命令着。伙房管理员立刻从兜儿里掏出钥匙,把手铐取下来。王振春和余亮揉捏着被铐出印痕的腕子,挺委屈地看着钟政委。黑五一看事情不妙,还想争辩几句:“首长……”却被老钟一声吼:“住口!”吓得忙低下头来。钟政委气呼呼地说:“不是看在你头上受了伤,要关禁闭的是你!你回去好好儿反省反省,以后再不许称王称霸,任意胡为,不然没有你的好果子吃。”而后又教训伙房管理员:“你以后要注意,刑具不可以随意用,更内越权用。再有教养人员捣乱,你可以把他们交给他们的队长处理。好了,你带他们两人去把组里的饭挑回去,那么多人没吃饭怎么行?走吧,把他们全带走。”

余亮刚走出门来,被李树德叫住了:“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儿?”

小余回答:“报告队长,我叫余亮,家住通县张屯。”说完瞪着两只眼看着李队长,不知他问这话什么意思。

李队长坐在办公室里一直盯着小余在看。他觉得小余长得特别像他熟悉的一个人。想了半天儿,脑海里浮现出救他一条命的通讯员唐德纯。他发现面前这个小伙子,脸型、眉眼简直和唐德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似的。只是姓氏不同,而且那个小唐,他只知道是北京人,具体住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所以他只问了小余这两句话,就挥手让他走了。看着余亮走远的背影,他觉着这个小伙子长相,走路的样子都像自己从前那个通信员小唐。

一想起小唐来,他心里就有些隐痛。那个小唐,就是因为被敌人拿着自己假手印假签名的《自愿去台湾申请书》蒙骗了,也在申请表上签了名,被裹胁去了台湾的。虽然这全是美蒋特务耍的阴谋诡计,但他仍觉得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内疚。他决定去总场管教科查一查余亮的档案看看。

等到李队长回到办公室,只见钟政委正在做指示,他连忙坐下来静静地听着。

“……你们刚才全看到了,这么小的年纪就是个‘思想反动’,这还了得?所以你们当队长的肩上的担子不轻,要加强对他们的改造挽救。从今天下午开始,你们队里就对这两个人的犯罪行为進行批判,其它组都進行讨论,让大家认清楚他们这是继续犯罪。要从阶级观点上去认识。他们两人所在的组就要对他们两人進行批判,从他们的出身、原犯错误入手,帮助他们对自己罪错的性质、危害,加深认识。如果态度好,认罪认错,给个队前警告就行了。如果认错态度不好,就搁在全队批斗。态度有转变的可以给予记小过一次的处分,继续顽抗的可以队前宣布禁闭五到七天。总之,要通过批、斗、关,提高其它人的认罪意识,刹住这股不认错、不服管教的歪风。你们刚才提到的散布反动言论的刘玉宝,也要一并批斗。时间要抓紧。大约用两天时间,然后投入全队劳教人员人人过关的认罪认错运动。记住,批判一定要从严,处理可以从宽,以起到警示作用为目的。今后对劳教人员不论表扬奖励还是警告处罚,全要写成材料,汇编入档,作为今后解除教养的依据。”

听到这里,李队长插话问:“政委,您看可不可以在队里设一份儿档案副本,对劳教人员的家庭情况、本人所犯错误事实,我们可以随时了解,有针对性地对本人進行教育改造。”

钟政委看了看管教科长,征求他的意见。宋科长立刻表示反对:“政委,这可不行!上级有规定,档案一律存在总场管教科,下放到队里不安全。你们队里如果需要,可以随时凭分场管教股介绍信去我那儿查档。”

沈队长在部队当过文书,他在这方面有经验,于是他提出自己的看法:“政委、科长,我原来在部队当文书的时候,每个战士的基本情况,我们都编写在一张卡片上。什么时候需要,一翻卡片就行了。如果把每个劳教人员的基本情况也写在一张卡片上,存放在中队设的副档里,队里需要看,一翻卡片就行了。都上总场去查,费工费时,还会误事儿。”

他这个主意立刻得到全屋人的赞同,钟政委最后拍板:“小宋,就这样办,你们科里设计一种表格,就叫‘劳教人员基本情况表’,按正档抄出来以后发给所在的中队。正档在你们科里,副档存在中队里。你们可要注意保管好哇!好了,咱们走吧,赶回去还能吃上午饭!”

李队长赶紧叫过沈队长、赵队长来,把下午开批判会的事情交代布置一番,上车走了。

下午出工钟一敲响,西四队的集合哨就尖厉地叫起来。队里的人都经过收容所每天清早集合跑步的短训,因此能够在三分钟之内全队集合完毕,两个队长虎视眈眈地分立在队列两旁,监视着队列里的动静。赵队长首先讲了话:“今天中午在伙房前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抗拒改造、重新犯罪事件。我们认为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行凶伤人打架斗殴。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寻衅闹事,企图在大院儿内制造混乱,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奉上级领导指示,要坚决打击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对于想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到底的反动分子,我们是不吝惜枪子儿的。劳改队的大门眼看就要为你们打开了。但是党和政府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还给你们一次悔过的机会。从下午开始,一组的王振春调二组,刘玉宝调三组,三个组分别对他们三个人進行帮助、批判。看他们三个人的认罪态度好坏,政府会考虑给予不同的处分。”

沈队长接着训话:“王振春、余亮这么小的年纪就会犯反政府反人民的思想反动错误,你们所犯的罪行是属于敌我矛盾的,但是政府念在你们年纪小,给你们改过的机会,所以按人民内部矛盾给以劳动教养的处分。你们本应当悔过自新,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但是你们不单没认识到政府对你们的宽大,党和人民对你们的挽救,反而变本加厉,行凶伤人,在改造场所继续犯罪。现在你们已经变成双料的罪犯:流氓加反动。刚才赵队长讲得对,我们本可以把你们抓起来送到劳改队去,但是治病救人是党的宗旨,你们应当从家庭出身、阶级立场上深挖,找出抗拒改造的思想根源,像拔萝卜一样把根子拔出来。只有从思想上认识了犯罪根源,才能杜绝今后再犯错误。刘玉宝也是一样,一下火车就和人打架,行军路上发牢骚,讲怪话,散布反动言论。你们各组的成员要坚决向这种坚持反动立场、向党和政府的改造政策挑衅的反动言行作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其它组也要展开讨论,从思想意识上认识他们的犯罪根源,提高自己的改造意识,以求做到认罪认错,服从管教,早日把自己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早日回到人民队列中去。另外,从现在开始,小队长改为大组长,仍然管三个组。散会!”

两位队长这一顿训话,让王振春心都碎了。他原以为政委都没说什么就让他们走了,可能就没什么事儿了,没想到这两位队长说得那么严重,那么厉害,弄不好甚至有去劳改队的危险,不用出这个大院儿,从这排房挪到那排房就行了。尤其是沈队长讲的话让他心惊肉跳。他清楚:自己出身官僚地主,父亲是被镇压了的,自己又犯了反对共产党的错误,再加上流氓打架。可以说,对共产党来讲,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敌人,没有一丝儿可取之处。他感到一种绝望的心情油然而生,不由得闭上了双眼,直到队长宣布解散,他才垂头丧气地回到一组去收拾行李,搬到二组。

余亮和刘玉宝都没把队长的训话当回事儿。刘玉宝到底在世面上混的时间长,经得多见得广。他认为这是两个队长在吓唬他。“哼!发几句牢骚就劳改,吓唬谁呀?我可不是吓大的。”余亮根本不懂得什么“根源、立场”之类的词儿。他只知道自己动手是因为救人:如果那个犯人不先动手打王振春,他也不会用菜桶砸人。至于“家庭出身、阶级立场”这些名词,他虽然也听到过,却并不懂,只知道自己是贫农出身,换曾经是“光荣军属”,但是自从父亲去了台湾,一切都变了。至于其中的细节,他一概不知,就知道抗美援朝结束之后,他家门框上钉的“光荣军属”牌子被摘下去了。他妈在屋里哭了好几天,家里的地再没人管耕管种了。后来他上了小学,只要和同学发生争执,人家就叫他“小特务”、“狗崽子”,回到家里也不敢让妈妈知道,因为妈妈知道了又要生气、流泪。他心里恨他爸爸:“好好的志愿军不当,上蒋介石的台湾干什么去!”心中的怨恨积聚久了,他的性格发生了扭曲变化,平时不爱跟别人来往,不爱说话,脾气倔得九头牛也拉不动,一条道儿走到黑的性子。所以今天沈队长、赵队长讲的话,他根本没听進耳朵里去。回到屋里,没事人儿一样,还帮助王振春收拾行李。周组长一看,气得肺都要炸了,立刻喝令:“余亮!你回自己铺位去好好儿反省,不许你跟王振春再有往来!”

小余根本不听这一套,仍然帮助小王收拾东西,同时眼睛瞪着周组长甩出一句:“你管得着吗?”

周组长怒吼一声:“张明、王依殿,你们俩把余亮拉过去,让他站在那儿反省!”周组长手指着墙角,怒视着小余。王振春知道小余脾气倔,怕他吃亏,赶紧抓住小余的手低声说:“小余,你别管我。该检查就检查,千万别硬顶,没有用,记住我的话。”说完抱着自己的行李,由二组来接他的人带走了。

五、教养队的批判会

刘玉宝、王振春走了之后,一组的批判会立刻开始。大组长陈成主持会议,组长周鼐鼎先来一通开场白:“同学们!今天我们组一下子出了三个抗拒改造分子,这是我们组的耻辱。我们要和反动分子余亮划清界限,坚决站到人民的一边,批判他的反动思想,挖出他的阶级根源,认清他的反动本质……”

周组长这一连串的“反动”,说得余亮心里的火直往上窜。他狠命地瞪了周组长一眼,两只手下意识地在衣襟上揪扯,牙齿深深地咬着嘴唇,强忍着心头的愤怒。

周组长对开这种会并不陌生。他虽然是因为右派教养的,但在“肃反”中,他因为历史问题曾经被抓進“半步桥”看守所羁押了半年。后来因为他只是在旧政权中当过几年科长,没有血债也没有太大的恶迹,所以宣布从宽处理,放回原单位,恢复原职原薪,继续当干部。但是他在五七年大鸣大放中,和其它几个右派对肃反运动提出了异议,认为肃反扩大化了,而且以自己被羁押半年的例子来说明,要求原单位向他赔礼道歉。结果适得其反,被划为右派再加历史反革命,立即送劳动教养了。他有在劳改队开批判会的经历和经验,这种在犯人之间批判的词汇,他非常熟悉而且顺口。他正在伊哩哇啦说个不停的时候,只听一声霹雳般的吼声响起来:“行了!你哪有那么多废话说的?让余亮说说!”

原来赵德喜在周组长发言的时候就進屋来了。周组长正讲得得意,根本没看见,现在被赵队长这一声吼,吓得脸色灰白,赶紧转口说:“余亮,下边由你来说说对你这次犯罪行为有什么认识,结合你的原犯错误做一个深刻检查!”说完周组长睨视一眼坐在门口的赵队长,心里松了一口气儿。

屋里顿时静下来,静得连苍蝇“嗡嗡”叫的声音都听得十分清楚。全屋十几双眼睛都盯在小余身上,但是小余只是低垂着头,根本没有说话的意思。就这样过了几分钟,赵队长忍不住了,他从床铺边站起来,走到屋子中间,手指着小余申斥:“怎么了?哑巴了?还想跟政府顽抗下去吗?”

陈成也赶紧随声附和:“哟嗬,死鱼儿不张嘴了,想耍赖吗?今天你别想混过关去!”

面对赵队长、大组长的申斥,余亮仍旧无动于衷,只是低头不吭声。这一下赵队长气坏了,他脚一跺,圆瞪双目冲陈成命令:“他想顽抗到底,你们先端正他的态度!一定要打掉他的嚣张气焰,什么时候态度端正了,再让他做检查!”说完怒冲冲走出屋去。——他这是“躲”出去,好让大小组长为所欲为、施行非刑。

“端正态度”意味着什么,在收容所受过短期“训练”的人们心里都明白。于是陈大组长冲周组长一努嘴,周组长立刻喊:“张明、王依殿,你们过去帮助他低头认罪!”

这两位得到组长青睐的组员,立刻心领神会地走过去,在余亮身边左右站定,一手扭住小余胳膊,一手按着他的脑袋,用力往下按。小余憋住劲儿,脸红脖子粗地用力反抗。但他人小力微,怎么能抗得住两个人的劲儿?他被按得大虾米一样弯着腰,但还在奋力挣扎着。周组长走过来,一手揪着小余的头发,把他的脸扯起来骂:“你这个小兔崽子,秋后的蚂蚱,你还能蹦达多久?我就不信治不服你!”说着,他伸手就要搧小余的嘴巴。

这时候,余清江有点儿看不下去了,但他也不敢为小余说话,只好提出:“周组长!我能不能说两句话?”

周组长的手都扬起来了,听到组里有人讲话,三角眼一瞪,话就横着从嘴里甩出来:“干什么?你想给他撑腰吗?”说罢眼睛盯着余清江。

老余不慌不忙地说:“周组长,我想劝一劝余亮,希望他能端正态度,不知您允许不允许。”

“劝劝?好,你来劝吧。但愿有效果。”

周组长回身坐到自己的铺位上,听着余清江语重心长地对余亮说:“余同学,我希望你能认清形势,不要再重演分局候审室的那出戏。这样对你一点儿好处也没有。你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已经够你妈伤心的了,难道你非要往劳改队上出溜,让你妈怎么活?为了你自己,我希望你认真想一想。该怎么办,我想你是有头脑的人,冷静下来会想清楚的。”

老余的这番言语,果然起了效果。小余不再乱挣,大滴眼泪从眼眶中流下来。他哭着说:“今天这事儿怎么能赖我呢?那个大个子先打的王振春,我是为了救小王才动的手。这怎么说我是抗拒改造呢?我想不通!”说完竟“呜呜”地哭起来。

陈成一见小余对抗的态度有了转变,于是叫张明、王依殿回到自己铺位上去,他自己耐心地开导小余:“余亮同学,你想过没有,我们都是到这儿来改造思想的,改造什么?就是改造我们过去那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发生这种情况,你应当立刻向队长汇报,由政府干部来解决,而不是乱打一气。尤其你把一桶菜全泼出去,这是政府供给我们食用的,是人民种出来的,你是农村来的人,应当知道种菜的辛苦,怎么能把政府供应的食物随意浪费了呢?这难道不是犯罪行为?你还有什么想不通的?”

陈成的这一番话,说得小余无话可答。他梗梗脖子低着头不吭声了。周组长看着小余梗脖子,知道他心里还是不服气,心里来火儿了:“干什么?大组长苦口婆心教育你,你还不服?像你这样急了拿菜桶砸人的行为,如果不加惩治,明天你手里有刀子也会拿来杀人的。从发展的眼光看,如果你不认识错误,不改正错误,最终你会成为杀人犯的。到那时候还想见你妈?上地底下见你姥姥去吧!”

周组长这讥讽的口气和调侃的语调把小余刚刚平息下来的火气又点燃起来,他听着周组长的话,牙齿咬得咯嘣响,憋了一阵子从嘴里甩出一句:“你才是杀人犯呢!你老丫挺的,明儿个你就下地狱见你姥姥去!”

这一下不得了了,周组长气得脖子上青筋直蹦,跳起来手指着小余骂:“好哇,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你敢骂我?过来人把他架起来!”

他只顾跺着脚骂小余,冷不防小余一哈腰一个“牴羊头”撞过来,正顶在周老头儿的胸口上,一下子把他顶了个四脚朝天倒在地上。这时候屋里一阵大乱,几个人过来,有的扶周组长,有的架余亮。屋里乱成了一锅粥。陈成一看乱了套了,赶紧跑出屋去找赵队长来处理。

赵德喜从一组出来,本想到二组看看,但他一推门看见沈队长正坐在屋里,于是又退出来去了三组。三组的刘玉宝正在做检查,赵队长在门边床铺上坐下来听他的检查。

“……我过去当过国民党伪警察,是国民党蒋介石压迫人民的工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今天政府宽大处理,给我教养处分是应该的。我绝对认罪。我和别人打架,散布反动言论,是重新犯罪,罪大恶极,政府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接受。我的言行是抗拒政府改造的行为。今后我一定低头认罪,好好儿改造自己的反动思想,夹起尾巴重新做人。绝不辜负赵队长对我的教育和同学们对我的批判帮助。请政府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我再犯错误,政府把我枪毙了我也毫无怨言。今后我要听赵队长的教育和指示,让我往东决不奔西。我还要和坏人坏事作坚决的斗争,发现问题及时向赵队长汇报……”

刘玉宝一边说着,一边偷偷儿看了一眼坐在门口的赵队长,见他脸上挂着笑容,心里踏实了。心想:“行!姓赵的这小子吃捧,今后我得靠紧这棵大树。”刘玉宝心里还在琢磨着再说点儿好听的话,让赵队长高兴高兴,可主持会场的组长张奎印不乐意听了,他立刻打断刘玉宝的发言,申斥说:“行啦!你给自己扣一堆大帽子,帽子底下没真东西,你这叫‘金蝉脱壳之计’。在这儿你少来这一套!说真格儿的吧,要把你思想深处仇恨共产党的反动思想一一交代出来。你散布的‘劳动教养等于无期徒刑’论,是非常恶毒的,对我们的改造影响巨大。你要交代思想根源。不老实交代,我们决不会放过你这老油条去。”

他这里话音儿没落,赵队长在一旁耷拉下脸来,冷冷地接过话去说:“好啦,今天这会主要是听刘玉宝检查,你少说两句,还是听他说。我觉着刘玉宝态度还算端正,对错误有了初步认识。这很好嘛,政府是欢迎的,听其言观其行,希望你今后真能改恶从善,政府是不咎既往的。大家也可以对他的检查進行分析批评,别忘了我们的目的是治病救人,不是一棍子把他打死。”

“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大伙儿从赵队长这一番话里听出来他对刘玉宝的检查是满意的,谁还会跟队长对着干?连组长张奎印也转换口气说:“赵队长的指示非常正确,刘玉宝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如果没有,大家轮流发言对他進行帮助……”

他这话还没说完,只见大组长陈成推门闯了進来,他凑近赵队长耳边说了几句,赵队长一听脸立刻阴沉下来,站起身就往外走。陈成只是看了张奎印一眼,嘱咐说:“你们接着开会!”然后也赶紧追了出去。

赵队长大步流星地赶到一组会场,只见两个人架着余亮,扭着他的胳膊让他低头弯腰,但是余亮梗着脖子挺着胸死命挣扎反抗。周组长两只手按着余亮的脑袋往下压,余亮从小就下地干活儿,年纪不大身板挺硬的,刚压下去就又被他强挣扎着挺起头来。这时候赵队长大步上前一手扯开周组长,左右开弓抽了余亮两个嘴巴,打得小余嘴角流血。赵队长怒喝一声:“给我跪下!”小余两眼瞪得像灯炮一样,一股瘆人的目光射在赵队长身上,但却一丝儿也动弹不了,因为有两个人扭着他的胳膊呢。周组长绕到余亮身后,一脚踹在小余的膝弯处,小余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嘴里大骂:“草你妈的,姓周的老丫挺的,你不得好死!”

周组长却阴险地一笑:“好哇,你敢骂政府干部,赵队长您听见了吧,他狗胆包天,竟敢骂您哪!”

赵队长火冒三丈,不分青红皂白,上去踹了小余几脚,然后命令陈成:“马上全队集合,一定要打掉这个狗崽子的嚣张气焰!”

沈队长正坐在二组听王振春的思想检查。王振春从自己的家庭出身谈起,讲到自己因为不重视思想改造,共产党待自己这样好,要培养自己成为一名技术人员,而自己却抱着仇恨共产党的目的,借给党提意见的机会,散布反动的人口论,因此自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罪人。“……我是在共产党的培育下长大的,党和人民供我吃喝读书,而我依旧死抱着剥削阶级的人生观,反党反人民,犯下了一系列罪错,在这儿又不接受改造,用扁担伤人继续犯罪,给党和政府带来不少麻烦和损失。究其原因,主要是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没有得到改造,没有认罪,没有认识到自己过去给人民造成多大的危害,所以我承认自己是个不可救药的坏人。请求政府给予我应得的处分。今后我要在艰苦的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绝不辜负政府干部对我苦口婆心的教育和挽救。希望大家狠狠地批判我,揭发我的罪行。这不单能教育我,挽救我,也能教育别人不再重犯我的错误……”

沈队长听了王振春做的检查,感到很满意,基本上符合自己队前讲的从思想、出身来分析挖掘本人的错误根源,所以当王振春检查完毕,二组组长李贵良请他做指示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说:“王振春的检查态度是端正的,但是认识错误的深度不够。当然,我们并不要求三天两早上就能改造好你们多少年来形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那是不现实的。思想改造是一项艰苦漫长的改造过程,人人都需要改造旧思想以适应新的形势。但那是自觉自愿的,而你们这些人是因为不能自觉地对自己進行思想改造,所以才犯了各种错误,被政府集中到这里来進行强制性教育改造。从進来的第一天起,你们就应当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言行,时刻想着自己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要以一个好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言行。时间久了,就可以达到一个正常公民的要求,解除教养之后,就可以在社会上为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就是政府对你们的要求和希望。你们大家都要结合每个人的犯错误根源,在帮助王振春的同时,对自己开展认罪认错的教育。只有深刻认识了自己对人民犯下了罪错的严重性,才能谈到改正错误……”

沈队长侃侃而谈,深入浅出地讲一番道理,让在场的人都听得声声入耳,心服口服。而沈队长也对自己循循善诱的工作方法洋洋自得。他觉得在二组谈话的效果不错,于是站起身来吩咐李贵良:“每个人都要发言,要记录好,晚上交到队部,我要看的。”说完就往外走。他准备上一组去看看。他担心一组那个小伙子弄不好会有抵触情绪。因为看那模样那小子是个倔脾气犟性子。要好好儿给他做做思想工作,只要方法得当,他会低头认错的。

可是当他走到一组门口,伸手正要推门,恰巧遇上怒气冲冲往外走的赵队长。赵德喜看见他,立刻一把扯住他,脸红脖子粗地说:“老沈,我正要去找你,一组这个浑蛋,不单不认罪,反而大闹会场,动手打人。我的意见全队集合,宣布关禁闭三天,然后再進行批判。你看行吗?”

老沈伸手按了按赵德喜的肩头,以平息他的怒气,然后進了一组屋里。周组长立刻迎上来报告:“报告沈队长,余亮不服管教,动手打人,还大骂队长,我们没办法帮助他。”

余亮听了周鼐鼎的话,急忙申辩:“我没骂队长,我骂的是他这条狗!”

这话让沈队长听了很不舒服。他脸上顿时露出不悦之色,眉峰紧蹙地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是为政府做工作的,你骂他是狗,你简直是反动透顶了。就冲这句话,关你禁闭没话说。”说完转身出去冲赵队长一点头。于是集合的哨子吹响了。

“嘟,嘟嘟——”尖厉的声音,刺破了大院儿静谧的气氛,各屋的人们乱纷纷地从屋里往外跑,站在队列里,才弯腰提鞋跟儿。赵队长、沈队长面色愠怒,站在队前瞪视着队列中慌乱的人群。大约五分钟过去了,队伍站整齐了,赵队长这才厉声地喊:“大家注意了,现在是打击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余亮的行动,任何人站在队伍里,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和余亮同罪处理。把反革命分子余亮押上来!”

赵队长骤然抬高了嗓门儿,高声地喊。话音儿刚落,一组的门被拉开,余亮被张明、王依殿左右挟持着,扭胳膊按脑袋地从屋里推搡出来。周组长立刻按陈成的布置,高举拳头领头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余亮!”因为事先没有布置过,所以全队的人们,都不知所措,跟着呼口号的人很少。

赵队长立刻瞪圆了眼睛吼叫:“怎么喳!你们想干什么?同情余亮吗?”这一声,吓得众人更不敢吭声儿了。

周组长又举手领头喊:“打倒反革命分子余亮!”这一次大伙儿参差不齐地跟着喊起来:

“坚决打击抗拒改造分子余亮!”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余亮只有低头认罪才是唯一出路!”

“彻底批判余亮的反动言行!”

“余亮不低头,就叫他灭亡!”

……

几个口号喊过之后,张奎印从屋里拿来一根细麻绳,把余亮两只手捆在背后,又吊在脖子上,勒得余亮脸憋得发青。沈队长当场宣布:“鉴于余亮的不认罪态度和顽抗的言行,队部决定送他到禁闭室反省,押下去!”

全队的人们大气儿不敢出,注视着余亮被张明、王依殿押走了。

过了一会儿,沈队长严肃地说:“你们看见了,对于和政府顽抗的人,我们决不手软。关禁闭不行,就报送劳改。死心塌地跟着反动派走,最后一个枪子儿解决问题。所以我奉劝你们,要认清形势,认罪服管,努力改造自己,决不可以向余亮学习,那是死路一条。散会后各组继续开会,每个人都要发言,要结合个人罪错加以认识,自我检查和帮助别人相结合,对不认罪错的人,各组要及时汇报,坚决予以打击!队部欢迎大家揭发检举坏人坏事。靠拢政府是你们改造生活中最重要的表现。”

沈队长正讲着话,只见押送小余去禁闭室的陈成气喘吁吁地跑了来,走近赵队长身边小声嘀咕了几句,赵队长立刻冲沈队长咳嗽了一声。沈队长宣布解散以后,赵队长小声地对沈队长说:“老沈,禁闭室值班队长说,没有中队长的同意,他们不敢收,你看怎么办?”

沈队长二话没说,急匆匆地和赵队长一起赶往禁闭室。

六、禁闭室内好凄惶

禁闭室就设在伙房的隔壁。它是一组和伙房一样高大的房子,屋顶离地面六米左右。这里是大院儿内唯一用水泥浇抹地面、墙面的房子。因为室内没有窗户,所以屋顶有一盏亮度不高的电灯泡日夜亮着,给漆黑如夜的屋内抹上一层暗淡的昏光。推开门,迎面是禁闭室值班队长和警卫居住的小屋。小屋之外的地方,全是由一堵堵近三米高的砖墙隔出来的单间格子,格子前边是一道道钢筋焊成的栅栏门。余亮被押在栅栏门外边的过道上蹲着,由张明、王依殿在旁边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余亮此时双目暗淡无光,脸色苍白,两只胳膊被捆得酸疼,手已经麻木了。

沈队长一進屋,就被禁闭室值班队长让進小屋去。那位队长指着办公桌上的一张表格说:“按劳改队的规定,短期关禁闭必须有中队长以上干部签字,关押三天以上的重刑犯,还要分场长签字。你们是教养队的, 我不知道怎么办好。这样吧,你先填好这张表格签了字,我就把人收下,以后我再请示一下上级看如何处理,行吧?”

沈队长和赵队长虽然都是在中队部工作的“队长”,但不是“中队长”或“副中队长”。在劳改队里,凡是公安干警,哪怕他是个小警察,只要来到这里,就会被尊称为“干事”或“队长”。他们虽然也有管教训斥犯人和教养分子的权力,但是却没有下令关禁闭的权力。赵德喜不知道自己属老几,凡事喜欢自作主张,今天在禁闭室队长面前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觉得很下不来台。幸亏那队长总算给了他一次面子,以“暂时收留、手续后补”的名义把人留下了。

沈队长办完手续,从小屋里走出来,看到余亮被麻绳勒得脸色都变了,大滴大滴汗珠从脸颊上淌下来,于是命令张明把小余的绳子解了,然后禁闭室队长打开一间格子,把小余一把推進去,顺手把门锁了。沈队长义正词严地训斥小余:“你在这儿好好反省,什么时候想通了就向这位队长报告。你要写出书面检查,承认错误,才能放你出来。”

余亮扭转脸去,不理沈队长。赵队长气得大骂:“你有种就顽抗到底!共产党是不吝惜子弹的。像你这样顽固的反革命多活一天就多浪费人民一天的粮食!”

沈队长一行人刚走,禁闭室队长提着一只手铐来到栅栏前训斥他:“余亮!你听着,你老老实实在这儿反省,如果闹事儿,轻者我把你铐在铁栅栏上,让你活动不了,重者那边有一间专门关重刑犯的小屋,到了那儿只能躺着,不能蹲更不能站。你自己好好儿考虑考虑,别放着自在不自在,自找不自在。什么时候反省好了,喊一声‘报告’,就行了。”

这位队长申斥完之后,晃动着手铐回屋去了。余亮觉得一阵心酸,蹲在地上双手抱着脑袋,抽泣着痛哭了一场。他只觉得像做了一场恶梦一样。心里委屈得眼泪止不住地流。他认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其实都是别人先犯了他。他心里叫唤一声:“天哪,这儿哪是讲理的地方?别人打我骂我全行,我一还嘴还手就算犯罪,这还有活路吗?”

他脑海里浮现出自己唯一的亲人——妈妈那愁苦的面容。在收容所的时候妈妈去看他,手里提着用破围巾兜着的一碗他最爱吃的炸酱面,中途要倒几次车。他从妈妈手中接过那碗面来,面条还是热的。他是流着泪把那碗面吃下去的。为了妈妈他要好好儿活着,不能再出事儿。余清江的话在他耳边回响:“为了你妈,也为了你自己……”此时他觉得要好好儿想一想了,今后该怎么办才不挨整?他认为他可以承认错误,今后改正,但让他挖什么思想根源、阶级烙印,他的确想不出来该怎么办。错了认个错,以后不犯了不就行了?哪有那么多根源呢?他只觉得他身边的事、身边的人,都太可怕了。都是教养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多“傍狗吃食”的?落到这个地步了还要欺负别人,而政府队长怎么能相信周鼐鼎那样的人呢?他左思右想百思不得其解。候审室的白队长,收容所的石组长,这里的赵队长、周组长……甚至还有他的后父,这些人都活得那样滋润自在,而自己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孩子,却要遭此大难,一再地受欺辱。这世道真是太不公平了。没人能理解他的心……

不知过了多久,他心静下来,四下张望了一眼,才看到自己被关在一个像动物园关小动物一样的格子里,三边都是光滑如冰的水泥高墙,一面是铁栅栏,整个空间只有一米多宽两米多长,里边墙角有一只散发着薰人尿味儿的木桶,三面墙,地面上铺着一层散发着潮气和霉味儿的稻草。他静下心来,仿佛听到隔墙的那面有人咳嗽的声音,这才知道这里关的不是他一个人。“还好,有人跟我做伴儿。”他心里稍觉一丝慰藉,又想到王振春不知怎样了,会不会也被送到这儿来反省?

刚進入这间“大棺材”里来的时候,他仿佛走進家里自己那间没有灯的小屋里,两眼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现在眼睛适应了这里的黑暗,却还是除了墙之外什么也没有。只有那昏暗的灯光和偶尔传来的一两声咳嗽。好在他蹲累了可以站一会儿,站累了可以躺一会儿,他不敢想象那间关重刑犯只能躺、不能蹲站的小笼子是什么样子。就在这胡思乱想之中,他终于等来了晚饭——一碗稀得像清汤的玉米面粥,一小块咸菜……

李树德从总场开会回来,已经是第三天下午了。他是和其它几个教养队的中队长们一块儿坐总场那辆老掉牙的日本“土豆”汽车回来的。这次开会,收获很大。头一条,是他和宋科长商定的管教工作方案拿到大会上讨论以后,经过众人的补充,方案初步制定出来了。从管理、教育、生活、奖惩等方面制定了条条框框,已经由总场党委上报给处里审核去了。钟政委告诫大家,劳动教养是一项新任务,目前暂时参照劳改工作条例执行管教,在具体工作中总结经验,以便创造一套更符合劳动教养决定的工作方案。

此外。他还有另一项收获:从劳教人员的档案中,他查到了余亮果然是他在朝鲜战场的战友、救过他命的通讯员、后来又因为受了特务蒙蔽去了台湾的唐德纯的儿子。只因余亮的后父姓余,所以唐亮改名为余亮了。他为找到救命恩人的儿子而高兴,但更为在这种地方见到余亮而悲伤。他心中暗自决定要好好儿教育余亮成人,改正错误,把他抚养大,将来成家立业,继承唐德纯的香烟,自己良心上也可以得到一丝儿安慰。

回到办公室,他第一句话就是问沈队长:“余亮他们的事儿怎么样了?”当得知余亮已经被关進禁闭室两天两夜了,他不由得大吃一惊,但他仍然很冷静地问明原因,然后以中队长的身份对沈、赵两位队长说:“关禁闭是对教养分子的最高处分,再進一步就是劳改了,所以尽量不要使用它。余亮是个农村青年,他文化程度不高,见的世面又少,你让他长篇大论地批判自己的反动思想根源,眼下怕是难以办到,所以对他还应当以正面教育为主。既然已经关了三天了,赵队长去把他提出来,我和他谈谈。”

赵队长心里还不乐意,嘴里嘟囔着:“谈什么?这种死硬分子没什么好谈的,干脆打个报告送劳改队算了。”

李队长见他不同意自己的意见,尽管心里不高兴,但还是耐心地劝导他:“别忘了咱们是教养队,文件咱们也学了,对教养分子,主要是教育改造。教育就应当体现在做思想工作上。党把这些人交给咱们,咱们绝不能一个一个送到劳改队去。那要我们干什么用?快去吧!”

指导员郭子义也接过话来说:“劳动教养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它和劳改性质不同。这一点咱们千万别忘了。现在在管理上暂时采用劳改队的方法,但政策界限一定要分清,做思想工作是我们所有干部今后要学会的重要工作方法,切忌粗暴生硬。如果遇到问题都打报告送劳改队,那还费什么心办教养呢?全送劳改队不就完了?就是劳改队,也要讲思想教育的。这次开会,钟政委特别强调咱们做管教工作的干部尤其要注意自身的思想改造。按毛主席指出的那样,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才能使自己跟上新的形势发展不至于落伍。这个自我教育是在自觉的基础上,由党支部组织展开的。今后咱们几个人既要注意团结,也要注意互相帮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党交给咱们的任务完成好。我这个人水平也不高,李队长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他最清楚。希望咱们能互相帮助,共同進步。刚才李队长的意见我完全同意。今后要坚决按上级的规定办。要送禁闭的一定要集体讨论,中队长签字才行。小赵,你去把余亮提来吧!”

按照劳改农场的制度规定,指导员是中队的第一把手,所以郭子义这一番话就是他上任的“就职演说”,表明了他对今后管教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一点,沈队长是非常赞同的。

赵队长出去后,沈队长把王振春的检查情况向两位领导做了汇报:“从王振春的检查结果看,做思想工作的确很重要,我也主张应当以理服人为主,以力服人为辅。我同意李队长的意见,余亮和王振春不同。他是农村人,没文化。要他像王振春那样说出一套一套的道理来,是不可能的。只有耐心细致地对他开导。三组组长张奎印向我反映:刘玉宝油腔滑调,检查中只扣一大堆帽子,言语中一个劲儿吹捧赵队长。这种人是最难改造的老油条。对这种人可真要费点儿脑子下点儿功夫,揭穿他的鬼把戏,不让他蒙混过关,才能达到改造他的目的。所以我建议把批判重点搁在刘玉宝身上。一则不能让他自以为得计,使他杜绝对干部吹捧拍马屁的手法,也教育其他人要老老实实定下心来改造自己,别的路是没有的。”

李队长很欣赏这个当过文书的年轻干部。他完全同意沈队长的意见。和郭子义对视一眼之后,他表态说:“一会儿由指导员、你和赵队长三个人一起召集全队点名训话,由我和余亮单独谈谈,看看他反省几天后有什么转变没有。对他的处理,明天再研究。”

而后又研究了几件事。郭子义和沈队长去集合全队人员训话,李队长在屋里等余亮。

在这“水泥棺材”里关了三天,余亮可以说长这么大第一次仔细想了过去那一幕幕悲剧的经过,又考虑了今后自己该怎么办,才能保住性命,安全地早日离开这个鬼农场,回到妈妈身边去。他被这一天两顿、一顿一碗向清汤一样的稀粥饿清醒了,明白在这种地方自己不服软儿是不行的。正如余清江讲的那样,身子都掉在井里了,耳朵还能挂得住?这是个不讲理的地方,自己今后只有少说话少和别人来往,少发脾气,管住自己的性子,时时想到一个“忍”字,才能保住自己不再出事儿。这个道理想通了,他就喊了声:“报告队长!”那个管禁闭室的队长从小屋里出来。站在栅栏前,背着手看着他问:“怎么样?反省过来没有?”

“报告队长,我知道错了,我承认错误,今后保证改过。”小余尽管饿得两腿发软,还是尽量站直了身体,毕恭毕敬地向队长汇报。

队长直视着他,拖着长腔说:“知道错了——好,我给你拿纸笔来,你先把检查写好,我给你转交队里去,不然你还得在这儿继续反省。”说完回屋给小余拿来几张白纸和一支铅笔交给他。

对着白纸,小余趴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嘴里含着那支铅笔发呆。他没上过几天学,肚子里没有墨水,实在想不出该怎么写这份检查。琢磨了好一阵子,他手握着铅笔费力地在一张白纸上画了歪歪扭扭的一行字:“我错了,我不该把政府供应我们吃的菜○费了,我不该用铁桶打人,不该骂周组长,不该撞倒他……”

他一口气儿写了几个“不该”,把会场上别人批判他的词儿全用上去了,然后写上:“我保证再不打架骂人,不○费政府的菜,好好改造思想,做个好人。看在我妈妈的面上,请政府宽大我一回吧。我一定改正。”

这份检查写完了,他握笔的手心儿全是汗水。他自己念了两遍,觉得心里想的话全写上了,队长看了一定会满意的。他刚要喊“报告”,正好赵队长推门進来了。他脸色铁青,怒气冲冲地走到余亮的栅栏前,声气粗重地质问:“你这个顽固分子,反省明白了没有?” 他看到余亮面前放着一张写有字的纸,立刻命令:“哟,你还写了检查?交出来我看看!”

余亮忍住心里的火气,再不敢顶嘴了。他乖乖儿地把检查从栅栏的空隙中递出来。赵队长接过来扫了一眼,立刻双手抓住一扯,把检查撕成两半儿甩到地上骂:“你这是什么检查?你这是发泄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变本加厉向政府示威。这样顽抗下去没有你好结果的!”说完怒气冲冲推门進了小屋。

余亮心里一再对自己说:“忍住,千万别发火,尤其在这孙子面前更要忍气吞声,别惹他。”所以他见赵队长一把扯了自己费了好大劲儿写出来的检查,虽然眼里射出愤怒的目光,手却拧着大腿的肉,尽力控制自己不发火。

赵队长走了,他心里觉得很失望,也很迷惘,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写检查的。如果能出去,他一定要去看看王振春的检查是怎么写的。望着撕成两片的检查,他流下了伤心的泪水,不知什么时候自己才能离开这里。

七、面对战友的儿子

这时候,赵队长却又再次出现在他面前,而且那位禁闭室队长竟然把栅栏门打开,对正在呆愣着的他喊:“出来!把铅笔和纸也拿出来!”

小余真有点儿出乎意料,慌乱中不知所措地拿着纸笔走出来站在栅栏门口,不知怎么办是好。那队长申斥他说:“秋后的兔子——发什么愣!赵队长领你回去了,把纸笔交给我!把地上丢的纸捡起来,走吧!”

余亮一听,喜出望外,赶紧把纸笔递给队长,一哈腰把地上扯碎的检查也捡起来,捏在手上,往门口走去。赵队长在他身后恨恨地说:“便宜你小兔崽子,看你往后还敢和政府对抗不敢?快走!到队部去,李队长找你谈话。不好好儿承认错误,还把你送回来!”

余亮几乎是被推進办公室的。身后的门“嘭”地一声关上了。他惊恐地看着坐在办公桌边的李队长,紧张得手捏着的纸片被汗水洇湿了一大块儿,两条腿僵硬地站着,微微有些颤抖。

“坐下吧.”李队长嘴角挂着微笑,指着桌边的一张椅子说。余亮看看椅子,又看看李队长,却仍然站在原地没动。李队长看着余亮那熟悉的脸庞,仔细端详着,那带棱角的脸型,高耸的眉弓,略厚的嘴唇和一双招风耳朵,无一处不像老战友唐德纯。他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小唐背着自己艰难地在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的情景,心中一种百感交集的情绪促使他脱口而出:“小唐,你坐嘛!”

话刚出唇,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面对着悚然惊愕地望着他的余亮,立刻改口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小余慌乱地把纸片举起来嗫嚅地回答:“是我写的检查。”那声音低得李队长勉强能听到。李队长和颜悦色地伸过手去接那撕成两片儿的纸,惊奇地问:“既然是写的检查,怎么把它扯了?写得不满意?”

小余摇摇头:“是赵队长撕的,我又检回来了。报告队长,这是我想了两天才写出来的。我没有上过几天学,实在写不出别的样儿来。”

李队长点点头,接过纸片,放在桌上,对齐了看了一遍。他觉得像余亮这样的农村孩子能写成这样,比知识分子那些长篇大论的检查更实在一些。再深的道理他是写不出来的。于是他小心地用浆糊把纸片粘在一起,用手摩平,然后语调平和地说:“写得太简单了,不过以你的文化水平,能认识到这一点就是一个進步。好,现在坐下来谈吧!”

李队长慈祥的目光打消了余亮心中的惊惧和不安。他顺从地刚用半个屁股坐在椅子的边儿上,立刻又站起来,恭敬而又小心翼翼地问:“报告队长,您怎么知道我原来姓唐?”

李队长伸手示意他坐下,然后掩饰着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看过你的档案嘛!”

“档案?”

“对!就是记着你过去的家庭情况、本人犯错误经过等等情况的材料,全装在档案袋里。我不单知道你姓唐,还知道你的亲爸爸叫唐德纯,对不对?”

小余木呆呆地点点头。李队长拿出一支烟卷儿,点燃后深吸一口,以平息自己兴奋的心情,然后淡淡地问:“说一说你犯错误的经过吧!”

没想到这句话又引起余亮的惶恐。他眼神中露出惴惴不安的神色,望了李队长一眼,然后低垂下头来不吭声儿了。

“怎么,有什么话不好说吗?对政府不能隐瞒自己的思想,怎么回事儿就实话实说。说错了也没关系。我们会教育你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

听了李队长这番语重心长的话,小余觉得这位队长似乎没有什么恶意,于是胆子壮了一些,有点儿胆怯地说:“报告队长,我不敢说,说出来怕政府说我不认罪,给自己找麻烦。”说完他偷看了李队长一眼,见他并没有生气的样子,心里踏实了一点儿。

李队长仍然用和蔼的口气开导他:“没关系,这里只有咱们两个人,你只管大胆讲吧!”

李队长那和善的语气打消了余亮的顾虑,他把自己在村里被冤屈的事娓娓道来:“……那天电泵烧了,确实不是我干的。我后爹为了把我赶出这个家去,才陷害的我。因为他每次打我妈,我都要跟他拼命。村长听信了他的话,硬给我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把我抓進来了。在分局候审室我曾经诉过冤,被那个白队长打了一顿,再加上饿得实在受不了,只好认下这笔账来。现在到了这儿改造,我的冤枉就算沉了海底了。今天不是您这样讲,我是不敢说出来的。怕的是找来更大麻烦。真要劳改了我,那我妈就没法活儿了。我现在认命了。”

李队长听了余亮的叙述,心里像有一根钢针在刺着。他感到一阵内疚。“都是因为我按了指印的那份血书,虽说是敌人趁自己昏迷不醒的时候制造的,但是迷惑了包括小唐在内的不少战士。他们受了蒙蔽,在血书上签名,还在身上被刺上反动标语,再加上美蒋特务的恫吓,不敢回国了,这才去的台湾,害得他们家人受尽羞辱……”

但是,他作为一名政府干部,却绝不能对一个劳教人员表示丝毫怜悯和同情。他本人已经因为被俘问题成为控制使用人员,由一个正营级干部降为连级。他只能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给余亮一定的照顾,同时还要教育他正确对待被劳教的“冤情”,绝不能再有任何抵触情绪,否则,他不但保不了余亮,只怕连自己也保不住。他思忖了一下,于是对余亮進行教育和开导说:“你认为是被冤枉了,这个想法你一定要打消。这件事情你以后绝不可以再向任何人讲了。否则你会被以‘不认罪’的罪名给予加重处分的,劳改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现在摆在你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首先是承认错误,并且在今后的改造生活中不再重犯打架骂人的错误。至于你认为的冤枉,等过两年有复查的机会,你可以写一份申诉书,我给你转到有关部门去复查。但现在不成。申诉书不单不能写,连提也不能提。这是我作为政府干部对你的忠告和教育。从另一方面来看,你在农村也是种地,在这儿也是种地,这里还有工资,能剩下几块钱,可以给你妈寄点儿去。虽说这里没有自由,但这是相对的问题。你只要遵纪守法,就不会觉得没自由。相反,如果不遵纪守法,政府就会剥夺你的自由,所以对你来说,目前就是要认真做一次检查,以后在劳动中好好儿干活儿,表现好一些,可以争取早日解除教养,回到你妈身边去。 这是你妈对你的期望,也是政府对你的期望。还有一点,今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你绝不可以和队长顶撞。要学会无条件服从。如果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会随时对你進行教育开导的。我刚才讲的这些,你能不能做到?”

李队长这一番有条有理的谈话,让余亮心悦诚服。他频频点着头,心里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于是他口气坚定地回答:“我保证按您的指示去做,决不再违犯纪律。您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您放心吧,我余亮决不辜负您的这次教育。我谢谢您对我的谈话和宽大处理。”

对小余这种接受教育的态度,李队长甚感欣慰。于是他站起身来,拿起粘好的那份检查说:“现在你就跟我一起去队前做检查。记住,不管别人说你什么难听的话,你都不要还嘴顶撞,一切都有我替你作主。我再送你六个字,今后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都要牢记‘少说话,多干活儿’这一条做人的原则,尤其是你这样犯政治性错误的人更应该这样,走吧!”

余亮在队前做了检查,尽管赵队长和几个组长喊叫着说他的检查不深刻,是敷衍了事,等等,但李队长为他辩解说:“他的检查和王振春相比,的确不深刻。但他的文化有限,能有这样初步的认识,我认为也算是他接受改造的一种诚意。相信他在今后的改造生活中,会逐步加深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政府批评你们,是为了挽救你们,以观后效。所以我认为对余亮的批判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今后看他的表现。对任何人,政府都是听其言观其行的。言行一致才算是你的改造有了成效。否则说得好听,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儿,那就不可宽恕了。经队部研究,王振春动手行凶伤人,性质严重,本应重惩,但看在他检查深刻,能认识错误,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予队前警告的处分。刘玉宝在车站打架斗殴,行军路上散布反动言论,盅惑人心,检查浮皮潦草,想蒙混过关,也给予队前警告处分。希望你们能悬崖勒马,改恶从善,再犯错误,政府就会老账新账一起算的。余亮已经给予禁闭处分了,就不再给其它处分。各组散会后晚上对他们三人的处理進行讨论,从中吸取教训。明天上午发放工具,休整一天,后天开始,出工干活儿。”

八、第一次过劳动关

经过一个星期的整训,几个教养队所有人员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大家都写了“改造决心书”,表示要在艰苦的劳动中改造自己的错误思想。按照总场的规划布置,首先让几个教养队在居住点附近一条淤塞多年的排水干渠上学习使用清河农场专用的工具——筒子锹挖泥清淤。这种特殊的铁锹,是河北唐山一带农民根据本地粘土土质发明出来的挖沟筑堤工具。它的锹身是半圆形的,像一块整瓦,一端中间有一个装木把的“锹库”,木把另一端用卯榫的方法安装一个小横棍儿,使用时一只手掌握住横棍儿,一只手攥住锹把,双手配合好了,用的是脆劲儿,棒劳力一锹能扎五六十厘米深,一锹土有几十斤重,还可以把泥条子甩出十来米远。

但是这些从北京来的教养人员,从来没见过这种“筒子锹”,更谈不上使用了。这些筒子锹,已经由劳改队的工具员几天前就安装好了锹把,如今发到每个人手里,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用。有的人双手握住锹把弓着身横着铲表土,有的人双手握住横棍,用脚蹬踩锹身,一上午没干多少活儿,却一个个累得腰酸背痛,腿胀脚木,有的还把鞋底踩断了。不少人手上磨起血泡。李队长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着急,因为总场的意图是在这条排水渠上操练人马,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学会干活儿,然后立即向西荒地進军。所以李队长一方面把医务室的犯人大夫叫到工地,给手上打出血泡的人上药,一方面请来工地附近的社员当老师,把各组正副组长集中起来当学员,请社员讲解筒子锹的使用方法。社员们也非常乐意教。因为这条渠也是他们地边的主要排水干渠,只因几年来抽不出劳力疏通,造成地里返碱状况严重,产量一年不如一年。所以排水干渠疏通了,他们也是受益的一方。

“临时老师”们详细讲演了干土、湿土、水下土、淤泥……各种状态下泥土的挖掘方法。“老师”们讲得细,“学员”们认真学,到了下午收工,绝大部分人已经学会用筒子锹挖土的基本方法。现在的差别,只在于个人过去是不是干过体力活儿这一点上。比如余亮,到了下午收工的时候,已经可以完成一个标准工的定额了,而王振春只挖了十分之一个定额的土方量,两只手还都磨出了血泡。他很奇怪余亮的手上为什么一个血泡也没有。扳着余亮的手掌仔细看,小余笑着对他说:“我们庄户人家,这双手天天在木把儿、铁把儿上磨、蹭,时间长了这皮都磨厚了,磨出了一层老茧,拉一刀都不知道疼,当然不会出血泡了。你们坐学堂的学生,细皮嫩肉的,哪儿经得住木头磨?不过这里面也有窍门儿,手握锹把的松紧,要适当掌握。这可是要自己从劳动中去体会的。咬咬牙忍住疼,用不了多久,也会跟我一样了。”

晚上学习之前的中队点名,李队长根据临时统计员二组长李贵良交来的成绩单,表扬了余亮,因为他挖的土方量远远超过其它人:“这说明余亮有改正错误的诚意,经过大家的帮助、批判和政府干部的教育,使他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要在实际劳动中用汗水洗刷自己身上的错误和污点。这是我们欢迎的,也是你们今后要向他学习的。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目的都是要通过艰苦的劳动,来体现你们每个人的改造决心和成果。从成绩单上可以看出,不少人开会的时候嘴巴能讲得很,可一接触实际劳动,就比余亮差十倍还多。这是理论和实践脱节的表现。希望余亮今后更加努力。如果能够接连创造出更高的工效,我们可以考虑取消你的禁闭处分,从档案中把处分决定取出来。今天晚上学习会就是讨论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问题。”

接着是指导员郭子义训话。他重点讲了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之间的关系:“你们中间不论犯的什么错误,归结为一点,都是因为思想里存在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世界观没有转到无产阶级一边来。没有和劳动人民的思想观点一致。所以思想改造除了学习一些必要的文章之外,还要通过劳动,来从根本上达到改造的目的。今天余亮表现不错,应当表扬。知错改错才能有所進步。但是劳动好不等同于思想好,这一点也应当引起你们注意。要相辅相成,二者不可偏废,才是政府对你们的改造要求。……”

九、战友之间的谈心

郭指导员训话之后,命令各组开始学习,又让沈、赵两位队长在各组巡视,他则拉着李树德往队部办公室走去。

队部办公室是临时借用劳改分场的房子,屋里的办公用具也全是借用的,只有一左一右两张床板是上边配给队长们的。郭子义调来之后就和李队长挤在一间屋里住下。两个人在解放战争中就是战友,入朝作战又在同一个营部,李树德是教导员,郭子义是营长,现在两个人又调到一起来了。只不过一个是中队长,一个是指导员。按照“党先政后”的原则,他是中队第一把手,可那么多年来 ,他习惯于配合老李工作,也被他那对工作积极负责的精神所折服。但是今天他觉得有必要和老李谈几句心里话,所以他把那两位队长支开,把办公室门关紧,准备和老李掏心肺腑地谈一谈。

李树德今天心情愉快。他完全没想到自己手下这几百个大部分从没干过体力活儿的人,居然在一天之内,都把筒子锹的使用方法掌握了。只不过身高力壮的人是用双手握锹把往下扎,身矮力弱的人是把铁锹的“拐把儿”横搁在肚子上用全身的力量往下压。尤其是余亮创了个最高工效,这样就给他進一步安排余亮干点儿“死角”活儿创造了条件。在他脑子里,一个劳教人员的改造好坏,就应当体现在劳动成绩上。就好比一个战士,平时喊得再响,枪声一响冲不上去,就不是一个好兵。总场指示,每个教养队可以从教养人员中选几个表现好、罪错轻的人员担负后勤工作:比如工具保管、值班站岗和以后到西荒地成立伙房后的炊事员等等。李队长心里一直琢磨着要给余亮安排一个好位置,但是余亮没文化,没有口才,只有一把力气……想到这儿,他推开办公室的门走進去,不由得轻叹一口气“唉!”自言自语地说:“真是干活儿的命啊!”

郭子义在身后把门关紧,见李树德一歪身躺在床上,就侧身坐在椅子上问:“你说谁是干活儿的命啊?”

李队长躺在床铺上没有吭声儿。郭子义坐在椅子上,顺手翻着桌上的一张报纸,眼睛却盯在老李身上,等着他答话。过了一会儿,李队长突然从床上坐起来,一本正经地对郭子义说:“郭子义,咱们俩赶紧商议一下進西荒地的事儿。我估计不出一个星期,咱们就得挪窝儿了。这两天我在想,到了西荒地没有房子,没有路,为了防止有人逃跑,各组组长要配合大组长对本组人员严密监视,咱们几个队长也要坚守岗位。我考虑选几个人出来,一个是工具保管员,一个是宿营地站岗的值班员,一个是工地站岗的值班员——这个人最好兼管宣传统计。有这几个脱产人员,咱们就得把上边规定的劳动定额适当提高一些,好把这几个人的工效背出来。按总场制定的原则,这些人要错误轻、表现好。所以我在这些人中选了一下。余清江是没有正当职业,以‘安置就业’的名义送来的,他又会打铁,我看让他当工具保管带修理工具比较合适。二组组长李贵良虽然是个右派,但他能说会道,脑子活,当个宣传员兼工地站岗值班员我看可以……”

李队长提一个,郭子义就答应一个。但是老李提了让余亮到伙房做饭的建议,郭指导员没有吭声。李队长见他不应声,又進一步解释说:“这个人我看了他的档案,是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心眼儿比较实诚,干活儿也比较踏实。我看搁在伙房还是可以的,起码让他烧开水、往工地送水这种活儿他能干好……”

郭子义不等老李的话说完,摆摆手打断他的话,严肃地说:“老李,你不提余亮,我也要跟你讲。咱们都是干部,党的政策、原则不能丢掉。余亮这次犯的错误够严重的,但是你对他的处理似乎有些太宽大了。总场宋科长还跟我打了招呼。我估计可能有人到总场告了你一状,说你右倾,偏袒现行反革命分子余亮。他让我注意掌握好党的改造政策。当然我并不主张一棍子把人打死,但是据宋科长讲,余亮是个‘匪属’。他犯的错误又是破坏生产、阶级报复的‘现行’问题。这种人只能放在生产一线去改造,绝不能用他来做‘死角’的工作。所以你刚才提的我不同意。对余亮的教育改造还应当加强,不然,有人会认为刚从禁闭室放出来的人,我们就重用,影响不好。你说呢?”

郭子义这一番话,把李树德说得在床上坐不住了,他跳下床来,在屋里那小小的空地来回走了几步,然后两眼看着老郭轻声地说:“我不否认对余亮有些宽大,但是该批评的,该教育的,我还是做了。咱们俩是多年的战友,这事儿我不瞒你。你仔细想想,余亮的长相,你是不是有点儿眼熟?”

这话说得老郭一愣,呆呆地想了一阵儿,迟疑地说:“当初见着他第一眼,我脑子里是闪了一下,仿佛在哪儿见过他。细想想,不可能的。他今年才十六七岁,又是北京郊区的,我怎么会认识他?所以也就不去想了。你就别兜圈子了,有什么话只管说吧。”

老李走到房门口,拉开门往外瞧了瞧,然后把门关紧,走到老郭坐的办公桌前,手按在桌子上,脑袋凑近老郭小声说:“这小子我查过他的档案,他爸爸就是咱们营部的通讯员唐德纯。你想想这小子是不是长得和小唐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

听了这话,老郭愣住神儿,定睛琢磨,而后手一拍大腿兴奋地说:“对!是像小唐!”但脸上的笑意立即凝住了,随即语气凝重地说:“老李,我明白了,你这是想在余亮身上报小唐那个救命之恩。这可是万万使不得的。唐德纯现在是台湾国民党的人了,这个阶级立场可千万不能丧失。说心里话,咱们就够倒楣的了。想当年不是我们拼命顶住美国鬼子的反攻,能保住那几个军顺利撤回去吗?可是咱们受伤被俘,在战俘营受了那么多折磨,最后千难万难争取到了回到祖国,反倒落个‘意志不坚定’、‘怕死变节’!我好歹算是留下了党籍,你呢,连党籍全丢了。我心里的确有点儿想不通,可是咱们是党培养出来的人,不听党的听谁的?现在党把咱们搁在这儿,咱们就得执行党的政策,正确对待这些人,尤其你要正确对待过去那些事儿。唐德纯既然已经叛变,不管他过去是不是救过你,你绝不可以有丝毫报答之心。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我指的是余亮本人表现好,有改造诚意,在工作上给一些照顾,也不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现在绝对不行。如果你今天任用了余亮,弄不好过两天宋科长就会知道了,到时候让你下不了台,多难看。听我一句劝,千万别再犯错误了。啊?——”

老郭这话真是掏心窝子的肺腑之言,让李树德非常感动,也十分心服,只好把余亮的事埋在心里了。

正如李队长预料的那样,三天之后,总场用马车运来扁担、麻袋、麻绳等工具,分发给各个教养中队,第四天各中队休息一天,上午由队长做進军西荒地的动员,下午各组讨论并分发扁担、麻绳、麻袋和第二天早饭、午饭的窝头。两个人一条扁担,抬着两人的行李、工具,向西荒地進军。

【阿印简评】监狱,自古以来就是最黑暗的地方。狱卒,自古以来都是流氓、无赖们干的职业。几千年来,狱卒们都在吃着囚犯的肉,喝着囚犯的血。“有良心”的狱卒虽然也有,但那已经是属于少见的“珍稀动物”了。

新中国的监狱,包括看守所、拘留所和劳动教养所,不可避免地也要设置狱警。监狱的任务,第一是关押犯人。因此狱警们的第一任务,就是看管犯人们不要逃跑,不要闹事。这是简单任务,比较容易完成。鉴于“新中国的监狱同时是一所大学校”的精神,因此狱警们还有教育犯人的任务。由于狱警本身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大都比较低,特别是遇上文化水平比较高而头脑又相当复杂的政治犯,这个任务就比较难于完成了。

在公安局里,相对而言,看管劳改犯的工作比破案总简单些,因此各地的公安局,总是把水平比较低的警察调去“管劳改”。但至少不是流氓、无赖。又由于劳改单位除了供人参观的模范监狱之外,一般都设在郊区甚至边远地区,至少都远离城市;劳改农场的干警,还要带领犯人出工,风吹日晒的,工作环境相对机关、工厂而言,又要艰苦得多,大多数干警们都不大愿意去。因此,各地公安局大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把犯有小错误或历史上有小问题的干警,以“宽大处理”的名义,以“教育别人、提高自己”的理由,调到劳改农场去。这些人如果谁敢不去,那就老实不客气,要开除出公安队伍,以犯人的身份去劳改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难免就有许多品质低下的警察被送到劳改单位去。可是一到了这里,他们就都是“说一不二”的“二皇上”了。这一来,使得他们邪恶的一面得到恶性膨胀。劳改农场的干警自己本身就有许多人背着思想包袱。要他们放下包袱,教育别人,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

犯了罪错,劳改劳教,目的之一,就是要他们改恶从善。共产党人认为“劳动创造世界”,也认为通过艰苦的体力劳动,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因此发明了“劳动改造”的方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事实证明“劳动改造”不是万能的,在某些人身上,甚至是没有效果的。因此進入21世纪以后,“劳动改造”、“劳改”这些名词,不再提起了;各地的“劳改局”、“劳改警察”,也都改名为“监狱管理局” “监狱警察”了。

从历史渊源上说,“劳动改造”,是从老解放区“通过强迫劳动改造二流子”发展而来的。当时农村中有一些好逸恶劳的二流子,有的还是赌徒,赌赢了就大吃大喝,赌输了就小偷小摸。这些人,通过半强制的劳动,不许他们赌博,通过劳动,终于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的典型,各地都有。土改之后,这样的政策也用之于扫地出门的地主,目的是要改变他们不劳而食的生活习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改造”,从半强制改为全强制,劳动就带有惩罚性了。对有些人的罪错,通过艰苦的劳动,能够起到震慑作用。例如重婚罪,通过有期限的劳改,让他想到重婚是要受到惩罚的,从此不敢再犯重婚罪了。对于小偷儿,起的作用就小些。因为小偷儿偷钱物,来得非常容易,一伸手,别人的钱财就成了他的了。对比之下,劳动实在太辛苦。因此小偷儿的改造成功率,就没有重婚者高。还有一种罪犯,例如“车祸”和“责任事故”。他们主观上根本就没有犯罪的动机,出了事故以后,也不是通过劳动就可以促使他以后不再出事故、出车祸。当然,罪犯中还有不同政见者和根本就没有犯罪的冤假错案受害者,对于这些人,前提是要弄清是非,要让他们通过劳动改变世界观,从此思想认识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是一句废话,就是一句空话!

犯了罪進监狱,劳动重,生活苦,这就叫“受罪”,本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监狱里的生活比社会上好得多,就会出现犯人释放以后不肯出大门的怪异现象。因此,监狱里面劳动重一些,生活苦一些,都是正常的,但是决不允许出现狱卒非刑吊打囚犯的现象发生。

赵德喜是个“出身好”的小警察。他之所以敢在劳改农场明目张胆、飞扬跋扈地整这个、害那个,而自己却接连不断地犯各种各样的小错误,所依仗的,就是自己的“出身”。人人都知道,建国初期,法制不健全。为什么不健全?是因为没有完整可行的法律。为什么不公布?不是没有法律专家起草讨论,而是历次起草的各种法律,都和共产党人的“阶级斗争”学说有矛盾,不是通不过,就是迟迟定不下来。为什么?简单地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强调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两个不同阶级出身的人,犯同样的罪,就应该判同样的刑。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公开宣扬犯罪行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例如《苏联刑法》的第一条,就说:“一切犯罪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好像社会没有進化到出现资产阶级,世界上就没有犯罪行为似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曾经提出过“法律是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认识基础,并且進一步引伸:“封建主义的法律提出过‘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主张;资产阶级强调‘在法律面前人 平等’;但是王子犯法,从来没有‘与民同罪’过;在法律面前,有钱有势的人分明得到了宽洪和有待。只有我们无产阶级,就敢于公开提出‘法律要为无产阶级服务。”根据这一理论,资产阶级犯罪,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强表现”,司法工作者要牢牢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给予严惩,绝不能手软。不然,就是屁股坐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而工农分子犯罪呢,那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是受害者,司法工作者要满腔热忱地去同情他、帮助他、挽救他。不然,也是“屁股坐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因此,地主、资本家和工农分子犯同样的罪错,地主、资本家就要从严惩处,而工农分子就必须宽大关怀。换言之,在法律面前,公开申明不是人人平等。

这种理论,今天被称之为“阶级偏见”。这样高明的“理论”,今天的小青年听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是倒退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却是这种理论统治法学界、司法界的时代。因为不理解或不同意这种理论而被打成右派的人,有多多少少哇!

赵德喜们就是这种理论下培养出来的“宠儿”。他们出身好,身上有一种“无产阶级优越感”,自以为“老子生来就是革命派,是天生的统治者”,因此,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革命”的。至少对“敌对阶级”,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单纯地坚决执行这种政策,倒也心明眼亮。因为这是公开宣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是要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于:根据什么来决定人家的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的阶级,是根据他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此,知识分子由于他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仅仅出卖劳动力(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因此,知识分子也应该属于无产阶级范畴。但是在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理论:“知识分子属于什么阶级,要看他为哪个阶级服务。”也就是所谓“毛与皮的关系”。因此,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如果严格按照这个理论划分,也还有得可说,至少界线分明嘛。但是也有模糊不清的地方:“被资产阶级或地主富农雇用、为他们服务的人,算什么阶级?”到了后来,一个知识分子究竟属于哪个阶级,已经不用看他的职业为那个阶级服务了,而只看他写的文章、说的话,就可以立刻改变他的阶级成分:明明是一个入党多年的“老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仅仅因为一句话,这句话还不一定错,只是和当权的领导人意见不同而已,话一出口,这个人立刻变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立刻开除出党,送去劳动改造。于是阶级的划分,从此乱了套了。

像余亮这样的农村小伙子,本来是个铁杆儿的农民,仅仅因为他父亲在朝鲜“叛变”,他就变成了“敌对阶级分子”,而他的继父,却因为“出身贫农”,成分好,是政府依靠的力量,他出面控告自己的“儿子”,当然是绝对可靠的“大义灭亲”行为。于是,一宗冤假错案,就在“阶级路线”的误导下形成了。

今天时过境迁,痛定思痛,像这样的理论和错误,难道还不发人深省么?

任何一个政党中,都有品质极其良好的精英分子和品质极其恶劣的腐败分子。各国共产党,都号称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员,还曾经被斯大林宣称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人”。经过近一个世纪来的考验,在与各种敌人血与火的斗争中,共产党员中的确涌现出许许多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斗士;但是在和平环境中,特别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也的确滋生了许许多多贪污腐化分子。证明“任何一个政党中,都有品质极其良好的精英分子和品质极其恶劣的腐败分子”的论断是正确的。把任何一个政党极端化,都不是“辩证法”。

中国共产党,从多数成员的出身看,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党。但是党员们继承了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在“忠”字上,却表现得特别突出。像李树德这样的队长,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却能够继续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地工作的人,数量是相当多的。许多人都知道:英国的步兵操典中明文规定,在敌强我弱、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允许指挥官率众投降而不会受到处分。典型的例子,如二战中驻守新加坡的英国军队,就在指挥官的率领下,全体向日军司令山本奉文投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操典中,当然没有“允许投降”这一条。因此,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遇到“敌强我弱”、根本不能取胜的战况下,惟一可行的,只有“战斗到最后一息”这个出路了。

李队长在朝鲜被俘,能够争取到回国,是付出了极其艰苦的代价的。但是从许多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中得知,这些回国的战俘,经过严格的“甄别”学习,多数人成了“控制使用”分子,原来是党员的,开除党籍,从此基本上失去了“继续進步”的可能性。本书中的李队长,作者虽然没有展开来深入描画,但就本书中所写,其事迹,也已经非常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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