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世界》第一部第一章 闯進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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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欢世界》第一部第一章 闯進公安局
由 admin » 2019年5月2日
一、拘留所里日月长
1958年的立春晚，不是“春打五九尾”，而是“春打六九头”。2月18日春节一过，大地回春，天气开始渐渐变暖了。但那料峭的春风却来得特别早，它呼啸着，卷起尘沙，横扫大地。尘沙和屋顶上被吹落的残雪搅裹在一起，在空中形成一道迷漫的雾幕，把街上的行人和车辆“溶”在其中。马路两边的墙上，用白灰刷写的“坚决打退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進攻”大字标语，也显得灰蒙蒙的。墙上贴的一些标语、口号被这无情的春风扯断，在地上随风翻滚、寻找它们的归宿去了。
一辆中吉普车，顶着凛洌的寒风，从北京郊区通县往城里开来。吉普车已经很陈旧，遇上顶风，加上空中沙尘和雪粒形成的雾障，车速开得并不快。发动机发出震耳的吼叫，在大风中挣扎着行進。寒风不时掀动车后的帘子，乘机挤進车内，用砭骨的寒气吹拂着车里的人们。
王振春被这寒风吹得心里一激愣，好像怀里被人塞進一块坚冰，一股透心的寒意油然而生。他不由得用双手把肩头抱得更紧些，脑袋直往衣领中缩。汽车从学校大门一开出来，他的脑子就变成了一片空白，只有那位年轻小警察的吼声在脑子里萦回：“好好儿坐着，不许抬头，不要乱动，不然就铐起你来！”说着向他示威地亮出了手铐。吓得王振春坐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闭着眼睛，脑海里那副锃亮的手铐还在不断地晃动着。
突然，汽车颠簸晃动得更厉害了。小王意识到这是离开了公路，上了土路 。“这是往哪儿开呀？”他心里有些奇怪。好奇心驱使他抬起头，睁开眼从门帘缝儿向外看：车外是一片庄稼地，而且有一股浓浓的人畜粪便味儿扑進车内。他明白，这是往农村去的路。他正想再看看，一声断喝在车内响起：“低头！不许乱看！”这时候小王猛然记起：车内有四位警察在监视着他呢!他低下了头来，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了自由。一股凄怆的悲哀袭上了心头，他重又闭上了眼睛。
汽车颠簸了一阵儿，终于停下来。车上两个警察跳下去，另两个盯着小王吼叫：“双手抱着脑袋！老老实实蹲着！”
小王不敢反抗，但是嗅觉和听觉还在工作。一股更浓烈的粪肥气味和车外嘈杂的说话声，让他明白这是到了一个村子里。“上这儿干吗来了？”他心里在纳闷儿。时间不长，车外的人声静了下来，只听见一个半大的小伙子在抽泣，同时响起一位妇人悲凄的声音：“儿啊！到局子里跟人家把事儿讲清楚，就没事儿了。别害怕。”那妇人似乎在安慰自己，又似乎在抚慰儿子。
那小伙子好像被人卡着脖子似地喊叫：“妈！您别怕！我没做亏心事儿，半夜敲门心不惊。儿走了，您多保重！”
小伙子的声音离汽车越来越近了。这时候一个恶狠狠的声音响起：“喝！好小子！真有你的！铁嘴钢牙、死不认罪的反革命羔子！到局子里啃窝头去吧！”
那小伙子被拉到车旁，怒吼着：“告诉你，姓余的！ 我走了你再敢欺负我妈，等我回来要你的命！”
接着，车帘猛地掀开，那小伙子被扔進车里来，正砸在小王头上，两个人一下子全倒在车厢里，随后一个很小的行李卷儿也丢進车厢里来。那两个警察立即上了车，一个年轻的警察拍拍腰间的枪指着倒在车里的两个人狂叫：“起来！坐好了！老实点儿，别找不自在！”
那小伙子爬到车帘旁边， 手抓住扯开的车帘布哭喊着：“妈，您多保重，儿会回来看您的！”
车下那女人呜咽着叫喊：“儿啊，儿啊，到那儿要好好儿听政府的话，好好儿活着……”说到这儿，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
车上那个警察一手揪住小伙子的头发，往后一扯甩在长椅上，又上来一个警察用手按着小伙子的脑袋喊：“低头！”
小伙子梗着脖子不低头，两只红肿的眼睛怒视着车里的几个警察。那个按他脑袋的警察，被小伙子反抗的情绪激怒了，立刻从腰里取出一副手铐来，冲小伙子一比划：“不老实就铐上你！”
王振春见小伙子要吃亏，赶忙伸手捅了他一下，示意他别找麻烦。可是那小伙子没理会小王的示意，仍然圆瞪双目看着拿手铐的警察。车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站在车帘边的一个警察指着小伙子吼叫：“想反抗？动一动我就崩了你！”
车前边司机旁坐着一个警察，转过头来说了句：“好了，只要他不乱动就行了。开车吧，坐好！”
汽车在凛冽的寒风中急剧地行進着。车上的警察是“张飞拿耗子——大眼儿瞪小眼儿”地盯着这两个“犯人”。那小伙子可能是过度伤心，他一只手揪住自己的头发，使劲地一下一下地乱扯，小声儿地抽泣着。那拿手铐的警察又喊叫起来：“不许乱动！”另一个警察用嘲笑的口吻说：“后悔了？晚啦！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哇！小白，别跟他制气，王副科长不是说了吗，只要他老老实实坐着，就是头发都揪光了，还省得進号子里给他剃头了呢！”说得车上几个警察都笑了起来。
汽车又上了平坦的柏油路，走了一会儿，拐進一条胡同，又拐進一个大红门里，在院子中间停了下来。那个姓白的警察先跳下车，然后冲两个“犯人”喊：“下车！”
这时候在司机旁边坐着的王副科长从前边下了车，吩咐一声：“送候审吧！”说完就往预审科走去。
两个“犯人”从车上下来，姓白的警察斜睖了一眼王副科长的背影，没好气儿地厉声命令：“提着行李，前边走，听口令拐弯儿！”
公安分局的所在地，原是清朝的一个小衙门，是大四合院儿里套着小四合院儿的建筑布局。两个“犯人”提着行李在前边走，后边喊一声：“向左拐！”拐过之后没走多远，又喊一声：“向右拐！”拐了几个弯儿，面前是一座小套院儿。姓白的警察叫他们两人站在小院儿门口一座小屋子旁边，独自推门進去。不一会儿，屋里响起一个尖嗓门儿的声音：“你们两个進来！”。
两个人進了屋，怯生生地站在门口，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警察正仰坐在一张桌子后的椅子上，悠闲地端着茶缸子，眼睛盯在这两个“犯人”身上。那个姓白的小警察一指刚才哭闹的小伙子：“就是他！”
那老警察冷笑一声，把茶缸子放下，阴阳怪气地说：“好哇，我这儿‘和平衣’闲了好几天了，这回又有人穿了！”说着声音变得严厉起来：“你叫什么？！”
站着的两个人互相对视一眼，不知他在问谁。王振春往前挪了一步：“问我？”话音未落，只听一声雷霆般的吼叫：“站好！谁让你动了？你说问你就问你！”那老警察吼叫过之后，声音低了下来。
“我叫王振春，是从学校来的……”
“谁问你从哪儿来的？问什么答什么！犯的什么事儿？”
“我也不知道……”小王呐呐地说。
那老警察阴沉着脸，打断了他的话：“好哇，你们都是一个模子里磕出来的：進来的时候都不认罪，过不了三天我就会让你自己知道你犯的什么罪！你别说了！站一边儿去！”
小王顺从地提着行李站到那人手指的墙边儿去。那老警察看着小伙子，口气平和地说：“你过来。”
那小伙子站着没动，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那老警察从桌边站起来，“动若脱兔”似的闪电般窜到小伙子身边，一只大手捏住小伙子的耳朵，使劲儿扭着；手上的小指头却钩着小伙子的下巴颏儿用力往上挑，同时扯着小伙子耳朵往里拽。小伙子疼得脸都变了色，但他一声不吭，用力向后坐身子打“坠坡”。但是他的耳朵终究被人家拧住了，还是被那老警察扯到了屋中间。
“知道吗？这是见面礼‘猴儿剔牙’。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前几天刚打发走一个老的，现在又送来一个小的。到了我这儿，不怕你骨头再硬，我也能伺候得你舒舒服服的。别急，爷们儿！咱们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不让你尝够了大爷我的三十六道美餐，我不会放你走的！”说完他扭转头去对那个警察小声儿说：“告诉你妈不用等我回去吃饭了。我得耽误一会儿，给他们俩上上课。”
这时候从那条仅能容一个人走的细长通道处走来一个挑着饭菜桶的炊事员，一進这个小院儿，把饭菜桶往院子中间一放，喊了声：“开饭啦！”只见这位老警察立刻跑到门口喊了声：“先等一会儿开饭，全体人员在院儿里集合！”
在院子里站岗的警察，立刻把拘留所里面的人从铁栅门里一个个放出来，以住的号房为准，在院子里列队站齐。每人手里都拿着碗、筷，等着开钣。
院子里的警察叫一声：“老白！队站好了！”
那个姓白的老警察答应了一声，回头对小王说：“把行李放在这儿，出去站到队前去！”同时又用手扭着那小伙子的耳朵，揪着他往外拽。小伙子趁老警察出门口手略一松之机，头一甩手一拨，把扭着他耳轮的那只手拽开。老警察上前一个“喜鹊登枝”，把小伙子踹了一个“大马趴”，然后一手揪住小伙子的脖领儿，一手把他的胳膊扭到背后，像押死刑犯一样把他推搡到队前。小伙子的胳膊被扭住，身子弯得像个大虾米，疼得直咧嘴，额头上的汗也渗出来了。
“看见没有？”姓白的老警察用他那特有的尖嗓门儿开始训话：“这小子敢跟公安局叫茬巴儿，问他叫什么，他来个死鱼不张嘴。你们都知道，我是回民，这小子吃了一肚子猪肉馅儿的饺子，竟敢上这儿来冲我打猪肉味儿的饱嗝儿？这是成心找寻我。我白某人治这种小杂种是裤裆里抓几巴——手拿把儿攥。还是那句话：到了我这儿，是龙的给我盘起来，是虎的给我卧下去。这一亩三分地儿，我姓白的说了算。别给脸不要脸！”说着手一松，踹了小伙子一脚，把他踹倒在地上。那小伙子的胳膊被扭木了，一下子从地上爬不起来。但他硬撑着坐在地上，嗔目直视地盯着姓白的。那位姓白的警察只当没看见，甩出一句：“开饭！”
王振春站在离饭桶不远的地方，一动也不敢动。只听那挑饭的人手里挥动着一只铁舀子在喊：“劳动号！”
那些排着队的人每人领四个小窝头，一碗清水白菜汤，菜少汤多。这是炊事员用汤舀子不断地搅动着菜汤、每人一舀子盛的。不然，就会出现所谓的“先打的油、后打的稠”的“不公平”现象，——虽然那木桶内拢共没有几片菜叶子，也不可能有什么油，但是炊事员已经习惯于这样做了。小王看着那小窝头，比班里同学拿给他看的“北海仿膳”栗子面小窝头大不了多少，心里寻思：“这窝头，一口一个，我能吃二十个。”
劳动号领完饭，接着是拘留号。他们每人三个窝头，一碗半干半水的菜汤。这些人都领完饭，桶里的菜汤就看不见什么菜了。只是清汤上飘着一点儿菜叶。这时候挑饭的人喊：“候审的！”只见四个人过来，每人两个小窝头，一碗基本上没有菜叶、纯粹的清汤。四个人边往回走边吃，那碗汤一扬脖就全灌進了肚子里，两个小窝头一口一个也塞進嘴里。这时候那四个人里头只有一个人回到候审室里，另外三个人还在门口磨蹭，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果然，那位姓白的老警察，走过来看看菜桶，然后把铁舀子丢進剩余的一点儿菜汤里，喊了声：“开始！”只见那三个人转身百米赛跑似的往饭桶这边儿跑，其中一个中等个子的小伙子跑得最快。他长着一个枣核儿形的脑袋，尖嘴猴儿腮，两只眼睛滴溜溜乱转。眼看这小子再有几步就要够着铁舀子了，这时候身后一个和他个头差不多但魁梧得多的人，这人平平的脸形，像是用刀切出来的，四四方方的大嘴巴和招风大耳朵，却配了两只小眼睛、一个塌鼻子，他见前面的小伙子快够着铁舀子了，心一急，一只手扯着那人的褂子，脚下使个绊儿，只见那尖嘴猴儿腮的人一下子被摔倒在地上。“四方脸”正要上前去抓铁舀子把儿，却又被第三个赶上来的中年人把“四方脸”的手打开。这个中年人长一个典型的猪脑袋，两只招凤大耳朵，两片厚嘴唇翻翻着突出来，形成一个小拱嘴儿，单眼皮却有两个浮肿的眼袋。他身体胖，跑得慢几步，他气喘吁吁地和“四方脸”争抓铁舀子，“瘦猴儿”也爬起来上前抢。三个人正争夺不休，姓白的老警察发了话：“把舀子放下！”然后冲候审室喊了声：“焊洋铁壶的！你出来，舀子归你了！”
“瘦猴儿”和“四方脸”无可奈何地停住争抢，看着菜桶里那点儿剩菜汤直巴叽嘴。“猪脑壳”不死心，手还抓着舀子，目光瞟了那两个争夺对手，在低声音央求：“老白，看在咱们过去的交情……”
姓白的老警察脸一绷，马上变了脸申斥：“你算什么东西！姓白的是你叫的吗？别忘了你的身份，再这么‘老白老白’地叫，别说我叫你下不了台！”
“猪脑壳”心犹不甘地下死眼看了看到快嘴边的菜汤，斜瞪了一眼站在桶边的小王，把舀子甩進桶里，扭身慢悠悠地往回走。这时候从候审室里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壮年汉子，身穿一件黑棉袄，棉袄扣子不知是掉光了还是不想扣，只用手掩着怀，棉袄上一块块油迹在阳光下闪亮。他慢腾腾地走出来，看了一眼坐在地上的小伙子和站在桶边的小王，然后有气无力地冲姓白的老警察点点头：“谢谢白队长！”
原来这舀子代表一种权力，他们几个人每顿饭后都有一场百米赛的冲刺表演，谁抓住舀子，这桶里的剩菜汤就归谁。白队长就在一边看乐子。——在公安局特别是拘留所当警察时间长了的，许多人都患有这种说不清的职业病，喜欢以各种方式折磨、侮辱犯人为乐事。大概这也是一种变态的迫害狂或虐待狂吧！。
“小炉匠”从来不参与菜汤争夺战。因为他知道自己跑不过这三个人。今天得了这意外之喜，他不慌不忙地用舀子把桶底儿的菜滗出干的来盛在碗里，然后用舀子一下一下盛清汤喝，直到舀子在木桶里刮得“咔咔”响，再也盛不出汤来为止。他端着那碗菜，冲白队长鞠个躬往候审室走去。挑饭的人把空桶挑走了。
白队长一伸手，把小伙子从地上抻起来，连拉带拽地往小屋里走，同时叫着小王：“你也过来！”
進了屋，小王乍着胆子试探着问：“白队长！”——小王脑子灵活，听别人叫他白队长，也就学会了。——“我还没吃午饭呢，您能不能……”
话没说完，就被气势汹汹的白队长打断了：“嚯，要不要上东来顺给你叫几个菜来？吃米饭，还是馒头？要不来一斤三鲜馅儿饺子？再弄二两酒？瞧你美的！做你娘的春梦去吧！这是拘留所，不是疗养院，更不是饭馆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早知道这样，别犯罪呀！告诉你，再跟我提一个‘饭’字，晚饭我都给你免了！”
小王挨了顿训，不敢再吭声儿。白队长围着小伙子身边转着，用一种十分蔑视的目光打量着他，冷笑热哈哈地说：“怎么样？想通了没有？到了这个地界儿，不通也得通。真正的招儿还没给你使呢！日子还长，咱们小刀子割肉——慢慢儿来。早晚有一天叫你梦见我都得吓醒了为止。我就不信会治不服你这个小反革命！把兜儿里东西全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这是進公安局拘留所里来的人，都要经过的一道搜身手续。凡是去外边生活用得着的东西，如钱、粮票等和沾铁的、绳状的鞋带儿、皮带，全不许带進去，一律要交出来登记贮存。
两个人被搜了身，登完记之后，被送進候审室。白队长临走前还对候审室里的几个人宣布：“这小子反动透顶，你们给我盯紧点儿，有情况及时汇报，可以奖一个窝头！”
他之所以这样咬住小伙子不放，一方面是瞧这小子不服软儿，他心里憋火儿，更主要是替儿子出气。他儿子——就是白天在汽车上提手铐的那个小警察——对他讲了，在车上他要铐这小子，被王副科长制止了。为这事儿，不单他儿子心里有气，他心里更有气：“仗着老爷子是大官儿，欺负我儿子！”
原来他儿子白忠和王副科长是同一届警校毕业的。可姓王的父亲是市局副局长，而他当过国民党警察，是解放后被留用的“留用警察”。姓王的来分局没半年就混上了个副科长，而自己儿子至今还是个办事员。他当然不敢惹人家姓王的，只有拿小伙子撒火儿。依他的脾性，早就给这小子铐个“苏秦背剑”——就是把左手从胁下别到背后，把右手从肩上别到背后，然后上铐子——了。可他知道那位王副科长下午会提审这个小伙子，弄不好又会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副科长批评几句。所以他耐着性子忍住了这口气儿，慢慢儿再寻找机会收拾他。
王振春刚才站在饭桶边，看着别人领饭，肚子“咕咕”直叫。但他不敢吭声儿，只好把视线移向他今后将要生活的地方做一番观察，来抵制食物对他的“诱惑”。
这个小院儿不算大可也不小，大约有三百个平方左右。但四周是比房顶高出近一米的一圈儿砖墙。因此这个小院儿除了正午有阳光射進来，其余时间阳光都会被高墙挡在外边。这样的小院儿，能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正符合拘留所的特性。小院儿的东墙下是一长溜儿房子，房子的西墙，半截儿用砖砌、半截儿是钢筋栅栏。这一长溜房子只有一个铁栅门出入。進了门，里边是一格一格的牢房，一律是三面墙一面铁栅栏。这是关拘留号和劳动号的。这一溜儿房子的最南边，是这排房屋唯一有门窗的房子，门框上挂着一个木牌子：“候审室”。为防候审人捣乱闹事儿，这屋里的墙壁、地面、屋顶，全用水泥抹过，天花板上的一盏电灯，还用铁丝网罩着。
王振春和小伙子此刻就站在屋里。屋里原来的四个人都蔫蔫地靠在墙边上坐着。“小炉匠”手里捧着那个装满青菜的粗瓷碗，抬头看看站在面前的两个小伙子，轻轻叹了口气，又闭上眼等着肚子里那充溢着菜汤的胃瘪下去，好吃这碗菜。“瘦猴儿”睁开眼冲两人呲牙一笑，手往旁边一指，示意他们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
如果环墙坐卧，这间小屋可以容得下十几个人。现在只有六个人，所以地方还很宽裕。王振春扯了一下小伙子，然后自己把行李往“瘦猴儿”身边一放，顺势坐了下来，又学着别人的样子半躺半坐地靠在行李卷儿上。那小伙子一声不吭，阴沉着脸挨着小王旁边坐了下来。
到现在为止，王振春的心彻底凉了。他清楚，自己已经从一个中专学生落入到社会的最底层——犯人的地步了。他心里十分委屈，很不服气。可是刚才小院儿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不服气只有招来白队长之类警察的毒打，别的用处一点儿也没有。他心里叫着自己的名字：“王振春哪王振春，你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
王振春十岁失去了父亲——他父亲是个国民党的省税务局局长，所以一解放就被镇压了。他的生母是局长的如夫人，丈夫一死，她和大太太之间又向来不和，无法共处，何况自己年纪还轻，只好狠狠心丢弃了他，独身嫁人走了。从此，他只好寄养在大妈——也就是父亲的大太太家里，边念书边做佣人。直到两年前他考上了中等专业学校，学校管吃管住，他才脱离了当佣人的处境。学校见他无父无母，每月还发给他三块钱的助学金。但这点儿钱只能维持他最基本的生活。看到有父母的同学在一块儿聊着進饭馆吃喝的事儿，甚至拿“北海仿膳”的栗子面小窝头向他炫耀，他心里十分羡慕，甚至有一丝儿嫉妒的心态。但是他每个月三块钱的助学金，却大部分要用来买书。因为他非常爱看书，只有偶尔花上五分、一毛钱买两块小时候看同学吃而自己没钱买的烤白薯，也算是满足一下自己对饮食上的一种小小的奢望。业余时间他大都躺在宿舍床上看书或者想心事。他看过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书中的观点引起了他的共鸣，進而引申开来——是啊！中国如果人口少一点儿，国家就可以多拿出些钱来奖励像他这样的贫困学生；就会有多一些人上大学；就不会再有人像他小时候那样到公园垃圾箱里捡人家丢弃的瓜果吃。他越想越觉得《新人口论》讲得好。五七年春天，正赶上学校党委号召学生们大鸣大放，贴大字报。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连夜写了一张大字报，把自己节制人口生育的观点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一番，同时还抄了一份儿寄给党中央，希望中央领导人不要再宣布生孩子多的妇女为“母亲英雄”，应该提倡节制生育，最多只许生两胎。最好孩子一生下来，吃、穿、住、上学就全部由国家负责，直到大学毕业分配工作。他还把自己写的《社会主义人口论》也随信寄给了中央领导。
信被退回学校之日，也就是学校开始批判他的“反动观点”之时。大辩论中，有几个本来和他相处甚好的同学，揭发他说：“他小时候家里阔得很，光佣人就有十几个”；“家里有唐宋明清的古画，还有齐白石、张大千的名画，不少金银珠宝，都在北京他大妈那儿放着……”
这些都是他和同学们聊天的时候乱侃的。有的是实话，比如临近解放，他父亲把一大批名人字画、金银珠宝让大老婆带到北京，其中张大千、齐白石的画的确是有的，但古画却没多少，什么唐宋明清，是他乱吹的。
但是这些话一经同学揭发出来，就全成真的了。学校当月就停发那三块钱的助学金，还赶他出校回家去住。他没地方去，就赖在宿舍不走。直到今天早上他刚起床不久，公安局的汽车就开来了。警察不容他找借他书的同学去要书，蛮横地申斥他：“这些书对你没用了。你今后就是要好好儿劳动，改造你的反动思想，别的什么也甭想了！”
他有些恼羞成怒，质问在场的校长：“你不是在大会上宣布言者无罪吗？”
校长理直气壮地驳斥他：“那要看你‘言’什么了。你‘言’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党中央领导的言论，能没罪吗？你是一个典型的右派分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不抓你抓谁？”
他气极了，从床上拿起他保存的刊有马寅初《新人口论》和《农业发展纲要》文章的报纸，在校长面前挥动着吼叫：“这是党报，上面刊登的文章全有‘节制生育、计划生育’的话，难道也是反党的？”
校长被他问得哑口无言，气急败坏地连连大叫：“反动透顶！反动透顶！快带走！别让他在这儿继续散布反动言论！”
两个警察把他推搡着出了宿舍，推進汽车里拉走了。现在想起这一切，他是连肠子都悔青了，真像做了一场恶梦一样。只不过他侥幸没有反抗，躲过了白队长的一顿“杀威”拳脚。想到这儿他不由地睁开眼，看看坐在身边的小伙子。
这小伙子此刻仍然沉浸在悲愤之中，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两只眼睛木呆呆地一动不动直视着地面。
他叫余亮，但这是后爹的姓。他原姓唐，本是通县农村的一户社员。他从小在村子里长大，长这么大没出过村子十里地。只记得父亲头几年胸戴大红花，穿着崭新的军装，全村人欢送着上汽车走了。妈妈说，父亲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去了。但是朝鲜战争结束了，父亲却没回来。
开头一些日子，村里干部说他父亲是光荣牺牲在朝鲜的烈士，给他家送慰问品，又是代耕代种，还在破旧的门框上钉了一个大红的“光荣军烈属”的牌子。但是没过多久，牌子被摘下来，慰问品被收回去，还把他妈叫去训斥一顿。妈妈回来后哭了一宿。因为他还小，家里只有妈妈一个劳力，挣的工分儿，分的口粮不够娘儿俩过日子的，妈妈只好又嫁了一个男人，也就是他的后父余吉。——这个人是外来户，自称贫农出身，能说会道的，见了人点头哈腰，不笑不开口。根据余吉报的原籍，村里请上级派人去查过，确有其人，也确是贫农出身，只是家里没有亲人了，是个绝户头。
余吉刚進家门的时候，对余亮并不错，还让他上学念书。但是自从妈妈生了个妹妹，后爹就以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为由，不让小余念书了。不但让他下地干活儿挣工分儿，还常常打骂他。小余是个倔脾气的小伙子，一条道儿走到黑的牛性子，干什么都认死理儿，所以爷儿俩吵闹是家常便饭。随着他年龄渐大，余吉再打他，有时候他也敢还手推挡。于是他成了后爹的眼中钉、肉中刺。
前几天，村里唯一一台抽水机的电滚子烧了。马上冬小麦要浇水，这等于要了全村人的命。有人向村里检举：电滚子烧坏的时候，余亮正在附近干活儿。这个“检举人”，正是余吉。这一下小余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他向村长讲理，但没人听，都认定他是破坏生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尤其是后爹打了小余妈妈一顿之后，又抄起木棍儿要打小余，小余气极了，顺手抄起顶门棍儿，抡圆了砸在余吉的腰上，把他打趴在地上，于是小余又被指斥为“阶级报复”。村里立刻向上边报了案，最后出现了前文讲述的情况。
此刻他坐在这里，心里充满了恨：他恨余吉、恨村支书、恨白队长、恨——恨——恨……，他开始恨起这个不讲理的社会来。所以白队长扭得他胳膊快折了，疼得他脸色刷白、额头冒汗，他也咬住牙不吭一声。直到现在他手臂还火烧火燎地疼，只好来回挥动着、揉着，却仍不出声儿。
“小兄弟！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人哪！”
“小炉匠”从自己的位子上走过来，一屁股坐在小余身边，眼睛望着窗外的警察，低声和小余搭话。小余没吭声，甚至连眼皮儿也没抬一下。他明白，小余还在气头儿上，也不跟他计较，伸出手来帮助小余捏着膀子低声相劝：“小伙子，不是大……”他想说大爷，因为他有个儿子比小余小不了几岁。但他想起白队长宣布过：“到了这个地界儿，不许称名道姓，不许叫同志，不许爷们儿、哥们儿地称兄道弟……”一连串的不许，总而言之凡是外边人类之间的称呼一律停止使用，只能叫“同学”。但“同学”两个字他叫不顺口，所以顺口说了个：“大哥我劝你，到了这个份儿上，什么气儿全得受，没有你讲理的地方。好汉不吃眼前亏，真要给你穿上‘和平衣’，闹不好会落下残疾。这身子骨儿可是咱们今后吃饭的本钱哪。”
“和平衣？”王振春刚才听了白队长讲过这个词儿，估计可能是什么刑法，但从来没听说过。他看了不少的书，也没见过这个名词。他当然不敢问白队长。现在听“小炉匠”提起来，连忙好奇地问：“什么叫‘和平衣’？衣服能把人致残，难道是铁做的？《说岳全传》上写了那么多刑法，还没听说过有‘和平衣’呢！”
“小炉匠”叹了口气：“唉！别说你了，连我过去也没听说过，更别说见了。”他用手指指隔壁的房子小声儿说：“这里的刑具多着呢！那间屋里有一个木笼子，高有两米，窄得一个人关在里边只能站，不能蹲，叫做‘站笼’。把人关進笼子里，站上半天，再硬的汉子腿上也得落残疾。听说这是明朝东厂传下来的刑具，《说岳全传》里怎么会有？‘和平衣’，是用厚帆布做的夹层衣服，袖口和裤管都不开口，手脚都在衣服里面。本来是疯人院用来对付发疯打人的疯子的。在拘留所里，用来对付不老实的犯人。可以把袖口和裤管上的皮带反扣在背后，叫人动弹不得。如果还不老实，还可以往夹层里打气，再有本事的汉子，也动唤不了。前几天这院子里有一个右派，岁数跟我差不多，因为在背后议论白队长‘不人道’，就被……”
这时候“瘦猴儿”手一按地坐起身来，接过话茬儿：“那个人是个喝墨水的，骨头还真硬，穿上了和平衣，愣站了一个小时，帆布都被汗淹透了，没说一句求饶服软儿的话，够意思！我要是他，十分钟就得叫爸爸。”
“猪脑壳”闭着眼躺着，听到“爸爸”两字，立刻一翻身爬起来，张嘴就应了个脆：“诶！儿子，叫我干吗？”
“瘦猴儿”见自己吃了亏，扑过去就是一拳。两个人滚过来翻过去，嬉闹了一阵儿。“猪脑壳”喘着气，用双手抵挡着“瘦猴儿”的拳头，嘴里接着说：“这知识分子的心就是歹毒，都是一块儿進来的，还都是右派，你说他张礼何苦要去向姓白的汇报，害得人家王汉穿了一个小时的和平衣，这对他有什么好处？真是同类相残哪！”
“就是，这是图个什么呀？”“小炉匠”也感慨地叹息。
这时候，坐在另一头的“四方脸”突然开了口：“你们这些人哪，直是没见识！人家张礼这是立功的表现，是靠拢政府，好争取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之中嘛。你们知道张礼是什么资历吗，别看他也是右派，可人家以前当过新华社的高级记者，赴过朝，援过越，也算是个大官儿，听说还是个司局级的干部呢！这么说吧，瞧见这个公安分局了吧？分局长顶了尖儿是个副处级干部，比张礼要小好几级呢！人家从天上一下子掉到地底下，你们说他能甘心吗？如果他好好儿表现，摘了帽子，也许还能凭资历混个一官半职的。这也是活该他王汉倒霉！都混到这里了，还替别人打抱不平，白队长不整他整谁？”
“四方脸”这番人生大道理让“瘦猴儿”心里气不忿了，因为王汉正是为他的“发小儿”兄弟王吾挨白队长毒打的事儿，私下说了几句公道话，得罪了白队长的。
王吾和“瘦猴儿”尹志奎，是一块儿被公园派出所送到这儿来的。王吾在外边学过几手拳击。他看到“瘦猴儿”被白队长扭着耳朵揪着走，他年少气盛，上去一个摆拳打在白队长后背上。白队长不会洋拳，但他会点儿武术，是解放前在侦缉队当便衣儿的时候学的。再加上他身高马大，一顿拳打脚踢，把王吾打得在地上乱滚，裤子都尿湿了。后来还是王吾跪在地上叫“爷爷”，一个劲儿给白队长磕头求饶，白队长才消了气儿。
“表现了半天儿，管什么？还不是一样不送了教养？我还以为这份儿功一立，立马从这儿放出去还当他的官儿去呢！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瘦猴儿”立刻反驳“四方脸”的“谬论”。
“要说一样，也不对！”“猪脑壳”貌似公正地插了话：“人家张礼是提着行李走的，你那个兄弟是一瘸一拐走的，姓王的是被人架出去的，能一样吗？刚才老余说得对，好汉不吃眼前亏，到哪座山唱哪儿的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大伙儿你一句我一句，说得那个小伙子心眼儿有点儿活了。他心里明白，到了这个地步，说什么全没用了。“认命吧！”他心里对自己说，不由地开口说了第一句话：“我真是冤死了，跳進黄河也洗不清啊！”
“冤？”“猪脑壳”接过小余的话茬儿反问：“前一阵子关進来几个右派，说起来哪个不冤？多说了几句话，就把自己给毁了。让我看，这都是吃饱了撑的。犯什么错误不好？非往政治这堵墙上撞！哪朝哪代逮住政治犯不是往死里整？偷鸡摸狗，无业游民，关不了几天就放了。这个屋子我出来進去的跟自己家一样。”说完他回过头去看了一眼窗外，然后凑近这几个人跟前，大哈着腰低声说：“告诉你们吧，姓白的过去跟我都是外二局的便衣儿巡警，解放军進北平留用旧人员的时候，我嫌小米儿给得少、不自由，又怕调到关外去，才脱下那身黄老虎皮摆小摊儿卖糖豆大酸枣去了。要不然，现在我和他还不是平起平坐的同事？有什么可神气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发泄汤舀子被弄走的怨气而发的。
这位“猪脑壳”，大号叫刘玉宝，是个久占鼓楼一带的混混儿。解放前确实当过便衣儿和巡警。一解放他就自谋职业，摆过摊儿，要过饭，还被政府收容到门头沟去挖过煤。遇上丧事他能给苦主打幡儿摔盆儿充孝子，为的是混顿饱饭吃，外加一块钱零花儿。赶上喜事，他可以到厨房刷家伙洗碗，端菜收拾碗盘儿，也是为了混口饱饭，讨几个喜钱。赶上这几年政府宣传喜事新办，丧事简办，他这号混混儿就失业了。于是他开始在鼓楼一带饭馆“强要饭”：别人叫的饭菜，他坐下来伸手就抓，要不然往碗里吐口唾沫，饭主没法吃了，抬腿就走。饭馆儿掌柜的找人揍他，他不怕，双手一抱脑袋任人打。打完了他还去捣乱。最后鼓楼一带的饭馆儿老板，轮着班儿到“段上”告他。告一回关進分局候审室几天，又放了出去，一般来讲最多一个星期就放他走了。这一回不知道什么原故，小半个月了还没有放他走的迹象。和他一块儿進来的，比他晚進来的，都走了几拨儿了，他成了候审室的“三朝元老”了。
“四方脸”听了刘玉宝的话，厌恶地瞪了他一眼，心里骂：“恬不知耻！”他认为，像刘玉宝这种人，连叫花子都比不上，简直就是地痞、无赖，北京人叫“滚刀肉”。当然，他讨厌刘玉宝，并不是因为他正是刘玉宝“踩乎”的右派分子。这几句“踩乎”话，已经触动不了他那被反右斗争中革命派批判而麻木了的政治神经。他只是觉得跟这种人生气犯不上。
他到这儿已经五天了。刚進来第一顿饭，喝那碗大伙儿叫它“青龙过江”的菜汤，喝到最后，他发现碗里有一条绿色的肉虫子，他恶心得“哇”地一声把喝進去的菜汤全吐了出来。那一次刘玉宝就捂着鼻子“踩乎”他：“应当進饭馆儿的人，怎么走错门坎儿了？真是小姐身子丫环的命！”气得他直想揍刘玉宝一顿。刘玉宝把脑袋伸到他跟前让他打，结果被一块儿送進来的“小炉匠”余清江给拦住了。后来大伙儿混熟了，刘玉宝告诉他一个心诀：“你只当虫子是块肉就行了，没听过‘苍蝇也是肉’的话吗？”
其实不用刘玉宝相劝，他终于被饿得前心贴后心，端着那碗清水菜汤一仰脖子就灌了下去，只不过是闭着眼睛而已。他对候审室的生活除了嫌窝头太小又太少之外，倒没什么别的意见，因为一想起不久前他回到山东老家务农的情景，更让他触目惊心。
这个“四方脸”叫张奎印，原本是山东农村人，解放后上了中专，毕业后分配到省供销社去搞农业机械方面的工作。他这个人心灵脑子快，最大的特长是能及时领会领导的意图，还能举一反三。因此工作做得出色，很得领导赏识。后来从省供销社调進北京总社，升为副科长。大鸣大放中，领导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只热衷于工作，关于整风运动、向党提意见之类，他根本就没想过。但是处长找他谈话，让他在处里带个头，许诺他带好了头，可以考虑副科长升为正科长。他想来想去，只提了一条：“总社领导应当经常下基层去转转，搞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免得犯官僚主义错误。”这条意见一提出来，打破了会场沉寂的僵局,随后发言的人不少。很多人认为，像他这种领导面前的红人都敢说话，看来向党提意见真的没事儿。他自己更是得意，甚至有些得意忘形，以为正科长是唾手可得了。但是没料到上头的“风向”一转，处里划出好几个右派来。一个叫王震寰的副科长提出：像他这样开第一炮的人，更应当划右派。处长原想把他保下来，但一则向他提意见的人多，二来分配给处里的右派指标正好还差一个，也就只好忍痛割爱，把他写到右派分子的名单中上报了。最后是已经升为“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王震寰宣布对他最轻的口头处分：“回原籍自谋生路。”比起那几个手铐一戴当场押走的右派来，他感到十分庆幸。于是什么手续也没办，拍拍屁股就坐火车回老家去了。
当年他進京的时候，全村人为村里出了一个“京官”而高兴过一阵子。现在他回来了，尽管什么官儿也没有了，罢职还乡，不过也没为难他。因为他在老家没有亲人了，还给他分了一间房，让他参加社里干活儿。他身体壮实，干活儿并不怕。但在农村一来生活太苦，粮食不够吃，油、肉更少见，还得出工干活儿，他觉得凭自己上过学，懂技术，又不怵干活儿，在农村窝着太委屈，不如找找处长去，就算给自己在基层供销社找个装卸工的活儿也比在村子里干农活儿强。于是他铺盖一卷，告别呆了半年的老家，進京找处长去了。
处长没见到，却碰上已经升为正科长的王震寰。王科长二话没说，一个电话把保卫科的人叫来，把他领到保卫科。保卫科长听了他的要求，一口答应下来，保证给他找个管吃、管住，又有工资的“工作”。于是他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送到分局候审室来了。
他是和“小炉匠”余清江一起進来的。当时这间屋里已经挤了十几个人，好在天气冷，人多挤点儿暖和。没想到第三天一大早儿，这屋里只剩下他们四个人了。前边提到的王汉、王吾、张礼等人，全被送到劳动教养收容所去了。
这里虽然吃得少，没油水，比起老家虽然能够吃得多一点儿但要出工干活儿来讲，还是不错的。何况听刘玉宝说过，劳动教养收容所和清河农场粮食都不定量，随便吃。他现在只盼着赶紧送他走，不论劳改还是劳教，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千万别因为多说几句闲话或者跟刘玉宝争吵几句，闹得老关在这儿受“饿”罪。于是他不再参与那几个人的闲扯，又躺下来闭目养神了。
余清江听了刘玉宝这番话，觉着有几分道理：“这些人吃着共产党、喝着共产党，坐在办公楼里，身不动膀不摇，每月几十块钱就進兜儿了。到末了吃孙喝孙不谢孙，还一个劲儿提意见，胡说八道。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是什么？”但是他腻味刘玉宝这个人，所以不想和他搭话。
早先，余清江还在北京一家白铁匠铺当学徒的时候，就认识刘玉宝和白振英这两个小巡警了。在他学徒的铺子周围的所有买卖家，没有不恨这两个人的。大伙儿给他们俩人送了十个字：“奸、懒、馋、滑、坏；坑、蒙、拐、骗、偷”，简直无恶不作，是两个典型的“万人恨”。尽管如今自己落到和这些下三烂恶人为伍了，但他还是不愿意理睬刘玉宝。他虽然坐在余亮身边，眼睛却一直盯着放在地上的那碗菜。他并不是不想吃，更不是吃不下，而是看到小余挨了打，还不让吃饭，他心里有些同情他。想着一会儿小伙子伤心劲儿过去了，一定会饿的。他跟小余根本不认识，纯粹是“爱屋以及乌”。他看见小余，不由得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看见小余痛苦的情状，就推想儿子在孤儿院里是不是会受欺负、挨责罚？想到这些，他眼睛湿润起来了。
他自从在白铁匠铺学徒期满之后，就一个人挑着担子在北京的胡同里转悠，焊洋铁壶、锔碗、补锅、打烟筒、做“拐脖儿”，一句话，是黑白铁活儿他都干。解放后生活安定，没过两年，身上有了点儿积蓄，就买下了一间小小的铺面，加工黑白铁，还从农村把老婆和儿子接来，一家人团团圆圆过了几年好日子。
这时候上级要求成立手工业合作社，像他这样的“个体户”必须参加。没办法，他不得不响应“组织起来”的号召，捏着鼻子入了社，总算是“每月都能领上工资”了。但是干了一阵子，他觉着工资比自己单干的时候少多了，不但养活不了一家四口人，而且还不自由，出去办点儿事儿，都得请假。忍了不到一年，就提出辞职，想自己单干。可是国家同意他辞职，却不允许单干。正好北京市民政局组织无业、失业人员移民到吉林、内蒙古。他一赌气，要求参加内蒙移民，可是老婆又不愿去。于是两人就离了婚，他带着大儿子去了内蒙。在那里仅仅生活了半年，又受不了那里的困苦，就收拾一副焊洋铁壶的担子，一头挑儿子，一头挑工具，从内蒙出发，一路上边干活儿挣钱，边往北京走。就这样走了小半年，才回到了北京。这时候老婆已经嫁人了。他去找合作社领导，人家以他已经辞职为由拒之门外。他一再吵闹，合作社领导就以“无理取闹”为由把他扭送派出所，又转送到分局候审室来。儿子在他進分局后立刻被领走了。王副科长曾经告诉他说：“你儿子现在孤儿院，不用你惦记。”可是他又怎能不想念儿子呢？
他看到“瘦猴儿”尹志奎的眼珠儿尽盯着那碗菜看，怕这个嘎小子有什么坏主意来算计他从牙缝儿里省下来的这碗菜，于是连忙走过去，把菜放在小余面前说：“小伙子，这会儿你醒过神儿来，一定饿了。这碗菜本不该我得的，现在送给你们俩人吃吧。一人一半儿，垫垫肚子也好。”
小余摇摇头,他心里有一股火在顶着，根本不觉得饿。小王可是真有点儿饿了，但是小余不吃，他也不好意思伸手。这时候“瘦猴儿”在一边儿搭了腔：“瞧瞧，热脸贴上个冷屁股，人家不领你那份儿情呢！干脆拿过来我吃，我叫你一声大爷行不行？不然晚上我给你一个窝头跟你换，这总可以了吧！”说着伸过手来就要拿那碗菜。
余清江没好气儿地冲他嚷一句：“行啦！歇着你那一套吧，你小子是什么变的我还不知道？我们的事儿，不用你咸吃萝卜淡（蛋）操心。”说完把那碗菜递给王振春：“小伙子，我瞧出来你是饿了，你跟小余把它分着吃了吧。到开晚饭还有好几个小时呢！咱们这儿是两顿饭，早上十点开第一顿饭，要到下午五点才开第二顿饭。”
小王接过那碗菜来说：“谢谢您，我来劝小余吃点儿东西。”说完他扯了一把小余劝他说：“吃吧，人家的好意你不能不领情，以后有机会再报答人家吧！” 到了这个份儿上，小余也不好再推却了，说了声：“谢谢大爷。”然后两人伸着手指你拨一点儿，我拨一点儿，把这碗菜分着吃下去了。
“瘦猴儿”故意把脸扭向一边儿，不去看这两个人吃菜，但是肚子里的“馋虫”搅动了饿劲儿，扯着他的眼角不时向这边扫过来。两人刚把这碗菜打扫干净，只听房门的锁“哗啦”一声被打开，白队长那尖厉的嗓音又响起来：“好哇！吃饱了上这儿养神儿来了，全给我坐起来！有吃有喝，俩饱一倒，多美呀——啊？上这儿养大爷来了。不好好儿坐在那儿反省自己的罪行，都他妈消极对抗政府！”
他边说边挨着个儿用脚上的翻毛皮鞋踢这几个人。轮到小余这儿，他冷笑着盯问：“怎么样，歇了这么长时间，缓过劲儿来了吧？不服气，跟我上小屋再去给你亮几招怎么样？”
小余这回没吭声，只是耷拉着脑袋。老余在一边儿赶紧替小余打圆场：“白队长，我们刚才劝了他半天儿，这会儿他明白过来了。您放心！他不会再和政府顶撞了。”
王振春也怯生生地小声儿说：“白队长，他知道错了，今后一定听您的话！”
白队长听了这两人的话，心里高兴了，口气也就缓和下来：“这就对了，跟政府对抗，那不是螳臂挡车、白饶一面儿吗？你这个一嘴儿黄土嘎巴两腿泥的乡巴佬儿，比得过那些大右派吗？那些当过大官儿的右派，到我手里都得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放聪明点儿，算你走运，不然——哼！”
这时候“瘦猴儿”突然高举一只手喊了声：“报告！我有情况向您汇报！”
白队长瞧了瞧他，疑惑的目光盯了他一会儿，看得“瘦猴儿”心里发毛。“说吧！有话说，有屁放，别跟我耍花屁股！”
白队长知道尹志奎这小子坏。他就是因为和王吾去公园恶作剧，把一对儿谈情说爱的恋人吓得差点儿得了神精病，被公园派出所把他和王吾一起扭送来的。他原想好好儿治治王吾，但没想到才来几天，就被送到劳动教养收容所去了。要想整尹志奎，可是这小子贼不溜滑，抓不着他的茬儿。现在这小子终于自己送上门儿来，如果说得不对付，就可以抓他一个茬儿，整他一顿。
“报告队长，刚才这个焊洋铁壶的，把上午您让他盛的一碗菜，送给那两个小子吃了。您瞧，那碗还在他们那儿搁着呢！这是故意违犯您宣布的纪律，成心跟您过不去，是对抗政府的行为。请队长处理。”
白振英一听这话，眼睛瞪得比包子还大。他站在老余面前，面目狰狞地盯着。这时候小王赶紧伸手把菜碗往身后藏，但已经被白队长看见了。他扭转头大骂：“好你个坏小子，我还真让你给蒙住了。瞧你表面老实，心里更坏！别着急，我一个一个收拾你们！说吧，余清江！你想干什么？拢络人心一块儿造反吗？说！”
最后一个字，他几乎是喊出来的。小王正好和白振英面对面，方才看清此人的模样：他有一米八的个头，干巴瘦的身子，脑瓜儿并不大，三角眼，扫帚眉，眉间耸起两个疙瘩，凶相毕现。
到了这个份儿上，老余也豁出去了，他心里说：“怕也没用，给他来个硬碰硬！”于是他不卑不亢地回答：“我不想干什么！只是看他们两个没吃上饭，匀给他们吃点儿。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我这样做有什么错？你白队长少在这儿耍旧警察那份儿欺压百姓的作风。我又不是今天才认识你的。你敢动手打人，我就敢上前边告你去！”
老余这番大义凛然的话，还真把白振英镇唬住了。他一下子愣在那里，但随即怒向胆边生，他还从来没见过一个“阶下囚”敢于这样申斥他，立刻伸手去抓老余的胳膊。老余是打铁的出身，手腕子上有劲儿，他一侧身，伸手就抓住了白振英的腕子。白振英扯了两下没脱开，他另一只手也伸过来，想抓老余的脖领子。老余虽然有劲儿，但架不住肚子饿了好几天，渐渐抗不住白队长的双手。这时候余亮从地上蹦起来，头一低，一个“牴羊头”撞在白振英胸口上。王振春也站起身来，不过他是个学生，不知道怎么帮这个忙。这时候白振英忙叫：“刘玉宝，尹志奎，你们在一边儿看热闹吗？惹急了我连你们一块儿收拾！”
他这话说得欠思量：要人家帮忙，却威胁人家。所以地上坐着的三个人谁也没动。白振英急了，回头冲外边喊：“来人哪！”余清江听到这一声喊，心里一激愣：“完了！这身和平衣我算穿上了。”心一软，手一松，白振英可就来劲儿了。他手上一叫劲儿，把老余的胳膊反扭过来按在地上，同时一只脚踹在余亮身上，正要发威，只听房门一响，立刻响起一个语调威严的声音：“住手！”
白振英虽然没回头，但听声音就知道是谁来了，赶忙松开站到一边。余清江、余亮从地上爬起来呆愣愣地看着站在门口的人。
只见门口站着一个穿着整齐警服的年轻人。这人也就一米六五的个头，浓黑的头发梳理得齐刷刷的“一边倒”发型，警服穿在身上平展展的，风纪扣扣着，显得很精神。这个人脸上最大的特征是小眯糊眼儿，五官基本厮衬，只有眼睛像“细篾”拉的。老余知道他就是预审科副科长王守仁，而且知道他的眼睛睁开的大小表明他内心的喜怒程度。此时他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正是发怒的表示。
果然，他几乎是闭着的眼睛，其实是盯着老余在看，同时声色俱厉地说：“余清江！怎么回事儿？你想在这儿造反吗？你不想要你的儿子了吗？真是狗胆包天，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殴打干警！你不要命了？还有你这浑小子，今天早上捕你，你就想顽抗，年纪轻轻的知错改过就行了，非要顽抗到底，自寻死路！张奎印！你来主持开会，余清江、余亮做检查，检查不深刻给你们每人加一条‘大闹监舍、殴打干警’的罪名！”说完他扭脸往外走，嘴里招呼白振英：“老白，你出来一下！”
白振英狠狠瞪了老余和屋里所有的人一眼，气哼哼地走出了房门。
王守仁把白振英叫出来，虽然走到离候审室远一点儿的地方才说话，但有些话还是传过来只字片言，能让牢房里的人听见：“……跟你说过几次了……作风要改一改……他们是犯了错误的人……党实行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禁止殴打犯人……何况现在他们还不是犯人……你今后要改………”
过了一会儿，只听房门一响，王守仁又走進来，随手把门关上，屋里几个人立刻都挺直身子端坐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
“余清江，你说说刚才是怎么回事儿？”王守仁瞪视着老余命令着。
老余眼皮儿一抬，瞟了王守仁一眼，见他眼睛没有眯着，心里踏实一些，于是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讲述出来：“……我没别的想法，只是见他们两个没吃上饭，把那碗菜匀给他们俩垫垫肚子。尹志奎跟我要，我没给他，他就给我汇报了。白队长上来就要打我……”
王守仁边听着边在屋里踱着步，听老余讲完之后，他停住脚，语气平和，言词恳切地说：“这种事事出有因，我可以不追究你的罪责，但是我要明白地告诉你们，虽然你们的问题还没有落案，政府还没有处理你们，可你们自己心里清楚自己有多大罪过。有天大的事儿也不允许顶撞管教人员，有问题可以向上级反映，绝不容许和干警动手动脚。干警有什么问题，我们自会批评教育，这里没有你们批评干警的权力！余清江你不要忘了，你的儿子还等着你改造好了接他到你身边呢！这个检查你还要做，其余人要批判他的错误，绝不容许今后再有大闹监舍、顶撞干警的事情发生。到时候可别说我心黑手辣。王振春，你出来跟我走！”
说罢他转过身来打算走出门外，刚走了几步又站住脚，扭过脸来，两只眼睛眯缝成一条线儿盯着“瘦猴儿”尹志奎，冷冷地说：“你小子别以为没事儿了！你的问题还没交代清楚呢！人家受害人来过好几次了，要上法院告你。你给我放老实点儿，别成天惹事生非的。好好儿反省你的问题吧！态度不老实，就送你上‘功德林’。”——功德林在德胜门外，解放前原是北京市第二监狱，解放后成了北京市公安局拘押犯人的地方。
训斥完尹志奎，他刚要抬脚，刘玉宝举起一只手喊了声：“报告王科长！我有事儿想跟您谈谈。”
“是你的事儿，还是别人的事儿？”王守仁不动声色，板着脸反问他。
“我的事儿。我想问问什么时候放我出去。以前都是不出一个星期就出去了，这回都关我半个月了，这屋里都换了几拨儿人了。”
刘玉宝陪着小心把话说出来，王守仁笑了。他把脸仰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玻璃窗，诙谐地笑着说：“怎么？这儿的饭吃腻了，想出去换换口味儿？行了！死了这条心吧！这一回你不单出不去，还得在这屋里多住些日子。你的问题交代得差远了。好好儿反省一下，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再找我谈！”说完跨步往外走。
刘玉宝有点儿发急，蹭地一下子站起来。王守仁立刻停住脚步，转过身来，脸阴沉得可怕，眼睛几乎快闭上了，气势咄咄逼人地直视刘玉宝，嘴里吐出的字像包着坚冰一样甩了出来：“干什么？你也想闹一闹吗，嗯？——”声音拖着尾巴，向刘玉宝示威。
刘玉宝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蔫儿了。他嗫嚅地动弹着厚嘴唇，半天儿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一句话来：“王科长，我的问题全交代了，不信您去查。如果再查出新问题，我宁可让您把我这吃饭的家伙摘了去当球踢。”
王守仁听了他这信誓旦旦的话，冷冷地白了他一眼，声音从鼻孔里冒出来：“当球踢我怕脏了我的脚！我知道你是老油条，不到黄河不死心的顽固分子。你的材料外边交来了不少，情况我基本上都掌握，就看你的态度了。我可以给你提两点：在煤矿赌博的事儿；在修建队当小工那阵儿干过的坏事儿。你好好儿想想，早交代比晚交代好。不然我就给你来个新账老账一块儿算，判个十年八年也不算多。你什么时候想好了就找我谈。我们的政策你清楚，也不用我多说了。只要你坦白彻底，可以宽大处理。”说完他径直往门外走，王振春紧跟其后走了出去。
王守仁这番话，如晴天霹雳一般，把刘玉宝一下子打蒙了。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砸得水泥地面“砰”地一声响，他却木呆呆地不知道疼。“怪不得半个月了还不放我出去，看来这一回是凶多吉少了。”刘玉宝心里这才明白，政府是对他下了功夫，要从根儿上查他的老底儿了。
刘玉宝是因为在鼓楼惹了事儿，被强制送到煤矿劳动的。在煤矿他又和别人赌钱，掷骰子、顶牛全来。事发后他连户口都不要了，连夜跑回后海一带躲了些日子。后来赶上雨季，房管所修建队忙不过来，让他去干小工。正巧碰上以前一个相好的妓女，人家已经从良嫁了人，他非要跟人家重续旧梦，又亲又抱，让人家男人给打了一顿，逃跑了。不用说，这是人家给他写了检举材料递上来了。这些事儿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只是他吃不准政府到底掌握他多少事儿。他去卖报的时候干的事儿，不知政府知道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讲？如果不讲，能不能蒙混过去？他心里如翻江倒海般地盘算着。对屋里余清江、余亮的检查，根本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王守仁一出门，冲站在外边的白振英说了句：“二号！”然后径自走了。
王振春紧随其后，刚出了房门，就被白队长喝令：“站住！把手举起来！”然后上前在小王全身上下搜索了一遍，最后呵斥说：“老实点儿！在前边走！不许东张西望，听我的口令，走！”
于是王振春在前边，走進那条狭窄的通道，出了通道口随着“向左”、“向右”的口令，在高高的瓦房中间绕来转去，一直来到早上下车的那个大院子。白振英推着小王往北边一排平房走去，只见每间平房都有一个小木牌挂在门框上，木牌上写着一、二、三、四…… 他被推到二号房门前。白振英上前敲敲门，只听屋里传出一声命令：“進来！”白振英打开房门，一只手在小王后背用力一推，把小王搡進房子里，随即关上了房门。小王被搡得一个趔趄，身子晃了两晃，方才站稳了。
这房子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小王刚一進来，从明亮的地方到这黑黢黢的屋里，眼前一抹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回过头来张望，见白队长没在身后，门也关上了。这时候屋顶一盏灯拉亮了，很亮，照得四周雪白的墙皮直反光。小王看到：在他面前的白墙上，正中贴着一幅毛主席像，两边各贴着白纸写的四个大字，左边是“坦白从宽”，右边是“抗拒从严”。主席像下边有一张黄色办公桌，桌后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刚才叫他的王副科长，另一个长得特别像白队长，也是瘦高的个头儿，一双大眼睛，单眼皮儿，两片薄嘴唇，那警服穿在他身上空荡荡的，好像一个稻草人儿。这个人他也认出来了，就是在汽车上拿手铐子的小警察。这张桌子的横头还有一张桌子，一个手持钢笔的警察坐在桌后边。他正张望着，突然一个尖厉的声音如雷灌耳地响起来：
“站好了！不许到处乱看！认识这八个字吗？”预审科的办事员白忠吼叫着，给王振春来了个“下马威”，而后指着身后墙上的标语命令：“念！”
王振春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吓得他脸色灰白，心“咚咚”地快速跳动。他战战兢兢，声音有些发颤地念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话音儿一落，那人接着说：“知道就好！到了这儿，要像竹筒倒豆子——一干二净地把你的罪行交代清楚，争取宽大处理，记住了没有？”
小王木木地点点头。这时候坐在旁边的王守仁伸手指了指小王身边，小王这才看见自己面前、办公桌对面，还有一把小椅子，于是他顺从地坐下来。
屋子里突然静下来，静得可以听到那人的钢笔在纸上写字的“刷刷”声。屋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小王抬起眼皮睨视了一眼面前的两个警察，只见他们一双大眼、两只小眼珠儿都逼视着自己，却不发一言，看得小王心里发毛。他不知道这是公安人员常用的一种“精神战术”。小王心里正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突然一个冷峻的声音响起：“姓名？”
小王心里奇怪：“从学校一大早儿把我抓来，都大半天儿了，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他心里思忖着该怎么回答，白忠有些生气了，他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吼叫：“嘿！问你呢？你耳朵聋了吗？”
王守仁伸手拦住白忠，口气温和地对王振春说：“我知道你不懂审讯的规矩。记住了，我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这是要记录的。你要实话实说，不许隐瞒，也不要胡说。”说完手指一挥，示意白忠继续审问。
白忠把“姓名、年龄、性别、籍贯、文化程度……”全问完之后，又沉默了一会儿，见记录员点点头。于是他转入正题，口气凶狠地讯问：“王振春！你知道你犯的罪有多严重吗？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客气地说，枪毙你都有富余！你竟敢直接写信攻击中央领导人，污蔑党的政策，书写反动文章，隐瞒反动家庭历史，这些事你要一一交代出来。如果态度好，交代得彻底，认识得深刻，可以考虑让你回学校继续上学。否则监狱的大门冲你开着呢！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
白忠这番话，听得小王一头雾水。他闹不懂自己向中央领导上书言事算犯什么罪。他主张节制生育，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怎么会有坏处？他贴大字报，是响应学校党委的号召，这怎么也成了犯罪？他实在想不出自己做的桩桩件件事儿，哪一件算犯罪？说他隐瞒家庭历史，还算沾点儿边儿。因为自己太穷了，没有学校的宿舍和食堂，他连生命都维持不下去，况且学校也从来没有问过他家庭过去的情况，这怎能算隐瞒呢？他思索一阵儿，心里认定自己没罪，于是他冷静地回答：“我认为我没犯什么罪。至于您刚才提到的那些事儿，都是明摆着的，用不着我再交代了。但是我作为国家一名公民，有权发表我的观点，也有权向上级和国家领导人提出我的观点供他们参考。这怎么能算犯罪？”
王振春这些话惹恼了白忠，只见他拍着桌子站了起来，用严厉的声音叱责：“好哇！你竟敢抗拒交代，拒不认罪！看来，你是不想活了，是吗？！”他的声音震得小王耳膜“嗡嗡”响。他一时不知所措，竟呆住了。
王守仁再一次制止白忠的怒吼。他用商量的口吻对王振春说：“王振春，你先不要说你没罪。这样吧，你把你的所有观点全部讲出来，让我们一块儿分析一下是对还是错，你看怎么样？讲的时候慢一点儿。要记清楚每一句话。”他这最后一句话，是对书记员讲的。
白忠对王守仁一再打断他审讯，心里非常不满。他认为审讯就是让被审人认罪，不在气势上镇唬住他们怎么行？再加上他对王守仁本来就不服气：同是一个警校毕业的，自己成绩还比他好，可现在他升为副科长了，自己还是个办事员。当然，白忠心里也清楚，王守仁是凭着父亲是市局副局长的后台背景才升上去的；而自己的父亲是留用的国民党旧警察。凭这个出身，没把他父子清除出公安队伍，就已经是他们的运气了。他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给自己订了两条戒律：一是绝不和掌权的领导发生任何口角和对立情绪；二是业务上宁左勿右。这是他父亲教给他的一条经验。所以尽管他心里对王守仁十分不满，但表面上绝不露出一点儿不高兴的神态，而是微笑着静听。
王振春还真有一肚子话要讲。在学校的辩论会上，只许听别的同学批判他，他一发言就有人乱喊乱叫地打扰。现在给他这个机会可以详细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告诉公安局的人：自己不但是冤枉的，而且是爱国的。
他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说起，慢慢讲述他对政府奖励多生孩子的政策的忧虑，把他的主张，他给中央领导写信的内容完完全全讲述了一遍。这时候他已经沉浸在详述自己观点的快感之中，甚至忘了是在接受审讯，仿佛觉得是在学校那个食堂兼礼堂的主席台上，做关于《社会主义人口论》的报告似的。但是他的“讲演”并没有進行多久，就又被气得脸皮发青的白忠喝断了：“住嘴！你简直是在这儿散毒。你知道不知道毛主席怎么讲的？”
白忠从桌上拿起一个本子翻开后刚要念，王守仁伸手过去把本子合上，向他使了个眼色，低声说了四个字：“注意保密！”然后王守仁接过话头说：“现在学术界批判马尔萨斯反动人口论和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文章，已经有不少了。我们这儿不是跟你研究、辩论的地方。我们只要让你把你的反动思想交代清楚就行了。至于是对是错，如何批判，那是另外一个部门要做的事儿。你现在把记录看一遍，有记得不对的地方立刻指出来。如果没有错处，你在每页纸上签名按手印吧！”
王守仁的一番话点醒了白忠。他心里酸溜溜地，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对呀，这小子到底技高一筹。我跟这小子较什么劲儿？把言论交代清楚，给他定个罪名，不就结了？真糊涂！”他心里骂着自己，也就不再开口。
王振春仔细看了记录，然后在上边签上字，按上手印。等这一切手续都办好了，王守仁慢悠悠地对王振春说：“你知道‘母亲英雄’这句话是谁说的吗？”不等王振春回答，他语调变得冷峻、深沉：“是毛主席亲口说的！你反对这句话，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说你思想反动，你还不服气？在这儿我奉劝你一句，今后要好好儿改造你的世界观，重新做人，才有出路，否则等着你的只有死路一条！你回去好好儿反省，如果有什么罪错没交代的，随时可以找我交代。还是这八个字——”他伸手指着墙上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去何从，自己去想吧！”
话音刚落，有人敲门，白忠立刻发话：“進来！”应声而入的是白振英。他站在门口向王守仁报告：“候审的刘玉宝要求找您谈话，您看叫不叫他来？”
王守仁指着王振春说：“正好，你把他带回去，再把刘玉宝带来吧！”
看着王振春被带出去，王守仁推心置腹地对白忠说：“小白，往后一定记住，审讯中切忌发脾气拍桌子。咱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的问题全部审清楚记录好，然后研究如何处置。至于这些人认不认罪，是不是反动，他自己承认不承认，都无关紧要。劳改单位就是专门让他们劳动改造认罪的地方，咱们犯不上费这份儿口舌。”
白忠是心服口不服，强辨说：“我琢磨这小子的罪状学校上报的材料上全有了，用不着多问了，所以……”
王守仁立刻打断他的话：“学校上报的材料只是旁证，还要让他本人亲口说出来再签上名儿，这就铁板上钉钉儿了。不管过多少年之后，他也翻不了案的。这是我们搞预审工作必须做到的一点，千万不可疏忽。”
王振春回到候审室，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心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他原以为在审讯室对公安人员讲清楚自己的本意是爱国的，主张也是正确的，求得他们的理解，把学校强加给他的罪名洗刷掉，但看来这一切全落空了。尤其王副科长说的那句话：“至于是对是错，如何批判，那是另一个部门要做的事儿……”让他万分失望。而且从这句话里他嗅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看来自己真的完了，要去劳改队度过此生了。他心里蒙上了一层痛苦的阴影。一股悲怆的愁意油然而生。这时余清江凑过来安慰他说：“小王，别想那么多了，这是余亮帮你领的饭菜，可能都凉了，你快吃了吧！” 这时候小王才看见自己位置面前的地上有一碗菜汤，两个小窝头泡在菜汤里。他只是瞟了一眼，心时觉得堵得慌，一点儿胃口也没有。他想：还是让小余吃了吧。扭头一看，小余的位置是空的。“咦，余亮哪儿去了？”他惊异地问老余。
“提审了。跟刘玉宝一块儿去的。”老余还没回答，尹志奎在一边儿抢先搭了话。随即他往这边儿挪了挪身子，凑到小王跟前，眼睛一直盯在那碗菜汤上，低声问：“怎么样？这一堂过得心凉了吧？都一样！哪个人过完第一堂全都吃不下饭去。还告诉你——”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同时回头望了一眼端坐在房门口位置上的张奎印说：“我跟这帮雷子打交道的次数多了，坦白越多越从严！听说过么：‘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要不是瞧你小伙子够义气，我才不敢跟你说这话呢！怎么样？你实在吃不下去，我来帮你……”——“雷子”是北京的流氓黑话，原本指便衣儿，这里指警察。
话音儿还没落，只见余清江走过来，一弯腰把菜碗端开，厌恶地训斥尹志奎：“行了，留点儿德性吧，你饿？这屋里谁不饿？等一会儿小王心火退了，你让他吃什么？真不知道害臊！”
这时候小余和刘玉宝前后脚回来了。小余大大咧咧地坐到自己的行李上，脸上神情挺轻松的，和上午刚進来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他看了一眼呆坐在旁边的王振春，关心地问：“我给你领的饭，吃了吗？”
小王摇摇头，唉声叹气地没说话。
老余把菜汤碗又端过来，放在小王面前，眼睛看着余亮轻声问：“怎么样？他们跟你瞪眼了吗？”
小余痛快淋漓地答：“他们说我态度好。我算想通了：身子都掉到井里了，耳朵还能挂得往？他们问什么，我就认什么，反正这一堆儿这一块儿了，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省得在这儿受这份儿窝囊气！”说完又劝小王：“别想那么多了，没用，把窝头吃了，余大哥说得对，到了这个地步，保住身体要紧。”
老余看着这两个小伙子，心里颇有感触地想：“到底是农村的孩子，直肠儿汉，肚子里没那么多弯弯儿绕。”
刘玉宝一走進屋，一屁股坐在他的行李上，眼睛扫视着屋里的人。尹志奎凑过去问他：“怎么样？刘老帽，这回全吐噜了吧！”
“老帽”，可不是“老耄”的同义语，而是北京下层社会对年纪大的人的蔑称。这里的“帽”，其实是“龟头”的意思。
刘玉宝毫不在意地随口说：“人家说了，我的材料早就转过来了，就看我能不能主动交代。王科长还表扬了我态度有转变，让我回来再好好儿想想。想什么？就这么点儿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冒了尖儿了打我一个臭流氓，关上二年就又出来了。要是政治犯，可就说不准了。弄不好关一辈子的事儿都有。”
说完话，他瞟了一眼王振春、余亮，然后身子倒下来靠在行李上，故意说着气人的话：“这年头哇，小偷儿流氓没大错，千万别沾上政治，那可是终身监禁的事儿哟！”
尹志奎又往刘玉宝身边凑近些，趴在他耳边小声儿问他：“你瞧我的事儿，会不会像姓王的说的那样，要上功德林？”
刘玉宝扭过脸来，那肉眼泡儿上下翻了几下，用嘲弄的口吻说：“像你这样胆大包天、专门胡作非为不干好事儿的嘎小子，别说现在这新社会了，就是我当巡警那会儿，逮住你这样儿的，有理无情先抽你四十警棍，然后往笼儿里一扔，关你三五个月再说，哪有闲工夫跟你磨牙？共产党对你够宽大无边的了——”
他拖着长音儿停住嘴，眼睛瞪着尹志奎看着，气得尹志奎嘴噘得老高，嘴里嘟囔着：“人家跟你说正经事儿，你拿人家打镲，站干岸儿看人家的笑话，真不地道！”
刘玉宝见他生气了，“噗哧”一声，两片厚嘴唇一咧又笑了。他扯住尹志奎不让他离开自己，而后一本正经绷着脸儿思索了一下，眼球在眼眶中转动着：“说正经的，你这事儿，关键在那一对儿男女身上。他们没吓出毛病来，你就没什么大事儿，也许关两天就放了回去，还继续去当念书郎……”
说到这儿，他又停住话不说了。尹志奎心里知道，这是老帽成心拿他打哈哈。但他还是急于想听听他的见解，因为人家到底比自己经得多见得广。于是他显得有些着急地用手推着刘玉宝催促他：“你别成心抻着我，那姓王的说的会不会是真的？要真是人家上法院告了我，我可就真的完了。”
话说到这儿，尹志奎觉得心都凉了。刘玉宝见他真过心了，不由得笑了起来：“瞧见没有？你小子还真就嫩了点儿。他们那些人的话，有几句是真的？那都是唬人的话，给你个棒槌你就当针(真)了。告诉你吧，要是人家真有了什么事儿，你不会闲坐在这儿，王吾也走不了。我跟老白打听过，他们都去了劳动教养收容所了。不过这件事儿你是主犯，王吾只是吃你的挂落儿，所以得多让你挨几天饿，看你往后还敢不敢乱拿别人开心了！”
刘玉宝这一番话说得尹志奎心里踏实了一些。他躺回自己的位置，闭着眼咂摸着刘玉宝的话，觉得有道理：“对呀！公园的恶作剧，本来没王吾的事儿，他的确吃了我的挂落儿。”
那天在公园里的事，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在家里是个“老疙瘩”，所以父母对他有点儿娇惯，“要星星不给月亮”。从小儿他就爱恶作剧，坏主意也透着比别的孩子多。春节放鞭炮，他点着了往别的孩子身上扔。赶巧有一次扔到人家脖领子里，把人炸伤了，家里又赔情又赔钱，才把事儿了了。晚上串胡同，见有卖花盆儿瓦罐儿的，他趁天黑路灯暗，从暗处出来往花盆挑子一头撞去，然后立刻钻進黑暗的房旮旯里一躲，而后偷偷儿伸出小脑瓜儿瞧着那卖花盆儿的汉子看着一地的碎瓦片嚎哭，他心里却像吃了蜜一样舒坦。他的蔫儿坏，在他住家那一带算是出了名儿的，左邻右舍的大人都禁止自己家的孩子跟他一起玩儿。只有王吾是他忠心的随从。因为王吾家里穷，吃的玩儿的都不如他多，而他还有一样可人疼的地方——不吃独食。只要兜儿里有一块糖，一准儿敲碎了和王吾一人一半儿分着吃。平时出去玩儿、看电影，他都忘不了带上王吾。尤其这二年王吾在外边学了几手拳击，他在外边使坏更离不开王吾的保护。每次和别的孩子打完架，王吾总能得到一些奖赏——一块烤白薯，两块炸糕，几块点心之类，两个人乐呵呵地各回各的家。
那一回，他们俩在公园转来转去，总是找不到寻开心的目标。突然尹志奎看到一片浓荫蔽日的大树下，有一对年轻男女正坐在一排硬木椅子上互相搂抱着说话儿，看样子是谈恋爱的。尹志奎心里乐了：“好哇！我让你们乐！呆会儿不吓出屎来算你们走运！”他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麻雷子”——是经他改制过的，他把点火捻儿接得一尺多长，然后他趴在地上一点儿一点儿挪到那对谈情说爱的年轻人坐的长椅子下面，把“麻雷子”轻轻地放在地上，又退回来把火捻儿点着，自己轻手轻脚提着气跑出老远的大树后，探头看热闹。
只听“乒”地一声巨响，那对儿男女吓得从长椅子上滚到地上，那姑娘吓得“哇哇”大哭。这时候旁边有几个游客叫喊着：“抓坏蛋，就是那个背书包的小子干的！”
尹志奎正眯着小眼睛笑得开心，听到这一声叫喊，脸上立刻没了笑容。他把书包往王吾身上一套，自己钻了小树林儿，又穿过山洞，没敢停脚地跑回了家。但是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王吾被众人抓到后扭送派出所，那对男女也相扶着来到派出所。尤其是那姑娘，脸色苍白，精神恍惚，立即被送往医院治疗。王吾把事情经过交代出来，派出所立刻派人去抓尹志奎。结果他跑回家去，气儿还没喘匀，就又被抓到了派出所，而后就被转送到这里来了。他在这儿呆了那么多天，那些“雷子”对他不理不睬的，让他心里发慌，左思右想心神不定。
他不像王振春、余亮那样一進来就提审，而是过了几天才审的。临出审讯室，那个姓白的小警察从桌上拿起一沓子纸来冲他比划着说：“瞧见没有？街道、学校、公园转来这么多检举材料，你小子事儿不少，就看你态度老实不老实了。记住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交代清楚你的全部事情，你就甭想出这个大门儿！”
现在回想起来，他真有点儿后怕和后悔。因为他在好几个公园用“麻雷子”惊吓过游人，只是每次他和王吾全都安全地脱身了。想到这儿，他不由地心里抱怨王吾：“不是你小子色迷瞪眼地瞧人家亲嘴儿，何至于被别人抓住？就是抓住了，咬牙顶住不就结了？还把我咬出来！现在你没事儿了，足吃足喝去了，害得我在这儿饿得眼睛冒金星儿，担惊受怕，真他妈不够朋友！”
他想来想去，总是琢磨王守仁那句话。“如果人家真上法院告我，法院会不会判我几年刑？”他脑子里反复思摸着，又爬起来挪到刘玉宝身边，向他求教：“唉，你说法院会不会判我劳改？得判几年？”
刘玉宝正想着自己的心事，被他一再打搅，也烦了，赌着气拽出一句话：“怎么不会判？如果那女的被你吓死了，说不准挨上颗枪子儿也不新鲜！”。
张奎印独自一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着余清江坐到王振春、余亮中间，三颗脑袋凑到一块儿，声音很低连比划带说地聊得挺热闹，身边尹志奎和刘玉宝也挨在一块儿小声说话儿，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呆坐着，心里有一丝儿妒忌，但他并不愿意和别人交谈。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祸从口出。可是看着他们聊得这么热闹，他又有点儿心动。因为聊天儿可以消磨时间，可以转移肚子饿的折磨。他挪动一下身子，欠欠屁股想凑过去，但终究还是坐下来，只是那丝儿妒意变成了一团火在心里升腾，最后化成一声吼叫发泄出来：“你们注意！串通案情，私下交谈，全是违犯监规的行为。你们立刻各回各自的铺位上端坐反省，不然我可要向白队长汇报了，你们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他这一嗓子，立刻让小屋里静了下来。每人都端坐在自己的行李前，闭嘴“反省”。张奎印见自己的话发生了作用，心里一阵窃喜，仿佛顷刻之间自己成了白队长的化身。过了一会儿，尹志奎小声儿自言自语地说：“什么时候这屋里又出了一个队长？真他妈不知道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
刘玉宝也接过话茬儿，发泄心里的不满：“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还他妈穷掐恶咬的，真没劲儿，想当牢头？下辈子吧！”
张奎印听这两个人说“片儿汤话”，心里不由得火冒三丈。本想再申斥他们几句，但他看到余清江和另外两个人都怒目看着他，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这时候，院子里喊了一声：“熄灯睡觉！”——其实这只是习惯性的命令，这里的灯是不允许熄的。正确地说，想熄也做不到，因为屋里根本就没有电灯开关。——屋里的几个人听到这一声命令，立刻神速地拉开被子蒙头睡了。
二、“判官”手中的大笔
一连过了几天，再没来提审过他们，几个人每天只是呆坐在行李上盼着两碗菜汤、四个小窝头和最后争抢菜舀子的机会。唯一变了的是余亮。他只要吃完那顿饭——也就是两三分钟的事儿——就倒头大睡，只是常常在梦中“撒癔症”喊他妈。别人给他汇报了，白队长進来踹他两脚，骂上几句，他也不还嘴，木木讷讷地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只要白队长一走，他立刻倒头又睡了。
王振春一直想着要写一份申诉书。他认定自己的观点如果真能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手里，他一定会被放出去，继续他的学业。但是他手里没有纸笔。向王副科长要，也没答理他。于是他开始在心里打腹稿，反复琢磨申诉书的内容和词句，准备一有机会立刻写出来寄出去。
余清江坐下来，唯一想的就是他儿子余木银。他从進了这屋就没被提审过。还有张奎印，也没被提审过。好像公安局把他们给忘了似的。
刘玉宝经过几次央求，终于被白队长批准他和尹志奎去旁边的房子里参加劳动——糊火柴盒儿。这样，每天可以比住候审室多四个小窝头。但是他们“下了班儿”，还是回候审室这边儿住。刘玉宝不知从哪儿寻摸到一根用过的火柴棍儿，每天回到屋里，总用火柴棍儿剔着牙缝儿，得意洋洋地冲屋里那几个人甩着“片儿汤话”：“瞧见了吧，这就是流氓小偷儿和政治犯的差别。还别说！吃惯了一顿两个小窝头，吃这四个窝头还真有点儿撑得慌。”
尹志奎也咧着大嘴冲张奎印说着气人的话：“张同学，我真想把劳动号吃剩下的窝头给你带几个来。可惜呀，这儿的监规太严，我怕违犯监规，没敢拿。真对不起，看着你饿得眼睛发蓝，不敢相助，遗憾哪！”
这两个人每天一回来就表演这么一次，惹得屋里的人饥火难捱，纷纷找白队长要求到劳动号干活儿，但都遭到了拒绝。王振春、余亮还白挨一顿骂：“就得多饿你们几天！吃饱了不认大铁勺的东西，共产党把你们养肥了，反过来还要咬共产党一口，纯粹是白眼儿狼！”
到了進来的第七天，连王振春也不再想什么申诉书了。他眼前只晃动着那灰黄色的小窝头，而且从一开始拿着吃窝头，变成现在捧在手心儿里吃了。经常半夜里饿醒了，心里发慌，辗转难眠。有时候他脑海里会出现一种幻觉，仿佛在捧着烤得焦黄的白薯，大口大口地吃着，薯香四溢，令他回味无穷。他还记得儿时在大妈家吃炸酱面，在伺候全家人吃完之后，他捧着小瓷碗一连吃了六碗，因为那碗实在太小，两三口一碗面就吞下肚子里去了。他还想盛面，被凶恶的大嫂一把夺过碗去就骂：“能吃不能干的东西，照这样下去还不把我们家吃穷了！”他含着泪到厨房去刷碗，惹得侄子、侄女追着他叫喊：“王六碗，王六碗。”现在想起那炸酱面来，还馋得他直巴叽嘴。
他坐在行李上，脑子里把自己在家、在学校吃过的“美味儿佳肴”全都回忆一遍。直到喊睡觉为止。第二天又重新回忆一遍。力图用这个“精神战胜法”来抵制饥饿对他心灵的折磨。
他几次要求见王守仁，但只有第一次见到了他。他提出自己的请求：“不论劳改、教养，我全同意，只求赶快让我离开这里。”还提出要到隔壁去糊火柴盒儿，但均遭拒绝。以后再提出见王守仁，就没人理他了。
从第八天开始，候审室又進来了七八个人，一下子小屋就住满了。余清江高兴地对王振春、余亮说：“这下有盼头了。只要这小屋一满，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人离开。估摸着轮也该轮到咱们了。”
于是小屋里变得热闹起来。每天提审，有人唉声叹气，有人饮泣吞声。当然也有人高兴。头一个高兴的是余亮。因为新進来的人里有一个中年人，是个“二進宫”——这是劳改队的“行话”，指的是第二次劳改的人。他对余亮讲起他進劳改队所呆过的地方：清河农场、团河农场、辛店农场……。不论哪个地方。粮食都是不定量的，黄金塔——也就是纯棒子面儿的窝窝头，半斤一个，随便吃。劳改的每个月给两三块钱买日用品，教养队他虽然没去过，但听说有工资，每月有十几块钱。听了这些话，小余感到一阵兴奋：如果管吃、管住还发工资，那不是当工人了吗？比他在村里光干活儿见不着钱强多了！他心里开始盘算着：“每月十几块钱，我要给我妈寄十块钱，让她再不为买盐买油着急了。”
屋里还有高兴的人，那就是张奎印、余清江了。他们觉得即便是教养，总算是有了工作和工资收入，尽管比他们原来的收入少得多，但干的时间长了，工种熟了，工资是会涨的。总之，大伙儿身受的饥饿之苦，被这终于有盼头的希望心态冲淡了许多。
就在候审室的众人心情骚动之时，在前院儿那排审讯室的旁边一间宽敞的大房子里，王守仁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边，把最后一个案卷看完之后，他双手高举伸了个懒腰，又用手背揉了揉发涩的眼睛，端起茶缸喝了一口茶水，目光盯在办公桌玻璃板下正中的一个用毛笔写的“慎”字上。——这是他警校毕业，分配到分局预审科工作的那天，他爸爸根据毛主席对公安工作的重要批示，亲笔写了送给他的。他爸爸说：在公安局审案子，就像当判官一样，那支笔随便一挥，可就是生死之别呀！因此当公安干警的人，头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慎”字！而且要把这个字当座右铭，事事处处，“慎之又慎”！
忙乎了这么多天，总算把所有案卷全部整理出来了。他这是最后一次把全部案卷浏览一遍，看看有什么遗漏的，要在科务会召开之前补上去。马上要召开科务会了，他在心里把每一个需要提出处理意见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满意地点点头。
自从警校毕业分配到预审科来，他一连赶上好几个大的政治运动，每天都要忙得除了睡觉就是工作。解放这些年来，“镇反”和“三五反”他没赶上，但是“肃反”、“反胡风分子”、“反右”、“反坏”，他总算都赶上了。经他手处理的人实在太多，科里的工作也形成一种习惯和默契，很多人的处理意见在整理材料的时候，大伙儿就顺便研究了，所以科务会只是走一个过场。大家研究决定的处理意见，再让大家举手通过一下，一般来讲都是百分之百通过。但是也有例外，王守仁预感着今天的科务会上，可能在王振春的处理意见上会有争议。因为整理材料的时候，白忠就明确表态：对王振春应该严惩报捕。但也有一些人不同意，最后处理意见栏空着，待科务会讨论再定。而且有人向王守仁透露：白忠曾为这事儿找了分局领导。这个消息让王守仁心里有点儿恼火：“又不是会上不让你发言？何必去惊动领导呢？”
说心里话，王守仁对王振春这个案子，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个学生有一些观点并没有错，比如计划生育。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同样的言行，搁在领导人身上就是英明、伟大、正确；搁在一个学生身上，又赶上大鸣大放运动，就成了反动思想。这个理论谁也说不清楚。根据他敢给中央写信，指责毛主席亲封的“母亲英雄”的言行，给他扣上“思想反动”绝不算冤。关键是白忠主张判刑。这就未免有点儿过激了。这个学生只是在运动中发表自己的观点，他没有什么现行活动。对这种人，他主张送劳教。连右派毛主席都说过“一个不杀”，也不劳改的。难道这个中专生比右派的言论还厉害？最近他总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白忠在暗中跟他较劲儿。当然，他不否认升为副科长这件事情中有父亲的因素在内。如果这位毕业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为这件事儿不服气，那他可就太糊涂、太不自量力了：难道共产党不培养忠于党的老干部子弟，反而去培养提拔一个国民党留用人员的子弟吗？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这一点毛主席不是一再强调吗？他看了看桌上那高高的一叠案卷，又端起茶缸，目光看着屋子正中墙上的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心里盘算着是不是去找分局长谈谈王振春这件案子。他思忖了一下，把茶缸放到桌上，拉开椅子站起来，心里又有点儿犹豫：“没这个必要吧？凭我在科里的威信，我对这个案子的观点，白忠是输定了的。我何苦白饶这一面儿呢。”他立刻坐下来，把所有案卷收拾一下，特意把王振春的案卷单放着，心里在理顺自己的思路。他决定下班前找科长汇报一下关于王振春案子的情况。
下午一上班，科务会议准时在预审科办公室召开。科长主持会议，副科长王守仁读卷。办公室虽然不算小，但全科的人集中在这里，就显得有点儿挤了。而且大部分男同胞嘴里都往外喷烟吐雾，这种劣质烟草辛辣呛人的味儿让占少数的女同胞一只手捂鼻子，一只手掌在鼻子前搧风，忙个不停。与会的人对将要讨论的内容，基本上都了解，所以尽管王守仁念得口干舌燥，而且一再劝告大家少抽点儿烟，但没起多大作用。
王守仁心里明白，这几年预审科是分局里最累的科室。一连几个运动,所有抓進来的人，全要经过这个科来处理。有时候为了调查案情，要钻山越岭；为了整理材料，要整宿熬夜。更让大家头疼的是：由于跟各种各样犯罪分子斗智斗勇，时间长了，大部分男同胞都成了铁杆儿的烟民：靠劣质烟提神儿，是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他让这浓烟熏得头昏脑胀，他也只有忍耐，不好多说什么。好在按惯例这个会开不了多长时间，王守仁念完一个人的案卷，科长就问：“谁有不同意见？”接着屋里几个方向会陆续有人表态：“没有！”科长等上一两分钟，没人要求发言，这个案子就算结案。全部案卷审查完了，该判刑劳改的案卷移送法院，该教养的上报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核盖章，决定拘留或释放的由科里办事员前去宣布执行。所以这个会议对那些被审查处理的人来说，是决定他们一生命运的重要时刻。
白忠此刻正襟危坐在会议室里。他每次参加这种会议，心里都有一种异样的感受，也可以说是整治别人的快感。他在上小学、初中的时间，因为个子小，嘴巴损，常常得罪同学而挨打。人家一边骂他“臭巡警的儿子！”一边打他。他打不过人家，只有双手抱着脑袋任人打。所以在他心里积聚了一种恨：他恨那些出身好的，恨那些力气大的。平时他最喜欢到他爸爸工作的拘留所去玩儿。坐在一边儿看他爸爸怎样挖空心思惩治坏人。在这里不论出身好坏、力气大小，全得听他爸爸指挥。高兴了就可以让犯人们多休息会儿，不高兴休息就免了；敢顶嘴的立刻就上刑：最轻的是“猴儿剔牙”，中等的有“苏秦背剑”、“张良脱靴”，重一点儿的有“和平衣”。有时候白忠在学校受了气，他只要坐在爸爸的办公室里，看着爸爸任意惩治那些犯人，自己心里的气儿也就消了。到后来他认定：只有当一名警察，才能在人群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会有一部分人在他的管辖之下。因此他从小立志要当警察。何况他在学校的功课并不好，估计自己也不是那种上大学求深造的料。
那时候，警校招生也很难，第一，警校属于“中专”，却要求考生高中毕业；第二，四类分子子女和父兄经过劳改的，还不收；第三，毕业出来，不过是个小警察，因此高中毕业生觉得自己能考上大学的，谁也不会主动报考警校。警校就故意把招生的时间放在高考放榜以后。这时候，才有那不打算明年再考的落榜生来报考警校。考的科目也简单，只考政治和语文，数理化一律不考，只要两门功课加起来满60分，就可以录取。因此，他这个“自愿当警察”的考生，尽管在学校里功课不怎么好，却能够很顺利地考上了。
考上警校之后，他爸爸告诫他：要注意领会领导精神，不论什么运动都要和领导站在一起，少说话多干事儿，积极表现，对“犯人”宁左勿右，可以保一生平安无事。
往常开这种会，只要让他表态，他只掌握一个原则，该拘留的他往教养上挤，该教养他往劳改上推，尽管处理结论往往不如他意，但他在局领导、科长面前总会留下“立场站得稳，对敌斗争狠”的好印象。有人背后称他为“过激派”，他心里反而高兴。也许正因为这样，像他这样出身的人，经过几次运动，居然能够一直稳坐在预审科办公，大概就得益于此。
今天讨论这一批人的处理意见，他一直没有表示相反意见。他要等讨论王振春的案子再重拳出击。因为在整理王振春案卷的时候，他听出了王守仁的意思是送劳动教养。一来他觉得王振春思想反动，情节恶劣，王守仁说他没有付诸行动，他不同意。因为王振春给中央领导写了信，而且是“恶攻”性质的信。——那年月，凡是牵扯上党中央及其领导人的案子，不论是有关法令政策或者是领导人个人的生活作风，只要你敢提意见，一律称其为“恶毒攻击”，简称“恶攻”，而且被认定是“敌我矛盾”，必须从严处理。——王振春胆敢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这难道不是行动？二来他要在会议上摆出一副“左派”的姿态，如果王守仁不同意他的意见，自然就反衬出王守仁是“右派”立场，时间久了，次数多了，在领导印象里，王守仁的形象自然会慢慢儿被他比下去。“久在江边站，没有不湿鞋”的。他王守仁自然会有倒楣的一天。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果然，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主管预审的分局副局长来到会场。全体与会者中，除了白忠、王守仁和科长之外，其它人都感到意外。因为过去预审科开这种会，总有局头儿来坐镇，表示对人的处理工作要慎重的意思。这也是共产党毛主席一贯的主张。但是从“肃反”开始，大小运动没断过，被抓、被处理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有了劳动教养政策之后，社会上开始“反坏”，大量抓人，每星期都会有这种会召开，渐渐局头儿就“另有公干”，不来了。
副局长这个时候出现，是和王振春案子的讨论有关联的。那天整理案卷的时候，因为科里意见相左，所以案卷的处理意见一栏空下来。事后白忠去找副局长把自己对王振春案子的处理意见汇报了一下。他认为王守仁对这个案子的处理有些手软。“要让坏人得到应得的惩罚”，是他最后的一句话，所以副局长和科长碰了个头儿，决定前来听听大家对这个案子的不同意见。
王守仁见副局长坐好了，看了科长一眼，打开王振春的案卷，端起茶杯喝了口水，就开始琅琅读卷。这时候屋里静得空气似乎凝固了，吸烟的人也把烟掐灭，端坐在位子上仔细听。
这个案卷王守仁念得很细，前边的案子比如刘玉宝，只念他在某煤矿参加赌博的次数、输赢的金额就行了，具体细节就不念了；而王振春这个案子，王守仁不单把审讯记录完整地念了一遍，还把王振春在学校贴的大字报抄件、学校辩论会记录、学校上报的材料、公安部门截获的王振春给中央领导写的信，以及王振春写的《社会主义人口论》，全部在会上读了一遍。光念这些材料就用了将近两个小时。
白忠坐在椅子上，做出仔细听的样子，其实这些材料他全看过了。这时候他心里在盘算一会儿如何发言，既要把自己的观点讲清楚，还不能在语言上对王守仁有任何攻击的迹象。不管怎么说，人家是现任副科长，又有那么硬的后台。别闹成“偷鸡不着蚀把米”的结局，那可就亏了。
王守仁念完了所有材料，然后冲科长一点头，端起茶杯润润嗓子。科长目光扫了一眼副局长，副局长做了个手势，于是科长开口征询：“对这个案子，谁有什么不同意见，畅所欲言，谁发言？”
可是等了一两分钟，没人说话。如果按惯例，这个案子就可以结了。但是科长知道白忠肯定要发言，所以就把目光盯在白忠身上。
白忠在预审科，不管开什么会，从来不抢先发言。抢先发言会给人家一个假积极的印象。但他坐在椅子上轻抬眼皮，不单看到副局长的目光、科长的目光全聚焦在他身上，而且似乎全体与会者的目光都盯着他。尤其是王守仁，居然用含着嘲笑的目光扫了他一下。他感到心都被刺疼了。此刻他不能不说话了，不然副局长会怎样看他？他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儿，开口讲话：“对这件案子，我有个看法。因为这个案子是我和王副科长经手办的，我还是比较熟悉。这个人，长期隐瞒反动官僚家庭的历史背景。他的思想反动是有历史根源和家庭根源的。他父亲解放前曾任国民党一个省的税务局局长，是为蒋介石搜刮民脂民膏的直接帮凶。解放后，因为罪大恶极，民愤极大，被政府镇压了。王振春秉承其父的反动立场，对我党领导人恶意攻击。他在学校大肆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马尔萨斯反动人口论，宣扬马寅初正在被批判的‘新人口论’，而且书写《社会主义人口论》的反动文章。他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主席，攻击毛主席所做的‘母亲英雄’的指示。他的言论刚才已经全部念过了，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有言有行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审讯他的时候，他还在公然散毒。对这种顽固不化的极端反动分子，我的意见应当报捕判刑，让他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
说完最后这句话，他目光扫了一下副局长，见他微微点头，自己那因为紧张而提到嗓子眼儿的心落了下来。他长出了一口气儿，不吸烟的他竟向邻座的同事要了一支烟，点燃后吸了一口，以平息内心的兴奋。
会场上开始有了小声议论的声音。科长冲王守仁点点头说：“下边王守仁同志谈谈他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大家不要乱说话，一会儿可以在会上发言讨论。这个案子的讨论对我们今后如何正确理解党的政策，慎重处理每一件案子，有很大好处。”
王守仁简单扼要地把从学校和王振春哥哥家里了解来的情况在会上讲述一遍，然后说：“他虽然出身于反动官僚家庭，但基本上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据调查了解和他的同学反映，他在哥哥家生活，是被当作佣人对待的。他在学校学习成绩不错，表现上也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在这次学校号召的鸣放运动中，才贴了那张关于人口问题的大字报。据我们调查，他平时在同学中从来没有肆意宣传他的观点，所以我认为不能认定他这是散布反动思想。而且他的一些观点和我党的政策并不违背，比如节制生育、计划生育，这在毛主席批准的《农业发展纲要》上写明了的。至于他提出的所有孩子由国家包养、包教等设想，也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和建议，算不上什么反动言论。何况这也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理想之一，只是他给中央领导写的信中，有些言词过激了，有些属于反动的攻击性言论。至于有一位同学检举他说过‘改组中央’、‘反右过火’等言论，因为检举人只有一个，没有旁证，而且其本人不承认，无法落案。纵观本案，王振春是有严重的反动思想，应当对他施行强制劳动改造思想的措施，但劳动教养同样可以达到改造思想的目的。刚才白忠同志认为本案中既有言又有行，这一点我不能苟同。王振春写大字报是学校组织的，给中央领导写信，也是每一个公民都具有的权利，只是信中宣扬的是他的反动观点。这种信件，不能算是付绪实施的反革命行动。因此我的意见是报劳动教养。”
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的人发言支持白忠：“他胆敢攻击毛主席的批示，可以说是反动透顶了。对这种人我们决不能手软！”有的人说：“他的‘改组中央’、‘反右过火’的反动言论，虽然只有一个人检举，但根据本人的反动思想本质，可以推定他会讲这种话的。应当列入他的材料里去。”
但是大多数与会者认为王守仁的意见可取：“他只是个中专学生，年龄还不满十八岁，而且还是在运动中公开发表的言论、观点，没有什么现行破坏活动和恶果。按照中央不在中学生中划右派的规定，他的学校也没给他划右派，因此给予劳教是比较合适的。”
也有人说：“他比那些大右派怎么样？毛主席在中央书记会上反复讲过，对那些大右派一个不杀，不犯刑事罪的也不劳改，给出路以观后效。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以观后效’嘛。如果劳教之后，仍然死不悔改，继续散布他的反动言论，我们可以随时对他采取進一步的专政措施。”
大家都发了言，最后副局长站起来表态：“今天这个会开得好！今后对每一个案子都要认真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才是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具体表现。毛主席对公安工作有过一个四个字的批语：‘慎之又慎。’我们今天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做的。在对敌斗争方面，白忠同志的表现不错。他的阶级斗争观念强，心里有敌情。对敌人恨得起来的阶级感情深，值得大家向他学习。我们公安人员是党的专政工具，对阶级敌人决不可以手软。对敌人手软就是对人民犯罪！不过——”他话锋一转：“刚才大家的发言都不错。我本人以为就王振春这个案子而言，给予劳动教养比较合适。正像刚才有人说的，我们对敌人不手软，并不意味着全抓去劳改。劳动教养同样可以达到改造一个人的目的。这也体现了党的‘给出路’的政策。如果他教养之后，继续与人民为敌，继续犯罪，我们随时可以把他抓起来。因为刀把子就攥在我们手里嘛！”说到这儿，副局长一只手掌立起来往下一劈：“我们要什么时候下刀，就什么时候下刀。这是我的看法，你们大家还可继续讨论嘛——”
他用拖个长腔的方式结束了他的讲话。大伙儿心里明镜似的，这个案子副局长拍板了，谁还有什么话说呢？科长站起来问了两遍：“谁还有什么意见？”第二遍问完后，大伙儿异口同声地喊：“同意局长意见！”
科长看了看副局长，副局长微笑着摇摇头，于是科长扭过头对王守仁指示：“王副科长，今天讨论的这些案子，明天一上班，该报哪儿立刻报过去，批回来马上执行！散会！”
副局长满脸笑容，捧着他的茶杯，走到白忠身边，用手轻轻拍拍他的肩膀，以示抚慰，然后在众人拥簇下走了。
白忠目送副局长出门后，立刻走到整理案卷的王守仁身边，面露歉意地说：“王副科长，我的意见提的不对，您别生气。我可是对事不对人哪！”
王守仁手没有停，只是对他笑了笑，但那笑明显看出很勉强，然后不以为然地说：“小白，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咱们还是老同学呢，都是执行党的政策，各抒己见嘛！正如你所说的，这是对事不对人，咱们这是工作，不是闹个人意气，有什么对不对的？对案子展开讨论，可以提高大家的政策水平，减少办案中的差错，这是一件大好事嘛。”
三、劳动教养收容所
俗话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可是1958年的清明雨,却迟了好几天才降临到大地上。丝丝细雨洗刷掉北京街道两边杨柳树叶上的尘埃，给灰房黑路的大街点缀上万点翠绿。大街两侧灰墙上用白灰水刷写的醒目标语，也被这淅沥沥的春雨冲刷得模糊不清了。马路沾满泥尘的路面，被这绵绵不停的春雨搓洗得干干净净，露出它黑亮亮的本来面目。路上行驶的汽车、自行车，也被这潇潇细雨冲刷得份外艳丽。
这场下了一夜的春雨给北京城的万物冲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淋浴，把盎然的春意敬献给忙碌奔波的人们，让他们紧张疲惫的心里得到一丝儿慰籍。
王振春此刻坐在汽车上，眼睛望着窗外被潇潇细雨洗刷得浓黑、翠绿的柏油路和路边的树木，嗅着从紧闭的车窗玻璃缝隙挤進来的被春雨滤洗过的清新的空气，轻轻吐一口气，把在分局候审室十几天积聚在心里的愁苦沉闷一起吐了出去。他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
在这十几天的煎熬中，他唯一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就是一个“饿”字。他不知道这个用“饿”来治人的方法是谁发明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古今中外任何整治人的办法，都没有这一招儿灵验：每天四个小窝头、两碗菜汤，只能维持一个人的生命不被扼杀。几天下来，这些人被饿得混身无力，自然就会乖乖儿地听从干警的训教。饿得眼发蓝，脑子里只想着一个“吃”字，再也不会去考虑什么国家大事了。饿到最后，候审室小屋里静悄悄儿的，像是一个空无一人的房子。王振春就有这种感觉。在饿到一个星期之后，他心里只盼着赶紧把他送走，只要能离开这个“饿牢”，让他承认什么罪名，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签字承认。至于签了字有什么后果，他连想都不去想了。
昨天晚上，睡觉口令传来之后，屋里十几个人都默默无声地拉开被子睡下了。他们都已经被饿得没有力气说话了。王振春躺在被窝儿里，尽管已经是三月艳阳天的季节了，但他仍感到一股从心里往外传的寒意。他轻轻地吸了一口气，把被子紧紧地裹在身上，然后按照他这十几天来养成的习惯，在心里默数一下進来的天数：“啊，第十四天了！”最后是心里的祈祷：“老天爷、上帝、真主、耶酥基督……” 他一口气儿把从书中得知的神灵的称号全在心里念一遍：“保佑我王振春明天脱离这饿狱吧……”
也许是王振春这十几天来的祷告，真的感动了不知哪一位神灵，今天早上起床后“放茅”——就是“放”在押犯上“茅”房——回来，大伙儿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发愣。这时候王守仁、白忠出现在众人面前。王守仁眯缝的小眼睛在屋子里扫了一下，然后冲白忠一点头，就信步走出去。白忠站在房门口，拿着一张纸，念着：“张奎印！到我那屋去。”
这屋里的十几个人全都轮流着被叫到白忠的屋里去过了。王振春是最后一个被叫去的。他進了屋，王白守仁让他站好，然后向他宣读《劳动教养通知书》。王振春虽然浑身无力，呆呆地站在那里，却一个字也没听進耳朵里去。听到这样的“宣判”，他心里一阵兴奋，只想着一句话：“谢天谢地，终于熬出头了！”最后让他在一张纸上签字，他抓起钢笔在王守仁手指着的地方草草画上名字，然后迫不及待地放着胆子问：“王科长，我们什么时候走？”
王守仁把签好字的那张纸仔细放進公文袋里，歪着脑袋，眯着眼睛质问他：“问这个干什么？什么时候走是你问的吗？记住了，以后不该问的话，不要问，少给自己找麻烦！”说完冲白忠那个方向一指，示意他到白忠那里去按指纹。
按照公安局的规定，凡是受到判刑或者劳动教养处分的人，甚至被拘留的惯窃或行凶打架的流氓，都要在公安局留下指纹。用公安局内部特别是劳改队的“行话”来说，就叫做“弹钢琴”。白忠先用一个油印机的滚筒把油墨在一块玻璃板上涂匀称了，然后把王振春的手拉过去，在玻璃板上沾均匀油墨，再在一张印有一定规格的纸上先印上一个个手指头横向展开的单独指纹，再留下整只手的“掌纹”。
按完指纹掌印，白忠递给他一张废纸，擦去了手上的油墨，示意他可以走了。
王振春默默地转身走到房门口，刚要推门，只听身后叫一声：“回来！”他转身走到王守仁跟前，低着头站着。王守仁看了看他，内心深处产生了一丝同情和怜悯，语气柔和地说：“你真是个书呆子！進去之后好好儿加强学习，认真批判你的反动思想。《劳动教养决定》你们还是要学的。如果你能认识错误，好好儿劳动，表现良好，三个月左右就可以解除教养，回到社会上。到时候我们跟学校讲讲，让你继续学业，重新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若干年后，王振春想起王守仁的这句话来，反复琢磨，始终不认为这是一句安慰或者故意骗人的话。因为当时《劳动教养决定》刚公布不久，连公安人员也不明确这种“新型的劳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接人的汽车，是公安局从公共汽车公司临时租来的红色“司各达”大轿车。它来得不早不晚，正赶上上午十点拘留所里开早饭的时间。刘玉宝想最后利用一下和白振英的老交情，请求吃了那几个小窝头再上车。白振英听了三角眼一瞪，板着脸说：“别做美梦了，你们的伙食账已经结了，这儿没你们的饭了，到别的地方去吃吧！那儿有山珍海味等着你们哪！”
刘玉宝知道现在姓白的管不着他了，于是态度横了起来：“喝！就他妈一天四个算盘子儿大的小窝头，两碗‘青龙过江’，还跟我们要钱？过去巡警阁子里也没听说过跟犯人要饭钱的。你们真的穷出肾来了么！”
白振英忍住火儿，没搭理他，而是忙着整理要走的人進来时扣押的东西，交给押送的民警，然后押着他们到前院儿上汽车。
红色“司各达”在两辆插着三角小红旗吉普车前导后押的护送下，直奔劳动教养收容所开去。坐在车里的人们，尽管个个饿得软弱无力，歪在座椅上，但大伙儿心里还是高兴的，因为大家都这样想：这将是最后一天体验这种挨饿的滋味儿了。
劳动教养，是在1957年8月3日由刘少奇以“主席令”的名义匆匆发布的“新事物”。尽管《劳动教养决定》中明文规定“由公安局和民政局共同管理”，但是事先公安局和民政局都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有物质准备。
有人说，中国的劳动教养，是吸收了苏联的“劳动教化”和北京市、上海市的“妇女教养院”经验综合发展而创造的。但是苏联的“劳动教化”如何实行，有什么经验，谁也不知道，也没有看到什么有关文件。至于上海市和北京市的“妇女教养院”，则清一色是改造教育旧社会的妓女和舞女、私娼，而且以教育和安置为主，基本上和政治思想“不搭界”。虽然有些经验，但和今天的以“改造”为主的“劳动教养”，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政治犯”的现状完全没有相同之处。
解放以前，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民政部门，也曾经开办过“游民习艺所”之类，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根据他们的性别、年龄、知识水平，分别教给他们纺织、印刷、泥瓦木匠等等谋生的技艺，让他们学会一种谋生的技能，尽可能地安置他们工作。解放以后，北京市公安局也办有“盲流收容所”之类，但是把重点放在“遣送”二字上，虽然也干一些体力劳动，只不过为了“创收”，以此补偿伙食费的支出，根本不考虑“传授谋生技能”。其原因，是解放前没有“农村人不许進入大城市”的规定，而解放后的国家政策，首先把中国的人口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类，农业人口只能捆绑在土地上，国家不负责安置工作，不供应口粮，几乎变成两种“种姓”，甚至到了“不能通婚”的地步。因为农业户姑娘嫁了居民户男子，所生子女的户口只能跟随母亲“入农业”。除非反过来，居民户姑娘嫁农业户，所生子女也因“子女户口随母亲”的政策而能够上居民户口。但是当时这样的例外数量上太少了。因为农村劳动力过剩，生活水平低，所以就有许多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被简称为“盲流”。政府收容这些人，主要对策就是“遣返”，其目的，是减少城市人口压力，避免治安恶化。
因此，盲流收容所的经验，也不适用于劳动教养。
根据后来劳动教养的实施情况来看，这件新发明中央后来完全交给了公安部门去试验，去执行，民政部门基本上或者根本就没有介入。因此，公安部门就只好借用“管劳改”的方法，来管理这些“劳动教养分子”了。
拿北京市的劳改单位来说，本来就相当多。除了挂牌的监狱和看守所之外，还有许多对内称为“第×劳改大队”、对外则挂着“地方国营××企业”的劳改农场厂矿，如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北苑农场、辛店农场、顺义砖厂、延庆钢铁厂、良乡电梯厂、通县小五金厂、新都暖气机械厂……等等。在北京之外，在河北宁河县有清河农场，在黑龙江省有兴凯湖农场，在吉林省有白城子农场，都是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即劳改工作处管辖的劳改农场。这些劳改单位虽然在外地，但是却归北京管辖，使用北京市粮票、布票，由北京市供应副食百货。因此这些“外地”，在公安局称为“飞地”。
自从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当着十八个共产党国家代表的面提出三年之内要“超英赶美”的豪迈口号之后，面对全世界的震惊，国内立刻出现了“工农业大跃進”的局面。社会上大跃進，公安局也要大跃進。以前不敢想的，现在都想到了；以前不敢干的，如今都敢干了。各个劳改企业，都在喊劳动力不够。因此，劳动教养分子不是没有地方可去，而是要人的单位太多了，分不过来。
按照程序，凡是收容教养的人，必须先经过一个“学习” 的过程，一方面安定情绪，也让各人家里送一些铺盖、服装和日用品来，一方面根据人员体质分类，然后集中起来分批输送。
但是，《劳动教养决定》仓促公布，建造劳动教养收容所的场地和资金却没有批下来。廉价的劳动力，各个劳改单位当然都抢着要；坐着不干活儿但要吃饭的“闲人”，却没人欢迎。因此，直到1958年年初，劳动教养收容所，还是借用半步桥自新路的北京市看守所的一条“通道”作为临时的“入所教育”场地。后来看守所人满为患，监舍不够用，劳动教养收容所曾经暂时搬到藏经馆，1959年又搬到德胜门外的北苑农场，从此基本上固定下来，直到1966年北苑农场撤销，改建北京市公安干校，而良乡电梯厂又一直无法生产电梯，才决定撤销良乡电梯厂建制，把厂房改成劳动教养收容所，一直沿用到劳动教养取消。
王振春他们的汽车，以插着三角小红旗的摩托车和吉普车为前导，一路绿灯地直向宣武区白纸坊方向开去。
汽车穿过一条条大街，刘玉宝心里一阵兴奋。他是个老北京，又是个混混儿，在北京城内生活了二三十年，几乎所有的大地方他都熟悉，甚至闭着眼他也能数出街道和胡同的名儿来。他发现车子到了菜市口，捅捅身边的王振春，说了句笑话：“看见没有？这儿就是‘西鹤年堂’，杀头的地方……”但他话没说完，就发现站在司机边儿上的警察正在怒目盯着他看。他立刻挪正身子，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了。
王振春觉得随着汽车的轻微颠簸，他的胃一下一下地揪得疼。他知道这是胃在向他提抗议——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他已经有十四个小时没進一口食物了。但他并不在意，因为饥饿即将和他挥手告别了。他现在脑子里只想着王副科长对他讲的那番话，心里在琢磨：“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到底怎么样才算改造好了？”
不错，王守仁让他彻底批判《人口论》的反动思想，可是如何批呢？到现在为止，他还认为他的观点没错！但是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批吧！”他心里叹了口气，心里又算计着：到了新地方，开列出一些书刊名单，请领导帮他找齐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书籍和文章以及批判马寅初的杂志。他要认真仔细地读一读，找出几条批判自己的理由来。至于劳动，他没有多想。他认为自己是政治犯，主要是改造思想、观点。劳动嘛，尽力而为吧！劳动主要是改造小偷、流氓的，因为他们是不劳而获，游手好闲，所以才要让他们好好劳动劳动。
北京市看守所，紧挨着北京市监狱，据说原来也是监狱的一部分，是同一个人设计的，格局也大体上相同。如今专门“借”出一条通道来，暂时作为“劳动教养收容所”之用。
这座监狱是解放前建造的，呈K字型，大门开在K字的交叉点，進入大门是一个“中央大厅”，有四条“通道”向四个方向呈放射性扩散。每一条通道的两边儿，都是监房，俗称“号子”。监房外面所形成的“三角地”，原来是“放风”的地方。解放前这里叫“模范监狱”，生活条件比较好，是专门用来供人参观的。解放后改称“第一监狱”，和看守所、少年犯管教所呈“品”字形互相紧挨着，仍然用来供国际友人参观。
看守所四外是三米多高的墙，墙上架着一圈儿电网，四角有四个圆形的岗楼，二十四小时都有警卫守望。王振春他们乘坐的“司各达”大轿车开進监狱大铁门之后，就径直开到院子中停下。带队的警察把从各分局收敛来的劳动教养人员在院内集合好，然后把名单交给收容所的干部。这位干警按名单点名之后，一位干部命令他们一字儿排开，再点一次名。确查无误，交接就算完成了。
这时候走过来一位身穿警服，黝黑脸膛的壮汉，站在队前，犀利的目光在这些人身上横扫。说来也巧，这时候正是开中午饭的时间，大伙儿看着整桶的净面窝头从眼前抬了过去，不由得肚内饥火上窜，眼睛都直直地盯在那个装窝头的木桶上。刘玉宝舌尖在厚嘴唇边上来回舔着，用手扯了一下站在身边的王振春低声说：“瞧见没有？一会儿我非塞它五六个大窝头不可，让我这肚子也鼓一回。”
王振春看见院子里正在吃午饭，心里高兴地想：“多亏没在分局吃那两个小窝头，不然，错过这顿随便吃的大窝头多可惜！”于是他扭转头笑着回答：“五六个我可不够，七八个还差不多！”
刘玉宝和他讲话，又扯了他一下，那位壮汉全没看见；王振春扭头和刘玉宝说话，却让壮汉看得清清楚楚。只听那壮汉一声吼：“站好！不许交头接耳乱讲话！”这吼声震得众人把目光全收回来看着这位壮汉。
“你刚才跟他讲什么？”壮汉指着王振春质问。王振春心一紧，吓得低下头不敢说话。那壮汉又吼叫一声：“你说！”同时凶狠的目光直盯着王振春。小王嗫嚅着吞吞吐吐地小声回答：“我没说什么！”
“大点儿声！”又是一声炸雷般的吼声。
小王提起气壮壮胆，声调提高一些：“我没说什么。”
“你！”壮汉又指着吓得缩着脖子垂着头的刘玉宝：“你说！他跟你说什么来着？”
刘玉宝瞟了王振春一眼，大声回答：“他说正赶上吃午饭，我们可以吃顿饱饭了。”
王振春气得瞪了刘玉宝一眼，心里骂了一句：“栽赃陷害！”
壮汉向王振春跟前走了两步，厉声问：“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不是！是他先跟我讲话的，他诬蔑我！”王振春理直气壮地反驳。
那壮汉背着手，在王振春面前横着来回走了几步，咬着牙说：“诬蔑你？我亲眼看见你扭过头去跟他讲话，我也诬蔑你吗？！”
小王还要争辩，余清江用手指轻轻碰了他一下。小王立刻意识到凭他的身份在这里是不能讲理的。他沉默着低下了头，手指头扯着衣服下摆不出声儿了。
“告诉你们！”那壮汉又提高了声调：“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们是什么人？你们心里应当明白！進了这地方，你们就没有任何自由了。要遵守这里的纪律，违犯者要受到应有的处罚！在这里只许你们老老实实认罪服法，交代问题，不许你们乱说乱动，记住没有？！”
壮汉瞪着大眼睛看着众人，大伙儿只好七嘴八舌有气无力的说：“记住了……”
壮汉又吼叫起来：“大点儿声！八天没吃饭一样！记住没有？一、二、三，回答!——”
大伙儿提着底气声嘶力竭地喊：“记住了——！”
壮汉这回满意了。他声气和缓下来：“我姓孙，你们叫我孙队长就行了。以后有事儿找我，要先向组长报告，由组长向我报告。该守什么纪律，组长们会告诉你们的！”说完他转身向身边一个身穿警服的小青年说：“你去通知各组长，过来领人！”
那人進监房去，一会儿，从监房里走出十几个人来，在一个矮胖的中年人带领下，来到壮汉面前，十几个人全都立正站好。那个矮胖子中年人身子挺得笔直，用公鸭嗓儿说：“报告孙队长，全到齐了。”
王振春听到那声音，不由得想起住在学校附近一座庙里的几个老态龙钟的太监。那声音简直太像了。他不由得注目看了那矮胖子一眼。只见那人最多一米五的个头儿，身子横宽，脑袋奇大，鼻子、眼睛又贼小，简直不敢想象造物主怎么会造出这么一个奇形怪状的人来，真像一个侏儒。——后来才知道，这人叫石盘，是个大右派，曾经当过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秘书，進公安局之前，还是北京师范学院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呢！
孙队长按名单叫着，把这一车人分到十几个组里，各组长领着分配给他们的人往通道里走去。唯独王振春被单独留下来。孙队长把那个矮胖子叫过来说：“石组长，这个人由你领走，单独给他上上课。”说完，壮汉扭身走出大红门去了。
王振春惊恐地看着矮胖子，不知道这个课怎么个上法。那矮胖子迈着箩圈儿腿把王振春带進通道里，進通道的大铁门立即关上，外面有那个传话的值班警察看守。
通道是长条形的，宽约二米多，长有三十五米，通道的两边，每边有十个铁门，门上开有递送食物的方形“监视孔”。其实这就是监房，只不过用来关押“劳动教养分子”，所有铁门都没有上锁，以示人民内部矛盾的“最高行政处分”与“判大刑”有所分别而已。在每间监房的门楣上钉着一块小木牌，上写“南一组”、“南二组”……“北一组”、“北二组”……字样。——后来才知道，按规定，这里每间屋子应该关十二个人，南北相对的两间房间算一个组，共二十四人；五个小组为一个大组，共一百二十个人，设大组长一人。这个矮胖子，就是第一大组的大组长。
矮胖子把王振春带到一组门口站住，努着两只金鱼眼，肿眼泡儿上下翻动着打量王振春。王振春不知所措地和他对视着。突然那人用尖嗓门儿喊了一声：“站好了！手放下！你叫什么名字？”
小王被他这尖厉的声音惊得心“噗噗”地猛跳。他顺从地立正站好，手自然下垂，低声回答：“我叫王振春。”
“大声点儿！”尖厉得像哨子响的声音又响起来。
小王无奈，只好提着丹田气回答：“我叫王振春！”
“再大点儿声！”
这一下小王可有点儿沉不住气儿了，因为他看到刚才抬進去的装窝头的木桶空着抬出来了，也就是说，眼着着这顿中饭又要黄，他可真急红了眼了，立刻向矮胖子跟前跨了一步，心急火燎地说：“同志，先让我吃点儿饭吧，我饿……”
那矮胖子见小王突然向前挪步，以为小王要打他，吓得一连向后退了好几步，惊骇的目光直视小王。等到听见小王的话，他才镇静下来，扭身冲房门内叫了一声：“出来两个人！”
监房中立刻跑出两个壮实的小伙子来，站在矮胖子身边问：“石组长，什么事儿？”
石组长一指王振春凶狠地命令：“把他架到组里去批斗！”。
王振春几乎是被两个壮小伙子拖進“一组”的监房里的，因为他两腿发软，浑身无力，实在跟不上那两个小伙子的步伐。屋外面是明媚的阳光照射得大地亮堂堂的正午时分，而一進屋，却是太阳落山，一片昏黄的景象。屋顶上有一盏铁丝网罩着的电灯亮着，屋里顺着一面儿墙一长溜地支着木板床，床上分两层即床头墙头各坐着十多个人，大家都静静地盘腿坐着，只有刘玉宝瞪视着王振春被拖進来坐在他身边。他嘴角得意地挂着阴笑，手在肚子上轻轻摩挲几下，成心气气小王。但是小王这时候已经无力和他制气了，因为他额头上开始出虚汗，肚子里仿佛五脏全被抽空了，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儿劲儿也没有，两只手也开始抖起来。
他坐在床边上，看到石组长跨着四方步，背着手走進来，连忙手扶着床板站起来，急切地说：“同志，能不能给……”
那尖利的嗓音立刻打断他的话：“谁跟你是同志？”
小王立刻想起孙队长的话来，马上改口：“报告队长，我饿得厉害！能不能……”
他的话没说完又被打断了，那公鸭嗓儿的石组长站在小王面前，脸上阴森森的，两只金鱼眼瞪得圆圆的，盯着小王冷冷地说：“谁是队长？不许你在这儿乱叫！我姓石，叫我石组长就行了。你要干什么？说吧！”
说完他迈着短腿走到屋子里边唯一的一张单人床板前，坐在床边回头看着小王。
“报告石——组长，我饿得两眼冒金星，能不能给我一点儿饭吃。”
石组长从床上跳下来——因为床板高，他脚短，所以每次上下床都要窜跳，脸上露出狰狞的笑意：“哦？你饿了？好哇！我马上叫人上伙房给你炒几个菜来，不是回民吧？要是回民我给你来一盘月盛斋的酱羊肉，坐在这儿咧开腮帮子一吃，够多美？”
听他这话，小王想起分局白队长那天说的话来，心里悲切地想：“完了，这顿饭真的吃不上了。”于是他垂下头不再吭声儿。但是石组长并没讲完，他骤然抬高了嗓门儿骂：“做你的黄粱美梦去吧！你把这儿当饭馆儿了？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这儿是劳动教养收容所，是改造你的地方！你长得倒挺全伙，知道冷也知道饿，可惜了儿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说！犯什么罪進来的？！”
石组长一顿训斥之后，把话题一转，而后窜上床去坐下来直视着小王。这话还真把小王问住了，当王副科长宣读《劳动教养通知书》的时候，他心里只顾高兴，完全没听见宣布的教养理由是什么。签字的时候也因为一时兴奋，根本没往纸上看。如今只好如实回答：“我不知道。”
这一下惹恼了石组长，他那短胳膊粗胖手挥动着，声音尖得刺耳：“喝！犯的什么事儿都不知道，明摆着这是不认罪呀？好哇，我这儿就喜欢整治不认罪的人，来呀！”
应声从他身边的床上蹦下两个人，直奔小王而来，随着一声令下：“把他盘起来！”两个壮小伙儿一边一个掐着小王的胳膊，把他架到板床上，然后斥令他：“坐直了！把腿盘起来！”
坐直了，小王可以做到，但是要把腿盘起来，就像和尚打坐那样，小王从来没学过。于是那两个人一人抓住小王一条腿，使劲儿往屁股下边塞。小王只觉得胯骨处被拧得钻心地疼，他不由自主地“哇哇”大叫，双手揪住那两个对他下毒手的人乱撕乱扯起来。这时候又上来两个人，按住他的双手。小王一则心里十分委屈，二来头一次被人强迫盘腿，双腿被扭得像断了似的钻心的疼痛，眼泪不由得从眼眶中淌了出来。他索性就势大声哭叫。这时候石组长坐在床上，气急败坏地喊：“快堵住他的嘴，不许哭叫！”
突然房门被推开了，一位身穿便衣的中年人出现在门口。他拖着长音问：“怎么回事儿——哎——？”
那四个整治小王的人听到这个声音，立刻松开手，退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石组长立刻从床上跳下来，紧捯着两条短腿，快步走到门口，立正站好，挺着腰板儿，胁肩谄笑地说：“报告王队长，我们正在帮助这个新来的同学。问他犯的什么错误，他说不知道。这不是明显地抗拒改造不认罪吗？我让小值日过来帮他盘腿，端正态度，他就大哭大叫扰乱会场。请队长指示！”说完之后大脑袋一垂，做出一副标准的受训姿式。
王队长没有答理他，而是径直走到小王面前，严肃地板着脸问他：“到了这个地方，你还要和政府顽抗吗！你叫什么名字？”
王振春听了这话心里委屈，眼泪不住顺着鼻翼流下来。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里对自己说：“豁出去了，把话说清楚，枪毙我也认了！”于是他胆子壮起来，不顾一切地大声回答：“报告队长，我没有不认罪。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宣布我的是什么罪。不过我在上边签字了。刚才在大门口被那位孙队长冤枉了一顿，害得我没吃上饭，现在又让这个小矬子整得死去活来。我冤枉，我委屈，所以才哭的。”
石组长听到小王叫他“小矬子”，气得眼发红，当着王队长面儿又不敢发作，只有在王队长背后咬着嘴唇狠狠瞪着小王。
王队长听了他这话，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冷冷地问：“你叫什么名字？真的不知道你犯的什么错误？”
小王点点头回答：“我叫王振春，我绝对没有骗您。”
王队长眯着眼，脑子里忆索着刚才看过的名单，一下又想不起来，于是他转过脸对石组长要说什么。这时候刘玉宝想抖个机灵儿，他高举着手喊：“报告王队长，我知道他犯的什么罪。”
王队长回头看了看刘玉宝，心里犯了疑，因为公安局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从被抓進来的第一天起，就绝对禁止相互间串通案情，防止犯人间建立“攻守同盟”。王队长皱着眉头，疑惑的目光扫着刘玉宝盯问：“你怎么知道他的案情？你叫什么名字？”
刘玉宝被王队长看得一阵心慌。他舔了舔厚嘴唇慌忙地回答：“报告队长，我跟他一块儿在分局候审室待过十几天。我叫刘玉宝。我是听分局拘留所一位白队长骂过他是右派的。”
“右派？”王队长有点儿纳闷儿。虽然他记不住具体人的名字，但他清楚地记得，这批人里并没有右派。他琢磨了一会儿，然后对王振春说：“你刚才说受了冤枉。谁冤枉你了？”
王振春这时胆子壮了，他指着刘玉宝说：“刚才一進大门儿，他跟我说话，我回了他一句，可孙队长没看见他跟我说话，只看见我回答他了，硬说我违犯纪律，让这小矬子给我上课。您不知道，我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快二十个小时没喝过一口水、没吃过一点儿东西了。看着人家吃饭不让我吃，您说我能不急吗？结果这个小矬子就叫那四个人过来整我，您说我委屈不委屈？”
王队长听了，脸立刻耷拉下来：“有什么委屈的？你是对人民犯了罪，才送到这儿来的。如果你在社会上老老实实的，何至于有今天？你总觉得委屈、冤枉，这就是不认罪的表现。你需要好好儿加强学习，端正态度，不然对你是没好处的。”
训完了王振春，王队长扭转身去看着石组长。这位小矬子刚才听着王队长申斥王振春，心里美滋滋的，盘算好了等王队长一走接着整小王的态度。但当他看到王队长冷峻的面孔对着他，脸上的笑意立刻消失了。他敏感地意识到要挨王队长的尅(Kè)了，头立刻垂下来，全身站得笔直，好像在追悼会上默哀的人一样。
果然王队长面带愠色地责问：“石组长，是孙队长指示你不让他吃饭的吗？”
“不是。”石组长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嗯——？”王队长不单声调高起来，脸上也满是鄙夷的神色斥责他：“谁给你的权力让你随心所欲地免别人的饭？共产党实行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些你应该懂得。你是教马列主义的老师。就是挨枪子儿的犯人，到吃饭的时候，也得让他吃饭。告诉你，今后再让我知道你在组里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我就把你撤下来，送你上东北去改造。去！把他的饭打来！再给我把检查写出来，晚上吃饭前要交给我，不然你的晚饭也免了！”
训斥完石组长，王队长环视一下屋里的人，然后指着一个小值日命令说：“今天又来了新人，你组织大伙儿学习《劳动教养决定》和所里的规章纪律！”说完他背着手，扫了一眼王振春，向门口走去。石组长还笔杆条直地站在原地恭送王队长。王队长前脚迈出房门，又收進来，转身嘱咐石组长：“记住了，刚来的人要控制饮食两天，出了问题你要负责！”说完这话，他才走出房门去。
虽然石组长对王振春恨得咬牙根儿，但他再不敢“修理”小王，只好万般无奈地亲自到伙房去提来一碗菜汤、两个窝头。
事后才知道，这条通道——也就是“劳动教养收容所”里面，只有两个被封为“大组长”的人有权利走出通道的大铁门，办理一些上伙房打病号饭、去医务室请大夫之类的杂事儿。除了这个石组长之外，还有一个顾组长，传说他是商业部的部长助理，1927年入党的老干部，因为说农民生活太苦，建议收购农产品每斤提高一分钱，而被上纲为“破坏工农联盟”，成了大右派。但是为人却比这个“石大组长”要善良得多。石组长拿着刚才王队长说的“刚来的人要控制饮食两天”当令箭，“公报私仇”，只给小王拿来两个窝头。而刚才進来的许多“刚来的人”，大概就没有受到“控制”，或者至少不会少于三个窝头。
石组长打回饭来，自己噘着个大拱嘴盘腿坐在床上写检查，却叫一个小值日——也叫值班员——把这里的规矩对大伙儿讲一遍。小值日一项一项讲了有两个小时，听得众人头皮发麻，咋舌兴叹。王振春在学校背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篇，得过第三名。可他用心听了两个小时，也只记了个大概齐；这里规定人与人之间叫“同学”，就算是亲父子或八十岁老头和二十岁小伙儿也不例外。
这里往外写信不许封口，要队长检查过后才允许发出，由专人统一封口，来信一律拆封检查，队长认为不该给你看，这信就没收了。
这里行动完全集体化，即便大小便，也是有规定的“放茅”时间。特殊情况如“拉稀”，要先向组长报告“求茅”，得到批准后方能入厕。
这里每天除了早晨集合跑步、吃饭、睡觉外，全是学习时间。“学员”们必须正襟危坐，盘腿，上身坐正，对歪身、打盹的要罚站、罚跪。尤其是石组长，常想出一些新招儿来整人，比如念报时他会突然停下来，向某人发问：“我刚才念的什么内容？”或“我刚才念到哪儿了？”只要对方答不上来，立刻罚站、罚跪。
这里虽然规定每间监房住十二个人，但是往往超员。两间监房为一组，每间监房长约十二米，正副小组长有资格睡单人木板床，每屋两个小值日员每人占一米的铺位，这就去了将近四米。余下的铺位，是其余八九个人睡的地方。头几天因为只有十二个人，所以大家都可以头冲墙、脚朝外睡。后来几天送来的人骤然增加，到晚饭前，各监房已经增加到十五六人了，连坐着学习都要分成三列了，晚上睡觉只好头脚交错侧身而睡，每人几乎只有三十厘米的位子。
这里规定私人之间不许借贷，不许交谈案情，不许交换物品，不许……不许……不许……。
王振春听了半天，脑子里只深深地刻上了两个大字：“不许！”最后他心里总结出一条行动准则来，只要吃饭张嘴，睡觉闭眼，开会支楞耳朵，尽可能地少吭声，就不会违反所里制定的这些纪律了。
下午的半天时间，都用来学习各种各样的“不许”。直到通道里传来开晚饭的喊声，一个小值日发给每人一个粗瓷饭碗、一双筷子，一个小值日到通道上去拎回一铁桶菜，一木桶一箩到底带麸子的黑面馒头。发完碗筷的小值日又到通道上去拎回两铁桶开水来。小王中午根本就没吃饱，自打眼睛看见馒头，就没离开过饭桶。他的心脏在急剧地跳动着，心情十分激动：“啊——终于可以吃上饭了！而且还是久别的馒头！”
开饭前小值日员宣布纪律：“吃饭不许说话，主食吃多少拿多少，不许剩下和浪费。菜由小值日员转圈儿分，大家静坐在位置上等着。刚来的人每人两个馒头，可以多给半勺菜。两天后和其它人一样。”
听到后边这句话，小王的心都凉了。虽然那馒头一个可以顶分局两个小窝头大，但看到别人大口大口往嘴里塞馒头，自己那能吞下五六个馒头的肚子，却只给两个吃，心里不免有些不平和失望。但是他意外地发现那些随意吃馒头的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几个刚来的人的菜碗。他宁愿用这碗菜和别人换几个大馒头吃，但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小值日员一直在监视着他们几个人。无奈之下，小王只好三口两口把馒头掰成大块儿往嘴里塞，与其说吃，不如说吞，然后端起菜碗，用筷子往嘴里拨拉菜。这时他的鼻子嗅到一股很久没闻到的香味儿。“难道有肉？”他心里一惊一喜，于是用筷子在菜里拨拉，还真拨出好几块分别近月余的肥猪肉片儿来！而且这菜里有油，显得份外香。他手里的筷子快速地拨动着，没几下一碗菜就進了肚。小值日员又给他盛了半勺，这半勺几乎等于一碗。他用筷子拨拉着菜，找肉吃。这时候他才明白：“怪不得那些人看着我们的菜碗眼睛放光，原来这里边有肉、有油哇。”——他不知道这里每星期改善一次伙食，正好是今天，让他赶上了。
吃过晚饭，才允许在监房里休息半个小时。虽然这是自由活动时间，但也只能在属于自己的三十厘米宽的位子上侧身躺一会儿而已。半小时后，只听通道里有人高声喊：“一组！”这时组里的小值日员冲屋里人喊：“放茅了，要快！”分到一组的四个人是小王、余亮、尹志奎、刘玉宝，他们一个不少地都上厕所去。厕所就在通道内，倒还方便。小值日员领着他们来到厕所门外，看着他们進去，站在外边等着。
尹志奎回头一看小值日员并没跟進厕所，就一边尿尿，一边小声儿地对余亮夸耀：“我今天运气真好，两碗菜里足有二两多肉呢，真香啊！”余亮刚要答话，王振春在背后用手指捅他一下，余亮没吭声儿。另一边的刘玉宝绷不住劲儿搭了茬儿：“二两肉有什么新鲜的？这都是干部食堂吃剩下的肉菜‘折箩’，往教养大灶的锅里一倒，你还美的！”
“放茅”回来，又是念报，念《劳动教养决定》。睡觉哨子响了以后，小值日员像码砖一样，让第一个人侧身头冲墙，第二个人侧身头冲外……就这样一个一个地码放在床板上，然后在上面给大家盖上被子，十五六个人被挤得透不气儿来。
王振春从来没有这样睡过，头前、头后全是几天没洗过的臭脚丫子，那死人肉的臭气味熏得他根本无法入睡。再加上他总觉得身上有小动物在爬，在咬，身上痒得难受，却因为双手被夹在人肉之中，抽不出来，即便抽出手来也无法抓痒，因为他被挤得一丝儿也动弹不得。过了好久，他仍没睡着。小值日员看见他在乱动，走过来用手敲敲他脑袋，声轻调重地申斥他：“别乱动，睡觉！”他用力抽出一只手捂在鼻子上，但还是睡不着。这一次小值日过来看了看他，倒是没有申斥。他心想：“反正是熏得睡不着，不如起来活动活动。”于是他说：“我要撒尿，憋得厉害。”小值日员相信了，于是他从床上爬起来，跳到地上，再回头一看，自己原来的位置消失了，就像从一盆水中舀一勺水出来，水会立刻恢复平面一样。他上厕所回来，站在床前，双手抓着身上的痒处，不知所措地看着小值日员。因为床铺挤得满满的，好像根本没有小王在上边睡过一样。小值日员见他犹豫不定，二话没说，在他背上踹了一脚，把他踹倒在床上，硬是在挤得紧紧的人肉中砸出一个铺位来。就像往一盆水里倒一舀子水，这一舀子水自然溶進水盆原有的水中一样，小王也“溶”在这挤得毫无缝隙的人肉中了。
小王虽然躺下了，但在这浓烈的臭脚丫子味儿中，仍然睡不着。无奈，他只好闭着眼睛回想今天发生的事儿。突然他想起刘玉宝晚上“放茅”时说的话，那不是攻击干部的话吗？他决定早上一起床，就立刻向石组长汇报，余亮一定会给自己作证，也好好整整这个坏种，出出这口恶气！
通道大铁门外面是一个“中厅”，放着一张办公桌，二十四小时有队长值班，随时处置临时发生的事情，今天上午值班的是孙队长。他是个大老粗，听到石组长报告的事儿，立刻爆跳如雷，拍着桌子，一迭连声地喊着：“反动透顶，反动透顶！组里马上组织批斗。小组不行，就大组一起批斗！”
刘玉宝一被揪出来，就傻了眼。他原以为像王振春、余亮这样“胎毛”没有退净的孩子还不会给别人下刀子呢，没想到自己“大意失荆州”，不单这两个小子联名检举了他，尹志奎也积极做了旁证。石组长给他定了一个不大不小正合适的“帽子”——污蔑政府干部，攻击劳教政策。结合尹志奎揭发的刘玉宝历史罪恶——当过伪巡警，现行劣迹——赌博、嫖娼、调戏妇女、敲诈勒索……一大堆罪名。队长决定交由十个小组轮流对他批判，同时让他交代罪行。一直到这伙儿人离开这里为止，刘玉宝成了二百多人练嘴皮子的靶子，让这些即将开始正式劳动改造生活的人们在这里初步认识一下劳教生活的内容和形式。
夜里睡觉的事儿，终于因为又進来了一批人，反倒使王振春、余亮解脱了臭味儿熏人的困扰。因为天天有新進来的人，这些人满为患的监房里，又塞進一些人来。这样一来，每间三米多宽，十多米长的监房竟挤進近三十个人，超员一倍还多了。白天学习只好杂乱地坐在床铺上，压得床板“吱吱”乱响；到了晚上，尽管小值日的已经自动把铺位缩小到八十厘米，但是三十来个人，怎么摆弄也无法一起睡在只有十来米宽的“大床”上啊！于是沿用以往的惯例，启用“坐班”制度。因为大部分被突然抓来的人，都是空身一人没带行李的，不得不使用收容所的公用棉被。像刘玉宝、王振春、余亮这样自己带有行李的人，就成了受到“优待”的例外了。“坐班”制是让这些带行李的人，晚上睡在床板下边那一米多宽的水泥地上。为了弥补他们睡在地上的“不公平”，第二天准许这些“坐班”的人在床上睡半天觉。这可是王振春求之不得的事情。既免去了晚上闻脚丫子泥的臭味儿，又可以在床底下宽宽绰绰地睡个好觉。第二天上午即便睡不着，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躺在床上听刘玉宝做交代检查。这样一来，除了不能自由出入这一条之外，吃、喝、拉、撒、睡，就跟在学校里差不多少了。
而余亮则认为比在自己村里强多了：吃得好，吃得饱，睡得好。离开这里的时候，前来“接见”的妈妈，发现儿子比在家的时候不单白净多了，还胖了许多，“瘦条”脸变成 “苹果”脸了。余亮也把听来的以后每月还发工资的话告诉他妈。这一对母子俩，是前来参加“接见”的亲人中唯一高高兴兴分手的家人。
在收容所“学习”的日子，终于因为无法再容纳新進人员而结束了。在進入收容所近半个月的一天早上，天还没有亮，队长就在通道里吹起哨子来，喝令大家赶紧卷铺盖。大院儿高墙上的四只探照灯也全部亮起来，照得广场上像白天一样明亮。各监房内的人都在忙碌地收拾行李。但这些人虽忙却不慌，因为他们知道要去的地方，是离北京二百公里的清河农场。这是在前一个星期就公布了的，而且让在北京有家的人写信回去，让家人来这儿“接见”告别，并把行李和日常用品送来。苦只苦了接见之后新来的那几个人，他们不但没见到自己的亲人，有的人简直空着身子，什么行李也没有。
据“二進宫”——也就是第二次被劳改的“老号儿”说：尽管北京郊区就有许多劳改单位，发配到清河农场去似乎不如在北京郊区更近更好；但是不要忘了：北京市公安局还有许多劳改农场远在黑龙江、吉林省。如果被发配到那些遥远的地方去，家属想去接见一回，那可真成了“难上加难”的难事儿一桩啦！
据说，从永定门火东站上车，大约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清河农场。这对所有人心里是个安慰。因为石组长透露过，上一批收容的，全部发往东北边境的兴凯湖农场了。这个消息着实让大伙儿担了一阵子心。为了安定大伙儿的心，所以收容所领导才破例对大伙儿宣布了要去的地方。据此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收容教养的人，究竟发配到什么地方去，并不因人而定。不管你犯的是什么“罪错”，也不问你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更不管你的身体好坏有病没病，总之是全靠运气。劳改工作处决定下一批人发配到哪里，你就得老老实实地跟着走，没有什么价钱可讲。
因为有了思想准备，所以半个小时之内，所有人员都已经收拾好行李，按照点名的次序鱼贯登上了停在外面院子里的红色“司各达”大轿车。汽车在摩托车、吉普车开道的威仪之下，都开亮着大灯在人迹很少的马路上急驰。很快到达火车站而且直停在四周架着机枪和布着密哨的站台上。押车的队长，按名单叫着名字，点着人数上车。这一切都是紧张有序地進行着。一刻钟的工夫，全部人员都上了火车，“司各达”汽车和岗哨、机枪全撤走了，接着涌進站台的才是旅客。
因为这几节车厢是挂在列车最后边的“专用车厢”，每个车门都有军警把守，到达任何站台都不开门，所以一路上没有旅客打搅。车厢里的人因为开车前押车队长宣布了不许交谈，不许往外看，不许开车窗，上厕所要报告，而且解手不许关厕所门，不许……，反正和早上坐汽车时一样，宣布一大堆“不许”。这些人不许交谈，无事可干，再加上今天起得早点儿，所以大部分人连连打着哈欠，头一歪都呼呼大睡了。押车的队长丝毫不敢大意，他圆瞪着双目在车厢每一排座位上横扫。他发现在东倒西歪睡觉的人中，有两个人却直直地坐在座椅上，两眼直视着窗外飞速移动的大地。队长心里有点儿紧张：“小心点儿，千万别在我这车厢里出事儿！”他轻手轻脚走过去，站在那两人坐的座椅边上，用手拍拍那两人的脑袋说：“看什么呢？别打什么歪主意，你们要动一下窗子我就开枪。”那两人转过头来对视一眼，没说什么，低下头来。
其中一人是余清江。从一宣布要去劳改农场，他就找过王队长，要求能不能看看儿子，但被拒绝了，“接见日”别人忙着和亲人见面告别，他却整整一天都躺在床板上。现在坐在离北京越来越远的火车车厢里，他一丝儿睡意也没有，脑子里总晃动着儿子那瘦弱的身躯和清癯的面容，心像是被蝎子蜇了一下，感到阵阵剧痛，眼里蒙上一层泪雾。他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儿子。因为队长说要等他改造好了，解除教养后才能把儿子还给他。可是他不明白：自己只是回北京来找工作，这算什么错误？这让他改造什么？在收容所学习《劳动教养决定》的时候，他提出了自己心里的疑问，结果和石组长争吵起来。在大学里教过马列主义的石大组长三分析、两联系，竟把他分析成破坏首都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反革命”了。他当然不服，因为他认定自己是本地人，现在回到本地找工作，就像当年从河北老家到北平来找口饭吃，最后落在铁匠铺学徒一样，那么坏的国民党都没有把他抓起来“改造”，可是口口声声为人民做好事的共产党却把他当坏人抓起来，还要“改造”他。
他心里的确想不通。王队长针对他的思想，给他做了切合实际的比喻：“咱们国家好比一台大机器，每个人都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如果你这颗螺丝钉不愿在你应当呆的位置上拧着，而是自己高兴上哪儿就上哪儿，其它人也都和你一样，这台机器不就散了架了？你原来所在的地方，计划了你的工作、生活，可你走了；北京这儿没有计划你的工作和生活供应，你却来了，而且闹唤着要工作。这不是破坏了国家建设的计划吗？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国家是不是会乱成一锅粥了？你这个错误说轻了算你犯自由主义，说重点儿就是破坏首都生产、生活秩序，归根结底这是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思想支配着你，这种思想难道不应当改造吗？”
王队长这一番话，是当年最典型的“分析批判”，虽然结论和石组长一样，但余清江听着顺耳，心里咂摸着滋味儿，觉得似乎有点儿道理。看来自己真要好好改造改造，争取早点儿解除教养。但到底什么时候能解除，连队长都说不准，只咬定说改造好了就解除。闹得大伙儿在下边议论纷纷：“这是无期徒刑，没日子了……”“改造好了就解除，这是橡皮筋儿的话，由他们抻去……”
老余觉得这些话有道理，改造好，改造不好，还不是队长们一句话的事儿？还真不如劳改的，判几年，让你有个盼头。所以他左思右想，心神不定。
另一个人是王振春。他心里也在琢磨自己的事儿。在离开分局那天，王守仁对他讲的那几句话，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在去收容所的汽车上，他盘算好了的“改造”计划，到收容所之后全被打破了。他曾向王队长提出自己的要求，希望政府能帮他找来一些书，好让自己有针对性地学习。王队长严肃地批评了他：“你们的思想改造，是要通过艰苦的劳动来完成的。这就像农民锄草一样，你不把资产阶级思想的根儿挖掉，只是浮皮潦草地扯掉点儿草叶，没多久野草还会发芽生叶的……”
王队长这一席话，他听了如堕云海，心里有些不服气：“既然你们认定我思想反动，我的人口论也反动，就应当提供给我一些你们认为正确的文章观点让我学习一下，好让我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单纯的劳动，对我有什么用？”
直到此刻，他坐在火车上，要把他送去劳动改造了，他心里对自己被劳动教养，尤其认定他的人口论是反动的，还是有些不服。在收容所吃了几天饱饭，忘了在分局候审饿得眼发花的滋味儿之后，他曾后悔过不该在通知书上签字。但后来他听说有的人根本没签字，有的人连宣读教养通知书这道手续都没经过，还不是一样抓進来了？他的悔意消失了，此时他心里一直在盘算着自己该不该写个申诉书，为自己喊喊冤。
他脑子里一直浮现着两个小人儿在打架，一个小人儿说他反动，另一个小人儿说他爱国。他心里七上八下地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写申诉。因为在收容所听别人讲过，有一个人因为不服写了申诉，结果被批斗一场，当场宣布逮捕劳改。理由是：申诉就是不服罪。他怕自己也落这么个结果。他心里想来想去，连一丝儿睡意也没有。见押车队长上来警告，他心里只觉得可笑：“看清楚了，我是那逃跑的人吗？”可嘴上一声也没吭，顺从地闭上眼睛，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王振春被车厢一阵剧烈的震动而惊醒。他睁开惺忪的双眼向身边的窗外一瞥，只见车厢停在一片长满黄绿色矮苇子的荒地旁。很明显，列车已经开走了，这三节“专用车厢”已经被“甩”在站台的岔道上了。铁道旁边的苇丛中隔不远儿站着一个骑马持枪的军人，还有几挺机枪架在苇丛边儿上，黑黝黝的枪口对着车厢。这时候押车队长站在座椅上喊：“拿好自己的东西，按次序排队下车！”
余亮东西少，他只有一个小行李卷儿。他站了个第一名，待列车员打开车门，他抬腿刚要迈步，一下子又把脚收回来。他看到车门外面不是站台，地面距车门铁蹬竟有一米多高。他愣了一下，可后边的人叫喊着：“快下呀！”他只好先把行李卷儿甩下车去，而后他跟着跳下去。站在他身后的是王振春，小王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提着一个线网兜，里边装着脸盆、几本书、几件衣服。他走到门口才发现车门离地面儿有那么高。他看到余亮跳下去以后趴在地上正往起站，于是他也想把行李先丢下去，然后自己提着网兜抓住车蹬板往下出溜，这样就不会摔个大马趴。可他正想着，身后有人喊了声：“下去吧你！”一双大手在他后背上一推。他一下子身子甩出去，头朝下砸向地面，正巧余亮在弯腰提行李，一下子砸在余亮身上，两个人全都跌倒在地。王振春的手还被门上的扶手划了一道口子。他用手按住伤口，回头望去，只见车门口两个人动起手来了。站在门口的刘玉宝揪住后边的余清江，但刘玉宝吃亏在他正站在门口外的车蹬上，余清江大脚提起来一脚把刘玉宝踹下车来，跟着他也一下跳下来，正骑在刘玉宝身上，挥拳就打。
原来在收容所刘玉宝被王振春揭发受到批判，吃了大亏，他一直找机会想报这个仇。刚才排队下车，他瞧准了这个机会，专门排在王振春身后，趁王振春不备，一下把小王推下车去。他干这事儿之前，心里早想好了：如果队长追问，他可以借口这是下车的时候后边人向前一拥造成的，可以推卸责任。但是他的一举一动让后边的余清江看得清清楚楚。老余正想喊一声让小王小心，但话还没出口，小王已经倒栽葱摔下去了。老余明白刘玉宝这是报复小王，心里火冒三丈，他也乘刘玉宝站在门蹬上看小王跌倒的笑话之机，用手去猛推刘玉宝。但是刘玉宝双手抓住车门扶手，一下子没推下去，反而被刘玉宝转身揪住了手，老余这才提脚把他踹下去的。他连行李全没拿，跟着蹿下去打刘玉宝。这时候几个骑马的警卫围过来，喝令住手！黑亮的枪口指着他们，押车队长上来，取出一副手铐，把他们两人铐在一起，行李也被甩下车来。余清江只有一个行李卷儿，一只手提着，刘玉宝东西多，一个大背包背在身上，一只黄帆布提包和行李卷儿拴在一起，挎在肩膀上，手里还提着一个线网兜儿，里边有脸盆等洗漱用具和衣服。
下了车的人要提着自己的行李衣物，在骑兵的监视之下，穿越一道低洼地，再到一片空地上去集合。刘玉宝背着这么些东西，一只手还被手铐铐住，前边有余清江扯着他，后边有骑兵督催着。刚穿过铁道，他就有点儿走不动了。正巧尹志奎从身边走过，他叫住尹志奎：“嘿！帮哥们儿一把，你替我拿着网兜就行。”
尹志奎把行李和装脸盆的网兜儿拴在一起往肩上一背，两只手空着，立马答应了刘玉宝的要求：“行啊！”然后向刘玉宝伸出手掌说：“不过得这个数儿！”
尹志奎知道刘玉宝身上有烟，平时跟他要一支烟比登天还难。现在机会来了，尹志奎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刘玉宝看他伸出一个巴掌，知道这坏小子又在打他提包里烟卷儿的主意。“这个小王八羔子，是个吃孙喝孙不谢孙的主儿，少搭理他！”可是脑子一转：“刚才听说要走十几里路呢，干脆舍几根烟，落个轻松吧！”于是他骂着说：“你这小王八蛋，平时吃我喝我，在收容所还伙着别人整我；现在帮我提个网兜儿，还要点儿说头。大爷不跟你制气，五根就五根，等到了地方给你五根烟抽！”说完把勒得手疼的网兜递给尹志奎。
尹志奎往外一闪身，撇着嘴说：“五根？你打发要饭的哪，五盒！少一根另请别人！”
老刘一听，眼珠子都快努出来了：“孙子！想什么哪？五盒？谁给我一盒，我连人都给他背到那地方去！得了吧，我宁可累死，你也甭想抽我一根烟！真他妈不知天高地厚！”。
【阿印简评】
警察，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但是性质和任务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警察是公仆性质，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百姓的安全，并随时随地帮助人民百姓解决各种灾祸和困难；在社会主义国家，警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主要任务是向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改革开放以后的人民警察，有逐渐向“公仆”转的倾向。
中国的警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由于身份的特殊，往往有一种优越感，自以为高人一等。特别是在敌对阶级面前。“罪犯”，当然是敌对分子，因此他们对于罪犯的迫害狂，几乎也是名正言顺的，至少是半公开的。
最典型的是留用的旧警察。他们第一有从旧社会带来的迫害囚犯、从囚犯身上压榨钱财的恶习，第二由于自身的弱点，又有自卑心理，更怕别人说他立场不稳，同情敌对阶级。于是，在看守所里的旧警察，作风的恶劣，就特别突出。
五十年代，法制还不健全，什么是罪，什么是错，怎么判刑，没有法律依据，办案人员只能根据政策条例和领导意见处理。此外，当时办案，采取的是“有罪推定”，而不是“无罪推定”。他们的逻辑是：大前提——共产党是不会错的，也不会冤枉一个人的；小前提——你是共产党抓進来的，你的案子是共产党处理的；结论——因此你必定有罪。所谓审判，就是千方百计给你定罪，而不是依据人证物证甄别你是否有罪。实在找不出罪行来，说你态度不好，也可以判重刑。那是一个“人治时代”，而不是“法制时代”，而且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因为阶级出身的不同，在法律面前根本就不平等！
审讯,不但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分局和派出所的警察，虽然也有从公安干校毕业的，但大都是水平最低的高中毕业生。公安干校招考学生，只考政治、语文两门，总分数只要达到60分以上就录取。还有许多是“街道积极分子”提上来的。要想让他们也掌握审讯艺术，为老百姓“申冤”，简直是痴心妄想。何况当时采取的是“有罪推定”，不管你有罪没罪，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让你认罪。于是最笨的警察就采用“刑讯”，而聪明的警察就采用“饿刑”。这是一种“慢性刑罚”，时间一长，连“金刚”也顶不住。身体越强的人越顶不住。
把学术问题和政治立场结合起来，是建国以后法制观念淡薄的主要表现之一。研究讨论学术问题，一旦和政治立场挂上了钩，特别是和某个“英明领袖”的观点相悖的，几乎就无法讨论了。最典型的例子是：“文革”期间，有人批判某个人类学者：“毛主席明明说人类有40万年历史，你为什么要说50万年,这不是和毛主席唱反调么？”人口问题也一样。今天已经人人都知道“人口爆炸”会有什么样的恶果；但是当年在“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的思想指导下，居然连“节育”和“计划生育”也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学术问题的是否正确，当然要通过讨论解决。但是讨论的前提，是彼此平等，要有“各抒己见”的可能。如果依靠势力“强词夺理”，就没有讨论的意义了。论点错误，其实只要把理讲清楚就可以。愣要把学术问题中错误的一方送去劳改，也是混淆罪错观念。通过强制劳动，决不可能解决学术上的认识问题。何况被压服的人，往往论点并不错误呢！
法制观念淡薄，实际上就是无法无天。王振春的故事，正说明这种观念的恶果。
在全世界的监狱中，几乎都采用“犯人管犯人的制度”。这是一个极不好的制度。有“来头”和有体力的人，往往因此变成了狱霸。
1958年的立春晚，不是“春打五九尾”，而是“春打六九头”。2月18日春节一过，大地回春，天气开始渐渐变暖了。但那料峭的春风却来得特别早，它呼啸着，卷起尘沙，横扫大地。尘沙和屋顶上被吹落的残雪搅裹在一起，在空中形成一道迷漫的雾幕，把街上的行人和车辆“溶”在其中。马路两边的墙上，用白灰刷写的“坚决打退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進攻”大字标语，也显得灰蒙蒙的。墙上贴的一些标语、口号被这无情的春风扯断，在地上随风翻滚、寻找它们的归宿去了。
一辆中吉普车，顶着凛洌的寒风，从北京郊区通县往城里开来。吉普车已经很陈旧，遇上顶风，加上空中沙尘和雪粒形成的雾障，车速开得并不快。发动机发出震耳的吼叫，在大风中挣扎着行進。寒风不时掀动车后的帘子，乘机挤進车内，用砭骨的寒气吹拂着车里的人们。
王振春被这寒风吹得心里一激愣，好像怀里被人塞進一块坚冰，一股透心的寒意油然而生。他不由得用双手把肩头抱得更紧些，脑袋直往衣领中缩。汽车从学校大门一开出来，他的脑子就变成了一片空白，只有那位年轻小警察的吼声在脑子里萦回：“好好儿坐着，不许抬头，不要乱动，不然就铐起你来！”说着向他示威地亮出了手铐。吓得王振春坐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闭着眼睛，脑海里那副锃亮的手铐还在不断地晃动着。
突然，汽车颠簸晃动得更厉害了。小王意识到这是离开了公路，上了土路 。“这是往哪儿开呀？”他心里有些奇怪。好奇心驱使他抬起头，睁开眼从门帘缝儿向外看：车外是一片庄稼地，而且有一股浓浓的人畜粪便味儿扑進车内。他明白，这是往农村去的路。他正想再看看，一声断喝在车内响起：“低头！不许乱看！”这时候小王猛然记起：车内有四位警察在监视着他呢!他低下了头来，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了自由。一股凄怆的悲哀袭上了心头，他重又闭上了眼睛。
汽车颠簸了一阵儿，终于停下来。车上两个警察跳下去，另两个盯着小王吼叫：“双手抱着脑袋！老老实实蹲着！”
小王不敢反抗，但是嗅觉和听觉还在工作。一股更浓烈的粪肥气味和车外嘈杂的说话声，让他明白这是到了一个村子里。“上这儿干吗来了？”他心里在纳闷儿。时间不长，车外的人声静了下来，只听见一个半大的小伙子在抽泣，同时响起一位妇人悲凄的声音：“儿啊！到局子里跟人家把事儿讲清楚，就没事儿了。别害怕。”那妇人似乎在安慰自己，又似乎在抚慰儿子。
那小伙子好像被人卡着脖子似地喊叫：“妈！您别怕！我没做亏心事儿，半夜敲门心不惊。儿走了，您多保重！”
小伙子的声音离汽车越来越近了。这时候一个恶狠狠的声音响起：“喝！好小子！真有你的！铁嘴钢牙、死不认罪的反革命羔子！到局子里啃窝头去吧！”
那小伙子被拉到车旁，怒吼着：“告诉你，姓余的！ 我走了你再敢欺负我妈，等我回来要你的命！”
接着，车帘猛地掀开，那小伙子被扔進车里来，正砸在小王头上，两个人一下子全倒在车厢里，随后一个很小的行李卷儿也丢進车厢里来。那两个警察立即上了车，一个年轻的警察拍拍腰间的枪指着倒在车里的两个人狂叫：“起来！坐好了！老实点儿，别找不自在！”
那小伙子爬到车帘旁边， 手抓住扯开的车帘布哭喊着：“妈，您多保重，儿会回来看您的！”
车下那女人呜咽着叫喊：“儿啊，儿啊，到那儿要好好儿听政府的话，好好儿活着……”说到这儿，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
车上那个警察一手揪住小伙子的头发，往后一扯甩在长椅上，又上来一个警察用手按着小伙子的脑袋喊：“低头！”
小伙子梗着脖子不低头，两只红肿的眼睛怒视着车里的几个警察。那个按他脑袋的警察，被小伙子反抗的情绪激怒了，立刻从腰里取出一副手铐来，冲小伙子一比划：“不老实就铐上你！”
王振春见小伙子要吃亏，赶忙伸手捅了他一下，示意他别找麻烦。可是那小伙子没理会小王的示意，仍然圆瞪双目看着拿手铐的警察。车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站在车帘边的一个警察指着小伙子吼叫：“想反抗？动一动我就崩了你！”
车前边司机旁坐着一个警察，转过头来说了句：“好了，只要他不乱动就行了。开车吧，坐好！”
汽车在凛冽的寒风中急剧地行進着。车上的警察是“张飞拿耗子——大眼儿瞪小眼儿”地盯着这两个“犯人”。那小伙子可能是过度伤心，他一只手揪住自己的头发，使劲地一下一下地乱扯，小声儿地抽泣着。那拿手铐的警察又喊叫起来：“不许乱动！”另一个警察用嘲笑的口吻说：“后悔了？晚啦！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哇！小白，别跟他制气，王副科长不是说了吗，只要他老老实实坐着，就是头发都揪光了，还省得進号子里给他剃头了呢！”说得车上几个警察都笑了起来。
汽车又上了平坦的柏油路，走了一会儿，拐進一条胡同，又拐進一个大红门里，在院子中间停了下来。那个姓白的警察先跳下车，然后冲两个“犯人”喊：“下车！”
这时候在司机旁边坐着的王副科长从前边下了车，吩咐一声：“送候审吧！”说完就往预审科走去。
两个“犯人”从车上下来，姓白的警察斜睖了一眼王副科长的背影，没好气儿地厉声命令：“提着行李，前边走，听口令拐弯儿！”
公安分局的所在地，原是清朝的一个小衙门，是大四合院儿里套着小四合院儿的建筑布局。两个“犯人”提着行李在前边走，后边喊一声：“向左拐！”拐过之后没走多远，又喊一声：“向右拐！”拐了几个弯儿，面前是一座小套院儿。姓白的警察叫他们两人站在小院儿门口一座小屋子旁边，独自推门進去。不一会儿，屋里响起一个尖嗓门儿的声音：“你们两个進来！”。
两个人進了屋，怯生生地站在门口，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警察正仰坐在一张桌子后的椅子上，悠闲地端着茶缸子，眼睛盯在这两个“犯人”身上。那个姓白的小警察一指刚才哭闹的小伙子：“就是他！”
那老警察冷笑一声，把茶缸子放下，阴阳怪气地说：“好哇，我这儿‘和平衣’闲了好几天了，这回又有人穿了！”说着声音变得严厉起来：“你叫什么？！”
站着的两个人互相对视一眼，不知他在问谁。王振春往前挪了一步：“问我？”话音未落，只听一声雷霆般的吼叫：“站好！谁让你动了？你说问你就问你！”那老警察吼叫过之后，声音低了下来。
“我叫王振春，是从学校来的……”
“谁问你从哪儿来的？问什么答什么！犯的什么事儿？”
“我也不知道……”小王呐呐地说。
那老警察阴沉着脸，打断了他的话：“好哇，你们都是一个模子里磕出来的：進来的时候都不认罪，过不了三天我就会让你自己知道你犯的什么罪！你别说了！站一边儿去！”
小王顺从地提着行李站到那人手指的墙边儿去。那老警察看着小伙子，口气平和地说：“你过来。”
那小伙子站着没动，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那老警察从桌边站起来，“动若脱兔”似的闪电般窜到小伙子身边，一只大手捏住小伙子的耳朵，使劲儿扭着；手上的小指头却钩着小伙子的下巴颏儿用力往上挑，同时扯着小伙子耳朵往里拽。小伙子疼得脸都变了色，但他一声不吭，用力向后坐身子打“坠坡”。但是他的耳朵终究被人家拧住了，还是被那老警察扯到了屋中间。
“知道吗？这是见面礼‘猴儿剔牙’。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前几天刚打发走一个老的，现在又送来一个小的。到了我这儿，不怕你骨头再硬，我也能伺候得你舒舒服服的。别急，爷们儿！咱们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不让你尝够了大爷我的三十六道美餐，我不会放你走的！”说完他扭转头去对那个警察小声儿说：“告诉你妈不用等我回去吃饭了。我得耽误一会儿，给他们俩上上课。”
这时候从那条仅能容一个人走的细长通道处走来一个挑着饭菜桶的炊事员，一進这个小院儿，把饭菜桶往院子中间一放，喊了声：“开饭啦！”只见这位老警察立刻跑到门口喊了声：“先等一会儿开饭，全体人员在院儿里集合！”
在院子里站岗的警察，立刻把拘留所里面的人从铁栅门里一个个放出来，以住的号房为准，在院子里列队站齐。每人手里都拿着碗、筷，等着开钣。
院子里的警察叫一声：“老白！队站好了！”
那个姓白的老警察答应了一声，回头对小王说：“把行李放在这儿，出去站到队前去！”同时又用手扭着那小伙子的耳朵，揪着他往外拽。小伙子趁老警察出门口手略一松之机，头一甩手一拨，把扭着他耳轮的那只手拽开。老警察上前一个“喜鹊登枝”，把小伙子踹了一个“大马趴”，然后一手揪住小伙子的脖领儿，一手把他的胳膊扭到背后，像押死刑犯一样把他推搡到队前。小伙子的胳膊被扭住，身子弯得像个大虾米，疼得直咧嘴，额头上的汗也渗出来了。
“看见没有？”姓白的老警察用他那特有的尖嗓门儿开始训话：“这小子敢跟公安局叫茬巴儿，问他叫什么，他来个死鱼不张嘴。你们都知道，我是回民，这小子吃了一肚子猪肉馅儿的饺子，竟敢上这儿来冲我打猪肉味儿的饱嗝儿？这是成心找寻我。我白某人治这种小杂种是裤裆里抓几巴——手拿把儿攥。还是那句话：到了我这儿，是龙的给我盘起来，是虎的给我卧下去。这一亩三分地儿，我姓白的说了算。别给脸不要脸！”说着手一松，踹了小伙子一脚，把他踹倒在地上。那小伙子的胳膊被扭木了，一下子从地上爬不起来。但他硬撑着坐在地上，嗔目直视地盯着姓白的。那位姓白的警察只当没看见，甩出一句：“开饭！”
王振春站在离饭桶不远的地方，一动也不敢动。只听那挑饭的人手里挥动着一只铁舀子在喊：“劳动号！”
那些排着队的人每人领四个小窝头，一碗清水白菜汤，菜少汤多。这是炊事员用汤舀子不断地搅动着菜汤、每人一舀子盛的。不然，就会出现所谓的“先打的油、后打的稠”的“不公平”现象，——虽然那木桶内拢共没有几片菜叶子，也不可能有什么油，但是炊事员已经习惯于这样做了。小王看着那小窝头，比班里同学拿给他看的“北海仿膳”栗子面小窝头大不了多少，心里寻思：“这窝头，一口一个，我能吃二十个。”
劳动号领完饭，接着是拘留号。他们每人三个窝头，一碗半干半水的菜汤。这些人都领完饭，桶里的菜汤就看不见什么菜了。只是清汤上飘着一点儿菜叶。这时候挑饭的人喊：“候审的！”只见四个人过来，每人两个小窝头，一碗基本上没有菜叶、纯粹的清汤。四个人边往回走边吃，那碗汤一扬脖就全灌進了肚子里，两个小窝头一口一个也塞進嘴里。这时候那四个人里头只有一个人回到候审室里，另外三个人还在门口磨蹭，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果然，那位姓白的老警察，走过来看看菜桶，然后把铁舀子丢進剩余的一点儿菜汤里，喊了声：“开始！”只见那三个人转身百米赛跑似的往饭桶这边儿跑，其中一个中等个子的小伙子跑得最快。他长着一个枣核儿形的脑袋，尖嘴猴儿腮，两只眼睛滴溜溜乱转。眼看这小子再有几步就要够着铁舀子了，这时候身后一个和他个头差不多但魁梧得多的人，这人平平的脸形，像是用刀切出来的，四四方方的大嘴巴和招风大耳朵，却配了两只小眼睛、一个塌鼻子，他见前面的小伙子快够着铁舀子了，心一急，一只手扯着那人的褂子，脚下使个绊儿，只见那尖嘴猴儿腮的人一下子被摔倒在地上。“四方脸”正要上前去抓铁舀子把儿，却又被第三个赶上来的中年人把“四方脸”的手打开。这个中年人长一个典型的猪脑袋，两只招凤大耳朵，两片厚嘴唇翻翻着突出来，形成一个小拱嘴儿，单眼皮却有两个浮肿的眼袋。他身体胖，跑得慢几步，他气喘吁吁地和“四方脸”争抓铁舀子，“瘦猴儿”也爬起来上前抢。三个人正争夺不休，姓白的老警察发了话：“把舀子放下！”然后冲候审室喊了声：“焊洋铁壶的！你出来，舀子归你了！”
“瘦猴儿”和“四方脸”无可奈何地停住争抢，看着菜桶里那点儿剩菜汤直巴叽嘴。“猪脑壳”不死心，手还抓着舀子，目光瞟了那两个争夺对手，在低声音央求：“老白，看在咱们过去的交情……”
姓白的老警察脸一绷，马上变了脸申斥：“你算什么东西！姓白的是你叫的吗？别忘了你的身份，再这么‘老白老白’地叫，别说我叫你下不了台！”
“猪脑壳”心犹不甘地下死眼看了看到快嘴边的菜汤，斜瞪了一眼站在桶边的小王，把舀子甩進桶里，扭身慢悠悠地往回走。这时候从候审室里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壮年汉子，身穿一件黑棉袄，棉袄扣子不知是掉光了还是不想扣，只用手掩着怀，棉袄上一块块油迹在阳光下闪亮。他慢腾腾地走出来，看了一眼坐在地上的小伙子和站在桶边的小王，然后有气无力地冲姓白的老警察点点头：“谢谢白队长！”
原来这舀子代表一种权力，他们几个人每顿饭后都有一场百米赛的冲刺表演，谁抓住舀子，这桶里的剩菜汤就归谁。白队长就在一边看乐子。——在公安局特别是拘留所当警察时间长了的，许多人都患有这种说不清的职业病，喜欢以各种方式折磨、侮辱犯人为乐事。大概这也是一种变态的迫害狂或虐待狂吧！。
“小炉匠”从来不参与菜汤争夺战。因为他知道自己跑不过这三个人。今天得了这意外之喜，他不慌不忙地用舀子把桶底儿的菜滗出干的来盛在碗里，然后用舀子一下一下盛清汤喝，直到舀子在木桶里刮得“咔咔”响，再也盛不出汤来为止。他端着那碗菜，冲白队长鞠个躬往候审室走去。挑饭的人把空桶挑走了。
白队长一伸手，把小伙子从地上抻起来，连拉带拽地往小屋里走，同时叫着小王：“你也过来！”
進了屋，小王乍着胆子试探着问：“白队长！”——小王脑子灵活，听别人叫他白队长，也就学会了。——“我还没吃午饭呢，您能不能……”
话没说完，就被气势汹汹的白队长打断了：“嚯，要不要上东来顺给你叫几个菜来？吃米饭，还是馒头？要不来一斤三鲜馅儿饺子？再弄二两酒？瞧你美的！做你娘的春梦去吧！这是拘留所，不是疗养院，更不是饭馆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早知道这样，别犯罪呀！告诉你，再跟我提一个‘饭’字，晚饭我都给你免了！”
小王挨了顿训，不敢再吭声儿。白队长围着小伙子身边转着，用一种十分蔑视的目光打量着他，冷笑热哈哈地说：“怎么样？想通了没有？到了这个地界儿，不通也得通。真正的招儿还没给你使呢！日子还长，咱们小刀子割肉——慢慢儿来。早晚有一天叫你梦见我都得吓醒了为止。我就不信会治不服你这个小反革命！把兜儿里东西全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这是進公安局拘留所里来的人，都要经过的一道搜身手续。凡是去外边生活用得着的东西，如钱、粮票等和沾铁的、绳状的鞋带儿、皮带，全不许带進去，一律要交出来登记贮存。
两个人被搜了身，登完记之后，被送進候审室。白队长临走前还对候审室里的几个人宣布：“这小子反动透顶，你们给我盯紧点儿，有情况及时汇报，可以奖一个窝头！”
他之所以这样咬住小伙子不放，一方面是瞧这小子不服软儿，他心里憋火儿，更主要是替儿子出气。他儿子——就是白天在汽车上提手铐的那个小警察——对他讲了，在车上他要铐这小子，被王副科长制止了。为这事儿，不单他儿子心里有气，他心里更有气：“仗着老爷子是大官儿，欺负我儿子！”
原来他儿子白忠和王副科长是同一届警校毕业的。可姓王的父亲是市局副局长，而他当过国民党警察，是解放后被留用的“留用警察”。姓王的来分局没半年就混上了个副科长，而自己儿子至今还是个办事员。他当然不敢惹人家姓王的，只有拿小伙子撒火儿。依他的脾性，早就给这小子铐个“苏秦背剑”——就是把左手从胁下别到背后，把右手从肩上别到背后，然后上铐子——了。可他知道那位王副科长下午会提审这个小伙子，弄不好又会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副科长批评几句。所以他耐着性子忍住了这口气儿，慢慢儿再寻找机会收拾他。
王振春刚才站在饭桶边，看着别人领饭，肚子“咕咕”直叫。但他不敢吭声儿，只好把视线移向他今后将要生活的地方做一番观察，来抵制食物对他的“诱惑”。
这个小院儿不算大可也不小，大约有三百个平方左右。但四周是比房顶高出近一米的一圈儿砖墙。因此这个小院儿除了正午有阳光射進来，其余时间阳光都会被高墙挡在外边。这样的小院儿，能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正符合拘留所的特性。小院儿的东墙下是一长溜儿房子，房子的西墙，半截儿用砖砌、半截儿是钢筋栅栏。这一长溜房子只有一个铁栅门出入。進了门，里边是一格一格的牢房，一律是三面墙一面铁栅栏。这是关拘留号和劳动号的。这一溜儿房子的最南边，是这排房屋唯一有门窗的房子，门框上挂着一个木牌子：“候审室”。为防候审人捣乱闹事儿，这屋里的墙壁、地面、屋顶，全用水泥抹过，天花板上的一盏电灯，还用铁丝网罩着。
王振春和小伙子此刻就站在屋里。屋里原来的四个人都蔫蔫地靠在墙边上坐着。“小炉匠”手里捧着那个装满青菜的粗瓷碗，抬头看看站在面前的两个小伙子，轻轻叹了口气，又闭上眼等着肚子里那充溢着菜汤的胃瘪下去，好吃这碗菜。“瘦猴儿”睁开眼冲两人呲牙一笑，手往旁边一指，示意他们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
如果环墙坐卧，这间小屋可以容得下十几个人。现在只有六个人，所以地方还很宽裕。王振春扯了一下小伙子，然后自己把行李往“瘦猴儿”身边一放，顺势坐了下来，又学着别人的样子半躺半坐地靠在行李卷儿上。那小伙子一声不吭，阴沉着脸挨着小王旁边坐了下来。
到现在为止，王振春的心彻底凉了。他清楚，自己已经从一个中专学生落入到社会的最底层——犯人的地步了。他心里十分委屈，很不服气。可是刚才小院儿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不服气只有招来白队长之类警察的毒打，别的用处一点儿也没有。他心里叫着自己的名字：“王振春哪王振春，你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
王振春十岁失去了父亲——他父亲是个国民党的省税务局局长，所以一解放就被镇压了。他的生母是局长的如夫人，丈夫一死，她和大太太之间又向来不和，无法共处，何况自己年纪还轻，只好狠狠心丢弃了他，独身嫁人走了。从此，他只好寄养在大妈——也就是父亲的大太太家里，边念书边做佣人。直到两年前他考上了中等专业学校，学校管吃管住，他才脱离了当佣人的处境。学校见他无父无母，每月还发给他三块钱的助学金。但这点儿钱只能维持他最基本的生活。看到有父母的同学在一块儿聊着進饭馆吃喝的事儿，甚至拿“北海仿膳”的栗子面小窝头向他炫耀，他心里十分羡慕，甚至有一丝儿嫉妒的心态。但是他每个月三块钱的助学金，却大部分要用来买书。因为他非常爱看书，只有偶尔花上五分、一毛钱买两块小时候看同学吃而自己没钱买的烤白薯，也算是满足一下自己对饮食上的一种小小的奢望。业余时间他大都躺在宿舍床上看书或者想心事。他看过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书中的观点引起了他的共鸣，進而引申开来——是啊！中国如果人口少一点儿，国家就可以多拿出些钱来奖励像他这样的贫困学生；就会有多一些人上大学；就不会再有人像他小时候那样到公园垃圾箱里捡人家丢弃的瓜果吃。他越想越觉得《新人口论》讲得好。五七年春天，正赶上学校党委号召学生们大鸣大放，贴大字报。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连夜写了一张大字报，把自己节制人口生育的观点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一番，同时还抄了一份儿寄给党中央，希望中央领导人不要再宣布生孩子多的妇女为“母亲英雄”，应该提倡节制生育，最多只许生两胎。最好孩子一生下来，吃、穿、住、上学就全部由国家负责，直到大学毕业分配工作。他还把自己写的《社会主义人口论》也随信寄给了中央领导。
信被退回学校之日，也就是学校开始批判他的“反动观点”之时。大辩论中，有几个本来和他相处甚好的同学，揭发他说：“他小时候家里阔得很，光佣人就有十几个”；“家里有唐宋明清的古画，还有齐白石、张大千的名画，不少金银珠宝，都在北京他大妈那儿放着……”
这些都是他和同学们聊天的时候乱侃的。有的是实话，比如临近解放，他父亲把一大批名人字画、金银珠宝让大老婆带到北京，其中张大千、齐白石的画的确是有的，但古画却没多少，什么唐宋明清，是他乱吹的。
但是这些话一经同学揭发出来，就全成真的了。学校当月就停发那三块钱的助学金，还赶他出校回家去住。他没地方去，就赖在宿舍不走。直到今天早上他刚起床不久，公安局的汽车就开来了。警察不容他找借他书的同学去要书，蛮横地申斥他：“这些书对你没用了。你今后就是要好好儿劳动，改造你的反动思想，别的什么也甭想了！”
他有些恼羞成怒，质问在场的校长：“你不是在大会上宣布言者无罪吗？”
校长理直气壮地驳斥他：“那要看你‘言’什么了。你‘言’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党中央领导的言论，能没罪吗？你是一个典型的右派分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不抓你抓谁？”
他气极了，从床上拿起他保存的刊有马寅初《新人口论》和《农业发展纲要》文章的报纸，在校长面前挥动着吼叫：“这是党报，上面刊登的文章全有‘节制生育、计划生育’的话，难道也是反党的？”
校长被他问得哑口无言，气急败坏地连连大叫：“反动透顶！反动透顶！快带走！别让他在这儿继续散布反动言论！”
两个警察把他推搡着出了宿舍，推進汽车里拉走了。现在想起这一切，他是连肠子都悔青了，真像做了一场恶梦一样。只不过他侥幸没有反抗，躲过了白队长的一顿“杀威”拳脚。想到这儿他不由地睁开眼，看看坐在身边的小伙子。
这小伙子此刻仍然沉浸在悲愤之中，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两只眼睛木呆呆地一动不动直视着地面。
他叫余亮，但这是后爹的姓。他原姓唐，本是通县农村的一户社员。他从小在村子里长大，长这么大没出过村子十里地。只记得父亲头几年胸戴大红花，穿着崭新的军装，全村人欢送着上汽车走了。妈妈说，父亲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去了。但是朝鲜战争结束了，父亲却没回来。
开头一些日子，村里干部说他父亲是光荣牺牲在朝鲜的烈士，给他家送慰问品，又是代耕代种，还在破旧的门框上钉了一个大红的“光荣军烈属”的牌子。但是没过多久，牌子被摘下来，慰问品被收回去，还把他妈叫去训斥一顿。妈妈回来后哭了一宿。因为他还小，家里只有妈妈一个劳力，挣的工分儿，分的口粮不够娘儿俩过日子的，妈妈只好又嫁了一个男人，也就是他的后父余吉。——这个人是外来户，自称贫农出身，能说会道的，见了人点头哈腰，不笑不开口。根据余吉报的原籍，村里请上级派人去查过，确有其人，也确是贫农出身，只是家里没有亲人了，是个绝户头。
余吉刚進家门的时候，对余亮并不错，还让他上学念书。但是自从妈妈生了个妹妹，后爹就以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为由，不让小余念书了。不但让他下地干活儿挣工分儿，还常常打骂他。小余是个倔脾气的小伙子，一条道儿走到黑的牛性子，干什么都认死理儿，所以爷儿俩吵闹是家常便饭。随着他年龄渐大，余吉再打他，有时候他也敢还手推挡。于是他成了后爹的眼中钉、肉中刺。
前几天，村里唯一一台抽水机的电滚子烧了。马上冬小麦要浇水，这等于要了全村人的命。有人向村里检举：电滚子烧坏的时候，余亮正在附近干活儿。这个“检举人”，正是余吉。这一下小余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他向村长讲理，但没人听，都认定他是破坏生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尤其是后爹打了小余妈妈一顿之后，又抄起木棍儿要打小余，小余气极了，顺手抄起顶门棍儿，抡圆了砸在余吉的腰上，把他打趴在地上，于是小余又被指斥为“阶级报复”。村里立刻向上边报了案，最后出现了前文讲述的情况。
此刻他坐在这里，心里充满了恨：他恨余吉、恨村支书、恨白队长、恨——恨——恨……，他开始恨起这个不讲理的社会来。所以白队长扭得他胳膊快折了，疼得他脸色刷白、额头冒汗，他也咬住牙不吭一声。直到现在他手臂还火烧火燎地疼，只好来回挥动着、揉着，却仍不出声儿。
“小兄弟！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人哪！”
“小炉匠”从自己的位子上走过来，一屁股坐在小余身边，眼睛望着窗外的警察，低声和小余搭话。小余没吭声，甚至连眼皮儿也没抬一下。他明白，小余还在气头儿上，也不跟他计较，伸出手来帮助小余捏着膀子低声相劝：“小伙子，不是大……”他想说大爷，因为他有个儿子比小余小不了几岁。但他想起白队长宣布过：“到了这个地界儿，不许称名道姓，不许叫同志，不许爷们儿、哥们儿地称兄道弟……”一连串的不许，总而言之凡是外边人类之间的称呼一律停止使用，只能叫“同学”。但“同学”两个字他叫不顺口，所以顺口说了个：“大哥我劝你，到了这个份儿上，什么气儿全得受，没有你讲理的地方。好汉不吃眼前亏，真要给你穿上‘和平衣’，闹不好会落下残疾。这身子骨儿可是咱们今后吃饭的本钱哪。”
“和平衣？”王振春刚才听了白队长讲过这个词儿，估计可能是什么刑法，但从来没听说过。他看了不少的书，也没见过这个名词。他当然不敢问白队长。现在听“小炉匠”提起来，连忙好奇地问：“什么叫‘和平衣’？衣服能把人致残，难道是铁做的？《说岳全传》上写了那么多刑法，还没听说过有‘和平衣’呢！”
“小炉匠”叹了口气：“唉！别说你了，连我过去也没听说过，更别说见了。”他用手指指隔壁的房子小声儿说：“这里的刑具多着呢！那间屋里有一个木笼子，高有两米，窄得一个人关在里边只能站，不能蹲，叫做‘站笼’。把人关進笼子里，站上半天，再硬的汉子腿上也得落残疾。听说这是明朝东厂传下来的刑具，《说岳全传》里怎么会有？‘和平衣’，是用厚帆布做的夹层衣服，袖口和裤管都不开口，手脚都在衣服里面。本来是疯人院用来对付发疯打人的疯子的。在拘留所里，用来对付不老实的犯人。可以把袖口和裤管上的皮带反扣在背后，叫人动弹不得。如果还不老实，还可以往夹层里打气，再有本事的汉子，也动唤不了。前几天这院子里有一个右派，岁数跟我差不多，因为在背后议论白队长‘不人道’，就被……”
这时候“瘦猴儿”手一按地坐起身来，接过话茬儿：“那个人是个喝墨水的，骨头还真硬，穿上了和平衣，愣站了一个小时，帆布都被汗淹透了，没说一句求饶服软儿的话，够意思！我要是他，十分钟就得叫爸爸。”
“猪脑壳”闭着眼躺着，听到“爸爸”两字，立刻一翻身爬起来，张嘴就应了个脆：“诶！儿子，叫我干吗？”
“瘦猴儿”见自己吃了亏，扑过去就是一拳。两个人滚过来翻过去，嬉闹了一阵儿。“猪脑壳”喘着气，用双手抵挡着“瘦猴儿”的拳头，嘴里接着说：“这知识分子的心就是歹毒，都是一块儿進来的，还都是右派，你说他张礼何苦要去向姓白的汇报，害得人家王汉穿了一个小时的和平衣，这对他有什么好处？真是同类相残哪！”
“就是，这是图个什么呀？”“小炉匠”也感慨地叹息。
这时候，坐在另一头的“四方脸”突然开了口：“你们这些人哪，直是没见识！人家张礼这是立功的表现，是靠拢政府，好争取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之中嘛。你们知道张礼是什么资历吗，别看他也是右派，可人家以前当过新华社的高级记者，赴过朝，援过越，也算是个大官儿，听说还是个司局级的干部呢！这么说吧，瞧见这个公安分局了吧？分局长顶了尖儿是个副处级干部，比张礼要小好几级呢！人家从天上一下子掉到地底下，你们说他能甘心吗？如果他好好儿表现，摘了帽子，也许还能凭资历混个一官半职的。这也是活该他王汉倒霉！都混到这里了，还替别人打抱不平，白队长不整他整谁？”
“四方脸”这番人生大道理让“瘦猴儿”心里气不忿了，因为王汉正是为他的“发小儿”兄弟王吾挨白队长毒打的事儿，私下说了几句公道话，得罪了白队长的。
王吾和“瘦猴儿”尹志奎，是一块儿被公园派出所送到这儿来的。王吾在外边学过几手拳击。他看到“瘦猴儿”被白队长扭着耳朵揪着走，他年少气盛，上去一个摆拳打在白队长后背上。白队长不会洋拳，但他会点儿武术，是解放前在侦缉队当便衣儿的时候学的。再加上他身高马大，一顿拳打脚踢，把王吾打得在地上乱滚，裤子都尿湿了。后来还是王吾跪在地上叫“爷爷”，一个劲儿给白队长磕头求饶，白队长才消了气儿。
“表现了半天儿，管什么？还不是一样不送了教养？我还以为这份儿功一立，立马从这儿放出去还当他的官儿去呢！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瘦猴儿”立刻反驳“四方脸”的“谬论”。
“要说一样，也不对！”“猪脑壳”貌似公正地插了话：“人家张礼是提着行李走的，你那个兄弟是一瘸一拐走的，姓王的是被人架出去的，能一样吗？刚才老余说得对，好汉不吃眼前亏，到哪座山唱哪儿的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大伙儿你一句我一句，说得那个小伙子心眼儿有点儿活了。他心里明白，到了这个地步，说什么全没用了。“认命吧！”他心里对自己说，不由地开口说了第一句话：“我真是冤死了，跳進黄河也洗不清啊！”
“冤？”“猪脑壳”接过小余的话茬儿反问：“前一阵子关進来几个右派，说起来哪个不冤？多说了几句话，就把自己给毁了。让我看，这都是吃饱了撑的。犯什么错误不好？非往政治这堵墙上撞！哪朝哪代逮住政治犯不是往死里整？偷鸡摸狗，无业游民，关不了几天就放了。这个屋子我出来進去的跟自己家一样。”说完他回过头去看了一眼窗外，然后凑近这几个人跟前，大哈着腰低声说：“告诉你们吧，姓白的过去跟我都是外二局的便衣儿巡警，解放军進北平留用旧人员的时候，我嫌小米儿给得少、不自由，又怕调到关外去，才脱下那身黄老虎皮摆小摊儿卖糖豆大酸枣去了。要不然，现在我和他还不是平起平坐的同事？有什么可神气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发泄汤舀子被弄走的怨气而发的。
这位“猪脑壳”，大号叫刘玉宝，是个久占鼓楼一带的混混儿。解放前确实当过便衣儿和巡警。一解放他就自谋职业，摆过摊儿，要过饭，还被政府收容到门头沟去挖过煤。遇上丧事他能给苦主打幡儿摔盆儿充孝子，为的是混顿饱饭吃，外加一块钱零花儿。赶上喜事，他可以到厨房刷家伙洗碗，端菜收拾碗盘儿，也是为了混口饱饭，讨几个喜钱。赶上这几年政府宣传喜事新办，丧事简办，他这号混混儿就失业了。于是他开始在鼓楼一带饭馆“强要饭”：别人叫的饭菜，他坐下来伸手就抓，要不然往碗里吐口唾沫，饭主没法吃了，抬腿就走。饭馆儿掌柜的找人揍他，他不怕，双手一抱脑袋任人打。打完了他还去捣乱。最后鼓楼一带的饭馆儿老板，轮着班儿到“段上”告他。告一回关進分局候审室几天，又放了出去，一般来讲最多一个星期就放他走了。这一回不知道什么原故，小半个月了还没有放他走的迹象。和他一块儿進来的，比他晚進来的，都走了几拨儿了，他成了候审室的“三朝元老”了。
“四方脸”听了刘玉宝的话，厌恶地瞪了他一眼，心里骂：“恬不知耻！”他认为，像刘玉宝这种人，连叫花子都比不上，简直就是地痞、无赖，北京人叫“滚刀肉”。当然，他讨厌刘玉宝，并不是因为他正是刘玉宝“踩乎”的右派分子。这几句“踩乎”话，已经触动不了他那被反右斗争中革命派批判而麻木了的政治神经。他只是觉得跟这种人生气犯不上。
他到这儿已经五天了。刚進来第一顿饭，喝那碗大伙儿叫它“青龙过江”的菜汤，喝到最后，他发现碗里有一条绿色的肉虫子，他恶心得“哇”地一声把喝進去的菜汤全吐了出来。那一次刘玉宝就捂着鼻子“踩乎”他：“应当進饭馆儿的人，怎么走错门坎儿了？真是小姐身子丫环的命！”气得他直想揍刘玉宝一顿。刘玉宝把脑袋伸到他跟前让他打，结果被一块儿送進来的“小炉匠”余清江给拦住了。后来大伙儿混熟了，刘玉宝告诉他一个心诀：“你只当虫子是块肉就行了，没听过‘苍蝇也是肉’的话吗？”
其实不用刘玉宝相劝，他终于被饿得前心贴后心，端着那碗清水菜汤一仰脖子就灌了下去，只不过是闭着眼睛而已。他对候审室的生活除了嫌窝头太小又太少之外，倒没什么别的意见，因为一想起不久前他回到山东老家务农的情景，更让他触目惊心。
这个“四方脸”叫张奎印，原本是山东农村人，解放后上了中专，毕业后分配到省供销社去搞农业机械方面的工作。他这个人心灵脑子快，最大的特长是能及时领会领导的意图，还能举一反三。因此工作做得出色，很得领导赏识。后来从省供销社调進北京总社，升为副科长。大鸣大放中，领导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只热衷于工作，关于整风运动、向党提意见之类，他根本就没想过。但是处长找他谈话，让他在处里带个头，许诺他带好了头，可以考虑副科长升为正科长。他想来想去，只提了一条：“总社领导应当经常下基层去转转，搞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免得犯官僚主义错误。”这条意见一提出来，打破了会场沉寂的僵局,随后发言的人不少。很多人认为，像他这种领导面前的红人都敢说话，看来向党提意见真的没事儿。他自己更是得意，甚至有些得意忘形，以为正科长是唾手可得了。但是没料到上头的“风向”一转，处里划出好几个右派来。一个叫王震寰的副科长提出：像他这样开第一炮的人，更应当划右派。处长原想把他保下来，但一则向他提意见的人多，二来分配给处里的右派指标正好还差一个，也就只好忍痛割爱，把他写到右派分子的名单中上报了。最后是已经升为“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王震寰宣布对他最轻的口头处分：“回原籍自谋生路。”比起那几个手铐一戴当场押走的右派来，他感到十分庆幸。于是什么手续也没办，拍拍屁股就坐火车回老家去了。
当年他進京的时候，全村人为村里出了一个“京官”而高兴过一阵子。现在他回来了，尽管什么官儿也没有了，罢职还乡，不过也没为难他。因为他在老家没有亲人了，还给他分了一间房，让他参加社里干活儿。他身体壮实，干活儿并不怕。但在农村一来生活太苦，粮食不够吃，油、肉更少见，还得出工干活儿，他觉得凭自己上过学，懂技术，又不怵干活儿，在农村窝着太委屈，不如找找处长去，就算给自己在基层供销社找个装卸工的活儿也比在村子里干农活儿强。于是他铺盖一卷，告别呆了半年的老家，進京找处长去了。
处长没见到，却碰上已经升为正科长的王震寰。王科长二话没说，一个电话把保卫科的人叫来，把他领到保卫科。保卫科长听了他的要求，一口答应下来，保证给他找个管吃、管住，又有工资的“工作”。于是他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送到分局候审室来了。
他是和“小炉匠”余清江一起進来的。当时这间屋里已经挤了十几个人，好在天气冷，人多挤点儿暖和。没想到第三天一大早儿，这屋里只剩下他们四个人了。前边提到的王汉、王吾、张礼等人，全被送到劳动教养收容所去了。
这里虽然吃得少，没油水，比起老家虽然能够吃得多一点儿但要出工干活儿来讲，还是不错的。何况听刘玉宝说过，劳动教养收容所和清河农场粮食都不定量，随便吃。他现在只盼着赶紧送他走，不论劳改还是劳教，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千万别因为多说几句闲话或者跟刘玉宝争吵几句，闹得老关在这儿受“饿”罪。于是他不再参与那几个人的闲扯，又躺下来闭目养神了。
余清江听了刘玉宝这番话，觉着有几分道理：“这些人吃着共产党、喝着共产党，坐在办公楼里，身不动膀不摇，每月几十块钱就進兜儿了。到末了吃孙喝孙不谢孙，还一个劲儿提意见，胡说八道。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是什么？”但是他腻味刘玉宝这个人，所以不想和他搭话。
早先，余清江还在北京一家白铁匠铺当学徒的时候，就认识刘玉宝和白振英这两个小巡警了。在他学徒的铺子周围的所有买卖家，没有不恨这两个人的。大伙儿给他们俩人送了十个字：“奸、懒、馋、滑、坏；坑、蒙、拐、骗、偷”，简直无恶不作，是两个典型的“万人恨”。尽管如今自己落到和这些下三烂恶人为伍了，但他还是不愿意理睬刘玉宝。他虽然坐在余亮身边，眼睛却一直盯着放在地上的那碗菜。他并不是不想吃，更不是吃不下，而是看到小余挨了打，还不让吃饭，他心里有些同情他。想着一会儿小伙子伤心劲儿过去了，一定会饿的。他跟小余根本不认识，纯粹是“爱屋以及乌”。他看见小余，不由得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看见小余痛苦的情状，就推想儿子在孤儿院里是不是会受欺负、挨责罚？想到这些，他眼睛湿润起来了。
他自从在白铁匠铺学徒期满之后，就一个人挑着担子在北京的胡同里转悠，焊洋铁壶、锔碗、补锅、打烟筒、做“拐脖儿”，一句话，是黑白铁活儿他都干。解放后生活安定，没过两年，身上有了点儿积蓄，就买下了一间小小的铺面，加工黑白铁，还从农村把老婆和儿子接来，一家人团团圆圆过了几年好日子。
这时候上级要求成立手工业合作社，像他这样的“个体户”必须参加。没办法，他不得不响应“组织起来”的号召，捏着鼻子入了社，总算是“每月都能领上工资”了。但是干了一阵子，他觉着工资比自己单干的时候少多了，不但养活不了一家四口人，而且还不自由，出去办点儿事儿，都得请假。忍了不到一年，就提出辞职，想自己单干。可是国家同意他辞职，却不允许单干。正好北京市民政局组织无业、失业人员移民到吉林、内蒙古。他一赌气，要求参加内蒙移民，可是老婆又不愿去。于是两人就离了婚，他带着大儿子去了内蒙。在那里仅仅生活了半年，又受不了那里的困苦，就收拾一副焊洋铁壶的担子，一头挑儿子，一头挑工具，从内蒙出发，一路上边干活儿挣钱，边往北京走。就这样走了小半年，才回到了北京。这时候老婆已经嫁人了。他去找合作社领导，人家以他已经辞职为由拒之门外。他一再吵闹，合作社领导就以“无理取闹”为由把他扭送派出所，又转送到分局候审室来。儿子在他進分局后立刻被领走了。王副科长曾经告诉他说：“你儿子现在孤儿院，不用你惦记。”可是他又怎能不想念儿子呢？
他看到“瘦猴儿”尹志奎的眼珠儿尽盯着那碗菜看，怕这个嘎小子有什么坏主意来算计他从牙缝儿里省下来的这碗菜，于是连忙走过去，把菜放在小余面前说：“小伙子，这会儿你醒过神儿来，一定饿了。这碗菜本不该我得的，现在送给你们俩人吃吧。一人一半儿，垫垫肚子也好。”
小余摇摇头,他心里有一股火在顶着，根本不觉得饿。小王可是真有点儿饿了，但是小余不吃，他也不好意思伸手。这时候“瘦猴儿”在一边儿搭了腔：“瞧瞧，热脸贴上个冷屁股，人家不领你那份儿情呢！干脆拿过来我吃，我叫你一声大爷行不行？不然晚上我给你一个窝头跟你换，这总可以了吧！”说着伸过手来就要拿那碗菜。
余清江没好气儿地冲他嚷一句：“行啦！歇着你那一套吧，你小子是什么变的我还不知道？我们的事儿，不用你咸吃萝卜淡（蛋）操心。”说完把那碗菜递给王振春：“小伙子，我瞧出来你是饿了，你跟小余把它分着吃了吧。到开晚饭还有好几个小时呢！咱们这儿是两顿饭，早上十点开第一顿饭，要到下午五点才开第二顿饭。”
小王接过那碗菜来说：“谢谢您，我来劝小余吃点儿东西。”说完他扯了一把小余劝他说：“吃吧，人家的好意你不能不领情，以后有机会再报答人家吧！” 到了这个份儿上，小余也不好再推却了，说了声：“谢谢大爷。”然后两人伸着手指你拨一点儿，我拨一点儿，把这碗菜分着吃下去了。
“瘦猴儿”故意把脸扭向一边儿，不去看这两个人吃菜，但是肚子里的“馋虫”搅动了饿劲儿，扯着他的眼角不时向这边扫过来。两人刚把这碗菜打扫干净，只听房门的锁“哗啦”一声被打开，白队长那尖厉的嗓音又响起来：“好哇！吃饱了上这儿养神儿来了，全给我坐起来！有吃有喝，俩饱一倒，多美呀——啊？上这儿养大爷来了。不好好儿坐在那儿反省自己的罪行，都他妈消极对抗政府！”
他边说边挨着个儿用脚上的翻毛皮鞋踢这几个人。轮到小余这儿，他冷笑着盯问：“怎么样，歇了这么长时间，缓过劲儿来了吧？不服气，跟我上小屋再去给你亮几招怎么样？”
小余这回没吭声，只是耷拉着脑袋。老余在一边儿赶紧替小余打圆场：“白队长，我们刚才劝了他半天儿，这会儿他明白过来了。您放心！他不会再和政府顶撞了。”
王振春也怯生生地小声儿说：“白队长，他知道错了，今后一定听您的话！”
白队长听了这两人的话，心里高兴了，口气也就缓和下来：“这就对了，跟政府对抗，那不是螳臂挡车、白饶一面儿吗？你这个一嘴儿黄土嘎巴两腿泥的乡巴佬儿，比得过那些大右派吗？那些当过大官儿的右派，到我手里都得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放聪明点儿，算你走运，不然——哼！”
这时候“瘦猴儿”突然高举一只手喊了声：“报告！我有情况向您汇报！”
白队长瞧了瞧他，疑惑的目光盯了他一会儿，看得“瘦猴儿”心里发毛。“说吧！有话说，有屁放，别跟我耍花屁股！”
白队长知道尹志奎这小子坏。他就是因为和王吾去公园恶作剧，把一对儿谈情说爱的恋人吓得差点儿得了神精病，被公园派出所把他和王吾一起扭送来的。他原想好好儿治治王吾，但没想到才来几天，就被送到劳动教养收容所去了。要想整尹志奎，可是这小子贼不溜滑，抓不着他的茬儿。现在这小子终于自己送上门儿来，如果说得不对付，就可以抓他一个茬儿，整他一顿。
“报告队长，刚才这个焊洋铁壶的，把上午您让他盛的一碗菜，送给那两个小子吃了。您瞧，那碗还在他们那儿搁着呢！这是故意违犯您宣布的纪律，成心跟您过不去，是对抗政府的行为。请队长处理。”
白振英一听这话，眼睛瞪得比包子还大。他站在老余面前，面目狰狞地盯着。这时候小王赶紧伸手把菜碗往身后藏，但已经被白队长看见了。他扭转头大骂：“好你个坏小子，我还真让你给蒙住了。瞧你表面老实，心里更坏！别着急，我一个一个收拾你们！说吧，余清江！你想干什么？拢络人心一块儿造反吗？说！”
最后一个字，他几乎是喊出来的。小王正好和白振英面对面，方才看清此人的模样：他有一米八的个头，干巴瘦的身子，脑瓜儿并不大，三角眼，扫帚眉，眉间耸起两个疙瘩，凶相毕现。
到了这个份儿上，老余也豁出去了，他心里说：“怕也没用，给他来个硬碰硬！”于是他不卑不亢地回答：“我不想干什么！只是看他们两个没吃上饭，匀给他们吃点儿。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我这样做有什么错？你白队长少在这儿耍旧警察那份儿欺压百姓的作风。我又不是今天才认识你的。你敢动手打人，我就敢上前边告你去！”
老余这番大义凛然的话，还真把白振英镇唬住了。他一下子愣在那里，但随即怒向胆边生，他还从来没见过一个“阶下囚”敢于这样申斥他，立刻伸手去抓老余的胳膊。老余是打铁的出身，手腕子上有劲儿，他一侧身，伸手就抓住了白振英的腕子。白振英扯了两下没脱开，他另一只手也伸过来，想抓老余的脖领子。老余虽然有劲儿，但架不住肚子饿了好几天，渐渐抗不住白队长的双手。这时候余亮从地上蹦起来，头一低，一个“牴羊头”撞在白振英胸口上。王振春也站起身来，不过他是个学生，不知道怎么帮这个忙。这时候白振英忙叫：“刘玉宝，尹志奎，你们在一边儿看热闹吗？惹急了我连你们一块儿收拾！”
他这话说得欠思量：要人家帮忙，却威胁人家。所以地上坐着的三个人谁也没动。白振英急了，回头冲外边喊：“来人哪！”余清江听到这一声喊，心里一激愣：“完了！这身和平衣我算穿上了。”心一软，手一松，白振英可就来劲儿了。他手上一叫劲儿，把老余的胳膊反扭过来按在地上，同时一只脚踹在余亮身上，正要发威，只听房门一响，立刻响起一个语调威严的声音：“住手！”
白振英虽然没回头，但听声音就知道是谁来了，赶忙松开站到一边。余清江、余亮从地上爬起来呆愣愣地看着站在门口的人。
只见门口站着一个穿着整齐警服的年轻人。这人也就一米六五的个头，浓黑的头发梳理得齐刷刷的“一边倒”发型，警服穿在身上平展展的，风纪扣扣着，显得很精神。这个人脸上最大的特征是小眯糊眼儿，五官基本厮衬，只有眼睛像“细篾”拉的。老余知道他就是预审科副科长王守仁，而且知道他的眼睛睁开的大小表明他内心的喜怒程度。此时他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正是发怒的表示。
果然，他几乎是闭着的眼睛，其实是盯着老余在看，同时声色俱厉地说：“余清江！怎么回事儿？你想在这儿造反吗？你不想要你的儿子了吗？真是狗胆包天，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殴打干警！你不要命了？还有你这浑小子，今天早上捕你，你就想顽抗，年纪轻轻的知错改过就行了，非要顽抗到底，自寻死路！张奎印！你来主持开会，余清江、余亮做检查，检查不深刻给你们每人加一条‘大闹监舍、殴打干警’的罪名！”说完他扭脸往外走，嘴里招呼白振英：“老白，你出来一下！”
白振英狠狠瞪了老余和屋里所有的人一眼，气哼哼地走出了房门。
王守仁把白振英叫出来，虽然走到离候审室远一点儿的地方才说话，但有些话还是传过来只字片言，能让牢房里的人听见：“……跟你说过几次了……作风要改一改……他们是犯了错误的人……党实行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禁止殴打犯人……何况现在他们还不是犯人……你今后要改………”
过了一会儿，只听房门一响，王守仁又走進来，随手把门关上，屋里几个人立刻都挺直身子端坐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
“余清江，你说说刚才是怎么回事儿？”王守仁瞪视着老余命令着。
老余眼皮儿一抬，瞟了王守仁一眼，见他眼睛没有眯着，心里踏实一些，于是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讲述出来：“……我没别的想法，只是见他们两个没吃上饭，把那碗菜匀给他们俩垫垫肚子。尹志奎跟我要，我没给他，他就给我汇报了。白队长上来就要打我……”
王守仁边听着边在屋里踱着步，听老余讲完之后，他停住脚，语气平和，言词恳切地说：“这种事事出有因，我可以不追究你的罪责，但是我要明白地告诉你们，虽然你们的问题还没有落案，政府还没有处理你们，可你们自己心里清楚自己有多大罪过。有天大的事儿也不允许顶撞管教人员，有问题可以向上级反映，绝不容许和干警动手动脚。干警有什么问题，我们自会批评教育，这里没有你们批评干警的权力！余清江你不要忘了，你的儿子还等着你改造好了接他到你身边呢！这个检查你还要做，其余人要批判他的错误，绝不容许今后再有大闹监舍、顶撞干警的事情发生。到时候可别说我心黑手辣。王振春，你出来跟我走！”
说罢他转过身来打算走出门外，刚走了几步又站住脚，扭过脸来，两只眼睛眯缝成一条线儿盯着“瘦猴儿”尹志奎，冷冷地说：“你小子别以为没事儿了！你的问题还没交代清楚呢！人家受害人来过好几次了，要上法院告你。你给我放老实点儿，别成天惹事生非的。好好儿反省你的问题吧！态度不老实，就送你上‘功德林’。”——功德林在德胜门外，解放前原是北京市第二监狱，解放后成了北京市公安局拘押犯人的地方。
训斥完尹志奎，他刚要抬脚，刘玉宝举起一只手喊了声：“报告王科长！我有事儿想跟您谈谈。”
“是你的事儿，还是别人的事儿？”王守仁不动声色，板着脸反问他。
“我的事儿。我想问问什么时候放我出去。以前都是不出一个星期就出去了，这回都关我半个月了，这屋里都换了几拨儿人了。”
刘玉宝陪着小心把话说出来，王守仁笑了。他把脸仰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玻璃窗，诙谐地笑着说：“怎么？这儿的饭吃腻了，想出去换换口味儿？行了！死了这条心吧！这一回你不单出不去，还得在这屋里多住些日子。你的问题交代得差远了。好好儿反省一下，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再找我谈！”说完跨步往外走。
刘玉宝有点儿发急，蹭地一下子站起来。王守仁立刻停住脚步，转过身来，脸阴沉得可怕，眼睛几乎快闭上了，气势咄咄逼人地直视刘玉宝，嘴里吐出的字像包着坚冰一样甩了出来：“干什么？你也想闹一闹吗，嗯？——”声音拖着尾巴，向刘玉宝示威。
刘玉宝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蔫儿了。他嗫嚅地动弹着厚嘴唇，半天儿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一句话来：“王科长，我的问题全交代了，不信您去查。如果再查出新问题，我宁可让您把我这吃饭的家伙摘了去当球踢。”
王守仁听了他这信誓旦旦的话，冷冷地白了他一眼，声音从鼻孔里冒出来：“当球踢我怕脏了我的脚！我知道你是老油条，不到黄河不死心的顽固分子。你的材料外边交来了不少，情况我基本上都掌握，就看你的态度了。我可以给你提两点：在煤矿赌博的事儿；在修建队当小工那阵儿干过的坏事儿。你好好儿想想，早交代比晚交代好。不然我就给你来个新账老账一块儿算，判个十年八年也不算多。你什么时候想好了就找我谈。我们的政策你清楚，也不用我多说了。只要你坦白彻底，可以宽大处理。”说完他径直往门外走，王振春紧跟其后走了出去。
王守仁这番话，如晴天霹雳一般，把刘玉宝一下子打蒙了。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砸得水泥地面“砰”地一声响，他却木呆呆地不知道疼。“怪不得半个月了还不放我出去，看来这一回是凶多吉少了。”刘玉宝心里这才明白，政府是对他下了功夫，要从根儿上查他的老底儿了。
刘玉宝是因为在鼓楼惹了事儿，被强制送到煤矿劳动的。在煤矿他又和别人赌钱，掷骰子、顶牛全来。事发后他连户口都不要了，连夜跑回后海一带躲了些日子。后来赶上雨季，房管所修建队忙不过来，让他去干小工。正巧碰上以前一个相好的妓女，人家已经从良嫁了人，他非要跟人家重续旧梦，又亲又抱，让人家男人给打了一顿，逃跑了。不用说，这是人家给他写了检举材料递上来了。这些事儿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只是他吃不准政府到底掌握他多少事儿。他去卖报的时候干的事儿，不知政府知道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讲？如果不讲，能不能蒙混过去？他心里如翻江倒海般地盘算着。对屋里余清江、余亮的检查，根本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王守仁一出门，冲站在外边的白振英说了句：“二号！”然后径自走了。
王振春紧随其后，刚出了房门，就被白队长喝令：“站住！把手举起来！”然后上前在小王全身上下搜索了一遍，最后呵斥说：“老实点儿！在前边走！不许东张西望，听我的口令，走！”
于是王振春在前边，走進那条狭窄的通道，出了通道口随着“向左”、“向右”的口令，在高高的瓦房中间绕来转去，一直来到早上下车的那个大院子。白振英推着小王往北边一排平房走去，只见每间平房都有一个小木牌挂在门框上，木牌上写着一、二、三、四…… 他被推到二号房门前。白振英上前敲敲门，只听屋里传出一声命令：“進来！”白振英打开房门，一只手在小王后背用力一推，把小王搡進房子里，随即关上了房门。小王被搡得一个趔趄，身子晃了两晃，方才站稳了。
这房子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小王刚一進来，从明亮的地方到这黑黢黢的屋里，眼前一抹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回过头来张望，见白队长没在身后，门也关上了。这时候屋顶一盏灯拉亮了，很亮，照得四周雪白的墙皮直反光。小王看到：在他面前的白墙上，正中贴着一幅毛主席像，两边各贴着白纸写的四个大字，左边是“坦白从宽”，右边是“抗拒从严”。主席像下边有一张黄色办公桌，桌后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刚才叫他的王副科长，另一个长得特别像白队长，也是瘦高的个头儿，一双大眼睛，单眼皮儿，两片薄嘴唇，那警服穿在他身上空荡荡的，好像一个稻草人儿。这个人他也认出来了，就是在汽车上拿手铐子的小警察。这张桌子的横头还有一张桌子，一个手持钢笔的警察坐在桌后边。他正张望着，突然一个尖厉的声音如雷灌耳地响起来：
“站好了！不许到处乱看！认识这八个字吗？”预审科的办事员白忠吼叫着，给王振春来了个“下马威”，而后指着身后墙上的标语命令：“念！”
王振春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吓得他脸色灰白，心“咚咚”地快速跳动。他战战兢兢，声音有些发颤地念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话音儿一落，那人接着说：“知道就好！到了这儿，要像竹筒倒豆子——一干二净地把你的罪行交代清楚，争取宽大处理，记住了没有？”
小王木木地点点头。这时候坐在旁边的王守仁伸手指了指小王身边，小王这才看见自己面前、办公桌对面，还有一把小椅子，于是他顺从地坐下来。
屋子里突然静下来，静得可以听到那人的钢笔在纸上写字的“刷刷”声。屋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小王抬起眼皮睨视了一眼面前的两个警察，只见他们一双大眼、两只小眼珠儿都逼视着自己，却不发一言，看得小王心里发毛。他不知道这是公安人员常用的一种“精神战术”。小王心里正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突然一个冷峻的声音响起：“姓名？”
小王心里奇怪：“从学校一大早儿把我抓来，都大半天儿了，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他心里思忖着该怎么回答，白忠有些生气了，他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吼叫：“嘿！问你呢？你耳朵聋了吗？”
王守仁伸手拦住白忠，口气温和地对王振春说：“我知道你不懂审讯的规矩。记住了，我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这是要记录的。你要实话实说，不许隐瞒，也不要胡说。”说完手指一挥，示意白忠继续审问。
白忠把“姓名、年龄、性别、籍贯、文化程度……”全问完之后，又沉默了一会儿，见记录员点点头。于是他转入正题，口气凶狠地讯问：“王振春！你知道你犯的罪有多严重吗？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客气地说，枪毙你都有富余！你竟敢直接写信攻击中央领导人，污蔑党的政策，书写反动文章，隐瞒反动家庭历史，这些事你要一一交代出来。如果态度好，交代得彻底，认识得深刻，可以考虑让你回学校继续上学。否则监狱的大门冲你开着呢！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
白忠这番话，听得小王一头雾水。他闹不懂自己向中央领导上书言事算犯什么罪。他主张节制生育，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怎么会有坏处？他贴大字报，是响应学校党委的号召，这怎么也成了犯罪？他实在想不出自己做的桩桩件件事儿，哪一件算犯罪？说他隐瞒家庭历史，还算沾点儿边儿。因为自己太穷了，没有学校的宿舍和食堂，他连生命都维持不下去，况且学校也从来没有问过他家庭过去的情况，这怎能算隐瞒呢？他思索一阵儿，心里认定自己没罪，于是他冷静地回答：“我认为我没犯什么罪。至于您刚才提到的那些事儿，都是明摆着的，用不着我再交代了。但是我作为国家一名公民，有权发表我的观点，也有权向上级和国家领导人提出我的观点供他们参考。这怎么能算犯罪？”
王振春这些话惹恼了白忠，只见他拍着桌子站了起来，用严厉的声音叱责：“好哇！你竟敢抗拒交代，拒不认罪！看来，你是不想活了，是吗？！”他的声音震得小王耳膜“嗡嗡”响。他一时不知所措，竟呆住了。
王守仁再一次制止白忠的怒吼。他用商量的口吻对王振春说：“王振春，你先不要说你没罪。这样吧，你把你的所有观点全部讲出来，让我们一块儿分析一下是对还是错，你看怎么样？讲的时候慢一点儿。要记清楚每一句话。”他这最后一句话，是对书记员讲的。
白忠对王守仁一再打断他审讯，心里非常不满。他认为审讯就是让被审人认罪，不在气势上镇唬住他们怎么行？再加上他对王守仁本来就不服气：同是一个警校毕业的，自己成绩还比他好，可现在他升为副科长了，自己还是个办事员。当然，白忠心里也清楚，王守仁是凭着父亲是市局副局长的后台背景才升上去的；而自己的父亲是留用的国民党旧警察。凭这个出身，没把他父子清除出公安队伍，就已经是他们的运气了。他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给自己订了两条戒律：一是绝不和掌权的领导发生任何口角和对立情绪；二是业务上宁左勿右。这是他父亲教给他的一条经验。所以尽管他心里对王守仁十分不满，但表面上绝不露出一点儿不高兴的神态，而是微笑着静听。
王振春还真有一肚子话要讲。在学校的辩论会上，只许听别的同学批判他，他一发言就有人乱喊乱叫地打扰。现在给他这个机会可以详细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告诉公安局的人：自己不但是冤枉的，而且是爱国的。
他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说起，慢慢讲述他对政府奖励多生孩子的政策的忧虑，把他的主张，他给中央领导写信的内容完完全全讲述了一遍。这时候他已经沉浸在详述自己观点的快感之中，甚至忘了是在接受审讯，仿佛觉得是在学校那个食堂兼礼堂的主席台上，做关于《社会主义人口论》的报告似的。但是他的“讲演”并没有進行多久，就又被气得脸皮发青的白忠喝断了：“住嘴！你简直是在这儿散毒。你知道不知道毛主席怎么讲的？”
白忠从桌上拿起一个本子翻开后刚要念，王守仁伸手过去把本子合上，向他使了个眼色，低声说了四个字：“注意保密！”然后王守仁接过话头说：“现在学术界批判马尔萨斯反动人口论和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文章，已经有不少了。我们这儿不是跟你研究、辩论的地方。我们只要让你把你的反动思想交代清楚就行了。至于是对是错，如何批判，那是另外一个部门要做的事儿。你现在把记录看一遍，有记得不对的地方立刻指出来。如果没有错处，你在每页纸上签名按手印吧！”
王守仁的一番话点醒了白忠。他心里酸溜溜地，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对呀，这小子到底技高一筹。我跟这小子较什么劲儿？把言论交代清楚，给他定个罪名，不就结了？真糊涂！”他心里骂着自己，也就不再开口。
王振春仔细看了记录，然后在上边签上字，按上手印。等这一切手续都办好了，王守仁慢悠悠地对王振春说：“你知道‘母亲英雄’这句话是谁说的吗？”不等王振春回答，他语调变得冷峻、深沉：“是毛主席亲口说的！你反对这句话，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说你思想反动，你还不服气？在这儿我奉劝你一句，今后要好好儿改造你的世界观，重新做人，才有出路，否则等着你的只有死路一条！你回去好好儿反省，如果有什么罪错没交代的，随时可以找我交代。还是这八个字——”他伸手指着墙上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去何从，自己去想吧！”
话音刚落，有人敲门，白忠立刻发话：“進来！”应声而入的是白振英。他站在门口向王守仁报告：“候审的刘玉宝要求找您谈话，您看叫不叫他来？”
王守仁指着王振春说：“正好，你把他带回去，再把刘玉宝带来吧！”
看着王振春被带出去，王守仁推心置腹地对白忠说：“小白，往后一定记住，审讯中切忌发脾气拍桌子。咱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的问题全部审清楚记录好，然后研究如何处置。至于这些人认不认罪，是不是反动，他自己承认不承认，都无关紧要。劳改单位就是专门让他们劳动改造认罪的地方，咱们犯不上费这份儿口舌。”
白忠是心服口不服，强辨说：“我琢磨这小子的罪状学校上报的材料上全有了，用不着多问了，所以……”
王守仁立刻打断他的话：“学校上报的材料只是旁证，还要让他本人亲口说出来再签上名儿，这就铁板上钉钉儿了。不管过多少年之后，他也翻不了案的。这是我们搞预审工作必须做到的一点，千万不可疏忽。”
王振春回到候审室，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心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他原以为在审讯室对公安人员讲清楚自己的本意是爱国的，主张也是正确的，求得他们的理解，把学校强加给他的罪名洗刷掉，但看来这一切全落空了。尤其王副科长说的那句话：“至于是对是错，如何批判，那是另一个部门要做的事儿……”让他万分失望。而且从这句话里他嗅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看来自己真的完了，要去劳改队度过此生了。他心里蒙上了一层痛苦的阴影。一股悲怆的愁意油然而生。这时余清江凑过来安慰他说：“小王，别想那么多了，这是余亮帮你领的饭菜，可能都凉了，你快吃了吧！” 这时候小王才看见自己位置面前的地上有一碗菜汤，两个小窝头泡在菜汤里。他只是瞟了一眼，心时觉得堵得慌，一点儿胃口也没有。他想：还是让小余吃了吧。扭头一看，小余的位置是空的。“咦，余亮哪儿去了？”他惊异地问老余。
“提审了。跟刘玉宝一块儿去的。”老余还没回答，尹志奎在一边儿抢先搭了话。随即他往这边儿挪了挪身子，凑到小王跟前，眼睛一直盯在那碗菜汤上，低声问：“怎么样？这一堂过得心凉了吧？都一样！哪个人过完第一堂全都吃不下饭去。还告诉你——”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同时回头望了一眼端坐在房门口位置上的张奎印说：“我跟这帮雷子打交道的次数多了，坦白越多越从严！听说过么：‘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要不是瞧你小伙子够义气，我才不敢跟你说这话呢！怎么样？你实在吃不下去，我来帮你……”——“雷子”是北京的流氓黑话，原本指便衣儿，这里指警察。
话音儿还没落，只见余清江走过来，一弯腰把菜碗端开，厌恶地训斥尹志奎：“行了，留点儿德性吧，你饿？这屋里谁不饿？等一会儿小王心火退了，你让他吃什么？真不知道害臊！”
这时候小余和刘玉宝前后脚回来了。小余大大咧咧地坐到自己的行李上，脸上神情挺轻松的，和上午刚進来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他看了一眼呆坐在旁边的王振春，关心地问：“我给你领的饭，吃了吗？”
小王摇摇头，唉声叹气地没说话。
老余把菜汤碗又端过来，放在小王面前，眼睛看着余亮轻声问：“怎么样？他们跟你瞪眼了吗？”
小余痛快淋漓地答：“他们说我态度好。我算想通了：身子都掉到井里了，耳朵还能挂得往？他们问什么，我就认什么，反正这一堆儿这一块儿了，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省得在这儿受这份儿窝囊气！”说完又劝小王：“别想那么多了，没用，把窝头吃了，余大哥说得对，到了这个地步，保住身体要紧。”
老余看着这两个小伙子，心里颇有感触地想：“到底是农村的孩子，直肠儿汉，肚子里没那么多弯弯儿绕。”
刘玉宝一走進屋，一屁股坐在他的行李上，眼睛扫视着屋里的人。尹志奎凑过去问他：“怎么样？刘老帽，这回全吐噜了吧！”
“老帽”，可不是“老耄”的同义语，而是北京下层社会对年纪大的人的蔑称。这里的“帽”，其实是“龟头”的意思。
刘玉宝毫不在意地随口说：“人家说了，我的材料早就转过来了，就看我能不能主动交代。王科长还表扬了我态度有转变，让我回来再好好儿想想。想什么？就这么点儿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冒了尖儿了打我一个臭流氓，关上二年就又出来了。要是政治犯，可就说不准了。弄不好关一辈子的事儿都有。”
说完话，他瞟了一眼王振春、余亮，然后身子倒下来靠在行李上，故意说着气人的话：“这年头哇，小偷儿流氓没大错，千万别沾上政治，那可是终身监禁的事儿哟！”
尹志奎又往刘玉宝身边凑近些，趴在他耳边小声儿问他：“你瞧我的事儿，会不会像姓王的说的那样，要上功德林？”
刘玉宝扭过脸来，那肉眼泡儿上下翻了几下，用嘲弄的口吻说：“像你这样胆大包天、专门胡作非为不干好事儿的嘎小子，别说现在这新社会了，就是我当巡警那会儿，逮住你这样儿的，有理无情先抽你四十警棍，然后往笼儿里一扔，关你三五个月再说，哪有闲工夫跟你磨牙？共产党对你够宽大无边的了——”
他拖着长音儿停住嘴，眼睛瞪着尹志奎看着，气得尹志奎嘴噘得老高，嘴里嘟囔着：“人家跟你说正经事儿，你拿人家打镲，站干岸儿看人家的笑话，真不地道！”
刘玉宝见他生气了，“噗哧”一声，两片厚嘴唇一咧又笑了。他扯住尹志奎不让他离开自己，而后一本正经绷着脸儿思索了一下，眼球在眼眶中转动着：“说正经的，你这事儿，关键在那一对儿男女身上。他们没吓出毛病来，你就没什么大事儿，也许关两天就放了回去，还继续去当念书郎……”
说到这儿，他又停住话不说了。尹志奎心里知道，这是老帽成心拿他打哈哈。但他还是急于想听听他的见解，因为人家到底比自己经得多见得广。于是他显得有些着急地用手推着刘玉宝催促他：“你别成心抻着我，那姓王的说的会不会是真的？要真是人家上法院告了我，我可就真的完了。”
话说到这儿，尹志奎觉得心都凉了。刘玉宝见他真过心了，不由得笑了起来：“瞧见没有？你小子还真就嫩了点儿。他们那些人的话，有几句是真的？那都是唬人的话，给你个棒槌你就当针(真)了。告诉你吧，要是人家真有了什么事儿，你不会闲坐在这儿，王吾也走不了。我跟老白打听过，他们都去了劳动教养收容所了。不过这件事儿你是主犯，王吾只是吃你的挂落儿，所以得多让你挨几天饿，看你往后还敢不敢乱拿别人开心了！”
刘玉宝这一番话说得尹志奎心里踏实了一些。他躺回自己的位置，闭着眼咂摸着刘玉宝的话，觉得有道理：“对呀！公园的恶作剧，本来没王吾的事儿，他的确吃了我的挂落儿。”
那天在公园里的事，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在家里是个“老疙瘩”，所以父母对他有点儿娇惯，“要星星不给月亮”。从小儿他就爱恶作剧，坏主意也透着比别的孩子多。春节放鞭炮，他点着了往别的孩子身上扔。赶巧有一次扔到人家脖领子里，把人炸伤了，家里又赔情又赔钱，才把事儿了了。晚上串胡同，见有卖花盆儿瓦罐儿的，他趁天黑路灯暗，从暗处出来往花盆挑子一头撞去，然后立刻钻進黑暗的房旮旯里一躲，而后偷偷儿伸出小脑瓜儿瞧着那卖花盆儿的汉子看着一地的碎瓦片嚎哭，他心里却像吃了蜜一样舒坦。他的蔫儿坏，在他住家那一带算是出了名儿的，左邻右舍的大人都禁止自己家的孩子跟他一起玩儿。只有王吾是他忠心的随从。因为王吾家里穷，吃的玩儿的都不如他多，而他还有一样可人疼的地方——不吃独食。只要兜儿里有一块糖，一准儿敲碎了和王吾一人一半儿分着吃。平时出去玩儿、看电影，他都忘不了带上王吾。尤其这二年王吾在外边学了几手拳击，他在外边使坏更离不开王吾的保护。每次和别的孩子打完架，王吾总能得到一些奖赏——一块烤白薯，两块炸糕，几块点心之类，两个人乐呵呵地各回各的家。
那一回，他们俩在公园转来转去，总是找不到寻开心的目标。突然尹志奎看到一片浓荫蔽日的大树下，有一对年轻男女正坐在一排硬木椅子上互相搂抱着说话儿，看样子是谈恋爱的。尹志奎心里乐了：“好哇！我让你们乐！呆会儿不吓出屎来算你们走运！”他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麻雷子”——是经他改制过的，他把点火捻儿接得一尺多长，然后他趴在地上一点儿一点儿挪到那对谈情说爱的年轻人坐的长椅子下面，把“麻雷子”轻轻地放在地上，又退回来把火捻儿点着，自己轻手轻脚提着气跑出老远的大树后，探头看热闹。
只听“乒”地一声巨响，那对儿男女吓得从长椅子上滚到地上，那姑娘吓得“哇哇”大哭。这时候旁边有几个游客叫喊着：“抓坏蛋，就是那个背书包的小子干的！”
尹志奎正眯着小眼睛笑得开心，听到这一声叫喊，脸上立刻没了笑容。他把书包往王吾身上一套，自己钻了小树林儿，又穿过山洞，没敢停脚地跑回了家。但是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王吾被众人抓到后扭送派出所，那对男女也相扶着来到派出所。尤其是那姑娘，脸色苍白，精神恍惚，立即被送往医院治疗。王吾把事情经过交代出来，派出所立刻派人去抓尹志奎。结果他跑回家去，气儿还没喘匀，就又被抓到了派出所，而后就被转送到这里来了。他在这儿呆了那么多天，那些“雷子”对他不理不睬的，让他心里发慌，左思右想心神不定。
他不像王振春、余亮那样一進来就提审，而是过了几天才审的。临出审讯室，那个姓白的小警察从桌上拿起一沓子纸来冲他比划着说：“瞧见没有？街道、学校、公园转来这么多检举材料，你小子事儿不少，就看你态度老实不老实了。记住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交代清楚你的全部事情，你就甭想出这个大门儿！”
现在回想起来，他真有点儿后怕和后悔。因为他在好几个公园用“麻雷子”惊吓过游人，只是每次他和王吾全都安全地脱身了。想到这儿，他不由地心里抱怨王吾：“不是你小子色迷瞪眼地瞧人家亲嘴儿，何至于被别人抓住？就是抓住了，咬牙顶住不就结了？还把我咬出来！现在你没事儿了，足吃足喝去了，害得我在这儿饿得眼睛冒金星儿，担惊受怕，真他妈不够朋友！”
他想来想去，总是琢磨王守仁那句话。“如果人家真上法院告我，法院会不会判我几年刑？”他脑子里反复思摸着，又爬起来挪到刘玉宝身边，向他求教：“唉，你说法院会不会判我劳改？得判几年？”
刘玉宝正想着自己的心事，被他一再打搅，也烦了，赌着气拽出一句话：“怎么不会判？如果那女的被你吓死了，说不准挨上颗枪子儿也不新鲜！”。
张奎印独自一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着余清江坐到王振春、余亮中间，三颗脑袋凑到一块儿，声音很低连比划带说地聊得挺热闹，身边尹志奎和刘玉宝也挨在一块儿小声说话儿，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呆坐着，心里有一丝儿妒忌，但他并不愿意和别人交谈。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祸从口出。可是看着他们聊得这么热闹，他又有点儿心动。因为聊天儿可以消磨时间，可以转移肚子饿的折磨。他挪动一下身子，欠欠屁股想凑过去，但终究还是坐下来，只是那丝儿妒意变成了一团火在心里升腾，最后化成一声吼叫发泄出来：“你们注意！串通案情，私下交谈，全是违犯监规的行为。你们立刻各回各自的铺位上端坐反省，不然我可要向白队长汇报了，你们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他这一嗓子，立刻让小屋里静了下来。每人都端坐在自己的行李前，闭嘴“反省”。张奎印见自己的话发生了作用，心里一阵窃喜，仿佛顷刻之间自己成了白队长的化身。过了一会儿，尹志奎小声儿自言自语地说：“什么时候这屋里又出了一个队长？真他妈不知道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
刘玉宝也接过话茬儿，发泄心里的不满：“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还他妈穷掐恶咬的，真没劲儿，想当牢头？下辈子吧！”
张奎印听这两个人说“片儿汤话”，心里不由得火冒三丈。本想再申斥他们几句，但他看到余清江和另外两个人都怒目看着他，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这时候，院子里喊了一声：“熄灯睡觉！”——其实这只是习惯性的命令，这里的灯是不允许熄的。正确地说，想熄也做不到，因为屋里根本就没有电灯开关。——屋里的几个人听到这一声命令，立刻神速地拉开被子蒙头睡了。
二、“判官”手中的大笔
一连过了几天，再没来提审过他们，几个人每天只是呆坐在行李上盼着两碗菜汤、四个小窝头和最后争抢菜舀子的机会。唯一变了的是余亮。他只要吃完那顿饭——也就是两三分钟的事儿——就倒头大睡，只是常常在梦中“撒癔症”喊他妈。别人给他汇报了，白队长進来踹他两脚，骂上几句，他也不还嘴，木木讷讷地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只要白队长一走，他立刻倒头又睡了。
王振春一直想着要写一份申诉书。他认定自己的观点如果真能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手里，他一定会被放出去，继续他的学业。但是他手里没有纸笔。向王副科长要，也没答理他。于是他开始在心里打腹稿，反复琢磨申诉书的内容和词句，准备一有机会立刻写出来寄出去。
余清江坐下来，唯一想的就是他儿子余木银。他从進了这屋就没被提审过。还有张奎印，也没被提审过。好像公安局把他们给忘了似的。
刘玉宝经过几次央求，终于被白队长批准他和尹志奎去旁边的房子里参加劳动——糊火柴盒儿。这样，每天可以比住候审室多四个小窝头。但是他们“下了班儿”，还是回候审室这边儿住。刘玉宝不知从哪儿寻摸到一根用过的火柴棍儿，每天回到屋里，总用火柴棍儿剔着牙缝儿，得意洋洋地冲屋里那几个人甩着“片儿汤话”：“瞧见了吧，这就是流氓小偷儿和政治犯的差别。还别说！吃惯了一顿两个小窝头，吃这四个窝头还真有点儿撑得慌。”
尹志奎也咧着大嘴冲张奎印说着气人的话：“张同学，我真想把劳动号吃剩下的窝头给你带几个来。可惜呀，这儿的监规太严，我怕违犯监规，没敢拿。真对不起，看着你饿得眼睛发蓝，不敢相助，遗憾哪！”
这两个人每天一回来就表演这么一次，惹得屋里的人饥火难捱，纷纷找白队长要求到劳动号干活儿，但都遭到了拒绝。王振春、余亮还白挨一顿骂：“就得多饿你们几天！吃饱了不认大铁勺的东西，共产党把你们养肥了，反过来还要咬共产党一口，纯粹是白眼儿狼！”
到了進来的第七天，连王振春也不再想什么申诉书了。他眼前只晃动着那灰黄色的小窝头，而且从一开始拿着吃窝头，变成现在捧在手心儿里吃了。经常半夜里饿醒了，心里发慌，辗转难眠。有时候他脑海里会出现一种幻觉，仿佛在捧着烤得焦黄的白薯，大口大口地吃着，薯香四溢，令他回味无穷。他还记得儿时在大妈家吃炸酱面，在伺候全家人吃完之后，他捧着小瓷碗一连吃了六碗，因为那碗实在太小，两三口一碗面就吞下肚子里去了。他还想盛面，被凶恶的大嫂一把夺过碗去就骂：“能吃不能干的东西，照这样下去还不把我们家吃穷了！”他含着泪到厨房去刷碗，惹得侄子、侄女追着他叫喊：“王六碗，王六碗。”现在想起那炸酱面来，还馋得他直巴叽嘴。
他坐在行李上，脑子里把自己在家、在学校吃过的“美味儿佳肴”全都回忆一遍。直到喊睡觉为止。第二天又重新回忆一遍。力图用这个“精神战胜法”来抵制饥饿对他心灵的折磨。
他几次要求见王守仁，但只有第一次见到了他。他提出自己的请求：“不论劳改、教养，我全同意，只求赶快让我离开这里。”还提出要到隔壁去糊火柴盒儿，但均遭拒绝。以后再提出见王守仁，就没人理他了。
从第八天开始，候审室又進来了七八个人，一下子小屋就住满了。余清江高兴地对王振春、余亮说：“这下有盼头了。只要这小屋一满，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人离开。估摸着轮也该轮到咱们了。”
于是小屋里变得热闹起来。每天提审，有人唉声叹气，有人饮泣吞声。当然也有人高兴。头一个高兴的是余亮。因为新進来的人里有一个中年人，是个“二進宫”——这是劳改队的“行话”，指的是第二次劳改的人。他对余亮讲起他進劳改队所呆过的地方：清河农场、团河农场、辛店农场……。不论哪个地方。粮食都是不定量的，黄金塔——也就是纯棒子面儿的窝窝头，半斤一个，随便吃。劳改的每个月给两三块钱买日用品，教养队他虽然没去过，但听说有工资，每月有十几块钱。听了这些话，小余感到一阵兴奋：如果管吃、管住还发工资，那不是当工人了吗？比他在村里光干活儿见不着钱强多了！他心里开始盘算着：“每月十几块钱，我要给我妈寄十块钱，让她再不为买盐买油着急了。”
屋里还有高兴的人，那就是张奎印、余清江了。他们觉得即便是教养，总算是有了工作和工资收入，尽管比他们原来的收入少得多，但干的时间长了，工种熟了，工资是会涨的。总之，大伙儿身受的饥饿之苦，被这终于有盼头的希望心态冲淡了许多。
就在候审室的众人心情骚动之时，在前院儿那排审讯室的旁边一间宽敞的大房子里，王守仁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边，把最后一个案卷看完之后，他双手高举伸了个懒腰，又用手背揉了揉发涩的眼睛，端起茶缸喝了一口茶水，目光盯在办公桌玻璃板下正中的一个用毛笔写的“慎”字上。——这是他警校毕业，分配到分局预审科工作的那天，他爸爸根据毛主席对公安工作的重要批示，亲笔写了送给他的。他爸爸说：在公安局审案子，就像当判官一样，那支笔随便一挥，可就是生死之别呀！因此当公安干警的人，头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慎”字！而且要把这个字当座右铭，事事处处，“慎之又慎”！
忙乎了这么多天，总算把所有案卷全部整理出来了。他这是最后一次把全部案卷浏览一遍，看看有什么遗漏的，要在科务会召开之前补上去。马上要召开科务会了，他在心里把每一个需要提出处理意见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满意地点点头。
自从警校毕业分配到预审科来，他一连赶上好几个大的政治运动，每天都要忙得除了睡觉就是工作。解放这些年来，“镇反”和“三五反”他没赶上，但是“肃反”、“反胡风分子”、“反右”、“反坏”，他总算都赶上了。经他手处理的人实在太多，科里的工作也形成一种习惯和默契，很多人的处理意见在整理材料的时候，大伙儿就顺便研究了，所以科务会只是走一个过场。大家研究决定的处理意见，再让大家举手通过一下，一般来讲都是百分之百通过。但是也有例外，王守仁预感着今天的科务会上，可能在王振春的处理意见上会有争议。因为整理材料的时候，白忠就明确表态：对王振春应该严惩报捕。但也有一些人不同意，最后处理意见栏空着，待科务会讨论再定。而且有人向王守仁透露：白忠曾为这事儿找了分局领导。这个消息让王守仁心里有点儿恼火：“又不是会上不让你发言？何必去惊动领导呢？”
说心里话，王守仁对王振春这个案子，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个学生有一些观点并没有错，比如计划生育。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同样的言行，搁在领导人身上就是英明、伟大、正确；搁在一个学生身上，又赶上大鸣大放运动，就成了反动思想。这个理论谁也说不清楚。根据他敢给中央写信，指责毛主席亲封的“母亲英雄”的言行，给他扣上“思想反动”绝不算冤。关键是白忠主张判刑。这就未免有点儿过激了。这个学生只是在运动中发表自己的观点，他没有什么现行活动。对这种人，他主张送劳教。连右派毛主席都说过“一个不杀”，也不劳改的。难道这个中专生比右派的言论还厉害？最近他总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白忠在暗中跟他较劲儿。当然，他不否认升为副科长这件事情中有父亲的因素在内。如果这位毕业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为这件事儿不服气，那他可就太糊涂、太不自量力了：难道共产党不培养忠于党的老干部子弟，反而去培养提拔一个国民党留用人员的子弟吗？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这一点毛主席不是一再强调吗？他看了看桌上那高高的一叠案卷，又端起茶缸，目光看着屋子正中墙上的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心里盘算着是不是去找分局长谈谈王振春这件案子。他思忖了一下，把茶缸放到桌上，拉开椅子站起来，心里又有点儿犹豫：“没这个必要吧？凭我在科里的威信，我对这个案子的观点，白忠是输定了的。我何苦白饶这一面儿呢。”他立刻坐下来，把所有案卷收拾一下，特意把王振春的案卷单放着，心里在理顺自己的思路。他决定下班前找科长汇报一下关于王振春案子的情况。
下午一上班，科务会议准时在预审科办公室召开。科长主持会议，副科长王守仁读卷。办公室虽然不算小，但全科的人集中在这里，就显得有点儿挤了。而且大部分男同胞嘴里都往外喷烟吐雾，这种劣质烟草辛辣呛人的味儿让占少数的女同胞一只手捂鼻子，一只手掌在鼻子前搧风，忙个不停。与会的人对将要讨论的内容，基本上都了解，所以尽管王守仁念得口干舌燥，而且一再劝告大家少抽点儿烟，但没起多大作用。
王守仁心里明白，这几年预审科是分局里最累的科室。一连几个运动,所有抓進来的人，全要经过这个科来处理。有时候为了调查案情，要钻山越岭；为了整理材料，要整宿熬夜。更让大家头疼的是：由于跟各种各样犯罪分子斗智斗勇，时间长了，大部分男同胞都成了铁杆儿的烟民：靠劣质烟提神儿，是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他让这浓烟熏得头昏脑胀，他也只有忍耐，不好多说什么。好在按惯例这个会开不了多长时间，王守仁念完一个人的案卷，科长就问：“谁有不同意见？”接着屋里几个方向会陆续有人表态：“没有！”科长等上一两分钟，没人要求发言，这个案子就算结案。全部案卷审查完了，该判刑劳改的案卷移送法院，该教养的上报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核盖章，决定拘留或释放的由科里办事员前去宣布执行。所以这个会议对那些被审查处理的人来说，是决定他们一生命运的重要时刻。
白忠此刻正襟危坐在会议室里。他每次参加这种会议，心里都有一种异样的感受，也可以说是整治别人的快感。他在上小学、初中的时间，因为个子小，嘴巴损，常常得罪同学而挨打。人家一边骂他“臭巡警的儿子！”一边打他。他打不过人家，只有双手抱着脑袋任人打。所以在他心里积聚了一种恨：他恨那些出身好的，恨那些力气大的。平时他最喜欢到他爸爸工作的拘留所去玩儿。坐在一边儿看他爸爸怎样挖空心思惩治坏人。在这里不论出身好坏、力气大小，全得听他爸爸指挥。高兴了就可以让犯人们多休息会儿，不高兴休息就免了；敢顶嘴的立刻就上刑：最轻的是“猴儿剔牙”，中等的有“苏秦背剑”、“张良脱靴”，重一点儿的有“和平衣”。有时候白忠在学校受了气，他只要坐在爸爸的办公室里，看着爸爸任意惩治那些犯人，自己心里的气儿也就消了。到后来他认定：只有当一名警察，才能在人群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会有一部分人在他的管辖之下。因此他从小立志要当警察。何况他在学校的功课并不好，估计自己也不是那种上大学求深造的料。
那时候，警校招生也很难，第一，警校属于“中专”，却要求考生高中毕业；第二，四类分子子女和父兄经过劳改的，还不收；第三，毕业出来，不过是个小警察，因此高中毕业生觉得自己能考上大学的，谁也不会主动报考警校。警校就故意把招生的时间放在高考放榜以后。这时候，才有那不打算明年再考的落榜生来报考警校。考的科目也简单，只考政治和语文，数理化一律不考，只要两门功课加起来满60分，就可以录取。因此，他这个“自愿当警察”的考生，尽管在学校里功课不怎么好，却能够很顺利地考上了。
考上警校之后，他爸爸告诫他：要注意领会领导精神，不论什么运动都要和领导站在一起，少说话多干事儿，积极表现，对“犯人”宁左勿右，可以保一生平安无事。
往常开这种会，只要让他表态，他只掌握一个原则，该拘留的他往教养上挤，该教养他往劳改上推，尽管处理结论往往不如他意，但他在局领导、科长面前总会留下“立场站得稳，对敌斗争狠”的好印象。有人背后称他为“过激派”，他心里反而高兴。也许正因为这样，像他这样出身的人，经过几次运动，居然能够一直稳坐在预审科办公，大概就得益于此。
今天讨论这一批人的处理意见，他一直没有表示相反意见。他要等讨论王振春的案子再重拳出击。因为在整理王振春案卷的时候，他听出了王守仁的意思是送劳动教养。一来他觉得王振春思想反动，情节恶劣，王守仁说他没有付诸行动，他不同意。因为王振春给中央领导写了信，而且是“恶攻”性质的信。——那年月，凡是牵扯上党中央及其领导人的案子，不论是有关法令政策或者是领导人个人的生活作风，只要你敢提意见，一律称其为“恶毒攻击”，简称“恶攻”，而且被认定是“敌我矛盾”，必须从严处理。——王振春胆敢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这难道不是行动？二来他要在会议上摆出一副“左派”的姿态，如果王守仁不同意他的意见，自然就反衬出王守仁是“右派”立场，时间久了，次数多了，在领导印象里，王守仁的形象自然会慢慢儿被他比下去。“久在江边站，没有不湿鞋”的。他王守仁自然会有倒楣的一天。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果然，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主管预审的分局副局长来到会场。全体与会者中，除了白忠、王守仁和科长之外，其它人都感到意外。因为过去预审科开这种会，总有局头儿来坐镇，表示对人的处理工作要慎重的意思。这也是共产党毛主席一贯的主张。但是从“肃反”开始，大小运动没断过，被抓、被处理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有了劳动教养政策之后，社会上开始“反坏”，大量抓人，每星期都会有这种会召开，渐渐局头儿就“另有公干”，不来了。
副局长这个时候出现，是和王振春案子的讨论有关联的。那天整理案卷的时候，因为科里意见相左，所以案卷的处理意见一栏空下来。事后白忠去找副局长把自己对王振春案子的处理意见汇报了一下。他认为王守仁对这个案子的处理有些手软。“要让坏人得到应得的惩罚”，是他最后的一句话，所以副局长和科长碰了个头儿，决定前来听听大家对这个案子的不同意见。
王守仁见副局长坐好了，看了科长一眼，打开王振春的案卷，端起茶杯喝了口水，就开始琅琅读卷。这时候屋里静得空气似乎凝固了，吸烟的人也把烟掐灭，端坐在位子上仔细听。
这个案卷王守仁念得很细，前边的案子比如刘玉宝，只念他在某煤矿参加赌博的次数、输赢的金额就行了，具体细节就不念了；而王振春这个案子，王守仁不单把审讯记录完整地念了一遍，还把王振春在学校贴的大字报抄件、学校辩论会记录、学校上报的材料、公安部门截获的王振春给中央领导写的信，以及王振春写的《社会主义人口论》，全部在会上读了一遍。光念这些材料就用了将近两个小时。
白忠坐在椅子上，做出仔细听的样子，其实这些材料他全看过了。这时候他心里在盘算一会儿如何发言，既要把自己的观点讲清楚，还不能在语言上对王守仁有任何攻击的迹象。不管怎么说，人家是现任副科长，又有那么硬的后台。别闹成“偷鸡不着蚀把米”的结局，那可就亏了。
王守仁念完了所有材料，然后冲科长一点头，端起茶杯润润嗓子。科长目光扫了一眼副局长，副局长做了个手势，于是科长开口征询：“对这个案子，谁有什么不同意见，畅所欲言，谁发言？”
可是等了一两分钟，没人说话。如果按惯例，这个案子就可以结了。但是科长知道白忠肯定要发言，所以就把目光盯在白忠身上。
白忠在预审科，不管开什么会，从来不抢先发言。抢先发言会给人家一个假积极的印象。但他坐在椅子上轻抬眼皮，不单看到副局长的目光、科长的目光全聚焦在他身上，而且似乎全体与会者的目光都盯着他。尤其是王守仁，居然用含着嘲笑的目光扫了他一下。他感到心都被刺疼了。此刻他不能不说话了，不然副局长会怎样看他？他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儿，开口讲话：“对这件案子，我有个看法。因为这个案子是我和王副科长经手办的，我还是比较熟悉。这个人，长期隐瞒反动官僚家庭的历史背景。他的思想反动是有历史根源和家庭根源的。他父亲解放前曾任国民党一个省的税务局局长，是为蒋介石搜刮民脂民膏的直接帮凶。解放后，因为罪大恶极，民愤极大，被政府镇压了。王振春秉承其父的反动立场，对我党领导人恶意攻击。他在学校大肆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马尔萨斯反动人口论，宣扬马寅初正在被批判的‘新人口论’，而且书写《社会主义人口论》的反动文章。他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主席，攻击毛主席所做的‘母亲英雄’的指示。他的言论刚才已经全部念过了，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有言有行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审讯他的时候，他还在公然散毒。对这种顽固不化的极端反动分子，我的意见应当报捕判刑，让他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
说完最后这句话，他目光扫了一下副局长，见他微微点头，自己那因为紧张而提到嗓子眼儿的心落了下来。他长出了一口气儿，不吸烟的他竟向邻座的同事要了一支烟，点燃后吸了一口，以平息内心的兴奋。
会场上开始有了小声议论的声音。科长冲王守仁点点头说：“下边王守仁同志谈谈他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大家不要乱说话，一会儿可以在会上发言讨论。这个案子的讨论对我们今后如何正确理解党的政策，慎重处理每一件案子，有很大好处。”
王守仁简单扼要地把从学校和王振春哥哥家里了解来的情况在会上讲述一遍，然后说：“他虽然出身于反动官僚家庭，但基本上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据调查了解和他的同学反映，他在哥哥家生活，是被当作佣人对待的。他在学校学习成绩不错，表现上也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在这次学校号召的鸣放运动中，才贴了那张关于人口问题的大字报。据我们调查，他平时在同学中从来没有肆意宣传他的观点，所以我认为不能认定他这是散布反动思想。而且他的一些观点和我党的政策并不违背，比如节制生育、计划生育，这在毛主席批准的《农业发展纲要》上写明了的。至于他提出的所有孩子由国家包养、包教等设想，也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和建议，算不上什么反动言论。何况这也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理想之一，只是他给中央领导写的信中，有些言词过激了，有些属于反动的攻击性言论。至于有一位同学检举他说过‘改组中央’、‘反右过火’等言论，因为检举人只有一个，没有旁证，而且其本人不承认，无法落案。纵观本案，王振春是有严重的反动思想，应当对他施行强制劳动改造思想的措施，但劳动教养同样可以达到改造思想的目的。刚才白忠同志认为本案中既有言又有行，这一点我不能苟同。王振春写大字报是学校组织的，给中央领导写信，也是每一个公民都具有的权利，只是信中宣扬的是他的反动观点。这种信件，不能算是付绪实施的反革命行动。因此我的意见是报劳动教养。”
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的人发言支持白忠：“他胆敢攻击毛主席的批示，可以说是反动透顶了。对这种人我们决不能手软！”有的人说：“他的‘改组中央’、‘反右过火’的反动言论，虽然只有一个人检举，但根据本人的反动思想本质，可以推定他会讲这种话的。应当列入他的材料里去。”
但是大多数与会者认为王守仁的意见可取：“他只是个中专学生，年龄还不满十八岁，而且还是在运动中公开发表的言论、观点，没有什么现行破坏活动和恶果。按照中央不在中学生中划右派的规定，他的学校也没给他划右派，因此给予劳教是比较合适的。”
也有人说：“他比那些大右派怎么样？毛主席在中央书记会上反复讲过，对那些大右派一个不杀，不犯刑事罪的也不劳改，给出路以观后效。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以观后效’嘛。如果劳教之后，仍然死不悔改，继续散布他的反动言论，我们可以随时对他采取進一步的专政措施。”
大家都发了言，最后副局长站起来表态：“今天这个会开得好！今后对每一个案子都要认真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才是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具体表现。毛主席对公安工作有过一个四个字的批语：‘慎之又慎。’我们今天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做的。在对敌斗争方面，白忠同志的表现不错。他的阶级斗争观念强，心里有敌情。对敌人恨得起来的阶级感情深，值得大家向他学习。我们公安人员是党的专政工具，对阶级敌人决不可以手软。对敌人手软就是对人民犯罪！不过——”他话锋一转：“刚才大家的发言都不错。我本人以为就王振春这个案子而言，给予劳动教养比较合适。正像刚才有人说的，我们对敌人不手软，并不意味着全抓去劳改。劳动教养同样可以达到改造一个人的目的。这也体现了党的‘给出路’的政策。如果他教养之后，继续与人民为敌，继续犯罪，我们随时可以把他抓起来。因为刀把子就攥在我们手里嘛！”说到这儿，副局长一只手掌立起来往下一劈：“我们要什么时候下刀，就什么时候下刀。这是我的看法，你们大家还可继续讨论嘛——”
他用拖个长腔的方式结束了他的讲话。大伙儿心里明镜似的，这个案子副局长拍板了，谁还有什么话说呢？科长站起来问了两遍：“谁还有什么意见？”第二遍问完后，大伙儿异口同声地喊：“同意局长意见！”
科长看了看副局长，副局长微笑着摇摇头，于是科长扭过头对王守仁指示：“王副科长，今天讨论的这些案子，明天一上班，该报哪儿立刻报过去，批回来马上执行！散会！”
副局长满脸笑容，捧着他的茶杯，走到白忠身边，用手轻轻拍拍他的肩膀，以示抚慰，然后在众人拥簇下走了。
白忠目送副局长出门后，立刻走到整理案卷的王守仁身边，面露歉意地说：“王副科长，我的意见提的不对，您别生气。我可是对事不对人哪！”
王守仁手没有停，只是对他笑了笑，但那笑明显看出很勉强，然后不以为然地说：“小白，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咱们还是老同学呢，都是执行党的政策，各抒己见嘛！正如你所说的，这是对事不对人，咱们这是工作，不是闹个人意气，有什么对不对的？对案子展开讨论，可以提高大家的政策水平，减少办案中的差错，这是一件大好事嘛。”
三、劳动教养收容所
俗话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可是1958年的清明雨,却迟了好几天才降临到大地上。丝丝细雨洗刷掉北京街道两边杨柳树叶上的尘埃，给灰房黑路的大街点缀上万点翠绿。大街两侧灰墙上用白灰水刷写的醒目标语，也被这淅沥沥的春雨冲刷得模糊不清了。马路沾满泥尘的路面，被这绵绵不停的春雨搓洗得干干净净，露出它黑亮亮的本来面目。路上行驶的汽车、自行车，也被这潇潇细雨冲刷得份外艳丽。
这场下了一夜的春雨给北京城的万物冲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淋浴，把盎然的春意敬献给忙碌奔波的人们，让他们紧张疲惫的心里得到一丝儿慰籍。
王振春此刻坐在汽车上，眼睛望着窗外被潇潇细雨洗刷得浓黑、翠绿的柏油路和路边的树木，嗅着从紧闭的车窗玻璃缝隙挤進来的被春雨滤洗过的清新的空气，轻轻吐一口气，把在分局候审室十几天积聚在心里的愁苦沉闷一起吐了出去。他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
在这十几天的煎熬中，他唯一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就是一个“饿”字。他不知道这个用“饿”来治人的方法是谁发明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古今中外任何整治人的办法，都没有这一招儿灵验：每天四个小窝头、两碗菜汤，只能维持一个人的生命不被扼杀。几天下来，这些人被饿得混身无力，自然就会乖乖儿地听从干警的训教。饿得眼发蓝，脑子里只想着一个“吃”字，再也不会去考虑什么国家大事了。饿到最后，候审室小屋里静悄悄儿的，像是一个空无一人的房子。王振春就有这种感觉。在饿到一个星期之后，他心里只盼着赶紧把他送走，只要能离开这个“饿牢”，让他承认什么罪名，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签字承认。至于签了字有什么后果，他连想都不去想了。
昨天晚上，睡觉口令传来之后，屋里十几个人都默默无声地拉开被子睡下了。他们都已经被饿得没有力气说话了。王振春躺在被窝儿里，尽管已经是三月艳阳天的季节了，但他仍感到一股从心里往外传的寒意。他轻轻地吸了一口气，把被子紧紧地裹在身上，然后按照他这十几天来养成的习惯，在心里默数一下進来的天数：“啊，第十四天了！”最后是心里的祈祷：“老天爷、上帝、真主、耶酥基督……” 他一口气儿把从书中得知的神灵的称号全在心里念一遍：“保佑我王振春明天脱离这饿狱吧……”
也许是王振春这十几天来的祷告，真的感动了不知哪一位神灵，今天早上起床后“放茅”——就是“放”在押犯上“茅”房——回来，大伙儿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发愣。这时候王守仁、白忠出现在众人面前。王守仁眯缝的小眼睛在屋子里扫了一下，然后冲白忠一点头，就信步走出去。白忠站在房门口，拿着一张纸，念着：“张奎印！到我那屋去。”
这屋里的十几个人全都轮流着被叫到白忠的屋里去过了。王振春是最后一个被叫去的。他進了屋，王白守仁让他站好，然后向他宣读《劳动教养通知书》。王振春虽然浑身无力，呆呆地站在那里，却一个字也没听進耳朵里去。听到这样的“宣判”，他心里一阵兴奋，只想着一句话：“谢天谢地，终于熬出头了！”最后让他在一张纸上签字，他抓起钢笔在王守仁手指着的地方草草画上名字，然后迫不及待地放着胆子问：“王科长，我们什么时候走？”
王守仁把签好字的那张纸仔细放進公文袋里，歪着脑袋，眯着眼睛质问他：“问这个干什么？什么时候走是你问的吗？记住了，以后不该问的话，不要问，少给自己找麻烦！”说完冲白忠那个方向一指，示意他到白忠那里去按指纹。
按照公安局的规定，凡是受到判刑或者劳动教养处分的人，甚至被拘留的惯窃或行凶打架的流氓，都要在公安局留下指纹。用公安局内部特别是劳改队的“行话”来说，就叫做“弹钢琴”。白忠先用一个油印机的滚筒把油墨在一块玻璃板上涂匀称了，然后把王振春的手拉过去，在玻璃板上沾均匀油墨，再在一张印有一定规格的纸上先印上一个个手指头横向展开的单独指纹，再留下整只手的“掌纹”。
按完指纹掌印，白忠递给他一张废纸，擦去了手上的油墨，示意他可以走了。
王振春默默地转身走到房门口，刚要推门，只听身后叫一声：“回来！”他转身走到王守仁跟前，低着头站着。王守仁看了看他，内心深处产生了一丝同情和怜悯，语气柔和地说：“你真是个书呆子！進去之后好好儿加强学习，认真批判你的反动思想。《劳动教养决定》你们还是要学的。如果你能认识错误，好好儿劳动，表现良好，三个月左右就可以解除教养，回到社会上。到时候我们跟学校讲讲，让你继续学业，重新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若干年后，王振春想起王守仁的这句话来，反复琢磨，始终不认为这是一句安慰或者故意骗人的话。因为当时《劳动教养决定》刚公布不久，连公安人员也不明确这种“新型的劳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接人的汽车，是公安局从公共汽车公司临时租来的红色“司各达”大轿车。它来得不早不晚，正赶上上午十点拘留所里开早饭的时间。刘玉宝想最后利用一下和白振英的老交情，请求吃了那几个小窝头再上车。白振英听了三角眼一瞪，板着脸说：“别做美梦了，你们的伙食账已经结了，这儿没你们的饭了，到别的地方去吃吧！那儿有山珍海味等着你们哪！”
刘玉宝知道现在姓白的管不着他了，于是态度横了起来：“喝！就他妈一天四个算盘子儿大的小窝头，两碗‘青龙过江’，还跟我们要钱？过去巡警阁子里也没听说过跟犯人要饭钱的。你们真的穷出肾来了么！”
白振英忍住火儿，没搭理他，而是忙着整理要走的人進来时扣押的东西，交给押送的民警，然后押着他们到前院儿上汽车。
红色“司各达”在两辆插着三角小红旗吉普车前导后押的护送下，直奔劳动教养收容所开去。坐在车里的人们，尽管个个饿得软弱无力，歪在座椅上，但大伙儿心里还是高兴的，因为大家都这样想：这将是最后一天体验这种挨饿的滋味儿了。
劳动教养，是在1957年8月3日由刘少奇以“主席令”的名义匆匆发布的“新事物”。尽管《劳动教养决定》中明文规定“由公安局和民政局共同管理”，但是事先公安局和民政局都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有物质准备。
有人说，中国的劳动教养，是吸收了苏联的“劳动教化”和北京市、上海市的“妇女教养院”经验综合发展而创造的。但是苏联的“劳动教化”如何实行，有什么经验，谁也不知道，也没有看到什么有关文件。至于上海市和北京市的“妇女教养院”，则清一色是改造教育旧社会的妓女和舞女、私娼，而且以教育和安置为主，基本上和政治思想“不搭界”。虽然有些经验，但和今天的以“改造”为主的“劳动教养”，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政治犯”的现状完全没有相同之处。
解放以前，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民政部门，也曾经开办过“游民习艺所”之类，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根据他们的性别、年龄、知识水平，分别教给他们纺织、印刷、泥瓦木匠等等谋生的技艺，让他们学会一种谋生的技能，尽可能地安置他们工作。解放以后，北京市公安局也办有“盲流收容所”之类，但是把重点放在“遣送”二字上，虽然也干一些体力劳动，只不过为了“创收”，以此补偿伙食费的支出，根本不考虑“传授谋生技能”。其原因，是解放前没有“农村人不许進入大城市”的规定，而解放后的国家政策，首先把中国的人口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类，农业人口只能捆绑在土地上，国家不负责安置工作，不供应口粮，几乎变成两种“种姓”，甚至到了“不能通婚”的地步。因为农业户姑娘嫁了居民户男子，所生子女的户口只能跟随母亲“入农业”。除非反过来，居民户姑娘嫁农业户，所生子女也因“子女户口随母亲”的政策而能够上居民户口。但是当时这样的例外数量上太少了。因为农村劳动力过剩，生活水平低，所以就有许多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被简称为“盲流”。政府收容这些人，主要对策就是“遣返”，其目的，是减少城市人口压力，避免治安恶化。
因此，盲流收容所的经验，也不适用于劳动教养。
根据后来劳动教养的实施情况来看，这件新发明中央后来完全交给了公安部门去试验，去执行，民政部门基本上或者根本就没有介入。因此，公安部门就只好借用“管劳改”的方法，来管理这些“劳动教养分子”了。
拿北京市的劳改单位来说，本来就相当多。除了挂牌的监狱和看守所之外，还有许多对内称为“第×劳改大队”、对外则挂着“地方国营××企业”的劳改农场厂矿，如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北苑农场、辛店农场、顺义砖厂、延庆钢铁厂、良乡电梯厂、通县小五金厂、新都暖气机械厂……等等。在北京之外，在河北宁河县有清河农场，在黑龙江省有兴凯湖农场，在吉林省有白城子农场，都是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即劳改工作处管辖的劳改农场。这些劳改单位虽然在外地，但是却归北京管辖，使用北京市粮票、布票，由北京市供应副食百货。因此这些“外地”，在公安局称为“飞地”。
自从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当着十八个共产党国家代表的面提出三年之内要“超英赶美”的豪迈口号之后，面对全世界的震惊，国内立刻出现了“工农业大跃進”的局面。社会上大跃進，公安局也要大跃進。以前不敢想的，现在都想到了；以前不敢干的，如今都敢干了。各个劳改企业，都在喊劳动力不够。因此，劳动教养分子不是没有地方可去，而是要人的单位太多了，分不过来。
按照程序，凡是收容教养的人，必须先经过一个“学习” 的过程，一方面安定情绪，也让各人家里送一些铺盖、服装和日用品来，一方面根据人员体质分类，然后集中起来分批输送。
但是，《劳动教养决定》仓促公布，建造劳动教养收容所的场地和资金却没有批下来。廉价的劳动力，各个劳改单位当然都抢着要；坐着不干活儿但要吃饭的“闲人”，却没人欢迎。因此，直到1958年年初，劳动教养收容所，还是借用半步桥自新路的北京市看守所的一条“通道”作为临时的“入所教育”场地。后来看守所人满为患，监舍不够用，劳动教养收容所曾经暂时搬到藏经馆，1959年又搬到德胜门外的北苑农场，从此基本上固定下来，直到1966年北苑农场撤销，改建北京市公安干校，而良乡电梯厂又一直无法生产电梯，才决定撤销良乡电梯厂建制，把厂房改成劳动教养收容所，一直沿用到劳动教养取消。
王振春他们的汽车，以插着三角小红旗的摩托车和吉普车为前导，一路绿灯地直向宣武区白纸坊方向开去。
汽车穿过一条条大街，刘玉宝心里一阵兴奋。他是个老北京，又是个混混儿，在北京城内生活了二三十年，几乎所有的大地方他都熟悉，甚至闭着眼他也能数出街道和胡同的名儿来。他发现车子到了菜市口，捅捅身边的王振春，说了句笑话：“看见没有？这儿就是‘西鹤年堂’，杀头的地方……”但他话没说完，就发现站在司机边儿上的警察正在怒目盯着他看。他立刻挪正身子，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了。
王振春觉得随着汽车的轻微颠簸，他的胃一下一下地揪得疼。他知道这是胃在向他提抗议——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他已经有十四个小时没進一口食物了。但他并不在意，因为饥饿即将和他挥手告别了。他现在脑子里只想着王副科长对他讲的那番话，心里在琢磨：“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到底怎么样才算改造好了？”
不错，王守仁让他彻底批判《人口论》的反动思想，可是如何批呢？到现在为止，他还认为他的观点没错！但是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批吧！”他心里叹了口气，心里又算计着：到了新地方，开列出一些书刊名单，请领导帮他找齐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书籍和文章以及批判马寅初的杂志。他要认真仔细地读一读，找出几条批判自己的理由来。至于劳动，他没有多想。他认为自己是政治犯，主要是改造思想、观点。劳动嘛，尽力而为吧！劳动主要是改造小偷、流氓的，因为他们是不劳而获，游手好闲，所以才要让他们好好劳动劳动。
北京市看守所，紧挨着北京市监狱，据说原来也是监狱的一部分，是同一个人设计的，格局也大体上相同。如今专门“借”出一条通道来，暂时作为“劳动教养收容所”之用。
这座监狱是解放前建造的，呈K字型，大门开在K字的交叉点，進入大门是一个“中央大厅”，有四条“通道”向四个方向呈放射性扩散。每一条通道的两边儿，都是监房，俗称“号子”。监房外面所形成的“三角地”，原来是“放风”的地方。解放前这里叫“模范监狱”，生活条件比较好，是专门用来供人参观的。解放后改称“第一监狱”，和看守所、少年犯管教所呈“品”字形互相紧挨着，仍然用来供国际友人参观。
看守所四外是三米多高的墙，墙上架着一圈儿电网，四角有四个圆形的岗楼，二十四小时都有警卫守望。王振春他们乘坐的“司各达”大轿车开進监狱大铁门之后，就径直开到院子中停下。带队的警察把从各分局收敛来的劳动教养人员在院内集合好，然后把名单交给收容所的干部。这位干警按名单点名之后，一位干部命令他们一字儿排开，再点一次名。确查无误，交接就算完成了。
这时候走过来一位身穿警服，黝黑脸膛的壮汉，站在队前，犀利的目光在这些人身上横扫。说来也巧，这时候正是开中午饭的时间，大伙儿看着整桶的净面窝头从眼前抬了过去，不由得肚内饥火上窜，眼睛都直直地盯在那个装窝头的木桶上。刘玉宝舌尖在厚嘴唇边上来回舔着，用手扯了一下站在身边的王振春低声说：“瞧见没有？一会儿我非塞它五六个大窝头不可，让我这肚子也鼓一回。”
王振春看见院子里正在吃午饭，心里高兴地想：“多亏没在分局吃那两个小窝头，不然，错过这顿随便吃的大窝头多可惜！”于是他扭转头笑着回答：“五六个我可不够，七八个还差不多！”
刘玉宝和他讲话，又扯了他一下，那位壮汉全没看见；王振春扭头和刘玉宝说话，却让壮汉看得清清楚楚。只听那壮汉一声吼：“站好！不许交头接耳乱讲话！”这吼声震得众人把目光全收回来看着这位壮汉。
“你刚才跟他讲什么？”壮汉指着王振春质问。王振春心一紧，吓得低下头不敢说话。那壮汉又吼叫一声：“你说！”同时凶狠的目光直盯着王振春。小王嗫嚅着吞吞吐吐地小声回答：“我没说什么！”
“大点儿声！”又是一声炸雷般的吼声。
小王提起气壮壮胆，声调提高一些：“我没说什么。”
“你！”壮汉又指着吓得缩着脖子垂着头的刘玉宝：“你说！他跟你说什么来着？”
刘玉宝瞟了王振春一眼，大声回答：“他说正赶上吃午饭，我们可以吃顿饱饭了。”
王振春气得瞪了刘玉宝一眼，心里骂了一句：“栽赃陷害！”
壮汉向王振春跟前走了两步，厉声问：“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不是！是他先跟我讲话的，他诬蔑我！”王振春理直气壮地反驳。
那壮汉背着手，在王振春面前横着来回走了几步，咬着牙说：“诬蔑你？我亲眼看见你扭过头去跟他讲话，我也诬蔑你吗？！”
小王还要争辩，余清江用手指轻轻碰了他一下。小王立刻意识到凭他的身份在这里是不能讲理的。他沉默着低下了头，手指头扯着衣服下摆不出声儿了。
“告诉你们！”那壮汉又提高了声调：“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们是什么人？你们心里应当明白！進了这地方，你们就没有任何自由了。要遵守这里的纪律，违犯者要受到应有的处罚！在这里只许你们老老实实认罪服法，交代问题，不许你们乱说乱动，记住没有？！”
壮汉瞪着大眼睛看着众人，大伙儿只好七嘴八舌有气无力的说：“记住了……”
壮汉又吼叫起来：“大点儿声！八天没吃饭一样！记住没有？一、二、三，回答!——”
大伙儿提着底气声嘶力竭地喊：“记住了——！”
壮汉这回满意了。他声气和缓下来：“我姓孙，你们叫我孙队长就行了。以后有事儿找我，要先向组长报告，由组长向我报告。该守什么纪律，组长们会告诉你们的！”说完他转身向身边一个身穿警服的小青年说：“你去通知各组长，过来领人！”
那人進监房去，一会儿，从监房里走出十几个人来，在一个矮胖的中年人带领下，来到壮汉面前，十几个人全都立正站好。那个矮胖子中年人身子挺得笔直，用公鸭嗓儿说：“报告孙队长，全到齐了。”
王振春听到那声音，不由得想起住在学校附近一座庙里的几个老态龙钟的太监。那声音简直太像了。他不由得注目看了那矮胖子一眼。只见那人最多一米五的个头儿，身子横宽，脑袋奇大，鼻子、眼睛又贼小，简直不敢想象造物主怎么会造出这么一个奇形怪状的人来，真像一个侏儒。——后来才知道，这人叫石盘，是个大右派，曾经当过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秘书，進公安局之前，还是北京师范学院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呢！
孙队长按名单叫着，把这一车人分到十几个组里，各组长领着分配给他们的人往通道里走去。唯独王振春被单独留下来。孙队长把那个矮胖子叫过来说：“石组长，这个人由你领走，单独给他上上课。”说完，壮汉扭身走出大红门去了。
王振春惊恐地看着矮胖子，不知道这个课怎么个上法。那矮胖子迈着箩圈儿腿把王振春带進通道里，進通道的大铁门立即关上，外面有那个传话的值班警察看守。
通道是长条形的，宽约二米多，长有三十五米，通道的两边，每边有十个铁门，门上开有递送食物的方形“监视孔”。其实这就是监房，只不过用来关押“劳动教养分子”，所有铁门都没有上锁，以示人民内部矛盾的“最高行政处分”与“判大刑”有所分别而已。在每间监房的门楣上钉着一块小木牌，上写“南一组”、“南二组”……“北一组”、“北二组”……字样。——后来才知道，按规定，这里每间屋子应该关十二个人，南北相对的两间房间算一个组，共二十四人；五个小组为一个大组，共一百二十个人，设大组长一人。这个矮胖子，就是第一大组的大组长。
矮胖子把王振春带到一组门口站住，努着两只金鱼眼，肿眼泡儿上下翻动着打量王振春。王振春不知所措地和他对视着。突然那人用尖嗓门儿喊了一声：“站好了！手放下！你叫什么名字？”
小王被他这尖厉的声音惊得心“噗噗”地猛跳。他顺从地立正站好，手自然下垂，低声回答：“我叫王振春。”
“大声点儿！”尖厉得像哨子响的声音又响起来。
小王无奈，只好提着丹田气回答：“我叫王振春！”
“再大点儿声！”
这一下小王可有点儿沉不住气儿了，因为他看到刚才抬進去的装窝头的木桶空着抬出来了，也就是说，眼着着这顿中饭又要黄，他可真急红了眼了，立刻向矮胖子跟前跨了一步，心急火燎地说：“同志，先让我吃点儿饭吧，我饿……”
那矮胖子见小王突然向前挪步，以为小王要打他，吓得一连向后退了好几步，惊骇的目光直视小王。等到听见小王的话，他才镇静下来，扭身冲房门内叫了一声：“出来两个人！”
监房中立刻跑出两个壮实的小伙子来，站在矮胖子身边问：“石组长，什么事儿？”
石组长一指王振春凶狠地命令：“把他架到组里去批斗！”。
王振春几乎是被两个壮小伙子拖進“一组”的监房里的，因为他两腿发软，浑身无力，实在跟不上那两个小伙子的步伐。屋外面是明媚的阳光照射得大地亮堂堂的正午时分，而一進屋，却是太阳落山，一片昏黄的景象。屋顶上有一盏铁丝网罩着的电灯亮着，屋里顺着一面儿墙一长溜地支着木板床，床上分两层即床头墙头各坐着十多个人，大家都静静地盘腿坐着，只有刘玉宝瞪视着王振春被拖進来坐在他身边。他嘴角得意地挂着阴笑，手在肚子上轻轻摩挲几下，成心气气小王。但是小王这时候已经无力和他制气了，因为他额头上开始出虚汗，肚子里仿佛五脏全被抽空了，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儿劲儿也没有，两只手也开始抖起来。
他坐在床边上，看到石组长跨着四方步，背着手走進来，连忙手扶着床板站起来，急切地说：“同志，能不能给……”
那尖利的嗓音立刻打断他的话：“谁跟你是同志？”
小王立刻想起孙队长的话来，马上改口：“报告队长，我饿得厉害！能不能……”
他的话没说完又被打断了，那公鸭嗓儿的石组长站在小王面前，脸上阴森森的，两只金鱼眼瞪得圆圆的，盯着小王冷冷地说：“谁是队长？不许你在这儿乱叫！我姓石，叫我石组长就行了。你要干什么？说吧！”
说完他迈着短腿走到屋子里边唯一的一张单人床板前，坐在床边回头看着小王。
“报告石——组长，我饿得两眼冒金星，能不能给我一点儿饭吃。”
石组长从床上跳下来——因为床板高，他脚短，所以每次上下床都要窜跳，脸上露出狰狞的笑意：“哦？你饿了？好哇！我马上叫人上伙房给你炒几个菜来，不是回民吧？要是回民我给你来一盘月盛斋的酱羊肉，坐在这儿咧开腮帮子一吃，够多美？”
听他这话，小王想起分局白队长那天说的话来，心里悲切地想：“完了，这顿饭真的吃不上了。”于是他垂下头不再吭声儿。但是石组长并没讲完，他骤然抬高了嗓门儿骂：“做你的黄粱美梦去吧！你把这儿当饭馆儿了？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这儿是劳动教养收容所，是改造你的地方！你长得倒挺全伙，知道冷也知道饿，可惜了儿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说！犯什么罪進来的？！”
石组长一顿训斥之后，把话题一转，而后窜上床去坐下来直视着小王。这话还真把小王问住了，当王副科长宣读《劳动教养通知书》的时候，他心里只顾高兴，完全没听见宣布的教养理由是什么。签字的时候也因为一时兴奋，根本没往纸上看。如今只好如实回答：“我不知道。”
这一下惹恼了石组长，他那短胳膊粗胖手挥动着，声音尖得刺耳：“喝！犯的什么事儿都不知道，明摆着这是不认罪呀？好哇，我这儿就喜欢整治不认罪的人，来呀！”
应声从他身边的床上蹦下两个人，直奔小王而来，随着一声令下：“把他盘起来！”两个壮小伙儿一边一个掐着小王的胳膊，把他架到板床上，然后斥令他：“坐直了！把腿盘起来！”
坐直了，小王可以做到，但是要把腿盘起来，就像和尚打坐那样，小王从来没学过。于是那两个人一人抓住小王一条腿，使劲儿往屁股下边塞。小王只觉得胯骨处被拧得钻心地疼，他不由自主地“哇哇”大叫，双手揪住那两个对他下毒手的人乱撕乱扯起来。这时候又上来两个人，按住他的双手。小王一则心里十分委屈，二来头一次被人强迫盘腿，双腿被扭得像断了似的钻心的疼痛，眼泪不由得从眼眶中淌了出来。他索性就势大声哭叫。这时候石组长坐在床上，气急败坏地喊：“快堵住他的嘴，不许哭叫！”
突然房门被推开了，一位身穿便衣的中年人出现在门口。他拖着长音问：“怎么回事儿——哎——？”
那四个整治小王的人听到这个声音，立刻松开手，退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石组长立刻从床上跳下来，紧捯着两条短腿，快步走到门口，立正站好，挺着腰板儿，胁肩谄笑地说：“报告王队长，我们正在帮助这个新来的同学。问他犯的什么错误，他说不知道。这不是明显地抗拒改造不认罪吗？我让小值日过来帮他盘腿，端正态度，他就大哭大叫扰乱会场。请队长指示！”说完之后大脑袋一垂，做出一副标准的受训姿式。
王队长没有答理他，而是径直走到小王面前，严肃地板着脸问他：“到了这个地方，你还要和政府顽抗吗！你叫什么名字？”
王振春听了这话心里委屈，眼泪不住顺着鼻翼流下来。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里对自己说：“豁出去了，把话说清楚，枪毙我也认了！”于是他胆子壮起来，不顾一切地大声回答：“报告队长，我没有不认罪。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宣布我的是什么罪。不过我在上边签字了。刚才在大门口被那位孙队长冤枉了一顿，害得我没吃上饭，现在又让这个小矬子整得死去活来。我冤枉，我委屈，所以才哭的。”
石组长听到小王叫他“小矬子”，气得眼发红，当着王队长面儿又不敢发作，只有在王队长背后咬着嘴唇狠狠瞪着小王。
王队长听了他这话，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冷冷地问：“你叫什么名字？真的不知道你犯的什么错误？”
小王点点头回答：“我叫王振春，我绝对没有骗您。”
王队长眯着眼，脑子里忆索着刚才看过的名单，一下又想不起来，于是他转过脸对石组长要说什么。这时候刘玉宝想抖个机灵儿，他高举着手喊：“报告王队长，我知道他犯的什么罪。”
王队长回头看了看刘玉宝，心里犯了疑，因为公安局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从被抓進来的第一天起，就绝对禁止相互间串通案情，防止犯人间建立“攻守同盟”。王队长皱着眉头，疑惑的目光扫着刘玉宝盯问：“你怎么知道他的案情？你叫什么名字？”
刘玉宝被王队长看得一阵心慌。他舔了舔厚嘴唇慌忙地回答：“报告队长，我跟他一块儿在分局候审室待过十几天。我叫刘玉宝。我是听分局拘留所一位白队长骂过他是右派的。”
“右派？”王队长有点儿纳闷儿。虽然他记不住具体人的名字，但他清楚地记得，这批人里并没有右派。他琢磨了一会儿，然后对王振春说：“你刚才说受了冤枉。谁冤枉你了？”
王振春这时胆子壮了，他指着刘玉宝说：“刚才一進大门儿，他跟我说话，我回了他一句，可孙队长没看见他跟我说话，只看见我回答他了，硬说我违犯纪律，让这小矬子给我上课。您不知道，我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快二十个小时没喝过一口水、没吃过一点儿东西了。看着人家吃饭不让我吃，您说我能不急吗？结果这个小矬子就叫那四个人过来整我，您说我委屈不委屈？”
王队长听了，脸立刻耷拉下来：“有什么委屈的？你是对人民犯了罪，才送到这儿来的。如果你在社会上老老实实的，何至于有今天？你总觉得委屈、冤枉，这就是不认罪的表现。你需要好好儿加强学习，端正态度，不然对你是没好处的。”
训完了王振春，王队长扭转身去看着石组长。这位小矬子刚才听着王队长申斥王振春，心里美滋滋的，盘算好了等王队长一走接着整小王的态度。但当他看到王队长冷峻的面孔对着他，脸上的笑意立刻消失了。他敏感地意识到要挨王队长的尅(Kè)了，头立刻垂下来，全身站得笔直，好像在追悼会上默哀的人一样。
果然王队长面带愠色地责问：“石组长，是孙队长指示你不让他吃饭的吗？”
“不是。”石组长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嗯——？”王队长不单声调高起来，脸上也满是鄙夷的神色斥责他：“谁给你的权力让你随心所欲地免别人的饭？共产党实行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些你应该懂得。你是教马列主义的老师。就是挨枪子儿的犯人，到吃饭的时候，也得让他吃饭。告诉你，今后再让我知道你在组里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我就把你撤下来，送你上东北去改造。去！把他的饭打来！再给我把检查写出来，晚上吃饭前要交给我，不然你的晚饭也免了！”
训斥完石组长，王队长环视一下屋里的人，然后指着一个小值日命令说：“今天又来了新人，你组织大伙儿学习《劳动教养决定》和所里的规章纪律！”说完他背着手，扫了一眼王振春，向门口走去。石组长还笔杆条直地站在原地恭送王队长。王队长前脚迈出房门，又收進来，转身嘱咐石组长：“记住了，刚来的人要控制饮食两天，出了问题你要负责！”说完这话，他才走出房门去。
虽然石组长对王振春恨得咬牙根儿，但他再不敢“修理”小王，只好万般无奈地亲自到伙房去提来一碗菜汤、两个窝头。
事后才知道，这条通道——也就是“劳动教养收容所”里面，只有两个被封为“大组长”的人有权利走出通道的大铁门，办理一些上伙房打病号饭、去医务室请大夫之类的杂事儿。除了这个石组长之外，还有一个顾组长，传说他是商业部的部长助理，1927年入党的老干部，因为说农民生活太苦，建议收购农产品每斤提高一分钱，而被上纲为“破坏工农联盟”，成了大右派。但是为人却比这个“石大组长”要善良得多。石组长拿着刚才王队长说的“刚来的人要控制饮食两天”当令箭，“公报私仇”，只给小王拿来两个窝头。而刚才進来的许多“刚来的人”，大概就没有受到“控制”，或者至少不会少于三个窝头。
石组长打回饭来，自己噘着个大拱嘴盘腿坐在床上写检查，却叫一个小值日——也叫值班员——把这里的规矩对大伙儿讲一遍。小值日一项一项讲了有两个小时，听得众人头皮发麻，咋舌兴叹。王振春在学校背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篇，得过第三名。可他用心听了两个小时，也只记了个大概齐；这里规定人与人之间叫“同学”，就算是亲父子或八十岁老头和二十岁小伙儿也不例外。
这里往外写信不许封口，要队长检查过后才允许发出，由专人统一封口，来信一律拆封检查，队长认为不该给你看，这信就没收了。
这里行动完全集体化，即便大小便，也是有规定的“放茅”时间。特殊情况如“拉稀”，要先向组长报告“求茅”，得到批准后方能入厕。
这里每天除了早晨集合跑步、吃饭、睡觉外，全是学习时间。“学员”们必须正襟危坐，盘腿，上身坐正，对歪身、打盹的要罚站、罚跪。尤其是石组长，常想出一些新招儿来整人，比如念报时他会突然停下来，向某人发问：“我刚才念的什么内容？”或“我刚才念到哪儿了？”只要对方答不上来，立刻罚站、罚跪。
这里虽然规定每间监房住十二个人，但是往往超员。两间监房为一组，每间监房长约十二米，正副小组长有资格睡单人木板床，每屋两个小值日员每人占一米的铺位，这就去了将近四米。余下的铺位，是其余八九个人睡的地方。头几天因为只有十二个人，所以大家都可以头冲墙、脚朝外睡。后来几天送来的人骤然增加，到晚饭前，各监房已经增加到十五六人了，连坐着学习都要分成三列了，晚上睡觉只好头脚交错侧身而睡，每人几乎只有三十厘米的位子。
这里规定私人之间不许借贷，不许交谈案情，不许交换物品，不许……不许……不许……。
王振春听了半天，脑子里只深深地刻上了两个大字：“不许！”最后他心里总结出一条行动准则来，只要吃饭张嘴，睡觉闭眼，开会支楞耳朵，尽可能地少吭声，就不会违反所里制定的这些纪律了。
下午的半天时间，都用来学习各种各样的“不许”。直到通道里传来开晚饭的喊声，一个小值日发给每人一个粗瓷饭碗、一双筷子，一个小值日到通道上去拎回一铁桶菜，一木桶一箩到底带麸子的黑面馒头。发完碗筷的小值日又到通道上去拎回两铁桶开水来。小王中午根本就没吃饱，自打眼睛看见馒头，就没离开过饭桶。他的心脏在急剧地跳动着，心情十分激动：“啊——终于可以吃上饭了！而且还是久别的馒头！”
开饭前小值日员宣布纪律：“吃饭不许说话，主食吃多少拿多少，不许剩下和浪费。菜由小值日员转圈儿分，大家静坐在位置上等着。刚来的人每人两个馒头，可以多给半勺菜。两天后和其它人一样。”
听到后边这句话，小王的心都凉了。虽然那馒头一个可以顶分局两个小窝头大，但看到别人大口大口往嘴里塞馒头，自己那能吞下五六个馒头的肚子，却只给两个吃，心里不免有些不平和失望。但是他意外地发现那些随意吃馒头的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几个刚来的人的菜碗。他宁愿用这碗菜和别人换几个大馒头吃，但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小值日员一直在监视着他们几个人。无奈之下，小王只好三口两口把馒头掰成大块儿往嘴里塞，与其说吃，不如说吞，然后端起菜碗，用筷子往嘴里拨拉菜。这时他的鼻子嗅到一股很久没闻到的香味儿。“难道有肉？”他心里一惊一喜，于是用筷子在菜里拨拉，还真拨出好几块分别近月余的肥猪肉片儿来！而且这菜里有油，显得份外香。他手里的筷子快速地拨动着，没几下一碗菜就進了肚。小值日员又给他盛了半勺，这半勺几乎等于一碗。他用筷子拨拉着菜，找肉吃。这时候他才明白：“怪不得那些人看着我们的菜碗眼睛放光，原来这里边有肉、有油哇。”——他不知道这里每星期改善一次伙食，正好是今天，让他赶上了。
吃过晚饭，才允许在监房里休息半个小时。虽然这是自由活动时间，但也只能在属于自己的三十厘米宽的位子上侧身躺一会儿而已。半小时后，只听通道里有人高声喊：“一组！”这时组里的小值日员冲屋里人喊：“放茅了，要快！”分到一组的四个人是小王、余亮、尹志奎、刘玉宝，他们一个不少地都上厕所去。厕所就在通道内，倒还方便。小值日员领着他们来到厕所门外，看着他们進去，站在外边等着。
尹志奎回头一看小值日员并没跟進厕所，就一边尿尿，一边小声儿地对余亮夸耀：“我今天运气真好，两碗菜里足有二两多肉呢，真香啊！”余亮刚要答话，王振春在背后用手指捅他一下，余亮没吭声儿。另一边的刘玉宝绷不住劲儿搭了茬儿：“二两肉有什么新鲜的？这都是干部食堂吃剩下的肉菜‘折箩’，往教养大灶的锅里一倒，你还美的！”
“放茅”回来，又是念报，念《劳动教养决定》。睡觉哨子响了以后，小值日员像码砖一样，让第一个人侧身头冲墙，第二个人侧身头冲外……就这样一个一个地码放在床板上，然后在上面给大家盖上被子，十五六个人被挤得透不气儿来。
王振春从来没有这样睡过，头前、头后全是几天没洗过的臭脚丫子，那死人肉的臭气味熏得他根本无法入睡。再加上他总觉得身上有小动物在爬，在咬，身上痒得难受，却因为双手被夹在人肉之中，抽不出来，即便抽出手来也无法抓痒，因为他被挤得一丝儿也动弹不得。过了好久，他仍没睡着。小值日员看见他在乱动，走过来用手敲敲他脑袋，声轻调重地申斥他：“别乱动，睡觉！”他用力抽出一只手捂在鼻子上，但还是睡不着。这一次小值日过来看了看他，倒是没有申斥。他心想：“反正是熏得睡不着，不如起来活动活动。”于是他说：“我要撒尿，憋得厉害。”小值日员相信了，于是他从床上爬起来，跳到地上，再回头一看，自己原来的位置消失了，就像从一盆水中舀一勺水出来，水会立刻恢复平面一样。他上厕所回来，站在床前，双手抓着身上的痒处，不知所措地看着小值日员。因为床铺挤得满满的，好像根本没有小王在上边睡过一样。小值日员见他犹豫不定，二话没说，在他背上踹了一脚，把他踹倒在床上，硬是在挤得紧紧的人肉中砸出一个铺位来。就像往一盆水里倒一舀子水，这一舀子水自然溶進水盆原有的水中一样，小王也“溶”在这挤得毫无缝隙的人肉中了。
小王虽然躺下了，但在这浓烈的臭脚丫子味儿中，仍然睡不着。无奈，他只好闭着眼睛回想今天发生的事儿。突然他想起刘玉宝晚上“放茅”时说的话，那不是攻击干部的话吗？他决定早上一起床，就立刻向石组长汇报，余亮一定会给自己作证，也好好整整这个坏种，出出这口恶气！
通道大铁门外面是一个“中厅”，放着一张办公桌，二十四小时有队长值班，随时处置临时发生的事情，今天上午值班的是孙队长。他是个大老粗，听到石组长报告的事儿，立刻爆跳如雷，拍着桌子，一迭连声地喊着：“反动透顶，反动透顶！组里马上组织批斗。小组不行，就大组一起批斗！”
刘玉宝一被揪出来，就傻了眼。他原以为像王振春、余亮这样“胎毛”没有退净的孩子还不会给别人下刀子呢，没想到自己“大意失荆州”，不单这两个小子联名检举了他，尹志奎也积极做了旁证。石组长给他定了一个不大不小正合适的“帽子”——污蔑政府干部，攻击劳教政策。结合尹志奎揭发的刘玉宝历史罪恶——当过伪巡警，现行劣迹——赌博、嫖娼、调戏妇女、敲诈勒索……一大堆罪名。队长决定交由十个小组轮流对他批判，同时让他交代罪行。一直到这伙儿人离开这里为止，刘玉宝成了二百多人练嘴皮子的靶子，让这些即将开始正式劳动改造生活的人们在这里初步认识一下劳教生活的内容和形式。
夜里睡觉的事儿，终于因为又進来了一批人，反倒使王振春、余亮解脱了臭味儿熏人的困扰。因为天天有新進来的人，这些人满为患的监房里，又塞進一些人来。这样一来，每间三米多宽，十多米长的监房竟挤進近三十个人，超员一倍还多了。白天学习只好杂乱地坐在床铺上，压得床板“吱吱”乱响；到了晚上，尽管小值日的已经自动把铺位缩小到八十厘米，但是三十来个人，怎么摆弄也无法一起睡在只有十来米宽的“大床”上啊！于是沿用以往的惯例，启用“坐班”制度。因为大部分被突然抓来的人，都是空身一人没带行李的，不得不使用收容所的公用棉被。像刘玉宝、王振春、余亮这样自己带有行李的人，就成了受到“优待”的例外了。“坐班”制是让这些带行李的人，晚上睡在床板下边那一米多宽的水泥地上。为了弥补他们睡在地上的“不公平”，第二天准许这些“坐班”的人在床上睡半天觉。这可是王振春求之不得的事情。既免去了晚上闻脚丫子泥的臭味儿，又可以在床底下宽宽绰绰地睡个好觉。第二天上午即便睡不着，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躺在床上听刘玉宝做交代检查。这样一来，除了不能自由出入这一条之外，吃、喝、拉、撒、睡，就跟在学校里差不多少了。
而余亮则认为比在自己村里强多了：吃得好，吃得饱，睡得好。离开这里的时候，前来“接见”的妈妈，发现儿子比在家的时候不单白净多了，还胖了许多，“瘦条”脸变成 “苹果”脸了。余亮也把听来的以后每月还发工资的话告诉他妈。这一对母子俩，是前来参加“接见”的亲人中唯一高高兴兴分手的家人。
在收容所“学习”的日子，终于因为无法再容纳新進人员而结束了。在進入收容所近半个月的一天早上，天还没有亮，队长就在通道里吹起哨子来，喝令大家赶紧卷铺盖。大院儿高墙上的四只探照灯也全部亮起来，照得广场上像白天一样明亮。各监房内的人都在忙碌地收拾行李。但这些人虽忙却不慌，因为他们知道要去的地方，是离北京二百公里的清河农场。这是在前一个星期就公布了的，而且让在北京有家的人写信回去，让家人来这儿“接见”告别，并把行李和日常用品送来。苦只苦了接见之后新来的那几个人，他们不但没见到自己的亲人，有的人简直空着身子，什么行李也没有。
据“二進宫”——也就是第二次被劳改的“老号儿”说：尽管北京郊区就有许多劳改单位，发配到清河农场去似乎不如在北京郊区更近更好；但是不要忘了：北京市公安局还有许多劳改农场远在黑龙江、吉林省。如果被发配到那些遥远的地方去，家属想去接见一回，那可真成了“难上加难”的难事儿一桩啦！
据说，从永定门火东站上车，大约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清河农场。这对所有人心里是个安慰。因为石组长透露过，上一批收容的，全部发往东北边境的兴凯湖农场了。这个消息着实让大伙儿担了一阵子心。为了安定大伙儿的心，所以收容所领导才破例对大伙儿宣布了要去的地方。据此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收容教养的人，究竟发配到什么地方去，并不因人而定。不管你犯的是什么“罪错”，也不问你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更不管你的身体好坏有病没病，总之是全靠运气。劳改工作处决定下一批人发配到哪里，你就得老老实实地跟着走，没有什么价钱可讲。
因为有了思想准备，所以半个小时之内，所有人员都已经收拾好行李，按照点名的次序鱼贯登上了停在外面院子里的红色“司各达”大轿车。汽车在摩托车、吉普车开道的威仪之下，都开亮着大灯在人迹很少的马路上急驰。很快到达火车站而且直停在四周架着机枪和布着密哨的站台上。押车的队长，按名单叫着名字，点着人数上车。这一切都是紧张有序地進行着。一刻钟的工夫，全部人员都上了火车，“司各达”汽车和岗哨、机枪全撤走了，接着涌進站台的才是旅客。
因为这几节车厢是挂在列车最后边的“专用车厢”，每个车门都有军警把守，到达任何站台都不开门，所以一路上没有旅客打搅。车厢里的人因为开车前押车队长宣布了不许交谈，不许往外看，不许开车窗，上厕所要报告，而且解手不许关厕所门，不许……，反正和早上坐汽车时一样，宣布一大堆“不许”。这些人不许交谈，无事可干，再加上今天起得早点儿，所以大部分人连连打着哈欠，头一歪都呼呼大睡了。押车的队长丝毫不敢大意，他圆瞪着双目在车厢每一排座位上横扫。他发现在东倒西歪睡觉的人中，有两个人却直直地坐在座椅上，两眼直视着窗外飞速移动的大地。队长心里有点儿紧张：“小心点儿，千万别在我这车厢里出事儿！”他轻手轻脚走过去，站在那两人坐的座椅边上，用手拍拍那两人的脑袋说：“看什么呢？别打什么歪主意，你们要动一下窗子我就开枪。”那两人转过头来对视一眼，没说什么，低下头来。
其中一人是余清江。从一宣布要去劳改农场，他就找过王队长，要求能不能看看儿子，但被拒绝了，“接见日”别人忙着和亲人见面告别，他却整整一天都躺在床板上。现在坐在离北京越来越远的火车车厢里，他一丝儿睡意也没有，脑子里总晃动着儿子那瘦弱的身躯和清癯的面容，心像是被蝎子蜇了一下，感到阵阵剧痛，眼里蒙上一层泪雾。他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儿子。因为队长说要等他改造好了，解除教养后才能把儿子还给他。可是他不明白：自己只是回北京来找工作，这算什么错误？这让他改造什么？在收容所学习《劳动教养决定》的时候，他提出了自己心里的疑问，结果和石组长争吵起来。在大学里教过马列主义的石大组长三分析、两联系，竟把他分析成破坏首都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反革命”了。他当然不服，因为他认定自己是本地人，现在回到本地找工作，就像当年从河北老家到北平来找口饭吃，最后落在铁匠铺学徒一样，那么坏的国民党都没有把他抓起来“改造”，可是口口声声为人民做好事的共产党却把他当坏人抓起来，还要“改造”他。
他心里的确想不通。王队长针对他的思想，给他做了切合实际的比喻：“咱们国家好比一台大机器，每个人都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如果你这颗螺丝钉不愿在你应当呆的位置上拧着，而是自己高兴上哪儿就上哪儿，其它人也都和你一样，这台机器不就散了架了？你原来所在的地方，计划了你的工作、生活，可你走了；北京这儿没有计划你的工作和生活供应，你却来了，而且闹唤着要工作。这不是破坏了国家建设的计划吗？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国家是不是会乱成一锅粥了？你这个错误说轻了算你犯自由主义，说重点儿就是破坏首都生产、生活秩序，归根结底这是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思想支配着你，这种思想难道不应当改造吗？”
王队长这一番话，是当年最典型的“分析批判”，虽然结论和石组长一样，但余清江听着顺耳，心里咂摸着滋味儿，觉得似乎有点儿道理。看来自己真要好好改造改造，争取早点儿解除教养。但到底什么时候能解除，连队长都说不准，只咬定说改造好了就解除。闹得大伙儿在下边议论纷纷：“这是无期徒刑，没日子了……”“改造好了就解除，这是橡皮筋儿的话，由他们抻去……”
老余觉得这些话有道理，改造好，改造不好，还不是队长们一句话的事儿？还真不如劳改的，判几年，让你有个盼头。所以他左思右想，心神不定。
另一个人是王振春。他心里也在琢磨自己的事儿。在离开分局那天，王守仁对他讲的那几句话，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在去收容所的汽车上，他盘算好了的“改造”计划，到收容所之后全被打破了。他曾向王队长提出自己的要求，希望政府能帮他找来一些书，好让自己有针对性地学习。王队长严肃地批评了他：“你们的思想改造，是要通过艰苦的劳动来完成的。这就像农民锄草一样，你不把资产阶级思想的根儿挖掉，只是浮皮潦草地扯掉点儿草叶，没多久野草还会发芽生叶的……”
王队长这一席话，他听了如堕云海，心里有些不服气：“既然你们认定我思想反动，我的人口论也反动，就应当提供给我一些你们认为正确的文章观点让我学习一下，好让我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单纯的劳动，对我有什么用？”
直到此刻，他坐在火车上，要把他送去劳动改造了，他心里对自己被劳动教养，尤其认定他的人口论是反动的，还是有些不服。在收容所吃了几天饱饭，忘了在分局候审饿得眼发花的滋味儿之后，他曾后悔过不该在通知书上签字。但后来他听说有的人根本没签字，有的人连宣读教养通知书这道手续都没经过，还不是一样抓進来了？他的悔意消失了，此时他心里一直在盘算着自己该不该写个申诉书，为自己喊喊冤。
他脑子里一直浮现着两个小人儿在打架，一个小人儿说他反动，另一个小人儿说他爱国。他心里七上八下地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写申诉。因为在收容所听别人讲过，有一个人因为不服写了申诉，结果被批斗一场，当场宣布逮捕劳改。理由是：申诉就是不服罪。他怕自己也落这么个结果。他心里想来想去，连一丝儿睡意也没有。见押车队长上来警告，他心里只觉得可笑：“看清楚了，我是那逃跑的人吗？”可嘴上一声也没吭，顺从地闭上眼睛，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王振春被车厢一阵剧烈的震动而惊醒。他睁开惺忪的双眼向身边的窗外一瞥，只见车厢停在一片长满黄绿色矮苇子的荒地旁。很明显，列车已经开走了，这三节“专用车厢”已经被“甩”在站台的岔道上了。铁道旁边的苇丛中隔不远儿站着一个骑马持枪的军人，还有几挺机枪架在苇丛边儿上，黑黝黝的枪口对着车厢。这时候押车队长站在座椅上喊：“拿好自己的东西，按次序排队下车！”
余亮东西少，他只有一个小行李卷儿。他站了个第一名，待列车员打开车门，他抬腿刚要迈步，一下子又把脚收回来。他看到车门外面不是站台，地面距车门铁蹬竟有一米多高。他愣了一下，可后边的人叫喊着：“快下呀！”他只好先把行李卷儿甩下车去，而后他跟着跳下去。站在他身后的是王振春，小王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提着一个线网兜，里边装着脸盆、几本书、几件衣服。他走到门口才发现车门离地面儿有那么高。他看到余亮跳下去以后趴在地上正往起站，于是他也想把行李先丢下去，然后自己提着网兜抓住车蹬板往下出溜，这样就不会摔个大马趴。可他正想着，身后有人喊了声：“下去吧你！”一双大手在他后背上一推。他一下子身子甩出去，头朝下砸向地面，正巧余亮在弯腰提行李，一下子砸在余亮身上，两个人全都跌倒在地。王振春的手还被门上的扶手划了一道口子。他用手按住伤口，回头望去，只见车门口两个人动起手来了。站在门口的刘玉宝揪住后边的余清江，但刘玉宝吃亏在他正站在门口外的车蹬上，余清江大脚提起来一脚把刘玉宝踹下车来，跟着他也一下跳下来，正骑在刘玉宝身上，挥拳就打。
原来在收容所刘玉宝被王振春揭发受到批判，吃了大亏，他一直找机会想报这个仇。刚才排队下车，他瞧准了这个机会，专门排在王振春身后，趁王振春不备，一下把小王推下车去。他干这事儿之前，心里早想好了：如果队长追问，他可以借口这是下车的时候后边人向前一拥造成的，可以推卸责任。但是他的一举一动让后边的余清江看得清清楚楚。老余正想喊一声让小王小心，但话还没出口，小王已经倒栽葱摔下去了。老余明白刘玉宝这是报复小王，心里火冒三丈，他也乘刘玉宝站在门蹬上看小王跌倒的笑话之机，用手去猛推刘玉宝。但是刘玉宝双手抓住车门扶手，一下子没推下去，反而被刘玉宝转身揪住了手，老余这才提脚把他踹下去的。他连行李全没拿，跟着蹿下去打刘玉宝。这时候几个骑马的警卫围过来，喝令住手！黑亮的枪口指着他们，押车队长上来，取出一副手铐，把他们两人铐在一起，行李也被甩下车来。余清江只有一个行李卷儿，一只手提着，刘玉宝东西多，一个大背包背在身上，一只黄帆布提包和行李卷儿拴在一起，挎在肩膀上，手里还提着一个线网兜儿，里边有脸盆等洗漱用具和衣服。
下了车的人要提着自己的行李衣物，在骑兵的监视之下，穿越一道低洼地，再到一片空地上去集合。刘玉宝背着这么些东西，一只手还被手铐铐住，前边有余清江扯着他，后边有骑兵督催着。刚穿过铁道，他就有点儿走不动了。正巧尹志奎从身边走过，他叫住尹志奎：“嘿！帮哥们儿一把，你替我拿着网兜就行。”
尹志奎把行李和装脸盆的网兜儿拴在一起往肩上一背，两只手空着，立马答应了刘玉宝的要求：“行啊！”然后向刘玉宝伸出手掌说：“不过得这个数儿！”
尹志奎知道刘玉宝身上有烟，平时跟他要一支烟比登天还难。现在机会来了，尹志奎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刘玉宝看他伸出一个巴掌，知道这坏小子又在打他提包里烟卷儿的主意。“这个小王八羔子，是个吃孙喝孙不谢孙的主儿，少搭理他！”可是脑子一转：“刚才听说要走十几里路呢，干脆舍几根烟，落个轻松吧！”于是他骂着说：“你这小王八蛋，平时吃我喝我，在收容所还伙着别人整我；现在帮我提个网兜儿，还要点儿说头。大爷不跟你制气，五根就五根，等到了地方给你五根烟抽！”说完把勒得手疼的网兜递给尹志奎。
尹志奎往外一闪身，撇着嘴说：“五根？你打发要饭的哪，五盒！少一根另请别人！”
老刘一听，眼珠子都快努出来了：“孙子！想什么哪？五盒？谁给我一盒，我连人都给他背到那地方去！得了吧，我宁可累死，你也甭想抽我一根烟！真他妈不知天高地厚！”。
【阿印简评】
警察，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但是性质和任务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警察是公仆性质，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百姓的安全，并随时随地帮助人民百姓解决各种灾祸和困难；在社会主义国家，警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主要任务是向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改革开放以后的人民警察，有逐渐向“公仆”转的倾向。
中国的警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由于身份的特殊，往往有一种优越感，自以为高人一等。特别是在敌对阶级面前。“罪犯”，当然是敌对分子，因此他们对于罪犯的迫害狂，几乎也是名正言顺的，至少是半公开的。
最典型的是留用的旧警察。他们第一有从旧社会带来的迫害囚犯、从囚犯身上压榨钱财的恶习，第二由于自身的弱点，又有自卑心理，更怕别人说他立场不稳，同情敌对阶级。于是，在看守所里的旧警察，作风的恶劣，就特别突出。
五十年代，法制还不健全，什么是罪，什么是错，怎么判刑，没有法律依据，办案人员只能根据政策条例和领导意见处理。此外，当时办案，采取的是“有罪推定”，而不是“无罪推定”。他们的逻辑是：大前提——共产党是不会错的，也不会冤枉一个人的；小前提——你是共产党抓進来的，你的案子是共产党处理的；结论——因此你必定有罪。所谓审判，就是千方百计给你定罪，而不是依据人证物证甄别你是否有罪。实在找不出罪行来，说你态度不好，也可以判重刑。那是一个“人治时代”，而不是“法制时代”，而且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因为阶级出身的不同，在法律面前根本就不平等！
审讯,不但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分局和派出所的警察，虽然也有从公安干校毕业的，但大都是水平最低的高中毕业生。公安干校招考学生，只考政治、语文两门，总分数只要达到60分以上就录取。还有许多是“街道积极分子”提上来的。要想让他们也掌握审讯艺术，为老百姓“申冤”，简直是痴心妄想。何况当时采取的是“有罪推定”，不管你有罪没罪，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让你认罪。于是最笨的警察就采用“刑讯”，而聪明的警察就采用“饿刑”。这是一种“慢性刑罚”，时间一长，连“金刚”也顶不住。身体越强的人越顶不住。
把学术问题和政治立场结合起来，是建国以后法制观念淡薄的主要表现之一。研究讨论学术问题，一旦和政治立场挂上了钩，特别是和某个“英明领袖”的观点相悖的，几乎就无法讨论了。最典型的例子是：“文革”期间，有人批判某个人类学者：“毛主席明明说人类有40万年历史，你为什么要说50万年,这不是和毛主席唱反调么？”人口问题也一样。今天已经人人都知道“人口爆炸”会有什么样的恶果；但是当年在“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的思想指导下，居然连“节育”和“计划生育”也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学术问题的是否正确，当然要通过讨论解决。但是讨论的前提，是彼此平等，要有“各抒己见”的可能。如果依靠势力“强词夺理”，就没有讨论的意义了。论点错误，其实只要把理讲清楚就可以。愣要把学术问题中错误的一方送去劳改，也是混淆罪错观念。通过强制劳动，决不可能解决学术上的认识问题。何况被压服的人，往往论点并不错误呢！
法制观念淡薄，实际上就是无法无天。王振春的故事，正说明这种观念的恶果。
在全世界的监狱中，几乎都采用“犯人管犯人的制度”。这是一个极不好的制度。有“来头”和有体力的人，往往因此变成了狱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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