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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是蒋超良的政治后台


<习近平权术史>作者 孙大骆



武汉疫情以来最大的人事变动姗姗来迟终于落地-----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被中央撤职。
蒋超良被下台并不是他隐瞒和拖延疫情，而是他没能深刻领会习近平一月七日在常委会上的有关要求。同时他也没有发挥湖北省的地方积极性主动去密切观察跟踪疫情而是为了不影响湖北省的节日气氛有意识的压低了疫情的严重性，方才间接导致了疫情的大爆发。这是地方政府典型的不作为的官僚主义表现。中央和习近平在疫情之初就想拿下他，但是习近平考虑到他和王岐山的关系而犹豫再三。只是在海外纷纷把矛头指向习近平本人的时候，习近平方才下决心突然拿下蒋超良。当然，习近平在私下多次和王岐山沟通过这个想法，在终于得到王岐山的不情愿的同意后习近平方才决定的。
蒋超良是王岐山最大的政治弟子，也是王岐山精心培养自己政治派系梯队中最快最靠前的人。在王岐山培养的众多政治弟子的中王岐山对他的提携最用力付出的心血最多。
蒋超良是湖南财经学院毕业的分配到北京中国农业银行工作。农业银行的戴相龙比较喜欢他。戴相龙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时候把蒋超良刘士余等四个人提拔起来。但是别人不服，戴相龙只好先安排蒋超良担任助理巡视员。戴相龙以前是朱镕基的人，2002年朱镕基下台前，势利眼的戴相龙又投靠了江泽民而因此得罪了朱镕基，后来朱镕基在幕后操作把戴相龙贬到天津担任市长使戴相龙大跌面子。本来戴相龙是应该上升为副总理的。他居然是连续三届的中央委员而权力越来越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天津市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
蒋超良在戴相龙的培养下一路上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广东省非银行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其中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面临破产。北京的王岐山飞到广东担任金融风险处置组长，深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蒋超良担任副组长扑灭了这次的金融大火。蒋超良也结识了王岐山，戴相龙也有了提拔蒋超良的借口。三年后，蒋超良成了戴相龙的助理。
2002年，戴相龙被贬，蒋超良被中央组织部安排干部交流担任湖北省副省长两年。他不安心地方工作自己托到中央组织部的一个领导要求回北京金融系统，这个领导把他安排回北京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他终于成为梦寐以求的国家大商业银行一把手。
2007年王岐山担任了副总理主管金融，蒋超良立刻疏远了恩公戴相龙一头拜在王岐山的门下成为王岐山的政治弟子。王岐山刚進入政治高层也需要培养自己的政治班底就立刻把他调到国家开发银行担任行长主管国家大项目的资金计划。（笔者的一个朋友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高级干部，他对笔者说，蒋超良有两个缺点，一个是机会主义者一个是及其自负。）因为蒋超良的能力强有魄力又会讨好王岐山，王岐山也就重点培养他，又把他安排到农业银行担任董事长。在2014年已经是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又把他提拔为吉林省委副书记兼吉林省省长。2016年王岐山又推荐他为湖北省委书记。在2017年十九大之前王岐山打算提名他为政治局委员，这样在20大的时候他就可以成为政治局常委。可是因为他资历不够刚刚担任省委书记一年，按照中央规矩必须是担任二届省委书记才能進入政治局。中央没有采纳王岐山的建议，中央只能继续安排他为湖北省委书记。王岐山的想法是在十九大他退下来之后要安排一个自己人做政治局委员，这个人非蒋超良莫属。然后在20大上蒋会成为政治局常委。当然，王岐山培养的政治弟子还有许多但是蒋超良是排在第一号的弟子。尽管蒋超良没有成为政治局委员，可是王岐山知道，在20大的时候，蒋超良一定是政治局委员的。（副总理或者是一个直辖市的书记。之前的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李鸿忠都成为了政治局委员）
没想到这次的武汉疫情打乱了王岐山的政治人事计划，也使他的在20大把自己的政治弟子推進政治局的愿望意外的落空。这样就可能导致在20大上政治局和常委里没有王岐山的人或者是他的人比别的派系人要少，这个情况对王岐山未来的政治组织派系的延续性来说是比较不利的。也正是这种微妙的政治派系的关系使习近平迟迟下不了决心拿下蒋超良。毕竟蒋超良是王岐山提名推荐的下届政治局委员的人选也是王岐山的最大的政治继承人，拿下蒋超良容易可是那会打王岐山的脸的。
但是武汉市长周先旺在中央电视台把锅有意无意的甩给上面之后，海外舆论就把矛头指向中央和习近平，习近平也立刻借《求是》杂志暗示他在一月七日就要求重视疫情，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地方政府负有责任了，所以蒋超良的下台就是必然的事情了。毕竟王岐山的面子没有习近平的面子重要了。
省委书记蒋超良的下台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但是加上近来曝光的别的事情等等，习近平和王岐山之间的政治关系会不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