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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是蔣超良的政治後台


<習近平權術史>作者 孫大駱



武漢疫情以來最大的人事變動姍姍來遲終於落地-----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和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被中央撤職。
蔣超良被下台並不是他隱瞞和拖延疫情，而是他沒能深刻領會習近平一月七日在常委會上的有關要求。同時他也沒有發揮湖北省的地方積極性主動去密切觀察跟蹤疫情而是為了不影響湖北省的節日氣氛有意識的壓低了疫情的嚴重性，方才間接導致了疫情的大爆發。這是地方政府典型的不作為的官僚主義表現。中央和習近平在疫情之初就想拿下他，但是習近平考慮到他和王岐山的關係而猶豫再三。只是在海外紛紛把矛頭指向習近平本人的時候，習近平方才下決心突然拿下蔣超良。當然，習近平在私下多次和王岐山溝通過這個想法，在終於得到王岐山的不情願的同意后習近平方才決定的。
蔣超良是王岐山最大的政治弟子，也是王岐山精心培養自己政治派系梯隊中最快最靠前的人。在王岐山培養的眾多政治弟子的中王岐山對他的提攜最用力付出的心血最多。
蔣超良是湖南財經學院畢業的分配到北京中國農業銀行工作。農業銀行的戴相龍比較喜歡他。戴相龍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時候把蔣超良劉士余等四個人提拔起來。但是別人不服，戴相龍只好先安排蔣超良擔任助理巡視員。戴相龍以前是朱鎔基的人，2002年朱鎔基下台前，勢利眼的戴相龍又投靠了江澤民而因此得罪了朱鎔基，後來朱鎔基在幕後操作把戴相龍貶到天津擔任市長使戴相龍大跌面子。本來戴相龍是應該上升為副總理的。他居然是連續三屆的中央委員而權力越來越小。（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天津市長，全國社保基金理事長。）
蔣超良在戴相龍的培養下一路上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廣東省非銀行金融機構出現危機其中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面臨破產。北京的王岐山飛到廣東擔任金融風險處置組長，深圳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蔣超良擔任副組長撲滅了這次的金融大火。蔣超良也結識了王岐山，戴相龍也有了提拔蔣超良的借口。三年後，蔣超良成了戴相龍的助理。
2002年，戴相龍被貶，蔣超良被中央組織部安排幹部交流擔任湖北省副省長兩年。他不安心地方工作自己托到中央組織部的一個領導要求回北京金融系統，這個領導把他安排回北京擔任交通銀行董事長，他終於成為夢寐以求的國家大商業銀行一把手。
2007年王岐山擔任了副總理主管金融，蔣超良立刻疏遠了恩公戴相龍一頭拜在王岐山的門下成為王岐山的政治弟子。王岐山剛進入政治高層也需要培養自己的政治班底就立刻把他調到國家開發銀行擔任行長主管國家大項目的資金計劃。（筆者的一個朋友是中國人民銀行的高級幹部，他對筆者說，蔣超良有兩個缺點，一個是機會主義者一個是及其自負。）因為蔣超良的能力強有魄力又會討好王岐山，王岐山也就重點培養他，又把他安排到農業銀行擔任董事長。在2014年已經是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又把他提拔為吉林省委副書記兼吉林省省長。2016年王岐山又推薦他為湖北省委書記。在2017年十九大之前王岐山打算提名他為政治局委員，這樣在20大的時候他就可以成為政治局常委。可是因為他資歷不夠剛剛擔任省委書記一年，按照中央規矩必須是擔任二屆省委書記才能進入政治局。中央沒有採納王岐山的建議，中央只能繼續安排他為湖北省委書記。王岐山的想法是在十九大他退下來之後要安排一個自己人做政治局委員，這個人非蔣超良莫屬。然後在20大上蔣會成為政治局常委。當然，王岐山培養的政治弟子還有許多但是蔣超良是排在第一號的弟子。儘管蔣超良沒有成為政治局委員，可是王岐山知道，在20大的時候，蔣超良一定是政治局委員的。（副總理或者是一個直轄市的書記。之前的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李鴻忠都成為了政治局委員）
沒想到這次的武漢疫情打亂了王岐山的政治人事計劃，也使他的在20大把自己的政治弟子推進政治局的願望意外的落空。這樣就可能導致在20大上政治局和常委里沒有王岐山的人或者是他的人比別的派系人要少，這個情況對王岐山未來的政治組織派系的延續性來說是比較不利的。也正是這種微妙的政治派系的關係使習近平遲遲下不了決心拿下蔣超良。畢竟蔣超良是王岐山提名推薦的下屆政治局委員的人選也是王岐山的最大的政治繼承人，拿下蔣超良容易可是那會打王岐山的臉的。
但是武漢市長周先旺在中央電視台把鍋有意無意的甩給上面之後，海外輿論就把矛頭指向中央和習近平，習近平也立刻借《求是》雜誌暗示他在一月七日就要求重視疫情，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是地方政府負有責任了，所以蔣超良的下台就是必然的事情了。畢竟王岐山的面子沒有習近平的面子重要了。
省委書記蔣超良的下台是一個不大不小的事，但是加上近來曝光的別的事情等等，習近平和王岐山之間的政治關係會不會發生微妙的變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