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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熟悉这些脍炙人口的词句：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人们也无法忘记那些荡人心肠的感叹: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以及“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等等， 等等。

这些隽美的文辞是华人永恒的骄傲， 是先人们为我们留下的无价瑰丽之宝， 是我们传统文化底蕴中最令人留恋难以忘怀的部份。

另一方面， 我们也无法不承认华夏文明的局限。没有一个民族人种能够拥有一切。 但其文化底蕴却构成了它的民族精神与灵魂。所以虽然我们有唐诗宋词元曲汉文章。 但同时我们却没有巴赫， 贝多芬， 莫札特等优美而不夸张， 激昂而不疯狂的音乐。 没有拉菲尔画中的美丽娴静和卢本斯画中血肉欲望的张力， 没有产生芭蕾舞艺术把人类身体自然的美转化成优雅传神的舞姿， 如天鹅湖中白天鹅温柔纤细的少女之美和黑天鹅热情奔放的辣女之艳。 华夏文明更从未产生过卓别林式的幽默大师， 塑造出无数令人捧腹却又不禁辛酸落泪的角色， 因为人人都从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幽默使人不变成疯子， 因为它保守人不因个人生活起伏跌菪而疯狂 （卓别林语（大意）， 原文：Humour preserves our sanity. Because of humour we are less overwhelmed by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

幽默需要健全的理性和诚实的勇气， 而自嘲更需要对自己有客观现实的认知。 中国人太缺乏幽默感。 因为惧怕权威且长时间浸润在崇尚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氛围里， 中国人已习惯于跪在权威面前磕头伏拜， 如同无数传统戏剧所显示的， 所以中国人所谓的幽默只剩下对弱势群体的嘲弄欺凌。 又因为缺乏基督教的教化， 所以中国文化产生了太多的伪君子。一方面孔孟之道， 另一方面又要女人缠小脚以以满足男人病态的审美 （三寸金莲如何跳芭蕾？）。而芭蕾舞的美， 则需要对人体美有理性的感受与认知， 而不是仅仅把人体美与男女性事相联想。 而这在中华文化里恰恰是最缺乏的。中国现代史中的反右， 大跃進， 文革， 及至前些年的气功， 等等， 无不显现了亿万人被春药催眠般的痴迷疯狂， 唯有理性被彻底泯灭。

华人太需要理性，诚实， 和幽默， 如同人需要空气和阳光。 钱学森曾问为什么1949年后中国教育出不了科学大师。 可悲的是， 此人曾在五十年代末为大跃進亩产万斤做过“科学论证”。 而德国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Philipp Lenard （1862 – 1947） 和 Johannes Stark （1874 – 1957）曾不惜为纳粹摇旗呐喊奔波辩护。无人否认后俩人在所学领域的大师地位。 但若科学大师失去了基本的辨识力而成为邪恶的有力助者， 笔者宁愿中国能多一些幽默大师如卓别林， 虽嘲笑了人性中的那点可怜的自私怯懦， 矫揉造作， 和好色贪婪， 却又不失对其“温柔的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