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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藉《史记》“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抒发满腔抑郁，又完成自我超越的完整图像。

汉武帝时代，在学术、法制、军事上都有空前的钜变，在政治环境也形成高压的君主绝对权威。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遭罪受刑，后人由此认为《史记》是对现实政治“微文刺讥”的“谤书”。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司马迁如何超越现实桎梏，在不触犯时讳的情况下，费尽心思保留当代历史的记录？司马迁与《史记》，又对中国史学产生怎样的价值、贡献与影响？史学观点，一路抽丝剥茧，描绘出司马迁藉《史记》“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抒发满腔抑郁，又完成自我超越的完整图像。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司马迁透过史书诽谤汉武帝是“就算想也不可能做”的事。司马迁在“隐略”的前提下，肇创以人系事的“纪传体”，并以“太史公曰”发论，来达到以“《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的目的，而“史赞”的形成，也为后世史学家开创空间，允许他们在严肃而客观地叙述历史事实之后，有一个发抒己见的机会。至于司马迁在《史记》中未竟之意，只有“俟后世圣人君子”探索了。司马迁以丞相公孙弘“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为基础，向“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过渡，“义”与“变”一字之易，创立了中国的传统史学。《史记》既对上古的学术作出系统性的整理，亦为中国史学拓创了新的途径，达成了两个层面的“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藉《史记》“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抒发满腔抑郁，又完成自我超越的完整图像。
参考文献汉武帝与司马迁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郭振鹤东吴大学商学院兼任教授管理、公司企业辅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