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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藉《史記》「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既抒發滿腔抑鬱，又完成自我超越的完整圖像。

漢武帝時代，在學術、法制、軍事上都有空前的鉅變，在政治環境也形成高壓的君主絕對權威。司馬遷因「李陵之禍」而遭罪受刑，後人由此認為《史記》是對現實政治「微文刺譏」的「謗書」。但事實真是如此嗎？司馬遷如何超越現實桎梏，在不觸犯時諱的情況下，費盡心思保留當代歷史的記錄？司馬遷與《史記》，又對中國史學產生怎樣的價值、貢獻與影響？史學觀點，一路抽絲剝繭，描繪出司馬遷藉《史記》「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既抒發滿腔抑鬱，又完成自我超越的完整圖像。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司馬遷透過史書誹謗漢武帝是「就算想也不可能做」的事。司馬遷在「隱略」的前提下，肇創以人系事的「紀傳體」，並以「太史公曰」發論，來達到以「《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的目的，而「史贊」的形成，也為後世史學家開創空間，允許他們在嚴肅而客觀地敘述歷史事實之後，有一個發抒己見的機會。至於司馬遷在《史記》中未竟之意，只有「俟後世聖人君子」探索了。司馬遷以丞相公孫弘「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為基礎，向「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過渡，「義」與「變」一字之易，創立了中國的傳統史學。《史記》既對上古的學術作出系統性的整理，亦為中國史學拓創了新的途徑，達成了兩個層面的「成一家之言」。司馬遷藉《史記》「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既抒發滿腔抑鬱，又完成自我超越的完整圖像。
參考文獻漢武帝與司馬遷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郭振鶴東吳大學商學院兼任教授管理、公司企業輔導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