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下载 | 禁书 - 禁书网

万里委员长对中共说（建国60周年反思）

万里：中共应该反思

【看完后我不禁想起曾任苏联总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在反省苏联解体时所说的话：“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对比现实，多么熟悉！

建国60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60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60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

前 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 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 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60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60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60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60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60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60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 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60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千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60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60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60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

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60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60年 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 入手。我对年轻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 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 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跟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 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 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60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50年”、“辉煌60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60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60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了，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

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60年 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 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 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60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80年 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 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 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60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60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60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60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

60年对22年，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 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 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70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30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30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30年了：我们***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60年 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 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50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50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

我 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 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 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 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60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60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60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一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

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1949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60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60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 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 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 这种作用选上，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 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60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60年来，***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
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60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60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69年 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 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 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60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4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

当 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 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 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60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 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 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

90年 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 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 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 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60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60年 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 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 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60年 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 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 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30，40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

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30，4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50，60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20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60年不行，70年，70年不行，80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

19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建国60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 “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

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32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

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60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60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60年 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 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比“执政为民”要谦 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 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 楚。

60年 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 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 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19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附：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言》——1999年俄解密公布

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分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增加得更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跃居首位，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便会过时。

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而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便会土崩瓦解。

三、“布”党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崩溃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最后政权瓦解，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十年，但这个结局谁也无法改变。

四、国家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直至政权垮台。

(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俄语，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1856年9月29日－1918年5月17日），俄国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是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开创者之一。)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格．瓦．普列汉诺夫最后的想法）

我，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将几乎整个有意识的一生献给了俄国和欧洲的革命运动，不仅目击和参加了祖国矛盾冲突极为激烈的种种事件，而且依照许多人的看法是造成这些事件的直接祸首，在结束生命之前不能不说出我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在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之后，四面八方对我的痛斥纷至沓来。我虽然并不认为有必要分辩，但仍应指出，我的罪过并没有像切尔诺夫先生及其志同道合者以为的那么大。正如不能因为人们滥玩火而责难普罗米修斯一样，不应该因为列宁狡猾地把我的想法用来加强其错误的结论和有害的行动而责怪我。

我认为在开始叙述我最后的想法之前有必要先谈两点意见。

第一，我在我的著作中通常都使用代词“我们”，因为我写作时从来都是代表我的同志们的。在这个文件中一切都应使用单数第一人称来写，因为只应由我而不是别人来承担因我的“叛逆”思想而应对历史负的责任。

第二，我放弃了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其原因下面将要谈到），因此，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掌权，我的遗嘱就不应公布。

一、 简单谈谈我自己

一个人走过的道路，他的活动及行为决定于既定的目标，又因其后天养成的品质及先天带来的个性而变得光怪陆离，对我后天养成的品质不必再谈，因为在我的著作中已经一目了然，而关于我的性格则应该简单谈一谈。我的性格复杂而矛盾，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往往因此受到伤害。我从母亲身上获得了强烈的正义感、书卷气、对大自然的热爱、谦虚和腼腆。不错，我还在沃罗涅日军事学校上一年级时很快就克服了腼腆——这要感谢尼古拉。从父亲那里我获得了刚强和意志力、工作能力、荣誉感、义务和责任感、果断和直率。我正是甴于复杂的性恪在论战中往往很生硬，我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仍应再说一遍，我一贯尊重对手，从未超出文质彬彬、以礼相待的范围，没有像列宁那样堕落得使用意大利农妇粗俗的骂人活，我嘲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他的观点。因此我相信，我“侮辱过”的人都会宽容我。

我把一生中的40多年献给了革命事业，从一个热中于巴枯宁思想的民粹派分子变成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辩证论者。当年曾广泛传说，我脱离民粹派只是由于我不能接受把恐怖当作政治斗争的方法，并非如此。我曾认为可以把恐怖当作极端的手段，只要它是社会起爆剂的话。万幸的是，我们的敌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在我的参与下或经我的同意而被杀害的，而这种情况当时是可能发生的——我在3年之中手枪和铁拳套始终不离身。我“背叛”民粹派另有原因：我很快就对以巴枯宁造反思想为基础的民粹派意识形态感到失望。涅恰耶夫主义，巴枯宁主义的这一畸变形式，使我感到厌恶。民粹派逐渐倾心的布朗基主义也不能使我满意，这一切加上其他种种情况迫使我于1880年初侨居国外。未必还需要证明的是，我脱离了民粹派，但并没有像我狂热的对手——一个不再是革命者的“革命者”，有着特卡乔夫世界观的巴枯宁分子，不可救药的列．吉霍米罗夫那样出卖他们。但是脱离民粹派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几乎有3年一直在痛苦地沉思，心情难受，寻求妥协，与“土地平分社”的朋友们及侨居国外的民意派分子激烈争论、与拉甫罗夫谈话和通信。拉甫罗夫过去曾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亲密朋友，当时声望异常高，他依靠积极地为革命工作，发表传诵一时的文章、活跃地参与巴黎公社和笫一国际的活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交往而保持着威望。这一切加上微妙的私人关系，使我不得不倾听他的意见，妨碍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起初我像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那样试图找到终极真理。所幸的是我很快就明白了，没有也不可能有终极真理。在现时为革命事业服务并为人民造福的，就是真理。直到1883年年中我才彻底转到马克思的立场上，当时我开始切实勾画出我第一部真正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思想轮廓，因此，我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资历早已超过30年了。我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但茹尔·盖得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并非最不重要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同他在l880年底相识，此后相同的观点和友情把我和他联结在一起。

推敲得不够的传记作者将来在分析我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活动时会把这一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他们说，第一阶段（1880—1882年）普列汉诺夫是“心存疑虑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运用于俄国的条件。第二个阶段（1883——1905年）普列汉诺夫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不渝地同批评马克思的人作斗争，但并非总能获胜（这是真的）。第三个阶段从1906年开始，在我譴责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后，普列汉诺夫逐渐滚入“灰心丧气者”之列，越来越远离积极的革命斗争。布尔什维克对第三阶段的看法更加肯定——“他出卖了无产阶级，转到资产阶级阵营中去了”。我把这三个定语都放在引号之中，因为它们都与真相相去甚远。对于第一个阶段全都清楚，因为对没有充分研究和理解了的东西是无法怀疑的。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我只说一点：全都错了。我从来都不曾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曾是灰心丧气者。我始终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辩证论者，在每一个具体时间里我支持社会民主党中更接近于马克思思想并赞同“劳动解放社”观点的那个派别。我对马克思理论的态度当然逐渐在发生变化——这毫不奇怪，即使是这一理论的创造者本人，有时也因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无论是我的观点的演变，还是80年代初我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俄国革命运动中恐怖作用的评价上的意見分歧”，都不会妨碍我断定：我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导师们忠实的追随者。

我在一生中像每一个人一样犯过不少错误，但我主要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是犯在列宁身上。我对他的能力佔计不足，没有看清他真实的目标和对目标的狂热追求，对他的最高纲领主义持宽容和嘲弄的态度。我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他，全面帮助他，从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来。不仅如此，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当列宁同马尔托夫争论时我支持了列宁，因此终于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当时我以为，我能够逐渐軟化列宁的立场，在必要的方面影响马尔托夫，从而维护党的团结。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团结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与列宁意见不合的看法都无权存在。列宁主张团结，但要在他的领导下，服从他的目标，采用他的策略和口号。布尔什维主义一旦产生，开始迅速壮大，部分是由于它的策略和口号对于不甚成熟的俄国无产阶级有吸引力，部分是由于列宁异乎寻常地执着，有着惊人的工作能力。遗憾的是，已经无法纠正我的错误了。切尔诺夫先生因此才断言说，布尔什维克是我的孩子。维克多·阿德勒就我与列宁的“父子关系”开的玩笑不是沒有根据的。我的错误过去和未来都使俄国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错误对我本人来说也是致命的。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只要长期执政，将尽其所能抹黑我的名字，使人们将它遗忘。侥幸的是，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我不是普罗米修斯，不是斯宾诺莎，不是康德，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我没有送给人们火，也没有创立新的哲学，新的社会学说。但是我在教育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在发展俄国社会思想的事业中毕竟做过一些事，因此我斗胆说，历史和后人将对我作出好评。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将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严谨的学说，是人类思想极大的成就。19世纪上半叶末《共产党宣言》的出现是必然的现象，从资本主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起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当时达到了从来没有达到的程度。欧洲的社会思想在翻腾，革命接二连三地震撼了资产阶级社会，但无产阶级的运动仍然是自发的和无意识的。需要有一个人交给无产阶级一个强大的武器——能使无产阶级懂得自己的历史作用、向他们指明前景的新的社会学说。历史推出了这样的人。《共产党宣言》在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在社会进步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资产阶级慑于《共产党宣言》铁的逻辑和“共产主义的幽灵”，一方面向无产阶级作出相当大的让步，另一方面千方百计试图破坏马克思学说的名声。因此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从来都比比皆是。从90年代末起这些批评者格外多了起来。但这些先生的批评不诚实，更不说有创造性了。他们起先有意地或出于不理解歪曲马克思，后来又大度地加以“纠正”。对马克思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进行批评，但批评的矛头最多地指向他的社会发展理论，尤其是《共产党宣言》。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50年之后《共产党宣言》的许多论点变得容易受到指责。《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分析在蒸汽机工业时代是绝对正确的，但在使用电力后开始失去意义。l9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有某些偏离（尽管不大），而且这一点在宣言的作者们在世时就巳显露出来，他们也是承认了的。而贯穿整个《共产党宣言》的主要思想则至今仍然是正确的。这个思想是这样的：物质生产的水平决定社会的阶级结构、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世界观、意识形态、他们的智力活动，等等。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大小，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批评马克思的人以难得的同仇敌忾一再尝试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但是很明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并像其他任何一个阶级一样捍卫自身的利益，有权实行专政，更何况他们将成为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专政，而且只是在过渡时期为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才需要专政。不管那些批评马克思的先生说些什么，提出了什么样的论据来，仍然应该承认，迄今为止社会基本上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尽管不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迅速，群众的相对贫困化、甚至绝对贫困化在加剧，赤贫化、犯罪现象及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罪恶都在加剧。阶级斗争即使有所缓和，那也只是暂时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表现得很明显，难道巴黎公社、俄国l905年革命及至今仍在进行的世界大战没有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吗？不，批评家先生们，要一笔勾销马克思的社会学说为时尚早！当然，伯恩施坦先生、司徒卢威先生及其他批评家都有合理的内核，但这些內核消失在吹毛求疵的莠草之中。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破坏它的威信。这给革命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因为他们号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达成妥协，放弃阶级斗争，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中制造分裂，最终导致世界大战，被引入歧途的德国无产阶级积极支持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军阀主义的经济意图和军事意图。

现在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辩证论者要暂时来“批评一下”马克屎。在不放弃我以往写过的一切的同时，我要说一些依布尔什维克看来不可原谅的“蠢话”。我以为许多年来置身于马克思主义者行列之中的经历使我有权这样做。我为什么把“批评一下”放在引号之中，下面就会清楚。最近几个月十分清楚地表明，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反复考虑了许多问题，终于决定把早就因其新意而使我激动，又因缺乏论证而使我惶惑的东西表述出來。

我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其原因如下。

隨着高效能的复杂的电动新机器的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科学成就的运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而且无产阶级本身也将变成另一个样子。那个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无产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而知识分子就其人数和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而言将跃居首位。目前还没有人指出这一可能性，虽然客观的统计资料表明，从20世纪初起知识分子的队伍相对来说比工人队伍增长得快，直到现在知识分子仍然只是资产阶级的“奴仆”，社会中一个有着独特历史使命的特殊阶层。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最有学识的阶层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进的思想带到群众之中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我毫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知识分子将从资产阶级的“奴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其人数将急剧增长，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提高生产力、研制新机器、新工艺和培养有很高学识的工人。

知识分子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提高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格外合乎知识分子心意的历史社会哲学范畴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这些范畴都包含两个方面：既有普遍的一面，又有阶级的一面。如果后者，作为阶级矛盾的功能，可能经受革命的飞跃并形成占主导地位的观念的话，那么前者完全取决于物质生产的水平，因此是一直向前发展进化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知识分子正是这一面的体现者，而这一面的性质是全人类的，它将对社会各个阶层发生有益的影响，缓和阶级矛盾，发挥不断增长的作用。因此，物质进步的主要后果之一是上述范畴阶级一面作用的下降和普遍、全人类一面作用的增长。例如，人道在今天被看作是人的价值观及其幸福和权利的体系，在未来其范围必然将扩大为对爱护一切生物及周围自然界必要性的认识，而这也就是这一范畴全人类一面作用的发展和增强。

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知识分子人数的增长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为了操纵复杂的机器，将要求工人有更多的知识，工人不再是机器的附属物。劳动力价值，因而工人的工资必然要提高，因为这样的工人的再生产将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复杂的机器排除了童工的使用。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来说已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种情势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是荒谬的，这是什么言论？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是！ 我相信，在事态发生这样的变化时（如果这发生在马克思生前），马克思本人也会立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

随着生产力发生质变，将形成新的阶级、新的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将按新的方式进行，人道主义思想将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社会即使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将学会克服各种危机。人道主义思想和巨大的生产将抑制赤贫化过程。近来我有时甚至想，产生于欧洲文明条件下的马克思的理论未必将成为普遍适用的观点体系，因为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可能按多中心模式进行。结合上述一切来看，不能排除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某些思想将不如我从前以为的那样错误。但我请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稍安毋躁。因为这一切还不会马上发生。马克思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斗争，他的名字还将长时间写在革命者的旗帜上。

对马克思的历史功绩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今天英国工人，尽管在打仗，生活得却比上一世纪中叶的工人要好，有更多的政治自由权利，这是马克思的功绩！明天的工人无疑将比今天的工人生活好得多，生活在一个更民主的社会里，这是马克思的功绩！资本主义，甚至资本家本人也在向好的方面变化（只有布尔什维克看不到这一点），连这一点也是马克思的功绩！

当代的资本家早就明白。同吃饱肚子、心满意足的工人打交道比同忍饥挨饿、怒气冲冲的工人打交道要来得有利得多，部分由于这一点，部分由于其他的原因，我以为资本主义不会很快就被埋葬。我从马克思逝世时起，尤其是本世纪初起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观察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灵活的社会结构，它对社会斗争作出反应，不断变化、人道化，朝着接受和适应社会主义个别思想的方向运动。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就不需要掘墓人。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主义的未来令人欣羡。野蛮的民族资本主义，野蛮的国际资本主义，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有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人道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演进可能出现的几个阶段。我认为设有必要尝试预言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具体特点，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可能长期并存，相互竞争，互为补充，在此后资本主义可能自己会缓慢地、毫无痛苦地死亡，但为此至少需要一百年，也许几百年。这是否意味我放弃革命飞跃呢？完全不是！革命飞跃当然会有的。生产关系的任何质变，即使是不大的质变，就是一场小的革命。要是一切都如我所料，那么新的革命者的口号应该是什么呢？知识分子专政吗？劳动者的政权——这才是不会失去意义、永远正确的口号！靠劳动为生的人才应决定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这一口号我去年不止一次提出过，我把它理解为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一切珍视劳动者利益的有生力量的联合。

三、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策略和意识形态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极左派别产生于1903年，在战前年代迅速壮大，目前是一支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力量。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出现和方兴未艾的客观原因是俄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失去阶级特性的分子人数众多，俄国人不识字、没有文化。主观原因我以前已经提到过。但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是什么全新的思潮。布尔什维主义思想早就萦回于革命者的脑际。雅各宾党人、布朗基、巴枯宁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巴黎公社的许多参加者在策略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实际上就是布尔什维克。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伴生的那样，布尔什维主义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策略和意识形态的文章写了不少，其中也有我写的，因此我只简单谈一下。布尔什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这是从圣西门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口号，是侈谈马克思主义的高调。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为补充的布朗基策略。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充实了”以多梅拉·纽文胡斯为鼻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思想的巴枯宁意识型态。依照巴枯宁的说法，这一意识形态以“野蛮的、饥饿的无产阶级”、“肆无忌惮的干粗活的贱民”为取向。对人民的智慧、主动精神和自我组织能力估计过高，对无产阶级独立搞好生产和实行监督的能力的信念，这是巴枯宁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毛病所在。

“和平！”、“劳动！”、“幸福！”、“平等！”、“博爱！”，这是空想主义者的口号。“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国际主义者——失败主义者采用的口号）、“给工人以工厂！”、“给各国人民以和平！”、“给农民以土地！”，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口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国家的逐渐消亡”，这是马克思的思想。因此，布尔什维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和无政府工团主义难分难解的布朗基主义。这是布朗基、巴枯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思想折中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结合。这是伪马克思主义，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布朗基、巴枯宁及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彻底的反对者。布朗基分子和巴枯宁分子被第一国际开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被第二国际开除。因此，听取列宁忏悔的神甫在策略方面是布朗基，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巴枯宁和多梅拉·纽文胡斯。“失败主义者”采用的纽文胡斯的思想对俄国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多梅拉·纽文胡斯、古斯塔夫·爱尔威、罗伯特·格里姆、列宁——这是任何一个实质上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国际主义者——失败主义者的族谱。

布尔什维主义有什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但是欧洲社会民主党早就否定并谴责了阶级恐怖，更不用说不受限制的阶级恐怖。阶级恐怖作为实行布尔什维克十分倾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在俄国现有的条件下阶级恐怖很容易变为全面的全国恐怖。我们——不仅我们，而且还有我们的敌人——一贯断言说，社会主义是人道的、社会公正的社会，因此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的善包含着更大的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装药。

关于空想主义者的口号没有必要去谈。“给各国人民以和平！”、“给工人以工厂！”、“给农民以土地！”，这些口号虽然引人入胜，但实质上是错误的，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实现国内和平，反而将把俄国推入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这场战争眼看就将爆发，就要血流成河；他们将把俄国推入没完没了的阶级恐怖之中。布尔什维克需要一场血腥的、惨无人道的国内战争，因为他们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保住政权，并将其巩固。但布尔什维克连外部的和平也不能保证。一旦他们胜利，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置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未必会不去尝试消灭轻率地叫嚷世界革命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

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将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的雇工，而通过这样或那样途径将得到土地、必然承担起国家振兴工业全部重担的农民，将变成国家—封建主的农奴。众所周知，列宁的“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这个口号导致什么结果——导致缔结大量兼并和赔款的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列宁竭尽所能地瓦解俄国军队，后来又把它解散，而现在他要大家相信必须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却痛苦地喊道：“大家要明白，我们没有有战斗力的军队！”列宁要是还有一点点爱国主义的话，就应在夜间向上帝（或者是魔鬼——我不知道他崇拜哪一个）祈祷，祈求打败德国，否则俄国就将失去经济上的、也许还有政治上的独立，而复辟的君主将成为德国的傀儡。同样众所周知，在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中是如何实现欧洲社会民主党“民族自决权”这一原则的——列宁把关于芬兰独立的法令给了反动分子和刽子手斯温胡武德，甚至不问一下芬兰工人和农民对此有何想法。为什么呢？因为列宁出于策略的考虑需要这样做。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可以向策略的祭坛献上一切：良心、全人类道德、俄国的利益。

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人数近来激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有觉悟党员人数的增加，因为绝人多数入党者甚至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些人相信列宁的思想和布尔什维克的许诺，将成为他们领袖意志的盲目执行者；另一些人入党是为了及时从“革命的馅饼”上捞到一块大一点儿的，他们将只会投“赞成票”，此后将变成党的官僚。他们将比沙皇官吏还要可怕，因为执政党的官员将干预一切，而所干下的一切只对“党内同志”负责。

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雄辩地证明，智慧的痛苦不是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是无知的痛苦，是对列宁及其“英明的理论发现”盲目信任的痛苦。列宁把他的“理论发现”变成法令，认为无需用最起码的论据加以论证。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丝毫概念，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罪行，甚至没有料想到革命的暴力就是不法行为。

例如，他们所进行的剥夺是令人发指的违反法纪和践踏文明的行动，是没有监督的掠夺（如私有银行的例子）。这样的剥夺必然导致全面的经济混乱，养成一大帮不干活、“扯着嗓子喊”的人，他们依靠步枪和革命口号来动手抢走农民手中最后一只母鸡。

列宁实现了政变，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的死胡同。俄国的发展将因此落后许多年，也许几十年。现在要严谨地论证这一点既无力量，也无时间。但是我考虑到这一论断十分重要，考虑到俄国人文化异常低下，尤其不懂科学社会主义问题，仍然不得不谈几个逻辑前提。我不止一次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以及迷恋于他们的空话和错误口号的人，在革命行动中不要仓促行事，不要犯冒险主义。我过去和现在都说：俄国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以及群众的文化程度和自觉程度而言还没有作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此列宁设想的社会实验必然要失败。拥护列宁的人或“半列宁分子”会问我说：“不错，但是难道不能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消灭文盲，提高劳动者的文化和自觉，迅速增加工人的人数和发展生产力吗？ 我回答说：不，不能！ 首先，不能破坏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这样做不会不受惩罚。其次，群众的文化和自觉是社会因素，完全取决于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当然也存在反馈作用 。第三，列宁宣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后，把生产力远远抛在后面，从而造成了相反的革命形势。只有现有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中才不会有对抗性矛盾。类似的不适应产生了新的、前所未见的矛盾，其冲突的激烈程度不比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小，甚至还要大。第四，俄国历史的现阶段政权不可能属于也不会属于无产阶级。19l7年10月积极支持列宁的人不超过俄国人的1％，因此，每一个了解布朗基策略的人都会承认十月革命是布朗基式的政变，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样的政变要求其组织者实行必然的专政，而任何一种专政都与政治自由权利和公民自由权利不相容。我不想充当未卜先知的卡珊德拉，但我仍要说，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但是通过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能否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建成公正的社会呢？ 当然不能！ 这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在自由的、自觉的和结合个人利益的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但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 实行了“粮食专卖”，提出了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的问题，还有什么劳动自由和结合个人利益可言呢？

布尔什维克力图进行激进的变革，不负责任地加速事变的进程，急剧地向左转，但是他们沿着封闭的政治圈子走，必然要走向右面，变成反动的消极力量。人们很少从各种可能的后果来全面评价自己的行动。列宁通过其活动已经给俄国造成巨大的危害，我担心在布尔什维克执政的某一阶段这一危害将达到危机的程度。如果列宁及其追随者能长期维持其政权，那么俄国的未来将是悲惨的，等待它的将是印加帝国的命运。以“严酷的迦太基摧毁者”自居的“人民委员”们破坏的不是旧世界，而是自己的祖国，他们许诺的“莫里索诺夫药丸”原来是毒药。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态度”则是对社会主义声誉的破坏。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它的背离。列宁得出这一结论决非偶然。因为他需要这个结论来鼓舞布尔什维克。

列宁指望西方无产阶级会响应俄国的革命，这一指望是错误的。欧洲不可能出现什么重大事件，因为西方无产阶级今天几乎如马克思时代那样远离社会主义革命。

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不管怎么样，是短还是长，不可避免地因篡改历史、犯罪、撒谎、蛊惑人心和行为不光彩而令人印象深刻。刨根问底的人现在就可以从布尔什维克短短的执政史中找出不少引入深思的疑点。例如，当布尔什维克政权危在旦夕的危急时刻，列宁的瑞士朋友弗·普拉滕之流来到彼得堡有何目的？ 为什么列宁急于对私营银行实行“国有化”？ 难道是为了在立宪会议开不久同惟一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吵翻吗？ 为什么列宁异乎寻常地匆忙给芬兰以独立并从芬兰撤出军队？在立宪会议开幕前几天行剌列宁，对谁有利？我可以继续列出这样的问题。但不再列下去了，因为处在我的境遇下我没有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关于布尔什维克所说的一切——他们的策略、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剥夺的态度、他们不受限制的恐怖——都使我很有把握地断定：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布尔什维克指望的恐怖是刺刀的力量。但众所周知，坐在刺刀上是不舒服的，20世纪是伟大发现的世纪，启蒙和急剧人道化的世纪，将推翻并谴责布尔什维主义。我设想列宁依靠全面的恐怖将取得他执着追求的国内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处于政治经济的孤立状态，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军营，那里将用帝国主义来吓唬公民，给他们开各种空头支票。但迟早有一天人人都将清楚列宁思想的谬误，到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我为俄国人的命运而痛哭，但我要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说：“让要来的都来吧，我们的大街上也会有节庆的日子！ ”

四、为什么我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

在十月事件后我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这使许多人感到困惑。一些对我很不了解的人推测说，我的决定是十月政变后没过几天布尔什维克粗暴搜查我家的结果。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次据我推测是由水兵斯·科罗特科领导的搜查并沒有吓倒我，不仅如此，这次搜查也不是有些报纸所说的我健康恶化的原因。另一些对我了解较多的人认为，我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是我疾病突然加重的结果。但他们说得也不对，尽管我的健康在秋天降临后确实迅速恶化，以致1月里我的手甚至已经握不住笔。如果我认为斗争有意义的话，我的卧病不会使我止步，因为我写不动的话，可以口授。我放弃斗争出于一系列的客观原因。

1，我对战争的原则性态度，对布尔什维克和半列宁分子的批评，不愿讨好流氓无产阶级，拒绝推进革命，对临时政府持忠诚的态度——这一切都起了不利于我的作用。我看到了这一点，但不愿像策列铁里、齐赫泽、阿夫克森齐耶夫等同志那样为了保持声望而曲意逢迎，对列宁让步。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強化的阶级敌意和对立、政治上的闭塞和无知日甚一日。在莫斯科会议上表现得格外明显。当我向右面呼吁，向工商阶级呼吁时，右面鼓掌，左面默不作声；当我向左面呼吁，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呼吁时，左面鼓掌，右面默不作声。其结果是这些人和那些人都不理解我。而惟一能拯救俄国的妥协却因政治虚荣心而被牺牲掉了。造成这一切的首先是布尔什维克，但也有一些客观原因，无产阶级不成熟（资产阶级同样如此！），大量文盲、战争造成的人民严重贫困和疲惫不堪，欧洲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临时政府无所作为和有始无终，这一切都是列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阶级对立的种子得以迅速发芽的肥沃土壤。在这种客观上业已形成的社会环境中继续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是毫无意义的。

2，我把毕生献给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现在，当政权已转到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手中时，我不能同我过去和现在都看作是兄弟的人作斗争，虽然他们为一目失明的领导人所蒙骗，犯了致命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后果首先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本身来说极为可悲。但是让俄国无产阶级（尽管令人十分伤心）走完变幻莫测的历史给他们勾画的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吧，让他们成熟起来，登上理解自身使命的高度吧。

3，另一些考虑也使我不再进行斗争。要是布尔什维克现在垮台，就会出现严重的、长时间的反动，俄国和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因此会受到伤害，而无产阶级的成果将丧失殆尽。但如果布尔什维克哪怕能保住几年政权，那么受害的是俄国及其公民，而国际社会民主党则只会得到好处，因为西欧资产阶级慑于俄国的事变，将对工人阶级作出重大的让步。我为俄国而悲痛，但我由于仍是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选择后一种可能。

五、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多久

这个问题目前使许多人感到不安。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布尔什维克自己都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对祖国命运不无动于衷的俄国入来说十分重要。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是单值的，因为答案取决于许多客观的、主观的甚至是偶然的因素。占卜是不体面的事，因此我尽可能对我的预测加以论证。我尤其应该这样做，因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未来、至少是不久的未来不可能是不明朗的、不确定的。不仅如此，我不止一次说过，一个懂得过去，明了现在，认识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继承性和制约性的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凭有据地预见未来。俄国目前形成的客观历史条件、事态发展的逻辑、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和意识形态导致的行动，都使我能断定他们在巩固他们政权的道路上将会遇到一个比一个复杂的四个危机。他们执政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他们栽在其中的哪一个危机上。

第一个正在无情到来的危机是饥荒危机。如果列宁不摆脱同遏制阶级恐怖（普利什凯维奇先生的例子）并积极反对征粮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那么布尔什维克今年秋天将失去政权，到那时农民会把粮食埋到地下，全国将遭到一场罕见的饥荒。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将要执政。但是布尔什维克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清除出政府机关，从而放开手脚干，就能渡过这一即将到来的危机。列宁明白这一点，将利用最先出现的机会来破坏自解散立宪会议以来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的昨天的盟友的威信，把他们一举粉碎。对这样做的必然性无需加以论证。不久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签署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人民委员会，不接受列宁的“粮食专卖”——这一切都说明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关系的危机已达到了未来几个月完全破裂的程度。

布尔什维克唆使觉悟很低的工人和打着写有“捞一把！”（按水兵亚·亚历山德罗夫一针见血的说法）的旗帜的人去反对富裕农民和中农，组织大规模的对粮食的剥夺，能再支持上一两年，直到连无产阶级自己也清楚布尔什维克没有能力恢复生产为止。

经济破坏的危机，即使这个危机他们也能克服，只要他们发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并利用不受限制的阶级恐怖和战时法律来实际上消灭一切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的话。国内战争使他们可以在全俄国实行战时状态并把经济破坏的责任推在阶级敌人和国外敌人的身上。顺便提一下，只要国内战争爆发，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将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战斗。俄国庄稼汉尽管目不识丁，却十分清楚，一旦列宁输了，土地就得退回给原先的所有者。布尔什维克取得国內战争的胜利，稍微恢复一下生产，哪怕是用强制的手段（如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来恢复生产，将再维持上5年或10年，直到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厂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之间矛盾激化达到极点为止。迄今为止俄国是工业落后的国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仍将是这样的国家，其大部分国民收入由农产品构成。布尔什维克没有可能控制和支配这一部分国民收入，迟早会丧失政权。

列宁一贯谈论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不可能结成的。农民需要土地，社会主义和他们的利益无关，因为农民从经营性质来说更接近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原则上在民主、政治平等和公平的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可以结成这样的联盟，但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条件下则不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明摆着贬低农民，要他们起从属的作用。布尔什维克这样的对农民的态度将赋予上述经济危机以政治色彩。

布尔什维克在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作出让步时，于1917年给自己脚下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使土地社会公有化，虽然原来他们的纲领计划要使土地国有化。布尔什维克为了克服这一最严重的危机——政治经济性质的危机，不得不向农民宣布总体战并消灭最优秀的一部分农民——那些会劳动、愿意劳动的农民。可以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实施这一切，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将会指点布尔什维克，还要看农民到那时的分化程度。

布尔什维克克服了第三个危机后可以再维持上许多年，直到出现第四个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为止。在这第四个危机中，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从内部解体。但解体的过程可能拖上几十年，因为俄国从来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又一个专制政权——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会被俄国人毕恭毕敬、逆来顺受地接受下来。加之这个政权可以借助高超的蛊惑宣传、发达的监视和镇压机关来得到加强。

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当然将会对我的预测作出修正，对这些情况无法预料，一切全取决于偶然性陛下的意志。例如，什么时候德国将被击败（我毫不怀疑德国必将战败），战后的欧洲将是什么样子的，一旦列宁去世谁将是他的继任者，等等。我还不排除列宁作为一个策略灵活、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人有可能在一定阶段作出重大修正，放弃已宣布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过，这将引起流氓无产阶级的不满。但是我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及其已失去阶级特性分子为取向的意识形态最终必将垮台。这是时间问题，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 非凡的人物只能加速或延缓这一进程。列宁延缓了俄国的历史，因此他将带着与伪德米特里相同的印记进入历史。

六、关于列宁及其他一目失明的领导人

我承认我曾犹豫过，该不该写写列宁，因为每一个他的拥护者都会把读到的第一行否定的文字看作是“来自阴间的报复”。但列宁是我的什么也没有向我学到的学生，此外，他也是我的对手，将来关于他会写出许多书，因此我回避这个话题是怯懦的表现。在这类情况下很难做到客观，但是我如果现在偏离真相的话，那就是背叛了自己。

列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要写他很困难，因为他是多面的。像变色龙一样必要时会改变自己的颜色。他同知识分子在一起时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在一起时是“工人”，同农民在一起时是“农民”；他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是合乎逻辑的又是不合逻辑的，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是始终如一的又是前后不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等等。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列宁是一个假辩证论者。他相信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酷，始终朝着罪恶越来越深重的方向发展。但这是一大错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占有制变得温和了。封建制度变得温和了，因此，资本主义也在变得温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阶级斗争及各阶层居民文化和自觉的逐步提高。

列宁是一个性格完整的典型，他看到了自己的目标，以狂热的执着、一往无前地去追求它。他十分聪明、精力充沛、工作能力极强，不尚虚荣，不惟利是图，但病态地爱面子，绝对不能容忍批评。“凡是不按列宁意见办的一切都应该受到诅咒！”有一次马·高尔基这样说过，对于列宁来说，每一个在某个问题上与他不同意见的人都是潜在的敌人，对这样的敌人不值得起码的交往文明。

列宁是典型的领袖 ，他的意志压制住周围的人，使他们自我保存的本能退化。他勇敢、坚决、从来不丧失自制力、刚强、能算计、策略手段上很灵活。同时他不讲道德，残酷无情，毫无原则，从本性上说是个冒险主义者。但是应该承认，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并非出于他本人毫无道德和残酷无情，而是出于对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是通过使道德和人道服从于政治目标来摆脱个性的独特办法。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已故的倍倍尔说过：“……我可以同魔鬼甚至同他的祖母一起去”，但他同时补充说，只有在他制服魔鬼或其祖母，而不是他们制服他的情况下，才能做这笔交易。列宁同魔鬼的结盟是以魔鬼骑着他飞跑而告终的，正如当年女巫骑着霍马飞跑一样。

普遍认为，政治是肮脏的事情。遗憾的是，列宁现在的行为十分直观地证明了这个说法。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或者一个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没有原则的法律，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为一场巨大的悲剧。列宁不懂得这一点，他也不想懂得这一点。

列宁狡猾地玩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往往对之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列宁从我关于个人和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著作中只掌握了一点：他作为“肩负”历史“使命的”人物可以为所欲为。列宁是一个承认意志自由，以为自己的行动统统具有强烈必要性的人的榜样。他有足够的学养，还不至于以穆罕默德或拿破仑自居，但却绝对相信他是“命运的宠儿”。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观点看，列宁只有在1917年2月前才是有用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必然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消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此之后列宁的历史必要性就消失了。但糟糕的是过去和现在群众都不明白这 一点。他们得到了比西欧还多的政治自由权利，但由于食不果腹，一贫如洗，加之还被迫继续作战，因此甚至没有发现这一点。要是战争在1917年春天结束，要是临时政府毫不拖延地解决了土地问题，那么列宁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任何机会了，而他本人也将永远被从肩负历史使命者的行列中一笔勾销。这就是十月政变和今天的列宁不是必然的，而是非常不幸的偶然的原因。

列宁是一个理论家，但对于有学养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他的著作没有什么意思，因为这些著作既没有优美的文笔，也没有经过精心推敲的逻辑，更没有深邃的思想，但对于一个识字不多的人来说这些著作总是因其叙述的简洁、判断的大胆、真理在握的信心、口号的吸引力而留下强烈的印象。

列宁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能言善辩的论战者，他能使用一切手段把论敌弄得十分难堪，迫使他闭上嘴巴，甚至加以羞辱。他尽管发音吐字不清，却能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他善于讨好听众，引起他们的兴趣，甚至使他们着迷，同时他异常迅速而且正确无误地使自己的讲活适应听众的水平，忘记了为正义事业作斗争并不意味着讨好人群，降低到他们的水平上去。列宁是一个不懂“中庸之道”的人。“不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这就是他的政治信条。他在设法作践对手时不惜进行人身侮辱，破口大骂，不仅论战时如此，而且在他以不可容忍的速度“炮制”的铅印著作中也是如此。天才的普希金连自己的信件也要誊写得清清楚楚。伟大的托尔斯泰要几次校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列宁则只限于作一些微不足道的改正。

许多为每一个文明人承认的全人类概念列宁一概加以否定，或者从消极意义上加以诠释。例如，对于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自由主义是一个正面的观点体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无非是“自由主义的下流货色” 。对于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是“庸俗行为”。可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却是 “无产阶级的民主”，虽然从原则上说，民主即人民的权力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因为资产阶级也好，无产阶级也好，单独来说只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远非是一大部分。

托尔斯泰，这位十分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认为没有爱，没有善和纯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伟大，他不会承认列宁是伟大的。他对不对呢？ 拿破仑不以爱、善和纯朴见长，但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统帅。历史上有过伟大的诗人、伟大的音乐家，但历史上也有过巨恶元凶。那么列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比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我因此想起了我同列宁最初会见中的一次，我想那是1895年夏天在兰多尔特咖啡馆里的一次会见。我们谈起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我开玩笑说，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说：“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于是我们（在场的有保·拉法格、茹·盖得，好像还有沙·龙格 ）只是对乌里扬诺夫先生的极端言论付之一笑 。但是未来卻表明，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罗伯斯比尔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約弥诺陶洛斯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但我不愿他落到罗伯斯比尔的下场。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活到他完全明白自己策略的错误并为所做过的一切而战栗的时候吧！

就能力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作用而言托洛茨基仅次于列宁。列宁曾称他为“犹杜什卡”、“最卑鄙的追名逐利之徒和派别分子”、“骗子，坏透了的派别分子”，列宁说得很对。列宁在他的一部著作中写道：“托洛茨基的话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列宁的这一评价也是对的。托洛茨基的作风是一名活跃的新闻记者的作风——非常肤浅和草率，难以深刻，托洛茨基异常自负，爱面子，没有原则，是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者。托洛茨基曾是“孟什维克”、“非派别分子”，而现在他是“布尔什维克”。其实他过去和将来一贯都是“骨子里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一贯在取得胜利的地方同取得胜利的人在一起，但同时他任何时候都决不会不去尝试成为第一号人物。托洛茨基是个杰出的演说家，但他的手法单调，千篇一律，因此听他讲话感到有意思只有一次。他是爆性子，成功时在短时间里可以做好许多事，但一旦失利他很容易变得消沉，甚至张皇失措。要是列宁的革命注定失败成为明显不过的的事实，他会第一个离开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但要是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他将竭尽所能去排挤列宁。列宁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仍然呆在一个营垒里，因为列宁需要托洛茨基的蛊惑宣传和他不断革命的思想，此外，他还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把一切心甘情愿者收罗到自己大旗下的能手。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他任何时候决不会同意担任其他派别的领袖。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最主要的是成为领袖，至于是哪一个党的领袖并不重要。因此在未来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

可以与托洛茨基并列的是加米涅夫，其次是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加米涅夫精通马克思主义，但他不是理沦家。加米涅夫按其信念是孟什维克—齐美尔瓦尔德分子，动摇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他没有必要的意志力，起不了有威望的政治家的作用。正因此他追随布尔什维克，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并不同意他们的主张。季诺维也夫是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派布尔什维克，但没有彻底的信念。他尽管时常疑虑重重，仍将留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之中，直到有可能转入别的营垒去为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样没有坚强的性格，但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他能执行列宁的任何命令。布哈林是一个有原则性的、信念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没有丧失逻辑性，有个人见解和理论家的天赋。他不止一次在许多问题上与列宁持不同意见。也许正是布哈林在列宁一旦去世后将成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主要人物。但不能排除的是，在列宁仍然在世时布哈林和上述其他人将像当年的吉伦特派一样，被在任何问题上从来不对列宁提出异议的第二梯队布尔什维克所消灭。

七、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和俄国的未来

我同意王德威尔得的看法，对“国家”一词可以作狹义和广义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国家消亡时是指狭义上的国家，这个看法我也同意。但未必因此就可以指责他们，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谈广义上的国家还为时过早。迄今为止，国家基本上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作为全体公民利益的表达者和共同的调节者的功能在最近几十年中才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国家作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产物，作为政治权威机构，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然将不再存在。有朝一日阶级将消失，国界将消失，而国家作为人民（将来是地球人）的组织形式将保留下去，不仅如此，它的作用将逐渐增大，这是全球问题增加的结果，这些问题是：地球上人口过剩，地球资源枯竭，能源短缺，森林和耕地的保护，土地、水和大气的污染，同自然灾难的斗争，等等。

随着狭义上的国家的消亡，在管理国家方面学者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就是政治上层建筑开始逐渐变为“学术权威”的上层建筑。但这是未来的事。而目前应努力使政治上层建筑反映出劳动者的利益，这一点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充分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应力求达到的目标。同时应该记住，任何一场革命最终都不会导致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发生持续的、飞跃的变化，而只是加速这些关系的进化。在这方面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特別值得一读。他在序言中强调了进化过程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令人感兴趣的还有，这一版从德文译成英文是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一版《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意思远不是相等的。

以消灭剥削和阶级为使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第一阶段两者都消灭不了。不仅如此，为时过早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每一个懂得否定之否定法则的人都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从一个社会经济结构到另一个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周期性地发生变化，有时加强了，有时削弱了。大家都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应大大加强，因为国家还承担起另外一些调节功能：计划、监督、分配，等等。在这一意义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否定了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政治上层建筑更像君主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不像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而这引起的危险是，由于缺乏民主（上面已经指出，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会有民主），群众文化低下，觉悟不高，国家可能变为比君主还要可怕的封建主，因为君主毕竟还是一个人，而国家则是一台没有个性、没有灵魂的机器。我相信，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正是这样的封建主，尤其在头几十年里是如此，当然，要是布尔什维克能克服我上面提到的前三个危机，存在几十年的话。

在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既然无产阶级占居民的多数，这一点不用恐怖也很容易做到）后，无产阶级专政应使各个阶级权利平等，求得法制和公正的胜利。阶级的消失是遥远未来的事，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应保证阶级和睦和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是在从来不知民主为何物、文盲遍地、一贫如洗、文化低下的落后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什么也保证不了。

只有在各阶层居民的文化和觉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后，俄国的社会结构才能发生革命性变化。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能迅速发展生产力。但这有点想入非非，因为人民的文化和觉悟是生产力的从属现象，而生产力不是文化和觉悟的从属现象。布尔什维克动员起知识分子，当然可能迅速消灭文盲，但是，第一，学会识字不等于成为文化水平高的人，第二，人们学会识字后很快就会明白，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一回事。

俄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布尔什维克执政时间的长短。俄国迟早将回到正常的发展道路上来，但布尔什维克专政存在的时间越长，这一回归之路就越痛苦。

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在西方国家里也不是一百年间的事，更不用说俄国了。因此在俄国目前的历史阶段里应该增加生产力，扩大政治权利和自由，形成民主传统，提高公民的文化程度，宣传和实行个别的社会主义因素。应该逐渐改变国家制度，同时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宣传上影响各阶层的居民，目的是使俄国人富裕起来，使俄国社会民主化和人道化。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公民还贫困，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 公民富裕，国家才富裕！ 决定一个国家真正伟大的，不是它的国土辽阔，甚至不是它的历史悠久，而是它的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还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

俄国是一个绵延几千公里的大国。因此为了飞速进步，应该大力发展铁路和水路运输。毛奇说过：“不必建筑堡垒，建造铁路吧！”铁路既然对于德国重要，那么对于俄国更是迫切需要。汽车和航 空在未来将有巨大意义，因此应格外关注这些领域的技术。必须大力发展通讯工具，争取普遍电气化，因为只有在电力的基础上才能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

俄国迫切需要以优秀的民族传统、关于民主、政治自由权利、人道和社会公正的现代观念为基础的先进的意识形态。只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才能保证俄国经济平稳地、正常地发展。错误的意识形态产生并还将产生套上眼罩又一目失明的领导人，这些人奉行意识形态的教条，只会抑制生产力、妨碍文明而繁荣的社会的形成。最后，俄国需要按照宪法明确规定的权限行事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和强有力的地方政权。

（……）俄国农村的现状是对几百年专制制度沉痛的责备。应该竭尽所能改造俄国农村，使摇摇欲坠的茅草屋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一个村子都应该有学校、邮局、电报局、电话局、银行、公共设施、医院、行政中心和商业中心。为此当然需要几十年。但这是做得到的，只要国家转而面向农村，只要农民获得土地（不应忘记，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具有特殊价值，因此不可能是投机的对象）。长期租赁（俄国人是无偿租赁，外国公民是有偿租赁）是最近几十年土地使用的惟一形式。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只要劳动是自由的，结合个人利益的，俄国人就会迅速消灭国家的落后。只有在此之后才能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我有条件地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分成三个阶段。

细心的读者可能以为，我的论断有矛盾，因为我在前面对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而现在却谈论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有谁说过社会主义改造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群众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和觉悟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按照当局的意志，而且可以无视当局的意志一步一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合乎规律的，不可避免的。如果历史的意志要俄国首先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那就应该逐步地分阶段地去做。

第一阶段（25—30年）——早期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只应分阶段没收最大的银行、工厂、运输业、地主和教会的土地（如果到那时还有的话）、大商业企业。剥夺应在部分赎买、提供终生年金、养老金或获取一定红利权的基础上进行。中小工厂、银行、商业和服务业仍由私人经营。在没收的银行基础上成立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应监督金融的运行和私人银行的活动。在没收的企业基础上建立国有经济成分，其目的是学习经营、经商并保证社会公正。为了提高与工人个人利益的结合程度，国有企业在工人中发行部分股票，而不许转卖的股票应使工人获得分红权，但不是共有权。视当地条件将部分没收的土地在公正的基础上转交给农民，而在剩下的土地上组织大型的国有示范性农场。

所得税应是累进的，但不应使经营者感到窒息。对用于扩大生产、建设道路和其他公共目的的收入不收税。在这一阶段当然应千方百计欢迎外国资本的进入，但要硬性控制其输出。扩大出口和控制进口。海关政策应鼓励俄国生产者并促使国产商品提高质量。

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这一阶段应以承认国家、经营者、工人这三种力量为出发点。当国有经济成分的劳动生产率与优秀的私人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持平，而俄国人的生活水平达到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时，可以认为第一阶段已经结束。

第二阶段（25—30年）——成熟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仍然在公正的基础上剥夺小型银行、工厂、批发业。例如，银行所有者成为银行主管，工厂所有者成为工厂经理，等等。部分赎买、终身年金或养老金也不排除。农业、零售业和服务业转为集体经营。国有经济成分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一阶段中仍然欢迎资本输入，对资本輸出的控制放松了。第二阶段结束时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超过西方国家优秀工厂的劳动生产率，而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将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的生活水平。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使社会主义对于各国人民都有吸引力。在这一阶段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取得胜利。

第三阶段（50—100年）——没收剩余的私人财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剥削完全消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不再存在，城乡差别也不再存在，阶级逐渐消失。这一阶段欢迎输出资本，购买其他国家的有价证券，随着资本的互相渗透，经济上与其他国家逐渐接近，精神奖励取代物质奖励。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使各国公民的生活水平拉平，建立足以宣布共产主义的生产力，而共产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不仅如此，共产主义不会摆脱种种社会矛盾。不作这样的设想——意味着拒绝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永恒的死亡或永恒的再生。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矛盾失去了阶级基础和物质基础，将是个人和社会间伦理的、道德的和世界观的矛盾的结果。

我简单地阐述了我对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看法，当然并不以终极真理自居。一个人不管有多大天才，不管掌握了多少辩证法，在作预测时总可能犯错误。未来的科学发现可能推翻现在的一切观念。但这一切是明天的问题，而现在可以确切地说如下一点：俄国需要各种政治力量的团结、各个生产领域的多种成分、个人的主动精神、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竞争（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质量和技术进步）、公正的政治上层建筑、民主化和人道化。俄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因此潜伏着族际冲突和宗教冲突的危险。只有通过深思熟虑的行政改革，提高生活水平，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上的平等，信仰自由、相互尊重民族传统、文化和语言，才能避免这些冲突的发生。我一贯反对宗教，但从来不否认宗教的作用。宗教作为一种观念、情绪和行动的体系包含着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哲学因素、世界观因素，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的发展将逐渐消失。第二个因素是社会道德因素。将存在许多许多年，不应该与之作斗争。任何一个宗教的发展大致都经过相同的几个阶段。正如基督教经过蒙昧时期一样，伊斯兰教这一较为年轻的世界性宗教也可能经过类似时期。其最初征兆便是泛土耳其主义思想和对亚美尼亚人民的种族灭绝。要使俄国不发生这样的事。俄国人应该牢记，穆斯林不是异教徒，而基督教徒不是卡菲尔人。应该宣传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各种宗教的相互尊重以及使它们彼此接近的一切。应该大力欢迎持不同宗教信仰的家庭。丈夫是穆斯林，妻子是基督教徒，或者儿子是穆斯林，而女儿是基督教徒，或者相反的情况，都没有什么可怕的。

（……）
最后我要谈的几句话任何时候都不应发表。应转交给俄国未来的民主政府。

（……）
依我看，我已经把想说的活都说完了。我从来不利用别人的思想，但在这里用一下别人的思想是合适的：（这一句话没有被破译）。

于皮特克亚尔维。（2l—7）十4—18 （意即1918年4月7-21日）

――――――――――――――
这篇《政治遗嘱》是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1918年4月7-21日在病危中口授，由密友列·格·捷依奇笔录，又曲折而戏剧性地经过尼·尼热戈罗多夫的秘密收藏，终于在《遗嘱》所预言的苏联崩溃之后，于1999年11月30日俄国《独立报》发表面世。2000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出版）翻译出版了这篇《遗嘱》，同时翻译出版了收藏人尼·尼热戈罗多夫收藏《遗嘱》经过的文章、俄罗斯利佩茨克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亚·别列然斯基对《遗嘱》作的鉴定、由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谢·格·普列汉诺夫记录的列·格·捷依奇（普列汉诺夫的密友、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后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普列汉诺夫遗著出版等工作）关于普列汉诺夫口授《遗嘱》经过的回忆以及《独立报》主编维·特列季亚科夫为发表《遗嘱》写的按语。

本文稿的所有注释已被删除，如要查核，可翻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原稿。
----------------------------------------



先哲的遗言——介绍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述弢（《随笔》2005年第三期）

世纪之交，回顾与前瞻成了时尚。回首二十世纪的世界风云变幻，有时不免感到迷茫。比如已有七十年辉煌历史的苏联居然顷刻瓦解，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易帜，个中原因，众说纷坛。殊不知早在八十年前，一位先哲即曾断言：只要公民仍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此人就是鼎鼎大名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普列汉诺夫，他这是针对刚刚诞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所作的预言。

普列汉诺夫的名字对我们并不陌生。他所撰写的哲学理论著作曾经教育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 他渐渐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1917年回到俄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但并不支持反革命。1918年3月，普列汉诺夫已病入膏肓，他自知时日无多，叫来好友捷依奇，开始口授政治遗嘱。其时他已极度虚弱，但思路清晰，有条不紊。长达两个多星期的口授耗尽了普列汉诺夫的最后精力，他于1918年6月12回溘然长逝。这篇遗嘱历经曲折，至今方重见天日。

遗嘱确是一篇难得一见的奇文。奇就奇在二十世纪全球的政治走势，竟与普列汉诺夫世纪初的预言惊人地相似。普列汉诺夫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著称。他在遗嘱中同马克思一样，也是从解剖资本主义入手来阐发他对世界的观察和分析的。他首先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命题大胆地提出质疑，并断言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永远也无法实现。因为马恩的《共产党宣言》系发表于蒸汽工业时代，五十年过去，在电已出现的今天，《宣言》中的某些分析便失去了意义。随着以电为动力的新型复杂机器的应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据普列汉诺夫说，统计数字表明，二十世纪初以来，知识分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的队伍增加得更快。按人数和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知识分子将跃居首位。知识分子是最有文化修养的社会阶层，其使命是教育群众，向群众灌输人道主义思想和先进思想。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知和核心。它将从资产阶级的“奴仆”变成单独的、具有特殊影响的阶级，其人数将飞速增加，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将是使生产力日臻完善：研制新机器、新工艺和造就学识渊博的工人。生产力的强劲发展、知识分子人数的增加将使社会形势大为改观。为了操作复杂的机器，工人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工人的教育程度、文化水平、世界观都将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岂不显得荒谬吗？

普列汉诺夫认为，这并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倘若马克思活到现在，并目睹事情发生这样的转折，也会立即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的。他提请人们注意：1888年由恩格斯作序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末尾的口号，已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来”，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口号的改变在苏联的版本上并未反映出来，这当然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有意篡改晚年恩格斯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认为，随着生产力发生质变，将会形成新的阶级、新的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将以新的形式进行，人道主义思想将深深地渗透至社会的各个阶层，即便社会实际上仍为资本主义性质，那它也能学会克服矛盾。资本家早已发现，同衣食无忧、心满意足的工人打交道比同饥肠辘辘、怒气冲冲的工人打交道容易得多。据普列汉诺夫的观察，资本主义是一种灵活的社会形态，它可对社会斗争作出反应，逐渐人道化，并逐渐接受和适应某些社会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资本主义因素可与社会主义因素长期并肩前进，某些方面相互竞争，某些方面又互为补充。

普列汉诺夫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历史功绩。他认为，如今英国工人比十九世纪的工人生活得好，拥有更多的政治自由，明天工人的生活无疑会好得多，且生活在更加民主的社会里，这都是马克思的功劳。甚至资本主义以及资本家本人朝着好的方面变化，这也是马克思的功劳。

普列汉诺夫是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恨离开这个世界的。他曾抱怨说：“命运给了我一副好脑子，却没有给我一副好身体。”但最让他魂牵梦萦、放心不下的，则是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后俄国人民的命运和未来。普列汉诺夫始终认为，俄国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群众的文化水平和觉悟水平而言，尚未做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此，布尔什维克选定的社会主义注定要失败。在俄国历史的现阶段，政权不可能属于也不会属于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演变将是：布尔什维克式无产阶级专政迅速变成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再变成其领袖的专政。而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布尔什维克思想之谬误大白于天下，布尔什维克式社会主义就会像纸牌搭的小屋一样土崩瓦解。

普列汉诺夫预料布尔什维克将依次面临四大危机：饥荒危机、崩溃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其掌权时间的长短全看他们究竟会栽倒在哪一次危机上。他估计布尔什维克可通过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赶出政府、唆使觉悟不高的工人去反对富裕农民和中农、组织大规模没收粮食行动等来度过饥荒危机。为了对付崩溃危机，布尔什维克会发动大规模内战，并利用阶级恐怖和战时法律实际上除掉所有持不同政见的人，可借内战之机在全国实行战时状态并将崩溃的责任推到阶级敌人和外部敌人的身上。第三次危机是布尔什维克1917年为了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让步而埋下的定时炸弹：使土地社会化，尽管纲领中最初计划的是国有化。这是政治经济性质的危机。布尔什维克只得向农民发动全面战争，并消灭其优秀部分，即善于劳动和愿意劳动的农民。克服第三次危机后，布尔什维克还可维持许多年，直至出现第四次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即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瓦解为止。但瓦解过程可持续数十年的时间，因为俄国从来不知民主为何物，俄国人将顺从而耐心地接受又一个独裁政权，该政权可以靠极其巧妙的蛊惑和高度发达的监视和镇压机关来加强。普列汉诺夫说，无法预料的种种情况可能对他的预测作出修正，然而布尔什维克及其思想体系终将彻底失败，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杰出人物顶多能够加速或者延缓这一进程。

普列汉诺夫不无忧虑地指出，俄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时间。俄国迟早要返回到自然发展的道路上来。但布尔什维克专政持续的时间愈长，这种返回的过程就愈痛苦。只要国家的公民还在受穷，国家就伟大不起来！国家的真正伟大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始终忠于马克思的学说，不能光看它的宣言或是它给自己贴上的标签。需要由历史来检验。普列汉诺夫认为，布尔什维克掌权会使俄国的发展落后数十年。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他们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时至今日，这个堪称世界第一的资源大国和领土大国仍在“返回”的道路上艰难起步，尚未最终摆脱“捧着金饭碗要饭”的可悲处境。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全文三万多字，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需要专家学者作深入之研究。令人仅为极其粗浅的介绍，难免挂一漏万，不过是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

普列汉诺夫在开始口授时即已声明，因他不愿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遗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期间不得发表，这大概就是遗嘱迟至八十年之后始得重见天日的原因所在吧。遗嘱的经历也是一波三折，最初由普列汉诺夫之侄谢尔盖保管。1937年年底，时已身陷囹圄的谢尔盖自知性命难保，遂将遗嘱托付给一位叫巴雷舍夫的青年。这个巴雷舍夫后来又传至他的学生和崇拜者尼热戈罗多夫手中。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就是尼热戈罗多夫投寄俄国《独立报》的文本。尼热戈罗多夫在繁忙的学习与工作中曾一度将遗嘱置诸脑后。直至1991年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系列事件和苏联解体之后，这才想起普列汉诺夫七十三年前的那个预测是何等的准确。此后他用了七年多的时间与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亲密合作，反复考证，终于弄清他手中的文本确系出自普列汉诺夫的手笔。

俄国《独立报》1999年11月30日编发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同时，还发表了关于遗嘱写作经过、文献真伪考证和遗嘱曲折经历的几篇文章。

遥想当年，普列汉诺夫于弥留之际，怀着对马克思学说的一片赤忱，怀着对未竟事业、对俄国人民的深深眷恋之情，直抒胸臆，语重心长。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犀利武器，对俄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解剖，令人信服地预告了布尔什维克政权未来的结局。我们从中感到的是理论的力量，真理的力量。苏联解体，苏共解散，这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的历史现象？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定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否一成不变？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从他的遗嘱中似乎不难找出正确的答案。

―――――――――――――――――――――――――――――――――――



1918年普列汉诺夫遗嘱预言苏联灭亡的启示

广东花城出版社《随笔》杂志2005年3月号刊登了一篇题为《先哲的遗言》的文章。读完该文，笔者内心所受到的冲击实在难以形容！

这篇文章介绍道，普列汉诺夫是最早在俄国和欧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十分受列宁尊敬。但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他渐渐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此后对十月革命又持反对态度。

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病危，他叫来好友捷依奇，开始口授政治遗嘱，历时两个多星期。他同时声明：他不愿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该遗嘱在“布”党掌权期间不得发表。因此，直至苏联共产党垮台后，该遗嘱几经曲折，才得以重见天日。

俄国《独立报》1999年11月30日编发了这份政治遗嘱，并载专文详述了遗嘱的写作经过及其曲折经历以及真伪考证的情况，此事以此大白于天下。下面是普氏的政治遗嘱中部分令人震惊的预言性论点：

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分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增加得更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跃居首位，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便会过时。

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而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便会土崩瓦解。

三、“布”党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崩溃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最后政权瓦解，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十年，但这个结局谁也无法改变。

四、国家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直至政权垮台。

“遗嘱”全文三万多字，内容丰富多彩。最令人震惊的是，半个多世纪后，“遗嘱”中的论点竟然大多兑现了！这似乎非“巧合”二字所能概括。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对普列汉诺夫肃然起敬，佩服得五体投地，真心地拜服在他驾驭政治的高超本领与穿透历史的深邃眼光中，其才华、学识与智慧，实非当时苏联那些所谓的政治名流或文化巨人可比。

现在，当我们看到新中国的种种弊端，对照普列汉诺夫的“遗嘱”，发现了不少相似的地方后，我们内心所受到的冲击，已非“震撼”两字所能形容。

　而由普氏之遗嘱，笔者又不禁想到1936年10月鲁迅先生留下之七条遗嘱：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列；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子孙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你的事情，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记得以前读鲁迅先生的遗嘱，笔者内心也很受震撼！震撼于鲁迅先生“此生速朽”之思想观念与至死也不愿原谅敌人之恩怨分明。鲁迅先生的遗嘱，寓意不可谓不深。也许只有那些深谙中国历史与国民心理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到它的真义：中国具有“三不朽”思想与中庸观念、明哲保身的人太多，鲁迅式的西方式的——非此即彼的人太少。

　　可是现在读到普氏之遗嘱，两相对比，却发觉鲁迅先生的眼光反而有点短浅了。鲁迅先生的遗嘱虽然也不乏深刻，但缺乏一种高度概括历史与预言历史的深邃眼光，以及超出纷繁尘世与穿透复杂社会的抽象思维能力。

　　因为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便会发现鲁迅先生的遗嘱太着眼于“永远的人性”（对此笔者有点不解，鲁迅曾大力批判过呀！），虽然能久经时间的考验（尤其是对中国而言），却显得笼统宽泛了些，并且有点取巧之嫌，好像没有用尽心力，“往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朱光潜语）似的。它对子孙、他人或许很有教益，但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却没有多少指导作用。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鲁迅先生的遗嘱相对于普氏之遗嘱显得如此“近视”或“短视”了呢？
　　我想，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普列汉诺夫虽然早年信仰马克思主义，后来却看到不少人批判马克思主义又亲眼目睹苏联建政之弊端而恍然大悟的，所以他在临死前才觉得有必要留下遗嘱，“立此存照”以供后人评判；而鲁迅先生却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绝望，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直到晚年才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赞同暴力革命的，所以他看不到更深更远更高的地方也属自然。

　　但普列汉诺夫（1856—1918）活了62岁，鲁迅先生（1881—1936）活了55岁，两人都经历了相同的两个世纪，人生阅历应该相差不大；普氏虽多活了7年，但比鲁迅早死了18年，又可谓“功过相底”。而两人所留下的“遗嘱”却黑白分明，高下立判，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鲁迅先生之于中国，当然伟大。笔者不会愚蠢到因一篇“遗嘱”而忽视他，在内心深处，鲁迅先生仍是我们后辈最敬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之一。但是，看多了事情之后，我们已不再像学生时代那样轻易上当受骗，把他当作心目中的“神”。

　　现在，当我们看到新中国的种种弊端，对照普列汉诺夫的“遗嘱”，发现了不少相似的地方后，我们内心所受到的冲击，已非“震撼”两字所能形容。假如我们对此仍熟视无睹、见怪不怪、不求思变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便很有可能会重蹈苏联的覆辙，甚至更为糟糕！

――――――――――――――――――――――――――――――――――




我看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 靳树鹏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俄罗斯《独立报》用三版半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并用一版半介绍遗嘱来历和专家对遗嘱的鉴定，共五版。这些文字全译载在中共中央马恩著作编译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辑中。此刊编者按说：「关于『遗嘱』的真实性，目前还缺乏确凿证据，尚有争论，还需要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作进一考证。『遗嘱』中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及十月革命的国家的攻击，同普列汉诺夫晚年的思想是一致的，也是我们不能赞同的。这篇文献发表后在俄罗斯引起很大反响。」刚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1辑又译载《独立报》两文，一肯定遗嘱，一否定遗嘱。

　　据介绍，这是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重病不起之时，用半个多月时间口授，由列夫·捷依奇笔录的政治遗嘱，全文28000来字。这个文献经过利佩茨克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亚·别列然斯基的鉴定，从他的鉴定文字和他对遗嘱正文的注释看，他确实是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尽管亚·别列然斯基对遗嘱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别人提出这样那样的怀疑也是正常的。任何一个读者面对这个文献，首先都会想到它的真实性问题，即这是不是普氏遗嘱，有没有伪托的可能性。笔者既非历史学家更非政治学家，自然不能作进一步的考证，只能说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这个政治遗嘱提出许多十分重大的问题。

　　遗嘱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因为「随着高效能的复杂的电动新机器的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其它科学成就的运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而且无产阶级本身也将变成另一个样子。」「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我毫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知识分子将从资产阶级的『奴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

「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知识分子人数的增长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来说已经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样情势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是荒谬的。这是甚么言论？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吗？绝对不是！我相信，在事态发生这样的变化时（如果这发生在马克思生前），马克思本人也会立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他也不赞成知识分子专政的口号，他认为「劳动者的政权——这才是不会失去意义，永远正确的口号！」1

　　这个遗嘱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极左派别，并不是甚么全新的思潮。「雅各宾党人，布郎基、巴枯宁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巴黎公社的许多参加者在策略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实际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底下的伴生物。」「布尔什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布尔什维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和无政府工团主义难分难解的布郎基主义。这是布郎基、巴枯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思想折中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结合，这是伪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有甚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遗嘱认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二十世纪是伟大发现的世纪，启蒙和急剧人道化的世纪，将推翻和谴责布尔什维主义。」「到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遗嘱对列宁和列宁主义也有许多评论。诸如「列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它的背离。」遗嘱认为十月革命成功「不是必然的，而是非常不幸的偶然原因」等等。

　　这个遗嘱提出的十分重大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仅从上面引录的几点也能看出，如果这个政治遗嘱真是八十多年前普列汉诺夫口授的话，真称得上惊世骇俗。

普列汉诺夫1856年生于俄国一个小贵族家庭。早期他是俄国民粹派的活动家和理论家，是当时「青年思想的权威」之一。二十岁那年他和自己的朋友们在彼得堡卡赞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组织了俄国第一次工人示威，发表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演说，而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1880年初受到沙皇政府重赏通缉，他侨居国外三十七年。他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告别了民粹派。如遗嘱所说，「脱离民粹派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几乎有三年一直在痛苦的沉思，心情难受，寻求妥协。」后来他是民粹派最有力度的批评者，他不是谴责个别人，而是剖析民粹派的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他在国外期间同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如考茨基、李卜克内西、盖德、伯恩斯坦等建立了私人联系，以后又同恩格斯往来并以其为导师。1882年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1883年他在瑞士建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初步基础。第二国际成立后他成为领导者之一，并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二国际的会议。他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公认的学识渊博又最善于理论思维的思想家。

　　后来有的论者把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生命史划分为黄金时代和堕落时代。他「黄金时代」的著作如《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被视为阐述马克思学说的经典著作或准经典著作，我国均公开出版发行。他的《没有地址的信》，1930年鲁迅先生就从日文翻译过来，书名为《艺术论》。鲁迅在译序中说，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的无产阶级之父」，是「伟大的思想家」，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和觉醒了的劳动者的教师和指导者。」 2鲁迅在译者附记中又写道：「日俄战争起，党遂分裂为多数少数两派，他即成了少数派的指导者，对抗列宁，终于死在失意和嘲笑里了。但他的著作，则至于称为科学底社会主义的宝库，无论为敌为友，读者很多。在治文艺的人尤当注意的，是他又是用马克斯主义的锄锹，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 3后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译的《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共两卷，收有普氏1888至1913年的论文学艺术的十九篇文章）。三联书店还出版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共五大卷，三百多万字。至于所谓他「堕落时代」的政治与理论方面的著作，一般的中国读者大概不容易见到。爱读点书的人都知道，我国陆陆续续出版了一批供领导和研究人员内部参考用的书，俗称灰皮书和黄皮书，书店里是不卖的。笔者既非领导又非研究人员，按常规是不容易读到这些书的。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制度废弛，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又有所松动，不少灰皮书和黄皮书也流入民间。我手头现有两部普列汉诺夫的灰皮书：一是《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1903-1908），上下两卷，三联书店1964年版，是在旧书市场买的；二是普列汉诺夫着《在祖国的一年》（1917-1918年言论全集），三联书店1980年版，是借来的。出版说明中均说这是「反面教材」或「反面参考材料」。

　　历史上的是是非非是不容易说清楚的，且不说远古中古时代，就是十九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是非，二十世纪以来苏共党史上的是非，也是不容易说清楚的。不学如笔者，想说个大概也是办不到的。依传统的看法（也就是列宁的看法），普列汉诺夫是从1903年开始孟什维克化的，此后十多年他与列宁在不少上问题论战，如他自己所说常与列宁唇枪舌剑。一些人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认为「成王败寇」是庸俗的历史观，但不少人还是常常以成败评论历史人物。比如普列汉诺夫反对十月起义，也反对俄国撇开协约国英、法与德国及奥匈帝国单独媾和，结果是十月革命成功，列宁成了英雄，普列汉诺夫被斥为反动，他反对与德帝国主义侵略者议和的主张也成了错误的。十年前苏联解体，布尔什维克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似乎一切已尘埃落地，是否有些问题就较容易说清了呢？也远非如此。

　　遗嘱中写道：「我对马克思理论的态度当然逐渐在发生变化——这毫不奇怪，即使是这一理论的创造者本人，有时也因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观点。」「我始终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辩证论者。」这个说法比较符合告别民粹派以后的普列汉诺夫。列宁说普列汉诺夫经常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倒过来倒过去」。就普列汉诺夫的某些理论观点而言他并没有多大的摇摆，无论是1903年以前或以后，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理论思维的某些结论。

　　普列汉诺夫对十九世纪末俄国社会现实的分析论断是很出色的。他首先提出：「俄国是『必须』还是『毋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学校』呢？」4他引述了他尊敬的前辈赫尔岑的一个论断：「俄国必须经过欧洲发展的一切阶段呢，还是俄国的生活要依着别的法则来前进呢？」「我完全否认有这些重复的必要。」普列汉诺夫接着写道：「当时赫尔岑的威望是这样的高，他的缩短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建议是这样富诱惑力，因此六十年代初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少怀疑他所寻得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5普列汉诺夫以丰富的事实和有力的论据叙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状况。他的结论是：「俄国将经过资本主义的学校吗？那末我们可以毫不踌蹰的用一个新的问题来回答，为甚么它不在它已经进了的学校里毕业呢？」（粗体字是原有的）6他几次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话：德国同时受到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发展不足之苦。他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他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不论行将到来的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将来会带给我们甚么，但是我们今天的迫切问题，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7他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刚萌芽的时候开始的，俄国的前途首先将是资产阶级胜利和工人阶级政治及经济解放的开始。普列汉诺夫一贯强调要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革命史不是革命企图史，要诉之于理智而不是诉之于感情，他是革命的阶段论者。他说：「推翻专制制度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质上原是不同的两回事，如果把它们结合为一，进行革命斗争时指望着这两件事将在我国历史上同时发生，就会把前者和后者到来的时期都推迟。」（粗体字是原有的）8他认为历史的发展阶段是不能跳过的，只能使其缩短或减少痛苦。他不赞成农民具有共产主义本能的说法，他也不赞成经济落后、文化低下的人们更容易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他反对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比西欧更容易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对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一直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他不认为夺取政权就是革命的全部哲学。他说：「假如『工人的解放必须是工人自己的事业』，那末在『城市的和乡村的』工人阶级没有准备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方，任何专政都作不出任何事情来。」相反，「完成了的革命可能产生一种政治的畸形现象，有如古代中国帝国或秘鲁帝国，即是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9普列汉诺夫早年的这些理论思考他一直坚持到晚年。

　　普列汉诺夫从1903年直到他病逝的十五年间，写了很多文章批驳列宁，列宁也写了很多文章批驳他。对他们二人理论上的是非，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们这里是认为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革命的，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的，是反对革命的。现在当然不必再作这样一边倒的判断了。

　　1904年初列宁写了一本书《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强调的是党的组织原则中的集中主义，按列宁自己的说法是过分的集中主义，强调党的中央委员会可以有广泛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可以散解委员会或另一组织，可以剥夺某个党员的权力等等。针对这本书，普列汉诺夫写了《集中主义拿巴主义？》还是波、《现在不能沉默》等文章。他认为：「这简直是紧紧套在我们党的脖子上的绞索，这是波拿巴主义，如果不是革命前旧『式』的专制君主主义的话。」「他们显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混为一谈了。」「我是集中主义者，但不是波拿巴主义者。我主张建立强大的集中制的组织，但我不希望，我们的党中央吃掉整个党。」「这种政策的各种原则的最著名最彻底的表述者一直是列宁。」10对列宁的这种组织观点提出批驳意见的不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不乏其人，第二国际领袖人物之一的卢森堡也提出了与普列汉诺夫大致相同的看法。11

　　普列汉诺夫1917年3月31日夜间回到彼得堡，结束了他漫长的流亡生涯。不久他就撰文尖锐批驳列宁的四月提纲，认为这个提纲是臭名远扬的。他说：「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那末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倘使号召我刚才列举出的那些人去推翻资本主义是荒谬的，那末号召他们夺取政权是同样荒谬的。我们有一位同志在工兵代表苏维埃里反驳过列宁的提纲，他曾经提醒列宁注意恩格斯的一句十分正确的话：对于一个阶级来说，最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灾难莫过于由于不可克服的客观条件而不能达到它的最终目的的时候就夺取政权。不用说，这样的提醒是不可能开导具有现代无政府主义情绪的列宁的。他把所有那些在工兵代表苏维埃里反驳过他的人一概叫做接受资产阶级影响并把这种影响带给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12他的这种思考同恩格斯晚年的思考近似。1895年，也就是恩格斯逝世那一年，恩格斯在《卡·马克屎〈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写道：「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即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后已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1871年的轻易胜利（即巴黎公社——引者），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甚么成果的。」与此相关，恩格斯还提出了两个观点，其中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也就是说还有强大的生命力，不是经过几天巷战就可以消灭掉的。13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思考，他必然反对搞垮以克伦斯基为总理的临时政府。他认为临时政府已经给了人民一定的政治权利，如引进陪审团的审讯制度，允许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答应全部赦免政治犯和宗教犯，给劳工组织以罢工的权利等等，如果搞垮临时政府就等于取消了这些已经争得的自由权利（普列汉诺夫的家就几次被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搜查）。他写道：「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粗体字是原有的）「事变后果现在已经非常悲惨了。如果工人阶级的觉悟分子不坚决果断地反对由一个阶级或者——比这更糟的是——由一个党夺取政权的政策，后果将更加悲惨。政权应该依靠国内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的联合，即依靠所有那些不愿意恢复旧秩序的阶级和阶层。」14在十月革命问题上，卢森堡与普列汉诺夫不同的是她称赞这个革命，相同的是她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反对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谴责解散议会和恐怖统治。

　　1885年，恩格斯在《致维·伊·查苏利奇》中谈了他读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后的感受。他说：「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15就笔者近来读普列汉诺夫早年和晚年著作的印象说，觉得他一直坚持着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目前披露的这个政治遗嘱，很像是他一生思考的一个总结，也很像是他对自己晚年思想的进一步完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读读这个政治遗嘱，特别希望对普列汉诺夫素有研究的人考证分析一下这个遗嘱。

注释
1 文中引普的政治遗嘱，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辑。
2 《鲁迅全集》第四卷255页和2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3 《鲁迅全集》第十卷313页。
4 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22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5 同上27页。
6 同上200页。
7 同上159页。
8 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76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9 同注4，230页和242页。
10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69、70、71、76页。
11 参见拙文《鹰之歌——卢森堡八十年祭》，《同舟共进》1999年第12期。
12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24页。
13 恩格斯此文收入人民出版社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第二版，第一版末收此文。
14 同注12，465页和46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十六卷301页。
----------------------------------------------------------------------------------------------------------------------
第三章参考资料之四





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序言

谢 韬

二十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随者，打着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作出判断和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辛子陵在本书中称之为暴力社会主义），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辛子陵在本书《结束语》中生动而深刻地讲述了这个历史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

二十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见证下，欧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局面的终结。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一九六五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 （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二二七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二○○○年六月三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公报强调：“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阮宗泽著：《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东方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九○～二九一页）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六十一名议员（全是民主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二○○三年九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一千五百欧元 （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一比九），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一千至一千二百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一千八百至二千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八千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中国没有在苏东剧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一九七八年公有制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二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二○○四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大会上宣布：“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一九七九年到二○○三年，国民生产总值由三千六百二十四亿元，增加到十一万六千九百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八点四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百分之七；按现行汇率计算，二○○三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九十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二○○三年，创造了高于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二○○三年十一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由此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大多数人是怀着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善意献计献策，以期纠正偏差，发展大好形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 ，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左派”的外交主张也很骇人听闻：“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二○○五年十月张德勤网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当胡锦涛向世界宣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时，“左派”要通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变中央的内政外交路线。他们认为现在的改革开放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没有停止过。

今日极左理论大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是二十七年来在意识形态上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正当我“杞人忧天”之际，老友陈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专家）向我推荐辛子陵的书稿《千秋功罪毛泽东》，我读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别是画龙点睛的理论部分《导言》和《结束语》，兴奋不已。我们两个共同认为，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屎、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辛子陵书稿的《结束语》指出：

一八六六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页）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页）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一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马克思一八八三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十二年之久，并于一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页）

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 ），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页）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九三○年才在苏联出版，一九五六年才在中国出版），他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所凭借的是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的影响。毛泽东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一八四八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一九一八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科学称之为“基尼系数” ），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其结果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度”。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不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

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四二页）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完成了他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他的新经济政策。他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第三○八页）

这是毛泽东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毛泽东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他的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就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一九六六年版，第九六二页）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其次，辛子陵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他在《导言》里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一八四七年十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恩格斯七十三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第六二八～六二九页）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三七○页）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度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 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辛子陵新书《结束语》）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四大法宝”我们学了后面三样，就是不学民主宪政。

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有一条祖训：“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学工业，学科学，学教育，这是所谓“用”的部分；至于“体”，即政治体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变的。祖宗传下来的专制独裁，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改进一下都不行，君主立宪都不行，结果清朝亡了。

孙中山创立民国，有了宪法，有了国会，但蒋介石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党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还是专制独裁。

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各党各派，全国人民，希望毛泽东兑现延安时的民主诺言，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开民主国家新纪元。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变了脸，宣称他是“马克屎＋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成为不穿龙袍的皇帝。他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是保证和不妨碍毛泽东乾纲独断的一种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说这个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卫宪法尊严方面，形同摆设，丝毫不起作用，难道不符合事实吗？

二○○四年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分立（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实现领导体制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在一些地区试点。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

要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党的领导人错了，在党内能够得到有效抵制和纠正；作为执政党的官员错了，能够得到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抵制和纠正。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运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变，要在宪法之下活动，而不是高居宪法之上。要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民主国家议会的职权，在政权体系中建立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机制。有意识地设置和强化这样一个对立面，将保证我党成为民主决策、清正廉洁、领导正确的执政党。

从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改革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两步走的战略，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一九九四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辛子陵的书，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 签 名 】
2006年2月

——许医农推荐(11/14/2006 12:46)

由于不能上传附件，而且编辑也不成功，所以只能以在线阅读方法上传。奈何？

不知何解？好不容易上传了附件，却没有附件显示出来，好学不学跟共匪学了贪污受贿？后来使用“置入文中”居然又得左

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全文）

这篇《政治遗嘱》是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1918年4月7-21日在病危中口授，由密友 列·格·捷依奇笔录，又曲折而戏剧性地经过尼·尼热戈罗多夫的秘密收藏，终于在《遗嘱》所预言的苏联崩溃之后，于1999年11月30日俄国《独立报》发 表面世。2000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出版）翻译出版了这篇《遗嘱》，同时翻译出版了收藏人尼·尼热戈罗多夫 收藏《遗嘱》经过的文章、俄罗斯利佩茨克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亚·别列然斯基对《遗嘱》作的鉴定、由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谢·格·普列汉诺夫记录的列·格· 捷依奇（普列汉诺夫的密友、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后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普列汉诺夫遗著出版等工作）关于普列汉诺夫口授《遗嘱》经过 的回忆以及《独立报》主编维·特列季亚科夫为发表《遗嘱》写的按语。本文稿的所有注释已被删除，如要查核，可翻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 第2期原稿》

　　格．瓦．普列汉诺夫最后的想法

　　我，格奥尔吉．瓦连 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将几乎整个有意识的一生献给了俄国和欧洲的革命运动，不仅目击和参加了祖国矛盾冲突极为激烈的种种事件，而且依照许多人的看法是造 成这些事件的直接祸首，在结束生命之前不能不说出我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在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之后，四面八方对我的痛斥纷至沓来。我虽然并不认为有必要 分辩，但仍应指出，我的罪过并没有像切尔诺夫先生及其志同道合者以为的那么大。正如不能因为人们滥玩火而责难普罗米修斯一样，不应该因为列宁狡猾地把我的 想法用来加强其错误的结论和有害的行动而责怪我。

　　我认为在开始叙述我最后的想法之前有必要先谈两点意见。

　　第一．我在我的著作中通常都使用代词“我们”，因为我写作时从来都是代表我的同志们的。在这个文件中一切都应使用单数第一人称来写，因为只应由我而不是别人来承担因我的“叛逆”思想而应对历史负的责任。

　　第二．我放弃了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其原因下面将要谈到)，因此，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掌权，我的遗嘱就不应公布。

　　一、简单谈谈我自己

　 　一个人走过的道路，他的活动及行为决定于既定的目标，又因其后天养成的品质及先天带来的个性而变得光怪陆离．对我后天养成的品质不必再谈，因为在我的著 作中已经一目了然，而关于我的性格则应该简单谈一谈。我的性格复杂而矛盾，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往往因此受到伤害。我从母亲身上获得了强烈的正义感、书卷气、 对大自然的热爱、谦虚和腼腆。不错，我还在沃罗涅日军事学校上一年级时很快就克服了腼腆--这要感谢尼古拉。从父亲那里我获得了刚强和意志力、工作能力、 荣誉感、义务和责任感、果断和直率。我正是甴于复杂的性恪在论战中往往很生硬．我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仍应再说一遍，我一贯尊重对手，从未超出文质彬彬、以 礼相待的范围，没有像列宁那样堕落得使用意大利农妇粗俗的骂人活．我嘲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他的观点。因此我相信，我“侮辱过”的人都会宽容我。

　 　我把一生中的40多年献给了革命事业，从一个热中于巴枯宁思想的民粹派分子变成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辩证沦者。当年曾广泛传说，我脱离民粹派只是 由于我不能接受把恐怖当作政治斗争的方法．并非如此。我曾认为可以把恐怖当作极端的手段．只要它是社会起爆剂的话。万幸的是，我们的敌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在 我的参与下或经我的同意而被杀害的，而这种情况当时是可能发生的--我在3年之中手枪和铁拳套始终不离身。我“背叛”民粹派另有原因:我很快就对以巴枯宁 造反思想为基础的民粹派意识形态感到失望。涅恰耶夫主义，巴枯宁主义的这一畸变形式，使我感到厌恶。民粹派逐渐倾心的布朗基主义也不能使我满意．这一切加 上其他种种情况迫使我于1880年初侨居国外。未必还需要证明的是，我脱离了民粹派，但并没有像我狂热的对手--一个不再是革命者的“革命者”，有着特卡 乔夫世界观的巴枯宁分子，不可救药的列。吉霍米罗夫那样出卖他们。但是脱离民粹派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几乎有3年一直在痛苦地沉思，心情难受，寻求妥协， 与“土地平分社”的朋友们及侨居国外的民意派分子激烈争论、与拉甫罗夫谈话和通信。拉甫罗夫过去曾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亲密朋友．当时声望异常高，他依靠积 极地为革命工作，发表传诵一时的文章、活跃地参与巴黎公社和笫一国际的活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交往而保持着威望。这一切加上微妙的私人关系，使我不得 不倾听他的意见，妨碍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起初我像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那样试图找到终极真理。所幸的是我很快就明白了，没有也不可能有 终极真理。在现时为革命事业服务并为人民造福的，就是真理。直到1883年年中我才彻底转到马克思的立场上，当时我开始切实勾画出我第一部真正马克思主义 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思想轮廓．因此，我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资历早已超过30年了。我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但茹尔·盖得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并非最不重要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同他在l880年底相识，此后相同的观点和友情把我和他联结在一起。

　 　推敲得不够的传记作者将来在分析我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活动时会把这一时期划分为3个阶段。他们说，第一阶段(1880--1882年)普列汉诺夫是“心存 疑虑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运用于俄国的条件。第二个阶段(1883--1905年)普列汉诺夫是“正统的”马克思主 义者，他始终不渝地同批评马克思的人作斗争，但并非总能获胜(这是真的)。第三个阶段从1906年开始，在我譴责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后，普列汉诺夫逐渐滚入 “灰心丧气者”之列，越来越远离积极的革命斗争。布尔什维克对第三阶段的看法更加肯定--“他出卖了无产阶级，转到资产阶级阵营中去了”。我把这3个定语 都放在引号之中，因为它们都与真相相去甚远。对于第一个阶段全都清楚．因为对没有充分研究和理解了的东西是无法怀疑的。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我只说一 点:全都错了。我从来都不曾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曾是灰心丧气者。我始终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辨证论者，在每一个具体时间里我支持社会民主党中更 接近于马克思思想并赞同“劳动解放社”观点的那个派别。我对马克思理论的态度当然逐渐在发生变化--这毫不奇怪，即使是这一理论的创造者本人，有时也因条 件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无论是我的观点的演变，还是80年代初我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俄国革命运动中恐怖作用的评价上的意見分歧“，都不会妨碍我断 定:我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导师们忠实的追随者。

　　我在一生中像每一个人一样犯过不少错误，但我主要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是犯在列宁身 上。我对他的能力估计不足，没有看清他真实的目标和对目标的狂热追求，对他的最高纲领主义持宽容和嘲弄的态度。我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 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他，全面帮助他，从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来。不仅如此，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当列宁同马尔托夫争论时我支持了列 宁，因此终于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当时我以为，我能够逐渐軟化列宁的立场，在必要的方面影响马尔托夫，从而维护党的团结。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团结 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与列宁意见不合的看法都无权存在。列宁主张团结．但要在他的领导下，服从他的目标，采用他的策略和口号。布尔什维主义一旦产生．开始 迅速壮大，部分是由于它的策略和口号对于不甚成熟的俄国无产阶级有吸引力，部分是由于列宁异乎寻常地执着，有着惊人的工作能力。遗憾的是，已经无法纠正我 的错误了。切尔诺夫先生因此才断言说，布尔什维克是我的孩子。维克多。阿德勒就我与列宁的”父子关系“开的玩笑不是沒有根据的。我的错误过去和未来都使俄 国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错误对我本人来说也是致命的。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只要长期执政，将尽其所能抹黑我的名字，使人们将它遗忘。侥幸的是，这种情况不 会发生。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我不是普罗米修斯，不是斯宾诺莎，不是康德．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我没有送给人们火，也没有创立新的 哲学，新的社会学说。但是我在教育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在发展俄国社会思想的事业中毕竟做过一些事，因此我斗胆说，历史和后人将对我作出好评。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将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严谨的学说，是人类思想极大的成就。19世纪上半叶末《共产党宣言》的出现是必 然的现象，从资本主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起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当时达到了从来没有达到的程度。欧洲的社会思想在翻腾，革命接二连三地震撼了资产阶级社会，但 无产阶级的运动仍然是自发的和无意识的。需要有一个人交给无产阶级一个强大的武器--能使无产阶级懂得自己的历史作用、向他们指明前景的新的社会学说。历 史推出了这样的人。《共产党宣言》在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在社会进步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资产阶级慑于《共产党宣言》铁的逻辑和”共产主义的幽灵 “，一方面向无产阶级作出相当大的让步，另一方面千方百计试图破坏马克思学说的名声。因此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从来都比比皆是。从90年代末起这些批评者格 外多了起来。但这些先生的批评不诚实，更不说有创造性了。他们起先有意地或出于不理解歪曲马克思，后来又大度地加以”纠正“。对马克思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 都进行批评，但批评的矛头最多地指向他的社会发展理论，尤其是《共产党宣言》。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50年之后《共产党宣言》的许多论点变得容易受到指 责。《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分析在蒸汽机工业时代是绝对正确的，但在使用电力后开始失去意义。l9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有某些偏 离(尽管不大)，而且这一点在宣言的作者们在世时就巳显露出来，他们也是承认了的。而贯穿整个《共产党宣言》的主要思想则止今仍然是正确的。这个思想是这 样的:物质生产的水平决定社会的阶级结构、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世界观、意识形态、他们的智力活动，等等。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 间矛盾的大小，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批评马克思的人以难得的同仇敌忾一再尝试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但是很明显，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并像其他任何一个阶级一样捍卫自身的利益．有权实行专政，更何况他们将成为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不可能是 完全意义上的专政，而且只是在过渡时期为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才需要专政。不管那些批评马克思的先生说些什么，提出了什么样的论据来，仍然应该承认，迄今 为止社会基本上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尽管不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迅速，群众的相对贫困化、甚至绝对贫困化在加剧，赤贫化、犯罪现 象及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罪恶都在加剧。阶级斗争即使有所缓和，那也只是暂时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表现得很明显，难道巴黎公社、俄国l905年革命及至今仍在 进行的世界大战没有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吗？不，批评家先生们，要一笔勾销马克思的社会学说为时尚早！当然．伯恩施坦先生、司徒卢威先生及其他批评家都有合 理的内核，但这些內核消失在吹毛求疵的莠草之中．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破坏它的威信。这给革命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因为他们号召无产 阶级同资产阶级达成妥协，放弃阶级斗争，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中制造分裂，最终导致世界大战，被引入歧途的德国无产阶级积极支持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军阀主义的 经济意图和军事意图。

　　现在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辩证论者要暂时来”批评一下“马克屎。在不放弃我以往写过的一切的同时， 我要说一些依布尔什维克看来不可原谅的”蠢活“。我以为许多年来置身于马克思主义者行列之中的经历使我有权这样做。我为什么把”批评一下“放在引号之中， 下面就会清楚。最近几个月十分清楚地表明，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反复考虑了许多问题，终于决定把早就因其新意而使我激动，又因缺乏论证而使我惶惑的东西 表述出來。我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其原因如下。隨着高效能的复杂的电动新机器的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科学 成就的运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而且无产阶级本身也将变成另一个样子。那个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无产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而知识分子 就其人数和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而言将跃居首位。目前还没有人指出这一可能性，虽然客观的统计资料表明，从20世纪初起知识分子的队伍相对来说比工人队伍增 长得快，直到现在知识分子仍然只是资产阶级的”奴仆“，社会中一个有着独特历史使命的特殊阶层。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最有学识的阶层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 先进的思想带到群众之中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我毫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知识分子将从资产阶级的”奴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其 人数将急剧增长，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提高生产力、研制新机器、新工艺和培养有很高学识的工人。

　　知识分子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 提高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格外合乎知识分子心意的历史社会哲学范畴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这些范畴都包含两个方面:既有普遍的一面，又有阶 级的一面。如果后者，作为阶级矛盾的功能，可能经受革命的飞跃并形成占主导地位的观念的话，那么前者完全取决于物质生产的水平，因此是一直向前发展进化 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知识分子正是这一面的体现者，而这一面的性质是全人类的，它将对社会各个阶层发生有益的影响，缓和阶级矛盾，发挥不断增长的作用。因 此，物质进步的主要后果之一是上述范畴阶级一面作用的下降和普遍、全人类一面作用的增长。例如，人道在今天被看作是人的价值观及其幸福和权利的体系，在未 来其范围必然将扩大为对爱护一切生物及周围自然界必要性的认识，而这也就是这一范畴全人类一面作用的发展和增强。

　　生产力的巨大 发展，知识分子人数的增长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为了操纵复杂的机器，将要求工人有更多的知识，工人不再是机器的附属物。劳动力价值，因而工人的工资必 然要提高，因为这样的工人的再生产将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复杂的机器排除了童工的使用。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来说已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 在这种情势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是荒谬的．这是什么言论？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吗？绝对不是！我相信，在事态发生这样的变化时(如果这发生在马克思生前)，马克屎 本人也会立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

　　随着生产力发生质变，将形成新的阶级、新的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将按新的方式进行，人道主 义思想将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社会即使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将学会克服各种危机。人道主义思想和巨大的生产将抑制赤贫化过程。近来我有时甚至 想，产生于欧洲文明条件下的马克思的理论未必将成为普遍适用的观点体系，因为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可能按多中心模式进行。结合上述一切来看，不能排除杜冈巴 拉诺夫斯基先生的某些思想将不如我从前以为的那样错误。但我请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稍安毋躁。因为这一切还不会马上发生。马克思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斗 争，他的名字还将长时间写在革命者的旗帜上。

　　对马克思的历史功绩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今天英国工人，尽管在打仗，生活得却比上 一世纪中叶的工人要好，有更多的政治自由权利，这是马克恩的功绩！明天的工人无疑将比今天的工人生活好得多，生活在一个更民主的社会里，这是马克思的功 绩！资本主义，甚至资本家本人也在向好的方面变化(只有布尔什维克看不到这一点)，连这一点也是马克思的功绩！

　　当代的资本家早 就明白。同吃饱肚子、心满意足的工人打交道比同忍饥挨饿、怒气冲冲的工人打交道要来得有利得多，部分由于这一点，部分由于其他的原因，我以为资本主义不会 很快就被埋葬。我从马克思逝世时起，尤其是本世纪初起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观察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灵活的社会结构，它对社会斗争作出反应，不断变 化、人道化，朝着接受和适应社会主义个别思想的方向运动。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就不需要掘墓人。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主义的未来令人欣羡。野蛮的民族资本主 义，野蛮的国际资本主义，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有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人道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演进可能出 现的几个阶段。我认为设有必要尝试预言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具体特点，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可能长期并存，相互竞争，互

　 　为补充．在此后资本主义可能自己会缓慢地、毫无痛苦地死亡，但为此至少需要一百年，也许几百年。这是否意味我放弃革命飞跃呢？完全不是！革命飞跃当然会 有的。生产关系的任何质变，即使是不大的质变，就是一场小的革命。要是一切都如我所料，那么新的革命者的口号应该是什么呢？知识分子专政吗？劳动者的政权 --这才是不会失去意义、永远正确的口号！靠劳动为生的人才应决定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这一口号我去年不止一次提出过，我把它理解为工人、 农民或知识分子--一切珍视劳动者利益的有生力量的联合。

　　三、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策略和意识形态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极左派别产生于1903年，在战前年代迅速壮大，目前是一支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力量。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出 现和方兴未艾的客观原因是俄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失去阶级特性的分子人数众多，俄国人不识字、没有文化。主观原因我以前已经提到过。但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是 什么全新的思潮。布尔什维主义思想早就萦回于革命者的脑际。雅各宾党人、布朗基、巴枯宁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巴黎公社的许多参加者在策略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实 际上就是布尔什维克。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伴生的那样，布尔什维主义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 伴生物。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策略和意识形态的文章写了不少，其中也有我写的，因此我只简单谈一下。布尔什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 识形态，这是从圣西门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口号，是侈谈马克思主义的高调。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 怖为补充的布朗基策略。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充实了“以多梅拉。纽文胡斯为鼻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思想的巴枯宁意识型态。依照巴枯宁的说法，这一意 识形态以”野蛮的、饥饿的无产阶级“、”肆无忌惮的干粗活的贱民“为取向。对人民的智慧、主动精神和自我组织能力估计过高，对无产阶级独立搞好生产和实行 监督的能力的信念，这是巴枯宁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毛病所在．

　　“和平！”、“劳动！”、“幸福！”、“平等！”、“博爱！”， 这是空想主义者的口号。“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国际主义者--失败主义者采用的口号)、“给工人以工厂！”、“给各国人民以和平！”、“给农 民以土地！”，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口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国家的逐渐消亡”，这是马克思的思想。因此，布尔什维主义是打着马克 思主义旗号、和无政府工团主义难分难解的布朗基主义。这是布朗基、巴枯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思想折中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结合。这是伪马克思主义， 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布朗基、巴枯宁及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彻底的反对者。布朗基分子和巴枯宁分子被第一国际开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被第二国 际开除。因此，听取列宁忏悔的神甫在策略方面是布朗基，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巴枯宁和多梅拉。纽文胡斯。“失败主义者”采用的纽文胡斯的思想对俄国造成了致 命的影响。多梅拉。纽文胡斯、古斯塔夫。爱尔威、罗伯特。格里姆、列宁--这是任何一个实质上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国际主义者--失败主义者的族谱。

　 　布尔什维主义有什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但是欧洲社会民主党早就否定并谴责了阶级恐怖，更不用说不受限制的阶级恐怖。阶级 恐怖作为实行布尔什维克十分倾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在俄国现有的条件下阶级恐怖很容易变为全面的全国恐怖。我们--不仅我们，而 且还有我们的敌人--一贯断言说，社会主义是人道的、社会公正的社会，因此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的善包含着更大的恶 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装药。

　　关于空想主义者的口号没有必要去谈。“给 各国人民以和平！”、“给工人以工厂！”、“给农民以土地！”，这些口号虽然引人入胜，但实质上是错误的，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实现国内 和平，反而将把俄国推入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这场战争眼看就将爆发，就要血流成河；他们将把俄国推入没完没了的阶级恐怖之中。布尔什维克需要一场血腥 的、惨无人道的国内战争，因为他们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保住政权，并将其巩固。但布尔什维克连外部的和平也不能保证。一旦他们胜利，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置 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未必会不去尝试消灭轻率地叫嚷世界革命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

　　在列宁的社会主义 社会里，工人将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的雇工，而通过这样或那样途径将得到土地、必然承担起国家振兴工业全部重担的农民，将变成国家一封建主的农 奴。众所周知，列宁的“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这个口号导致什么结果--导致缔结大量兼并和赔款的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列宁竭尽所能地瓦解俄国军队，后 来又把它解散，而现在他要大家相信必须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却痛苦地喊道:“大家要明白，我们没有有战斗力的军队！”列宁要是还有一点点爱国主义的话，就应 在夜间向上帝(或者是魔鬼--我不知道他崇拜哪一个)祈祷，祈求打败德国，否则俄国就将失去经济上的、也许还有政治上的独立，而复辟的君主将成为德国的傀 儡。同样众所周知，在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中是如何实现欧洲社会民主党“民族自决权”这一原则的--列宁把关于芬兰独立的法令给了反动分子和刽子手斯温胡武 德，甚至不问一下芬兰工人和农民对此有何想法。为什么呢？因为列宁出于策略的考虑需要这样做。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可以向策略的祭坛献上一切:良心、全人类 道德、俄国的利益。

　　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人数近来激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有觉悟党员人数的增加，因为绝大多数入党者甚至不了 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些人相信列宁的思想和布尔什维克的许诺，将成为他们领袖意志的盲目执行者；另一些人入党是为了及时从“革命的馅饼”上捞到一 块大一点儿的，他们将只会投“赞成票”，此后将变成党的官僚。他们将比沙皇官吏还要可怕，因为执政党的官员将干预一切，而所干下的一切只对“党内同志”负 责。

　　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雄辩地证明，智慧的痛苦不是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是无知的痛苦，是对列宁及其“英明的理论发现”盲 目信任的痛苦。列宁把他的“理论发现”变成法令，认为无需用最起码的论据加以论证。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丝毫概念，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罪行，甚至没有料想 到革命的暴力就是不法行为。

　　例如，他们所进行的剥夺是令人发指的违反法纪和践踏文明的行动，是没有监督的掠夺(如私有银行的例子)。这样的剥夺必然导致全面的经济混乱，养成一大帮不干活、“扯着嗓子喊”的人，他们依靠步枪和革命口号来动手抢走农民手中最后一只母鸡。

　 　列宁实现了政变，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的死胡同。俄国的发展将因此落后许多年，也许几十年。现在要严谨地论证这一点既无力量，也 无时间。但是我考虑到这一论断十分重要，考虑到俄国人文化异常低下，尤其不懂科学社会主义问题，仍然不得不谈几个逻辑前提。我不止一次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以 及迷恋于他们的空活和错误口号的人，在革命行动中不要仓猝行事，不要犯冒险主义。我过去和现在都说:俄国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以及群众的文化 程度和自觉程度而言还没有作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此列宁设想的社会实验必然要失败。拥护列宁的人或“半列宁分子”会问我说:“不错，但是难道不能在无 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消灭文盲，提高劳动者的文化和自觉，迅速增加工人的人数和发展生产力吗？我回答说:不，不能！首先，不能破坏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 这样做不会不受惩罚。其次。群众的文化和自觉是社会因素，完全取决于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当然也存在反馈作用。第三，列宁宣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后，把生产力 远远抛在后面，从而造成了相反的革命形势。只有现有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中才不会有对抗性矛盾。类似的不适应产生了新的、前所未见的矛 盾，其冲突的激烈程度不比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小，甚至还要大。第四，俄国历史的现阶段政权不可能属于也不会属于无产阶级。19l7年10月积极支持列宁的 人不超过俄国人的1％，因此，每一个了解布朗基策略的人都会承认十月革命是布朗基式的政变，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样的政变要求其组织者实行必然的专政，而 任何一种专政都与政治自由权利和公民自由权利不相容。我不想充当未卜先知的卡珊德拉，但我仍要说，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 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 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但是通过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能否 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建成公正的社会呢？当然不能！这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在自由的、自觉的和结合个人利益的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但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 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实行了”粮食专卖“，提出了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的问题，还有什 么劳动自由和结合个人利益可言呢？

　　布尔什维克力图进行激进的变革，不负责任地加速事变的进程，急剧地向左转，但是他们沿着封闭 的政治圈子走，必然要走向右面，变成反动的消极力量。人们很少从各种可能的后果来全面评价自己的行动。列宁通过其活动已经给俄国造成巨大的危害，我担心在 布尔什维克执政的某一阶段这一危害将达到危机的程度。如果列宁及其追随者能长期维持其政权，那么俄国的未来将是悲惨的，等待它的将是印加帝国的命运。以” 严酷的迦太基摧毁者“自居的”人民委员“们破坏的不是旧世界，而是自己的祖国，他们许诺的”莫里索诺夫药丸“”原来是毒药。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态 度”则是对社会主义声誉的破坏．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它的背 离。列宁得出这一结论决非偶然。因为他需要这个结论来鼓舞布尔什维克。

　　列宁指望西方无产阶级会响应俄国的革命，这一指望是错误的。欧洲不可能出现什么重大事件，因为西方无产阶级今天几乎如马克思时代那样远离社会主义革命。

　 　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不管怎么样，是短还是长，不可避免地因篡改历史、犯罪、撒谎、蛊惑人心和行为不光彩而令人印象深刻。刨根问底的人现在就可以从布尔什维 克短短的执政史中找出不少引入深思的疑点。例如，当布尔什维克政权危在旦夕的危急时刻，列宁的瑞士朋友弗。普拉滕之流来到彼得堡有何目的？为什么列宁急于 对私营银行实行“国有化”？难道是为了在立宪会议开幕前不久同惟一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吵翻吗？为什么列宁异乎寻常地匆忙给芬兰以独立并从芬兰撤出 军队？在立宪会议开幕前几天行刺列宁，对谁有利？我可以继续列出这样的问题。但不再列下去了，因为处在我的境遇下我没有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 答。关于布尔什维克所说的一切--他们的策略、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剥夺的态度、他们不受限制的恐怖--都使我很有把握地断定: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 避免的！布尔什维克指望的恐怖是刺刀的力量。但众所周知，坐在刺刀上是不舒服的，20世纪是伟大发现的世纪，启蒙和急剧人道化的世纪，将推翻并谴责布尔什 维主义。我设想列宁依靠全面的恐怖将取得他执着追求的国内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处于政治经济的孤立状态，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军营， 那里将用帝国主义来吓唬公民，给他们开各种空头支票。但迟早有一天人人都将清楚列宁思想的谬误，到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 我为俄国人的命运而痛哭，但我要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说:“让要来的都来吧，我们的大街上也会有节庆的日子！

　　四、为什么我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

　 　在十月事件后我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这使许多人感到困惑。一些对我很不了解的人推测说，我的决定是十月政变后没过几天布尔什维克粗暴搜查我家的结 果。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次据我推测是由水兵斯。科罗特科领导的搜查并沒有吓倒我，不仅如此，这次搜查也不是有些报纸所说的我健康恶化的原因。另一些对我 了解较多的人认为，我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是我疾病突然加重的结果。但他们说得也不对，尽管我的健康在秋天降临后确实迅速恶化，以致1月里我的手甚至已 经握不住笔。如果我认为斗争有意义的话，我的卧病不会使我止步，因为我写不动的话，可以口授。我放弃斗争出于一系列的客观原因。

　 　1．我对战争的原则性态度，对布尔什维克和半列宁分子的批评，不愿讨好流氓无产阶级，拒绝推进革命，对临时政府持忠诚的态度--这一切都起了不利于我的 作用。我看到了这一点，但不愿像策列铁里、齐赫泽、阿夫克森齐耶夫等同志那样为了保持声望而曲意逢迎，对列宁让步。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強化的阶级敌意和 对立、政治上的闭塞和无知日甚一日。在莫斯科会议上表现得格外明显。当我向右面呼吁，向工商阶级呼吁时，右面鼓掌，左面默不作声；当我向左面呼吁，向俄国 社会民主党呼吁时，左面鼓掌，右面默不作声。其结果是这些人和那些人都不理解我。而惟一能拯救俄国的妥协却因政治虚荣心而被牺牲掉了。造成这一切的首先是 布尔什维克，但也有一些客观原因，无产阶级不成熟（资产阶级同样如此！），大量文盲、战争造成的人民严重贫困和疲惫不堪，欧洲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临时 政府无所作为和有始无终，这一切都是列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阶级对立的种子得以迅速发芽的肥沃土壤。在这种客观上业已形成的社会环境中继续同布尔什维克作 斗争是毫无意义的。

　　2。我把毕生献给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现在，当政权已转到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手中时，我不能同我过去和现在 都看作是兄弟的人作斗争，虽然他们为一目失明的领导人所蒙骗，犯了致命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后果首先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本身来说极为可悲。但是让俄国无产阶级 (尽管令人十分伤心)走完变幻莫测的历史给他们勾画的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吧，让他们成熟起来，登上理解自身使命的高度吧。

　　3． 另一些考虑也使我不再进行斗争。要是布尔什维克现在垮台，就会出现严重的、长时间的反动，俄国和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因此会受到伤害，而无产阶级的成果将丧失 殆尽。但如果布尔什维克哪怕能保住几年政权，那么受害的是俄国及其公民，而国际社会民主党则只会得到好处，因为西欧资产阶级慑于俄国的事变，将对工人阶级 作出重大的让步。我为俄国而悲痛，但我由于仍是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选择后一种可能。

　　五、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多久

　 　这个问题目前使许多人感到不安。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布尔什维克自己都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对祖国命运不无动于衷的俄国人来说十分重 要。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是单值的，因为答案取决于许多客观的、主观的甚至是偶然的因素。占卜是不体面的事，因此我尽可能对我的预测加以论证。我尤其应 该这样做，因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未来、至少是不久的未来不可能是不明朗的、不确定的。不仅如此，我不止一次说过，一个懂得过去，明了现在，认识历史事件 的相互联系、继承性和制约性的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凭有据地预见未来。俄国目前形成的客观历史条件、事态发展的逻辑、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和意识形态导致的 行动，都使我能断定他们在巩固他们政权的道路上将会遇到一个比一个复杂的4个危机。他们执政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他们栽在其中的哪一个危机上。

　 　第一个正在无情到来的危机是饥荒危机。如果列宁不摆脱同遏制阶级恐怖(普利什凯维奇先生的例子)并积极反对征粮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那么布尔什 维克今年秋天将失去政权，到那时农民会把粮食埋到地下，全国将遭到一场罕见的饥荒。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将要执政。但是布尔什维克把左派 社会革命党人清除出政府机关，从而放开手脚干，就能渡过这一即将到来的危机。列宁明白这一点，将利用最先出现的机会来破坏自解散立宪会议以来矛盾冲突越来 越激烈的昨天的盟友的威信，把他们一举粉碎。对这样做的必然性无需加以论证。不久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签署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人民委员会，不接受 列宁的”粮食专卖“--这一切都说明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关系的危机已达到了未来几个月完全破裂的程度。

　　布尔什维克唆使觉悟很低的工人和打着写有”捞一把！“(按水兵亚。亚历山德罗夫一针见血的说法)的旗帜的人去反对富裕农民和中农，组织大规模的对粮食的剥夺，能再支持上一两年，直到连无产阶级自己也清楚布尔什维克没有能力恢复生产为止。

　 　经济破坏的危机，即使这个危机他们也能克服，只要他们发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并利用不受限制的阶级恐怖和战时法律来实际上消灭一切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的话。国内战争使他们可以在全俄国实行战时状态并把经济破坏的责任推在阶级敌人和国外敌人的身上。顺便提一下，只要国内战争爆发，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将站 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战斗。俄国庄稼汉尽管目不识丁，却十分清楚，一旦列宁输了，土地就得退回给原先的所有者。布尔什维克取得国內战争的胜利，稍微恢复一下生 产，哪怕是用强制的手段(如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来恢复生产，将再维持上5年或10年，直到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厂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之间矛盾激化 达到极点为止。迄今为止俄国是工业落后的国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仍将是这样的国家，其大部分国民收入由农产品构成。布尔什维克没有可能控制和支配这一部分 国民收入，迟早会丧失政权。

　　列宁一贯谈论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不可能结成的。农民需要土地，社会主义和他们的利益无关，因 为农民从经营性质来说更接近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原则上在民主、政治平等和公平的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可以结成这样的联盟，但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条 件下则不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明摆着贬低农民，要他们起从属的作用。布尔什维克这样的对农民的态度将赋予上述经济危机以政治色彩。

　 　布尔什维克在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作出让步时，于19i7年给自己脚下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使土地社会公有化，虽然原来他们的纲领计划要使土地国有化。布 尔什维克为了克服这一最严重的危机--政治经济性质的危机，不得不向农民宣布总体战并消灭最优秀的一部分农民--那些会劳动、愿意劳动的农民。可以用什么 样的形式来实施这一切，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将会指点布尔什维克，还要看农民到那时的分化程度。

　　布尔什维克克服了第三个危机后可以 再维持上许多年，直到出现第四个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为止，在这第四个危机中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从内部解体。但解体的过程可能拖上几十年，因为俄国从来不知道 民主为何物，又一个***政权--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会被俄国人毕恭毕敬、逆来顺受地接受下来。加之这个政权可以借助高超的蛊惑宣传、发达的监视和镇压 机关来得到加强。

　　．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当然将会对我的预测作出修正，对这些情况无法预料，一切全取决于偶然性陛下的意志。例 如，什么时候德国将被击败(我毫不怀疑德国必将战败)，战后的欧洲将是什么样子的，一旦列宁去世谁将是他的继任者，等等。我还不排除列宁作为一个策略灵 活、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人有可能在一定阶段作出重大修正，放弃已宣布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过，这将引起流氓无产阶级的不满。但是我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及其已 失去阶级特性分子为取向的意识形态最终必将垮台。这是时间问题，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非凡的人物只能加速或延缓这一进程。列宁延缓了俄国的历 史，因此他将带着与伪德米特里相同的印记进入历史。

　　六、关于列宁及其他一目失明的领导人

　 　我承认我曾犹豫过，该不该写写列宁，因为每一个他的拥护者都会把读到的第一行否定的文字看作是”来自阴间的报复“。但列宁是我的什么也没有向我学到的学 生，此外，他也是我的对手，将来关于他会写出许多书，因此我回避这个活题是怯懦的表现。在这类情况下很难做到客观，但是我如果现在偏离真相的活，那就是背 叛丁自己。

　　列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要写他很困难，因为他是多面的。像变色龙一样必要时会改变自己的颜色。他同知识 分子在一起时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在一起时是”工人“，同农民在一起时是”农民“；他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是合乎逻辑的又是不合逻辑的，是简单的又是复杂 的，是始终如一的又是前后不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等等。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 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 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列宁是一个假辩证论者。他相信资本主义 越来越严酷，始终朝着罪恶越来越深重的方向发展。但这是一大错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占有制变得温和了。封建制度变得温和了，因此，资本主义也在变得 温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阶级斗争及各阶层居民文化和自觉的逐步提高。

　　列宁是一个性格完整的典型，他看到了自己的目标，以狂热 的执着、一往无前地去追求它。他十分聪明、精力充沛、工作能力极强，不尚虚荣，不惟利是图，但病态地爱面子，绝对不能容忍批评。”凡是不按列宁意见办的一 切都应该受到诅咒！“有一次马。高尔基这样说过，对于列宁来说，每一个在某个问题上与他不同意见的人都是潜在的敌人，对这样的敌人不值得起码的交往文明。

　 　列宁是典型的领袖，他的意志压制住周围的人，使他们自我保存的本能退化。他勇敢、坚决、从来不丧失自制力、刚强、能算计、策略手段上很灵活。同时他不讲 道德，残酷无情，毫无原则，从本性上说是个冒险主义者。但是应该承认，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并非出于他本人毫无道德和残酷无情，而是出于对他自己真理 在握的信念。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是通过使道德和人道服从于政治目标来摆脱个性的独特办法。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 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已故的倍倍尔说过:“……我可以同魔鬼甚至同他的祖母一起去”，但他 同时补充说，只有在他制服魔鬼或其祖母，而不是他们制服他的情况下，才能做这笔交易。列宁同魔鬼的结盟是以魔鬼骑着他飞跑而告终的，正如当年女巫骑着霍马 飞跑一样。

　　普遍认为，政治是肮脏的事情。遗憾的是，列宁现在的行为十分直观地证明了这个说法。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 在握的人或者一个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没有原则的法律，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为一场 巨大的悲刚。列宁不懂得这一点，他也不想懂得这一点。

　　列宁狡猾地玩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往往对之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列宁 从我关于个人和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著作中只掌握了一点:他作为“肩负”历史“使命的”人物可以为所欲为。列宁是一个承认意志自由，以为自己的行动统统具 有强烈必要性的人的榜样。他有足够的学养，还不至于以穆罕默德或拿破仑自居，但却绝对相信他是“命运的宠儿”。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观点看，列宁 只有在1917年2月前才是有用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必然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消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此之后列宁的历史必要性就 消失了。但糟糕的是过去和现在群众都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得到了比西欧还多的政治自由权利，但由于食不果腹，一贫如洗，加之还被迫继续作战，因此甚至没有发 现这一点。要是战争在1917年春天结束，要是临时政府毫不拖延地解决了土地问题，那么列宁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任何机会了，而他本人也将永远被从肩 负历史使命者的行列中一笔勾销。这就是十月政变和今天的列宁不是必然的，而是非常不幸的偶然的原因。

　　列宁是一个理论家，但对于 有学养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他的著作没有什么意思，因为这些著作既没有优美的文笔．也没有经过精心推敲的逻辑，更没有深邃的思想．但对于一个识字不多的人来说 这些著作总是因其叙述的简洁、判断的大胆、真理在握的信心、口号的吸引力而留下强烈的印象。

　　列宁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能言善辩 的论战者，他能使用一切手段把论敌弄得十分难堪，迫使他闭上嘴巴，甚至加以羞辱。他尽管发音吐字不清，却能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他善于讨好听众，引起他 们的兴趣，甚至使他们着迷，同时他异常迅速而且正确无误地使自己的讲活适应听众的水平，忘记了为正义事业作斗争并不意味着讨好人群，降低到他们的水平上 去。列宁是一个不懂“中庸之道”的人。“不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这就是他的政治信条。他在设法作践对手时不惜进行人身侮辱，破口大骂，不仅论 战时如此，而且在他以不可容忍的速度“炮制”的铅印著作中也是如此。天才的普希金连自己的信件也要誊写得清清楚楚。伟大的托尔斯泰要几次校对自己的长篇小 说。列宁则只限于作一些微不足道的改正。

　　许多为每一个文明人承认的全人类概念列宁一概加以否定，或者从消极意义上加以诠释。例 如，对于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自由主义是一个正面的观点体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无非是“自由主义的下流货色”对于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资产阶级 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是“庸俗行为”。可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却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虽然从原则上说，民主 即人民的权力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因为资产阶级也好，无产阶级也好，单独来说只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远非是一大部分。

　 　托尔斯泰，这位十分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认为没有爱，没有善和纯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伟大，他不会承认列宁是伟大的。他对不对呢？拿破仑不以爱、善和纯朴见 长，但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统帅。历史上有过伟大的诗人、伟大的音乐家，但历史上也有过巨恶元凶。那么列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比尔。 但是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我因此想起了我同列宁最初会见中的一次，我想那是1895年夏天在兰多尔 特咖啡馆里的的一次会见。我们谈起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我开玩笑说，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说:“雅 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于是我们(在场的有保。拉法格、茹。盖得，好像还有沙。龙格)只是对乌里扬诺夫先 生的极端言论付之一笑。但是未来卻表明，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罗伯斯比尔的命运是众所周知 的。列宁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約弥诺陶洛斯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但我不愿他落到罗伯斯比 尔的下场。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活到他完全明白自己策略的错误并为所做过的一切而战栗的时候吧！

　　就能力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作 用而言托洛茨基仅次于列宁。列宁曾称他为”犹杜什卡“、”最卑鄙的追名逐利之徒和派别分子“、”骗子，坏透了的派别分子“，列宁说得很对。列宁在他的一部 著作中写道:“托洛茨基的话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列宁的这一评价也是对的。托洛茨基的作风是，一名活跃的新闻记者的作风--非常 肤浅和草率，难以深刻，托洛茨基异常自负，爱面子，没有原则，是彻头彻尼的教条主义者。托洛茨基曾是“孟什维克”、“非派别分子”，而现在他是“布尔什维 克”。其实他过去和将来一贯都是“骨子里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一贯在取得胜利的地方同取得胜利的人在一起，但同时他任何时候都决不会不去尝试成为第一号人 物。托洛茨基是个杰出的演说家，但他的手法单调，千篇一律，因此听他讲话感到有意思只有一次。他是爆性子，成功时在短时间里可以做好许多事，但一旦失利他 很容易变得消沉，甚至张皇失措。要是列宁的革命注定失败成为明显不过的的事实，他会第一个离开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但要是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他将竭尽所能 去排挤列宁。列宁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仍然呆在一个营垒里，因为列宁需要托洛茨基的蛊惑宣传和他不断革命的思想，此外，他还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把一切心甘情愿 者收罗到自己大旗下的能手。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他任何时候决不会同意担任其他派别的领袖。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最主要的是成为领袖，至于是哪一个党的 领袖并不重要。因此在未来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

　　可以与托洛茨基并列的是加米涅夫，其次是季诺维也夫和布哈 林。加米涅夫精通马克思主义，但他不是理论家。加米涅夫按其信念是孟什维克-齐美尔瓦尔德分子，动摇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他没有必要的意志力，起 不了有威望的政治家的作用。正因此他追随布尔什维克，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并不同意他们的主张。季诺维也夫是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派布尔什维克，伹没有彻底的 信念。他尽管时常疑虑重重，仍将留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之中，直到有可能转入别的营垒去为止。季诺维山夫和加米涅夫一样没有坚强的性格，但为了加强自己的地 位他能执行列宁的任何命令。布哈林是一个有原则性的、信念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没有丧失逻辑性，有个人见解和理论家的天赋。他不止一次在许多问题上与列宁 持不同意见。也许正是布哈林在列宁一旦去世后将成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主要人物。但不能排除的是，在列宁仍然在世时布哈林和上述其他人将像当年的吉伦特派一 样，被在任何问题上从来不对列宁提出异议的第二梯队布尔什维克所消灭。

　　七、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和俄国的未来

　 　我同意王德威尔得的看法，对“国家”一词可以作狹义和广义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国家消亡时是指狭义上的国家，这个看法我也同意。但未必因此就可 以指责他们，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淡广义上的国家还为时过早。迄今为止国家基本上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作为全体公民利益的表达者和共同的调 节者的功能在最近几十年中才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国家作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产物，作为政治权威机构，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然将不再存 在。有朝一日阶级将消失，国界将消失，而国家作为人民(将来是地球人)的组织形式将保留下去，不仅如此，它的作用将逐渐增大，这是全球问题增加的结果，这 些问题是:地球上人口过剩，地球资源枯竭，能源短缺，森林和耕地的保护，土地、水和大气的污染，同自然灾难的斗争，等等。

　　随着 狭义上的国家的消亡，在管理国家方面学者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就是政治上层建筑开始逐渐变为“学术权威”的上层建筑。但这是未来的事、而目前应努力使政 治上层建筑反映出劳动者的利益，这一点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充分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应力求达到的目标。同时应该记住，任何一场 革命最终都不会导致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发生持续的、飞跃的变化，而只是加速这些关系的进化。在这方面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特 別值得一读。他在序言中强调了进化过程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令人感兴趣的还有，这一版从德文译成英文是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一版《共产党宣 言》结尾的口号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意思远不是相等的。

　　以消灭剥削和阶级为使命 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第一阶段两者都消灭不了。不仅如此，为时过早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每一个懂得否定之否定法则的人都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从 一个社会经济结构到另一个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周期性地发生变化，有时加强了，有时削弱了。大家都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 应大大加强，因为国家还承担起另外一些调节功能:计划、监督、分配，等等。在这一意义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否定了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政治上层建筑更像君主封 建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不像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而这引起的危险是，由于缺乏民主(上面已经指出，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会有民主)，群众文化低下，觉悟 不高，国家可能变为比君主还要可怕的封建主，因为君主毕竟还是一个人，而国家则是一台没有个性、没有灵魂的机器。我相信，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正是这样的 封建主，尤其在头几十年里是如此，当然，要是布尔什维克能克服我上面提到的前3个危机，存在几十年的话。

　　在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既然无产阶级占居民的多数，这一点不用恐怖也很容易做到)后，无产阶级专政应使各个阶级权利平等，求得法制和公正的胜利。阶级的消失是遥远未来的事，因 此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应保证阶级和睦和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是在从来不知民主为何物、文盲遍地、一贫如洗、文化低下的落后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什么也保证不 了。

　　只有在各阶层居民的文化和觉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后，俄国的社会结构才能发生革命性变化。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能迅速发展生产 力。但这有点想入非非，因为人民的文化和觉悟是生产力的从属现象，而生产力不是文化和觉悟的从属现象。布尔什维克动员起知识分子，当然可能迅速消灭文盲， 但是，第一，学会识字不等于成为文化水平高的人，第二，人们学会识字后很快就会明白，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一回事。

　　俄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布尔什维克执政时间的长短。俄国迟早将回到正常的发展道路上来，但布尔什维克专政存在的时间越长，这一回归之路就越痛苦。

　 　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在西方国家里也不是一百年间的事，更不用说俄国了。因此在俄国目前的历史阶段里应该增加生产力，扩大政治权利和 自由，形成民主传统，提高公民的文化程度，宣传和实行个别的社会主义因素。应该逐渐改变国家制度，同时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宣传上影响各阶层的居民，目的是 使俄国人富裕起来，使俄国社会民主化和人道化。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公民还贫困，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公民富裕，国家才富裕！决定一个国家真正伟大的，不是它 的国土辽阔，甚至不是它的历史悠久，而是它的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还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 解。

　　俄国是一个绵延几千公里的大国。因此为了飞速进步，应该大力发展铁路和水路运输。毛奇说过:“不必建筑堡垒，建造铁路 吧！”铁路既然对于德国重要，那么对于俄国更是迫切需要。汽车和航空在未来将有巨大意义，因此应格外关注这些领域的技术。必须大力发展通讯工具．争取普遍 电气化，因为只有在电力的基础上才能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

　　俄国迫切需要以优秀的民族传统、关于民主、政治自由权利、人道和社会 公正的现代观念为基础的先进的意识形态。只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才能保证俄国经济平稳地、正常地发展。错误的意识形态产生并还将产生套上眼罩又一目失明的领导 人，这些人奉行意识形态的教条，只会抑制生产力、妨碍文明而繁荣的社会的形成。最后，俄国需要按照宪法明确规定的权限行事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和强有力的地 方政权。

　　（……。。）俄国农村的现状是对几百年***制度沉痛的责备。应该竭尽所能改造俄国农村，使摇摇欲坠的茅草屋消失得无 影无踪。每一个村子都应该有学校、邮局、电报局、电话局、银行、公共设施、医院、行政中心和商业中心。为此当然需要几十年。但这是做得到的，只要国家转而 面向农村，只要农民获得土地(不应忘记，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具有特殊价值，因此不可能是投机的对象)。长期租赁(俄国人是无偿租赁，外国公民是有偿租赁)是 最近几十年土地使用的惟一形式。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只要劳动是自由的，结合个人利益的，俄国人就会迅速消灭国家的落后。只有在此之后才能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我有条件地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分成3个阶段。

　 　细心的读者可能以为，我的论断有矛盾，因为我在前面对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而现在却淡论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有谁说过社会主义改造只能在 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群众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和觉悟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按照当局的意志，而且可以无视当局的意志一步一步地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合乎规律的，不可避免的。如果历史的意志要俄国首先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那就应该逐步地分阶 段地去做。

　　第一阶段(25--30年)-早期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只应分阶段没收最大的银行、工厂、运输业、地主和教会的土地 （如果到那时还有的话）、大商业企业。剥夺应在部分赎买、提供终生年金、养老金或获取一定红利权的基础上进行。中小工厂、银行、商业和服务业仍由私人经 营。在没收的银行基础上成立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应监督金融的运行和私人银行的活动。在没收的企业基础上建立国有经济成分，其目的是学习经营、经商并保证社 会公正。为了提高与工人个人利益的结合程度，国有企业在工人中发行部分股票，而不许转卖的股票应使工人获得分红权，但不是共有权。视当地条件将部分没收的 土地在公正的基础上转交给农民，而在剩下的土地上组织大型的国有示范性农场。

　　所得税应是累进的，但不应使经营者感到窒息。对用于扩大生产、建设道路和其他公共目的的收入不收税。在这一阶段当然应千方百汁欢迎外国资本的进入，但要硬性控制其输出。扩大出口和控制进口。海关政策应鼓励俄国生产者并促使国产商品提高质量。

　　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这一阶段应以承认国家、经营者、工人这三种力量为出发点。当国有经济成分的劳动生产率与优秀的私人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持平，而俄国人的生活水平达到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吋，可以认为第一阶段已经结束。

　 　第二阶段(25-30年)-成熟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仍然在公正的基础上剥夺小型银行、工厂、批发业。例如，银行所有者成为银行主管，工厂所有者成 为工厂经理，等等。部分赎买、终身年金或养老金也不排除。农业、零售业和服务业转为集体经营。国有经济成分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一阶段中仍然欢迎资本输 入，对资本輸出的控制放松了。第二阶段结束时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超过西方国家优秀工厂的劳动生产率，而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将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的生活 水平。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使社会主义对于各国人民都有吸引力。在这一阶段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取得胜利。

　　第三 阶段(50-100)没收剩余的私人财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剥削完全消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不再存在，城乡差别也不再 存在．阶级逐渐消失。这一阶段欢迎输出资本．购买其他国家的有价证券，随着资本的互相渗透经济上与其他国家逐渐接近，精神奖励取代物质奖励。这一阶段的目 标是使各国公民的生活水平拉平，建立足以宣布共产主义的生产力，而共产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不仅如此，共产主义不会摆脱种种社会矛盾。 不作这样的设想--意味着拒绝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永恒的死亡或永恒的再生。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矛盾失去了阶级基础和物质基础，将是个人和社会间伦理的、道 德的和世界观的矛盾的结果。

　　我简单地阐述了我对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看法，当然并不以终极真理自居。一个人不管有多大天才，不管 掌握了多少辩证法，在作预测时总可能犯错误。未来的科学发现可能推翻现在的一切观念。但这一切是明天的问题，而现在可以确切地说如下一点:俄国需要各种政 治力量的团结、各个生产领域的多种成分、个人的主动精神、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竞争(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质量和技术进步)、公正的政治上层建筑、民主化和人 道化。俄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因此潜伏着族际冲突和宗教冲突的危险。只有通过深思熟虑的行政改革，提高生活水平，经济、政 治和社会权利上的平等，信仰自由、相互尊重民族传统、文化和语言，才能避免这些冲突的发生。我一贯反对宗教，但从来不否认宗教的作用。宗教作为一种观念、 情绪和行动的体系包含着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哲学因素、世界观因素，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的发展将逐渐消失。第二个因素是社会道德因素。将存在许多许 多年，不应该与之作斗争。任何一个宗教的发展大致都经过相同的几个阶段。正如基督教经过蒙昧时期一样，伊斯兰教这一较为年轻的世界性宗教也可能经过类似时 期。其最初征兆便是泛土耳其主义思想和对亚美尼亚人民的种族灭绝。要使俄国不发生这样的事，俄国人应该牢记，穆斯林不是异教徒，而基督教徒不是卡菲尔人。 应该宣传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各种宗教的相互尊重以及使它们彼此接近的一切。应该大力欢迎持不同宗教信仰的家庭。丈夫是穆斯林，妻子是基督教徒，或者儿子是 穆斯林，而女儿是基督教徒，或者相反的情况，都没有什么可怕的。

　　最后我要谈的几句话任何时候都不应发表。应转交给俄国未来的民主政府。

　　(………)

　　依我看，我已经把想说的活都说完了。我从来不利用别人的思想，但在这里用一下别人的思想是合适的:（这一句话没有被破译）。

　　于皮特克亚尔维。(2l一7)十4-18（意即1918年4月7-21日）

我看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1999年11月30日俄罗斯《独立报》用三版半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并用一版半介绍遗嘱来历和专家对遗嘱的鉴定，共五版。这些文字全译载在***中央马恩著作编译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辑中。

　　此刊编者按说：「关于『遗嘱』的真实性，目前还缺乏确凿证据，尚有争论，还需要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作进一考证。『遗嘱』中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及十月革命的国家攻击，同普列汉诺夫晚年的思想是一致的，也是我们不能赞同的。这篇文献发表后在俄罗斯引起很大反响。」

　　刚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1辑又译载《独立报》两文，一肯定遗嘱，一否定遗嘱。

　　据介绍，这是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重病不起之时，用半个多月时间口授，由列夫&S226;捷依奇笔录的政治遗嘱，全文28000 来字。这个文献经过利佩茨克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亚&S226;别列然斯基的鉴定，从他的鉴定文字和他对遗嘱正文的注释看，他确实是研究普列汉 诺夫的专家。尽管亚&S226;别列然斯基对遗嘱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别人提出这样那样的怀疑也是正常的。任何一个读者面对这个文献，首先都会想到 它的真实性问题，即这是不是普氏遗嘱，有没有伪托的可能性。笔者既非历史学家更非政治学家，自然不能作进一步的考证，只能说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这个政治遗嘱提出许多十分重大的问题。

　　遗嘱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因为「随着高效能的复杂的电动新机器的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其它科学 成就的运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而且无产阶级本身也将变成另一个样子。」「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我毫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 知识分子将从资产阶级的『奴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知识分子人数的增长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工人就其教育程 度、文化程度、世界观来说已经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样情势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是荒谬的。这是甚么言论？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吗？绝对不是！我相信，在事态 发生这样的变化时（如果这发生在马克思生前），马克思本人也会立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他也不赞成知识分子专政的口号，他认为「劳动者的政权—这才 是不会失去意义，永远正确的口号！」【1】

　　这个遗嘱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极左派别，并不是甚么全新的思潮。「雅各布布宾党人，布郎基、巴枯宁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巴黎公 社的许多参加者在策略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实际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底下的伴生 物。」「布尔什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布尔什维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和无政府工团主义难分难解的布郎基主义。这 是布郎基、巴枯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思想折中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结合，这是伪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有什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 全面的阶级恐怖。」遗嘱认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 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二十世纪是伟大发现的世纪，启蒙和急 剧人道化的世纪，将推翻和谴责布尔什维主义。」「到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遗嘱对列宁和列宁主义也有许多评论。诸如「列 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 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它的背 离。」遗嘱认为十月革命成功「不是必然的，而是非常不幸的偶然原因」等等。

　　这个遗嘱提出的十分重大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仅从上面引录的几点也能看出，如果这个政治遗嘱真是八十多年前普列汉诺夫口授的话，真称得上惊世骇俗。

　　普列汉诺夫1856年生于俄国一个小贵族家庭。早期他是俄国民粹派的活动家和理论家，是当时「青年思想的权威」之一。二十岁那年他和自己的朋 友们在彼得堡卡赞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组织了俄国第一次工人示威，发表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演说，而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1880年初受到沙皇政府重赏通缉，他 侨居国外三十七年。他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告别了民粹派。如遗嘱所说，「脱离民粹派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几乎有三年一直在痛苦的沉思，心情难受，寻求妥 协。」后来他是民粹派最有力度的批评者，他不是谴责个别人，而是剖析民粹派的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他在国外期间同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如考茨基、李卜克 内西、盖德、伯恩斯坦等建立了私人联系，以后又同恩格斯往来并以其为导师。1882年他把《***党宣言》译成俄文，1883年他在瑞士建立了俄国第一个 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初步基础。第二国际成立后他成为领导者之一，并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二国际的会议。他是俄国第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公认的学识渊博又最善于理论思维的思想家。

　　后来有的论者把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生命史划分为黄金时代和堕落时代。他「黄金时代」的著作如《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 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被视为阐述马克思学说的经典著作或准经典著作，我国均公开出版发行。他的《没有地址的信》，1930年鲁迅先生就从日文翻译过 来，书名为《艺术论》。鲁迅在译序中说，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的无产阶级之父」，是「伟大的思想家」，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和觉醒了的劳动者的教师和 指导者。」【2】 鲁迅在译者附记中又写道：「日俄战争起，党遂分裂为多数少数两派，他即成了少数派的指导者，对抗列宁，终于死在失意和嘲笑里了。但他的著作，则至于称为科 学底社会主义的宝库，无论为敌为友，读者很多。在治文艺的人尤当注意的，是他又是用马克斯主义的锄锹，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3】 后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译的《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共两卷，收有普氏1888至1913年的论文学艺术的十九篇文章）。三联书店还出版了《普列汉 诺夫哲学著作选集》共五大卷，三百多万字。至于所谓他「堕落时代」的政治与理论方面的著作，一般的中国读者大概不容易见到。爱读点书的人都知道，我国陆陆 续续出版了一批供领导和研究人员内部参考用的书，俗称灰皮书和黄皮书，书店里是不卖的。笔者既非领导又非研究人员，按常规是不容易读到这些书的。由于「文 化大革命」中各种制度废弛，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又有所松动，不少灰皮书和黄皮书也流入民间。我手头现有两部普列汉诺夫的灰皮书：一是《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 文选》（1903-1908），上下两卷，三联书店1964年版，是在旧书市场买的；二是普列汉诺夫著《在祖国的一年》（1917-1918年言论全 集），三联书店1980年版，是借来的。出版说明中均说这是「反面教材」或「反面参考材料」。

　　历史上的是是非非是不容易说清楚的，且不说远古中古时代，就是十九世纪以来国际***主义运动中的是非，二十世纪以来苏共党史上的是非，也是 不容易说清楚的。不学如笔者，想说个大概也是办不到的。依传统的看法（也就是列宁的看法），普列汉诺夫是从1903年开始孟什维克化的，此后十多年他与列 宁在不少上问题论战，如他自己所说常与列宁唇枪舌剑。一些人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认为「成王败寇」是庸俗的历史观，但不少人还是常常以成败评论历史人物。 比如普列汉诺夫反对十月起义，也反对俄国撇开协约国英、法与德国及奥匈帝国单独媾和，结果是十月革命成功，列宁成了英雄，普列汉诺夫被斥为反动，他反对与 德帝国主义侵略者议和的主张也成了错误的。十年前苏联解体，布尔什维克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似乎一切已尘埃落地，是否有些问题就较容易说清了呢？也远非如 此。

　　遗嘱中写道：「我对马克思理论的态度当然逐渐在发生变化—这毫不奇怪，即使是这一理论的创造者本人，有时也因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观点。」 「我始终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辩证论者。」这个说法比较符合告别民粹派以后的普列汉诺夫。列宁说普列汉诺夫经常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倒过来倒过 去」。就普列汉诺夫的某些理论观点而言他并没有多大的摇摆，无论是1903年以前或以后，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理论思维的某些结论。

　　普列汉诺夫对十九世纪末俄国社会现实的分析论断是很出色的。他首先提出：「俄国是『必须』还是『毋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学校』呢？」【4】 他引述了他尊敬的前辈赫尔岑的一个论断：「俄国必须经过欧洲发展的一切阶段呢，还是俄国的生活要依着别的法则来前进呢？」「我完全否认有这些重复的必 要。」普列汉诺夫接着写道：「当时赫尔岑的威望是这样的高，他的缩短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建议是这样富诱惑力，因此六十年代初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少怀疑他所寻 得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5】 普列汉诺夫以丰富的事实和有力的论据叙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状况。他的结论是：「俄国将经过资本主义的学校吗？那末我们可以毫不踌躇的用一个新的问题 来回答，为甚么它不在它已经进了的学校里毕业呢？」（粗体字是原有的）【6】 他几次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话：德国同时受到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发展不足之苦。他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他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不论行将 到来的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将来会带给我们甚么，但是我们今天的迫切问题，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7】 他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刚萌芽的时候开始的，俄国的前途首先将是资产阶级胜利和工人阶级政治及经济解放的开始。普列汉诺夫一贯强调要理解历 史发展的进程，革命史不是革命企图史，要诉之于理智而不是诉之于感情，他是革命的阶段论者。他说：「推翻专制制度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质上原是不同的两 回事，如果把它们结合为一，进行革命斗争时指望着这两件事将在我国历史上同时发生，就会把前者和后者到来的时期都推迟。」（粗体字是原有的）【8】 他认为历史的发展阶段是不能跳过的，只能使其缩短或减少痛苦。他不赞成农民具有***主义本能的说法，他也不赞成经济落后、文化低下的人们更容易发生社会 主义革命的说法，他反对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比西欧更容易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对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一直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他不认为夺取政权就是革命的全部哲 学。他说：「假如『工人的解放必须是工人自己的事业』，那末在『城市的和乡村的』工人阶级没有准备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方，任何专政都作不出任何事情来。」 相反，「完成了的革命可能产生一种政治的畸形现象，有如古代中国帝国或秘鲁帝国，即是一个在***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9】普列汉诺夫早年 的这些理论思考他一直坚持到晚年。

　　普列汉诺夫从1903年直到他病逝的十五年间，写了很多文章批驳列宁，列宁也写了很多文章批驳他。对他们二人理论上的是非，在半个多世纪的时 间里，我们这里是认为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革命的，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的，是反对革命的。现在当然不必再作这样一边倒的判断了。

　　1904年初列宁写了一本书《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强调的是党的组织原则中的集中主义，按列宁自己的说法是过分的集中主义， 强调党的中央委员会可以有广泛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可以散解委员会或另一组织，可以剥夺某个党员的权力等等。针对这本书普列汉诺夫写了《集中主义还是波拿巴 主义？》、《现在不能沉默》等文章。他认为：「这简直是紧紧套在我们党的脖子上的绞索，这是波拿巴主义，如果不是革命前旧『式』的专制君主主义的话。」 「他们显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混为一谈了。」「我是集中主义者，但不是波拿巴主义者。我主张建立强大的集中制的组织，但我不希望，我们的党 中央吃掉整个党。」「这种政策的各种原则的最著名最彻底的表述者一直是列宁。」【10】对列宁的这种组织观点提出批驳意见的不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不乏其 人，第二国际领袖人物之一的卢森堡也提出了与普列汉诺夫大致相同的看法。【11】

　　普列汉诺夫1917年3月31日夜间回到彼得堡，结束了他漫长的流亡生涯。不久他就撰文尖锐批驳列宁的四月提纲，认为这个提纲是臭名远扬的。 他说：「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那末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倘使号召我刚才列举出的 那些人去推翻资本主义是荒谬的，那末号召他们夺取政权是同样荒谬的。我们有一位同志在工兵代表苏维埃里反驳过列宁的提纲，他曾经提醒列宁注意恩格斯的一句 十分正确的话：对于一个阶级来说，最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灾难莫过于由于不可克服的客观条件而不能达到它的最终目的的时候就夺取政权。不用说，这样的提醒是 不可能开导具有现代无政府主义情绪的列宁的。他把所有那些在工兵代表苏维埃里反驳过他的人一概叫做接受资产阶级影响并把这种影响带给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 者。」【12】他的这种思考同恩格斯晚年的思考近似。1895年，也就是恩格斯逝世那一年，恩格斯在《卡&S226;马克屎〈1848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写道：「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即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后已经 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1871年的轻易胜利（即巴黎公社—引者），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甚么成果 的。」与此相关，恩格斯还提出了两个观点，其中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也就是说还有强大的生命力，不是经过几天巷战就可以消灭掉 的。【13】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思考，他必然反对搞垮以克伦斯基为总理的临时政府。他认为临时政府已经给了人民一定的政治权利，如引进陪审团的审讯制 度，允许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答应全部赦免政治犯和宗教犯，给劳工组织以罢工的权利等等，如果搞垮临时政府就等于取消了这些已经争得的自由权利（普列汉 诺夫的家就几次被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搜查）。他写道：「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 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粗体字是原有的）「事变后果现在已经非常悲惨了。如果工人阶级的觉悟分子 不坚决果断地反对由一个阶级或者—比这更糟的是—由一个党夺取政权的政策，后果将更加悲惨。政权应该依靠国内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的联合，即依靠所有那些不 愿意恢复旧秩序的阶级和阶层。」【14】 在十月革命问题上，卢森堡与普列汉诺夫不同的是她称赞这个革命，相同的是她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反对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谴责解散议会和恐怖统治。

　　1885年，恩格斯在《致维&S226;伊&S226;查苏利奇》中谈了他读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后的感受。他 说：「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泛 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15】就笔者近来读普列汉诺夫早年和晚年著作的印象说，觉得他一直坚持 着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目前披露的这个政治遗嘱，很像是他一生思考的一个总结，也很像是他对自己晚年思想的进一步完善。我希望有更多 的人读读这个政治遗嘱，特别希望对普列汉诺夫素有研究的人考证分析一下这个遗嘱。

　　【 注释 】

　　1 文中引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文句，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辑，不再注。

　　2 《鲁迅全集》第四卷255页和2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3 《鲁迅全集》第十卷313页。

　　4 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22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5 同上27页。

　　6 同上200页。

　　7 同上159页。

　　8 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76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9 同注4，230页和242页。

　　10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69、70、71、76页。

　　11 参见拙文《鹰之歌—卢森堡八十年祭》，《同舟共进》1999年第12期。

　　12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24页。

　　13 恩格斯此文收入人民出版社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第二版，第一版末收此文。

　　14 同注12，465页和46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十六卷301页。

　　（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8月号 ）

先哲的遗言——介绍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作者：五岳盟主（编辑）

　　普列汉诺夫的名字对我们并不陌生。他所撰写的哲学理论著作曾经教育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他渐渐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1917年回到俄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但并 不支持反革命。1918年3月，普列汉诺夫已病入膏肓，他自知时日无多，叫来好友捷依奇，开始口授政治遗嘱。其时他已极度虚弱，但思路清晰， 有条不紊。长达两个多星期的口授耗尽了普列汉诺夫的最后精力，他于1918年6月12回溘然长逝。这篇遗嘱历经曲折，至今方重见天日。

　　遗嘱确是一篇难得一见的奇文。奇就奇在二十世纪全球的政治走势，竟与普列汉诺夫世纪初的预言惊人地相似。普列汉诺夫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著称。他在遗嘱中同马克思一样，也是从解剖资本主义入手来阐发他对世界的观察和分析的。他首先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命题大胆地提出质疑，并断言 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永远也无法实现。因为马恩的《共产党宣言》系发表于蒸汽工业时代，五十年过去，在电已出现的今天，《宣言》中的某 些分析便失去了意义。随着以电为动力的新型复杂机器的应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据普列汉诺夫说，统计数字 表明，二十世纪初以来，知识分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的队伍增加得更快。按人数和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知识分子将跃居首位。知识分子是最有文 化修养的社会阶层，其使命是教育群众，向群众灌输人道主义思想和先进思想。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知和核心。它将从资产阶级的“奴仆” 变成单独的、具有特殊影响的阶级，其人数将飞速增加，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将是使生产力日臻完善：研制新机器、新工艺 和造就学识渊博的工人。生产力的强劲发展、知识分子人数的增加将使社会形势大为改观。为了操作复杂的机器，工人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工人的教 育程度、文化水平、世界观都将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岂不显得荒谬吗？

　　普列汉诺夫认为，这并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倘若马克思活到现在，并目睹事情发生这样的转折，也会立即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的。他提请人 们注意：1888年由恩格斯作序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末尾的口号，已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来”，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口号 的改变在苏联的版本上并未反映出来，这当然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有意篡改晚年恩格斯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认为，随着生产力发生质变，将会形成新的阶级、新的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将以新的形式进行，人道主义思想将深深地渗透至社会的各 个阶层，即便社会实际上仍为资本主义性质，那它也能学会克服矛盾。资本家早已发现，同衣食无忧、心满意足的工人打交道比同饥肠辘辘、怒气冲冲 的工人打交道容易得多。据普列汉诺夫的观察，资本主义是一种灵活的社会形态，它可对社会斗争作出反应，逐渐人道化，并逐渐接受和适应某些社会 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资本主义因素可与社会主义因素长期并肩前进，某些方面相互竞争，某些方面又互为补充。

　　普列汉诺夫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历史功绩。他认为，如今英国工人比十九世纪的工人生活得好，拥有更多的政治自由，明天工人的生活无疑会好得 多，且生活在更加民主的社会里，这都是马克思的功劳。甚至资本主义以及资本家本人朝着好的方面变化，这也是马克思的功劳。

　　普列汉诺夫是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恨离开这个世界的。他曾抱怨说：“命运给了我一副好脑子，却没有给我一副好身体。”但最让他魂牵梦萦、 放心不下的，则是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后俄国人民的命运和未来。普列汉诺夫始终认为，俄国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群众的文化水平和 觉悟水平而言，尚未做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此，布尔什维克选定的社会主义注定要失败。在俄国历史的现阶段，政权不可能属于也不会属于无产 阶级。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演变将是：布尔什维克式无产阶级专政迅速变成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再变成其领袖的专政。而建立在欺骗和 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布尔什维克思想之谬误大白于天下，布尔什维克式社会主义就会像纸牌搭的小屋一样土崩 瓦解。

　　普列汉诺夫预料布尔什维克将依次面临四大危机：饥荒危机、崩溃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其 掌权时间的长短全看他们究竟会栽倒在哪一次危机上。他估计布尔什维克可通过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赶出政府、唆使觉悟不高的工人去反对富裕农民和 中农、组织大规模没收粮食行动等来度过饥荒危机。为了对付崩溃危机，布尔什维克会发动大规模内战，并利用阶级恐怖和战时法律实际上除掉所有持 不同政见的人，可借内战之机在全国实行战时状态并将崩溃的责任推到阶级敌人和外部敌人的身上。第三次危机是布尔什维克1917年为了向左派社 会革命党人让步而埋下的定时炸弹：使土地社会化，尽管纲领中最初计划的是国有化。这是政治经济性质的危机。布尔什维克只得向农民发动全面战 争，并消灭其优秀部分，即善于劳动和愿意劳动的农民。克服第三次危机后，布尔什维克还可维持许多年，直至出现第四次危机—一意识形态危机，即 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瓦解为止。但瓦解过程可持续数十年的时间，因为俄国从来不知民主为何物，俄国人将顺从而耐心地接受又一个独裁政权，该政权 可以靠极其巧妙的蛊惑和高度发达的监视和镇压机关来加强。普列汉诺夫说，无法预料的种种情况可能对他的预测作出修正，然而布尔什维克及其思想 体系终将彻底失败，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杰出人物顶多能够加速或者延缓这一进程。

　　普列汉诺夫不无忧虑地指出，俄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时间。俄国迟早要返回到自然发展的道路上来。但布尔什维克专政 持续的时间愈长，这种返回的过程就愈痛苦。只要国家的公民还在受穷，国家就伟大不起来！国家的真正伟大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它的 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始终忠于马克思的学说，不能光看它的宣言或是它给自己贴上的标签。需要由历 史来检验。普列汉诺夫认为，布尔什维克掌权会使俄国的发展落后数十年。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他们付出了 极其沉重的代价。时至今日，这个堪称世界第一的资源大国和领土大国仍在“返回”的道路上艰难起步，尚未最终摆脱“捧着金饭碗要饭”的可悲处 境。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全文三万多字，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需要专家学者作深入之研究。令人仅为极其粗浅的介绍，难免挂一漏万，不过是希望 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

　　普列汉诺夫在开始口授时即已声明，因他不愿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遗嘱在布尔什维克掌仅期间不得发表，这大概就是遗嘱迟至八十年之后始得重 见天日的原因所在吧。遗嘱的经历也是一波三折，最初由普列汉诺夫之侄谢尔盖保管。1937年年底，时已身陷囹圄的谢尔盖自知性命难保，遂将遗 嘱托付给一位叫巴雷舍夫的青年。这个巴雷舍夫后来又传至他的学生和崇拜者尼热戈罗多夫手中。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就是尼热戈罗多夫投寄俄国《独 立报》的文本。尼热戈罗多夫在繁忙的学习与工作中曾一度将遗嘱置诸脑后。直至1991年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系列事件和苏联解体之后，这才想起 普列汉诺夫七十三年前的那个预测是何等的准确。此后他用了七年多的时间与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亲密合作，反复考证，终于弄清他手中的文本确系 出自普列汉诺夫的手笔。

　　俄国《独立报》1999年11月30日编发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同时，还发表了关于遗嘱写作经过、文献真伪考证和遗嘱曲折经历的几篇文 章。

　　遥想当年，普列汉诺夫于弥留之际，怀着对马克思学说的一片赤忱，怀着对未竟事业、对俄国人民的深深眷恋之情，直抒胸臆，语重心长。他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犀利武器，对俄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解剖，令人信服地预告了布尔什维克政权未来的结局。我们从中感到的是理论的力量，真理的力量。 苏联解体，苏共解散，这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的历史现象？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定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否一成不 变？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从他的遗嘱中似乎不难找出正确的答案。
　　
—— 原载: 《随笔》2005年第三期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June 24, 2012
关键词: 先哲的遗言——介绍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残忍的列宁发动十月政变（中国官方终于还原真相）

2010年，人民日报主管主办的文史参考刊文，对所谓的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 宁有了一个可以理解为官方的说法：十月政变和残忍的列宁---历史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迄今为止官方最早的、客观的、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公开的说法，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以往所谓各类革命暴力的否定，也 是大陆民主政治曙光初现的一种标志吧。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以下是文章的摘要。

所谓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人 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今天我们才知道了十月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场革命。根据俄国学者的证实，进攻冬宫的浩 大场面，都是后来的艺术化编造；实际是一支不到两千人的赤卫队占领了彼得格勒全市的战略据点，部分武装人员采取了逼宫行动，阿芙乐尔巡洋舰当时并没有实弹 炮击，而是发射了一发礼花炮弹。政府武装十分微弱，主张民主自由的通过合法选举的临时政府没有任何抗拒就被赤卫队逮捕了。十月革命不是人民的自发革命，而 是是布尔什维克武装队伍向二月革命建立的合法临时政府“夺权”，是暴力政变。

十月政变，与魔鬼结盟。列宁的导师，著名俄国马克思主义思 想家普列汉诺夫（1856-1918）通过十月政变使他看出了列宁残忍狂暴的面目。临终岁月他口 授了一份《政治遗嘱》预言了俄国社会的基本走向。结果很多内容都得到了历史的证实。按照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说法，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 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目标，列宁不惜同德国皇家政权的情报机构合作，领取他们的大量资助，使得布尔什维克党有钱 有枪，布党夺权以后，立刻与德方和谈，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拱手割让给德方。

残忍的列宁。列宁说过，沙俄帝国是各族人民的大监狱。其实沙皇政府对于革命者还是相对仁慈的。列宁被逮捕以后，没有酷刑侍候，仅仅是判处流放。所谓流放， 仅仅是送往西伯利亚地区，并没有苦役和监禁，仍有相对自由。

根 据旅美学者程映红教授的介绍，列宁来到他到西伯利亚的北国江南地区苏申斯克，每天游泳、打猎、钓鱼，主要是散步。每月享受八卢布的政府津贴。到当地教堂 举行了和女友克鲁普斯卡娅的婚礼。还雇用了一名当地女孩为他们一家煮牛奶做饭，这样悠闲的流放生活简直是后来被克格勃逮捕关押的囚犯们不可想象的天堂之 梦。列宁坐牢没有从事过苦役劳动，还能读书，指导狱外的革命活动。他还有笔能写字，写革命传单和小册子。最令人们惊叹的是，列宁有足够的面包和牛奶，当作 墨水瓶和墨水。

而在沙俄监狱里受优待的到列宁和斯大林却创建了古拉格劳改营模式，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数以千万计的人 民在劳改营中从事繁重的苦役，大量 的人犯在饥饿、寒冷和病痛中死亡。其中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列宁、斯大林正是这一历史罪恶的始作俑者。普列汉诺夫写道:"列宁为了 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十月革命为世界人民描绘了人间天堂的理想，却建立了历史上罕见的人间地狱。列宁时代的恐怖屠杀和饥荒，斯大林时代的大饥荒和大疯狂（逮捕和虐杀），东德的 六一七镇压，波兰的波兹南惨案和匈牙利的1956年事变，柬埔寨的大屠杀，都是这人间地狱的重大悲剧，不绝如缕。

历史的教训说明，苏联在倒塌前早已没有人相信那些理想的谎言，其拥有氢弹、导弹和最先进的坦克和飞机，依然没有保住党的权力，帝国依然如普列汉诺夫的预言 所说，“将像纸牌搭成的小房子那样坍塌”，而且几乎没有干部站出来为党抗争。

该文最后结语更使我们惊喜并似乎看见了对新保守主义者的希望：当一个政权需要用欺骗来对待自己的人民，用谎言来掩盖自己的历史，那么可以毫不犹豫的认定， 它错了，不论它标榜自己多么正确。

早在1979年，大陆已经对泰国共产党，马来西亚共产党和缅甸共产党等的暴力夺取政权的行为不再予以支持。如今，官方也逐渐将前苏联的许多所谓革命的历史 真相白于天下。那么，中国大陆暴力革命的一些真相呢？我们期待着也白于天下。

很想了解下他的政治遗言哦，谢谢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