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Re: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由 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12月12日
大饥荒为何没大动乱？把国家变集中营的五手段
【阿波罗新闻网2012-12-12讯】
作者：黄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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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导致了全国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是因为，国家从五个方面采取了严厉的社会控制措施。
一、胡作非为引起社会震动，而当政者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认为没有肃清“残余反革命”所致，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手段推动政治运动，成为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模式。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在党内有不同意见，农民和工商业者更不愿意。尤其是农民，土改刚分得田地，就要搞合作，他们并不心甘情愿，加上接下去采取匪夷所思的行为，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农村干群关系剑拔弩张。
如1955年4月6日到9日，安徽萧县发生5起大规模抢粮事件，哄抢粮食24万斤，打砸四个区、乡政府和粮站。而责任完全是地方政府：先虚报粮食产量，然后实行高征购，用打骂、捆绑、关押的方式强迫农民卖粮，等到农民没有饭吃时，又向农民返销粮食，来回折腾，返销的粮食少，不能维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顿饭，向干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民变，最后逮捕108人，枪决四人。因抢粮被枪毙，并没有阻止人们的反抗。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两县接壤地发生暴乱，提出了“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的口号，暴乱者99%是农民。两县公安干警和省里派去的武警，将其包围，发生枪战，当场打死49人，抓获34人，投案自首10人，为首的农民程千发自杀。
针对突然出现的动荡，当政者们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认为没有肃清“残余反革命”。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党代会上说：“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根据他的指示，全国范围“镇反运动”开展起来了，各省向中央报告镇反计划，包括捕人、杀人数据。安徽上报1955年计划逮捕反革命2.5万人，由于时间紧，省公安厅要求采取集中统一行动在10月底采取“摸一批捉一批的办法，逮捕人数不得低于5000名。11月份，实行全党动手，全面动员，统一行动，集中搜捕，拟逮捕1万名左右。”结果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抵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和抵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手段推动政治运动的开展，从此就成了中国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模式，尽管名称不一定叫“镇压反革命运动”，但是实质是一样的。比如“四清”运动中划分四个阶段，其中最后阶段就是对敌斗争阶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镇压反革命。
二、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第二个手段，就是那些出身好的农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给他们戴地富帽子不合适，于是就量身定做了“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
据安徽省公安厅统计，1954年全省共有地富、反革命分子33.7万多人，到1958年底为71万多人。这就意味着在合作化、“大跃进”运动中给38万人带上“四类分子”帽子。他们任人宰割，也是饿死最多的群体。到1979年中央决定为其摘帽时，安徽只剩下29万“四类分子”，这就是说共有42万“四类分子”在此期间被整死、饿死。
为了不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成为专政对象，农民即使有满腔怨恨，也只好隐忍。但仍有铤而走险者。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两个月，全省发生哄抢、盗窃国家粮库粮食事件847起，损失粮食、山芋180万斤。据对淮南、芜湖、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调查，参与哄抢者5495人，都是普通农民，因为断炊家里都有饿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发生抢粮28起，在抢粮过程中杀死干部和仓库管理员26人，作案者全是农民。
三、对社会控制的第三个手段，就是把社员严密控制起来，让他们无可逃遁。
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原则，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干部严格管理，劳动场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开住宿，夫妻不能过正常生活，稍有不满者，即遭到批斗，甚至戴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或送到劳改队。公社社员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动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员家里锅碗盆勺被没收，拿去炼铁，动辄不给饭吃，逼得他们不得不就范。
四、第四是广设收容审查站，把逃难的群众拦截、遣送回来，不让他们外逃谋生。
从1958年到1960年，国务院、公安部先后发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国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让农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响国家形象。安徽先后设立100多个收容遣送站，据38个县市不完全统计，三年中先后收容遣送40.8万人。有的人被收容后，被迫给收容单位干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饱饭，还要做重体力活，加上打骂、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仅宿县1960年在收容审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员，长期不放，无偿劳动，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安徽省委转来一封群众来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亲，被合肥市胜利路派出所抓进收容所，尽管他说明自己是来探亲并提出亲戚家庭住址、门牌号码，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来。省委公安厅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检查，据对在册的24300名被收容审查的人员甄别，有6527人不该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须路过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亲访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购物的，还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戏、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当做外流人收容。
五、除了收容审查，还有一条就是不断地搜山，把群众活命的一线希望也给掐断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区。在饥饿、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面对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办法救人，而是兴师动众，省委指示公安机关，要不断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坏”抓回来接受改造。1960年出动60余万人次，搜查出所谓1000多“反坏分子”嫌疑人，结果只有23个地主，12个反革命，他们没有现行破坏活动，如果不是为了活命，谁愿意到深山老林去风餐露宿?
那不可思议的年代，国家就是从这五个方面把社会控制得如铁桶一般，整个华夏大地俨然成为一座集中营。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刘诗雨 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2/1212/273035.html
【阿波罗新闻网2012-12-12讯】
作者：黄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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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导致了全国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是因为，国家从五个方面采取了严厉的社会控制措施。
一、胡作非为引起社会震动，而当政者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认为没有肃清“残余反革命”所致，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手段推动政治运动，成为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模式。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在党内有不同意见，农民和工商业者更不愿意。尤其是农民，土改刚分得田地，就要搞合作，他们并不心甘情愿，加上接下去采取匪夷所思的行为，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农村干群关系剑拔弩张。
如1955年4月6日到9日，安徽萧县发生5起大规模抢粮事件，哄抢粮食24万斤，打砸四个区、乡政府和粮站。而责任完全是地方政府：先虚报粮食产量，然后实行高征购，用打骂、捆绑、关押的方式强迫农民卖粮，等到农民没有饭吃时，又向农民返销粮食，来回折腾，返销的粮食少，不能维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顿饭，向干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民变，最后逮捕108人，枪决四人。因抢粮被枪毙，并没有阻止人们的反抗。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两县接壤地发生暴乱，提出了“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的口号，暴乱者99%是农民。两县公安干警和省里派去的武警，将其包围，发生枪战，当场打死49人，抓获34人，投案自首10人，为首的农民程千发自杀。
针对突然出现的动荡，当政者们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认为没有肃清“残余反革命”。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党代会上说：“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根据他的指示，全国范围“镇反运动”开展起来了，各省向中央报告镇反计划，包括捕人、杀人数据。安徽上报1955年计划逮捕反革命2.5万人，由于时间紧，省公安厅要求采取集中统一行动在10月底采取“摸一批捉一批的办法，逮捕人数不得低于5000名。11月份，实行全党动手，全面动员，统一行动，集中搜捕，拟逮捕1万名左右。”结果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抵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和抵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手段推动政治运动的开展，从此就成了中国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模式，尽管名称不一定叫“镇压反革命运动”，但是实质是一样的。比如“四清”运动中划分四个阶段，其中最后阶段就是对敌斗争阶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镇压反革命。
二、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第二个手段，就是那些出身好的农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给他们戴地富帽子不合适，于是就量身定做了“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
据安徽省公安厅统计，1954年全省共有地富、反革命分子33.7万多人，到1958年底为71万多人。这就意味着在合作化、“大跃进”运动中给38万人带上“四类分子”帽子。他们任人宰割，也是饿死最多的群体。到1979年中央决定为其摘帽时，安徽只剩下29万“四类分子”，这就是说共有42万“四类分子”在此期间被整死、饿死。
为了不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成为专政对象，农民即使有满腔怨恨，也只好隐忍。但仍有铤而走险者。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两个月，全省发生哄抢、盗窃国家粮库粮食事件847起，损失粮食、山芋180万斤。据对淮南、芜湖、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调查，参与哄抢者5495人，都是普通农民，因为断炊家里都有饿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发生抢粮28起，在抢粮过程中杀死干部和仓库管理员26人，作案者全是农民。
三、对社会控制的第三个手段，就是把社员严密控制起来，让他们无可逃遁。
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原则，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干部严格管理，劳动场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开住宿，夫妻不能过正常生活，稍有不满者，即遭到批斗，甚至戴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或送到劳改队。公社社员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动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员家里锅碗盆勺被没收，拿去炼铁，动辄不给饭吃，逼得他们不得不就范。
四、第四是广设收容审查站，把逃难的群众拦截、遣送回来，不让他们外逃谋生。
从1958年到1960年，国务院、公安部先后发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国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让农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响国家形象。安徽先后设立100多个收容遣送站，据38个县市不完全统计，三年中先后收容遣送40.8万人。有的人被收容后，被迫给收容单位干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饱饭，还要做重体力活，加上打骂、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仅宿县1960年在收容审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员，长期不放，无偿劳动，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安徽省委转来一封群众来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亲，被合肥市胜利路派出所抓进收容所，尽管他说明自己是来探亲并提出亲戚家庭住址、门牌号码，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来。省委公安厅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检查，据对在册的24300名被收容审查的人员甄别，有6527人不该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须路过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亲访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购物的，还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戏、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当做外流人收容。
五、除了收容审查，还有一条就是不断地搜山，把群众活命的一线希望也给掐断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区。在饥饿、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面对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办法救人，而是兴师动众，省委指示公安机关，要不断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坏”抓回来接受改造。1960年出动60余万人次，搜查出所谓1000多“反坏分子”嫌疑人，结果只有23个地主，12个反革命，他们没有现行破坏活动，如果不是为了活命，谁愿意到深山老林去风餐露宿?
那不可思议的年代，国家就是从这五个方面把社会控制得如铁桶一般，整个华夏大地俨然成为一座集中营。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刘诗雨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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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由 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12月15日
中国的奇耻大辱
核心提示：《墓碑》揭示中国大饥荒中死亡3600万人。人为悲剧发生的原因，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作者认为必须保持真实的记忆，为遇难者立碑，如果因此发生不测，就让这本书竖在那里，也做作者的墓碑。
原文：China’s Great Shame
作者：杨继绳 纽约时报
发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译。
三千六百万人中国人，包括我的叔叔（就像一个父亲一样把我养大），饿死在1958年和1962年之间，大家称那次人祸为‘大饥荒’。在数以千计的例子中，极度的饥饿使人同类互食。
饿死的人数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2倍，6倍于斯大林时代乌克兰大饥荒的遇难者（1932年-1933年），也6倍于二战期间被希特勒杀死的犹太人数量。
50年后，在曾经发生过饥荒的地方，仍不能自由讨论过去的这段历史。我写的书《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世界出版。《墓碑》在大陆仍然被拥有‘历史健忘症’的中国政府所禁止。
信息与新闻在共产党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被极度限制。从上周开始到现在结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10年一次的领导层过渡。
许多人否认饥饿发生，比如最近人民日报声称享受言论自由，尽管他们昏庸地声称饥饿事件为“三年自然灾害”。
但是那些年里并没有瘟疫，洪水和地震造成大饥荒那样的恐怖。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中国政府不会允许真实故事被曝光，在20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的经济政 策早被遗弃，自此以后，中国的食品足够丰富。我想说原因还是政治：曝光大饥荒事件可能会破坏共产党的合法性，因为现在的执政党还一直坚持毛泽东的遗产。即 使他们的遗产是极权主义的共产制度。这种极权主义就是导致大饥荒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 大饥荒。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家的控制渗入国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农村人口被控制，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农业化集体。国家管理粮食生产，并且限制申购和粮食分配。农耕的人们被全国性的户籍制度限制。在城市，当局为居民发行粮票而取代了市场。
大跃进开始，毛泽东于1958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不择手段来达到他想要的结果。随之带来了许多恶性循环；各种从下级而来的夸张的生产报告，使得上级 设置更远大的目标。报纸的头条吹嘘的每英亩水稻产量达800000磅。当粮食没有按报纸上说的产量交付时，政府就指责农民私自囤积粮食。紧接而来的就是一 家一家的地毯式搜索。
同时，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大跃进，农民的烹饪器具必须回炉，以便大炼钢铁。家庭烹饪被取消，农民被迫到大型公共食堂吃饭。他们被告知可以放心吃饱。事实是食 物短缺，没有来自国家的援助。地方上的共产党员掌控了‘饭杓子’，这一权力被滥用，他们用别人的牺牲，来拯救自己的家庭。快要饿死的的农民则无路可寻。
在1959年上半年，人民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中央政府批准了补救措施。比如允许农民家庭耕种土地的产粮小部分留给自己。他们觉得这样，可能会减低饥荒的影 响。但是，当彭德怀（当时中国国防部长）写信给毛泽东说，事情进展不顺利。这让毛泽东感到，他的思想立场和他的个人权力受到挑战。他迫害彭德怀，开展了一 场铲除“右倾”的活动。粮食补救措施被取消，数以百万的官员被处分。他这么做导致的结果就是超大规模的人民被饿死。
到1960年年底，中国的人口比上一年下降了1000万！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地方的粮仓拥有充足的粮食，大多保留为赚取外汇的硬通货或者援助外国，但是粮仓并不对饥饿的农民开放。一个地方官员说：“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好，他们宁可饿死在路边也不闯入粮仓。”
作为一名记者和当代史的学者，我觉得我有责任找到发生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走访了十几个省市，采访了百余名证人，并收集了成千上万的文档。由于大饥荒是被禁止的话题，我只能在采访时用各种借口，比如“农业政策研究”或“粮食问题研究”。
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声称要解放全人类。他们称为“通往天堂的路”，但实际上，这是一条走向灭亡之路。
我希望不仅是对在大饥荒中死亡的3600万人民的纪念，也是一个真正的墓碑，预示着导致大饥荒的极权政治体制的灭亡。我知道这这样做的风险：如果因为我想保持真实的记忆而发生不测，就让这本书竖立在那里，也作为我的墓碑。
核心提示：《墓碑》揭示中国大饥荒中死亡3600万人。人为悲剧发生的原因，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作者认为必须保持真实的记忆，为遇难者立碑，如果因此发生不测，就让这本书竖在那里，也做作者的墓碑。
原文：China’s Great Shame
作者：杨继绳 纽约时报
发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译。
三千六百万人中国人，包括我的叔叔（就像一个父亲一样把我养大），饿死在1958年和1962年之间，大家称那次人祸为‘大饥荒’。在数以千计的例子中，极度的饥饿使人同类互食。
饿死的人数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2倍，6倍于斯大林时代乌克兰大饥荒的遇难者（1932年-1933年），也6倍于二战期间被希特勒杀死的犹太人数量。
50年后，在曾经发生过饥荒的地方，仍不能自由讨论过去的这段历史。我写的书《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世界出版。《墓碑》在大陆仍然被拥有‘历史健忘症’的中国政府所禁止。
信息与新闻在共产党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被极度限制。从上周开始到现在结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10年一次的领导层过渡。
许多人否认饥饿发生，比如最近人民日报声称享受言论自由，尽管他们昏庸地声称饥饿事件为“三年自然灾害”。
但是那些年里并没有瘟疫，洪水和地震造成大饥荒那样的恐怖。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中国政府不会允许真实故事被曝光，在20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的经济政 策早被遗弃，自此以后，中国的食品足够丰富。我想说原因还是政治：曝光大饥荒事件可能会破坏共产党的合法性，因为现在的执政党还一直坚持毛泽东的遗产。即 使他们的遗产是极权主义的共产制度。这种极权主义就是导致大饥荒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 大饥荒。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家的控制渗入国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农村人口被控制，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农业化集体。国家管理粮食生产，并且限制申购和粮食分配。农耕的人们被全国性的户籍制度限制。在城市，当局为居民发行粮票而取代了市场。
大跃进开始，毛泽东于1958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不择手段来达到他想要的结果。随之带来了许多恶性循环；各种从下级而来的夸张的生产报告，使得上级 设置更远大的目标。报纸的头条吹嘘的每英亩水稻产量达800000磅。当粮食没有按报纸上说的产量交付时，政府就指责农民私自囤积粮食。紧接而来的就是一 家一家的地毯式搜索。
同时，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大跃进，农民的烹饪器具必须回炉，以便大炼钢铁。家庭烹饪被取消，农民被迫到大型公共食堂吃饭。他们被告知可以放心吃饱。事实是食 物短缺，没有来自国家的援助。地方上的共产党员掌控了‘饭杓子’，这一权力被滥用，他们用别人的牺牲，来拯救自己的家庭。快要饿死的的农民则无路可寻。
在1959年上半年，人民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中央政府批准了补救措施。比如允许农民家庭耕种土地的产粮小部分留给自己。他们觉得这样，可能会减低饥荒的影 响。但是，当彭德怀（当时中国国防部长）写信给毛泽东说，事情进展不顺利。这让毛泽东感到，他的思想立场和他的个人权力受到挑战。他迫害彭德怀，开展了一 场铲除“右倾”的活动。粮食补救措施被取消，数以百万的官员被处分。他这么做导致的结果就是超大规模的人民被饿死。
到1960年年底，中国的人口比上一年下降了1000万！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地方的粮仓拥有充足的粮食，大多保留为赚取外汇的硬通货或者援助外国，但是粮仓并不对饥饿的农民开放。一个地方官员说：“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好，他们宁可饿死在路边也不闯入粮仓。”
作为一名记者和当代史的学者，我觉得我有责任找到发生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走访了十几个省市，采访了百余名证人，并收集了成千上万的文档。由于大饥荒是被禁止的话题，我只能在采访时用各种借口，比如“农业政策研究”或“粮食问题研究”。
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声称要解放全人类。他们称为“通往天堂的路”，但实际上，这是一条走向灭亡之路。
我希望不仅是对在大饥荒中死亡的3600万人民的纪念，也是一个真正的墓碑，预示着导致大饥荒的极权政治体制的灭亡。我知道这这样做的风险：如果因为我想保持真实的记忆而发生不测，就让这本书竖立在那里，也作为我的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