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chm+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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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别问我是谁 » 2013年8月14日
共产党成长壮大的奥秘
杨光
中共：资质平庸、默默无闻、小得可怜的激进组织
90年前，一个只有56名党员、13名代表、3名中央委员的激进小党——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参与“建党伟业”的那些创党成员百分之百不是“无产阶级”，而以收入不高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少年学生、中青年教师、报刊编辑——为主。他们大都涉世未深（中共一大代表最年轻者仅19岁），资历平庸且见识浅薄，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对于中国国情、世界大势以及所谓马列主义，他们均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却偏偏最爱不懂装懂，强不知以为知。
时为政治愤青的“伟大领袖”亦不例外。1936年毛泽东亲口告诉埃德加•斯诺，说他1920年在北京滞留期间研读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正是这三本专著让他入了道、开了窍，从此变成“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氏此言时间地点俱在，似乎可信，但半个世纪之后的历史家们发现，毛泽东于不经意之间又撒了一个小谎——正如他一向驾轻就熟地伪造自己并未说过的正确意见和他人从未提出过的错误主张那样，其实那三本小书当时尚未在中国出版。毛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时间看来仍是一个悬案。
真实情况是，建党之际的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既无系统性的理论知识，也无专一性的政治信仰，青年毛泽东的脑子里还是一锅浆糊：三国演义水浒传、曾国藩梁启超、孔孟马列、李自成洪秀全、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大杂烩。即便是毛的革命领路人，中共创党领袖陈独秀、李大钊，那时也还没有真正领会并完全接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马列理论。比如陈独秀，直到1920年仍高调主张劳资合作、社会互助，声称“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希望中国“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很难想象，半年之后的陈独秀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以社会名望而论，中共那“一小撮”创党成员均为默默无闻之辈。这个激进小党既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那样的思想巨子，也没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黎元洪那样的革命元勋，大约只有党魁陈独秀一人可以勉强称之为社会名流兼“绯闻名人”，其余则是不值一提的小角色——若不是此后中共赚得大位，是没有人记得起他们姓甚名谁的。与清末民初活跃在政坛上的老一代的政治活动家和政治组织相比，中共创始人及其“建党伟业”既无全国性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对产业工人与“劳苦大众”也根本谈不上有任何吸引力或号召力。这一群与“工人阶级”完全无关的知识界平庸之辈，从此组成了一个此后把泱泱大国闹得鸡犬不宁天翻地覆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不亦怪哉。
按当时的常理推断，若不出意外，这个素质不高的冒牌“先锋队”只能是又一个短命组织。在那个既有主义纷争又有结社自由，既有“群体性事件”又有军阀混战的年代，短命政党多如牛毛。像同盟会、国民党、进步党、研究系这样资格老、实力强的党派组织尚且起落不定、一事难成，中共这种小得可怜、弱得要命的激进政党，又何来出头之日？想要革命成功、主义成真，几乎是天方夜谭。
当年，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同时成立、名称也叫“共产党”的政治组织至少有7个：1920年3月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五四运动期间担任过全国学联负责人的姚作宾于1921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黄凌霜、陈德荣等人成立的“无政府主义共产党”；吴玉章等人1922年在四川成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旅俄华人在俄国成立的“中华共产党”……这些个“共产党”并不是“李鬼”，个个都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直接产物，其意识形态与中共也大同小异，而其前途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那些个“共产党”全都不幸早夭、不知所终，唯独“以陈独秀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活了下来，且屡屡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后来变成了“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终至“发迹变泰”，登峰造极。
其他的“共产党”夭折了，中共至今不死；弱小平庸的共产党得胜，强大优越的北洋军阀、国民党相继垮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为什么？难道真有所谓“先进性”在作祟？真是什么“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个问题，我们还真得说道说道。
中共成长史小结：
生党者俄共（布），养党者孙中山，救党者日本皇军
共产党的政治神学告诉人们：之所以是共产党而不是别人打下了江山、夺得了政权，是因为唯其如此，才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共产党比古往今来一切中国人更加“先进”，更加“伟大光荣正确”，他们有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有“一万年才出一个”的“伟大领袖”；因此，“在黑暗中摸索”的仁人志士非得由毛主席来领路不可，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非得由共产党来拯救不可。这套说辞，无非是“君权神授”、“真命天子”、“奉天承运”陈词滥调的另类表述而已。
真实的历史与中共的自我神化相去甚远。中共的诞生、成长，可完全归因于两个“外因”：一为俄共（布）（1925年后改名为联共（布）），二为国民党。而中共的成熟、壮大，则几乎完全得益于东方凶邻日本的武装侵略。
中共本是苏俄“输出革命”，推行“世界革命”的产物。从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到中共一大的召开，无一不在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经费支援、幕后操纵乃至直接领导、亲自操办之下进行。这正是陈独秀、毛泽东的共产党得以生存而其他那些个“共产党”倏生倏灭的唯一原因。
对于中共的诞生与早期成长来说，维经斯基、罗易、马林、鲍罗廷等外国人的重要性，实在要远远大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人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没有陈独秀、李大钊未必不能创建同样的中共，而若没有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则必然没有此后的中共。仅以经费而言，从办刊物、办集会、办夜校到组织政党，若无俄国人掏腰包，没有一文钱自有收入来源的早期中共也是一天也撑不下去的。当年的毛泽东主张“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中共最有独立精神的早期领袖陈独秀也认定“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早期中共心甘情愿受苏俄摆布，听外人指使，党的理论指导、组织设置、人事安排、行动计划乃至文宣口号俱由俄人制定，或呈报俄人批准，中共对苏俄的依赖之深，岂止“以俄为师”，实则“以俄为父”！说它“卢布党”、“儿子党”，是一点不过分的。
一直以来，中共的宣传机器总是指责在它当政之前的中国政府和军阀政客，骂他们全都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走狗”、“帮凶”，并以此定性当年的中国社会是所谓“半殖民地”。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确实，袁世凯、吴佩孚亲英美，段祺瑞及其皖系、张作霖及其奉系亲日本，孙中山及其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先亲日、后亲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反动派”先亲俄、后亲美。无论亲日、亲俄、亲美，无论为了友谊还是为了利益，“亲”则有之，但仅此而已，自身的独立性并未丧失，至于投靠依附、遵命奉旨、俯首称臣的事情，则未之有也。把外国党当总部、以中国党为支部，把外国政府当上司、以自己为下属，把外国人的意见当指示当命令、以中国人的意见为请示为汇报，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以中共首开其端，汪伪政府、满伪政府紧随其后，而清末民国的其他一切政治势力——无论在中共“历史观”看来是“先进”还是“反动”——倒是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在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蒋介石们看来，是足以引为国家民族之耻的。毛泽东发明的“半殖民地”的称呼，在中国其他地方并不适用，只在他老人家治下的苏区、边区以及汪兆铭、溥仪治下的汪伪、满伪地区，算得上名副其实。
也正是在苏俄包藏祸心的拉拢利诱之下，心雄气壮但走投无路的孙中山接纳了一个只有400来人且无一枪一炮的“异党”。孙中山国民党之所以“容共”，目的无非是为了“联俄”，为了获得俄国人的经援和军火。苏俄顾问鲍罗廷帮助国民党建立了一支战斗力足以对抗北方军阀的党军，又协助孙中山建立起一套以党治国、以党领政的党国集权体制，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换取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内发展壮大的机会。而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正是初生的共产党生存与成长的关键所在。
国共合作之前，共产党一年只能发展党员100来人，借助于国民党所提供的资源和空间，中共迅速发展成一个拥有党员近6万人的中等政党，而且在俄国人的庇护下，中共竟得以反客为主，占据了国民党诸多重要的党务部门。按照斯大林的计划，中共将逐渐渗透、改造、分割、蚕食国民党，最终使之成为“工农政党”。这个计划因蒋介石的“叛变革命”而未能得逞，但毕竟，被国民党扫地出门的共产党已经今非昔比了，它渐渐长大了，不再是四年前那个小得要命、弱得可怜、无人理睬、无人问津的激进小党。以此而论，若将俄共（布）比作中共的生身之父，则孙中山国民党不啻为中共的养父（而且这个养父是由生父亲自选择、亲自送养的）。
至于日本对中共的意义，可以说，俄国人从无到有缔造了中共，日本人则从生死边缘挽救了中共，且从此让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只不过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日本对中国的大举侵略恰恰发生于共产党“反围剿”惨遭失败之际，在国军追击下狼奔豕突疲于奔命的残存共军因此才得以绝处逢生。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重建了政治领域的游戏规则。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侵略者共同演绎了一场奇怪的“三国演义”，在国民党与日军相互消耗的长期战争中，共产党反而获得蓬勃的生机，他们最得心应手的事情，便是与日军一起瓜分被国民党人丢掉的地盘，这也是名利双收的好事情。抗日战争使中共军队从缺食少穿的三四万人扩张到拥有百万大军，到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豪迈声称国共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根本改变，“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这正是日本侵略者强行介入中国事务的偶然结果。
这样的局面，是当年创立中国共产党的维经斯基、陈独秀、李大钊们想象不到的，也是当初让共产党安睡于国民党卧榻之侧的鲍罗廷、孙中山所无法预料的。多年之后，毛泽东向到访的日本政要表示“感谢日本皇军”，许多中国人感到难以置信，难以理解，其实毛泽东是真情实感，言之非虚。毛并非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他共产党一党之私的立场上“感谢日本皇军”。毛泽东说的没错，若没有日本皇军的挽救，中共恐怕早已成为历史名词，正如没有俄国人的干涉和渗透，中国或许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共产党。
2011-7-25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131
杨光
中共：资质平庸、默默无闻、小得可怜的激进组织
90年前，一个只有56名党员、13名代表、3名中央委员的激进小党——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参与“建党伟业”的那些创党成员百分之百不是“无产阶级”，而以收入不高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少年学生、中青年教师、报刊编辑——为主。他们大都涉世未深（中共一大代表最年轻者仅19岁），资历平庸且见识浅薄，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对于中国国情、世界大势以及所谓马列主义，他们均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却偏偏最爱不懂装懂，强不知以为知。
时为政治愤青的“伟大领袖”亦不例外。1936年毛泽东亲口告诉埃德加•斯诺，说他1920年在北京滞留期间研读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正是这三本专著让他入了道、开了窍，从此变成“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氏此言时间地点俱在，似乎可信，但半个世纪之后的历史家们发现，毛泽东于不经意之间又撒了一个小谎——正如他一向驾轻就熟地伪造自己并未说过的正确意见和他人从未提出过的错误主张那样，其实那三本小书当时尚未在中国出版。毛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时间看来仍是一个悬案。
真实情况是，建党之际的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既无系统性的理论知识，也无专一性的政治信仰，青年毛泽东的脑子里还是一锅浆糊：三国演义水浒传、曾国藩梁启超、孔孟马列、李自成洪秀全、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大杂烩。即便是毛的革命领路人，中共创党领袖陈独秀、李大钊，那时也还没有真正领会并完全接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马列理论。比如陈独秀，直到1920年仍高调主张劳资合作、社会互助，声称“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希望中国“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很难想象，半年之后的陈独秀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以社会名望而论，中共那“一小撮”创党成员均为默默无闻之辈。这个激进小党既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那样的思想巨子，也没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黎元洪那样的革命元勋，大约只有党魁陈独秀一人可以勉强称之为社会名流兼“绯闻名人”，其余则是不值一提的小角色——若不是此后中共赚得大位，是没有人记得起他们姓甚名谁的。与清末民初活跃在政坛上的老一代的政治活动家和政治组织相比，中共创始人及其“建党伟业”既无全国性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对产业工人与“劳苦大众”也根本谈不上有任何吸引力或号召力。这一群与“工人阶级”完全无关的知识界平庸之辈，从此组成了一个此后把泱泱大国闹得鸡犬不宁天翻地覆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不亦怪哉。
按当时的常理推断，若不出意外，这个素质不高的冒牌“先锋队”只能是又一个短命组织。在那个既有主义纷争又有结社自由，既有“群体性事件”又有军阀混战的年代，短命政党多如牛毛。像同盟会、国民党、进步党、研究系这样资格老、实力强的党派组织尚且起落不定、一事难成，中共这种小得可怜、弱得要命的激进政党，又何来出头之日？想要革命成功、主义成真，几乎是天方夜谭。
当年，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同时成立、名称也叫“共产党”的政治组织至少有7个：1920年3月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五四运动期间担任过全国学联负责人的姚作宾于1921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黄凌霜、陈德荣等人成立的“无政府主义共产党”；吴玉章等人1922年在四川成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旅俄华人在俄国成立的“中华共产党”……这些个“共产党”并不是“李鬼”，个个都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直接产物，其意识形态与中共也大同小异，而其前途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那些个“共产党”全都不幸早夭、不知所终，唯独“以陈独秀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活了下来，且屡屡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后来变成了“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终至“发迹变泰”，登峰造极。
其他的“共产党”夭折了，中共至今不死；弱小平庸的共产党得胜，强大优越的北洋军阀、国民党相继垮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为什么？难道真有所谓“先进性”在作祟？真是什么“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个问题，我们还真得说道说道。
中共成长史小结：
生党者俄共（布），养党者孙中山，救党者日本皇军
共产党的政治神学告诉人们：之所以是共产党而不是别人打下了江山、夺得了政权，是因为唯其如此，才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共产党比古往今来一切中国人更加“先进”，更加“伟大光荣正确”，他们有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有“一万年才出一个”的“伟大领袖”；因此，“在黑暗中摸索”的仁人志士非得由毛主席来领路不可，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非得由共产党来拯救不可。这套说辞，无非是“君权神授”、“真命天子”、“奉天承运”陈词滥调的另类表述而已。
真实的历史与中共的自我神化相去甚远。中共的诞生、成长，可完全归因于两个“外因”：一为俄共（布）（1925年后改名为联共（布）），二为国民党。而中共的成熟、壮大，则几乎完全得益于东方凶邻日本的武装侵略。
中共本是苏俄“输出革命”，推行“世界革命”的产物。从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到中共一大的召开，无一不在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经费支援、幕后操纵乃至直接领导、亲自操办之下进行。这正是陈独秀、毛泽东的共产党得以生存而其他那些个“共产党”倏生倏灭的唯一原因。
对于中共的诞生与早期成长来说，维经斯基、罗易、马林、鲍罗廷等外国人的重要性，实在要远远大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人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没有陈独秀、李大钊未必不能创建同样的中共，而若没有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则必然没有此后的中共。仅以经费而言，从办刊物、办集会、办夜校到组织政党，若无俄国人掏腰包，没有一文钱自有收入来源的早期中共也是一天也撑不下去的。当年的毛泽东主张“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中共最有独立精神的早期领袖陈独秀也认定“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早期中共心甘情愿受苏俄摆布，听外人指使，党的理论指导、组织设置、人事安排、行动计划乃至文宣口号俱由俄人制定，或呈报俄人批准，中共对苏俄的依赖之深，岂止“以俄为师”，实则“以俄为父”！说它“卢布党”、“儿子党”，是一点不过分的。
一直以来，中共的宣传机器总是指责在它当政之前的中国政府和军阀政客，骂他们全都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走狗”、“帮凶”，并以此定性当年的中国社会是所谓“半殖民地”。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确实，袁世凯、吴佩孚亲英美，段祺瑞及其皖系、张作霖及其奉系亲日本，孙中山及其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先亲日、后亲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反动派”先亲俄、后亲美。无论亲日、亲俄、亲美，无论为了友谊还是为了利益，“亲”则有之，但仅此而已，自身的独立性并未丧失，至于投靠依附、遵命奉旨、俯首称臣的事情，则未之有也。把外国党当总部、以中国党为支部，把外国政府当上司、以自己为下属，把外国人的意见当指示当命令、以中国人的意见为请示为汇报，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以中共首开其端，汪伪政府、满伪政府紧随其后，而清末民国的其他一切政治势力——无论在中共“历史观”看来是“先进”还是“反动”——倒是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在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蒋介石们看来，是足以引为国家民族之耻的。毛泽东发明的“半殖民地”的称呼，在中国其他地方并不适用，只在他老人家治下的苏区、边区以及汪兆铭、溥仪治下的汪伪、满伪地区，算得上名副其实。
也正是在苏俄包藏祸心的拉拢利诱之下，心雄气壮但走投无路的孙中山接纳了一个只有400来人且无一枪一炮的“异党”。孙中山国民党之所以“容共”，目的无非是为了“联俄”，为了获得俄国人的经援和军火。苏俄顾问鲍罗廷帮助国民党建立了一支战斗力足以对抗北方军阀的党军，又协助孙中山建立起一套以党治国、以党领政的党国集权体制，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换取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内发展壮大的机会。而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正是初生的共产党生存与成长的关键所在。
国共合作之前，共产党一年只能发展党员100来人，借助于国民党所提供的资源和空间，中共迅速发展成一个拥有党员近6万人的中等政党，而且在俄国人的庇护下，中共竟得以反客为主，占据了国民党诸多重要的党务部门。按照斯大林的计划，中共将逐渐渗透、改造、分割、蚕食国民党，最终使之成为“工农政党”。这个计划因蒋介石的“叛变革命”而未能得逞，但毕竟，被国民党扫地出门的共产党已经今非昔比了，它渐渐长大了，不再是四年前那个小得要命、弱得可怜、无人理睬、无人问津的激进小党。以此而论，若将俄共（布）比作中共的生身之父，则孙中山国民党不啻为中共的养父（而且这个养父是由生父亲自选择、亲自送养的）。
至于日本对中共的意义，可以说，俄国人从无到有缔造了中共，日本人则从生死边缘挽救了中共，且从此让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只不过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日本对中国的大举侵略恰恰发生于共产党“反围剿”惨遭失败之际，在国军追击下狼奔豕突疲于奔命的残存共军因此才得以绝处逢生。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重建了政治领域的游戏规则。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侵略者共同演绎了一场奇怪的“三国演义”，在国民党与日军相互消耗的长期战争中，共产党反而获得蓬勃的生机，他们最得心应手的事情，便是与日军一起瓜分被国民党人丢掉的地盘，这也是名利双收的好事情。抗日战争使中共军队从缺食少穿的三四万人扩张到拥有百万大军，到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豪迈声称国共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根本改变，“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这正是日本侵略者强行介入中国事务的偶然结果。
这样的局面，是当年创立中国共产党的维经斯基、陈独秀、李大钊们想象不到的，也是当初让共产党安睡于国民党卧榻之侧的鲍罗廷、孙中山所无法预料的。多年之后，毛泽东向到访的日本政要表示“感谢日本皇军”，许多中国人感到难以置信，难以理解，其实毛泽东是真情实感，言之非虚。毛并非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他共产党一党之私的立场上“感谢日本皇军”。毛泽东说的没错，若没有日本皇军的挽救，中共恐怕早已成为历史名词，正如没有俄国人的干涉和渗透，中国或许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共产党。
2011-7-25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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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别问我是谁 » 2013年8月20日
中共假抗日真卖国真相 大陆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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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8月20日讯】著名政论家苏赓哲日前发文《日本皇军是中共建国恩人》，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多次引用大陆出刊刊物上的言论，揭露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假抗日、真卖国的真相。
全文如下：
以前，我在不同媒体上谈到毛泽东感谢日本皇军侵华，总有些受众认为是厚诬中共的建国伟人。近日有人也整理了一批材料，可以进一步证实毛泽东对日军真诚的谢意。
毛泽东面谢日本人，我以前举过的例子如他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会见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等时的谈话纪录，在这批材料中也出现了。此外，毛泽东还在其他场合解释了他感谢日本皇军的原因，甚至遗憾日军太早投降。他说：〝‘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学习资料》(1957至1961，北京清华大学，页260)所谓准备得更好一些，就是趁着日本侵华扩大中共的势力。
至于河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则记载着毛泽东所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愈少愈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是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毛泽东选集》中，毛更表示：〝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们还可以藉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世情往往十分诡异，毛泽东并不讳言中共希望日军多占土地，但很多人却相信他们是抗日的主力。中共宣称抵挡了接近六成日军和全部汪伪军，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假抗日真反共，等到日本投降了，才下山〝摘桃子〞。如果说，毛泽东将自己的意图隐藏起来，只是宣传他们才是抗日主力，那么民众中了宣传之毒，还可以理解，实情是两种说法都存在、都接触得到，人们却选择性地拒绝相信中共借抗日为名壮大自己，只肯相信他们是抗日的民族英雄。我认为这只能显示出民众的愚昧和可欺。
记得对南京大屠杀发掘出很多史料的张纯如女士生前到访多伦多，华社曾举行过大型招待会。我出示一册山东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大事纪年》，这是中国高等院校史学参考书，以编年形式记载从远古到中共建政为止的历史大事。书中并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在大屠杀发生期间，它记载的是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什么报告等。
这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一本书，《中国历史大事纪年》显示中共所施行的教育是党高于国，党比国重要。毛泽东早已声明：〝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对政府(国民政府)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是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
我在撰写《郁达夫研究》时，对潘汉年这人发生很大兴趣。潘本来只是创造社藉藉无名的小伙记，和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声望相差极远，但他投身中共后，很短时间就成为中共文艺界负责人之一，左翼作家名声再大都要听他指挥。但更传奇的是他进一步又成为中共情报头子之一，在抗战期间，以向日本提供国民政府的情报，成为日本岩井机关的合作人。潘汉年资料陆续曝光，也旁证了中共勾结日本颠覆本国合法政府的真相。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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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8月20日讯】著名政论家苏赓哲日前发文《日本皇军是中共建国恩人》，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多次引用大陆出刊刊物上的言论，揭露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假抗日、真卖国的真相。
全文如下：
以前，我在不同媒体上谈到毛泽东感谢日本皇军侵华，总有些受众认为是厚诬中共的建国伟人。近日有人也整理了一批材料，可以进一步证实毛泽东对日军真诚的谢意。
毛泽东面谢日本人，我以前举过的例子如他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会见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等时的谈话纪录，在这批材料中也出现了。此外，毛泽东还在其他场合解释了他感谢日本皇军的原因，甚至遗憾日军太早投降。他说：〝‘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学习资料》(1957至1961，北京清华大学，页260)所谓准备得更好一些，就是趁着日本侵华扩大中共的势力。
至于河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则记载着毛泽东所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愈少愈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是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毛泽东选集》中，毛更表示：〝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们还可以藉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世情往往十分诡异，毛泽东并不讳言中共希望日军多占土地，但很多人却相信他们是抗日的主力。中共宣称抵挡了接近六成日军和全部汪伪军，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假抗日真反共，等到日本投降了，才下山〝摘桃子〞。如果说，毛泽东将自己的意图隐藏起来，只是宣传他们才是抗日主力，那么民众中了宣传之毒，还可以理解，实情是两种说法都存在、都接触得到，人们却选择性地拒绝相信中共借抗日为名壮大自己，只肯相信他们是抗日的民族英雄。我认为这只能显示出民众的愚昧和可欺。
记得对南京大屠杀发掘出很多史料的张纯如女士生前到访多伦多，华社曾举行过大型招待会。我出示一册山东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大事纪年》，这是中国高等院校史学参考书，以编年形式记载从远古到中共建政为止的历史大事。书中并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在大屠杀发生期间，它记载的是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什么报告等。
这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一本书，《中国历史大事纪年》显示中共所施行的教育是党高于国，党比国重要。毛泽东早已声明：〝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对政府(国民政府)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是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
我在撰写《郁达夫研究》时，对潘汉年这人发生很大兴趣。潘本来只是创造社藉藉无名的小伙记，和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声望相差极远，但他投身中共后，很短时间就成为中共文艺界负责人之一，左翼作家名声再大都要听他指挥。但更传奇的是他进一步又成为中共情报头子之一，在抗战期间，以向日本提供国民政府的情报，成为日本岩井机关的合作人。潘汉年资料陆续曝光，也旁证了中共勾结日本颠覆本国合法政府的真相。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chm+txt
由 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年1月12日
首曝抗日期间 毛通敌卖国和冈村宁次签署密约 有图为证
——不是坑爹是坑祖宗！得让后人知道它们是怎么抗日的！组图
【阿波罗新闻网 2014-01-10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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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无耻之尤!
【周恩来放过日本战 犯】周恩来在55年末指示：日本战犯不判处1个死刑，也不判1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至64年战犯全部释放。56年，日本战犯听了宣判后不 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参加抗日保卫祖国的抗战国军将领仅在毛镇反运动就被杀无数，校尉级几乎杀光，还有大部分士兵。一叟空间
——不是坑爹是坑祖宗！得让后人知道它们是怎么抗日的！组图
【阿波罗新闻网 2014-01-10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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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无耻之尤!
【周恩来放过日本战 犯】周恩来在55年末指示：日本战犯不判处1个死刑，也不判1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至64年战犯全部释放。56年，日本战犯听了宣判后不 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参加抗日保卫祖国的抗战国军将领仅在毛镇反运动就被杀无数，校尉级几乎杀光，还有大部分士兵。一叟空间
Re: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chm+txt
由 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年3月28日
新四军的“抗日”行径与皖南事变的由来和真相
【阿波罗新闻网 2014-03-28 讯】
作者：辛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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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宣传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皖南事变原来与史实大相径庭。图为中共2002年12月1日开始在全国巡展的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革命斗争事迹爱国主义教育”展，工作人员正在布展。中共宣传的“上饶集中营”为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不抗日却屡屡袭击国民党友军，遭统帅部军法处置关押之处
一、新四军的“抗日”行径和皖南事变的历史背景及政治背景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即芦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该指示曾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改编革命武装以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当地国民党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残余武装和零散武装人员，正是在中共中央这一指示下，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地消灭之;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由是，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就从来只图发展和扩张，从来只打友军和不打敌军。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即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他们打赢了，便是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胜利;打输了，便是国民党“顽固派”打击了“抗日”的新四军。连嗣后由中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所编纂演出的新四军“英雄业绩”，诸如名噪一时的“东进序曲”等，都歌颂的是新四军打内战。然而，近年来解放军的一些军史专家们，却在他们对新四军军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说八路军还勉强配合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场平型关战斗的话，还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勉强打过一场所谓的百团大战的话，那末，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主力与祸水，甚至是中共通敌卖国的主要执行者。不了解这个症结，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何以竟会发生的政治根由。
二、皖南事变发生的政治、军事动因
其一、政治动因。在了解了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便是新四军一贯地不抗日和打内战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诱发皖南事变的直接政治动因厘述清楚了。首先，皖南事变发生在毛泽东所掀起的“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之中，发生在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理论、策略和阴谋之后，是毛泽东及其中共一系列“反顽”指示和决策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其次，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还因为毛泽东曾于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代表中共中央给东南局写了一封指示信，并且这封指示信曾具体指示新四军应该如何“打顽”。显然，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不仅为属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新四军绝对地不听从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而且还要坚决地反对这一领导，直至造成皖南事变的发生，制造了它的政治动因。
其二、军事原因。由于毛泽东已经明确地向新四军下达了绝对不许服从最高统帅部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的命令，所以，新四军才会绝对不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关于新四军调动的命令。岂但不服从，甚至还借调动擅自改变行军路线，以屡屡大规模袭击国民党抗日军队。由是，新四军才在对国民党抗日军队的屡屡袭击中，招致了它自己的杀身之祸。也就是说，国民党的抗日军队终于反击了他们。中共党史研究家们已经承认了新四军绝对不服从最高统帅部命令的事实。他们说：“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蒋介石曾两次致电叶挺，提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江，在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然而，“皖南新四军最后选定的行军路线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因为“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项英在收到批评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召开了会议，决定北移路线为：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显然，这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提出的”。
这显然是对最高军事委员会命令的彻底违背。
三、皖南事变的真相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曾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但是，《大公报》记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评论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着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报》记者并不知道，从中共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出“四项保证”的第一天起，中共就开始借口抗日以扩张了，就开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制造两个中国了。并且，谁要是妨碍了它的扩张和分裂行为，谁就成了它的死敌，谁就要被毛泽东“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皖南事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逼迫出来的一场军事事变和政治事变。只不过打够了抗日军队、一再地不听从抗日命令的新四军，在这一场事变中吃了亏。所以，中共才借此大叫冤枉，才借重国民党在阳面，共产党在阴面，一般民众、包括国际间难以了解共产党所作所为这一先天优势，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天大谎言洒遍全国，并流毒至今。中共更借此一事变，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动推向了高潮，将分裂、扩张和卖国的罪行愈演愈烈。
一九六八年冬，当作者的一批中学同窗被毛泽东下放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茂林地区“接受再教育”时，他们所听到的话无疑曾叫他们、也叫作者大吃一惊。因为当地的老辈们在谈到当年的皖南事变时，竟在私下里对他们说：“哪里是国民党打共产党，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才挨的打。”
历史的真相是隐瞒不住的。
摘自《谁是新中国》
【阿波罗新闻网 2014-03-28 讯】
作者：辛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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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宣传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皖南事变原来与史实大相径庭。图为中共2002年12月1日开始在全国巡展的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革命斗争事迹爱国主义教育”展，工作人员正在布展。中共宣传的“上饶集中营”为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不抗日却屡屡袭击国民党友军，遭统帅部军法处置关押之处
一、新四军的“抗日”行径和皖南事变的历史背景及政治背景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即芦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该指示曾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改编革命武装以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当地国民党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残余武装和零散武装人员，正是在中共中央这一指示下，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地消灭之;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由是，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就从来只图发展和扩张，从来只打友军和不打敌军。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即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他们打赢了，便是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胜利;打输了，便是国民党“顽固派”打击了“抗日”的新四军。连嗣后由中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所编纂演出的新四军“英雄业绩”，诸如名噪一时的“东进序曲”等，都歌颂的是新四军打内战。然而，近年来解放军的一些军史专家们，却在他们对新四军军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说八路军还勉强配合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场平型关战斗的话，还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勉强打过一场所谓的百团大战的话，那末，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主力与祸水，甚至是中共通敌卖国的主要执行者。不了解这个症结，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何以竟会发生的政治根由。
二、皖南事变发生的政治、军事动因
其一、政治动因。在了解了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便是新四军一贯地不抗日和打内战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诱发皖南事变的直接政治动因厘述清楚了。首先，皖南事变发生在毛泽东所掀起的“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之中，发生在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理论、策略和阴谋之后，是毛泽东及其中共一系列“反顽”指示和决策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其次，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还因为毛泽东曾于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代表中共中央给东南局写了一封指示信，并且这封指示信曾具体指示新四军应该如何“打顽”。显然，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不仅为属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新四军绝对地不听从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而且还要坚决地反对这一领导，直至造成皖南事变的发生，制造了它的政治动因。
其二、军事原因。由于毛泽东已经明确地向新四军下达了绝对不许服从最高统帅部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的命令，所以，新四军才会绝对不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关于新四军调动的命令。岂但不服从，甚至还借调动擅自改变行军路线，以屡屡大规模袭击国民党抗日军队。由是，新四军才在对国民党抗日军队的屡屡袭击中，招致了它自己的杀身之祸。也就是说，国民党的抗日军队终于反击了他们。中共党史研究家们已经承认了新四军绝对不服从最高统帅部命令的事实。他们说：“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蒋介石曾两次致电叶挺，提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江，在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然而，“皖南新四军最后选定的行军路线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因为“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项英在收到批评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召开了会议，决定北移路线为：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显然，这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提出的”。
这显然是对最高军事委员会命令的彻底违背。
三、皖南事变的真相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曾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但是，《大公报》记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评论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着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报》记者并不知道，从中共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出“四项保证”的第一天起，中共就开始借口抗日以扩张了，就开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制造两个中国了。并且，谁要是妨碍了它的扩张和分裂行为，谁就成了它的死敌，谁就要被毛泽东“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皖南事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逼迫出来的一场军事事变和政治事变。只不过打够了抗日军队、一再地不听从抗日命令的新四军，在这一场事变中吃了亏。所以，中共才借此大叫冤枉，才借重国民党在阳面，共产党在阴面，一般民众、包括国际间难以了解共产党所作所为这一先天优势，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天大谎言洒遍全国，并流毒至今。中共更借此一事变，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动推向了高潮，将分裂、扩张和卖国的罪行愈演愈烈。
一九六八年冬，当作者的一批中学同窗被毛泽东下放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茂林地区“接受再教育”时，他们所听到的话无疑曾叫他们、也叫作者大吃一惊。因为当地的老辈们在谈到当年的皖南事变时，竟在私下里对他们说：“哪里是国民党打共产党，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才挨的打。”
历史的真相是隐瞒不住的。
摘自《谁是新中国》
Re: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chm+txt
由 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年4月8日
朱仕强：刘少奇密令张克侠制造七七事变！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7月13日 来稿)
中国共产党快完了。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反人类集团，必须为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血债血还。我大约估算了一下，共产党直接或间接，大约杀害了二万万中国人。
大跃进最惨，人相食上史书，非自然死亡总数，估计八千万到一亿一千万。抗战次之，三千五百万中国军民牺牲。再来是国共内战1,260日，49年后清洗国民党军政人员，土改时期杀地主打浮财，各项政治运动。相较之下，文革是共党整自己人，死人还算少的。
大家要问，抗日战争是外敌入侵，怎么可以算到中共头上？就算它偷袭国军，勾搭日本人，借机壮大自己，也没有直接杀人啊？历史公案，是非曲直，读完这篇文章，你就知道为什么。
中华民国政府是当事人，他们的教科书是这样写的：「民国26年7月7日晚11时，日军于北平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吉星文团长严词拒绝，日军恼羞成怒，发动突袭，国军守土有责，奋勇还击。」
这是很准确的事件经过描述，可惜谈的是结果，没有交待原因。 其实，国军和日军都上了共产党的当，因为「卢沟桥事变」根本就是中共北方局一手导演、制造的「战争引信」。
道理很简单，中日两国都反共，只有干起来，共产党才有活路。所以朱毛在陕北一坐稳，大力宣传蒋介石不抗日，鼓动青年学生起来闹事，最后爆发「西安事变」，写下民国百年史，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
「西安事变」确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格局。毛泽东见时机成熟，民气可用，密令北方局搞事，乘夜绑了个日本兵，引诱日军搜查宛平城，再偷放鞭炮让国军误以为日军开枪，一个「恼羞成怒」，一个「奋勇还击」，八年抗战于是开打。
李鸿章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同意拆毁大沽炮台，驻兵北京至山海关一带。（1923年，故宫太监湮灭罪证，纵火建福宫，意大利军队冲进去救火，不然紫禁城就没了。）这个不平等条约，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必须概括承受，直到1943年另订平等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止。欧战德皇退位撤兵，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放弃沙皇旧约。西方列强逐渐与民国友好，节制行动。只有日本扩大侵略，制造局部军事冲突，意图蚕食华北。国民政府竭力周旋，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是「九一八事变」后续，热河战役、长城战役的停火协议，全文如下：
一、中国军队即刻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遵守第一项规定，不再越过上述「撤退线」继续追击，并自动回到长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华北，宋哲元29军驻防平津地区。根据这些局部协议的施行细则，日军在百人以下的军事调动，以及不开火的小规模军事演习，不需要通知地方当局。卢沟桥守军深夜听见鞭炮声（龙王庙三发枪响）却没有日军演训的消息，同时又得到日军搜查宛平城的情报，谁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将军」骂名，心一横就打响了。
日军也奇怪，人丢了还没找着，百人以下的军事行动又不用照会，29军居然开火，「下克上」痼疾发作，事变迅速扩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军部决定增兵「膺惩暴支」。
朱仕强：刘少奇密令张克侠制造七七事变！
蒋委员长说不知道何应钦答应日本人的私信，发现被共党钻了空子，挑起战祸，不由气得大骂：「应钦愚劣私陋，毋使预闻政治，否则害国误国必此人也。阅何致梅函稿，而更愤激，何愚劣至此，诚贱种也。」（蒋介石日记 1937年7月22日）
我们再来看日本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许，日本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12公里卢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搜查失踪士兵）。演习结束后，在河畔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随后清水节郎中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卢沟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随即判断中国士兵用暗号互相联络。」
看到了没有，这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别动队，在两军之间的特殊活动？日军在城外找不到失踪士兵，才坚持进入宛平城搜查，听见枪响，越发担心失踪士兵的安危，当时已是深夜，中国驻军拒绝要求，于是发动炮击。
事变发生之后，延安大吹大唱：「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全民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共北方局马上后撤太原，太行山地区「游而不击」。刘少奇是北方局书记，立此大功，43年提拔「二把手」，确立接班人的地位。八年抗战三千五百万军民同胞，死难血债都算他的，最后被老毛活活整死，化名「刘卫黄」骨灰也不知是真是假。历史在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吉星文死于823炮战，这是历史的讽刺。西北军一向左倾，冯玉祥、杨虎城、傅作义皆然。他的族叔吉鸿昌（宁夏省主席）是共产党员，和老蒋不对盘，后来也送了命。不然为什么这位「民族英雄」，八年抗战从未委以要职，胜利后才当上77师37旅旅长，蒋委员长到底是什么考虑？
我作这个历史推论，主要来自以下三个资料：
一、当年那个被绑走日本兵的战友，1960年代在杂志作了一个访谈，说是晚饭后找地方大解，遇到武装土匪，事情过了放他回去。在那个脸谱化的时代，认为是日方脱罪之词，无人理睬。
二、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社会观察》专题，承认了这个史实。原来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老地下党，他侄子在节目中回忆「当时张克侠接到顶头上司刘少奇命令，认为北平的态势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三、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支那课军情特务出身），东京大审判出庭作证。卢沟桥的第一枪是共产党放的，事变是共产党在卢沟桥两边放枪挑起，而且是共产党和前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勾结和操纵的。后来有人骂他「日本的犹大」，他就不敢说话了。
最近日本准备购买钓鱼岛，募款14亿日元。这个数字，还不够薄熙来海外洗钱60亿美元的零头。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中华民族先锋队，还是国际洗钱游击队？答案不问可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7月13日 来稿)
中国共产党快完了。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反人类集团，必须为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血债血还。我大约估算了一下，共产党直接或间接，大约杀害了二万万中国人。
大跃进最惨，人相食上史书，非自然死亡总数，估计八千万到一亿一千万。抗战次之，三千五百万中国军民牺牲。再来是国共内战1,260日，49年后清洗国民党军政人员，土改时期杀地主打浮财，各项政治运动。相较之下，文革是共党整自己人，死人还算少的。
大家要问，抗日战争是外敌入侵，怎么可以算到中共头上？就算它偷袭国军，勾搭日本人，借机壮大自己，也没有直接杀人啊？历史公案，是非曲直，读完这篇文章，你就知道为什么。
中华民国政府是当事人，他们的教科书是这样写的：「民国26年7月7日晚11时，日军于北平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吉星文团长严词拒绝，日军恼羞成怒，发动突袭，国军守土有责，奋勇还击。」
这是很准确的事件经过描述，可惜谈的是结果，没有交待原因。 其实，国军和日军都上了共产党的当，因为「卢沟桥事变」根本就是中共北方局一手导演、制造的「战争引信」。
道理很简单，中日两国都反共，只有干起来，共产党才有活路。所以朱毛在陕北一坐稳，大力宣传蒋介石不抗日，鼓动青年学生起来闹事，最后爆发「西安事变」，写下民国百年史，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
「西安事变」确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格局。毛泽东见时机成熟，民气可用，密令北方局搞事，乘夜绑了个日本兵，引诱日军搜查宛平城，再偷放鞭炮让国军误以为日军开枪，一个「恼羞成怒」，一个「奋勇还击」，八年抗战于是开打。
李鸿章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同意拆毁大沽炮台，驻兵北京至山海关一带。（1923年，故宫太监湮灭罪证，纵火建福宫，意大利军队冲进去救火，不然紫禁城就没了。）这个不平等条约，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必须概括承受，直到1943年另订平等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止。欧战德皇退位撤兵，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放弃沙皇旧约。西方列强逐渐与民国友好，节制行动。只有日本扩大侵略，制造局部军事冲突，意图蚕食华北。国民政府竭力周旋，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是「九一八事变」后续，热河战役、长城战役的停火协议，全文如下：
一、中国军队即刻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遵守第一项规定，不再越过上述「撤退线」继续追击，并自动回到长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华北，宋哲元29军驻防平津地区。根据这些局部协议的施行细则，日军在百人以下的军事调动，以及不开火的小规模军事演习，不需要通知地方当局。卢沟桥守军深夜听见鞭炮声（龙王庙三发枪响）却没有日军演训的消息，同时又得到日军搜查宛平城的情报，谁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将军」骂名，心一横就打响了。
日军也奇怪，人丢了还没找着，百人以下的军事行动又不用照会，29军居然开火，「下克上」痼疾发作，事变迅速扩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军部决定增兵「膺惩暴支」。
朱仕强：刘少奇密令张克侠制造七七事变！
蒋委员长说不知道何应钦答应日本人的私信，发现被共党钻了空子，挑起战祸，不由气得大骂：「应钦愚劣私陋，毋使预闻政治，否则害国误国必此人也。阅何致梅函稿，而更愤激，何愚劣至此，诚贱种也。」（蒋介石日记 1937年7月22日）
我们再来看日本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许，日本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12公里卢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搜查失踪士兵）。演习结束后，在河畔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随后清水节郎中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卢沟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随即判断中国士兵用暗号互相联络。」
看到了没有，这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别动队，在两军之间的特殊活动？日军在城外找不到失踪士兵，才坚持进入宛平城搜查，听见枪响，越发担心失踪士兵的安危，当时已是深夜，中国驻军拒绝要求，于是发动炮击。
事变发生之后，延安大吹大唱：「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全民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共北方局马上后撤太原，太行山地区「游而不击」。刘少奇是北方局书记，立此大功，43年提拔「二把手」，确立接班人的地位。八年抗战三千五百万军民同胞，死难血债都算他的，最后被老毛活活整死，化名「刘卫黄」骨灰也不知是真是假。历史在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吉星文死于823炮战，这是历史的讽刺。西北军一向左倾，冯玉祥、杨虎城、傅作义皆然。他的族叔吉鸿昌（宁夏省主席）是共产党员，和老蒋不对盘，后来也送了命。不然为什么这位「民族英雄」，八年抗战从未委以要职，胜利后才当上77师37旅旅长，蒋委员长到底是什么考虑？
我作这个历史推论，主要来自以下三个资料：
一、当年那个被绑走日本兵的战友，1960年代在杂志作了一个访谈，说是晚饭后找地方大解，遇到武装土匪，事情过了放他回去。在那个脸谱化的时代，认为是日方脱罪之词，无人理睬。
二、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社会观察》专题，承认了这个史实。原来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老地下党，他侄子在节目中回忆「当时张克侠接到顶头上司刘少奇命令，认为北平的态势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三、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支那课军情特务出身），东京大审判出庭作证。卢沟桥的第一枪是共产党放的，事变是共产党在卢沟桥两边放枪挑起，而且是共产党和前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勾结和操纵的。后来有人骂他「日本的犹大」，他就不敢说话了。
最近日本准备购买钓鱼岛，募款14亿日元。这个数字，还不够薄熙来海外洗钱60亿美元的零头。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中华民族先锋队，还是国际洗钱游击队？答案不问可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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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年7月1日
曾庆红老爸勾结日寇机密泄露 遭批斗周恩来力保 图
——某组织勾结日本人的机密是如何泄露的?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
【阿波罗新闻网 2014-07-01 讯】
作者：祝春亭
抗战期间，国民党揭露共产党与日本勾结，达成秘密协议：新四军与日军和睦相处。中共开动宣传机器，强烈谴责国民党造谣。抗战胜利后，毛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躲到峨嵋山上不抗日，专干窃取抗战胜利果实摘桃子的勾当。事实究竟如何，我们还是看《人民公安》的一篇文章吧，文章隐晦地告诉你，谁是抗战时期的大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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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春亭：抗战期间，国民党揭露共产党与日本勾结，达成秘密协议：新四军与日军和睦相处。中共开动宣传机器，强烈谴责国民党造谣。抗战胜利后，毛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躲到峨嵋山上不抗日，专干窃取抗战胜利果实摘桃子的勾当。事实究竟如何，我们还是看《人民公安》的一篇文章吧，文章隐晦地告诉你，谁是抗战时期的大汉奸!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孙宇亭)
来自：公安部网站
时间：2006-12-09
登于：《人民公安》2001年12期
作者：孙宇亭，男，1930年7月出生于河南省荣阳县。1949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南公安部办公室研究科干事、科员，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科员、副科长、副处长，调研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1992年初离休。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孙宇亭）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央各机关紧张的政治气氛又陡然升级。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拉帮结派，组建各色各样的“战斗队”，向所谓的“走资派”夺权。各“战斗队”之间，争权夺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乱，机构瘫痪。这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机关和联系的部委派驻联络员，掌握动态，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他报告。
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是直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办事机构，负责联系和协调公安部、内务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法工作小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任谢富治，副主任甘重斗。严佑民在“文革”前不久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我被从公安部办公厅借调到内务办公室，正好在他手下工作。
“一月风暴”之后，严佑民派我为内务部(现改称民政部)联络员。那时，内务部部长是曾山，副部长王一夫、黄庆熙。一个402人的部有七个造反组织。若以对待部领导的态度来划分，可分为两大派，一派称“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革联”)，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称“红色革命者联合总部”(简称“红联”)，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两派各视对方为寇雠，誓不两立。
9月间的一天，“革联”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对曾山采取了“革命行动”。他们瞒过家属，避开“红联”，联络驻内务部机关内的学生“红卫兵”，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低头、弯腰、“喷气式”)。家属不见曾山的踪影，着急打电话向内务办求助。我立即询问“革联”，他们推说不知道。我又通知“红联”帮助寻找，得悉被“革联”揪往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的情况。当家属赶到的时候，批斗会已散场，曾山身倚金水桥栏杆，两眼发直，似有轻生念头。我把所获情况当即报告严佑民，他又电话报告谢富治、周恩来。周总理就这一事件，要求内务办公室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文件，并口述了文件的内容。严佑民把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务交给了我，并要求以最快速度完成。我把起草的文稿，冠以“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的标题，送严佑民、谢富治审阅后，报送周恩来总理签发。9月27日一早，严佑民和我就向内务部造反组织的头头传达了这个指示。全文为下：
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
一、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
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内务部平静下来了。但好景不长。10月，内务部造反派“革联”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工作人员提供的曾山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的情况，武断地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必须打倒。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过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祝春亭注：滑天下之大稽，与日本秘密接触和睦相处，竟然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革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辩解。“红联”站在曾山一边，对着干。两派互不相让，即将酿成一场武斗。
我向严佑民、谢富治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并参与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决策会议。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在太岳，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在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我说：“这事倒也好办，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谢、严都表示同意，并决定查阅档案的事由我来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我写了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分别签署同意。我拿着他们的批件，同内务办公室的赵雪瀛同志，驱车到了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我向严佑民报告后，他找×××[1]补了一个手续。第二次到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仔细检视了批件，没有犹豫，即指示工作人员照办。共找到有关此项活动的四份电报，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更难得的是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签名真迹。那时陈毅在延安参加整风，有的电报他也看了。这时，我身心无比轻松，感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事情虽然有了结果，但向上级汇报，不能空口无凭，需有真凭实据。可是，档案馆规定，此类机密，不能外借，不准抄录。经同军代表交涉，他们允许我摘抄主要内容[4]。回机关后，顾不上吃饭，立即起草报告，经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后，报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却意外地发生了变化。10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顿脾气。我的办公室虽与之一墙之隔，但严的房门紧闭，听不见说些什么。谢走后，严佑民到我的办公室，神色有点仓皇，苦笑着对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我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2]，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我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的一天，谢富治通知严佑民、赵雪瀛和我开会。会场上只有我们四个人，谢的态度比较平和。
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他接着又说：“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今后，如果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说完就走了。
我认为，这场风波可能就此打住了。严佑民却认为不会这么简单，党内的斗争相当复杂，“文革”以来有许多事情出乎意料。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严佑民的分析是正确的。
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书、业务档案和敌伪档案，原来的档案管理人员封卷锁库后，立即撤离。接着，调派了三百名解放军进驻公安部，接管了这些档案。
有一天深夜，我已脱衣就寝。谢富治的秘书突然敲门，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并说：车已准备好，马上走。公安部和大会堂只隔着天安门广场，步行一刻钟就够了，却派汽车相送，可见事态的严重和急迫。
我从大会堂的南门进去，遥望安徽厅的门口蹲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厅内右侧摆了一张长条桌，桌后坐着三个人，从右至左为吴法宪、谢富治、×××。桌子右边横头旁，坐着严佑民和赵雪瀛。长条桌左侧横头旁放了一把椅子，我进门后，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立即在椅子上落座。厅门左侧靠墙放了一张桌子，有两名穿军装的人做记录。长条桌的对面三米处，有一个小方凳，没有坐人。我打量一下房中摆设，很明显地是“三堂会审”的架式。审谁?当然是我。我知趣地在小方凳上坐了下来。审问开始了。
谢富治首先开口：“你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成分?”
他这十足审问犯人的口吻，使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此前我在公安部机关工作13年，谢富治当公安部长后我在他身边工作8年，他对我的身世太熟悉了。此刻，既然他已把我视为敌人，我便不能再抱幻想，只能以慎重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回答，力图证明自己的无辜。我的情绪镇静下来，回答了他的第一个提问。
谢：“你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混进公安部的?”
答：“我没有混进公安部。我是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后，从中南公安部奉调进京的。当时从中南公安部选调了60名干部，由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带队到北京报到。”
因为提到了杨奇清，谢富治向旁边的吴法宪小声说：“杨奇清也有问题。”接着，谢又板起了面孔对我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我据实申辩：“这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
我在详谈了内务部两派斗争的情况后接着说：“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情况，谢副总理，×主任[1]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错，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们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转向×××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冲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接着×××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严厉地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很不高兴地问：“你是从哪个部队来的。”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从学部把我挑来的。”
又问：“你是造反派?”
军代表答：“是的。”
×××又问：“学部的人怎么穿上了军装?”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派人送给我的。”
这时，×××又转向做记录的穿军装的人(可能是他的秘书，或是办案人员)说：“把那个报告传过来，我再看看!”
×××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
谢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并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
我和严佑民、赵雪瀛、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目睹了这几位中央首长表演这滑稽的一幕。我注意到，吴法宪一直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
审问继续进行。
谢富治问我：“你为什么要包庇曾山和陈毅?”
我回答说：“我作为驻内务部的联络员，弄清事实，协助领导平息纷争，是我的职责。既然曾山问题成了纷争的焦点，就需要设法澄清。查档案，是为了澄清问题。我和曾山没有私交，在我当联络员之前，彼此素不相识，没有来往，我没有理由包庇他。至于陈毅，他是元帅，我知道他，他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个小人物。”
谢富治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因事关紧要，我还没有想好回答的措辞，没有想到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
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这时，吴法宪睁开了眼睛，说肚子饿了，让服务员拿夜餐来。服务员端上了包子和馄饨。吴法宪劝我们吃些夜餐。我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便说我不饿。
谢富治说：“既然不想吃，回家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半夜的遭遇，真是一节生动的课程，使我受益匪浅。我这个“小字辈”，在这几位资深的“老领导”面前，一下子增长了许多社会知识和党内斗争的知识。然而，更增加了我的害怕和不安。怕的是那些看来道貌岸然，内心却龌龊阴险的人，若不慎跌入他们预设的陷阱，定会万劫不复;不安的是为尊敬的严佑民同志担心，他心怀坦诚，承担责任，把我从政治泥沼中拉出来，但他若因此而身遭不测，我于心难安。
1968年过年过后，公安部召开干部大会，谢富治、×××、吴法宪出现在讲台上。谢富治宣布，由解放军接管公安部机关，公安部的全体人员，统统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后，谢富治又委托严佑民召集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开会，宣布撤销机构，移交档案，由军队接管。
公安部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是政治上、组织上肃清异己的“集中营”。非重点对象，两个星期尚可回家一次;重点对象(多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不好，以及个人历史复杂者)，则不准回家，家属送来日用品还要经过造反派的检查。夜深人静，是抓人送进监狱的时刻。吉普车一响，不用问，就是又有人上路了。我算了一下，仅1968年3月、4月内，我所认识的人中，就有37人身陷囹圄，严佑民便是其中的一个。
严佑民的被捕，本是意料中事。在心情激动和沉重的同时，陷入了更为沉静的思索。我试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对某些人炮制的这起冤案进行解剖。罪名当然是所谓的“盗窃核心机密”。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核心机密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抗战末期[3]，日军为了摆脱困境，向新四军提出谈判的要求，商谈相互妥协的条件。新四军作不了主，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同意和他们接触，并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做好大反攻准备的方针和策略(祝春亭注：大反攻，其实就是日本投降后与国民党抢地盘，然后演变成内战夺江山)。于是才有新四军代表曾山和日本军方代表的接触，相互讨价还价的事情。第二个问题，这件事，算不算核心机密?在当时，它是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同时，为了防止在国际、国内造成影响，陷我于政治上的被动，必须严格保密，定为核心机密并不过分。但是，时过境迁，它的机密性也就丧失了。同时，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敌对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乃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惯用的手段，并不新鲜。第三个问题，既然算不上核心机密，而决策者们又一口咬定是核心机密，就是把所谓的“机密”当成打人的棍子。曾山是新四军的组织部长，他的后面是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如果曾山在威逼之下坚守秘密，肯定要受皮肉之苦，而对当权者却有益无害;如果曾山认为事情已过去多年，又是经中央批准的而讲了出去，那么，刘少奇、陈毅的“投降派罪名”又多了一条证据。所以他们睁眼看着造反派胡闹下去(当然也不排除这场闹剧是他们幕后导演的)。第四个问题，即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一事，是怎样和整个事态联系起来的。我和严佑民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考虑到事情如此之奥妙，仅是凭着做人的良知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行事的。
谢富治、×××事先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政治漩窝，一旦觉察，急于脱身，就需要找个替罪羊。我便成了首选对象，我出身不好，没有后台，掀不起一点浪花。只是到了关键时刻，严佑民挺身而出，才把我救了出来。
通过上述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奸人预设的政治陷阱，他们想要猎捕的对象是曾山，是我无意之中做了于曾山有益的事，而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严佑民又救了我。
严佑民，这位坚贞的共产党员，由于中华文化的长期熏陶，此刻他做到了俯仰无愧。然而正因为如此，他身陷绝境。
我不仅无力营救我的良师益友脱离“天牢”，而且还要随时准备着身遭不测。我能够办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对自己的亲属后代略作交代，留下遗言;二是竭尽智慧，逃避时刻可能到来的更大的劫难。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恩师、挚友严佑民含冤忍垢的1460天里，我虽经过了下放劳动、党员登记、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等政治浪潮，却都坎坎坷坷地走了过来。多少人间生死荣辱事，也一件件在我面前走过。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后吴法宪锒铛入狱。1972年3月，谢富治患癌症，在挣扎中痛苦死去。党内残酷斗争中的幸存者曾山同志故去时，所谓“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冤案的涉嫌人严佑民还在狱中。
1972年9月，得悉严佑民被从秦城监狱假释出来，住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由夫人林喧陪伴。我设法避开公安部调研室造反派头头的纠缠，前往探望。四年的牢狱生活，和相继发生的心脏病、白内障、风湿性关节炎，折磨得这位很健壮的老人变了形状。但他性格依然开朗，谈吐依然妙趣横生，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虽十分忧虑却又满怀信心。在这样一位有恩于我的长者面前，我再也压不住激动的感情，久埋心底的话，一下子冒子出来：“查档案的这件事，不管它冤不冤，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
没有想到他听后竟冷冷地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停一会儿他才接着说：“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很可能瘐死狱中……”说着，严老也越来越动情。我怕勾起他四年冤狱中的种种伤心事，就转换话题谈社会现象，谈读书心得，谈诗文。他说：“在监狱里，我读了《资本论》，《毛选》至少读了四遍。”我说：“我看了一些历史书籍《史记》、《汉书》、《隋书》和《三国志》，还心有所感，写了一首诗。”他问我什么诗，我吟给他听，并写出来给他看。
严君
春秋几番是非缠，
敢笑廷尉羁张盘。
友情泣血染浊水，
正气凌空刺云天。
枫叶沐霜色更美，
志士逢凶胆不寒。
四年囹圄等闲事，
收拾行装再向前。
他看后，哈哈大笑，说：“把我捧得太高了。我喜欢最后两句，‘四年囹圄等闲事，收拾行装再向前’。”
粉碎“四人帮”后，严佑民被委以重任，赴上海扫荡“四人帮”的老巢，以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和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以下注释、分析仅供参考)
【注释】
[1]“XXX”、“X主任”——有的杂志如《旧闻秘录》写的是旺东兴。
文中有：“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中央办公厅主任正是汪东兴。“×××”、“×主任”——是旺东兴无疑。
[2]“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有的杂志如《旧闻秘录》写的是康生。但是康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他能指挥的了谢富治、汪东兴和吴法宪吗?汪只听毛和周的。这位中央负责同志绝对不是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的任何一人，否则早就写出名字了，正好向他们推罪，更不可能是康生，作者和刊登者不可能为康生隐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只能是正面人物，绝不是反而人物。
1967年以后，中央各部委都瘫痪了，中央文革接掌了大权，刘少奇、邓小平又被打倒，这时能说上话又能指挥的了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的就只有周恩来和毛了。历史上经常出现故弄玄虚的事，1949年国共两党和谈期间，在报纸上突然宣布要惩治“战争罪犯”的文章，并把“战犯”的名字列了出来，用的是“中共的一位权威人士”这种称呼来玄虚天下人，其实“权威人士”是毛本人。
本文中的“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应该是总理周恩来。
[3]“抗战末期”：不是抗战末期，有的杂志如《旧闻秘录》写着：电报跨越时间很长。
[4]本文中只写了他自己，在有的期刊中是写：我(孙宇亭)和赵雪瀛等四个人花了四天时间查了中央秘密档案馆。他们为了向上级汇报，当时抄出了电报中缔结条约的具体条文。电报很多，跨越时间很长。
[5]严佑民：十年动乱中，严佑民同志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但他坚信真理，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贞不渝。1975年10月恢复工作，任公安部副部长。1976年10月任中央派赴上海工作组成员。1977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后兼任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1981年2月，调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兼省纪委第一书记、政法委书记，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选为中纪委委员。1983年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派驻广东省委联络组组长。1985年为中央派驻中南五省整党巡视组组长，后任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等职。严佑民同志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等作出了突出贡献。严佑民同志是党的十二大代表、十三大列席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七届人大代表。
注：严佑民的被迫害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根本没有任何一点关系。是“一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迫害。1975年10月正是四人帮很凶的时候他恢复了工作，‘任公安部副部长’。可见四人帮根本就不理他。他又的确有后台，所以敢扛事。他不但恢复了工作，而且还升了官。
[6]严佑民后来经常说：“我被捕后，没有人敢再碰(整)曾山。保护了曾山。”其实他根本保护不了曾山。曾山也被“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所保护。
——某组织勾结日本人的机密是如何泄露的?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
【阿波罗新闻网 2014-07-01 讯】
作者：祝春亭
抗战期间，国民党揭露共产党与日本勾结，达成秘密协议：新四军与日军和睦相处。中共开动宣传机器，强烈谴责国民党造谣。抗战胜利后，毛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躲到峨嵋山上不抗日，专干窃取抗战胜利果实摘桃子的勾当。事实究竟如何，我们还是看《人民公安》的一篇文章吧，文章隐晦地告诉你，谁是抗战时期的大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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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春亭：抗战期间，国民党揭露共产党与日本勾结，达成秘密协议：新四军与日军和睦相处。中共开动宣传机器，强烈谴责国民党造谣。抗战胜利后，毛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躲到峨嵋山上不抗日，专干窃取抗战胜利果实摘桃子的勾当。事实究竟如何，我们还是看《人民公安》的一篇文章吧，文章隐晦地告诉你，谁是抗战时期的大汉奸!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孙宇亭)
来自：公安部网站
时间：2006-12-09
登于：《人民公安》2001年12期
作者：孙宇亭，男，1930年7月出生于河南省荣阳县。1949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南公安部办公室研究科干事、科员，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科员、副科长、副处长，调研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1992年初离休。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孙宇亭）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央各机关紧张的政治气氛又陡然升级。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拉帮结派，组建各色各样的“战斗队”，向所谓的“走资派”夺权。各“战斗队”之间，争权夺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乱，机构瘫痪。这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机关和联系的部委派驻联络员，掌握动态，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他报告。
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是直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办事机构，负责联系和协调公安部、内务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法工作小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任谢富治，副主任甘重斗。严佑民在“文革”前不久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我被从公安部办公厅借调到内务办公室，正好在他手下工作。
“一月风暴”之后，严佑民派我为内务部(现改称民政部)联络员。那时，内务部部长是曾山，副部长王一夫、黄庆熙。一个402人的部有七个造反组织。若以对待部领导的态度来划分，可分为两大派，一派称“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革联”)，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称“红色革命者联合总部”(简称“红联”)，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两派各视对方为寇雠，誓不两立。
9月间的一天，“革联”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对曾山采取了“革命行动”。他们瞒过家属，避开“红联”，联络驻内务部机关内的学生“红卫兵”，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低头、弯腰、“喷气式”)。家属不见曾山的踪影，着急打电话向内务办求助。我立即询问“革联”，他们推说不知道。我又通知“红联”帮助寻找，得悉被“革联”揪往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的情况。当家属赶到的时候，批斗会已散场，曾山身倚金水桥栏杆，两眼发直，似有轻生念头。我把所获情况当即报告严佑民，他又电话报告谢富治、周恩来。周总理就这一事件，要求内务办公室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文件，并口述了文件的内容。严佑民把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务交给了我，并要求以最快速度完成。我把起草的文稿，冠以“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的标题，送严佑民、谢富治审阅后，报送周恩来总理签发。9月27日一早，严佑民和我就向内务部造反组织的头头传达了这个指示。全文为下：
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
一、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
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内务部平静下来了。但好景不长。10月，内务部造反派“革联”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工作人员提供的曾山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的情况，武断地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必须打倒。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过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祝春亭注：滑天下之大稽，与日本秘密接触和睦相处，竟然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革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辩解。“红联”站在曾山一边，对着干。两派互不相让，即将酿成一场武斗。
我向严佑民、谢富治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并参与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决策会议。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在太岳，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在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我说：“这事倒也好办，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谢、严都表示同意，并决定查阅档案的事由我来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我写了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分别签署同意。我拿着他们的批件，同内务办公室的赵雪瀛同志，驱车到了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我向严佑民报告后，他找×××[1]补了一个手续。第二次到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仔细检视了批件，没有犹豫，即指示工作人员照办。共找到有关此项活动的四份电报，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更难得的是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签名真迹。那时陈毅在延安参加整风，有的电报他也看了。这时，我身心无比轻松，感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事情虽然有了结果，但向上级汇报，不能空口无凭，需有真凭实据。可是，档案馆规定，此类机密，不能外借，不准抄录。经同军代表交涉，他们允许我摘抄主要内容[4]。回机关后，顾不上吃饭，立即起草报告，经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后，报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却意外地发生了变化。10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顿脾气。我的办公室虽与之一墙之隔，但严的房门紧闭，听不见说些什么。谢走后，严佑民到我的办公室，神色有点仓皇，苦笑着对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我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2]，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我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的一天，谢富治通知严佑民、赵雪瀛和我开会。会场上只有我们四个人，谢的态度比较平和。
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他接着又说：“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今后，如果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说完就走了。
我认为，这场风波可能就此打住了。严佑民却认为不会这么简单，党内的斗争相当复杂，“文革”以来有许多事情出乎意料。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严佑民的分析是正确的。
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书、业务档案和敌伪档案，原来的档案管理人员封卷锁库后，立即撤离。接着，调派了三百名解放军进驻公安部，接管了这些档案。
有一天深夜，我已脱衣就寝。谢富治的秘书突然敲门，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并说：车已准备好，马上走。公安部和大会堂只隔着天安门广场，步行一刻钟就够了，却派汽车相送，可见事态的严重和急迫。
我从大会堂的南门进去，遥望安徽厅的门口蹲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厅内右侧摆了一张长条桌，桌后坐着三个人，从右至左为吴法宪、谢富治、×××。桌子右边横头旁，坐着严佑民和赵雪瀛。长条桌左侧横头旁放了一把椅子，我进门后，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立即在椅子上落座。厅门左侧靠墙放了一张桌子，有两名穿军装的人做记录。长条桌的对面三米处，有一个小方凳，没有坐人。我打量一下房中摆设，很明显地是“三堂会审”的架式。审谁?当然是我。我知趣地在小方凳上坐了下来。审问开始了。
谢富治首先开口：“你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成分?”
他这十足审问犯人的口吻，使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此前我在公安部机关工作13年，谢富治当公安部长后我在他身边工作8年，他对我的身世太熟悉了。此刻，既然他已把我视为敌人，我便不能再抱幻想，只能以慎重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回答，力图证明自己的无辜。我的情绪镇静下来，回答了他的第一个提问。
谢：“你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混进公安部的?”
答：“我没有混进公安部。我是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后，从中南公安部奉调进京的。当时从中南公安部选调了60名干部，由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带队到北京报到。”
因为提到了杨奇清，谢富治向旁边的吴法宪小声说：“杨奇清也有问题。”接着，谢又板起了面孔对我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我据实申辩：“这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
我在详谈了内务部两派斗争的情况后接着说：“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情况，谢副总理，×主任[1]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错，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们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转向×××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冲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接着×××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严厉地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很不高兴地问：“你是从哪个部队来的。”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从学部把我挑来的。”
又问：“你是造反派?”
军代表答：“是的。”
×××又问：“学部的人怎么穿上了军装?”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派人送给我的。”
这时，×××又转向做记录的穿军装的人(可能是他的秘书，或是办案人员)说：“把那个报告传过来，我再看看!”
×××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
谢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并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
我和严佑民、赵雪瀛、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目睹了这几位中央首长表演这滑稽的一幕。我注意到，吴法宪一直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
审问继续进行。
谢富治问我：“你为什么要包庇曾山和陈毅?”
我回答说：“我作为驻内务部的联络员，弄清事实，协助领导平息纷争，是我的职责。既然曾山问题成了纷争的焦点，就需要设法澄清。查档案，是为了澄清问题。我和曾山没有私交，在我当联络员之前，彼此素不相识，没有来往，我没有理由包庇他。至于陈毅，他是元帅，我知道他，他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个小人物。”
谢富治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因事关紧要，我还没有想好回答的措辞，没有想到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
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这时，吴法宪睁开了眼睛，说肚子饿了，让服务员拿夜餐来。服务员端上了包子和馄饨。吴法宪劝我们吃些夜餐。我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便说我不饿。
谢富治说：“既然不想吃，回家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半夜的遭遇，真是一节生动的课程，使我受益匪浅。我这个“小字辈”，在这几位资深的“老领导”面前，一下子增长了许多社会知识和党内斗争的知识。然而，更增加了我的害怕和不安。怕的是那些看来道貌岸然，内心却龌龊阴险的人，若不慎跌入他们预设的陷阱，定会万劫不复;不安的是为尊敬的严佑民同志担心，他心怀坦诚，承担责任，把我从政治泥沼中拉出来，但他若因此而身遭不测，我于心难安。
1968年过年过后，公安部召开干部大会，谢富治、×××、吴法宪出现在讲台上。谢富治宣布，由解放军接管公安部机关，公安部的全体人员，统统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后，谢富治又委托严佑民召集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开会，宣布撤销机构，移交档案，由军队接管。
公安部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是政治上、组织上肃清异己的“集中营”。非重点对象，两个星期尚可回家一次;重点对象(多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不好，以及个人历史复杂者)，则不准回家，家属送来日用品还要经过造反派的检查。夜深人静，是抓人送进监狱的时刻。吉普车一响，不用问，就是又有人上路了。我算了一下，仅1968年3月、4月内，我所认识的人中，就有37人身陷囹圄，严佑民便是其中的一个。
严佑民的被捕，本是意料中事。在心情激动和沉重的同时，陷入了更为沉静的思索。我试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对某些人炮制的这起冤案进行解剖。罪名当然是所谓的“盗窃核心机密”。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核心机密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抗战末期[3]，日军为了摆脱困境，向新四军提出谈判的要求，商谈相互妥协的条件。新四军作不了主，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同意和他们接触，并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做好大反攻准备的方针和策略(祝春亭注：大反攻，其实就是日本投降后与国民党抢地盘，然后演变成内战夺江山)。于是才有新四军代表曾山和日本军方代表的接触，相互讨价还价的事情。第二个问题，这件事，算不算核心机密?在当时，它是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同时，为了防止在国际、国内造成影响，陷我于政治上的被动，必须严格保密，定为核心机密并不过分。但是，时过境迁，它的机密性也就丧失了。同时，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敌对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乃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惯用的手段，并不新鲜。第三个问题，既然算不上核心机密，而决策者们又一口咬定是核心机密，就是把所谓的“机密”当成打人的棍子。曾山是新四军的组织部长，他的后面是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如果曾山在威逼之下坚守秘密，肯定要受皮肉之苦，而对当权者却有益无害;如果曾山认为事情已过去多年，又是经中央批准的而讲了出去，那么，刘少奇、陈毅的“投降派罪名”又多了一条证据。所以他们睁眼看着造反派胡闹下去(当然也不排除这场闹剧是他们幕后导演的)。第四个问题，即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一事，是怎样和整个事态联系起来的。我和严佑民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考虑到事情如此之奥妙，仅是凭着做人的良知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行事的。
谢富治、×××事先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政治漩窝，一旦觉察，急于脱身，就需要找个替罪羊。我便成了首选对象，我出身不好，没有后台，掀不起一点浪花。只是到了关键时刻，严佑民挺身而出，才把我救了出来。
通过上述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奸人预设的政治陷阱，他们想要猎捕的对象是曾山，是我无意之中做了于曾山有益的事，而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严佑民又救了我。
严佑民，这位坚贞的共产党员，由于中华文化的长期熏陶，此刻他做到了俯仰无愧。然而正因为如此，他身陷绝境。
我不仅无力营救我的良师益友脱离“天牢”，而且还要随时准备着身遭不测。我能够办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对自己的亲属后代略作交代，留下遗言;二是竭尽智慧，逃避时刻可能到来的更大的劫难。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恩师、挚友严佑民含冤忍垢的1460天里，我虽经过了下放劳动、党员登记、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等政治浪潮，却都坎坎坷坷地走了过来。多少人间生死荣辱事，也一件件在我面前走过。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后吴法宪锒铛入狱。1972年3月，谢富治患癌症，在挣扎中痛苦死去。党内残酷斗争中的幸存者曾山同志故去时，所谓“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冤案的涉嫌人严佑民还在狱中。
1972年9月，得悉严佑民被从秦城监狱假释出来，住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由夫人林喧陪伴。我设法避开公安部调研室造反派头头的纠缠，前往探望。四年的牢狱生活，和相继发生的心脏病、白内障、风湿性关节炎，折磨得这位很健壮的老人变了形状。但他性格依然开朗，谈吐依然妙趣横生，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虽十分忧虑却又满怀信心。在这样一位有恩于我的长者面前，我再也压不住激动的感情，久埋心底的话，一下子冒子出来：“查档案的这件事，不管它冤不冤，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
没有想到他听后竟冷冷地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停一会儿他才接着说：“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很可能瘐死狱中……”说着，严老也越来越动情。我怕勾起他四年冤狱中的种种伤心事，就转换话题谈社会现象，谈读书心得，谈诗文。他说：“在监狱里，我读了《资本论》，《毛选》至少读了四遍。”我说：“我看了一些历史书籍《史记》、《汉书》、《隋书》和《三国志》，还心有所感，写了一首诗。”他问我什么诗，我吟给他听，并写出来给他看。
严君
春秋几番是非缠，
敢笑廷尉羁张盘。
友情泣血染浊水，
正气凌空刺云天。
枫叶沐霜色更美，
志士逢凶胆不寒。
四年囹圄等闲事，
收拾行装再向前。
他看后，哈哈大笑，说：“把我捧得太高了。我喜欢最后两句，‘四年囹圄等闲事，收拾行装再向前’。”
粉碎“四人帮”后，严佑民被委以重任，赴上海扫荡“四人帮”的老巢，以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和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以下注释、分析仅供参考)
【注释】
[1]“XXX”、“X主任”——有的杂志如《旧闻秘录》写的是旺东兴。
文中有：“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中央办公厅主任正是汪东兴。“×××”、“×主任”——是旺东兴无疑。
[2]“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有的杂志如《旧闻秘录》写的是康生。但是康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他能指挥的了谢富治、汪东兴和吴法宪吗?汪只听毛和周的。这位中央负责同志绝对不是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的任何一人，否则早就写出名字了，正好向他们推罪，更不可能是康生，作者和刊登者不可能为康生隐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只能是正面人物，绝不是反而人物。
1967年以后，中央各部委都瘫痪了，中央文革接掌了大权，刘少奇、邓小平又被打倒，这时能说上话又能指挥的了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的就只有周恩来和毛了。历史上经常出现故弄玄虚的事，1949年国共两党和谈期间，在报纸上突然宣布要惩治“战争罪犯”的文章，并把“战犯”的名字列了出来，用的是“中共的一位权威人士”这种称呼来玄虚天下人，其实“权威人士”是毛本人。
本文中的“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应该是总理周恩来。
[3]“抗战末期”：不是抗战末期，有的杂志如《旧闻秘录》写着：电报跨越时间很长。
[4]本文中只写了他自己，在有的期刊中是写：我(孙宇亭)和赵雪瀛等四个人花了四天时间查了中央秘密档案馆。他们为了向上级汇报，当时抄出了电报中缔结条约的具体条文。电报很多，跨越时间很长。
[5]严佑民：十年动乱中，严佑民同志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但他坚信真理，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贞不渝。1975年10月恢复工作，任公安部副部长。1976年10月任中央派赴上海工作组成员。1977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后兼任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1981年2月，调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兼省纪委第一书记、政法委书记，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选为中纪委委员。1983年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派驻广东省委联络组组长。1985年为中央派驻中南五省整党巡视组组长，后任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等职。严佑民同志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等作出了突出贡献。严佑民同志是党的十二大代表、十三大列席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七届人大代表。
注：严佑民的被迫害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根本没有任何一点关系。是“一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迫害。1975年10月正是四人帮很凶的时候他恢复了工作，‘任公安部副部长’。可见四人帮根本就不理他。他又的确有后台，所以敢扛事。他不但恢复了工作，而且还升了官。
[6]严佑民后来经常说：“我被捕后，没有人敢再碰(整)曾山。保护了曾山。”其实他根本保护不了曾山。曾山也被“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所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