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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

作者：塞繆爾·亨廷頓[美]
譯者：劉軍寧

目錄

總序

序 第三波：二十年之後看未來

第一章 內容
第一節 第三波的開始
第二節 民主的含義
第三節 歷史上的民主化浪潮
第四節 民主化中的問題

第二章 原因
第一節 波浪式運動探因
第二節 民主化波浪探因
第三節 第三波探因
第四節　合法性的衰落和政績的困局
第五節 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
第六節 宗教變革
第七節　外部勢力的新政策
第八節 示範效應或滾雪球
第九節 從肇因到肇端

第三章 民主化的過程
第一節 威權政權
第二節 轉型過程
第三節 變革
第四節 置換
第五節　移轉

第四章　民主化的特徵
第一節 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徵
第二節 妥協、參与與適度交易
第三節 選舉結果：預料之外，還是情理之中
第四節 低度的暴力

第五章 持久
第一節 鞏固權力及其問題
第二節 虐待者的難題：法辦與懲治，還是寬恕與遺忘
第三節 執政官式的難題：三心二意而又強大的軍方
第四節 情境問題、幻滅與威權懷舊
第五節 民主政治文化的培養
第六節 民主政治行為的制度化
第七節　有利於新民主政權鞏固的條件

第六章　走向
第一節 第三波的肇因：持續、削弱，還是有所變化
第二節 第三波回潮
第三節 進一步的民主化：障礙與機會
第四節 經濟發展與政治領導
關於本書



總序

　　縱覽古今，人類諸文明創發演進，蜿蜒曲折，穿越時空，而能延續至今，均因它們能在發皇延續的歷史進程中，容內百川，汲取不同文明的要素，將自身匯合成浩蕩的巨流。
　　不必諱言，近代西方文明所以後來居上，蓋因蘊含在其典章制度、法政架構其後的學說義理，有足多者。百年以前，中國思想界的先賢已然認識到，處於列國環伺競爭的現代世界，既不能僅以"船堅炮利"為能事已畢，亦不能依舊空腹高心侈言心性，它意味著學術的重點要移至與"公共"相關的理論與制度的汲取與建構上來。張之洞嘗言"西學之中，西政最要"；梁啟超亦主"譯書以政學為先"。近代以來，有識之士，竊火異域，汲汲以譯書為先務，對推動中國社會的近代轉型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百年如昨，前賢曾為此殫思竭慮，亟待後人承其遺緒。
　　此處的"公共"一語，西文源自拉丁語Res Publica，其本義為公共事務，引申為"共和"之義。隨在市場經濟在當代中國的復甦與拓展，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由是分化，"公共"的制度重構已成當務之急。私域是個人合理為己之域，個體自由的理念開放了個人利益尋求和價值偏好的多樣性；公共領域則是向天下開放的公共權力之域，亦為政治正義寄身之所。以個人自由為價值內核，以憲政民主為制度中堅，正是所謂"公共"的鵠的之所在。職是之故，我們繼"公共論叢"之後，又有"公共譯叢"的創設，旨在通過有關著作的移譯，獲取相應的思想資源，意欲致力於打開理論的戶牖，讓既有的思想庋藏八面來風。
　　瞑色四合，二十世紀行將降下自己的帷幕；放眼未來，古老的中國文明將在新的世紀里，祛除舊染，重后新機，匯入人類文明的主流。茲事體大，固然不能不度德量力；積土成山，我們願為此竭盡綿薄。譯叢以"公共"為名，不僅指稱叢書的旨趣，同時也意味著，"公共"之學術乃天下之公器，誠望海內外學人，無分彼此，鼎力相助。

《公共譯叢》編委會

1998年5月于北京


序 第三波：二十年之後看未來

亨廷頓

　　約在五百年前，有一小群葡萄牙的政治領袖和思想家，其中包括國王約翰二世、航海家亨利王子、巴特羅繆·迪亞士和巴斯克·達·伽瑪，他們以自己的勇氣、果敢和想象力，用自己的行動開創了人類歷史的一個新時代，即地理大發現的時代。他們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典範，於是，西班牙、法蘭西、不列顛和尼德蘭起而效仿。約在20多年前，馬里奧·蘇亞雷斯和他的同事們以同樣的勇氣、果敢和想象力，用行動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階段，即民主的時代。他們也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典範，於是，西班牙、希臘、巴西和許多其他國家群相仿效。
　　然而，這一結果卻不是命中注定的。1974年4月，在軍人推翻了獨裁政權之後的好幾個月里，葡萄牙充斥著混亂和衝突，在那個時候，民主的前景似乎十分黯淡。許多人都以為，葡萄牙的斯大林主義式的共產黨可能會掌權。甚至連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也持這一悲觀態度。當馬里奧·蘇亞雷斯這位當時的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拜訪基辛格時，基辛格批評他和他的政府未對共產黨人採取一條更強硬的路線。
　　基辛格說："你是一位克倫斯基，我相信你的真誠，但是你太天真了。"
　　蘇亞雷斯答道："我當然不要作克倫斯基。"
　　基辛格回了一句："克倫斯基也不想。"
　　不過，馬里奧·蘇亞雷斯和他的同事們證明基辛格錯了。在葡萄牙克倫斯基們贏了，民主得到了鞏固。馬里奧·蘇亞雷斯擔任了總理，後來，又當上了總統。葡萄牙所開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創造了一個民主的時代。在這一次浪潮中，人類歷史上來行某種民主政體的國家總數在世界上第一次佔到了一半以上。
　　讓我們簡單地考察一下這項記錄。首先，始於十九世紀初的民主化長波到1920年為止，導致了民主在約3O個國家取得了勝利。在本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由於威權主義的復辟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到1942年止，世界上的民主國家的數量降到了約12個。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民主化短波再次使世界的民主國家的數量增加到30個以上。在此之後，在這些國家中，又有許多民主政權垮台。始於葡萄牙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民主化的速度更快，在規模上也遠遠超過了前兩波。20年前，世界上約有不足30％的國家是民主國家，現在，60％多的國家是通過某種形式的公開、公平和競爭性的選舉來建立政府的。約在25年以前，威權政府（共產黨的政治局、軍人政變集團、個人獨裁政權）似乎蔚然成風，今天，千百萬以前曾在獨裁專制統治者下受苦受難的人生活在自由之中。此外，由於歷史上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不發生戰爭，和平地帶也得到了大大地擴展，國家間衝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地降低。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急速成長，毫無疑問，是人類歷史上最壯觀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變遷。
　　但是，未來如何呢？那些新興的民主國家的民主體制將會得到鞏固嗎？會有更多的國家變成民主國家嗎？我們有可能看到一個民主不僅是主流政體，而且是普遍政體的世界嗎？

經濟與文化

　　我相信，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取決於兩個因素：經濟發展以及非西方文化對民主的接受程度。
　　首先，正如我們所知，在民主的水平與經濟發展的水平之間存在著極高的相關性。把產油國作為特例放在一邊，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除新加坡外，都是民主國家，世界上幾乎所有最窮的國家，除印度和其他一兩個特例外，都不是民主國家。處於經濟發展中間層次的國家有些是民主國家，有些不是民主國家。然而，如同我們所知道的，相關性並不證明某種因果關係。因此，我們面對的一系列問題是：經濟增長造就了民主還是民主造就了經濟增長？還是經濟增長與民主化都是另外一個原因或獨立變項的產物？
　　如同李普塞在數十年前指出的，有極其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經濟發展對民主化有巨大的積極作用。總之，如果你想要造就民主，就請促進經濟增長。有幾條理由能證明這種關係：經濟發展需要高度的城市化、識字率和教育水平。它也帶來就業結構的變化，導致農民在規模和重要性上的下降，以及中產階級和城市工人階級的發展。后兩個群體會不斷要求在影響他們的政策上享有發言權和影響力。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們能夠組織工會、政黨和公民團體來促進他們的利益。其次，經濟發展產生了更多的公共資源和私人資源可供在各個團體中分配。政治變得越來越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因此，妥協和寬容都得到提倡。第三，經濟增長造就了一個更為複雜的經濟體系。這樣的經濟越來越難以受到國家的控制。正如我們在計劃經濟的例子中所看到的，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只有靠付出經濟停滯的代價才能得到維持。第四，國家對經濟控制的放鬆導致獨立的權力中心的產生和成長。而這些權力中心恰恰立足於對資本、技術和通訊的私人控制。那些握有這些財產的資產階級要求有一個他們能夠對其施加影響的政治制度，一個不被軍人政變集團、政治局或獨裁者及其親信完全支配的政治體制。最後，儘管經濟增長在短期內常常加劇收入不平等，從長期看，它將導致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民主與徹底的經濟平等是不相容的。這種平等只有在一個壓迫性的獨裁政權之下才可能實現。但是，民主政治與財富和收入的巨大不平等也是不相容的。經濟增長最終會降低這些不平等，因此，也將促進民主的出現。
　　由於經濟增長對民主化有這樣的積極作用，就有可能找到我在《第三波》一書中所稱的"轉型帶"（transitionzone）。隨著各個國家經濟上不斷增長，並進入經濟發展的這一中間地帶，在這些國家內部就開始形成壓力，要求開放政治體制，並加以民主化。在最近數十年中，完成民主轉型的國家中，多達40％以上的國家是處於這一轉型帶中的國家。人們可以期望，那些經歷經濟迅速發展的地區，如東亞和東南亞將出現向民主的轉型。
　 不過，在這一點上，有必要引入文化因素，現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它紮根于社會多元主義、階級制度、市民社會、對法治的信念、親歷代議制度的經驗、精神權威與世俗權威的分離以及對個人主義的堅持，所有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歐開始出現的。在十七和十八世紀，這些傳統激發了貴族和正在興起的中產階級要求政治參与的鬥爭，並造就了十九世紀的民主發展。這些要素也許可以在其他的文明中找到其中的一二個，但是，作為總體，它們僅存在於西方之中。也正是這些要素說明了為什麼現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產物。第三波的一個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獲得了普遍性，並促進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傳播。如果第三波有一個未來，這個未來就在於民主在非西方社會的擴展。其中心問題是，現代民主作為西方的產物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在非西方社會中紮根？

選舉與民主

　　這個問題涉及到民主對不同文化的民族的不同的含義。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主流的方法幾乎完全根據選舉來界定民主。民主被看成是構建權威並使其負責的一種手段。在其他政治體制中，人們通過出身、任命、考試、財富或強製成為統治者。相比之下，在民主制度中，要麼像在直接民主中那樣，人民既是統治者又是被統治者，要麼統治者由被統治者選舉產生。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如果其最強有力的決策者中多數是通過公平、誠實、定期的選舉產生的，而且在這樣的選舉中候選人可以自由地競爭選票，並且實際上每個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權，那麼，這個國家就有了民主政體，這一民主的程序性定義是由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提出的，並得到了普遍地承認，也得到了在這一領域從事研究的學者的公認。
　　根據這一定義，選舉是民主的本質。從這一本質中產生了民主制度的其他特徵，只有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新聞自由，只有反對派候選人和政黨能夠批評現任的統治者而不害怕受到報復，才有可能進行自由、公平和競爭性的選舉。
　　不過，選舉是民主的全部嗎？去年（1995年），拉里·戴蒙德在其刊登在《民主雜誌》中的一篇觀點鮮明的文章中詳細說明了自由民主與選舉民主的分野。自由民主國家不僅僅舉行選舉，而且還對行政權加以限制，還通過司法獨立來堅守法治，還保護個人的表達、結社、信仰和參与方面的權利和自由，還尊重少數一方的權利，還為執政黨制定對自己有利的選舉程序的能力加以限制，還對任意地逮捕和濫施暴力加以有效地防範，還不實行新聞審查，並把政府對媒體的控制降至最低限度。在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政府也許是通過相當自由和公平的選舉產生的，但是它們缺少那些在自由民主國家存在的保護權利和自由的許多制度，如同拉里·戴蒙德所指出的，實行選舉民主國家的數量在最近若干年有很大的增加，但是自由民主國家的數目卻相對原封未動。根據最新的一項調查，有118個國家夠得上是選舉民主國家，然而，只有其中的79個國家被歸入"自由"一類，即自由民主國家。約有39個通過選舉產生政府的國家被判為部分自由的國家，其中包括俄羅斯、印度、烏克蘭、土爾其、巴西、巴基斯坦和哥倫比亞。
　　由於這一區分，一些人已經開始懷疑在民主與選舉之間划等號的做法。他們開始談論"選舉主義的謬誤"和"自由選舉的陷阱"。一位傑出的美國學者甚至已經指出，在一個民主國家選舉也許是多餘的：如果人們有抗議、批評。糾織、示威和遊說其統治者的自由，選舉將是不必要的。
　　另一位批評者認為，對一個處於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來說，有新聞自由比自由選舉更重要。當然，說這話的是位記音對選舉的這種失望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因為非西方國家的選舉結果不同於西方社會的選舉結果。
　　首先，在非西方社會，選舉可能會導致那些嚴重威脅到民主的政治領袖和政治團體的勝利。在拉美國家和前蘇維埃加盟共和國，由選舉產生的行政首腦常常以專斷的和不民主的方式行事，壓制其對手，靠法令來統治，喬治亞的加姆薩胡爾迪阿是一個先例，秘魯的藤森是個近例。在拉美，由選舉產生的其他行政首腦常常無視立法機關，並通過憲法修正案，強行延長其任期。在缺少西方自由傳統的非西方社會，由選舉產生的政府常常對個人的權利漠不關心，歧視少數民族，扼制新聞自由，甚至鼓勵警察濫施暴力。
　　其次，在非西方國家的選舉，常常誘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能為他們帶來選票的訴求，而這些訴求往往帶有種族主義、宗教教義和民族主義的色彩。這些訴求會加劇國家的分裂，並導致反西方的政治領袖和政策的勝利。荒謬的是，採行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社會常常鼓勵排外主義的和反西方的政治運動，並允許它們獲得權力。民主成了一種地方化的、而非世界化的過程。在非西方社會中的政治家們不是通過表明他們是如何西化來贏得選舉的，那些挑戰西方世俗主義的、有宗教傾向的政黨在土耳其、印度、以色列和前南斯拉夫共和國的選舉中取得了勝利。阿爾及利亞的軍人政府廢除了一次選舉，在這次選舉中，信奉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救國主義陣線勢在必勝。土耳其的軍方迫使由伊斯蘭福利黨領導的政府下台。在一些穆斯林國家，人們只能在反民主的世俗主義與反西方的民主之間作出選擇。
　　在西方，選舉民主建立在併產生於自由主義的政治傳統之上，這一傳統的核心是人權和法治。不過，選舉民主在不自由的、非西方的政治體制中也許會扮演某種角色。請看看伊朗的例子。這是一個原教旨主義國家，最高的權力在最高的阿亞圖拉和由宗教領袖組成的衛道會（the Council of Guardians）手中。對革命、對政權及其宗教領袖的批評都受到了嚴厲的壓制。新聞媒介要麼由政府控制，要麼受到無情地審查。宗教上的少數派不斷受到騷擾。其中如巴哈教派（the Bahai）甚至受到迫害。據報道，任意的逮捕經常發生，對囚犯的虐待司空見慣，肢裂是一種刑罰。在那裡有大量的政治犯。很顯然，伊朗是一個遠離西方自由傳統的國家，然而，在某些方面，伊朗又實行選舉民主。在1997年的總統競選中，哈塔米取得了對體制內候選人的壓倒性的勝利，贏得了69％的選票。而在這次選舉中，有88％的成年選民投了票。在1993年，拉夫桑賈尼在還有另外三位候選人參加的競爭白熱化的選舉中贏得了63％的選票。在1992年的議會（the Ma－jlis）選舉中，衛道會否決了一千多位當選心切的候選人的參選資格，但是，還有剩下的二千多人轟轟烈烈地相互競爭270個席位。在1996年，衛道會否決了二千名議會候選人的資格，但是還剩下3000人競爭270個席位。儘管政黨被禁止，這兩次中的候選人都是兩個半政黨團體的成員，一個代表較為溫和的觀點，另一個代表更為原教旨主義的觀點。婦女既可以投票，也可以競選公職，並在1997年佔據了議會5％的席位。此外，議會有很大的權力，它拒絕過總統對內閣職位的提名，它偶爾也迫使內閣部長辭職，它還就經濟政策和其他問題進行激烈的辯論。在1994年和1995年，它還成功地阻止了當時的總統拉夫桑賈尼試圖通過的許多改革措施。可以說，伊朗議會是中東僅次於以色列議會的最活躍的議會。在伊朗選舉競爭的激烈程度也高於任何一個阿拉伯國家和除一二個之外的所有的穆斯林國家。這樣，伊朗就把競爭性的選舉、制衡與原教旨主義鎮壓政策和大規模地侵犯個人權利結合起來。在波斯灣，沙烏地阿拉伯作為美國最親密的盟友，是最不民主的國家，而伊朗作為美國最大的對手，卻是最民主的國家。

西方的民主

　　植根在個人自由、個人尊嚴思想中的自由民主是一個西方的產物。有人認為，自由民主在西方之外的地方行不通，不過，事實上，在幾乎每一種其他文明中，都有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存在。簡而言之，自由民主並非內在地與其他主要的非西方文化不相容，然而，非西方社會接受無論是自由民主還是選舉民主的程度因他們受西方的影響程度不同而異。約有39個國家，其政府是由相對公開、公平的選舉產生的，但仍然缺乏全面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利。其中，10個在拉美，8個在非洲，5個是政教國家，5個是穆斯林國家。在這些國家，選舉民主未必是通向自由民主大路上的一步。再看另外三個例子：印度、土耳其、斯里蘭卡。這三個國家成為選舉民主國家幾乎已近半個世紀，但是，它們在保護其公民的權利和自由方面仍然乏善可陳。
　　世界上的各大文明在其文化與西方的接近程度和受西方影響程度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按照一些人的看法，拉丁美洲顯然是西方的近親，有人甚至認為，應被看作是西方家族中的一個成員。東正教則是一個更為執傲的遠親。在非洲，西方的統治極其短暫，其影響除在南非外，相當有限。西方對穆斯林國家的影響程度也因地而異，但在伊斯蘭的阿拉伯心臟地帶，也很有限。有關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總體上，證據表明，非西方社會對不論是選舉民主還是自由民主的接受程度因這些社會直接受到西方影響的程度而異。
　　當政治領袖們相信，他們的利益在於推進民主，或他們有義務實現民主時，民主的發展就會出現。這樣的精英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都不存在。在多數穆斯林國家，威權統治者掌控一切，沒有表現出任何跡象表明要實行向民主開放。在穆斯林世界中，少數幾個民主國家，統治者也常常用不民主的方式進行統治。對實現從選舉民主向自由民主的轉變聊無興趣。甚至更重要的是，幾乎所有的穆斯林國家都不是由原教旨主義統治的，但是原教旨主義運動支配、甚至操縱著反對現政權的力量。信奉自由民主的反對派團體幾乎不存在。阿賈米觀察到，"在每一個穆斯林社會，要寫一寫自由主義和全國性的資產階級傳統，無疑是在為這樣的一群人寫悼詞，這些人打的賭，毫無取勝的希望，隨之就輸掉了。"此外，人們普遍承認，民主依賴於一個壯大的市民社會。在穆斯林社會，的確有壯大的市民社會出現，但是這是一個原教旨主義的市民社會，而不是一個世俗的。自由主義的市民社會。
　　許多東亞社會的精英不習慣自由民主。的確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亞洲是"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老家。這種民主是一種文化傳統的產物，這種傳統強調國家的養民與教民的作用，並以此作為公民行為的準則，而不是作為個人權利的保護者。
　　限制國家的人權觀念在東亞極其薄弱。就個人權利受到承認的程度而言，這些權利通常被看成是由國家創設的權利。對和諧與合作的強調優先於分歧與競爭。對秩序的維持和對等級結構的尊重被看作是核心的價值。觀念之間、群體之間和政黨之間的衝突被看成是危險的。因此，就其在亞洲社會發育程度而言，選舉民主更可能被設計用來產生共識，而不是選擇，很可能具有不同於西方選舉民主的特徵，可能缺少伴隨著西方民主的自由實踐和制度的陰暗面。
　　無論如何在第三波之後二十年的今天，民主化的條件遠比以前有利得多。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各國政府在促進全球的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為。共產國際（the Comintern）已經壽終正寢，現在該是建立民主國際（the Demintern）的時候了。


前言

　　本書探討的是二十世紀後期一項重要的，也許是最重要的全球性政治發展：即大約有30個國家由非民主政治體制過渡到民主政治體制。這本書試圖解釋發生在1974－1990年間這一波民主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直接後果。
　　本書橫跨理論和歷史兩個領域，但是它既不是一部理論著作，也不是一部史書。它位於兩者之間；它基本上是一部解釋性的專著。一項好的理論不僅精確、嚴謹、優美，且能凸現出若干概念變項間的關係。然而沒有一項理論能夠全面地解釋一個單一的事件，或一組事件。相比之下，一項解釋則難免龐雜、膚淺、拖泥帶水，而且思想上不令人滿意。一部解釋性的專著，其成功的秘訣不在於嚴謹，而在於全面。一部好的歷史書則按照編年史來描述，並令人信服地在分析一系列事件的同時表明為什麼一起事件導致另一起事件。這項研究也不作那樣的工作。它不去詳細刻畫在七十——八十年代間民主化的一般過程，也不去描述個別國家的民主化情況。相反，它試圖解釋並分析一組特定的國家在一段特定時間內的過渡情況。用社會學的術語說，這項研究既非是通則性的，也非是細則性的。理論家和史學家都很可能因此發現這本書不令人滿意，因為它既沒有提供前者所青睞的概括，也沒有提供后初所偏愛的深刻。
　　因此，在研究方法上，這項研究完全不同於我的前幾部著作。在其他那些著作中，我試圖發展出一套關於關鍵變項間關係的概括和理論，諸如政治權力與軍事職業制，政治參与與政治制度化、政治思想與政治行為，這些關於它們間關係的命題通常是作為超越時間界限的真理提出來的。不過，在這本書中，我的概括僅限於發生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間的一組不連續的事件。的確，本書的一個重點是要說明第三波民主化與前兩波民主化的差異。在撰寫這本書時，我禁不住地想要提出一些超越時間界限的深刻真理，諸如，"置換比變革更充滿暴力"。可是當時我又不得不提醒自己，我的證據只來自於我所研究的有限的歷史事件，而且我在撰寫的是一部解釋性的、而非理論性的著作。所以我必須徹底放棄沒有時間界限的現在時態，而用過去時態來描述："置換在當時比變革更充滿暴力"。除在極少數的幾個例外的情況下，我都是這樣作的。在某些場合，命題的普遍性似乎如此明晰，以至我禁不住地要用更沒有時間界限的詞彙來陳述。此外幾乎沒有一項命題能夠適用於第三波的所有情況。因此，讀者們會發現，像"趨向于"、"通常"、"幾乎總是"這樣的詞和其他一些這樣的修飾詞經常出現在通篇的正文之中。根據我最終採行的表達方式，上面所有的命題應該讀成，"當時，置換通常比變遷更充滿暴力"。
　　這本書寫於1989年和1990年間，當時我所關心的那些事件還在發展。因此，這本書碰到了同時發生性（Contemporaneity）帶來的所有問題，故本書必須被當作對這些政權過渡的一個初步性評估和解釋。本書引證了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和其他學者的著作，他們就特定的專題撰寫了詳細的專論。本書還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對這些事件的新聞報道。只有在第三波民主化告一段落時，才有可能對這一現象作更全面、更令人滿意的解釋。
　　我以前對政治變遷的研究，即《變遷中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in Changing Societies，簡稱《政治秩序》），把重點是放在政治穩定的問題上。我寫那本書是因為我認為政治秩序是一件好事。我的目的是要發展一項通則性的社會科學理論來解釋能否實現穩定的原因、方式和條件。現在這本書的重點是放在民主化上。我寫這本書是因為我相信民主自身是一件好東西。而且就像我在第一章中所表明的那樣，它對個人的自由、國內的穩定、國際的和平和美國有正面的後果。正如同在《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一書中一樣，我試圖使我的分析儘可能地獨立於我的價值觀；至少在本書的50%的篇幅上是如此。不過，對我來說，偶爾地明確地表明我的分析對那些希望在其社會中實現民主化的人士所具有的意義也是十分有用的。因此，在本書中有五處，我放棄了社會科學家的角色，而擔當了政治顧問的角色，提出了若干條"民主派準則"。如果這使我像一個胸懷大志的民主馬基雅維利，那還是隨它去吧。
　　導致我撰寫這部書的直接促成因素是1989年11月我被邀請去俄克拉荷瑪大學作朱利安·羅斯鮑姆講座（JulianJ．Rothbaum Lectures）。在這些講座中，我提出了本書的主要論題，當然那時還沒有經驗證據來支持這些論題。該書的大部分手稿寫成於1989年底和1990年，而且我沒有試圖在我的分析中納入發生在1990年之後的任何一起事件。我非常感謝俄克拉荷瑪大學卡爾·阿爾伯特國會研究中心及其主任羅納德·彼得斯博士（Dr．Ronald Peters）邀請我前去作這些講座。我的妻子南希和我想要在此表明，我們非常感謝我們在俄克拉荷瑪大學受到彼得斯博士和朱利安·伊蓮娜·羅斯鮑姆和喬爾·揚克夫斯基以及眾議院議長卡爾·阿爾伯特夫婦對我們倆始終如一的禮遇和款待。
　　儘管講座邀請促成了我撰寫這部書，但是書中的材料卻在我心中醞釀了一段時間。在手稿中有好幾處我是取自於以前的兩篇文章："會有更多的國家實現民主嗎？"（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cy）（《政治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84］，第191－218頁）和"民主的適中含義"（The Modest Meaning of Democracy）載於《美洲的民主：停止搖擺》（ D．羅伯特·帕斯特編，紐約，1989年，第11——28頁）。在1987年到1990年間，約翰·奧林民主與發展研究員職位（John　M．olin Fellowship in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使我得以花更多的時間和努力來研究這本書的主題。
　　許多人有意無意地對這部手稿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自1983年以來我一直在哈佛大學基礎課程中教授現代民主，這門課重點談的是民主過渡問題。學生和助教們都會發現，本書中的許多材料是來自於這門課；我對這個問題的一些想法由於他們的評論和批評而得到了很大的改進。瑪麗·基拉里（Mary Kiraly）、李永珠（Young Jo Lee）、凱文·馬基奧羅（Kevin Marchioro）和亞當·波森（AdamPosen）在推敲書中的材料和整理我在這一課題上的文獻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幫助。傑夫里·辛巴羅（Jeffrey Cim－balo）不僅完成了這些任務，而且還在這部手稿的最後準備階段特別認真地校閱了正義和腳註。朱麗安·布萊克特（Juliet Blackett）和艾米·英格爾哈特（Amy Englehardt）把他們非常卓越的文字處理技術運用於這份手稿上，有效、迅速而且準確地列印出了許多草稿，和對草稿所作的似乎是永無止境的修訂。我的幾位同事閱讀了我的這部手稿的部分或全部。侯昌·且哈比（Houchang Chehabi）、愛德文·考爾（Edwin Corr）、喬治·多明格斯 （Jorge Domiguez）、弗朗西斯·哈格比安（Francis Hagopian）。埃里克·諾丁格（Eric Nordlinger）和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提供了富有思想的、而且很有批判性和建設性的書面評論。哈佛大學比較政治討論組的幾位成員也通過活潑的討論對我的手稿的前半部提出了很多意見。
　　我非常感激他們對我的工作抱有興趣，也感激他們對改進我這部書的品質所作出的貢獻。不過，最後要說明的是，本書中的論點、論據和錯誤均由我來負責。

塞謬爾·亨廷頓
麻薩諸塞州　坎布里奇
199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