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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痛心疾首 中共港媒總管金堯如退黨披露秘辛

列印版 圖片版 PDF【 阿波羅新聞網2007-06-06訊】

內容摘要 1. 退黨不是一朝一夕決定2、四九年後授命留港統領中共媒體3. 被中共軟體: 因49年前在台灣的諜報工作4、中共有階段性的宣傳政策5、統戰的講究(關於說動張國濤會大陸)6、中共引蛇出洞時險送一命7、香港中共傳媒的運作8. 64后 險些給安全部綁架回大陸9、江澤民 三個代表 23條 - 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阿波羅編者按：8964之後，海外一大批包括特工，外交人員在內的中共黨員與中共決裂公開聲明退黨。中共香港第一黨報《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先生是這次退黨大潮中的代表人物。金堯如先生是中共資深特工人員，一生經歷奇特。人稱金老總的金堯如是浙江紹興人，1923年出生，先後負責領導和組織推翻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大陸學生運動和台灣地下黨運作。一九四八年，金堯如從台灣轉到香港，成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第一批員工，五十年代初，他開始擔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負責中共在香港的宣傳和統戰工作。文革期間，金堯如曾被中共召回廣州關押近兩年，以及勞改三年半。直到文革結束，中共才將他調回香港復職《文匯報》。一九八九年，因不滿中共鎮壓學生運動，他主導《文匯報》的社論「開天窗」，印上「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其後還宣告退出共產黨，移居美國，但他仍經常發表文章，呼籲中共當局推行政治改革，倡導民主自由。金堯如於二零零四年初病逝，終年八十二歲。

大紀元記者郭若、鹿青霜根據採訪錄音整理如下，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1、 退黨不是一朝一夕決定八九民運的時候我在香港，當時中國新華社、香港、美國，還有其他海外的電視轉播我都看了。六四前看到北京的輿論對民運很不利，叫學生不要破壞社會治安。當時看到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有的躺在帳篷里絕食。5月17日那天，已經後半夜了，趙紫陽到了天安門，對學生說：「我老了，我們都老了，今後的世界靠你們年輕人，中國是你們的。我希望你們今天到此為止，快點，越快越好，回到家裡去，回到學校好好讀書，將來建設更好的中國。」我一聽，啊呀，趙紫陽這麼說，他一定知道要有行動了，事態一定很嚴重了。他是希望把學生保存下來，因為將來的中國需要他們。後來報紙說趙紫陽回到家裡就辭職了，不干事情了。那段時間我們在香港的報紙上也是一方面為趙紫陽講話，一方面儘力支持，保護學生。按照趙紫陽的意見，希望學生能回去的都回去，呼籲政府不要採取任何暴力行動。.

我每天看電視。六四那天晚上，從電視上看到坦克車從北京六部口嘩嘩地跑著。看到北京的老頭子，老太太在喊：「解放軍同志啊，不要去啊，他們都是學生啊，你們不要去打！」坦克車上的解放軍就朝著他們開槍。砰一槍，一個人倒了；又一槍，又一個人倒了。那時候，北京大馬路旁邊有很多人在騎著單車往西走，四五輛一排，四五輛一排，不知道他們是給學生送東西吃還是上哪去的。坦克上的共產黨的軍隊看到他們就噠噠噠噠地向他們開槍，一排排的人就那麼倒下，四五個，四五個就在街上摞起來，就死在那裡了。

後來看到廣場上的學生和工人派了幾個代表（其中我很熟悉的有台灣的侯德建）跟解放軍談判。這談判很好。後來看到有人把屍體抬走，撤退開始了。看到大批學生在撤退，在逃，後面跟著解放軍，有騎馬的，也有跑步的。也看見解放軍從坦克上向帳篷開槍掃射，帳篷紛紛倒下，裏面有沒有死人我看不到，我不敢說。我一邊看一邊想，這樣做還得了！這是誰的軍隊啊？這是誰的人民啊？！當時我女兒也在旁邊看，她問：「爸爸，你看，共產黨的軍隊就這麼開槍打老百姓！爸爸你還要這個黨啊？」我對女兒說，「好，爸爸退黨！」於是我就退出了這個黨。

我為什麼下這個決心呢？很多人以為我僅僅是因為六四。我講這些是要說明我退黨不是六四之後一朝一夕的決定，實際上從解放后我在香港工作開始，我對共產黨是越來越懷疑，越來越不滿的。

2、四九年後授命留港管中資媒體四九年全國將解放的時候，黨組織要把我留在香港。我說我又不是廣東人，全國解放后我想回北京工作。當時我的直接領導是喬冠華，喬託人給我帶口信說，已經把我的情況向周恩來反映，總理說不行，不能都撤回來。要我留在香港繼續工作，落地生根，為黨所用。於是我就一直留在香港負責新聞界工作，管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還有香港商報，搞統戰工作。也因為這樣，我看到的問題比較多，也比較客觀。五一，五二年全國土改，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廣東的情況我清楚。鄉下的地主都被打的打，關的關，殺的殺。香港有多半的人來自廣東，聽到這些消息心裏很不服。那段時間我曾經到過北京，有機會跟廖承志聊過這些事情。廖承志是中央外事辦事處的，他在美國三藩市長大的，他說他知道情況。那些所謂的地主，很多就是廣東的農民，家裡沒有飯吃，沒有田，過不下去了。帶著一兩個銀圓，拎一個包包，也就是幾件衣服，去到三藩市。去了之後一般就在地窖裏面乾洗衣的行業，掙到的錢不買東西吃的，吃的東西都是在美國人家裡的垃圾桶里找。一個月積下二十來塊美金統統寄回去，托那裡的親戚朋友買幾畝地，買個房子，自己老了就回去。他們沒有剝削窮人，現在一下子都把他們當地主了。廖同意我的觀點，他說這樣打人，殺人是犯法的。那時候我是個年輕人，才二十幾歲，廖承志四十幾歲。廖前輩的支持對我很有幫助。我也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想過這個問題，其實地主跟農民的關係，是農業社會裡必然的一種生產關係。那個時候以農業為主，沒有這種關係，誰都沒飯吃。有人貧，有人富，那是當時的制度決定的，社會發展的規律決定的。把地主都幹掉，地主還有孩子，他們的孩子也都有原罪了，成了黑五類，黑七類了。

從那時候我的心裏已經有疑問了。五二年開始正反肅反運動，搞了三年，把國民黨的殘餘部隊都肅清了。說他們是潛伏下來的，是為了顛覆人民政府。要他們交代，也是關的關，槍斃的槍斃。裏面有很多是當初要我們勸他們回去的，怎麼說他們是潛伏下來的呢？怎麼能算舊帳呢？接下去就是五四年的三反五反運動，那是反資產階級的。臨解放時很多富裕的資本家跑到香港了。解放后，毛澤東命令請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參加聯合政府。把錢帶回來重新開業。政府要誠心誠意地和他們合作，建設新民主主義。那時我就是這麼做的，動員了很多資本家回國。別的地方我不說，就說上海，這些資本家回國三五年後，上海的經濟恢復了，政府就開始對付他們了，說他們行賄，偷稅漏稅，於是就有了五四年的三反五反運動。有的資本家只好把家產全部拿出來，政府把他們的資本當成公私合營企業的利息（比如象對待容毅仁），那是客氣的，其實公司合營兩三年後國家也把他們的資產全部沒收了。不客氣的就把那些企業整個拿過來了，資本家都被拉去遊街了。我當時想，叫我們動員他們回去，回去三五年就把他們殺掉，那我們怎麼做啊？之後就是大躍進，那就不用說了。

3、因在台灣的中共地下工作被軟禁六八年有一天組織上通知我到廣州開會，說討論對香港的政策問題，看香港應如何配合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當天的會議之後，廣東組織會議的一個負責人對我說，要照顧我，送我去住旅館。我拿了衣服，上了車，隨他到了廣州東山的一個華僑住宅區。一按門鈴，開門的是兩夫婦，都是新華社的幹部。本來很熟的，那次我跟他們寒暄他們卻什麼話也不說。帶我去的人說廣州的會我參加半天就夠了，以後的會我就不用參加了。他說現在是文化大革命，組織要重新審查我的情況。問我國民黨在上海抓我沒抓到，我跑到台灣去了；到台灣抓我，我又跑到香港去了，要我交代是怎麼回事。要我住下來，好好考慮。組織上會有人跟我談，讓我把情況講清楚。我想，哈，弄到我頭上了。我怎麼跑到台灣的？我是被共產黨派到台灣的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怎麼說我跑那去了？我逃離台灣是組織上通知我撤離的。那時候共產黨已經滲透進國民黨了，國民黨來抓我就有人通知我，我就走了。這還要怎麼交代啊？就這樣我在廣州被軟禁了三年，要我天天寫交代材料。我的太太和家人也被弄到廣州，但不能住在一起，和我分開住。三年以後，廖承志和周恩來批示說我交代得徹底清楚了，給我平反。但是廣州的軍區司令丁盛認為由於我長期在台灣和香港兩地工作，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說話的態度不好，要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於是，我又去了五七幹校種田。那是一九七一年。太太也隨我去，孩子由我媽媽帶。在那呆了兩到三年。我想你叫我怎麼改造啊？農民不是因為沒飯吃，拿了槍就去搶，去革命的？五七幹校以後又把我弄到廣東韶關附近的紅工煤礦當黨校校長，在那裡批林批孔，一直到打到四人幫之後才調回北京。回顧起來，每次搞這種運動都是搞它個百分之幾。比如全黨的5％，全民的5％。怎麼出現這種情況的？就是因為共產黨搞一黨專政，獨裁統治！文革不就是一個毛澤東？大躍進餓死三千多萬，文革又死掉三千多萬，多少人死了？現在也是這種情況，江澤民說法輪功是「邪教」，一句話，朱榕基都不同意的。但江說了，他就是比你高，你反對他?違反他的意志就是反對黨中央。憲法是裝飾用的，權力就是一切，他一句話就是法律。

4、中共有階段性的宣傳政策說到共產黨搞宣傳的方針政策，那是有階段性的。國內經濟要恢復，工商業要上去的時候，我們在香港就宣傳中國市場怎麼好，政府對資本家怎麼好，讓海外的資本家回去。跟他們說，「你看，容毅仁，大資本家，人家不是在政府裏面當大官了？」搞統戰也是那樣，國民黨有兩名大人物是我統戰他們回去的，一個是國民黨政府的總統府秘書長陳思遠，一個是宋子文的秘書郭增愷。陳思遠是五五年回國的，他們兩個還好。陳當了政協副主席，現在還活著。郭增愷是政協委員。十年後陳思遠把李宗仁也帶回去了，李是六五年從美國紐約回去的。回去后他太太郭德潔患了乳癌，要求到香港或美國治療。好多部門討論了都不同意。李宗仁很不高興，因為當初勸他回來的時候說好的，是自由來，自由往。來了之後不適應可以再出去。後來經過多方交涉，政府終於同意了，但他太太的病已經等不及了。

5、統戰的講究(關於張國濤)當然統戰也是有講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的，沒有用的人想回來也不讓他回來。53 年張國濤想回國，他托陳獨秀的兒子找到我。陳的兒子在香港一家出版社，跟我有來往。我們相約到外面喝茶談了這事。陳告訴我張老想回北京工作，與他商量找誰向中共政府傳這個口信，於是兩人談起我。張知道我在共產黨的地位，說：「找金先生合適。勞金先生幫忙請毛潤之、周恩來先生考慮。我願意回去工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他們的貢獻不小。我希望能夠進一步為新中國盡一點力量，接受他們的領導。」話傳到之後，劉少奇為這事作了批示，要張先寫個檢查，還要表示今後應該怎麼做。毛看了滿意的話就拿出來發表。實質上就是要他作個檢討，要不要他回來還不一定。張國濤不肯，這事就作罷了。其實共產黨並不想張國濤回來，因為毛澤東說他沒有用了。那時候張國濤在香港，後來到加拿大了。

6、中共引蛇出洞時險送一命文匯報在上海辦報的時候，總編是徐鑄成。那時我才二十幾歲，在上海暨南大學(廣東暨南大學的前身)做地下黨工作，負責學生運動和群眾組織工作。我因為工作關係經常跟徐聯繫，通常是直接發新聞給文匯報，由他們發表。學生運動是親共，反國民黨的，文匯報也是親共的，他們天天派記者來訪問我們，對學生運動全版全版的報道。到了1948至49年解放大軍南下的時候，國民黨就把文匯報封掉了。於是一部分人到香港去，到了香港就找組織繼續辦報。解放以後，文匯報在香港辦的意義已經不大，就又到上海復刊。共產黨把國民黨給打敗了，報紙的立場也得跟著轉變。大公報是鄭學溪的。上海的大公報起義了，香港的大公報也起義了，跟文匯報一樣，起義以後都歸共產黨管了。遺憾的是共產黨管媒體比國民黨管得凶得多。大公報在上海復刊了，文匯報在上海也復刊了。徐鑄成他們也回國了。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徐聽毛澤東話給政府提意見，被打成右派，一直關押起來。直到粉碎四人幫才獲得自由，出來的時候年紀很大了，後來到了香港探親。那一次我也差一點上當，當時大鳴大放，看到上海文匯報搞得轟轟烈烈，很多人給中央提意見，給上海市委提意見，我也很興奮，但政策規定海外不許搞。我就寫信給徐鑄成。我說你們文匯報辦得這樣我很欽佩。你們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做，大鳴大放的旗幟舉得高高的。徐將我這篇東西登了出來，收在中央內部的小參考第十六期，供中央委員看。在我這篇東西之前是台灣國民黨的一個宣傳部部長寫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罵大鳴大放，說這個運動激起了群眾的憤怒。之後廣東省的宣傳部長王匡約我面談，我說到他辦公室去，他說，不，要我到他家裡談。到了他家裡，他將抽屜拉開，拿出了內部參考，問：「你有沒有寫過直接批評中央的大字報？」我說我還沒有功夫寫。他說你千萬不要寫，我問為什麼。他說你在海外不知道，我們已經接到通知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要引蛇出洞，等一等，要示眾，再把他們打下去。就是這個宣傳部長的一席話，救了我一命。

7、香港中共傳媒的運作香港的大陸傳媒跟新華社是上下級的關係。香港有共產黨的港澳工委，工委放在新華社，以新華社的名義做工作，因為在香港不宜有共產黨的組織。就是說香港的中方傳媒受新華社領導，也就是受共產黨工委領導。九七香港回歸以後，工委搬出來成立了中聯辦。那時候我是香港工委新聞宣傳戰線的黨委書記，主要管這四個報紙兼統戰工作。當時新聞處理方面的策略是配合中國的需要，講好話，報喜不報憂。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稍微批評一下都不敢，其實就相當於香港人民日報。

8。64后 險些給安全部綁架回大陸
事實證明馬克思理論是錯的。整天你斗我，我斗你。中央是這樣，基層也是這樣。現在在中國的國家機關里的幹部、知識分子，私下裡哪一個不在罵？但他們還要吃飯呀。六四時期我的小女兒從洛杉磯時報看到香港支持八九民運，反對鎮壓學生的頭頭，並看到文匯報以及我支持民運的報道。她都很害怕，馬上跟我通電話，我說沒有關係。後來我仔細想想，覺得還是避一避為好，因為當時李鵬已經下令要把我綁回去。國安部那個時候叫安全部，他們在新華社的人就請我吃飯。當時有兩個方案。因為我愛喝酒，要把我灌醉。一個方案是等吃過飯，我也醉了，如果時間來得及，就在羅湖關口還沒關門之前用車將我送到深圳羅湖，如果來不及，就把我送到大陸在香港的招商局的輪船上。都安排好了，讓我在船裏面睡覺，門一關，外面用人把守，晚上裝上船，第二天早上8點就到廣州了。這都是一些知情的朋友透露給我的。

9、江澤民 三個代表 23條 - 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現在共產黨又搞出所謂的「三個代表」，這個理論還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框架之中。你看他那三個代表，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是誰代表的？美國的生產力從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已經高度發展了，他敢說是共產黨代表的嗎？至於新的文化思想，共產黨代表了什麼新的思想？民主也反對，自由也反對，人權也反對！現今的科學、民主思想發展都在美國，都在歐州。實際上江澤民是不能丟掉這個招牌，他只是打著這個招牌，應了中國的一句古話，「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關於香港要訂立23條立法的原因，是共產黨害怕香港這個自由港。香港有言論自由，對大陸情況知道得多，媒介報導得多。如果一失控，馬上就有示威、遊行、抗議，媒體消息一發就發到全世界，真相暴露，就泄露國家機密了。中共最害怕人了解真相。他這樣做是為鎮壓做準備，使你不敢動，你一動，他就用23條把你壓下去。我們當然希望23條不要通過。不過主要問題在北京，不是香港董建華要搞23條，是江澤民一定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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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已故名報人金堯如的長女金虹談父親遺作《金堯如 香江五十年憶往》金堯如早在1998年在香港出版一本著作名為《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 : 金堯如五十年香江憶往》，詳細記述了他在香港的五十年間，中共對香港政策的形成和演變。金堯如去逝后，他的家人再將這本書的內容整理及加入了廿多篇親友悼念金堯如的文章，重新發行，書名定為《金堯如五十年香江憶往》，這本書的其中一名統籌就是金堯如的長女金虹，那麼這兩個版本的金堯如遺作當年是如何構思出來的呢？金虹表示，主要是由於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后，大陸官員對香港問題時常擺出強硬態度，惡形惡相，令父親深感擔憂，他回憶以往周恩來，陳毅，廖承志等人主管香港政策時，是本著平等開放，求同存異的態度，並非橫蠻逞凶，所以他決定把自己耳聞見睹中共對香港政策的形成和演變寫出來，希望當時的中共領導層有所改進。由於該書九八年出版較為倉卒，有不少錯漏，在父親逝世后，家人決定重新整理該書及加上一些親友的悼念文章，讓讀者可從別人的評價中認識他父親的為人。而再版另一個目的，就是為金堯如基金籌款，推動香港新聞自由，這是與他父親多年同事兼好友程翔提出的建議，金虹的兄弟姐妹都希望為香港的新聞自由出一分力。在這本書中，不少悼念金堯如的文章都稱讚金堯如是一個不畏強權，勇於反省，真誠追求民主人權的老報人，那麼在女兒金虹眼中，年青時就追隨共產黨的父親，是什麼時候開始反思自己的政治路線呢？金虹覺得父親的思想是在文革後期出現轉變，他六八年被中共召回廣州審查和關在五七幹校勞教后，令他反思了很多問題，期間他又與很多新舊朋友接觸，了解到中共建國以來種種政治運動的禍害，對共產政治有了深刻的認識，他移居美國后，彷佛又回到年青時期追求革命理想的年代，筆耕不絕，對中共的專制獨裁作出深刻的批判今天金虹除了帶來金堯如這本遺作，還帶來了她父親生前一首很喜愛的歌曲跟我們一起分享，這首就是著名美國民謠Old Black Joe，中文譯為老黑爵，是美國十九世紀中期著名作曲家史蒂芬．佛斯特的作品，以此懷念一位跟他感情很要好的黑奴，這首歌其後成為南北戰爭期間盛行於黑人社群的抒情歌曲。金虹說，在五十年代她小時候經常聽到父親唱這歌，新年時家庭成員要表演節目時，他照例必唱這首歌，此歌表達了美國南方黑奴刻苦辛勞的生活面?，父親年青時是充滿理想主義的外文系大學生，他喜歡此歌反映了他關心弱勢貧困民眾的情懷。金虹說，父親對國家民族的感情和執著，最令他懷念，父親生前曾問她，自己畢生跟隨共產黨追求理想，但理想至今沒有實現，反而前眼出現眾多貪污腐敗的問題，他這一生是否曲曲折折的還是走錯了路？金虹當時覺得很難過，最近有位七十八歲老人在香港的報章刊登全版廣告，提問到什麼時候才看到普選來臨，不禁令他想起已故的父親，當有一天，民主自由真正降臨中國大地時，她一定會到父親墓前把這個消息告訴他！Gone are the days when my heart was young and gay,Gone are my friends from the cotton fields away,Gone from the earth to a better land I know,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I』m coming, I』m coming, for my head is bending low,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王篤若　　　　　　　　　來源：DJY/RFA本文網址：https://www.aboluowang.com/news/2007/0606/-228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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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大白的一天終究會到來。

mark丁教授的 浩劫，侵略者的罪行應永誌不忘，我們國民對自己人所犯的暴行難道就能被遮蔽了嗎？這集體的選擇性遺忘是誰造成的？

就發燒家庭第一第一單

不知道有沒有出紙質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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