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作者：高華

延安整風運動是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這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是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的濫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干、肅反兩種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毛澤東為絕對主宰的上層結構，奠定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範式在1949年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本書作者歷時十余年，搜尋考辨大量歷史資料，在此基礎上，從實證研究的角度，詳細剖析了延安整風的前因後果及運動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力圖再現當年這場運動的歷史真貌，是目前海內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風運動的歷史著作。

目錄
上編：延安整風運動的起源第一章：毛澤東與原中共中央歷史上分歧的由來
　　1、"農民黨"、"軍黨"和毛澤東的"書記專政"問題
　　2、毛澤東在"肅AB團"問題上的極端行為與中共中央的反應
　　3、周恩來與毛澤東在蘇區肅反問題上的異同點
　　4、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5、在軍事戰略方針方面的分歧
　　6、黨權高漲，全盤俄化及毛澤東被冷遇
第二章：遵義會議后毛澤東的權力擴張與來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預
　　1、毛澤東逐步掌控軍權、黨權
　　2、從毛、張（聞天）聯盟到毛、劉（少奇）聯盟
　　3、1931-1935年王明對毛澤東的認識
　　4、在"反蔣抗日"問題上毛澤東與莫斯科的分歧
第三章：王明返國前後中共核心層的爭論與力量重組
　　1、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在處理國共關係和八路軍軍事戰略方針上的分歧
　　2、毛澤東的理論攻勢與劉少奇對毛的支持
　　3、讓步與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
　　4、毛澤東與武漢"第二政治局"的對立
第四章：毛澤東對王明的初步勝利
　　1、毛澤東迂迴反擊王明
　　2、關於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口信"
　　3、兩面策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與毛澤東的《論新階段》
　　4、毛澤東的"新話"："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第五章：奪取意識形態的"解釋權"
　　1、毛澤東從斯大林《聯共黨史》中學到了什麼？
　　2、"挖牆角、摻沙子"：陳伯達、胡喬木等的擢升
　　3、"甩石頭"：毛澤東編"黨書"
下編：毛澤東與延安整風運動
第六章：整風運動前夕中共的內外環境及毛澤東的強勢地位
　　1、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會生態構成
　　2、與蔣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3、毛澤東最堅定的盟友：劉少奇及其班底
　　4、毛澤東手中"出鞘的利劍"：康生
　　5、毛澤東的"內管家"：任弼時、陳雲、李富春
　　6、扶植地方實力派：毛澤東與高崗
　　7、重新調整與毛澤東的關係：處境尷尬的軍方
第七章：上層革命的開始：毛澤東與王明的首次公開交鋒
　　1、窮途末路的國際派
　　2、進退失據的周恩來
　　3、初戰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
第八章：革命轉入中下層：全面整風的發韌
　　1、動員"思想革命"：毛澤東究竟要做什麼？
　　2、凍結政治局，中央總學委的成立
第九章從"延安之春"到鬥爭王實味
　　1、利用自由主義打擊教條主義：毛澤東與延安"自由化"言論的出籠
　　2、呼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王實味言論中的意義
　　3、風向突轉：毛澤東拿王實味開刀
　　4、毛澤東為什麼要給延安文化人套上"轡頭"？
　　5、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毛澤東"黨文化"觀的形成
第十章革命在深入：宣傳和幹部教育系統的重建
　　1、重建"黨的喉舌"：延安《解放日報》的整風
　　2、陸定一、胡喬木與毛氏"新聞學"原則的確立
　　3、鄧發被貶黜與中央黨校的三次改組4、彭真與中央黨校的徹底毛化
第十一章鍛造"新人"：從整風到審干
　　1、教化先行：聽傳達報告和精讀文件
　　2、排隊摸底：命令寫反省筆記
　　3、審查在後：動員填"小廣播調查表"
　　4、為運動重心的轉移作準備：毛澤東、康生的幕後活動
　　5、向黨交心：交代個人歷史
　　6、"脫褲子，割尾巴"：在雙重壓力下滌盪靈魂
　　7、"得救"："新人"的誕生
第十二章、革命向最高階段發展：審干、反奸與搶救運動
　　1、康生機關與1937年後延安的"肅托"
　　2、1940年的審干與幹部檔案制度的建立
　　3、"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反奸（肅反）"
　　4、毛澤東的"肅反"情結：從"肅AB團"、"肅托"到"搶救"
　　5、毛澤東、中央總學委和中央社會部的關係
　　6、在"試驗田"里創造出的"張克勤案"7、"搶救"的全面發動與劉少奇進入"反奸"領導核心
第十三章"搶救"風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據地
　　1、"搶救"的策略和手段
　　2、中直機關的"搶救"
　　3、軍直機關的"搶救"
　　4、西北局和邊區系統的"搶救"
　　5、中央黨校的"搶救"
　　6、延安自然科學院的"搶救"
　　7、魯藝(延安大學)的"搶救"
　　8、晉察冀、晉綏、太行根據地的"搶救"
　　9、華中根據地的"搶救"
　　10、唯一未開展"搶救"的山東根據地
第十四章進兩步，退一步："搶救"的落潮
　　1、"審干九條"再頒布后，"搶救"為什麼愈演愈烈？
　　2、中央主要領導幹部對"搶救"的反應
　　3、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來電與"搶救"的中止
　　4、甄別：在毛澤東"道歉"的背後
第十五章、"毛主席萬歲"--延安整風的完成
　　1、"毛澤東主義"的提出與修正
　　2、劉少奇等對毛澤東的頌揚
　　3、摧毀"兩個宗派"：對王明、博古、周恩來、彭德懷等人的清算
　　4、修訂《歷史決議》：建構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黨史體系
　　5、中共七大召開及博古、洛甫等人的公開檢討
　　6、毛澤東的勝利與中共新的領導核心
後記
參考文獻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評論三篇蕭功秦：（上海師大歷史系教授）
《拒絕殘酷的美麗——評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假如有誰要我用簡單的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價值，我會說："你如果要知道什麼是二十世紀中國浪漫革命中殘酷的美麗，那你只要讀一下高華這本書就可以了。"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高華這本史學專著是一部凝聚著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對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時代進行理性反思與心靈體驗的傳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並通過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發人深思的問題。

本世紀二十年代進入中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一開始具有蘇俄式的羅曼蒂克政治色彩。在經歷一場延安整風洗禮之後，中國革命從一個羅曼蒂克的翩翩少年變成更嚴酷、更冷峻的成年人、他既浪漫又務實，既具有詩人的抒情性格，又具有斯巴達式的堅韌，既充滿中國式的大同理想，同時又略帶傳統農民的偏執氣質。從此以後，中國文化發生了一次劃時代的轉變。在爭取新世界的過程中，中國人的政治價值、中國人的思想、生存態度、情感表達方式、思維方式乃至審美情趣，凡此種種可以統稱之為文化或民性的東西，均逐漸地、然而卻是決定性地發生巨變，如同九曲黃河大轉彎一樣，這個拐角處，這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風陵渡"，就是延安整風運動。延安整風是中共發展史上的一個關鍵性的事件，用高書的話來說，這一政治運動"奠定了中共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經由這一整風運動而形成的中共的基本理念，政治和思想鬥爭的基本範式，對中共革命勝利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後，中共又把這套模式施之於全國，深刻的改變了國人的命運。

然而，這樣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政治運動，國內外的研究卻相當薄弱。官方几十年來，構築了對延安整風意識形態的解釋話語。對歷史真貌大大簡化並予以重構，從而與史實有了相當距離。就筆者所知，雖然1980年代以來，就有戴睛、陳永發、楊奎松等人對延安整風歷史作了若干局部的研究。然而，完全可以說，高著是迄今為止，在這一研究領域最全面系統並獨具匠心的煌煌大作。

高華所研究的，就是在這個決定中國命運與歷史選擇的時代，中國共產黨的"脫布化"的歷史過程。更具體地說，這是一部史詩之作，它述說的正是這樣一個從西方工業社會中孕育出來的，作為西方文化異端的革命主義，是如何在中國本土化的，這種革命主義是如何擺脫了布爾什維克文化模式的影響，從而具有了中國堅實的農民革命的特色的。如此宏大的歷史問題，這部著作卻是娓娓道來，入情入理，如同一個飽經風霜的說故事人，以沉穩的而克制的語調向我們述說著，以歷史事實的強烈的自然的邏輯，而不是以空泛的西式的價值理念或什麼理論框架。

研究這一重大歷史課題，最困難的方面之一是史料問題，眾所周知，延安整風涉及許多可以理解的禁忌，有關檔案開放極其有限，整風領導機構中央社會部、中央組織部的檔案基本未開放。當年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記錄更無從查閱。所幸的是，近二十年，官方也少量披露了一些檔案資料。高華則以其特有的敏銳，充分利用這些資料，甚至可以說，作者幾乎窮盡了一切可以查找到的資料。此書所附的三十多頁的參考文獻就可看出他在史料收集方面的努力。據我所知，為了對極為分散的史料進行收集，作者花了整整十年的工夫。

最為難得的是，高著所用資料幾乎都是公開出版，作者能夠從大量的不被注意的資料中爬梳鑒別，點滴歸攏，併發掘其新意。書中的解釋都是建立在嚴實的資料的基礎上。高對史料的真偽也作了大量的考辨工作。高著據事言理，而非憑空想象，對自己所作的論斷，他還採用不同的資料加以佐證。可以這麼說，經由作者整整十年的如此洗磨，未來公布的檔案資料，可能只會進一步證實或補充該書的論斷，而難以推翻其整體觀點。我深為欽佩的是作者在字裡行間所顯示出來的極高史學悟性與對史料的獨到的穿透力。作者善於捕捉歷史進程中的關鍵性細節，字裡行間都能反映出當年氛圍，使人們閱讀此書時似乎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例如那位當年在延安街頭身穿皮夾克溜狗的康生形象，我至今還揮之不去。

本書的作者多次對筆者談到他治學的風格與原則，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反對過度解釋"，在作者看來，治史者對史料固然需要作一定的解釋，但國內外歷史學中，卻存在著在史料並不充分的條件下，以理論解釋來填充史料的不足，這種方便做法實際上是閹割了歷史學本身。本書正是作者運用這種以事實說話的方式來挑戰解釋主義的歷史學的成功嘗試。三年以前，一位研究當代中國史學思潮的學者就把高華的系列論文稱之為"新實證主義史學"案例。此說得是否在理，高華是否是史學新方法的探索者，讀者諸君在讀完此書後會有自己的體會與判斷。

就我所知，不少讀過這本書的人都對這本書予以相當高的、甚至是極高的評價。當然，一部深刻的歷史著作，必然是具有多義性的，併為不同的讀者從不同角度解讀提供了充分空間。這是歷史本身的具體性與豐富性相結合而形成的。可以預料，讀完本書以後，可能會有一些讀者以為，這本書對延安整風的考察，對毛澤東本人的研究，會引出要批判或否定共產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的觀點。

然而，根據我個人的看法，與其說這部著作是要否定中國革命，不如說，是在客觀地考察的過程中有意無意中發現了中國革命中的極左思潮的根源。事實上，讀者可以驚異地發現，文化革命中那些鬥爭方式，思想風格與人們的行為態度，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早已經被康生等人駕輕就熟地運用了。

從作者後記中可以看出，作者無疑是支持和擁護中國共產黨在這痛定思痛之後進行的二十年的改革開放路線的，就二十世紀中國史而言，作者也充分肯定了中國共產革命運動的重大的正麵價值。這可以從作者在後記中自述其對中國共產革命的深刻同情中看到，在作者看來，基於反抗社會壓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歷史合理性，然而，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對革命的悲劇性一面持有強烈的人道主義情懷。正因為如此，本書隱隱透露出作者的某種思想矛盾。正如人類歷史上一切複雜而深刻的事件一樣，延安整風運動也充滿了矛盾的一面，無寧說，作者的思想矛盾正是歷史事件本身的內在矛盾的一種映射。

在我個人看來，這本書如果對於延安對於青年人的理想主義的吸引力，能再予以更充分的展示，那麼，本書就會更全面一些，並使人們更清楚地理解，為什麼那麼多優秀的青年人，會以如此強烈的激情，如精衛填海與燈蛾撲火一樣，投入到這樣一場革命中去。革命有其殘酷的一面，但畢竟是美麗的。

二十世紀是理想主義的世紀，是烏托邦主義煥發出無窮魅力與光環的世紀，也是革命以誰也不知道的邏輯來試圖改造人性的世紀，是"建構理性主義"給予人們以新生活的意義，同時又摧毀著人們的詩情夢幻與追求的世紀。而高華這部著作在新世紀誕生的這一年得以出版，可以說是對那場逝去了的偉大革命的沉痛的紀念，是對未來人們內心踴動的革命衝動的一種預先的警示，也是新一代的人們，面對這個美麗的反覆無常的革命女神的無言的沉思。

走筆至此，筆者想到，前些日子，《切格瓦拉》又在北京火紅起來，由此可見，當人們在世俗化過程中懷念起左派革命的詩情時，千萬不要忘記左派革命的本質就是那種"登仙般的飛揚感"中的殘酷的美麗。

陳彥：（法國巴黎大學歷史學博士）
《理想是怎樣失去的——評〈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
由高華撰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無疑是近年來中國思想界、史學界對中國近代歷史尤其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反思的一項引起關注的重要成果。此書的標題就點出該書主旨在於回答中國革命的領袖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是如何在中國首先是中國共產黨內獲得認可和確立的這樣一個關乎中國歷史命運的全局性問題。正如該書封底的提要所指出的：「延安整風運動是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歷史事件，這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是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的濫觴。」

如果說，在讀高華此書之前，許多學者已經指出過延安整風作為運動模式對中共的重要影響的話，那麼讀罷高華此書，讀者可以得出結論：延安整風對於中共不僅重要，它實則是中共歷史的決定性的轉折點。沒有延安整風就不會有毛主義的中共，甚至很可能不會有中共的建國。延安整風不僅將中共鍛造成為一個統一號令、統一紀律、統一思想的鐵的團體，也為中共建國提供了一整套統治方式和動員程序。從中共建國以後多如牛毛的各色政治運動來看，沒有這套方式和程序，就不會有中共的執政甚而中共的生存。因之，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不了解延安整風，就不可以真正了解中共的政治運動；不對延安整風作出深入剖析和翔實研究，就無法理解中共政治運動的機制和規律；而不理解中共政治運動，也就無法理解中共的歷史、中共的性質。

高華此書分上下兩編共十五章：上編探尋整風運動的起源，下編研究整風運動的進程。整風運動發端於1942年，但其根源卻可追溯至1927年始的中共在江西創立根據地的蘇維埃運動。前五章是疏理整風運動的「史前史」，將研究的觸角一直伸向中共的創始時期。通過對整風運動的「尋根」，讀者可以發現，在中共運作的初期就已經隱含著對自己同志殘酷鬥爭的傳統。這一傳統自然同中共初期的險惡環境相聯繫，但根源仍然是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

高華以十章的篇幅論述了延安整風的全過程。整風運動開始於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開，歷時三年之多，經歷了整風、審干、肅反三個互相銜接又層層推進的階段。延安整風是中共歷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但長期以來由於政治原因，史料缺乏，中共官方黨史不僅千篇一律頌揚整風運動的偉大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而且對整風中的一些重大史實也隱而不報，如將整風後期殘酷打擊革命同志的長達半年之久的「搶救」運動，說成是整風的插曲並將責任推到康生身上。80年代以來，一部分文獻資料得以出版，尤其是隨著大批中共冤案的平反，數量可觀、較為真實的個人回憶錄得以問世，才使得延安整風的真相有可能重現於世。高華新著是迄今為止資料最為詳盡的關於延安整風的著述，作者用了十多年的時間來收集、考辨各種殘缺不全的檔案材料和零散的個人回憶，他的每一重要論據都有來源引證。用高華本書前言中的話說，此書旨在「拂去歷史的塵埃，將延安整風運動的真貌顯現出來，在官修的歷史之外，提供另一種歷史敘述和解釋」。這種嚴肅、實證的學風為此書奠定了信史的基礎，「是目前海內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風運動的歷史著作」。

僅僅將延安整風的歷史清疏整理，已經是一項巨大的學術成就，但高華此著的意義又遠在一部實證史學著作之上。因為此書企圖尋找事件與事件之間的因果轉換，個人行為與時代大勢之間的交叉互動，思想體系、意識形態與政治鬥爭、權勢更迭之間的有機聯繫。通過對整風運動的溯源，對毛澤東審時度勢，在理論、韜略、權謀之間縱橫捭闔的高度理性策劃的內在機理的疏理，對共產國際與中共領導層的微妙關係的分析，作者揭示了以中共領導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之所以走上以大規模群眾運動作為奪取政權、保持政權的基本手段的深刻的國際根源和中國本土文化根源，也提出了一些發人深思的獨到觀點。

此書雖然是一部嚴肅的史學專著，但卻具相當的可讀性。僅以人物為例，作者善於通過特定的事例，以簡練的筆法勾畫出歷史人物的鮮明個性。項英的剛直不阿，周恩來的忍讓練達，任弼時的圓通持重，王明的書生幼稚，張聞天的正直謙讓，康生的奸滑陰毒，彭德懷的耿直豁達等等，一代共產黨先驅人物形象躍然紙上。毛澤東自然是此書的中心，高華筆下的毛澤東老辣跋扈、縱橫捭闔、收放自如，具有鮮明的個性。他相信權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量。與毛相比，王明雖然是斯大林的學生，他學而且信；毛澤東也學斯大林，但學而不信。信的最終鬥不過不信的，這是毛澤東留給中國的遺產。
以下是筆者讀完高華此書後的幾點較深的感想。
一　毛澤東思想是戰爭與落後的產物

延安整風是中共決定性的歷史轉折。這一轉折意味著中共的「脫布化」，中共的民族化。這一轉變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從思想上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中國化，是共產主義中國形態的確立，是舶來主義與中國土壤的有機結合，中國式的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從組織上，是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化，中共脫出由斯大林掌控的共產國際的指揮，獲得相對獨立地位。中共七大正式提出毛澤東思想，一方面意味著毛澤東的一系列思想、語彙、戰略、策略等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方針，另一方面意味著毛澤東本人成為中共至高無上的領袖和導師。毛的成功是近代中國時勢造成的。毛在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最終佔了上風，除了他本人的天賦、謀略、意志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因素應該歸功於中國的戰亂和落後。沒有長期的戰亂，毛就不可能利用其軍事才能壓倒眾多的知識份子出身的中共前領袖；沒有落後的農民國的現實，毛就不可能輕而易舉地將其融合中國傳統和斯大林極權主義的專制主義強加于40年代初仍然充滿理想色彩的中國共產黨。

高華此書對這一點有充分的展現。如，延安高幹供應制的建立，對中共黨內知識份子出身的人的打擊以及對農民出身的軍人幹部的迎合，表明毛自覺地利用農民的情感控制軍隊而將中共的軍隊改造成一支具有農民起義色彩的紅軍。正如王實味指出，「食分五等，衣著三色」的等級差序制度。實際就是將「論功行賞」的農民造反原則制度化。同這種根深柢固的農民意識相一致，毛澤東對知識、知識份子（尤其是西方知識、留蘇派知識份子）、黨內「教條主義」份子切齒痛恨。他曾指斥留蘇派為「連豬都不如的蠢貨」，批評他們「言必稱希臘」，指斥知識「教條」「比屎還沒有用」。毛本人在延安曾下功夫讀馬列的書，即使是如此，他讀得最通的書，也就是最合其意的書，是那本由斯大林親自修訂的《聯共（布）黨史》。原因無他，此書為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黨內鬥爭的指南。
二　對五四精神的背棄

如果說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實際上是共產主義舶來意識形態與中國專制傳統的雙重勝利的話，那麼這個勝利就不僅僅意味著「留蘇教條派」的出局，同時更意味著五四精神的失敗。延安精神的確立，正是五四精神被淘汰的產物。高華此書在這一點上有著十分深刻的洞見。作者明確將「全力肅清五四自由：民主、個性解放思想在黨內知識份子中的影響，確立『領袖至上』、『集體至上』、『個人渺小』的新觀念」（頁304）作為毛澤東思想革命四原則中的第二條。高華對王實味個案作了詳盡分析。王實味雖然接受馬列主義投奔延安，但他為純真理想所驅使，思想深處仍受五四民主、科學所激勵。他正是以平等、博愛為參照來批評延安的等級制度，並且直接溯源到等級制的專制主義傳統，這正是五四精神的強烈閃光。而王實味最後被砍頭，是整風運動因言獲罪的死囚，成為毛澤東思想確立的祭品。只要王實味所代表的反叛、批判、自由、獨立的五四精神還在，就不可能有毛澤東意識形態的一統天下，就不可能有毛澤東個人獨裁的黨天下。這一認識不僅是對延安整風性質所作出的準確結論，而且應該成為我們今天反思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新起點。
三　知識份子的「原罪」

以意識形態作為鞏固和強化個人權力的手段並非毛澤東的發明，但將意識形態教化推廣至全黨每一個幹部黨員，以大規模的群眾動員的方式，要求「人人過關」、個個檢討而達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的目的，應該說是毛澤東對斯大林「大清洗」的創造性發展。

延安整風雖然是以中共全黨為對象的，但由於意識形態是其主要武器，因而黨內知識份子首當其衝。同時由於毛澤東發動整風的首要政治目標是徹底摧毀王明、張聞天等留蘇派的所謂教條主義的影響，因而知識尤其是書本知識便順理成章地成為批判對象。從這裏開始，毛澤東找到了一個屢試不爽的發動意識形態教化運動的操縱桿。這個操縱桿可以概括為某種可以同基督教「原罪」相類比的「知識原罪」概念。可以說，延安整風之後，任何知識，尤其是同人文、社會相關的知識，只要未經過毛澤東意識形態的過濾，就是罪孽，就需要被批判，而掌握這種知識的知識份子就應該接受改造，就需要贖罪。同基督教一樣，贖罪需要經過一定的儀式，而大規模的群眾鬥爭式的「靈魂革命」就是贖買「知識原罪」的中國儀式。從今以後，不經過這一儀式，就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共產黨人。
　　高華在本書中對知識份子改造運動個案和細節作出生動的描述，充分揭示出這種類宗教「煉獄」儀式的功能及其心理依據。高華指出「隨著『發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學習者普遍產生了負罪意識（原罪意識————本文作者按），知識份子黨員更自慚形穢，認為自己確實如毛澤東所言，除了讀過一些如同『狗屎』般無用的書之外，對共產黨和人民毫無價值，……簡直是罪孽深重！」（頁424）從此，「知識原罪」便成為套在中國知識份子頭上的緊箍咒。
　　高華強調延安整風中的中國內聖之學的痕迹，但筆者則更傾向於毛澤東的延安整風的模式借鑒主要來源於蘇聯。中國儒學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種「慎獨」功夫，同基督教的個體懺悔有相通之處，但卻不是將個人隱私（家醜）張揚于大庭廣眾。將這種「滌盪靈魂」的公共懺悔儀式推廣至全黨範圍，表明毛澤東深得斯大林真傳。高華以翔實的材料和充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整風運動的結果：一方面是毛澤東個人獨裁和毛澤東思想獨尊在全黨範圍的確立，另一方面則是黨內知識份子包括黨內高級幹部在內的其他個體的個人尊嚴、獨立全部蕩滌一盡，成為革命機器中沒有自我意識的「齒輪與螺絲釘」。高華以丁玲為例來說明這一現象也是十分典型的。不過讀完此書，掩卷之時，聯繫到中共建國以後的現實，讀者也許會問：當年受到殘酷鬥爭、非人打擊的受害者，為甚麼對延安整風尤其是整風後期的「搶救」運動三緘其口？當初被整的人何以在今後的運動中又對其他人大打出手，成為殘酷的整人者？對於這些問題，結合東歐蘇聯與中國曆次運動的實踐，答案是肯定的：被整者同時也是既得利益者，因為只要他們挺過這一關，他們仍然可以在這個機器中佔有一席之地。

四　制度與獨裁
　　高華在本書第六章中用了不少篇幅來描述40年代初延安的社會生態構成。很顯然，當時的延安不僅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而且也是一個意識形態化的社會，一個以共產主義作為信仰與行動指南的極權主義的小社會。不過，這是一個初始的極權主義社會，是一個具有真誠信仰、富有朝氣的極權社會。王實味、丁玲、蕭軍等具有自由化傾向的知識份子及更多的嚮往平等、自由的知識青年大量來到延安，使得延安充滿了熱情浪漫的氣息。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延安整風這樣的革命洗禮，沒有嚴格的紀律和強有力的領導權威，延安這個小社會可能僅僅是偶爾匯聚的浮雲，而難以成為中共今後奪取全中國的革命中堅。

延安整風其實包含著共產主義極權的一個根本趨向。一方面，延安整風是中共由草創走向成熟，是意識形態由思想變為制度，是馬列主義由理論教條變為實踐綱領定型階段；另一方面，延安整風也是毛澤東個人專斷的確立，是理想主義讓位於政治權謀，是烏托邦走向強制的決定性轉折。中共本來沒有建立一套有效保證集體決策的制度化機制，延安整風則使個人獨裁製度化了。延安整風前的毛澤東雖然同中共中央的關係存在一定的衝突與緊張，但他卻必須利用制度規定對付他的政敵，直到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他才可以甩開制度的束縛。延安整風所建立的制度是一個助長專斷的制度，自延安整風始，政治運動將成為共產黨的傳統，成為推動革命向更高階段發展的制度手段。然而，正是這種「七八年再來一次」的運動，使得毛澤東可以甩開一切制度規定和集體決策框架而另起爐灶。高華對延安整風中中央總學委的論述很具啟發意義。由於運動的特殊要求，臨時組織就可以壓倒常設組織，凌駕于黨的法定最高決策機構之上，於是臨時制度就可以拋開正規制度，而最終使個人專斷成為制度。延安總學委的核心是毛澤東與康生，而實際上由毛澤東一人支配。文革時期的中央文革小組，正是這種以臨時機構取代正式機構的做法的重演。
五　功利原則與人道原則

在共產革命中，功利主義往往是重要的行動原則。長期的戰亂，帝國主義的侵略，使得中華民族難於從長遠思考。儘快獲得獨立、擺脫落後，使得功利主義成為時代的要求。從功利出發，毛澤東就可以以大局的原則、勝利的原則否決其他的原則，甚至將爭取勝利的原則變成壓倒一切的原則。高華在此書中詳盡地展現了任弼時、周恩來、張聞天等人在同毛澤東發生分歧時所表現出來的忍讓妥協精神。在相當多的時候，這種妥協都是以黨的利益、大局為重的名義作出的。在那種艱苦轉戰的年代，為達目的，沒有妥協是不可想像的。以全局利益、集體利益、人民利益為由，要求個人服從集體，小我服從大我，是理性的一部分。然而，小的妥協導致大的妥協，個體的妥協為個人獨裁打開了大門。當毛澤東個人獨裁的紅太陽升起之時，就是美麗的烏托邦革命理想終結之時。高華此書似有強調毛澤東本人在延安整風慘案中的個人責任的傾向，但這個制度本身沒有制約機制似乎是更為根本的原因。不僅延安整風之後黨內冤案錯案如影隨形最終無法避免，而且按高華在本書中的勾勒，1931年鄧發在閩西的肅反擴大化，張國燾、夏曦在鄂豫皖的肅反擴大化都可以佐證：殘殺和打擊同黨是攫取和鞏固權力的必要和有效手段。不僅如此，這種馬基雅維里式的功利主義的權力崇拜還在階級鬥爭的理論中獲得了科學與道德的論證。

最後，在筆者看來，本書也有某些可完善之處，如對延安時期的大背景交代較少。在當時的戰爭狀況下，毛澤東之所以專橫跋扈、置同志於死地，除了他的權謀暴烈之外，應該還有當時中國革命節節成功的大背景，這一背景是毛澤東整風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條件。這一條件使得毛更可以同當年的列寧相比，而不是斯大林純然的屠殺政敵。不過，建國之後的毛澤東則漸漸向斯大林的路上滑行，以加強自己的權勢來掩蓋自己執政的錯誤，而不是利用革命實踐的成功來鞏固自己的權勢。
　　另外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本書作者對延安整風驚心動魄的描述，讀者可以從中得出的邏輯結論是：中共這架機器從整風開始就已經是以奪取政權作為目的的，意識形態僅僅是奪取政權的工具。不過，高華自己卻沒有完全走向這個方向，發人深思。筆者以為，共產主義革命作為中國近一個世紀的革命歷程，自有其深刻的歷史與社會的原因，甚至也應該對此給予充分的同情理解。然而，這種同情理解的目的，是加深對中國共產革命的理性認識，堅決地、義無反顧地告別它。　

一言：（南京）
《中共黨史研究新話語系統的興起——突破意識形態框架的民間話語系統 評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長期以來，中共黨史研究領域，一直由兩種主流解釋話語居統治地位。在大陸，主流史學家精心建構了一套帶有鮮明意識形態色彩的官方解釋話語。這套解釋話語不僅成功地同化了學者們的研究基調和研究結論，使大陸的中共黨史研究長期呈現出單一化的特徵，而且它還為學者設置了重重的研究壁壘，嚴重地禁錮了這一領域的研究深度和廣度。在西方，中共黨史研究也是中國問題專家的注目焦點之一。但由於他們缺乏在革命中國的生活體驗，因此他們的研究方法多以理論分析為主，形成了一種西方解釋話語。這種話語的特點是以西方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理論為框架，再輔以常見的史實為佐證，論證偏理論分析而少史實考辨。雖然此種話語在研究方法上多具新穎性，但不免給人以"隔靴搔癢"之感。千禧年之初，南京大學高華教授新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問世，全書凡六十萬字，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以延安整風運動為研究主題，利用極為豐富的史料，對1945年前的中共發展史作了細緻深入的分析。通觀全書，得出的一個突出印象是，該書標志著在中共黨史研究領域中，一個獨立的民間話語解釋系統的興起。
以求歷史真實，避免"歷史誤讀"

作為獨立於兩種主流解釋話語之外的第三種解釋系統，這種民間話語集中地體現了中國新一代公共知識分子的訴求，他們強調在中共黨史研究中採取客觀中立的立場，以對歷史的宏觀把握為前提，對史料進行廣泛的搜集和細心的考辨，以求揭示歷史真實，而避免由意識形態而產生的有意或無意的"歷史誤讀"。下面分析此種民間話語的特點：

1）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作者始終秉持據事言理的治學態度，盡量避免主觀因素對敘述客觀性的影響。例如，作者詳細地分析了30年代毛澤東主持的"肅AB團"運動，考證過程極為仔細，所引史料的來源可信度也極高，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尤為可貴的是，作者在分析毛肅反的原因時，並未象西方話語一樣對毛進行猛烈的道德譴責，也未象官方話語一樣為毛掩過飾非，而是從當時中共的具體情況出發，對毛的動機作了客觀，全面而又可信的解釋。這樣的例子散見於書中的各個部分，既有強大的說服力，又能使讀者有一種真實的設身處地的感覺。作為民間話語的突出特點，這種風格既承接了中國古代史學"秉筆直書"的傳統，又凸顯了西方史學"客觀真實"的神韻。

2）全書所引證的各類資料極為豐富，體現了作者紮實的史料考辨能力。在中共黨史研究中，原始檔案公布不多，而大量的二手資料如回憶錄等卻泥沙滲雜，這給學者的研究造成極大的困難。兩種主流解釋話語在史料的運用上，有某種相似性，這就是在不同程度上都傾向於根據各自的觀點對史料進行取捨，從而影響了可信性和說服力。在高華的書中，所引史料幾乎全為公開出版物，但經過作者爬梳鑒別及對不同史料的印證對照，這些常見資料背後的隱蔽意義隨之就呈現在讀者的面前。該書對1945年前的中共發展史作了全面考察，既有微觀的考證，又不乏宏觀的把握。例如在對延安整風的分析中，作者對中央社會部結構和功能進行了重點分析，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證明了它在延安整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這在該領域的研究中尚屬首次。再如：作者對延安整風中採取的各種審查幹部的組織措施也進行了詳細考證，如首次對幹部個人檔案制度的建立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像這樣的"首次"在書中也是比比皆是。

3）作者並未採用一種或多種現成的理論作為該書的論述框架，而是以辨明史實為主要目的，這不僅為檢驗原有理論的有效性提供了客觀標準，也為新理論框架的出現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例如：作者對中共的組織史作了十分細緻的考察，理清了各系統與各部門之間錯綜複雜的微妙關係，這樣的研究方法與西方學者運用"政治系統理論"來考察中共政治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明顯的區別，並具有更強的說服力。勿庸置疑，史實的辨明為學者提供了提煉新理論框架的良機，這種新的理論框架將以縝密的事實為依據，可有效地防止中共黨史研究陷入"理論先行"的泥沼。從這一點來說，高華的這部著作是對有關中共黨史研究方法論的突破。

作者畢十年之力，成一家之言，其成書風格深刻地反映出作者對中共黨史的深邃造詣和敏銳眼光。高華教授在本書付印之前，已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上發表有關1949年後中共研究的論文多篇，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筆者希望高華教授繼這部力作后，還會有新的論著問世，特別是希望看到作者能在1949年後的中共黨史研究中有新的收穫。

相關禁書：
中國社會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txt 視頻
馬克思的成魔之路
沒有共產黨天下就會大亂嗎？
九評共產黨
漫談黨文化
解體黨文化
《犬儒病》 胡平 著
延安日記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下載
毛澤東荒淫無道的糜爛生活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在線閱讀
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
晚年周恩來 高文謙著/明鏡出版社
道貌岸然的周恩來
江澤民其人
起訴江澤民

隱藏: 開啟

你必須回覆這個主題才能觀看到隱藏的附件或內容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