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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０１

根據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的意見，必須承認，十六世紀的農村是莫斯科國家的政治制度不曾成為貴族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但當時的農村情況就是一個在自然經濟條件下被拓殖的國家的情況。所以，這一重要原因本身便是這種拓殖的結果之一。

另一個同樣重要、同樣是拓殖結果的原因，便是在十六世紀下半期，在莫斯科政府面前展開的新的森林和草原地區，那裡有大量由政府可以支配的自由土地。政府將這些土地分給官宦階級的中下層，使這些階層成為政府反對這同一階級的最高貴族階層、反對「世襲貴族」——大貴族的可靠支柱。

在十六世紀下半期，世襲領地制在封地制面前節節後退，這一事實用政治語言來解釋，便是說，一般貴族曾迫使大貴族。。。。。。。

大步退卻，幫助國王無情地鎮壓「世襲貴族」的全部政治野心。法國的君主政權也不免同低級貴族聯合。查理七世甚至尋求過這種聯合。但是法國貨幣經濟的發展很早便使國王能夠建立一種不是由軍職貴族、而是由非貴族出身的職業士兵組成的常備軍，已如上述。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就是這查理七世（他的御前會議是由低級貴族和第三等級的代表組成的）為了在上述意義上改組軍隊，作了很多事。

①而在這個意義上改組軍隊，逐漸鼓勵了法國的王權，使它在反對貴族的鬥爭中有越來越多的可能與其說象莫斯科的「專制君主」一樣依靠中小貴族，不如說依靠第三等級。總之，同俄國封建。。。。。。。。。

①參閱維克托。杜魯伊：《法國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巴黎，１８９３，第１卷，第５４５—５４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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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制度相比，法國封建制度的主要特點之一，在於法國封建社會內部產生了比封地羅斯為數更多、更富有、更強大的第三等級。法國封建制度的這一特點，不能不影響於法國社會和法國王權進一步發展的過程。十六世紀的莫斯科縉紳會議的代表，幾乎完全是軍職人員的代表①；而法國第三等級於十四世紀下半期已在三級會議上起了顯著作用；到了下一世紀，他們的代表更在這個會議反對貴族鬥爭中，自覺地給國王以非常重大的支持。

②根據這一情況，兩國的代表會議對中央政權的態度，亦各不相同。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說：「十六世紀的縉紳會議，確切地說，是政府同其代理人的會議」

③。。。。。。。。。。。毫不足怪，「代理人」

在回答政府的問題時都表示：「願為君主拋頭顱，而且一切唯上帝和君主的意志是從」

④。在十六世紀的莫斯科，人們都以為「人民不能有自己的意志，而一定要以代表人民的政權的意志為意志」

⑤。

然而在巴黎，在十四世紀下半期，首相德多曼——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最高政權的「代理

①見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教程》，第２卷，第４８８頁及下頁。

（縉紳會議是十五至十七世紀俄國統治階層——大貴族、軍職貴族、僧侶階級、城市商人上層分子的代表大會，１５４９年由伊凡四世召集第一次會議，後由彼得一世取消。——校者）

②參閱畢科名著《三級會議史》（ＧＰｉｃｏｔ：《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ｓＥｔａｔｓＧé－Aｎéｒａｕｘ》）。第一卷。

（三級會議是法國１４—１８世紀等級制代表機關，由僧侶、貴族和城市代表組成。普通為了徵稅由國王召集。

１６１４年後因專制制度發展，停止召集１７５年。

１７８９年在資產階級革命條件成熟下又召開了三級會議。——校者）

③《俄國史教程》，第２卷，第４８６頁。

④參閱同上書，第４９２頁。

⑤同上書，第４８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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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０１

人「

——為了安撫騷動的市民，認為必須向他們說些好話，宣稱「國王只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實行統治，只有人民的力量使國王畏懼」

①。

莫斯科國的官員難怪自稱為大公的「奴隸」

，然後又自稱為沙皇的「奴隸」。象農民受國家的奴役一樣，他們也受國家的奴役。這兩個階層都受壓迫，這種壓迫到了十六世紀末期愈來愈加沉重。壓迫加重的原因仍是前面不只一次提及的那一情況，即俄國是一個在自然經濟條件下進行開拓的國家。

ＣＢ羅日傑斯特文斯基完全正確地說：貨幣資金的缺乏是A十六世紀官宦階級經濟地位的最主要特點。

他還說：「這種缺乏的本身就是由於一方面國家社會經常發展和增長的需要與另一方面國民經濟發展的微弱及死氣沉沉之間的不相適應，就是由於自然經濟壓倒貨幣經濟的優勢，而新的情況卻是需要貨幣經濟的」

②。

東方居民也受國家的奴役。但是拋開廣闊的肥沃土地不說，東方專制國家也沒有在文化發展上超過自己的鄰邦。相反，每一個東方文明國家所有的鄰邦，都主要是在文化上遠遠落後於它的野蠻人。的確，遊牧的野蠻人常常迫使東方專制國家的農業居民大受折磨，甚至迫使其在相當長時期內屈服於他們的統治。例如，埃及便曾為「牧人」所征服；馬涅方在談到這些「牧人」時所用的言詞幾乎同我國史籍對於蒙古人的敘述沒有兩樣。但就是這個埃及沒有成為被征服者以

①Ｇ畢科，同上書，第１卷，第２２８頁。

A②《十六世紀莫斯科國家的官宦土地佔有制》，聖彼得堡，１８９７年，第８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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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前，它在亞洲幾乎沒有文明的鄰邦的。就這點說，埃及要比莫斯科國幸運得多，莫斯科國不得不在自己的西部邊境同比它文明得多的鄰邦打交道。同這些鄰邦鬥爭，要比俄國人民付出重大代價與遊牧部落鬥爭，困難得不可計量。莫斯科在十六世紀雖然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但在同西方鄰國的決定性衝突中，卻遭到慘敗。為了在同經濟上遠遠超過自己的敵人的鬥爭中維持自身的生存，莫斯科不得不直接間接地將其很大一部分力量用於自衛，這與東方專制國家居民用於同一目的的力量相比，可能要大得多。

與東方專制國家的歷史過程相比，這就是我國歷史過程的一個極為值得注意的相對特點。將這一特點同我們在將莫斯科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和西歐國家的制度進行比較時所指出的特點，加以對照，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莫斯科國與西方國家的區別，在於它不僅奴役了最低的農民階級，而且奴役了最高的官宦階級；而它與在這方面很相彷彿的東方專制國家的區別，則在於它不得不對被奴役的居民，作更為沉重得多的壓迫。

ⅩⅧ

只要仍舊流行著我國歷史過程的絕對特殊性的信念，則東北羅斯城市居民的社會作用，便會被認為接近於零。亞。

伊。赫爾岑的朋友和同志尼。普。奧格廖夫問道：「我們要城市幹什麼？我國的城市只是政府的幻想，而實際上則既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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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１

義，亦無力量「

①。

（當然，所有這些議論都默認自由城市諾夫戈羅德和普斯科夫為例外）。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甚至在「上伏爾加的亞粘土地帶」

，我國城市生活也從來不是完全微不足道的。現在已可認為無可爭議的是：東北羅斯的城市並不是俄國特殊性理論家們所說的那種比較廣闊的農村。這個羅斯也有城鄉間的經濟分工。切丘林說：「如果這裏主A k n要地不是質的差別，而是量的差別——就是說，如果我們在城市和鄉村裡看到居民都有著相同的權利和義務，而且一部分居民還從事相同的農業和手工業，因而只有村落的大小和居民職業發展程度的不同才使城市有別於鄉村，——那麼，無論如何，就是這種量的差別，在這裏已是如此巨大，以致我們完全可以將城市情況的考察和鄉村情況的研究，分別進行」

②。

儘管居住在東北羅斯城市的手工業者象西歐中世紀城市的手工業者一樣，也從事農業，但是應該想到，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手工業勞動、而不是農業勞動。切丘林曾將在俄國城市所見手工業的名稱列了一張長表。我們在表裡看到有三十四種是生產和加工食品的，三十二種是製造服裝的，二十五種是從事建築和製造家庭用具的，一百一十九種是各種其他手工業者如針工、梳櫛工、劊工、刀工、弓箭工、石灰工、馬車快、蔬菜工、鍾錶匠、花匠、樂師、玻璃工、裁縫

①《鍾》，第５１期。

②《莫斯科國的城市》，聖彼得堡，１８９年，第３０９—３１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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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工、煤礦工人、燈匠等等①。切丘林還說：「在列為第二類手工業者的資料里，有很多皮靴匠……這使我們不由地想到當時有許多人穿皮靴。」

（第３４０頁）簡言之，切丘林承認在十六世紀有很大一部分手工業從事日用品的生產，堅決駁斥了一種意見，以為「當時的羅斯還不能製造最粗劣的布匹，一般說來，當時幾乎沒有手工業活動」

②。我們在他的很有意義的著作中看到了一項對我們更為重要的指示，即當時在城市裡看到了許多——按照他的說法，甚至是非常多——書籍③。

儘管這些書的內容，看來都是宗教的，但在城市裡有大量的書，畢竟表明在莫斯科羅斯，象在所有地方一樣，城市生活已在居民之中引起比較多樣化的和迫切的精神需要。

總之，就在這一方面，也絕沒有完全的特殊性的，不過，。。。

很重要的相對特殊性，卻是有的。。。

所有前述阻礙俄國居民生產力發展的各式各樣原因，都削弱了城市在東北羅斯歷史生活中的意義。

ＣＢ羅日傑斯A特文斯基所說的「國民經濟的惰性」

，勢必帶來城市居民的政治惰性。普希金是對的。我國的城市與西歐的城市公社不能相提並論。十六世紀初，在莫斯科附近的各城市裡，曾出現相當活躍和多樣化的手工業活動，但到了該世紀末，這些城市卻很荒涼了。切丘林說：「這種城市荒蕪過程的日益加劇，

①同上書，第３３９頁，註釋。

②同上書，第３１６頁。

③《莫斯科國的城市》，第３１—３１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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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１

是可從這樣的事實中看出：即根據該世紀中葉的有關記述（見於稅冊者。——著者）

，比較最不荒涼的是謝爾普霍夫，而根據該世紀末的有關記述，則荒涼得最厲害的是科洛姆納和莫扎伊斯克；也可從兩種記述中關於莫扎伊斯克的資料中看出；最後，還可從莫扎伊斯克稅冊中關於哪家哪戶是在哪時荒廢的指示中看出。

「按照同一學者的說法，莫斯科各城市的荒涼，可從居民在邊境城市的結集中得到證明，因為來自中央地區的移民大都奔向這些城市」

①。

莫斯科附近各城市愈是荒涼，則其在莫斯科國的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愈是降低。俄國的歷史是一個開拓過程拖延了數百年的國家的歷史。俄國的開拓是在自然經濟的條件下進行的。城市的發展，表示經濟分工的進展和商品生產的成就，破壞了這些條件的單調性。但是，我們剛剛看到，這種開拓在十六世紀造成莫斯科附近各城市的荒涼，這就是說，它阻礙了貨幣經濟的發展，從而保持、甚至增加了國民經濟生活的「惰性」。為了限制中央地區城市的荒涼過程，莫斯科政府採用了它藉助取締「農村」荒涼時的同樣措施：把城關居民也象農民一樣被固定於原來的居住地區。城市居民也象「國王的孤兒」——農民和「國王的奴隸」——官員一樣，處

①同上書，第１７３—１７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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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于不自由的地位①。奴隸制推行到莫斯科國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莫斯科國內的「買賣人」境況，比享有自由經濟生活利益的諾夫戈羅德和普斯科夫商人的境況，更少從事經濟活動，這是無須證明的。但是力量不在我國自由城市共和國方面。莫斯科的「專制君主」

，將自己的鐵腕加於這些共和國，對它們的居民的性格發生怎樣的影響，可從赫爾貝爾斯坦的下述評論中窺見一般。

關於諾夫戈羅德，赫爾貝爾斯坦寫道：「這裏的人民過去是非常有教養（ｈｕｍａｎｉｓ－ｓｉｍａ）

和誠實的，但現在由於無疑地沾染了莫斯科的惡習，卻變得極為墮落，這種惡習都是來到這裏的莫斯科人帶來的「

②。關於普斯科夫人，他寫道：「普斯科夫人的有教養和溫良風尚，已為幾乎在

①「根據法典規定的涵義，市鎮是商工業賦役公社。

因此，凡不屬於市鎮公社的個人，依法禁止在市鎮進行商業活動。法典第十九章第九款規定：凡不屬於市鎮的經營商業的農民，必須切實保證「此後不得經營店鋪和酒館，不得承包鹽和煙的買賣，至於他們的商店和作坊，則賣給負擔賦役的人們」……負擔賦役的商工市鎮公社是根據市鎮定居原則結合起來的，……市鎮定居原則強制市鎮納稅人固定於一定公社，無權再轉到其他市鎮……十八世紀的帝俄從莫斯科國繼承了這種公社。在整個十八世紀，直到葉卡捷琳娜二世發布市政條例時止，市鎮雖然經過從彼得大帝到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各次改造，仍然一直是舊式商工業納稅人的公社。「

（基哲維特爾：《十八世紀的俄國市鎮公社》，莫斯科，１９０３年，第１—４頁）。政府怎樣力圖建立一座牆將農民和市鎮居民分隔開，可從下一事實中看出，即政府對市鎮居民無休假證而與農村婦女結婚者，以及市鎮少女嫁給農民者，於十七世紀中葉以死刑相威脅（參閱Ａ拉波－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莫斯科國直A接稅課的組織》，第１７２頁注）。

拉波－丹尼列夫斯基指出，懲罰的嚴厲性表明，這一禁令常被違犯。此語信然。但這種嚴厲性也表明，政府多麼堅決地同自由遷移進行鬥爭。

②《莫斯科札記》：第１１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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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１

一切方面都更惡劣的莫斯科風氣所代替。因為，以前普斯科夫人在商業交易中表現得極為誠實、純正和樸實，所以他們的商品不謊報價格，也不花言巧語以欺騙顧客「

①。東方制度的勝利，決定了東方風氣的傳播。不這樣是不可能的。

西方城市居民是由農村移民補充的。但在羅斯，隨著莫斯科制度的發展和鞏固，依靠農村來發展城市是越來越困難了，其簡單的原因是：將農民束縛于土地——無論是地主或國有的土地都一樣——的鎖鏈，變得越來越牢固、越來越緊密了。居民的被奴役，是進一步發展商品生產的非常大的障礙。但是這一障礙不能完全停止商品生產的發展。居民對於某些手工業勞動產品的需要，是不能用對居民實行奴隸壓迫的辦法來滿足或取消的。強烈延緩莫斯科國城市增長及城市手工業發展的不利條件，引起了鄉村手工業的推廣。

因此，農奴制俄國的經濟生活具有特殊的性質，其不合常情，是那些侈談俄國城市人口的比例不大、以為這就是「俄國非西方」

的最好證明，這就是俄國人似乎不懂也不願從事工業勞動而只是從事農業的最好證明等等的作家們所不曾看到的。

Ａ科A爾薩克１８６１年根據１８５６年的統計數字，證明在工業最發達的省份，其城市人口的百分比，較之整個俄國的平均數還要小：奧勒爾省城市人口為９７７％，哈爾科夫省——１０７２％，A基輔省——１０８６％，道利達省——１８３８％，而赫爾松省——A甚至達２１３５％；但雅羅斯拉夫爾省城市人口不曾超過A８２％，莫斯科省（莫斯科縣除外）——６３７％，弗拉基米爾A A①《莫斯科札記》，第１１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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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省——５８７％。

①因此，如果我國城市就其經濟意義而言類似A農村，——俄國特殊論者就是這樣說的，——則我國中部各省的農村便由於從事工業活動而起到了城市的經濟作用②。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隻能是這樣的意思：歷史發展的不利條件，自基輔時期開始，便激烈地遲滯了俄國人民所擁有的生產力的發展。但是生產力雖然發展得慢，卻仍是發展的，在德聶伯河附近如此，其後在伏爾加河上游的亞粘土地帶也是如此。在生產力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勞動與農業勞動的分離過程是無可避免的。無論基輔羅斯或莫斯科羅斯，都有過這一過程。但決定莫斯科國居民被奴役的情況，又使這一過程雖不完全停止，卻是很受阻滯。工業活動不曾集中於城市，而是分散在農村人口之中。這一情況的直接結果是技術進步的延緩。盡人皆知，我國手工業者是使用最原始的工具來勞動的。

從經濟方面說，手工業的擴張，意味著由於經濟進步而到處產生的各種矛盾深入農村；然而我國經濟發展完全特殊論者的希望，卻是建立在所謂俄國沒有這種矛盾的基礎上的。由於在上述條件下，我國經濟進步很慢，所以因這種進步而在農村經濟生活中產生的矛盾也長期保持在萌芽的狀態。生產者雖將很大一部分時間用於工業勞動，卻仍然是農民。儘管他本人也時常購買與他相類似的

①《論西歐和俄國的一般工業形式和家庭生產（手工業及家庭工業生產）

的意義》，莫斯科，１８６１年，第２１０—２１１頁。

②關於這個問題的更詳細指示，見我批評Ｂ沃龍佐夫先生一書的第２１５—A２４１頁（《全集》第９卷，第２２９—２５１頁）。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指出領地土地所有制「破壞了俄國城市及城市工業的發展」

（《俄國史》，第２卷，第３０２—３０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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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１

生產者的勞動力，但他仍是完全處於高利貸資本的控制下；富農—收購商，便是這種資本在農村的代表。高利貸資本殘酷地剝削生產者，但並不改善生產方式。因此，它對於被國家牢牢地束縛在伏爾加河上游亞粘土地帶的生產者的工業勞動的統治，遂成為技術和經濟進步的新障礙。同時，農村中的生活，使生產者不能聯合自己的力量去同剝削者進行鬥爭（大城市中心的生活卻是很能促進這種聯合的）

，也使他們的意識發展非常困難。時常從工業勞動中獲得其年度收入很大一部分的生產者，繼續保持著農民的一切迷信和一切政治成見。他們的思想落後，對於將農奴制的桎梏加在他們身上的社會政治制度極為有利，就更不用說了。思想的落後，保證了這種制度的鞏固。

ⅩⅨ

在繼續寫下去以前，對於我們所了解的莫斯科制度作一總結，會是有益的。同樣有益的是，用一位學者的話來作這個總結，這位學者關於古代羅斯的封建制度的著作，曾對斯拉夫派的我國絕對特殊性理論，給予最有力的打擊。

「莫斯科時代的俄國社會制度的根本原則是個人完全服從國家的利益。莫斯科羅斯的國外環境，它為生存而同東西兩方鄰邦的堅決鬥爭，需要人民力量的極度緊張。關於每一臣民的首要義務是竭盡全力以服務國家，犧牲自己以捍衛俄國國土和維護東正教的基督信仰，這種意識，在社會上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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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發展。

有軍職的人必須終身擔任軍職，不惜生命同諾蓋人①即德國人作決死的戰鬥「。城鄉農民必須捐獻財產以幫助戰士。

居民一切階級必須堅持職守或賦役，使「每人對於本身的農奴規章和沙皇命令，都能堅持不懈，毫不動搖」

②。

個人對國家利益的完全服從，並非出於俄羅斯「民族精神」的某些特性。這種服從是定居在伏爾加河上游、逐漸統一于莫斯科的俄國人民為了自身的歷史生存而不得不進行鬥爭的條件不得已的結果。這種結果一經產生，便成為嚴重遲滯大俄羅斯繼續其經濟和文化進步的原因。不僅如此。這一結果還使統一俄國國家的歷史性工作發生困難。莫斯科早已致力於這一工作，而且一般說來，這一工作在十六世紀三十年代末就已進展迅速。

莫斯科國在統一俄國國土的時候，與立陶宛衝突。立陶宛也在統一羅斯，而且在加里西亞喪失獨立以後，統一得很順利，所以俄國居民——雖然不是大俄羅斯居民——很快便在立陶宛佔了多數③。ＭＫ柳巴夫斯基教授說：「西俄土地A A之統一于立陶宛的周圍，實質上是恢復了基輔時代被破壞的

①諾蓋人（ＨｏｒａM ）為土耳其語系的一個民族。——譯者。

G ^ P②帕甫洛夫－西爾萬斯基：《國王的軍職人員，被奴役和被抵押的人們》，第２版，１９０９年，第２２３頁。

③立陶宛的公爵們認為他們是基輔羅斯全部土地的合法繼承者。

奧勒格爾德對普魯士的騎士說：「ＯｍｎｉｓＲｕｓｉａｄＬｅｔｗｉｎｏｓｄｅｖｅ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ｅｒｐｅｒｔｉｎｅｒｅ」。

（全羅斯為立陶宛無限服務）

（Ｍ格魯舍夫斯基教授：《烏克蘭人民史概要》，第A１５５頁，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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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１

政治統一，是找到了已被喪失的政治中心「

①。按照柳巴夫斯基教授的意見，唯一的差別僅在於這個中心現在不在德聶伯河，而在維里亞河上。不過，——根據他的敘述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差別不僅在此。在基輔時期，統一俄國國土的企圖，完全是依靠俄國人民的力量。

這一企圖以失敗告終，主要是由於遊牧部落的進逼。此後產生了兩個重心：一個在伏爾加河上游，另一個則先在加里西亞，后在「維里亞河上」。

「維里亞河上」

的重心與伏爾加河上游的重心的差別，在於它不僅是統一了俄國的力量。這些力量在這裡是同立陶宛的力量相結合了；而如所周知，發動統一的，乃是立陶宛的力量。

兩個不同部落的力量的結合，它們之間是免不了衝突的，這種衝突尤其在十六世紀末立陶宛與波蘭合併后更為頻繁。立陶宛的貴族依靠波蘭的支持，為了自己的利益不無成就地削弱了白俄羅斯和小俄羅斯族貴族在國家中的作用。莫斯科利用這種衝突以犧牲立陶宛而加強自己。伊凡三世同立陶宛大公卡濟米爾和亞歷山大鬥爭的驚人勝利，便是由於西俄貴族對莫斯科的嚮往。

這種嚮往在伊凡三世的兒子時，仍在繼續。

但是值得指出，在１５１４年，斯摩棱斯克的貴族卻倒向立陶宛王。同樣值得指出，當時莫斯科所受到的最嚴重失敗，便是立陶宛軍隊在東正教的西俄公爵君士坦丁。奧斯特羅日斯基指揮下造成的。卡拉姆金對此深有感觸地說：「在第二天，君

①《立陶宛俄羅斯國史綱——包括盧布林統一時期》（《BCDEFGJKIEGG——》）

，莫斯科，N G K I W J F I E L J F I ` I ` I J L V b E J K W b V I N i a N G X I F I o L X G W F N i C G K D N O X I１９１０年，第３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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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士坦丁便歡慶其擊敗同一信仰的同胞們的勝利，用俄語為殲滅俄國人而讚美上帝「。

君士坦丁為殲滅與他同信仰的俄國人而歡欣鼓舞，也正如這個公爵同莫斯科鬥爭的頑強堅定表明，那時已有許多西俄的貴族認為立陶宛的制度比莫斯科好。如果我們想到正是在這一時期，莫斯科的軍職人員愈來愈加成為大公的無權奴隸，而立陶宛羅斯國的軍人等級卻獲得一個又一個自由，則這種情形便毫不足怪了。莫斯科一方面和立陶宛另一方面的軍職階級在社會政治地位上的巨大差別，要算在十六世紀下半期表現得怕是最為明顯了，其時在莫斯科，伊凡雷帝因實行皇帝直轄地區制而粉碎了大貴族土地佔有制，終於將軍職人員變為沙皇的奴隸；而在立陶宛，則１５６年的別列斯特茨議會卻授予貴族以無條件地支配自己的財產的權利。拉波卓越地描寫了宣布這一權利的歷史意義。

A G他說：「這一權利是臣民，土地所有者（這種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是大公）轉變為自由人民——轉變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定居處所的所有者的標誌。根據法律，立陶宛的小貴族已從大公個人的臣民轉變為國家及其元首國王的臣民」

①。同時，小貴族對國家元首大公的關係，決定於這樣一個事實，即選舉國王的權利，任其政治權利中居於首要地位。當然，西部羅斯的小貴族不能不看到他們在立陶宛地位的巨大利益。

問題完全不在於某一莫斯科大公或沙皇好行暴政：可以

①《從簽訂盧布林統一條約到斯特凡。巴托里逝世時期（１５６９—１５８６）

的立陶宛大公國》，聖彼得堡，１９０１年，第１卷，第５１８頁。我們看到，根據長期盛行的古老波蘭—立陶宛習慣，拉波在這段引文中所用人民一詞，是指小貴族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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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２１

認為這是一種單純的偶然性。問題在於在當時的莫斯科制度下，公職人員即令遇到一位本人並不愛行暴政的國王（如後來的那位「最溫和的」阿列克謝。米海伊洛維奇）

，也不能不成為奴隸。

這一情況也使立陶宛羅斯的最高階級疏遠莫斯科。

埋怨這個階級波蘭化的研究者忘記了一點：早在他們波蘭化。。。

之前，他們便已從往時傾向莫斯科而變為厭惡莫斯科了。十。。。。

六世紀只有少數西俄小貴族代表掌握波蘭文。在斯特凡。巴托里王朝編製的第三立陶宛條例，象第二條例一樣，要求地方自治會議的書吏「用俄文」寫「一切證件、抄本和命令」。

拉波指出，「波蘭文和波蘭習俗，可以說只是在十七世紀下半期和末葉，才為立陶宛小貴族所接受，這在該世紀末的ｃｏａｅ－ｑｕａｔｉｏｊｕｒｉｕｍ中也已有所反映①。西俄的小貴族一方面不理睬莫斯科，同時也棄絕了東正教。他們開始熱衷於宗教改革。不難理解，他們的這種熱衷反映了他們對」寶貴的自由「的愛好：對於他們，一如對於波蘭小貴族，加爾文教成為他們同僧侶鬥爭的一種手段②。

簡括地說：在莫斯科佔優勢的社會政治制度，斷送了同一種族的立陶宛羅斯最高等級對莫斯科的任何同情，因而驅使這一等級投入小貴族自由的典型國家——波蘭的懷抱。在立陶宛羅斯居民的最低等級中，對莫斯科的同種族和同信仰

①見前書，第２２７頁，又參閱第８１頁和２３１頁。

②參閱拉波同書，第２３２頁。下述事例表明對加爾文教的熱衷達到何種程度：「諾夫戈羅德信仰希臘教的６００小貴族人家中，只有不到１６家不熱衷於宗教改革」

（拉波：見前書，第２３５頁）。我想指出，這種對加爾文教的熱衷，準備了加爾文教對東正教的未來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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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的人們的同情，保持得較為長久得多。他們的這種同情從反對波蘭化和天主教化的西俄小貴族的鬥爭中得到支持。但是他們的這種同情在同莫斯科行政當局、即同著名的「莫斯科官僚作風」的代表們接觸時，受到嚴峻的考驗。當十七世紀與波蘭爭奪小俄羅斯的戰爭開始時，「白俄羅斯人自己號召大俄羅斯人，同他們交好，背叛了波蘭人，但他們一旦領略了莫斯科政府的壓力以後，便感到束手無策，而開始逐步再傾向於波蘭」

①。白俄羅斯人與大俄羅斯人的關係到處趨於尖銳，以至例如，莫吉廖夫人甚至打死了莫斯科的衛戍部隊。

這便向我們解釋了為什麼在白俄羅斯進行的戰爭最初獲得了如此輝煌的勝利，而後來卻遭到失敗，為什麼如多夫納爾—扎波爾斯基先生所指出，大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的聯合在阿列克謝。米海伊洛維奇朝代不可能實行②。

我們在小俄羅斯也看到完全一樣的情況。哥薩克的軍人最初欣然「聽從」莫斯科沙皇的指揮，後來在嘗到莫斯科制度的滋味后，又開始轉向波蘭。因此，俄國遂長期喪失了德聶伯河右岸的烏克蘭地區。

彼得改革給俄國以物質力量，這種力量是莫斯科的統一俄國政策所必需的。彼得堡差不多做到了莫斯科所未能做到的事情。它統一了加里琴納和烏戈爾羅斯以外的全部俄國土地。但西俄居民的波蘭化部分，則仍舊保持，也許甚至加強

①米。維。多夫納爾—扎波爾斯基：《學術著作和論文》，基輔，１９０９年，第１卷第３３５頁。

②同上書，第３３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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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２１

了他們對波蘭的同情。他們不參加彼得堡時期羅斯的任何精神生活，但頗為積極地企圖恢復，或者最少是夢想恢復「波蘭國」。他們的情緒有時是很革命的，但他們並不參加俄國「社會」

的文學或政治運動，而俄國「社會」

自彼得改革以來，特別是在十八世紀末，卻是變得更能接受西歐影響了。這一情況自不能不降低彼得時期俄國文化運動的速度。結果便是如此。

彼得堡政府在兼并了西俄土地以後，不但因此增強了抵抗可能的外來敵人的力量。此外，它在同逐漸開始反對俄國的全面農奴制的思想活動的鬥爭中，也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當時這種反對派分子成長的基地僅限於俄國的一部分，因為其他部分的精神生活需要，不是俄國式的，而是波蘭式的。俄國出現了比在自己發展的其他條件下，相對地更加貧乏的文化力量和反對派力量。因此，彼得堡所差不多完成的俄國統一，改變了俄國社會力量的對比，不過不是有利於進步，而是有利於停滯。這種不利於進步的社會力量對比的改變，似乎是對大俄羅斯本身一部分所犯的錯誤而加於整個俄國人民的歷史懲罰：是對東方專制國家所特有的社會政治制度在莫斯科的長期統治的懲罰。當然，這種情形只是存在於俄國文化生活的重心仍舊保持在最高社會等級範圍之內時期，因為只有這個等級才傾向於西俄，傾向於波蘭。但俄國的文化在很長的期間，仍然差不多完全是大貴族的文化。

我們往下在研究俄國社會思想的各種不同流派時，將看到它的最優秀代表經歷了多少艱難困苦，才認識到這種不利於進步的俄國社會力量對比。因此，我認為，在這裏指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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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疑地鞏固了這一力量對比的不利性質，但同時被我國社會發展史家完全忽視了的一種情況，不是沒有必要的。

此外，西俄人民中最有教養人士的波蘭化，是在俄國使波俄關係問題大為複雜化的事實。當然，順便說說由於我們將來應當談談這個問題——十二月黨人已不得不注意這個問題——所以不能不對產生波蘭化這一事實的社會政治原因，加以分析。在說明以上各點之後，很顯然，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將這一事實的責任推諉到波蘭人身上。

ⅩⅩ

我希望以上所述已充分向讀者表明，對索洛維約夫所說事變過程在我國和一切地方都經常受制於自然條件的思想，應該在什麼程度上承認為正確。事實上，俄國歷史過程的相對特殊性是由俄國人民不得不在其中生活與活動的地理環境的相對特殊性來解釋。地理環境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然而地理環境的影響所以非常大，是因為自然條件的相對特殊性決定了俄國經濟發展過程的相對特殊性，因而出現了同樣特殊的莫斯科國社會政治制度的相對特殊性。同時索洛維約夫對於莫斯科社會政治生活的相對特殊性是沒有充分估計的。他在描寫俄羅斯部落同亞洲遊牧部落的鬥爭時說過：「從十三世紀四十年代到十四世紀末，以蒙古人為代表的亞洲人佔了優勢；而自十四世紀末以後，則以俄羅斯為代表的歐洲佔了優勢」。

①但是我們看到，定居的俄羅斯歐洲在有可能戰勝遊牧

①《俄國史》，第１卷，第１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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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２１

的亞洲時，它本身的社會政治關係，酷似在亞洲專制國家居統治地位的社會政治關係。因此，歐洲所以戰勝了「亞洲人」

，只因為它本身變成了亞洲。實際上，索洛維約夫在這裏所說的那種對「亞洲人」的勝利，在東方歷史中不是沒有先例的。那裡的農業人口只要能將自己的力量在專制大國中聯合起來，便要比遊牧部落強大得多。在這裏，俄國歷史過程的特點——這次是有利於進步的特點，——在於定居的俄羅。。。

斯歐洲在變得非常類似定居的亞洲以後，其社會發展雖很遲緩、但是一貫轉向西歐方面。至於亞洲各國，則實際上只是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才開始以日本為代表，向我們提供了類似的轉向歐化的範例。

但是索洛維約夫不只是研究了遊牧部落對俄國歷史中各種事變過程的影響。他還順便提出了另一同樣值得注意的問題。他寫道：「國家的自然界，除同遊牧部落的鬥爭外，還為國家決定了另一鬥爭：即當一個國家既不同另一國家接壤、又不同海洋銜接，而是毗連著遼闊和自由自在生活的草原時，則在那些由於各種原因不願留在社會或不得不離開社會的人們面前，便展開了一條走出這個國家的道路和一種稱心如意的未來——草原中的自由不羈的生活。

因此，俄國南部的草原、沿著大河流域，很早就住著哥薩克的人群，他們一方面是國家反對遊牧掠奪者的邊防警衛，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只是口頭上承認對國家的依附而時常與國家發生衝突，所以他們每每對於國家比遊牧寇群更為危險。這樣，俄國由於自己的地理情況，在其國家機體尚未鞏固、尚未將草原變為文明的庇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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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之前，自不能不同遊牧的亞洲民族和哥薩克們進行鬥爭①。

無可爭論：只是由於這裏指出的地理環境的特點，才可能產生哥薩克。索洛維約夫說哥薩克對於俄國有時比遊牧寇群更為危險，這也是對的。但這些指示尚不曾把哥薩克好漢在俄國社會發展史中的作用問題說透徹。由於這個問題曾經引起我國民粹派的極大注意，所以我們不得不將已故歷史學者的未盡之意說完。

按照他的說法，哥薩克是由那些各種不同原因不願留在社會和不得不離開社會的人們組成的。但在這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中，很容易看出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下層階級的艱難處境、有時簡直是不能忍受的處境；而哥薩克便主要是由這個階級組成的。

我們已經看到，國家中心地帶的日益荒蕪，迫使莫斯科政府把農民和關廂居民固定在他們的居住地。當一個人在農奴制枷鎖下的生活變得不能忍受時，他面臨的只有一條出路：逃亡。由於莫斯科政府搜捕逃亡者，而且在給他們以應有懲罰后，仍舊將他們枷鎖起來，所以他們必須躲到「一個搜捕不到的地方」

，易言之，躲到莫斯科國國境以外。

於是「俄國南部草原的大河流域」挽救了他們。莫斯科國下層階級身上承受的壓迫愈是增加，則促使逃亡的力量愈是增大；而在幾條哥薩克河——即頓河和雅伊克河，伏爾加河和捷列克河沿岸的居民也愈來愈多。這些地方的居民益眾，則在莫斯科意圖將這些居民置於它的「控制」之下時，這些居民對莫斯科的抵抗亦愈強烈。不僅如此。精明強幹、機警靈

①《俄國史》，第１卷，第１０—１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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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２１

活，必要時也善於戰鬥的哥薩克，有時轉取攻勢。這時他們確乎對莫斯科變得比「遊牧寇群」更為危險；不過，這「遊牧寇群」

卻往往在反對莫斯科的鬥爭中成為他們的同盟者。

他們在混亂時代曾給莫斯科造成不少麻煩，在阿列克謝。米海伊洛夫朝代好好「統治了莫斯科一下」

（斯。拉津）

，後來又在葉卡捷琳娜三世朝代真正使彼得堡大吃一驚（葉。普加喬夫）。

他們的力量在於被奴役的人民的不滿。

農民和城市工商業者都將他們看成人民痛苦的復讎者。索洛維約夫本人在描寫拉津派的運動時，就人民對這個運動的態度作如下說明：「平民在聽到這批賊黨逼近城市后，群起圍攻軍致長官和衙門官吏，將哥薩克放進城裡，擁戴哥薩克的領袖以代替軍政長官，實行哥薩克制度」

①。這就是說，哥薩克甚至當他們反對俄羅斯國家時，也不能與俄國的國外敵人相提並論。哥薩克所仇視的主要是人民的壓迫者。由於這一原因，民歌也稱頌哥薩克為「勇士，善良的青年好漢」

；也是由於同一原因，後來我國的民粹派把哥薩克的運動大加理想化。民粹派的理論家認為拉津、布拉溫和普加喬夫體現了人民的抗議和人民的革命意向。但是他們又錯誤了。哥薩克為了人民受壓迫而對莫斯科的官僚實行了殘酷的復讎。然而他們反對官僚，最好也只能破壞當時存在的社會政治秩序。他們不能用新的秩序來代替它。

為要用新的秩序來代替舊秩序，他們必須帶來新的生產方式，而在他們所創造的自由自在的草原生活里，卻是連新

①《俄國史》，第３卷，第３１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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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生產方式的影子也沒有的。從前被哥薩克破壞的社會政治秩序，是由社會政治需要所產生，隨著居民相信對那種社會政治需要不可能仍然不滿時，這一秩序又會逐漸恢復起來。可以滿懷信心地說，只要哥薩克繼續居於人民之上，他們便必然要恢復被他們破壞的秩序。不妨一提格爾莫根主教所敘述的「賊黨傳單」的內容，這些傳單是博洛特尼科夫所屬哥薩克在混亂時期向居民中被奴役的階級散發的。

按照他的說法，這些傳單鼓動這一階級去干「兇殺和掠奪等一切壞事」。

這些壞事的目的是什麼呢？主教說，傳單的作者「命令大貴族的奴隸殺死自己的大貴族，並將大貴族的妻子、封地和領地判給他們；命令侍從小丑和無名盜賊打死一切客商，並掠奪其財產；號召盜賊加入他們的隊伍，並給他們以大貴族、長官、侍臣、助祭等職位」

①。很容易理解，如果不恢復強迫的農業勞動——農民的不滿便主要是由這種勞動引起的——是不能夠以領地和封地賞賜給起義的貴族奴隸的。很可能，格爾莫根在轉述「賊黨傳單」的內容時不大注意言詞的準確性。但他準確地掌握了傳單的一般精神，卻是無可置疑的。為了證明，可以一提小俄羅斯的哥薩克，他們的命運與大俄羅斯哥薩克的唯一差別，在於他們取得了後者從來不曾取得的東西：取得了局部的勝利。

「誰是哥薩克，他便應有哥薩克的自由；誰是種地的農民，他便應照舊向沙皇陛下盡義務。」

——赫梅利尼茨基在１６５４年向莫斯科政府提出條約條文中，便是這樣說的。而「哥薩克兄弟」的使者則向莫斯科政府求得一份地

①謝。斐。普拉托諾夫：《混亂時代史綱》，第３０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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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２１

產證書，「並請求在證書里特別寫明他對地產現有農民或以後新遷入的農民具有無限權力」

①。結果產生了一種同在古代世界一度發生過的頗相彷彿的情況。眾所周知，在某些古代城市國家裡，起義奴隸戰勝了其舊時主人。但舊時的奴隸在成為勝利者后，自己卻使用奴隸勞動，而把自己變為奴隸主。

格魯舍夫斯基教授說，小俄羅斯的哥薩克「把自己看為最高的特權等級。他們雖曾反對波蘭的小貴族制度，但在他們的觀念里，社會關係的形成只能採取等級國家、首先是波蘭式的等級國家的模式，因為他們便是在這種制度內成長的」

②。然而不是意識決定存在，而是存在決定意識。為求在哥薩克的觀念里，社會關係不按等級國家的模式而形成，必須具有完。。。。

全是另外一種生產方式。但在那時，完全沒有這一必要的條。。。。

件。因此，——用同一格魯舍夫斯基的話說，——「從赫梅利尼茨基到最後一個烏克蘭煽動家彼得里克（十七世紀末）

，一般烏克蘭的知識界、特別是哥薩克部隊長，都不能設想一個社會制度能夠沒有等級特權，沒有臣民和主人；傷害他們的情感的只是因為這主人是波蘭人、是異族人和信仰不同的人，只是因為想做老爺的是些劣種人和無功受祿的人「

③。不過，小俄羅斯哥薩克要比大羅斯哥薩克文明得多，因為那時在經濟方面，西部俄羅斯是更發達些。注意到這一切，我們便又看到這種情形是很自然的：例如，１６１１年前來拯救莫斯

①格魯舍夫斯基：《烏克蘭人民史概要》，第２８１頁。

②《烏克蘭人民史概要》，第２８０頁。

③同上書，第２８０—２８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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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科的莫斯科人向那些早就服務於莫斯科國的哥薩克建議：「賞賜封地和金錢，為城市服務」

①。這一提議絲毫沒有使大俄羅斯的哥薩克感到驚異，因為在他們的頭腦里，為國家服務是同小俄羅斯哥薩克隊長頭腦中所謂農民必然服從官宦階級的思想聯繫著的。但正因此必須承認，無論哪一次大規模哥薩克起義使國家機體受到多麼大的震動，但在這種起義里，革命的東西總是很少的。我不是說完全沒有。哥薩克使被壓迫階級起來反對國家，因而喚起了他們的覺悟，使他們更有反對壓迫者的準備與能力。因此，哥薩克在恢復被他們破壞的社會政治制度的過程中，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考慮到人民群眾，並對他們作若干讓步。無怪乎赫梅利尼茨基的使者于回到烏克蘭后，暫時將在莫斯科時發給他們的證書保密，因為證書使他們的農民淪為奴隸②。

但無論那裡的情況怎樣，哥薩克在勝利的時候也斷然不能實行實質性的改革，其顯著的原。。。。。。

因便是他們的運動完全不曾準備新生產方式的勝利。

如果我們將哥薩克的起義同城市公社和先進西歐各國的第三等級的解放運動作一比較，我們便可看出俄國歷史的一個新的——又是一個很大的——「歐洲缺點」。

西方各國的城市公社和第三等級在同封建制度和封建關係殘餘的鬥爭中恰恰是作出了哥薩克所不能作的歷史性事業：他們準備了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生產關係的勝利，因而也就準備了新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勝利。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對國家進行的解放斗

①謝。斐。普拉托諾夫：《混亂時期史綱》，第４８１頁，比照第４８３頁。

②格魯舍夫斯基：《烏克蘭人民史概要》，第２８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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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３１

爭——與哥薩克的鬥爭不同——乃是革命的。

我國歷史中這一「歐洲缺點」的解釋，仍然在於俄國的歷史是一個在自然經濟條件下進行開拓的國家的歷史。在西方的先進國家，不滿的人們離開農村便結集在城市，因為他們再也無處可逃了。在城市裡產生了新的經濟關係，貨幣經濟亦以城市為中心而推行於國內。我們的不滿分子卻逃往草原，那裡的經濟生活必然更遠遠落後于莫斯科國的中央地帶。

因此，西方這些分子是無可代替的進步分子，而我國哥薩克則是一種防止舊制度爆炸的閥門。哥薩克的抗爭在歷史上是無結果的，而且歸根到底，他們也都變為壓迫人民群眾的工具；儘管他們以往來自人民群眾，人民群眾頌揚他們是「善良的青年好漢」

，喜愛他們的勇敢行為，把這種行為當作他們本身的抗議的表現……謝。斐。普拉托諾夫教授發現了一份寫於１６１３年１２月２２日的關於頓河哥薩克的記述，其時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雖已選出，但混亂時期尚遠未結束。這份記述寫道：「他們事事都聽命于沙皇陛下，決心反對任何國王的仇人」

①。當然，記述是過於渲染了的。頓河哥薩克好漢自己後來不只一次地成為「國王的仇人」。但如前述，他們的社會抗議在歷史上都無結果。至於他們對國家的服務，則歸根到底把他們變成反動勢力，反對人民的真正解放運動的最方便工具。因此，說到底，歷史完全證明記述的正確。

西歐沒有任何類似哥薩克的運動。

甚至奧國的邊防軍，就其產生和社會意義而言，也同哥薩克完全不同。因此，西歐

①《混亂時期史綱》，第６０１頁、附註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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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人直到現在都對哥薩克沒有一個比較正確的概念。但在世界其它各大洲，則各有其自己哥薩克。

象蘇利南的逃亡黑人（他們給荷蘭人造成很大的危險）

一樣，桑給巴爾的逃亡奴隸曾在伊翁坡山和沿海山脈的興巴里亞部分之間，形成一種類似賴比瑞亞那樣的地區。他們襲擊那些從蒙巴薩直接到烏宗巴拉的車隊，順利地抵抗摩贊紐翁比（伏阿吉果部落的一個分支）的襲擊，摩贊紐翁比的蘇丹把他們視為自己的臣民。根據阿拉伯人的傳說，在呼洛安附近，還有一個類似的小共和國……旅行家提到住在這裏的逃亡者的暴行和殘酷時，無不談虎色變「

①。

非洲和南美洲（蘇利南）的逃亡者，就是反對白人奴隸主和黑人「專制魔王」的黑人哥薩克。但他們的抗爭，在促進社會關係進步的意義上是同俄國出身的白人哥薩克一樣沒有結果的。

ⅩⅩⅠ

我們已經看到，國家對俄國居民所有各階層的奴役，是「國民經濟的惰性」的結果。

「國民經濟的惰性」又是由許多原因引起的，這裏再來討論原因是完全多餘的。這種奴役一經產生，其本身便成為延緩俄國經濟發展的原因。

但它沒有，也不能停止經濟的發展。貨幣經濟在國內發展緩慢，卻是一往直前的。以前俄國國民經濟的自然性質甚至使從事商業的

①白爾敦上尉：《東非大湖旅行記》（《Ｖｏｙａｇｅａｕｘｇｒａｎｄｓｌａｃｓｄ『Ａｆｒｉｑ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ｐａｒ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ｉｎｅＢｕｒｔｏｎ》）巴黎，１８６２，第６７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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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３１

市鎮居民，也要用糧食交納其應付的捐稅。

十七世紀下半期，「商業」

的發展使這種支付方式對他們看來深感困難。

１６７３年命令向市鎮居民徵收貨幣以代替所謂軍糧①。貨幣經濟的這些成就為後來的彼得改革創造了經濟基礎。根據克柳切夫斯基的卓越見解，彼得改革的綱領，「在這位改革家的活動開始以前便已全部準備就緒」

，而且在某些方面，「還超過了他所作的」

②。例如，十七世紀莫斯科政府已開始改造其軍隊，愈來愈多地用「外國列隊」的部隊來補充舊式的貴族騎兵。隨著這種部隊數目的增加，——當時業已增加頗快，——政府用於軍隊的貨幣支出也增加了。在彼得時，甚至停止了封地的賞賜，因為在他的朝代里，服役的基本報酬已是貨幣薪給，。。

而不是封地。在彼得及其後的一些朝代里，官員雖亦常獲得土地及有居民的地產，但賞賜封地已不象以前那樣是為了保障服役，而是作為對服役的特殊獎賞，不是有條件的領有，而是象以前因功受獎的世襲領地那樣，成為受賜者的私產③。

同斯拉夫派所說相反，彼得改革活動，一點也沒有違反俄國歷史生活的總潮流。但他的朝代是一個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完全必然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里，逐漸積累起來的量變轉化為質變。這種轉化經常經過突變來完成，而由於缺乏了解或思考，這種突變又彷彿來得突然，也就是彷彿完全缺乏應有的有機準備。由於這種視覺錯誤，所以對於這個時代的

①拉波－丹尼列夫斯基：《莫斯科國的直接稅課的組織》，第１６９頁。

②《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４７３頁。

③帕甫洛夫－西爾萬斯基：《國王的軍職人員》，第２３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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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主要活動家，群起攻擊，說他們忽視了以前的社會發展過程。

「彼得首要改革事業」

（克柳切夫斯基的用語）

，即軍隊的改革，早就由「外國列強」部隊的增多作了準備。然而這件事情在彼得時也是通過突變來完成的，因為軍隊組織的逐漸改變使量可能和應該轉化為質。彼得通過軍隊改革所作的，就是法。。

王在彼得很久以前在法國作過的事情。完全同法國一樣，我國的軍隊改革給最高階級對土地的態度以新的意義。以前的意義是土地佔有制使最高階級能夠服軍役。現在這個階級因為服軍役而獲得的，已不是土地報酬，而是貨幣「薪給」了。

這個階級必須或者不再領有土地，或者在某種新的基礎上領有土地。不再領有土地對它是很不利的，所以它利用其最高階級的地位，避免了這一不利的結果，對於最高階級的利益，便是獨斷專橫的專制政府也不能不予尊重。此外，由於主要的官員繼續從這個階級選出來的，它的經濟破產是不符合國家的利益的。所以在這裏，彼得改革也只完成了前此俄國社會發展過程所準備的事業。在十七世紀，封地已逐漸與世襲領地相溶合。

彼得制訂的１７１４年長子繼承法，將封地和世襲領地平等對待，統稱為不動產，因而完成了這一溶合。長子繼承法不合俄國大貴族的心意，他們在安娜。伊凡諾夫娜女皇時便將其取消。但在這宣布取消長子繼承法的命令里，規定「以後無論封地或世襲領地都稱為不動產、世襲領地。」對於這一收穫，俄國大貴族是無論如何不願放棄的。

值得指出，這一收穫恰恰是由大貴族不顧樞密院議員的策劃而支持其掌握專制君主權力的安娜女皇批准的。

也是這位女皇於１７３６年１２月３１日發布命令，限制大貴族的強制服役期限為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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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３１

年，此外，還給父親以保留一個兒子在家管理家務的權利。

這是俄國官員階級解放的開始，他們當時被稱為小貴族的。

１７６３年的命令使大貴族欣喜欲狂，他們當中凡服役期滿者，大都申請退職，因此政府不得不對命令作限制性的解釋。但這隻是停止了解放的過程，而且也停止得不久。這一限制性解釋後為伊麗莎白所撤消，而彼得三世的１７６２年２月１８日上諭更給「全部俄國高貴的貴族以自由」。

２３年後，葉卡捷琳娜二世批准了這種自由：「她的賞賜特權證書給大貴族以等級內部自治及通過其代表向樞密院和最高當局陳報其見解的權利。」

除開這一切，還有大貴族極為稱心的決定：「對貴族不得使用體罰」

，以及「貴族除自己平等的人外不受審判」。大貴族愛戴葉卡捷琳娜老大娘，不是偶然的：老大娘使大貴族的解放達到圓滿的結果。至於真正的政治權利，大貴族是不曾夢想的，而且我們往後便可看到，他們也不可能夢想。

俄國的社會政治生活彷彿是一棟二層樓的建築物，其下層居民的被奴役是用上層居民的被奴役來辯解的：農民和城市工商業者的被奴役是為了使大貴族有為國家負擔奴役的經濟可能。但是掌握著執行最主要社會職能的階級，必定要利用這一情況，以便第一，增加其對下層階級的權力；第二，便利其社會職能的執行。俄國貴族便是這樣作的。他們逐漸增加了他們對農民的權利，也逐漸解放了他們自己。由於國家的軍事力量掌握在他們手裡，他們更易於作到這一點。

彼得在改造軍隊時，主要是依靠貴族來補充軍官職位的。

但他希望被派為軍官的貴族都熟悉「當兵的基本知識」。

１７１４和１７１９年的命令要求：「凡未在近衛軍中當兵的貴族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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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人等，不得錄用為軍官「

①。因此，我國最初的近衛軍部隊都是由擔任過一切低級軍職的貴族出身的列兵組成的。但由於同一原因，彼得堡的「專制君主」就完全依賴這種穿軍裝的貴族。比龍不喜歡貴族近衛軍，稱頌近衛軍貴族為土耳其帝國的精兵，按照自己的觀點，他是完全正確的：「自彼得一世死後到葉卡捷琳娜登極以來先後替換的幾乎所有政府，都是近衛軍包辦的。

由於近衛軍的介入，在３７年中發生了５１６次宮廷政變。彼得堡的近衛軍軍營是參政院和最高樞密院的對手和莫斯科縉紳會議的受話器「

②。還可說得更利害些：在若干時期內，彼得堡的專制君主事實上（ｄｅｆａｃｔｏ）是受近衛軍軍官的佩劍與士兵的刺刀的節制的。但這種節制不可能是鞏固的。只要將近衛軍的刺刀交給農民，便可在事實上完整地恢復君主專制。當時俄國的階級關係使它斷然不能成為象波蘭那樣的貴族共和國，而必然仍舊是一個絕對君主專制的國家。

彼得的同代人伊凡。波索什科夫，農民出身，表達一般農民的信念，在所著《論貧富》一書中說：「地主不是農民的永久領有者，因此他們對農民不甚愛惜，農民的直接領有者是全俄羅斯的君主，而地主的領有權則只是暫時的。」

波索什科夫主張由沙皇下令規定「使農民成為直接的農民，而不是最低級的農民；因為農民的財富是沙皇的財富」

③。在彼得的

①帕甫洛夫－西爾萬斯基：《國王的軍職人員》，第２４０頁。

②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教程》，第４卷，第３５２頁。

③《論貧富》，ＡＡ基哲維特爾作序，莫斯科，１９１１年，第７８—７９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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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３１

時候，即在貴族的強制服役還沒有取消的時候，農民便是這樣想的。他們把這種服役看為對他們暫時受地主奴役的唯一辯解。當貴族已被解放，農民便決定，現在該輪到他們解放了，因為現在他們的暫時被迫勞動已無任何意義了。自由主義的葉卡捷琳娜不得不勸導他們放棄這種想法。她在即位以後，立即宣布，她決意「保持地主的地產和領地不受侵擾，使農民對地主維持應有的服從」。然而這並未能促使農民醒悟，他們仍舊期待自由，所以幾乎每一新國王都不得不重申，取消農奴制並未列入他的施政綱領。農民將這種重申歸咎於地主。他們深知地主是要用一切方法反對，而且不能不反對農民解放的。他們愈是渴望解放，便愈是仇恨地主。然而他們對地主的這種仇恨，卻鞏固了彼得堡的君主專制。貴族們任何明顯地或形式地限制君主權力的企圖，都會為下層階級的一致反抗所迅速和殘酷地粉碎。

在政治上完全不開展的農民，他們當中雖然經常到處爆發了反對地主的「暴動」

，但他們總是把對美好未來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們所假定的俄國國王的善意上。如所周知，普加喬夫便認為必須冒充彼得三世。農民覺得，專制君主的權力愈是完整，則實現這種希望愈有可能。因此，農民對於那些他們懷疑有反對沙皇意圖的人，自然要視同人民的最兇惡敵人。

農民的這種情緒，在十九世紀、在平民知識分子舉行的各種反對派運動和革命鬥爭中，不只一次表露出來。我們以下便可看到，這種情緒對某些革命綱領和某些革命鬥爭策略的命運，發生決定性的影響。民粹派之為「民意派」所接替，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由於人民對那些企圖同他們接近、但是不同意他們的主要政治信仰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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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民知識分子，抱著不信任的態度。

ⅩⅩⅡ

地主很懂得，農民不問政治是有其政治意義的。地主不。。。。。。

能不感到，君主專制在同他們作鬥爭時有一個他們最害怕的同盟者——農民。就憑這一個理由，他們已不可能願望對中央政權加以正式的限制。另一方面，他們自己也需要同專制君主結成聯盟，以便控制其經常心懷不滿、而且看來經常準備反攻的「受過洗禮的財產」

①。這使他們更不願提出任何明確的政治要求。在近衛軍的刺刀從貴族手中轉到農民手中之後，貴族等級只能用一種力量——即消極抵抗的力量，以及象１８０１年３月１１日以慘劇告終的那種純屬軍官陰謀，來抵制專制君主的意志。貴族消極抵抗的力量有時是很大的，其在我國內部發展史中的意義，遠遠超過一般的想象。就象尼古拉那樣頑強，自信和死抱住不放的君主政權的代表，也不得不對這一力量有所顧忌②。但消極抵抗的力量是一種很保

①即農民。——譯者②參閱葉。維塔爾列的很有意思的小品文《尼古拉一世皇帝與貴族（１８４２—１８４７）

》（載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７日《言論》）。作者根據未發表的法國公使的報告，敘述俄國貴族對於尼古拉一世企圖對地主的農奴制略加限制，怎樣進行非常堅決和有效的反抗。

皮列公使在一篇報告（１８４２年４月８２０日）

中向基佐部長p寫道：「尼古拉在他所沒有預料的困難面前，在貴族由於看到財富和舊日權利被侵犯而發生的不滿面前，是讓步了，雖然他對此不願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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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３１

守的力量，而象１８０１年３月１１日慘劇①那樣的事件，則對當局的個別代表是很危險的，但對整個政治制度，其危險性尚不及十八世紀「御前連」

②的業績。

這樣看來，我國君主制度的鞏固並不象波戈金及所謂斯拉夫派所說的那樣，是由於在我國沒有階級鬥爭，而恰恰是由於階級鬥爭的存在。但俄國歷史過程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是以下的事實：我國階級鬥爭時常停留于潛伏的狀態，在很長的時期中不但不曾動搖我國已存的政治秩序，而是相反，異常地鞏固了這一秩序。

其次，封地土地佔有制長期成為貴族完整服役的經濟必要條件。俄國君主「最馴服奴隸」本人也好，他們自己的奴隸——農民也好都明確認識到這一點。但是隨著貨幣經濟的發展，情況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軍隊改革了，貨幣薪給代替了土地賞賜。

這也是人民所不曾忽視的。

在人民的眼光里，貴族土地佔有制已無意義。如果農奴相信，在地主的強制服役廢除以後，應該跟著實行農奴自身的解放，那麼，他們觀念中的解放，就不外是獲得土地的解放。在不感到土地「狹。。

窄「的地方，農民可能毫不反對將一部分土地留給地主。但

①１８０１年３月１１日，俄皇保羅一世因實行中央集權、限制貴族特權以及於１８００年與英斷交（當時英國為俄國農產品主要市場）

，引起貴族及地主的不滿，深夜在米海伊洛夫宮被刺。這裏所說１８０１年３月１１日慘劇，即系指此。

②「御前連」——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擲彈兵連，參加了１７４１年擁戴伊麗莎白即女皇位的政變，因而成為女皇的御前衛隊。全連獎以封地，非貴族晉陞為世襲貴族。該連於彼得三世１７６２年時廢除。

（見《蘇聯大百科全書》第２版M N D G－條）。——校者a F b [ H b X G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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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在已感「狹窄」的地方，他們就毫不懷疑應該實行「土地平分」

，就是說，應將一切地主土地沒收歸公，在農民中平均分配土地。

現在農民視貴族土地佔有制已無任何存在的理由。

此外，他們完全不能理解，涉及滿足國家某種需要時對他們是這樣的不大客氣，而為什麼政府對地主卻客氣。農民的土地需要愈增，其對「土地平分」的希望愈急。他們沒有等到最高當局發布分地的號召，便自己幹起來了。

１９０２—１９０５年的土地風潮，便是這樣開始的。

通常都說，這種風潮是由於革命宣傳的影響。但革命宣傳對農民的影響從來就不大，因此，它遠遠不能解釋這種風潮的一切場合。這裏的問題並不在於革命宣傳，而在於數百年來俄羅斯國家土地政策所造成的農民心理狀態。當農民要求沒收地主的土地時，甚至當他們自己實行沒收地主土地時，他們也沒有表現為革命者，而是相反地表現為最堅定的保守者：他們保護了俄國整個社會政治制度所賴以長期存在的土地基礎。

地主由於反對「土地平分」

而起來反對這一基礎，因此，在農民的眼光里，他們是最危險的叛亂分子。這一情況的自然結果是，我國農民一方面提出象土地重分這樣急進的經濟要求，同時卻對政治的急進主義完全格格不入。甚至在農民業已喪失其舊的政治信仰、不作無限制的君主權力的擁護者的地方，他們對政治也是漠不關心的。他們的眼界只限於土地重分問題。因此出現了這樣的情況：那些真正「國家孤兒」

（農民——譯者）穿軍裝的子弟雖在農村搗毀了「貴族的巢穴」

，瓜分了地主的土地，而在大的城市中心，他們卻槍殺了工人和「知識分子」。固然，下列情況也時常發生：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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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４１

大村落召集的群眾大會上，農民通過了要求召開立憲會議的決議。但就這種大會的絕大多數參加者說，「立憲會議」一語並未同任何明確的政治概念聯繫起來。這些由思想完全不同的人們寫成的決議所以獲得參加大會的農民的贊同，並不是因為它們包括了立憲會議的要求，而是因為除這一農民所不理解和沒有興趣的要求之外，在決議里還包含了一條農民完全理解和最重視的重分土地要求。在混亂時代，喀山的東正教居民因為要保衛莫斯科國和「聖母教堂」反對「哥薩克人和立陶宛人」

，為此目的而與「山地和草地韃靼人以及草地的切列米斯人」就這一問題達成協議。我想，韃靼人和可能不很重視基督教的「草地切列米斯人」

，對於「聖母教堂」會搞成什麼樣子，當然是毫無所謂的。但是無論韃靼人或「草地的切列米斯人」都顯然同感混亂時期的混亂之苦，所以願同那些準備恢復秩序，同時也記起「聖母教堂」的人們共同行動。在韃靼人和切列米斯人表示同情的文書里，感動他們的並不是關於「聖母教堂」的條文，而只是關於必須恢復秩序的部分。同樣，在群眾大會所通過的決議里，觸動大多數農民的，完全不是那些要求召開立憲會議的語句，而只是那些談到「土地」的地方。農民急切打聽關於第一和第二國家杜馬活動的消息。但這些消息使他們感到興趣的，也只是適用於同樣「小塊土地」方面。至於人民代表制問題的政治方面，仍舊是他們所完全不能理解的。

他們不懂得這個問題的本質：他們不將自己看為國家杜馬力量的來源，卻將杜馬看為一種將給人民以力量的機關，農民需要這種力量同反對「土地平分」的敵人鬥爭。因此，農民對於人民能夠、而且應該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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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自己的代表同反動勢力鬥爭，連想都未想過。

在我國舊社會同東方專制國家極相彷彿的政治生活的基礎上形成的這種俄國農民心理，解答了不久前我國某一期刊所說的「其始也風起雲湧、其終也慘然失敗的運動的世界之謎」

①，簡單地說，解答了為什麼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的革命爆發，比我國革命派和保守派在最初所感覺到的要弱小得多。這次爆發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力量匯合的結果。一種力量是十五世紀末開始的俄國歐化過程所造成的；另一種力量則是我國舊的東方生活所產生的。一種力量即令在避免採取任何暴力行為時本質上也是革命；另一種力量即令在表現為最激烈的暴力時也保持了保守的特性。在某一時期內，第一種力量得到第二種力量的支持，從而給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的爆發以波瀾壯闊的外觀。但第二種力量很快便無力再給第一種力量以支持了，這時開始明白，這一爆發事實上並不如人們在最初所想象的那麼壯觀。保守力量不再支持革命力量，因而異常地鞏固了舊制度維護者的陣地，促進了舊制度的恢復。這就是「運動其始也風起雲湧」

、其終也——如果已終了的話——「慘然失敗」的原因。

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的爆發是俄國歐化的結果。而爆發的「失敗」則是由於歐化的過程遠遠不曾改造全。

部俄國。

「失敗」

的後果將隨著這一過程的進一步發展而減弱。。現在仍須再次一提：俄國的歷史是一個被開拓的國家的歷史。農民由於喪失了在俄國實行「土地重分」的希望，大批奔向我國亞洲領地。政府由於害怕移民會使地主失去廉價

①《言論》，第１２７期，１９１２年５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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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４１

的勞動力，長期加以阻止；但這次卻廣開移民的安全閥門。

政府希望移民將使農民中的不安分子離開歐洲俄羅斯。未來將顯示政府的這種打算是否正確；如果正確，又正確到什麼程度。現在所有的人都明顯看到一點：在近幾年裡，奔向亞洲俄羅斯的移民是迅速地減少了。

例如，據「新聞局」

公布，１９０９年去我國亞洲領地的農民和移民為７０７，４００人，１９１０年為３５３，００人，而在１９１１年則為２２６，００人。這樣看來，安全閥門的作用迅速地大為縮小了。另一方面，亞洲俄羅斯人口的增加，擴大了帝國國內市場的容量，從而促進了帝國工業的發展，也就是加快了帝國先進地區的歐化過程，因此，反動派取得新勝利的機會是減少了。

ⅩⅩⅢ

我們知道，東北羅斯社會政治制度同東方專制國家制度的接近，歸根到底，是由於延緩其生產力增長、從而造成其經濟「惰性」的情況。但是這一在生活方面與亞洲各國極相類似的國家，卻不僅要從抵禦亞洲人侵襲中保持生存。西方它與歐洲接鄰；十六世紀以後，它同歐洲各國的每次衝突都使它痛感歐洲文明的優越性。無論是否願意，它都得想想要從歐洲學點東西。同時，我們已經看到，這種學習是從最感需要的東西開始，即從學習西歐的軍事藝術開始的。十七世紀末，按照外國方式編製的部隊已在人數上大大超過封建領地的貴族騎兵。的確，這按照外國方式編製的部隊起初是比貴族後備軍要略勝一籌的。但當時也可明顯看出，為了改造軍隊，需要很多的金錢；而為了籌得這筆錢，必須向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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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異教徒，向「拉丁人」和「路德教徒」學習他們利用其本國自然財富的本領。在阿列克謝。米海伊洛維奇時，便已採取許多措施來增加國家的生產力，但這些措施尚不足以對國民經濟的發展發生比較重大的影響。

至於居民的認識和習慣，則在米海伊洛維奇時，只有少數人接受歐化；而且對於這些人，克柳切夫斯基對於拉季謝夫和奧爾金—納曉金的下述評語也是差不多完全可以適用的：「他們不是將西方的方式和科學知識用來反對祖國的舊事物，而是用來保護從舊事物本身、從惡劣的政府和教會領導人在人民群眾中養成的狹隘和死板認識、從使群眾僵化的守舊習慣中產生的舊事物生存的基礎」

①。值得注意的是，受過外國教師教育的奧爾金—納曉金的兒子沃因，在當時的莫斯科住不下去，因為莫斯科使他「噁心死了」

，於是他逃到外國去，最初跑去見波蘭國王，後來又跑到法國②。雖然在費多爾。阿列克謝耶維奇和女皇索菲婭時，宮廷業已開始學習「波蘭禮節」

，但俄國的真正歐化，只是從彼得才開始的。這就是為什麼彼得改革的意義的問題成為我國政論界的根本問題的原因。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俄國應向哪個方向發展：向東方還是向西方發展的問題。

人們以為彼得說過：「我們在幾十年內需要歐洲，然後同

①《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４５５頁。

②見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３卷，第６７頁。有趣的是，「最沉默的」阿列克謝。米海伊洛維奇也對小納曉金的逃走深感不快，他想把他從外國弄回來，如果不行，也要「在那裡消滅他」。

同時，他提出要採取極為慎重小心的辦法使老納曉金能夠接受他的出走的兒子「業已死亡」的消息。

（見索洛維約夫：同上書，第６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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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４１

它背道而馳「。很難確定，他是否真地說過這樣的話。比較可靠的是他不曾說過。

但這些話還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意義的。

無論彼得多麼醉心西歐文明，但在其改革活動中，他是，而且只能是一個局部的西方派。這正可以解釋在比較深刻歐化的上層階級和人民之間的脫節，這種脫節是彼得改革的結果，而後來斯拉夫派所痛心疾首的也是這種脫節。

既然使俄國生活接近東方專制國家生活的主要特點，是所有人民各階級完全被國家奴役，則無可置辯，彼得改革不可能，且亦不注意使農民歐化。相反，我們業已看到，彼得。。

堡時期國家和地主對農民的奴役，達到極端的邏輯結論。在從彼得到基謝廖夫將軍的漫長歲月里，俄國農民的境遇愈來愈加接近於東方專制國家的下層被奴役階級的境遇。強迫農民為地主和國家的勞動，越來越加沉重。彼得時農民的處境便已極為惡化。米柳科夫先生根據１６７８和１７１０年的人口普查，將俄國納稅人口總數加以比較時說，在此期間，這種人口沒有象預期地那樣增加，而是減少了五分之一。上述歷史家補充說：「但是必須記住，這一結果還是實際減少額和自然增長額的所謂結式，而自然增長額必然多少掩蓋和隱蔽了實際減少額」

①。俄國納稅人為彼得改革付出的便是這種沉重的代價！

米柳科夫先生不無天真地指出：「除了最後幾年受重商主義影響採取的一些有利於城市階級的措施外，彼得並不算

①《十八世紀最初２５年的國家經濟和彼得大帝的改革》，聖彼得堡，１８９２年，第２６８—２６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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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是一個社會改革家「

①。這是很容易同意的：那是什麼樣的社會改革啊！社會改革注意改善下層階級的處境，而彼得卻完全沒有做到。他對勞動人民的經濟政策仍舊忠實于莫斯科國的傳統，從來沒想到任何「社會改革」。如果莫斯科在打納稅人時是用長鞭，則以彼得為代表的彼得堡便是用蝎尾鞭。毫不奇怪，１７００年民間便流行一種傳說，說末日到了，以彼得為代表的反基督徒做了皇帝了。簡言之，從這方面說，是任何歐化都談不上的。

還應補充說，在彼得改革的時候，西歐各先進國家的農奴制最後殘餘都迅速地消失了。這樣，我們在這裏似乎看到兩種相互平行、但方向相反的過程：當農奴制在西方消失的時候，它在我國卻達到最高峰。這就更加擴大了俄國農民處境同西方農民處境的差別。

如果我們看看對待貴族，其情況便不是如此。彼得雖不。。

曾採取任何措施來解除對他們的強迫服役，但他實行的軍隊改革，卻使貴族能夠爭取到使封地等同世襲領地，從而為他們的「自由」奠定了經濟基礎。在其後的幾個朝代里，部分地由於這一軍隊改革，貴族更是獲得了在當時條件下所需要的全部「自由」。隨著貴族接近於「自由」了，他們對國家的作用，便與東方專制國家官宦階級的作用不再相同，而與西

①根據謝。斐。普拉托諾夫教授的意見，彼得的經濟政策對於他那個時代在西方創造了某種重商主義保護制度的思想，作出了貢獻。

（《俄國史講義》，第６版，第４８—４８９頁）。彼得在這裏對舊莫斯科的作了最大的貢獻的，而在其他事情上，他是同舊莫斯科作了殘酷鬥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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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４１

方君主專制國家的上層等級的作用比較相似了。因此，「貴族」等級的社會地位是朝著一個方向——即朝著西方的方向。。

變化的，而與此同時，「下等人」的社會地位，卻繼續朝著相反的方向——即朝著東方變化。我們在這裏又看到兩種平行。。

的過程，這兩種過程又是向相反的方向發展的。這便是在人民和比較開明的社會之間的上述脫節的最深刻社會原因。其實，類似的脫節現象在西方各國，如在法國也曾存在。我們可以從法國百科全書派的生活里舉出若干事例，這些事例明確地表明，十八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只要被農民看出是貴。

族，便很難同農民接觸。這種相互了解的困難，是階級或等。

級對立的必然結果。但它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達到象俄國這樣嚴重的程度。彼得改革使上層等級接近西方，而使下層等級離開它，因而增加了後者對一切來自歐洲的事物的不信任。

這種對外國人的不信任更因對剝削者的不信任而倍增。甚至在某種西歐思想可能首先有利於被壓迫等級的時候，——當這種思想本身是西方被壓迫者與壓迫者解放鬥爭的結果的時候——俄國農民只要看到宣傳這種思想的是穿著德式服裝的人們，便會以為這是貴族的「圈套」。俄國的先進人物為此受過很多痛苦。

這是一個很大的不幸，然而還不是最大的不幸。

最大的不幸是另外一種。

當俄國社會思想的歐化代表不僅想到人民下層階級的困難處境，而且想到他們過去的歷史遭遇和其未來發展的希望時，他們非常自然地根據他們從西方學得的社會學說的觀點，對這些極為重要的問題開始判斷。但西方學說是在西歐社會關係的基礎上產生的。而俄國農民的處境也正如它的歷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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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去一樣，更象東方、而不象西方。因此，無論是二者那種處境或是歷史的過去，都很難根據西方社會學說的觀點進行分析。根據這種學說的觀點，兩者都充滿了極為意想不到的矛盾。例如，赫爾岑對於「（俄國——著者）大部分居民權利的被剝奪，自鮑利斯。戈東諾夫到現在有增無減這一極為荒謬的事實」

，深感震驚。事實上，類似的事實也許在義大利、法國、英國以及大多數日耳曼國家的歷史中，確實是「荒謬的」。但如注意到東北俄羅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史，則我國這一事實乃是完全自然的，甚至是無可避免的。

如果抱定西方的社會學說，那就更難對俄國向先進人類理想方面的未來發展，製成任何比較可行的方案。這種困難曾引起稱為恰達耶夫第一封《哲學書簡》的高貴的失望吶喊。

由A H T于這種困難，在我國出現了自斯拉夫派到民粹派以及包括主觀主義在內的所謂俄國進步的「特殊性」理論。最後，這種困難還使幾十年內只有在一個條件之下，即在兩腳都站在歷史唯心主義基礎上的條件下，才能擺脫這種「特殊性」。我國的社會「存在」

（特別是在涉及下層階級的處境及歷史命運方面）與西方社會存在的不同，只有在我國先進思想家同意不是存在決定意識、而是意識決定存在的條件下，才不致使他們感到困惑。誰要象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那樣認為，歸根到底，理性總是正確的（ｌａｒａｉｓｏｎｆｉｎｉｔｏｕｊｏｕｒｓｐａｒａｖｏｉｒａｉｓｏｎ）

，他便只要相信西方某一先進學說的合理性，即可堅。。。

信這一學說的未來勝利。但是誰要說理性的「合理性」是根據社會條件而改變的，並且某一「合理性」形式——即某一先進學說——的勝利，經常以社會條件的一定結合為前提，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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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４１

他便由於當時俄國的實際而不得不承認，就會在其本國完全適當的西方先進學說，在俄國，也是「荒謬的」。

我們可看到，別林斯基在其著名的「與現實妥協」時代，也得出同一結論。

然而這一結論是先進的俄國人們所不能忍受的。我們還可看到，在真理面前勇敢無畏的別林斯基本人只能在很短的時期內安於這種結論。然而別林斯基為了放棄這一結論必須轉到主觀歷史唯心論的觀點。主觀歷史唯心論是有助於社會空想主義的發展的。我們也確信，俄國社會思想的最先進和最有天才的代表，幾十年中儘管作過種種努力，卻都未能在其社會綱領中脫出烏托邦的範圍。

人民同先進知識分子的脫節，極大地阻礙了人民本身的解放鬥爭，使那些力圖幫助他們的人扮演著「聰明的廢物」

的可憐角色。斯拉夫派說，歐化的俄國「社會」

，彷彿是生活在野蠻人中的歐洲殖民地。這是完全正確的。但只有一種社會現象，即野蠻人的歐化，才能使這些被拋棄在俄國野蠻人中。。

的外國殖民地的艱難情況，得到改善。別的辦法是不可能有的，其簡單的原因是：與斯拉夫派的見解相反，在莫斯科羅斯的社會生活里，沒有——而且無從獲得——那種能夠創造堪與西歐文化匹敵的特殊文化的「基礎」。

莫斯科社會生活的基礎，歸根到底，還是國家對居民一切階級的奴役，而奴隸制是完全不利於文化的發展的。

固然，有些東方專制國家——古埃及或古迦勒底——也使一切人民力量受國家的奴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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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它們比十七世紀的莫斯科羅斯要文明一些①。沒有根據認為，十七世紀末，莫斯科羅斯業已達到其本身「基礎」的比較獨特結果的那種文明的極限。假定莫斯科羅斯在最後差不多可以比得上古埃及和古迦勒底②的被奴役，但由於生產力發展遲緩而出現的居民的被奴役，又從它方面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因而也阻礙文明的發展。西歐從來沒有象東方各國和莫斯科羅斯那樣完整的奴隸制，所以它創造了大得不可比擬的生產力和昌盛得多的文明。與這種文明相比，東方各國的特殊文明可能是顯得過於薄弱了。在十七世紀末和十八和十九世紀，——不是公元前、而是公元後——必須學習西歐文化，不然就向衰落與瓦解後退。俄國真是僥倖，它學習西歐文明的過程，不能只限於它的官員等級的歐化。

ⅩⅩⅣ

彼得不僅鞏固了對農民的奴役。甚至他所引用的大量各式各樣西方技術，與其說是導致了我國社會關係的歐化，毋寧說是按照舊莫斯科的精神對這種關係作了更徹底的改造。

由於希望推動本國生產力的發展，他採用了莫斯科羅斯所廣

①不過，關於迦勒底，必須作如下的附帶說明。當卡西迪時代的迦勒底皇帝將其某一「黎民地區」土地「劃歸己有」時，如前已述，他曾給予報酬。

（庫克《迦勒底的地產》Ｃｕｇ，《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èｒèｆｏｎｅｉèｒｅｎｃｈａｌｅｄèｅ》，第７２０頁）。而莫斯科的「專制君主」在這種情形下卻是不給任何人以任何報酬的。這就是說，與前述時代的迦勒底相比，莫斯科對其《孤兒》的奴役是要徹底得多了。

②由於文明發展的自然條件較為不利，俄國是很難完全比得上這兩個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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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５１

泛使用的手段：對適合特定目的的各居民階級實行了奴隸勞動和強制服役。莫斯科國有為官方服役的手工業者，即為了滿足國家需要而強制從事某種手工業的市鎮居民。從彼得時起，在我國出現了服役的工廠主的製造廠主①。

在西方各先進國家，工廠—製造廠生產的推廣意味著雇傭勞動制度的推廣。

彼得在俄國建立工廠和製造廠時，卻將近郊的農民派到工廠和製造廠中去，這樣就創造了一種新型的奴隸狀態。我國歷史過程的這一相對特點——從西方學來的新生產在我國的土壤上為亞細亞的環境所包圍這一事實——既為我國經濟落後所造成，又阻礙了俄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此外，這一特點還阻礙了從事新生產的這部分居民的歐化。關於被派到工廠和製造廠去工作的農民是不用說了，就是商人，他們過去在某種制度上總算是一個特權等級了，而在生活方式和理解上他們也長期固守著舊的事物。

商人不相信來自西方的新事物，因為他們不愛西方，感覺自己同西歐的競爭者相比是弱者，西歐的競爭者不僅在財富上、而且異常重要的是在法律地位上，都比他們優越。伊。季。索什科波夫一般說來，是很贊成彼得改革的，是他對外國人的評價，卻總是包含著敵意的。試

①彼得斷言：「儘管這是好事和必要的事，卻是新事，而我們的人是非強迫不作這種事的」。

因此，他命令實業局對工廠「不僅提出建議，而且實行強迫」。

回顧過去，他在１７２３年說：他的「一切都是強迫作成的」。

（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教程》，第Ⅳ卷，第１４３—１４４頁）。由於這種「強迫」（這是莫斯科生活所有「基礎」

中的一個最突出的「基礎」）

，克柳切夫斯基完全有根據說：在彼得統治下，「俄國完全取得了十七世紀莫斯科立法所力圖賦予它的那種特性。」（同上書，第２８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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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想，象他這樣的商人在同外國商人辦事或競爭的時候，手腳都被我國衙門的「官僚作風」束縛住了，那就可知他不能不認識自己的弱點，認識自己的弱點，就不能不引起他們對海外來客的忿恨呢。在城市資產階級的最下層、在完全無權的「市鎮工商業者」如手工業者中，積怨尤深：因為官宦階級的歐化使他們失去了顧客，顧客都儘可能去找外國的行家。如果富商長期保持了在奧斯特羅夫斯基喜劇中獲得不朽反映的習慣，那麼城市資產階級的最下層，便是晚近在我國非常不恰當地被稱為「黑幫」的各種觀念的良好發展土壤。商業和。。

手工業等級對西方新事物的惡感加劇，還因為已經比較歐化的俄國高尚的小貴族利用其在國家的統治地位當然不利於「留著大鬍子的人們」。因此，商人與大貴族間的完全自然的對立，造成了俄國歐化的又一障礙。

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俄國新文化具有非常鮮明的大貴族特徵。雖然如此，歐化的過程迄未停止。這一過程逐漸超出了最高等級的狹窄範圍，而且必然要超出它。從西歐學來的新生產發展了，由於亞細亞的環境發展得很遲緩，但畢竟是發展了。

新的生產愈是發展，則亞細亞環境必須剷除，也愈益明顯。在統治等級深受農奴制傳說的教育的國家裡，要作到這一點無論有多麼困難，但是經濟發展的動力，終歸克服了農奴制，利益和傳說的惰性。

我說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大貴族對於尼古拉一世略事限制農奴制的企圖，作了勝利的消極抵抗。但與此同時，在大貴族中間也出現了一些農業主，他們同解放的「空想」完全格格不入，憑生活的經驗和簡單的算術計算，對農奴勞動的不利，深信不疑。

大臣彼得羅夫斯基１８５４年在向尼古拉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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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５１

的報告中說：「現在『有教養』的地主完全不擔心給人們以自。。。

由會使他們的財產受到損失「。按照這位大臣的說法，」地主自己開始懂得，農民使他們受累，最好是改變這種彼此不利的關係「。

同時，彼得羅夫斯基對於引起地主觀點這一改變的原因，毫不掩飾。他指出了地價的日益高漲，以及在薩拉托夫、唐波夫、平扎、沃龍涅什和某些其他省實行農業雇傭勞動制的成功經驗①。國民經濟工商部門裡的農奴「關係」

，變得更為「彼此不利」。必須拋棄舊莫斯科羅斯所遺傳下來的「不自由」。但正如彼得羅夫斯基所指出，甚至「有教養的貴族也擔心這種變革的後果。凡是了解人民及其思想和傾向的明理的人，都應對此擔心」

②。如果不是克里米亞的災難，象恩格斯所說的那樣表明：「俄國即使從純粹的軍事觀點看來，也需要鐵路和大工業」

，則貴族的這種恐懼還會更長久地阻止農奴制的廢除。儘管我國上層官僚浸透了大貴族的精神，然而形勢的確定不移的邏輯，迫使他們著手進行農民改革。亞歷山大二世政府實行的所謂解放農民的措施，受到亞洲很強烈的批評。

這些措施的無可懷疑的特點，被認為是它的功績，似乎這種農民連同土地被解放，有西方歷史上沒有先例之稱。。。

我想對於這一臆想的功績，用我在另一著作中對它所作解釋，再加說明。

「世界上最大地主兼奴隸主（國家）斷然不能與以下思想妥協！業已打算按照自己意圖支配的被解放農民，立

①見Ｂ謝梅夫斯基：《俄國的農民問題》，第２卷，第１３５，１３６及１３８A S頁。

②同上書，第１３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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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即以數百萬計的無產者的姿態，出現在它的面前。就這方面說，它的利益是同其他奴隸主的利益相左的。這正可解釋當時的地主和『彼得堡官僚』之間的磨擦，而某些好心人卻直到現在還將這種磨擦說成是由於當時某些官僚階層的愛民「

①，按照世界上最大地主兼奴隸主的意見，要解放農民，就得在他們對地主的依附地位消滅之後，使他們完全依附於國家。世界上最大的地主—奴隸主就是這樣作的。他所「解放」的農民仍舊在國家面前完全無權，而國家所關心的則是保持莫斯科和彼得堡奴隸制所遺傳下來的舊的農民土地所有制形式：在農村公社裡重分土地。這種農民「解放」的亞細亞性質，不利於俄國更進一步的工業發展，更不利於農民。

我國的「農民改革」

，沒有給農民以商品生產社會的生產者以必需的、哪怕是部分的公民權利，但卻迫使他們比以前更頻繁地在商品市場上部分地以其簡單農產品的出賣者身分出現，部分地以其自身勞動力的出賣者身分出現。在這種條件下進行的市場交易對他們多麼不利，是可以理解的。

「被解放的」

農民貧困化了，他們的貧困化阻礙了工業品所需要的國內市場的擴大，這便是俄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極大障礙。但資本主義不管怎樣克服了這種障礙。

資本主義畢竟是前進了，俄國的歐化也畢竟同資本主義一道前進了。如果彼得通過改革「打開了通向歐洲之窗」

，則現在是給歐洲影響廣開大門的時候了。

歐洲影響通過大門滲透到前此所不能達到的那部分居民

①見我的論文《論農民解放》（《現代世界》，１９１１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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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５１

之中，最初滲入商工業階級，後來又滲入農民之中——滲入的程度視新的生產關係對農民生活的舊經濟基礎的瓦解程度而定。在商工階級之中早已開始、但長期沒有產生顯著社會政治結果的兩個新階級的劃分——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劃分，取得了頗為迅速的進展。這種劃分進展愈快，俄國的歐化程度也越大。伊。謝。阿克薩科夫①說，只有「陷人民于滿目荒涼」的發展才能使人民接受西歐的先進思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完成了這一在斯拉夫派政論家看來完全不可能的奇迹：它使俄國很大一部分人民「陷入滿目荒涼」之境。號稱「國民的精神」並未能抵擋資本主義的衝擊。俄國生產者在陷於無產者的地位時，雖在大多數情形下在公文上仍然算是農民，卻開始逐步走上了西歐工人遠遠走在前面的道路：同資本主義作鬥爭的道路。這一鬥爭在他們身上迅速發展了羅斯前所未聞的情緒和意圖。同時由於警察式的國家竭力維護資本的利益，所以俄國無產者一個又一個地迅速失去了從農村帶來的那種由來已久的農民政治成見。的確，資本主義的發展經常驅使一批又一批新的「平凡鄉下佬」參加無產階級的隊伍；因此阻礙俄國工人階級政治覺悟的提高。

不久以前，甚至在工人階級的最轟轟烈烈的運動里——例如，在１９０５年１月９日的運動里，——都可看到農村的這一消極的心理影響。不能閉著眼睛不看工人階級的落後階層有時參加了摧殘

①阿克薩科夫（１８２３—１８６）——斯拉夫派著名活動家，曾揭露沙皇濫用職權的現象，堅持出版自由，廢除貴族特權等溫和自由主義綱領。他雖對政府有所批評，但始終是君主製程的擁護者。——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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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猶太人和先進知識分子的暴行。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雖未能立即使無產階級的落後階層「陷入滿目荒涼」

，而總的說，這。。

個階級已在政治意義上迅速發展起來，成為兩種力量之一，這。。。。

兩種力量的結合引起了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革命的爆發：這就是說，工人階級已迅速發展成革命力量。參加這次革命的另一力量，我說過就是農民的力量，按照俄羅斯國家土地政策的舊傳統爭取「土地平分」

，這種傳統是農民分得土地的根據。

當時這兩種力量只要一致行動，那末革命就會取得勝利。然而這兩種力量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它們不能長期一致行動：俄國農民亞洲的運動，只能在短期內同俄國工人歐洲的運動相符合。當這兩種力量不再一致行動的時候，反動勢力便開始勝利了，就是說，捍衛自己的「不動產」的貴族便開始勝利了。整個的問題就在這裏。

貴族反革命由於以往的經濟發展過程使農民太不夠歐化而取得了勝利，他們的最初一項改革便是從立法上消滅土地公社。

貴族以為在消滅土地公社后，便毀掉了舊的土地傳統，因為農民就是以這種傳統的名義確認他們有權剝奪地主的。

當然，他們是遲早都會毀掉這種傳統的。但是與此同時，他們也將毀掉農民的一切舊世界觀，完全破壞多少世紀以來我國舊政治秩序所憑藉的經濟基礎。

這未必符合貴族的利益，但可能完全符合無產階級的利益，因為無產階級的前進運動，在過去和現在，都受到舊式農民的政治惰性的阻礙。

無論如何，貴族反革命的這一步驟，仍是我國社會經濟關係趨向歐化的一個步驟，儘管我國人民為此所付代價，當然要比在其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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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５１

治條件下所付出者，多得不可計量①。

ⅩⅩⅤ

俄國一部分勞動人民「陷於滿目荒涼」之境地后，資本主義破天荒對從西方滲入俄國的先進傾向，保證了鞏固的社會支持。只有從這時起，先進傾向的思想代表才不再是「聰明的廢物」和「多餘的人」。只有從這時起，他們從西方學來的理想，才在俄國獲得了實行的機會。

我已說過，彼得改革后，從西方滲入俄國的新文化，長期具有貴族的特徵。這種情況在這一文化的最好成果——文學——上表現得特別明顯。儘管差不多在初期，農民便給文學貢獻了象羅蒙諾索夫這樣的優秀活動家，但在長時期內，我國文學家都主要來自貴族。在繪畫中，情況不完全如此，但繪畫也是長期為貴族的審美需要服務，而且主要地是考慮貴族的愛好的。然而貴族的保守部分，是沒有欣賞文學和藝術的素養的。此外，他們對文學很少實際的需要（為了製作人象，無論如何，繪畫是需要的）

，因為這部分貴族的主要等級需要，通過上層官僚和近衛軍營的「直接行動」

（「ａｃｔｉｏｎｄｉRｒｅｃｔｅ」）

，已獲充分滿足。至於貴族的先進部分，則是在西方

①本段付排后，獲讀洛西茨基的非常認真小冊子《公社的瓦解》（聖彼得堡，１９１２年版）

，甚盼讀者注意這位尊敬的統計學家的最後結論：「不管關於公社的新立法的政治傾向和缺點，以及其實施方法如何，這一立法是符合廣大農民群眾的利益的，它曾被廣泛採用，且具有重大意義。土地立界、特別是分配及攤分辦法的推行，標志著農村從封建結構趨向資本主義關係的運動。但這個立法沒有解決農民缺少土地和無權問題。解決這兩個問題的鬥爭，還在前面」。

（第４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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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第三等級反對世俗和宗教貴族的解放鬥爭業已發生時，才開始在俄國文學中表現其意圖的。這對於先進貴族的意圖的性質，不能沒有影響。青年的貴族思想家，雖在某些方面仍舊是徹頭徹尾的「大老爺」

，但對貴族等級自私的極為粗暴表現，卻持否定態度。例如，在十八世紀，他們便已猛烈攻擊濫用農奴制，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甚至談到完全廢除農奴制。不僅如此。出身貴族的先進人物有時還提出社會政治要求，實現這些要求意味著完全廢除貴族等級的特權，並在經濟生活及政治上為資產階級的廣泛發展鋪平道路。只要回憶一下十二月黨人就夠了①。

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若干貴族出身的思想家，如亞。伊。赫爾岑、尼。普。奧加廖夫和他們的小組，甚至轉到勞動群眾的觀點上去了，因為這種觀點是當時的空想社會主義所特有的。不用說，這種趨向是不能吸引貴族等級。。

的。

歐化貴族思想的這一線光明，歷時愈久便愈是變得暗淡，先進的歐化貴族亦愈是痛感自己的實際軟弱無能。赫爾岑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的情況是沒有出路的，因為它是不真實的，因為歷史的邏輯指明，我們不為人民所需要，我們的事業是一種絕望的折磨」。

無論在文學和藝術里，貴族的領導權在十九世中葉已為平民知識分子的領導權所代替。當然，平民知識分子是我國「第三等級」的組成部分，但他們屬於這個等級的民主派。這個等級在經濟上有權勢的部分，對於我國文學和藝術的發展，

①羅斯托普欽的俏皮話是人所共知的。他說，我國貴族對自己提出的政治任務，是「皮靴匠」在法國對自己提出的政治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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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５１

長期沒有發揮直接的影響。由於前述原因，他們最初是不接受歐化的，而當這一原因逐漸消失時，我國資產階級長期沒有感到在報刊上發表他們的要求的必要，而只限於同政府進行直接交易，不斷向政府要求對「祖國的工業」實行「津貼」

、「擔保」和保護。順便指出，同極端的西歐歷史過程相比，資產階級的這種行為是我國歷史過程的另一相對特點：西歐的資產階級發揮了大得多的革命作用。

當文學、藝術和社會思想的貴族時期為我國平民知識分。。。。。。。

子時期所代替的時候，嘲笑不久以前的「多餘的人」

，已屬司。

空見慣了。先進的平民知識分子堅信，他們不會扮演這一可悲的角色。然而儘管他們數量多於先進貴族，但作為社會力量，他們卻是微不足道的。在以無產階級為代表的新戰士出現於歷史舞台之前，「保守派」

是可以輕而易舉地鎮壓他們的全部實際鬥爭企圖的。由於這種新的戰士的出現，情況就改變了。第一，現在要來爭論俄國應否走西歐的發展道路，那是很可笑的：很明顯，俄國不僅應該走，而且已經在走，因為資本主義正在成為俄國的主導生產方式。

第二，已很明顯，「我們」

並不象赫爾岑一度絕望地慨嘆過的那樣「不為人民所需要」

，而且俄國的經濟歐化一定伴隨著俄國的政治歐化。

這。。。。

便在俄國平民知識界面前展開了極為廣闊和值得慶幸的前景，使他們在某些時候也認為自己決心完全站在無產階級的觀點上了。所有稍為先進的人們，都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

但除無產階級外，畢竟在俄國歷史舞台上還有資產階級，他們的最發達的階層當時業已充分歐化。資產階級在各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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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樣津貼、擔保和保護的氣氛下所受的歷史教育，沒有養成他們的戰鬥性格。但他們不是沒有對政治不滿的，所以他們也逐步地感到需要一種與他們的反對派情緒相適合的精神武器。已在幾十年中領導我國思想運動的這個平民知識界的代表，遂著手準備這種武器，從事於我國先進資產階級的思想歐化。在他們當中，幾乎在普遍愛好馬克思之後立即產生了一種新的愛好：「批評」馬克思的愛好。。。

這種批評在我國乃是一種使代表覺悟的西歐無產階級意向的社會學說適應俄國先進資產階級思想需要的企圖。這樣的企圖只有在西方的資產階級社會學說業已暴露其破產時，才能出現。有這種企圖的人所提出的任務，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因而是不可能解決的。而由於這種任務解決不了，所以「對馬克思的批判」很快就變成一種簡單的「批判」

，而簡單的「批判」

歸結于舊的資產階級學說新調重彈和改編罷了。

現在從事這種舊調重彈的，每每是那些不久以前還完全真誠地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家。

因此，在俄國社會思想史的貴族時期和平民知識分子時期之後，跟著一個新的、直到現在仍在繼續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里，任何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的思想領導權，已遠非過。。

去那樣顯著了。現在沒有主導的思想流派。現在思想力量主要分屬兩個極端：一端是無產階級，另一端是資產階級。此外，還有一些舊學派的理論家，他們珍惜其對舊的國民經濟生活「基礎」的信仰，而不願與之決裂。但是隨著俄國歐化的進展，這些舊「遺教」代表者的理論陣地，變得越來越動搖，而這些代表者本人，亦愈來愈加顯得失望。他們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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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６１

快到了。我國社會思想往後的整個歷史決定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相互階級關係。當然，在這種關係的發展過程中，歐洲「東部平原」仍將有其相對特點，這種相對特點亦將引起精神發展的相對特點。

現在猜測這兩種特點都無用了。

但是指出那些可能成為考察對象的問題，卻是不無補益的。

我們已經看到，當俄國的社會存在不能根據西方社會政治學說的觀點求得理解時，歷史唯心主義便成為不願同「醜惡的俄國現實」妥協的俄國自由思想者的唯一可能的避難所了。當資本主義的成就已陷俄國人民于「滿目荒涼」到一定程度、不便再說我國社會發展的獨特道路時，歷史唯心主義的行市便一落千丈。這時，對歷史唯物主義便發生了極為強烈的需要，因為只有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既對西歐，又對俄國的社會存在作出滿意的分析。

但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是無產階級理論家的觀點。據根歷史唯物主義分析俄國社會存在所得結論，是我國歐化資產階級思想家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只有在反對民粹派和主觀主義的完全陳腐理論的鬥爭繼續進行時，歷史唯物主義才在我國享有廣泛聲譽。這些理論一被推翻，便立即開始了「對馬克思的批判」

，這種批判意味著從歷史唯物主義倒退到在新的基礎上或多或少地經過改造。。

的歷史唯心主義。這種倒退是在攻擊當時稱為哲學唯物主義的立場和實際上構成唯物史觀的認識論基礎的掩飾之下進行的。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年，我國歐化了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便已宣布哲學唯物主義為完全僵死的學說。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點上，甚至某些屬於無產階級陣營的作家也相信他們的意見；更為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相信資產階級思想家胡言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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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的無產階級思想家，在策略問題上卻表現為不可救藥的烏托邦主義者。

無論彼得是否說過俄國將來會「同歐洲背道而馳」

，但現時俄國已完全沒有這樣作的可能，卻是顯而易見的。由於現在甚至最典型的東方國家也在轉向西方，這一點就更為顯而易見了。在這些東方國家之中，有些國家似乎在轉向西方的過程中有超過俄國的可能。中國已變為共和國了，而俄國卻尚未建立議會制度。這是由於在我國歷史過程中存在著對我們極為不利的相對特點：俄國的警察國家在利用歐洲技術的幾乎一切成就以反對維新派方面，是夠歐化的，然而我國維新派則只是在不久以前才開始憑藉人民群眾，正如我們所見，人民群眾也只有一部分——無產階級部分，才是歐化的。由於與亞洲相比過於歐化和與歐洲相比不夠歐化，俄國正在付出代價。

現在，我們可以進而對於上述俄國社會存在的相對特點。。。。

如何影響于俄國社會意識的發展過程，詳細加以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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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彼得前的羅斯社會思想運動

第一章　宗教當局和世俗當局鬥爭影響下的社會思想運動

黑格爾說：矛盾導致前進（ｄｅｒｗｉｄｅｒｓｐｒｕｃｈｉｓｔｄａｓＦｏｒｔｌｅｉｔｅｎ－ｄｅ）。

這一深刻的原理，為整個文明世界的社會思想史再好不過地證明了。

各社會階級的相互鬥爭愈是尖銳，則社會思想的向前發展愈是迅速。但是由於社會階級相互鬥爭在任何特定的國家，歸根到底取決於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所以任何阻礙經濟發展過程的情況，也都阻礙社會思想的運動。

現在，我們對於阻礙俄國經濟發展，造成國家長期奴役所有社會力量的各種情況，都已了解。鑒於這些情況，可以先驗地（ａ

ｐｒｉ－ｏｒ）說，同處於更有利的經濟發展條件之下的西歐國家相比，羅斯的社會思想運動必然進展得很慢。除這種先驗的結論之外，還可以說，俄國人的社會觀點由於落後于西歐人的社會觀點，便要與東方專制國家居民的觀點的相接近，其接近的權度，視俄國的——實質上是莫斯科的——社會關係可能取得的東方性質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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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人所共知，中世紀歐洲社會思想發展的第一個強有力的推動，是世俗當局和教會當局的相互鬥爭。

鬥爭愈是尖銳，敵對雙方愈是無所顧惜，則爭論過程本身提出的政治問題便愈是微妙。我說政治問題，因為實質上，爭論雙方的神學立場。。。。

是一致的。要使這種神學立場又能成為爭論的問題，則西歐的社會發展必須邁出許多新的前進步伐，必須在歷史舞台上出現新的、更進步的社會力量。然而就是在例如格里戈里七世和亨利四世衝突期間所發表的那些言論，也是某種富於教益的，或者——如果您寧願這樣說——引人入勝的。盡人皆知，格里戈里七世在將這位皇帝逐出教會後，宣布他已失去皇位。這曾引起一個問題：他有權這樣作嗎？這個問題自然要使爭論的雙方研究一個新的、更深刻的問題——關於最高政治權力的本質問題。皇帝的擁護者宣布，皇帝的權力是上帝規定的。而教皇的擁護者則完全用不同的眼光看待這一問題。他們說，國王的權力來自人民，並且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的。因此，國王應該明智，篤信上帝和為人公正。人民給國王以權力，不是為了使自己服從暴君，而是為了有一個反對暴政的保衛者。因此，如果國王變成暴君，他自己便破壞了把他同人民連繫起來的契約，這時，人民就沒有服從他的義務。由此可見，在十一世紀①，西歐的政論家便主張君民契約論，這個理論後來在第三等級的解放運動中曾起極大作用。

應該指出，我們常常從教皇擁護者中看到一些頗為辛辣的議論。

其中一人是這樣說的：試想，某人僱工養豬，而這僱工不但

①亨利四世皇帝於１０７６年被教皇格里戈里七世革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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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６１

不執行他的職責，反而害死了交他看管的豬群，這僱主該怎麼辦？當然，他要辱罵和驅逐這個不盡職的僱工。既然對於一個不稱職的牧豬人，可以驅逐；那麼，對於一個濫用權力的統治者，更可以驅逐了。

人的尊嚴比豬的身價高多少倍，人民驅逐暴君的權利就比僱主驅逐牧豬人的權利大多少倍。舉出這個例子的機智作者，還善於尋求反對意見，反對所謂君權神授之說。他說，提出這種理由的聖徒本人，便是寧死而不願服從昏君的。一般說來，對君權應該給予最大尊敬。但應該尊敬的不是個人，而是王位。既然這人失去了王位，他便失去受到任何特殊尊敬的權利①。

站在這種觀點上，可以為人民反對昏君的最堅決行為辯護。

教會的擁護者時常反覆提出耶穌的話：「我帶來的不是和平，而是劍」。

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當然只是一些極端分子——甚至責成信徒去殺死暴君，他們認為暴政的特徵便是君主破壞人民的權利。

十二世紀的一位主教沙特爾寫道：「真正的君主保衛法律和人民的自由，暴君則踐踏法律並將人民變為自己的奴隸。前者是神的形象，後者是柳齊弗②的化身。對前者應愛，對後者應殺」。路德維希。古姆普洛維奇說，宣傳這種觀點的主教（約翰。索利斯貝里斯基）

為「行動宣傳」

論的第一個代表，也許是不無根據的③。

①卡爾。米爾卜特博士：《格里戈里七世時代的政論》（《ＤｉｅＰｕｂｌｉｚｉｓｔｉｋｉｍＺｅｉｔａｌｔｅｒＧｒｅｇｏｒｓⅦ》）

，萊比錫，１８９１年，第２２７—２２８頁。

②柳齊弗是基督教神話中魔王。——譯者③見他的著作《國家學說史》）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ｓｔａ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ｎ》）

，年鑒，１９０５，第９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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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教皇權力的擁護者不僅提出君民契約論。

他們研究歷史，看到君主常常不經過任何契約而抓取權力。他們據此得出極不利於君主的結論。

１０８１年，教皇格里戈里七世１０８１年給米茨主教的信寫道：「誰不知道，世俗君主得到權力應歸功於上帝的敵人，他們受魔鬼的指使，想用傲慢、掠奪、背叛、出賣性的屠殺以及其他一切罪行來統治與他平等的人們」

，如果約翰。索利斯貝里斯基是「行動宣傳」論的第一個代表①，那麼，教皇格里戈里七世也許可稱為對無政府主義「反國家體制」論的最早貢獻者之一了。

當時的西歐政論家——無論是擁護教皇的，還是擁護皇帝的——幾乎都屬於僧侶。當時，對這類理論問題有興趣的讀者，也幾乎都屬於僧侶②。但衝突很劇烈，所以因衝突而引起的思想著作（最少是其中一部分）

，不能不流傳到其他等級中去，何況好鬥的教會又非常歡喜訴諸人民。由此可見，世俗權力與宗教權力的衝突便促進了居民的政治教育。

在西方引起我剛剛指出的社會思想著作的矛盾，也存在於俄國。

俄國的教會當局亦與世俗當局發生衝突；但在俄國，這一衝突從未達到極為尖銳的程度。因此，我國的教會擁護者從未得出象西歐那樣極端的結論，儘管——現在就須指出，——他們的思想有時開始向同一方向發展。

①基督教中的第一個代表。

在古代世界里，「行動宣傳」論最少在某些地方是相當流行的。加爾莫第和亞里斯托吉頓的紀念碑巍然屹立在雅典的一個廣場上，可為證明。

②關於這種問題的論文都是用拉丁文寫的。

而拉丁文當時幾乎只有僧侶等級才懂。參閱米爾卜特（Ｍｉｒｂｔ）

，書見前，第１２１—１３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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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６１

在我國歷史的基輔時期，俄國教會的首腦——總主教，對公爵的世俗政權是獨立的。他是由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選派的，如果對大主教的傀儡有何不滿，世俗當局應該向他提出。

卡普捷列夫教授公正地指出，當時「俄國的精神統治者，在許多方面都比相互分裂和仇視的世俗統治者更為強大、更有權勢」

①。這一力量對比，在莫斯科公爵政權鞏固以後，才開始在相反的意義上改變。莫斯科的公爵開始干預總主教的派遣問題。這自然不能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或俄國的僧侶所樂意。維護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權利，幾乎成為俄國僧侶保衛其對世俗當局的獨立性的最主要手段。

「監選官和主教」

要求新任教會人員必須遵守下列重大義務：「我們象最初一樣，除從君士坦丁堡派來的總主教外，不接受別的總主教」。

但是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權力比羅馬教皇的權力要小得多。

第一，在東正教的東方，除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外，還有其他大主教，他們不願支持他同莫斯科的大公們衝突。例如，十五世紀六十年代莫斯科與君士坦丁堡決裂時，耶路撒冷的大主教就完全站在莫斯科公爵一邊②。

第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同意佛羅倫薩的教會聯合，極大地破壞了他在莫斯科的威信。最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本人依附拜占庭的皇帝。因此，他對俄國教會的控制，便等於莫斯科大公對拜占庭世俗當局的依

①卡普捷列夫教授：《尼空大主教和沙皇阿列克謝。米海伊洛維奇》，A S q第Ⅱ卷，第５２頁。我在前面已經指出，韃靼人的壓迫有助於僧侶權力的鞏固。

②ＭＡ季亞科諾夫：《古代羅斯教會與國家關係史》，《聖彼得堡大學歷史A A學會論文集》，第３卷，第８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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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附。這種依附地位是不符合莫斯科公爵的利益的；所以毫不奇怪，他們力圖擺脫它。土耳其人佔據君士坦丁堡后，這個問題自然根本談不到了。

這時，問題的提法是簡單得多了：這時，世俗當局和教會當局的爭論變為莫斯科大公同莫斯科僧侶的爭論。在理論上，莫斯科的僧侶主張：「一個是教會的、聖徒的權力；一個是沙皇的、人間的權力」

①。但這一理論極不明確，對它可作極為不同的解釋。

既然完全承認「聖徒」

的權力同「人間的」權力完全不同，那就要問：兩者究竟以何者為高呢？在西方，社會力量的對比，長期對這一問題作有利於「聖徒」權力的解決；在羅斯，——本來還是在莫斯科國——社會發展的過程，相反地，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有利於人間權力，——最初有利於大公權力，後來有利於沙皇權力——的解決。

在一切社會力量都受國家奴役的地方，教會權力是不能對世俗權力保持獨立的。而且我們看到，教會權力自身也願將世俗權力擺到望塵莫及的高度。著名的約瑟夫。沃洛茨基在其《教育家》一書中斷言：沙皇「按其本質有如常人，而論權力則有如最高的神」

②。這是關於沙皇的純粹東方觀點。

據馬斯佩羅說，古埃及法老高於所有周圍的人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發生一個問題：應該把他看作人，還是看作神？

「事實上，他的臣民都把他看作神，稱他為慈祥的神，偉大的

①見ＭＡ季亞科諾夫：《古代俄羅斯政教關係史》，第８８頁。

A②ＭＡ季亞科諾夫：《莫斯科君主的權力》，《十六世紀末以前的古代羅斯A政治思想史綱》，１８９年，第９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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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６１

神「

①。當然，這裏也有差別。莫斯科的世俗權力的首腦，就其「本質」而言，仍然被認為是人。此外，他不象埃及法老那樣在教堂「任職」。

但作為統治者，他卻象法老那樣被神化。

這一點在這裡是主要的②。

ＭＡ季亞科諾夫早就說過，我國教會當局對世俗當局A的服從，主要是由於教會當局對國家的經濟依賴③。

教會是莫斯科羅斯的最大地主。但是我們知道，俄國的大地產並不象我們在歐洲所看到的那樣具有獨立性。不僅如此。我們已經知道，我國的最高當局對於大地產嚴加控制。教會在這一點上不是例外。世俗當局野心勃勃，在伊凡三世時考慮過寺廟能否領有土地問題，就是，剝奪教會土地問題。這一問題引起的爭論，是彼得前的羅斯社會思想史中最突出的插曲之一。

讀者記得，按照主教之一沙特爾的意見，真正的君主捍衛法律和人民的自由，而暴君則踐踏法律和奴役自己的人民。

這位主教根據真正君主與暴君的這一差別，得出結論說，基督教徒只應服從前者，而對後者則應用一切辦法抵抗，雖殺死暴君，亦所不辭。對俄國作家具有巨大影響的拜占庭教會

①馬司皮羅：《古典東方人民的古代史》（Ｍａｓｐｅｒｏ：《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ａｎｃｉｅｎｅｄｅｓｐｅｕｐｌｅｓｄｅｌ『ｏｒｉｅｎｔｃｌａｓｉｑｕｅ》，巴黎，１８９５年，第１卷，第２５８頁）。對照第２６３頁。

②這裏還可指出，東方對君主的神化不是象埃及那樣完整。

據馬司皮羅說，迦勒底王在這方面要比與他們同時代的法老謙遜得多。

「他們滿足於本國臣民和神之間的中間地位」（同上書，第７０３頁）。只要作些必要的改變（ｍｕｔａｔｉｓｍｕｔａｎｄｉｓ）

，莫斯科的君主也願取得這種在神與臣民之間的中間地位。

③《莫斯科君主的權力》，第１１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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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作家，也善於區別明主與昏君。但這種區別卻沒有使他們得出沙特爾那樣的結論。

在從斯維亞托斯拉夫的《選集》里，收入辛乃特提出的問題：「難道任何一個沙皇和公爵都是上帝派的嗎？」這個問題用下面的意思解答：「他們是值得尊敬的沙皇和公爵，是由上帝派來的。但他們又是不值得尊敬的，因為他們反對人的尊嚴；那些不值得尊敬的沙皇和公爵是由於上帝要降災於人，由於上帝的意願而派來的……要理解，要相信，為了懲罰我們不守法，才使我們受治于這種折磨者」

①。

如果折磨者是由於我們不守法而由上帝派來的，那就很明顯，我們不應反對他們，而應反對我們自己，反對我們自身的罪惡動機；就是說，要用懺悔、齋戒和祈禱來報答壓迫。這是拜占庭的觀點的極端發展，再不能比這更溫順了。在對統治者採取這種溫順態度的條件下，自無發展社會思想的餘地，而只能發展神道了。然而無條件的溫順是沒有的。俄國宗教統治者的溫順也不是無條件的②。在教會財產收歸國有問題發生時，莫斯科的僧侶便對世俗政權採取反對態度了。

這時，僧侶的理論家也不能限於談論齋戒和祈禱了。

《論神聖教會自由》一文的不知名作者，對政教當局的相互義務，作如下劃分：「教會的牧師應為其暫時的主人祈禱，而主人則應保護其

①季亞科諾夫：《古俄羅斯的社會和國家制度概論》，聖彼得堡，１９０８年，第４００頁。季亞科諾夫所指的是１０７３年的《選集》。

②就在拜占庭，溫順也不是這樣的。反聖象崇拜運動的歷史表明，在有可能時，拜占庭的僧侶們也對世俗當局表示頗為積極的抵抗。但一般說來，在拜占庭，宗教當局是很服從世俗當局的。這一事實對於那些同基督教一道從拜占庭傳到我國的社會理論，曾有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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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７１

牧師及教會（Ｓｉｃ！是這樣的！）的財產「。一般地說，暫時的主人應服從宗教的權力，而不應違背自己牧師的戒條。牧師方面則應保護教會的權利，」勇敢果斷，甚至直到流血「

、即冒生命危險，亦在所不惜①。

這已遠非辛乃特的解答那樣溫順了。

在諾夫戈羅德，如所周知，僧侶兩次被迫將其很大一部分土地讓給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在「東正教儀式」里寫了如下咒語：「所有長官和得罪神聖教堂和寺院的人們，所有剝奪原屬教堂和寺院的村莊和葡萄園、迄仍不停此種創舉的人們，都應受到詛咒」。

這種咒語顯然在其他教區亦曾反覆重申，最少在十七世紀時是如此②。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教會財產問題的爭論使俄國教會作家引證拉丁文資料，並從這種資料中抄用了兩劍——即物的劍和精神的劍——的理論。這一理論在《駁斥那些反對拯救自身靈魂、敢於侵犯公共教堂動產和不動產、輕視上帝和教會戒條、叫罵信仰東正教的沙皇和大公及宣誓服從的法律規定、侮辱上帝戒律的人們》一文中，得到發揮。按照該文作者的意見，教堂的牧師要首先使用精神的劍，「就令自己流血」

，就令把敵人革出教門，也應如此。但他們不應就此甘

①Ｂ日馬金：《丹尼爾總主教》，第９４頁。注２。引自季亞科諾夫：《莫斯A科君主的權力》，第１２７頁。

②在莫斯科的印刷業圖書館里，有一份手抄的追薦亡魂名冊，１６４２年在羅斯托夫根據這個名冊進行東正教儀式。

在名冊「對得罪神聖教堂和寺院的人們」

的咒語旁邊，為大助祭寫了批註：「應該非常大聲地宣讀」

（Ａ帕甫洛夫，《俄國教A會土地收歸國有史綱》，敖德薩，１８７１年，第１卷，第５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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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休。如果「違抗者行為不改，意圖抗扼，不受處分，不向勇。

敢的牧師低頭，那時揮臂使用物的劍，便能遏止敵人的力。。。。。。

量「。

作者提出宗教當局對世俗當局的一般態度作為證明。

世俗權力低於宗教權力，後者對於前者的侵犯，不應讓步，「因為根據聖徒的教導，它應比人更服從上帝。對於人，塵世的統治者能夠消滅其肉體，但對靈魂卻不能」

①。

甚至情願將世俗權力的最高代表神化的約瑟夫。沃洛茨基，也不得不趕忙對他的學說有關沙皇部分，如季亞科諾夫所說，作一革命的修正，因為在沙皇身上充滿了惡劣的情操和罪惡，狡猾與謊言，傲慢與凶暴，對上帝的不信仰和誹謗。

這樣的沙皇，——篤信上帝的約瑟夫教導說，——不僅不是神，甚至不是「神的僕役，而是魔鬼；不是沙皇，而是折磨者」。約瑟夫主張對這種沙皇不要服從：「不要聽從這種沙皇或公爵的命令，對於由此引起的不幸，狡猾行為，乃至折磨和死亡，予以憎惡」

②。當然，這樣的修正只能在附有重大保

①季亞科諾夫：同上書，第１２７頁。參閱他所寫的《古代羅斯社會和國家制度概論》，第４１７頁。不過，必須指出，根據某些學者的意見，《駁斥……》一文的作者是西部羅斯人。這個意見的證明是他對天主教經典的熟悉。但據Ａ帕A甫洛夫說，在莫斯科國——在諾夫戈羅德——也有些懂得拉丁文和天主教神學的人。帕甫洛夫傾向於一種假設，認為《駁斥……》一文確是在諾夫戈羅德寫的。

（參閱前書，第６２—６３頁注）

②季亞科諾夫：《古代羅斯社會和國家制度概論》，第４１６頁。約瑟夫不是在關於寺院地產的爭論中，而是在關於應否迫害「猶太化」

的異教徒的爭論中，對自己的學說作了這一「革命的」補充的。但這很少使問題有所改變，因為「猶太化」的異教徒也主張教會地產收歸國有，因此，他們在相當長的期間，受到伊凡三世的非常明顯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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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７１

留的條件下，才能承認是革命的。我們的作者只是提到對「折磨者」的消極抵抗。他對於不值得尊敬的君主，從未說過一句在西方由格里戈里七世和他的門徒所熱烈傳播的那種積極抵抗的話。

但無論怎樣，這種消極抵抗，再不僅是齋戒，也不只是祈禱了。我們看到，我國的教會也不是無條件擁護對世俗當局服從的。它的理論家只是在認為服從符合其等級的利益時，才宣傳服從的。而當來自世俗當局的危險危及其等級的利益時，他們便用抵抗——儘管是消極抵抗——的宣傳，來代替服從的宣傳。

我國一位教會史學家談到１５０３年的高級宗教會議——這次會上提出了寺院領地問題——時指出：「也許，大公期待和指望高級僧侶會出賣僧侶，那他就完全錯誤了。高級僧侶是從這些僧侶中來的，他們將後者的利益銘記於心，就象是自己的利益一樣」

①。這位教會史家說：「會議的成員有勇氣堅決果斷地保護寺院的財產」。

他們引述猶太人還以房屋和田地贈送給上帝，「猶太的教士領有城市和鄉村，這種城市和鄉村不能出賣或轉讓，而是歸他們永遠佔有。」

此外，他們還從拜占庭和俄國歷史上舉出大批類似的先例。不僅如此，他們甚至認為必須指出在多神教的埃及，祭司都有自己的土地，法老亦不得侵犯②。總之，神父們將他們的全部歷史知識和邏輯的力量都施展出來了。這一對他們再重要不過的爭論，使他們的思想朝著羅馬天主教僧侶們早就嚮往的那個方向發展。同樣的原因總是產生著同樣的結果。如果這一政

①戈盧賓斯基：《俄國教會史》，莫斯科，１９０９年，第Ⅱ卷上冊，第６８９頁。

②戈盧賓斯基：同上書，第６４頁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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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教衝突在我國也象在西歐的類似衝突那樣尖銳，那就可以完全肯定地說，我國宗教作家也不會害怕作出西歐宗教理論家所作出的那些極端的結論。在我國宗教作家中，也會象在西歐一樣，有其自己的積極抵抗的熱情宣傳家、甚至有其自己的「孟納爾霍馬赫」

①。約瑟夫。沃洛茨基本人也不難表演「孟納爾霍馬赫」式理論家的角色是可能的。但是，當時沒有——而且在前述莫斯科的條件下也不可能有——這樣的充分社會原因。

關於寺院地產的爭論，雖然使莫斯科宗教政論家的思想朝著西歐反君主專制派思想很早就勇敢趨赴的方向發展，但很快便以和解妥協告終。伊凡三世放棄了寺院地產國有的主張，甚至同意對東正教僧侶界所仇恨的「猶太化分子」進行殘酷的迫害；而對這些人，他不久還給以堅決的支持。這種情況又使宗教作家的思想停止向反對派的方向發展。現在對於季亞科諾夫所說的約瑟夫。沃洛茨基學說的革命補充，已無任何需要了，所以約瑟夫本人對此也已淡忘了。

ＭＡ季亞科諾夫指出，約瑟夫。沃洛茨基和他的學生A在伊凡三世讓步之後，還力圖「將神甫的威信凌駕於國家政權威信之上」

，因為他不相信國家政權是鞏固的②。但如果世俗當局決定沒收寺院的財產，那約瑟夫就會想起他的革命的補充，主要的是，就會給這種補充加進一些真正革命的內容，

①孟納爾霍馬赫（Ｍｏａｐｘｏｍａｘ）是１６—１７世紀西歐反君主專制派（作X家）。——譯者②《莫斯科君主的權力》，第１２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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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７１

這是無可懷疑的。然而莫斯科的公爵們已不再重複他們的企圖了，最低限度，已避免公開幹這種事了。僧侶已大力促進公爵們政權的鞏固和擴充了，再要反對僧侶，對公爵們是不利的。

同時，不要以為宗教當局在維護了自己的不動產之後，還會對世俗當局鬧獨立性。相反，教會保持自己財產，長期以來成為進一步加強「神」權依賴政權的原因。害怕喪失這些財產，使「神」權越來越讓步。甚至在教會組織的最重大問題上，教會也是服從國家的。卡普捷列夫教授指出一個真正異常有意義的事實，即根據文件資料，在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想到要在我國設立總主教職稱時，他「在同他的信仰基督的皇后伊林娜考慮后」

，就商于大貴族；大貴族同意他的想法，他便派鮑里斯。戈東諾夫與安梯奧希的大主教約金姆談判。卡普捷列夫說：「任何教會人士、特別是整個主教會議參与這一教會事務，他卻是連想都未想到。顯然，吸收教會當局參加討論在我國建立總主教職稱問題，那時認為完全是多餘的」

①。

因此，不難想到，總主教在莫斯科國的社會生活中能有什麼作用。總主教是根據世俗當局的設想設立的，他只能在服從這個當局時，才有影響和力量。尼空總主教的命運很有說服力地表明了這一點。

根據卡普捷列夫教授的說法，這個臭名遠揚的總主教的

①《總主教尼空和沙皇阿列克謝。米海伊洛維奇》，第２卷，第５７頁。

不過，卡普捷列夫教授可能會注意到，更早以前，首先發起反對佛羅倫薩聯合的不是宗教當局，而是世俗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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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幾位同代人曾提出一種猜想，說他「被剝奪總主教的職位，實際上並不是由於教會或任何宗教問題，而是由於他不擇手段取得的土地和世襲領地問題。所以，按照他們的看法，尼空的貪婪手法有造成總主教領地進一步過分增加的危險。就是由於這一原故，所以必須使他離開總主教的座位①。

卡普捷列夫教授認為，尼空的同代人對他的案件的這一看法，實際上是有嚴格根據的。

問題在於伊凡三世在寺院地產問題上所作的讓步，並不象初看時那樣重大。的確，土地是留在僧侶的手裡；但莫斯科政府採取了一切力所能及的辦法，使土地的處理服從政府的控制。如所周知，差不多所有高級僧侶的管理機關都不是由教會人士、而是由世俗人士如高級僧侶事務大臣、宮廷官吏和秘書等掌握的，甚至教會本身的案件也時常送交他們審理。於是莫斯科政府便設法使這些人服從自己的權力。按照「審批百項決議的宗教會議」

（Mｃｏｏｐ）的決定，高級a r I ` N b X P G僧侶不經沙皇批准不得任免所屬世俗官吏。卡普捷列夫教授說：「這樣，通過高級僧侶事務大臣，宮廷官吏和秘書，所有高級僧侶的教區管理機關和僧侶管理機關，都必須受世俗當局的極為嚴格的控制」

②。不言而喻，這使僧侶感到惱怒。我們在尼空以前，就看到一些大主教「對沙皇的最高政權倨傲不恭」。

諾夫戈羅德總主教基普里安便是這類大主教之一。

他在尼空以前任諾夫戈羅德總主教十六年，可謂尼空的「直接

①同上書，第１６７頁。

②《總主教尼空和沙皇阿列克謝。米海伊洛維奇》，第７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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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７１

前任「。政府對於」基普里安的謊言和不妥當言論「

，極為不滿①。這些言論直接涉及前述對大主教極為不利的政府控制。

尼空總主教也反對這一控制。

基普里安抱怨說：「沙皇命令舉行宗教會議，便舉行會議；命令選舉和委派誰為高級僧侶，人們就選舉和委派誰；命令審判誰、議論誰，就審判誰、議論誰、開除誰。在教區里，總主教地產中的一切，都儘可能拿去用於沙皇陛下的花費。命令所到之處，予取予求。根據沙皇的命令，沒收總主教教區、高級僧侶和主教、誠實的大寺院等等的地產，徵調人丁入伍，奪走糧食和金錢，徵收苛重貢賦，所有基督教徒都增加了兩倍、三倍以上的貢賦負擔，他們可以使用的東西已寥寥無幾了」

②。

矛盾導致前進。

尼空完全不願想到人民的利益。

但是，既然同壓迫僧侶的世俗當局鬥爭，他便想起了這些利益。他斷言，因沙皇的謊言和暴力而痛哭流涕的，不只是「慈母般的神聖偉大的公共教堂」

，而且是整個東正教的人民。

「誰要是說出真話，沙皇便可因一言而割其舌、斷其手足，永遠將其關進監獄；他忘記末日，彷彿他是不死的，不顧未來的上帝審判。」

在給君士坦丁堡總主教的文書里，尼空用如下強烈的措辭形容沙皇的活動：「整個基督教徒都增加了兩倍、三倍以上的貢賦負擔，他們可以使用的東西已寥寥無幾了。」

在給沙皇本人的信里，尼空更是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他寫道：「你

①卡普捷列夫：同上書，第２１４頁。

②同上書，第１９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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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向所有的人宣傳節制。不知道，現在誰不節制。許多地方窮到糧食都沒有，節制到死止，連吃的都沒有了：苦海無邊，誰曾受到寬恕！

然而自你即位以來，大家都遭受非法的徵調：貧窮無力的人們，瞎子、跛子，寡婦、尼姑都要交納沉重的貢賦，受到人為的不便，——到處悲泣和哀啼、呻吟和嘆息，在這種日子里誰也不開心「

①。

尼空的所有這些怨言和責備，都是完全有根有據的。

「最沉默的」沙皇對他的「祈禱者」多麼不客氣，可從下述沙瓦。斯托洛雪夫斯基寺院的司庫主任尼基塔的既可悲又可笑的插曲中窺見一般。這位可敬的教士把酒喝得酩酊大醉，舉動不很禮貌。於是，阿列克謝。米海洛維奇命令將他關押在修道士的單間里，並在單間的門旁派了幾名弓箭兵站崗，以示慎重。尼基塔對此感到委屈，給人寫信說沙皇侮辱了他。寫信的事情傳到阿列克謝。米海洛維奇的耳里，他便給可憐的尼基塔寫了一封嚴厲的信，在信中暴跳如雷地說：「你這討好惡魔的傢伙，給你的朋友們寫信，說什麼弓箭兵去你那裡站崗使你受到敵視的侮辱！

弓箭兵給你，畜牲站崗是很好的！

比你好、比你忠貞的大主教，在他們那裡也根據我的揭示派了。。。。。。。。。。。

弓箭兵站崗，因為這些大主教也象你這該死的東西一樣行。。。。。。。。。。。。。。。。。。。。。。。。

事。「關於這一問題，卡普捷列夫教授完全正確地指出：」很。

顯然，阿列克謝。米海洛維奇象辦例行公事那樣，命令拘押大主教，如果這大主教也象沙瓦的司庫主任尼基塔一樣，行

①《總主教尼空和沙皇阿列克謝。米海伊洛維奇》，第１９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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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７１

為失禮「

①。阿列克謝。米海伊洛維奇不僅將拘押酒醉的主教當作例行公事，據尼空說：「至於單間禁閉室里的全部衣物，根據偉大的國王的命令，由大貴族阿列克謝。尼基季奇。特魯別茨科伊公爵帶人全部逐一檢查登記，其中較貴重的東西，。。。。。。。。

則拿走，歸國王自己所有「。

這完全符合莫斯科和一般東方專。。。

制國家的精神：凡屬臣民，無論其社會地位有多麼高，只能在符合人間上帝——國王的心意時，才能領有他自己的「衣物」。

剛強的尼空，對於教會的從屬地位深感不滿，提出了教皇據以同世俗當局進行鬥爭的理論。他說：「天上的、即宗教的權力，比人間的、暫時的權力要大得多」

，因此，「沙皇小於總主教」

②。按照他的意見，「沙皇不應以神聖的皇帝的身份，不應用法庭命令我們，不應通過各種教規來裁判和約束我們」

③。可是，如果羅馬教皇能夠提出真正的——而且比較很大的——社會力量來證明這一理論的正確，那麼尼空都只能引述聖徒和神聖的精神來強調這一理論。

這未免太不夠了。

然而爭論既已產生，便應有個結束；世俗當局力爭根據自己利益來解決這一爭論，就他的自己觀點說，是完全正確的。

卡普捷列夫教授說得非常好：「不要以為，沙皇不願恢復尼空的總主教職位只是由於尼空的敵人的詭計和陰謀，只是由於大貴族和一般受過他的侮辱的人士對他的仇恨。

實際上，

①《總主教尼空和沙皇阿列克謝。米海伊洛維奇》，第７４頁。

②同上書，第１２９頁。

③同上書，第１３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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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尼空的垮台和終於受譴責的原因，更為刻刻：這就是他的那些關於沙皇和神職的相對尊嚴的觀點，他在被革除總主教職位以後，還公然非常激烈地發表了這些觀點。不管尼空的教會改革活動怎樣，也不管某些人對他怎樣同情和仇視，尼空的終於受譴責乃是直接的國家需要，最高國家政權的利益要求這樣作「

①。

但是誰能審判尼空呢？只有宗教會議。如果一個人的主要過錯在於他想將教會的權力置於世俗權力之上，則無條件地判定他有罪，是否符合僧侶的利益呢？俄國的僧侶當局無論多麼討好世俗當局，也應認識到這是完全不符合他們的利益的。

「最沉默的」沙皇擔心僧侶界的反對，遂向東方各主教發出呼籲，他可以完全對他抱有希望因為他們曾死乞百賴地、甚至百般無恥地請他給予「施捨」。

阿列克謝。米海洛維奇還可能考慮到希臘僧侶界的利益，並不因莫斯科國內對宗教當局的壓迫而受影響。希臘人沒有辜負他的期望。他們在１６７年的宗教會議上全力支持了沙皇的要求。如果會議討論的結果只是取決於他們，那麼，莫斯科國的宗教當局便不僅在實踐上，而且在理論上也要完全服從世俗當局了。由於莫斯科僧侶界的反對，這一情況部分地受到阻礙。專橫和狂妄的尼空很不為他的屬下所愛戴。出席１６７年宗教會議的俄國主教，毫不反對推翻尼空。在這一點上，他們是完全同意沙皇和希臘人的。但當問題涉及兩種當局的相互關係時，他們的情緒就急劇地改變了。這時，俄國的主教們，就會不完全擁

①《總主教尼空和沙皇阿列克謝。米海伊洛維奇》，第２０６—２０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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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８１

護尼空，也斷然不肯同意希臘的「流浪漢」——受審的總主教這樣稱呼他們——將莫斯科的僧侶界整個出賣給沙皇。他們提出來反對希臘人的圓滑理由，是很有意思的。

我們知道，尼空曾惡毒地攻擊沙皇殘酷壓迫教會。他的過去的屬下，在反駁希臘主教們所謂教會當局應服從沙皇的理論時，卻措辭較為和緩和圓滑。他們對希臘人說，如果莫斯科國經常有象阿列克謝。米海洛維奇這樣的好人，那教會就不致因自己服從他而感受痛苦。但以後可能出現不那麼稱心的君主，那時教會就糟糕了。為了回答這一理由，希臘的「流浪者」——通過最狡猾的派西。李加里德的發言——虛偽地表示，他們深信象阿列克謝。米海洛維奇這樣的好沙皇不會有壞後代，因此，教會當局應該服從世俗當局的理論，永遠不會給俄國教會帶來危害①。當然，這種虛偽而荒誕的樂觀理由，不能使俄國主教們安心。但是，他們沒有力量，他們在宗教會議上的處境是很困難的。所以，當希臘人同意妥協，承認「兩個光源」說時，他們可能感到如釋重負吧！正如在自然界有兩個光源，其一僅在白天發光，另一則只在夜間發光；同樣，在

①卡普捷列夫教授在他的有趣著作的第２卷里，可以說對潘西。李加里德作了一個全面的評價。原來，這位教會的巨星不僅是一個經紀人和騙子（見第２卷，第２６９，２７１，２７２，２７３頁）

，而且是一個「天主教徒」

，他一度被開除教籍，甚至受到耶路撒冷總主教的詛咒。

深謀遠慮的阿列克謝。米海伊洛維奇堅決請求撤消開除潘西。李加里德教籍和對他的詛咒，恢復他的主教權利。不出所料，他的請求完全成功了。為了寬恕潘西。李加里德，莫斯科付給耶路撒冷總主教一千多盧布，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同卷，第５０９，５１，５１７頁）。同書同卷第５１７頁，對評價李加里德也有很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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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一國之內，也應有兩個權力：一個掌管宗教事務，另一個掌管世俗事務。

任何一個當局都不得干涉屬於另一當局的事務。

實在說，這個理論由於極端不明確，是什麼問題也不能解決的①。但是對於弱的一方，把爭論的問題保留下來不加解決，總比對它作出有利於強大敵人的斷然解決，要有利得多。此外，莫斯科政府由於在後方受到它所完全同意的尼空教會「革新」

所造成的分裂威脅，也不得不在實踐方面作某些讓步。

例如，取消了——儘管不是在宗教會議以後很快就取消的——尼空所仇視的寺院法令，這個法令使教會在處理其財產和事務上受到很大約束。但這一實際的讓步也沒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屬於寺院法令管轄的事務，有很大一部分已轉入大宮殿法令的管轄範圍內。

世俗當局仍然念念不忘它與尼空總主教的衝突。阿列克謝。米海洛維奇未能作到的事情，卻由彼得。阿列克謝維奇作到了。盡人皆知，他完全取消了俄國總主教的稱號。由於東正教事務管理局的設置，在我國再也談不上有世俗與宗教

①羅馬天主教的僧侶理論家也主張「兩個光源」說。但他們的理論，無疑地具有更適合邏輯要求的完全不同意義。在自然界兩個光源中，有一個光源的光來自另一個。哪一個當局應起月亮的作用呢？是世俗當局還是宗教當局呢？整個問題就在這裏。西歐僧侶界的中世紀理論家勇敢地接觸了這個問題，而且毫不動搖地對這個問題作了有利於宗教當局的解決。然而東方僧侶界的理論家，他們雖然參加了１６７年的莫斯科宗教會議，也提出了兩個光源說，卻不敢涉及這個理論的實質。他們在邏輯上對這個理論作了不正確的解釋，所以他們才能利用它來進行妥協。

任何社會理論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能從自身和利用自身的內在力量來發展：任何地方、任何時候、任何特定的社會理論的發展，都決定於社會力量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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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８１

當局之間的衝突了。

自那時起，想作理論探討的教會主教，便只能證明「君主意志合於真理了」。

他們很少對於這種真理有所懷疑。即令有所懷疑，他們也寧可作明智的緘默①。至於自那時起，誰也從來不打算——象善於挖苦的尼空過去所作的那樣——警告世俗當局說，人民已被他們陷於不斷的饑饉，勸告人民實行齋戒已完全沒有必要等等，那就更不用說了。我在本書的往後敘述里，可能不再論及俄國宗教當局對世俗當局的態度問題，因為它對俄國社會思想的後來發展，已幾乎不能提供任何資料了。

①大家知道，「皇室代理總主教」斯捷特凡。亞沃爾斯基不同意彼得改革，有時甚至在佈道時發出某些越軌言論，反對改革。但著名的「異教徒」特韋里季諾夫案件表明，彼得多麼輕而易舉地制服了他。

亞沃爾斯基在這個案件上的表現，不符合沙皇的意旨。

彼得大怒，嚇得要死的代理總主教說了下面的話，請求寬恕：「最偉大的沙皇，最仁慈的皇帝啊！

現在是偉大的復活節的星期五，十字架上的基督正在發出偉大的召喚：我們在上天的父啊，請放了他們吧！——我願自己以基。。。。。。。。。。。。。。

督為榜樣，為此向沙皇陛下，如同向我們共同的父那樣，伏地號泣：父啊！請寬恕。在那裡基督說，他們不知道他們所乾的是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啊！

如果再犯，。。。。。。。。。。。。。。

我就無顏再活在皇帝陛下之前了。如果錯在無知，那我的過錯是可以寬恕的，因。。

為聖徒保羅也說：多多感謝上帝，對教會要嚴查，但這事是出於無知，已予寬恕！「。。。。。。。。。。。。。。。。。。。。。。。。

（見吉洪拉沃夫：《十七和十八世紀的俄國文學》，莫斯科，１８９８年，第Ⅱ卷，第２７５頁。）不能說得更卑屈了。這樣的卑屈言詞，恐怕「腐敗的拜占庭」的教會主教也不曾說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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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般貴族和大貴族鬥爭影響下的社會思想運動

如果世俗和宗教當局之間的鬥爭是中世紀歐洲社會思想發展的第一個大推動，則第二個更大和更無比有成效的推動便是第三等級的解放運動。這一運動的社會政治影響是這樣巨大，甚至歐洲大陸各先進國家的君主專制制度的發展，也只能算是它的一個插曲。作為一例，可以指出法國：法國以前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國家。法國國王同封建主的鬥爭時所依靠的是第三等級；因為削弱地主貴族的權力以加強君主的權力，對於第三等級是有利的。我在前面已經指出（見本卷緒論）

，由於莫斯科羅斯的經濟落後而產生的俄國歷史過程的一個相對的、但並非不重要的特點，就是俄國的君主在同大地主的鬥爭中，與其說是依靠城市居民，不如說是依靠小官宦等級，這個等級後來稱為貴族等級。果如所料，這一特點也反映在我國社會思想史中。法國維護王權的最優秀政論家是第三等級的思想家。

被稱為孟德斯鳩的先行者的著名波丹，便是屬於這一等級。而在彼得前的羅斯，莫斯科專制制度的最優秀理論家，卻是一個堅決站在小官宦等級觀點上的人物：沙

-- 198

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８１

皇的「奴隸伊凡。謝麥諾夫之子佩列斯韋托夫」

①。他是波丹的同時代人，年紀比波丹大一些。佩列斯韋托夫出生於A S g立陶宛，很早以前就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幸福追求者，從那裡來到莫斯科②。我們假定，他在莫斯科很不走運：他雖然獲得了大地產，但他的地產很快就荒蕪了。然而這個倒霉的人卻寫了一些著作，內容包含著對內對外政策的整個綱領，與伊凡雷帝的最主要計劃——一部分主要是後來產生的——極相吻合。

在來到莫斯科前，我們的政論家不得不遍游不少地方。

他在摩爾達維亞、匈牙利、波希米亞服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是呼籲面向西方，而是面向東方。他的理想是「土耳其皇帝穆罕默德—蘇丹」

，並相信這個皇帝是一個「博覽土耳其書籍的聰明哲學家」

，後來又讀了希臘的書，因而「他的巨大智慧愈益增加」

③。

佩列斯韋托夫對「達官顯貴」

深為憎恨。

他反覆地說，他們是國家一切禍害的根源。為了證明這一論點，我們的政論家甚至特別寫了一部《君士坦丁皇帝逸聞》。

《逸聞》的主角是君士坦丁。伊凡諾維奇皇帝，就是在他的朝代里，「從土耳

①伊凡。謝明諾維奇。佩列斯韋托夫是十六世紀中葉俄羅斯政論家，小貴族階層的思想家。

他在兩次上伊凡四世的請願書中和政治性小冊子中批評了大貴族當權和橫暴。主張依賴小貴族的中央集權專制政權。——校者②他於十六世紀三十年代末來到莫斯科（見。勒日加的著作《十六世A \ e紀的政論家佩列斯韋托夫》，莫斯科，１９０８年，第１３頁）。

③見前注勒日加的著作，第７１頁。

在這一著作的附錄里，自第５９頁起，刊載了佩列斯韋托夫的著作。

-- 199

６８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其皇帝穆罕默德手裡奪回了薩爾格勒「

①。君士坦丁有「天使的力量」

，他是天生的戰士，他的劍是「天下無敵的」。但是達官顯貴「制服」了他，他們對他發生了最有害的影響，他們的謊言給薩爾格勒帶來了神的不可抑制的憤怒。以下便是這些狂妄的達官顯貴的行為。

「他（君士坦丁——著者）

３歲喪父（伊凡皇帝）

，幼年即皇帝位。其時在君士坦丁城和整個希臘王國，都以基督教信仰為合法。達官顯貴在皇帝未成年時便控制了他的王國，把它弄得凋敝不堪。他們根據謊言作不公正的審判。他們相互間不懷好意，在王國里你爭我奪，象蛇一般嘶嘶咬叫。他們不正當地斂聚錢財，成為巨富。基督教徒受到他們不公正審判的折磨，血淚交流。他們既從有罪方面、又從無罪方面收受賄賂，錢庫里充滿了詐欺得來的金銀寶石「。

②

實際上，君士坦丁十一世則是在２０歲時喪父，４４歲即皇帝位的；在他的朝代里，君士坦丁堡為土耳其人所佔。所以，佩列斯韋托夫的《逸聞》是違反歷史真實的。我們現在不能斷定佩列斯韋托夫是否知道君士坦丁的真實情況。但我們完全可以斷定，他是由於受了某種影響才在他的故事里歪曲——是有意、還是由於不知情，在這裏絲毫沒有關係——歷史的真實。

為此，只要一提伊凡四世是在出生后３歲喪父的，然後將他的下述埋怨之詞和剛剛從佩列斯韋托夫關於君士坦丁《逸聞》中摘錄的那些話，作一番對照，就可說明一切了。

①薩爾格勒是「帝城」之意，俄國昔時對君士坦丁的稱號。——譯者②列日加：《十六世紀的政論家佩列斯韋托夫》，莫斯科，１９０８年，第７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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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８１

伊凡四世說：「同樣，由於上帝安排的命運，我們的母親、篤信上帝的皇後葉琳娜，離世仙游，我同已故的兄弟格奧爾吉離開父母而成為孤兒。我們不能希望從任何地方得到什麼，只有寄希望于聖母的恩典，禱告所有的神，希望得到父母的祝福。我８歲時，治下的臣民都希望改善他們的處境，國無統領，貴族不作任何好事，只是貪求財富與光榮，相互傾軋不休」

，等等等等①。

這裡有一個驚人的巧合：佩列斯韋托夫的《逸聞》寫于伊凡和庫爾布斯基②的爭論開始之前③，卻完全預料到伊凡雷帝的埋怨之詞。這就是說，佩列斯韋托夫將他在仇恨大貴族的十六世紀莫斯科官宦等級中聽到的有關伊凡四世童年的一切，都記在十五世紀初期的拜占庭「達官顯貴」的賬上。這便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設想，這些官宦等級的情緒也在佩列斯韋托夫的其他故事和揭發性作品中，有所反映。

根據他的說法，拜占庭的「達官顯貴」

，掠奪人民，擁有巨額財富，他們在想到將來幼主成年，並顯示其非凡的作戰才能時，無不心懷恐懼。為了不失「本身的安寧」

，他們遂

①Ｈ烏斯特里亞洛夫：《庫爾布斯基A公爵逸聞》，第３版，聖彼得堡，１８６８A年，第１５８頁。

②庫爾布斯基，安德勒。米海洛維奇（１５２８—８３）

，公爵，大貴族。參加過「重臣拉達」。

１５６４年叛變祖國逃往立陶宛，反動封建貴族思想家，與伊凡四世通信爭論，維護大封建主特權。著有《莫斯科大公史》。——校者③勒日加以為，佩列斯韋托夫關於君士坦丁皇帝的逸聞，是在１５４６或１５４７年寫的。

（書見前，第１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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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發出鄭重的誓言，代表上帝」寫了一些書，證明信仰基督的君主只能進行防禦性戰爭，而不能進行進攻性的戰爭。君士坦丁讀了這些書，放棄了原有的好戰計謀（《於是馴服了》）。

但是當他「馴服了」時，帶著水陸雄師來到薩爾格勒（帝城）的穆罕默德蘇丹，便輕而易舉地擊敗了他。

佩列斯韋托夫將其《逸聞》的主題思想表述如下：「富者從來不想好戰，他們只想溫順和謙和。皇帝在國內表現溫順謙和者，其國必窮困衰落，其榮譽必將下降。皇帝在國內嚴厲和英明者，其國必將擴張，其聲名也將光榮地遠播到所有國家。

希臘人由於自己的邪說而「馴服了」

君士坦丁皇帝，所以他們喪失了國家「

①。

君士坦丁由於相信「達官顯貴」

，所以垮台了，而且毀滅了自己的國家。他的征服者穆罕默德蘇丹則善於堅強地控制土耳其的「達官顯貴」。

穆罕默德蘇丹沒有在任何城市給任何一個「達官顯貴」以總督職位，使他們「不敢根據謊言進行審判」。

對於他派到各城市的法官，他常常予以極為嚴厲的處罰。皇帝時常巡查法官，看看他們怎樣審判。人們向皇帝報告他們的惡行說，他們在審判時受賄。沙皇並不治罪，而只是命令重責這些法官，並說：他們倘敢再犯，就對他們治罪。

皇帝命令剝去他們的皮，塞進紙塊，在審判時釘進鐵丁，並在皮上寫道：不這樣雷厲風行，便不能在國內貫徹真理。皇帝應在本國實行真理，對於所愛，只要有罪，也決不姑息。

國

①《庫爾布斯基公爵逸聞》，第７０—７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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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８１

家如不雷厲風行，便如皇帝的坐騎沒有韁繩①。

佩列斯韋托夫完全贊同他的故事主角的這種殘忍。他說，他的穆罕默德「在其國內建立了公正的法庭，消滅了謊言」

②。按照他的意見，「為了使人們無論怎樣也不軟弱和不激怒上帝，」殘忍是必要的。佩列斯韋托夫的這一所謂殘忍有利於全國幸福的意見，是在伊凡四世成為對大貴族的雷霆之前很久，便已發表的。由此可見，他的恐怖最少在某種程度上是符合他的時代的精神的，也就是說，是符合那時莫斯科國的某部分居民、而且有勢力的居民的需要的。

穆罕默德蘇丹將這種「皇帝的威嚴雷霆」

推行於軍隊。

但這並不妨礙他去愛護他的戰士：「他增加了對軍隊的關心，使他的整個軍隊笑逐顏開」

③。戰士因負擔繁重的軍役而受到皇帝的密切關懷。他對戰士說：「弟兄們，不要為服役而悲傷，我們沒有軍隊，便不能存在於世上。儘管皇帝很少疏忽和溫和，但如果他的朝代衰落了，便會有別的皇帝來取得統治。

普天之下，神聖的天使，上天的力量，都要求一刻也不要放下手中武器，要保衛和防護亞當的人類，任何時候都不要喪失軍隊的神力「

④。據佩列斯韋托夫說：穆罕默德組織了四萬名「擅長火器射擊」的「精兵」。這是「很明智的」。他和全國需要這四萬名精兵。「為此，必須使他們靠攏自己，使國內不出

①《莫斯科大公史》，第７２頁。

②同上書，第７３頁。

③同上書，第７４頁。

④同上書，第７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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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現敵人，不發生叛亂。這要求皇帝不犯狂妄的過錯，致使顯貴增加和傲慢起來，也想成為皇帝；而這是他們永遠達不到的，他們會由於自己的罪過而滅亡，國家是不能沒有皇帝的。

為此，皇帝要謹慎小心，精兵則應是忠於皇帝的人，他們忠誠地為皇帝服役，支取皇帝發給的薪餉「

①。

但最重要的是，穆罕默德蘇丹在補充土耳其這一禁衛軍的隊伍時，所考慮的不是軍職人員的出身，而是他們本人的素質。佩列斯韋托夫以為在這方面，土耳其君主提過一些頗為值得注意的見解。彷彿穆罕默德說過：「弟兄們，我們都是亞當的子孫，誰對我忠誠服務而反對敵人，他便是我的最優秀的人」

②。這種見解自不可能為莫斯科的大貴族所樂聞，在他們的眼光里，官級的計較，是極為重要的；但在莫斯科官宦等級的非貴族部分中，這一見解卻引起了很同情的反應。當伊凡雷帝在莫斯科創辦他的俄國「禁衛軍」時，他也不是根據他們的世襲門第，而是根據他們是否稱職來對「亞當的子孫」作出評價的。但佩列斯韋托夫不僅是一個沒有世襲聯繫的官員；我們知道，他是一個立陶宛人。可能，因為這一原故，他在他的政治小說中，不曾忘記添寫幾句穆罕默德蘇丹如何關懷外籍軍職人員的言論。

「在當今皇帝那裡，土耳其的奧爾瑙特—巴夏③，便是一名奧爾尼亞烏特國的俘虜，他能堅強地抵抗敵人，打垮團隊；科洛曼—巴夏也是一名科洛曼國的俘虜，他善於效忠

①同上書，第７４頁。

②《莫斯科大公史》，第７５頁。

③巴夏（ａｍａ，亦譯作帕夏）為土耳其高級軍政長官稱號。——譯者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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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９１

皇帝，反對敵人，大智大勇，所以光榮晉陞。至於他們是誰的子弟，則毫無所知。沙皇為了獎賞他們的智慧，給他們加官晉爵，希望其他類似他們的人，也能為皇帝盡忠「

①。

我還要指出俄國這一部十六世紀非常有意義的政治小說的另一值得注意的特點。小說的威嚴與殘忍的主角，乃是奴隸制的堅決敵人。他認為人只能是上帝的奴隸。他「命令將所有的冊籍，包括全部正文和簽呈，都送到他的面前，予以燒毀。

他給俘虜規定服務期限，工作７年，有力氣者９年。

如有人高價購去，歷時９年仍予扣留者，只要俘虜對他提出申訴，這人便要在這個國家被消滅，被處死刑「

②。佩列斯韋托夫在這裏表現為一個奴隸解放派。這樣的要求發自十六世紀的莫斯科「軍人」口中，可能顯得奇怪。因此，不妨一提在本書緒論中業已指出的莫斯科國經濟發展的某些特點。

這個國家的軍職人員很需要人工來耕種他們的土地。農民離開世襲領地和大地產，這便等於領主和地主的破產。因此，無論領主和地主都一樣需要阻止農民離去。同樣，他們也都想將那些尚未喪失遷徙自由的農民吸收到他們自己的土地上去工作。但是富有的領主，比窮地主更能給遷到他們土地上的農民以更多的優待。所以農民更願拋棄地主的土地而去到他們那裡。完全可以理解，地主對於這種遷移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他們的地產荒蕪，使他們不僅對於所屬農民，——對於這些農民他們使用一切辦法、包括強制辦法，力圖扣留——而且對於大地產的領主，都極為憤怒。約在十六世紀中

①《莫斯科大公史》，第７５頁。

②《莫斯科大公史》，第７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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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葉，由於農民大批離開莫斯科國的中央地帶而逃往逐漸向農民開放的南部和東南邊區，事情就變得更為複雜和惡化了。

這時，中央地帶便遭受了經濟危機，有很重要的政治後果。農民由中央地帶遷往邊區，歸根到底不僅對小地主、而且對大世襲領主，也都破壞了他們的生財之道。由於變窮了，世襲大貴族喪失了他們在莫斯科社會的舊日權勢，而且如在本書緒論中所指出，他們在同最高當局的衝突中，也變得不如以前堅決；而最高當局則是不斷設法使所有社會力量對屈服於自己的。十六世紀中葉的經濟危機極大地便利和加快了莫斯科君主專制制度的最終勝利。這不僅是由於他削弱了大貴族的社會影響，從而減少了他們對國王的抵抗。這還因為地主由於農民自中央地帶遷往邊區而遭受破產，遂愈益成為中央政權的馴服工具，因為只有中央政權才能給他們以援助。他們的這種情緒一般反映在佩列斯韋托夫的政論上、特別在他的有關奴隸制的論述中。經濟危機使小地主和大世襲領主爭取農民勞動力的相互競爭，極為尖銳。

但是，象過去一樣，現在大領主也是不難戰勝小地主的。

在大規模的世襲領地里，現在為了阻止農民遷離，已開始使他們變為奴隸。而且奴役的。。

規模，顯然是頗為廣泛的①。

這一現象沒有逃過佩列斯韋托夫

①阿弗拉米。帕利岑原來在所寫《逸聞》里對這一現象作了描寫。

固然，他的描寫是關於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朝代的，但他認為奴隸制主要是鮑利斯。戈東諾夫和他的支持者的過錯。然而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這一現象在伊凡四世時便已開始，所有的地主只要有辦法，無不力圖奴役勞動力。

帕利岑寫道：「鮑利斯。

戈東諾夫和其他許多重臣顯貴，不僅他們的氏族，而且許多同他們相類似的人們，也都使許多人成為奴隸，為他們服務，白白地在他們家裡不僅作手工或從事精巧的技藝，而且在他們的地產、村莊和葡萄園裡工作，……「

（見《混亂時代俄國古代文物》，古伏文獻研究委員會出版的《俄國歷史叢書》，第１３卷，第４８２—４８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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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９１

的洞察。作為一個勇於徹底思考的人，佩列斯韋托夫想出一種反對推行奴隸制的根本辦法：這就是完全消滅奴隸制。既然想出了這一根本辦法，他便按照自己的習慣，願意引證拜占庭的歷史以證明這種辦法的正確：「在君士坦丁皇帝時，最好的人都為達官顯貴所奴役而無自由，」

因此，也都喪失了任何勇敢精神。他們「經不住堅強的對敵戰鬥，在戰鬥中逃跑，嚇得整團投降外國皇帝，他們受了誘惑」

①。據佩列斯韋托夫說，這一情況也促使穆罕默德蘇丹解放他們。當他給了他們自由的時候，「這些在國王的達官顯貴那裡作過奴隸的人，都成為他們的勇敢的、最好的人」

②。佩列斯韋托夫所指出的個人勇敢精神和自由狀況的這種因果關係，可說是莫斯科羅斯社會思想史中一個最有意義的事實了。但是，我們馬上就可看到，在佩列斯韋托夫的思想里，自由概念的範圍該有多麼狹窄。

穆罕默德蘇丹在指出被他從奴隸狀態中解放出來的人們在戰爭中表現極為英勇以後說：「我所實行的是上帝的意志，上帝樂意我們的部隊由勇敢的青年來補充」

③。他一般地時常引證上帝，而且極為篤信上帝；如果他不轉而信仰基督教，其唯一原因在於他的「穆罕默德後裔」的反對。但是，佩列斯韋托夫雖然竭力渲染他的故事的主角如何篤信上帝，卻從來沒有放棄他的純粹世俗觀點。他認為「真正的信仰」是一回

①勒日加：書見前，第７５頁。

②同上書，第７７頁。

③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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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事，而「真理」則是另一回事。他的穆罕默德故事在結尾時，——通過一個「拉丁人」的言論，彷彿這「拉丁人」同希臘人爭論過拜占庭潰敗的原因問題——表示希望俄國人將土耳其的真理加到真誠的基督教信仰中去：「如果土耳其的真理加上基督教的信仰，那麼，天使便會同他們談話了」

①。在別的一些地方，他表示得更露骨，毫不掩飾地說：真理比信仰更重要。他的故事里的沃洛省長（摩爾達維亞公）彼得向沙皇伊凡。華西里耶維奇提出的第一請願書中說：「如無真理，便什麼都沒有了。」

佩列斯韋托夫是以這位彼得的名義揭發當時的俄國制度的，這位彼得在同一請願書中又說：「不信上帝的異族人，也都認識到上帝的力量，土耳其皇帝穆罕默德蘇丹攻克薩爾格勒（帝城）

，在他的整個國家裡管理公正的法庭，為上帝所喜愛，博得了上帝的歡心，所以上帝幫助他佔領了許多國家「

②。最後，在請願書的其後幾行里，這位沃洛斯基的省長斷然宣稱：「上帝所愛的不是信仰，而是真理」

③。這是約瑟夫。沃洛茨基一類宗教作家未必同意的。

我們的作者在他的一些其他著作里所維護的真理，他筆下的沃洛茨基省長所捍衛的真理，也就是我們在《穆罕默德蘇丹逸聞》一書中所看到的那種真理。佩列斯韋托夫在所有各處都表現為大貴族的死敵。

我們在他的著作中讀到：「沃洛茨基的省長關於俄國是這樣說的：俄國沙皇的重臣顯貴自己

①勒日加：《十六世紀的政論家佩列斯韋托夫》，第７８頁。

②同上書，第６６頁。

③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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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９１

發財懶惰，而國家則日益窮困；他們上任時花團錦簇，人擁馬歡，卻被稱為沙皇的臣僕，然而他們並不堅持基督信仰，亦不兇悍死戰以反對敵人，從而對上帝和國王都在撒謊「

①。沙皇有很多重臣顯貴，但他們對沙皇和國家都無補益。他們過於富有，所以不能好好服務。這位省長繼續說：「他們人數很多，但他們既然沒有好心，而且貪生怕死，所以他們不願為基督的信仰而死，而且希望他們永遠不死。

富人不想戰爭，而只想安逸。

雖然勇士也發了財，但這些人卻是懶惰透頂了「

②。

佩列斯韋托夫攻擊「達官顯貴」相信異教，甚至相信妖術。他覺得有些「達官顯貴」所以能夠接近沙皇，並非由於戰功，亦非由於特殊「才智」

，彷彿使人懷疑主要是在妖術和異教方面。人們說他們是聰明的哲學家：這就是說他們是巫師和異教徒。他們剝奪了沙皇的幸福和才智，在沙皇的心裏燃起異教和妖術的邪火，而瓦解了軍隊「

③。

根據佩列斯韋托夫的意見，對於這種人應該加以無情的處置。

他筆下的沃洛省長說：「這種人應該燒死和使他們凶死，以免禍害再滋生」

④。為了教訓俄國沙皇，他又引述拜占庭的歷史：「但妖術籠罩了信仰正教的君士坦丁皇帝，敵意抓住他不放，消滅了他的作戰才智，抑制了他的英雄氣概，皇帝戰鬥的寶劍放下了，他開始了放蕩的生活。誰也不能以皇帝的

①勒日加：《十六世紀的政論家佩列斯韋托夫》，第６２頁。

②同上書，第６２頁。

③同上書，第６５頁。

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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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地產生活，誰也不能伸首出戶，一步也不能逃避達官顯貴的侮辱和災難：整個國家都受制於他的達官顯貴，人們為了維持生活而給他們揚名。人們等待英明皇帝的出現，然而沒有等到「

①。

整個俄國也將受制於達官顯貴，如果沙皇伊凡不關心及時預防這一危險。在《穆罕默德蘇丹逸聞》里，佩列斯韋托夫就提到土耳其皇帝「命令全國一切收入交納國庫，對於他的達官顯貴，無論在任何城市裡都不給任何人以總督之權，使他們不得實行不公正的審判，不得乘便將公款納入私囊」

②。

從當時俄國制度的觀點看，這種關於穆罕默德蘇丹所行利國措施的好意報道，等於建議取消莫斯科居民所憎恨的「食邑」制度。這種制度使大貴族得以在供養他們的地區，濫用職權，巧取豪奪。必須指出，莫斯科政府很快便採取了斷然措施，取消食邑制度。當然，改革不是按照佩列斯韋托夫的精神進行的。他是一個徹底的中央集權派，主張派任地區行政首長的沙皇官吏，應支領一定的貨幣薪俸。但實際上在十六世紀五十年代，出任地區行政首長的，不是沙皇的官吏，而是受寵的村長、受寵的頭面人物和地方法官。這樣的制度比佩列斯韋托夫所建議的徹底官僚主義中央集權制，開支較小。

一般地說，在我們的政論家的所有實際主張中，有一個似乎尚未被學者們指出的特點。這位天才的人物雖然極為明顯地表達了當時大貴族的意向，卻對當時莫斯科國居民生活和活

①同上書，第６７頁。

②勒日加：《十六世紀的政論家佩列斯韋托夫》，第７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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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９１

動的那些經濟條件，似無明確了解：他過分誇大了他們所擁有的貨幣手段。為了證明切實保證「軍人」生活的必要，他顯然以為莫斯科國能夠用貨幣薪給來償付他們的服務，然而事實上，它只能主要地用土地來償付。這就是為什麼佩列斯韋托夫的計劃，在經濟方面比政治方面更要抽象得多的原故。

應該想到，他的計劃的這一缺點是由於佩列斯韋托夫為一個出生在外國的人。他一生大都居住在波蘭和波希米亞這樣一些貨幣手段比莫斯科充裕得多的國家，當然不了解他的新國王所能支配的經濟手段。

異教徒和巫師使沙皇失去了幸福和智慧，在他們所犯一切罪過中，對國家最危險的是他們「壓制了軍隊」。

「沙皇是由於有了軍隊才強大和光榮的」

①。因此沙皇應從自己的國庫中拿出錢來取得戰士的「歡心」。如果他遵守這一規則，則財源就會不斷，國家就永遠不會窮。佩列斯韋托夫再三重複他的主張：必須不根據戰士的出身、而只根據他們個人的功績，對他們進行獎賞和遷升。對於不惜犧牲生命同沙皇的敵人作戰的「軍人」

，沙皇必須「使其靠近自己，完全信任他們，聽取他們的一切申訴，象父親對待自己的子女一般愛護他們，對他們慷慨解囊」

②。這種田園詩的意景，伊凡雷帝後來在其同禁衛軍關係中按照他的粗暴方式實現了。

前已述及，佩列斯韋托夫不僅注意莫斯科國對內政策，而且注意對外政策。我們已經知道，掠奪成性的遊牧部落的侵

①勒日加：《十六世紀的政論家佩列斯韋托夫》，第６５頁。

②同上書，第６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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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１俄國社會思想史

襲，對於俄國定居農民的生活起了多麼大的破壞作用。佩列斯韋托夫對於這一作用是完全明了的。

他以為摩爾達維亞公關於莫斯科沙皇反對遊牧部落鬥爭的任務，提出如下意見：「這個國王只要統領兩萬佩帶大大夠用的火箭的青年勇士就行了，戰士駐紮在烏克蘭的土地上，面向敵人克里米亞沙皇的堡壘從國庫支取年薪；他們對活在戰場上與敵人——克里米亞沙皇作戰的生活習以為常。這２萬人將勝過１０萬人，而烏克蘭將永遠富有而不致因抵禦敵人陷於窮困。這樣強大的（莫斯科）沙皇是能夠為所欲為的」

①。

佩列斯韋托夫對於莫斯科同喀山國的關係同樣注意、莫斯科國王的忠實同情者「沃洛省長」

，在他的故事里是這樣說的：「我從到過喀山國的許多軍人那裡聽說，這喀山國與邊區相比，好處甚多」

②。這個地方一定要去征服。這位沃洛省長又說：「我們非常奇怪，這樣一個小國，一個非常合乎心意的小國，雖處於這樣強大的沙皇的肘腋之下，卻不友好，而沙皇反要對它長期容忍，忍受他們帶來的憂傷。即令這樣的小國討好我們，與我們交好，我們也不應因為這種討好而容忍」

③。保持這種意見的，不只沃洛省長一人。如果相信佩列斯韋托夫的話，則在立陶宛，就有些「拉丁哲學家和博士」

預言伊凡。華西里維奇沙皇將戰勝喀出國，「派出他的英明戰士

①同上。

②同上書，第６８頁。

③勒日加：《十六世紀的政治家佩列斯韋托夫》，第６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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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９１

去攻佔它，而且為它舉行洗禮「

①。同樣聰明的而有學問的人以為，沙皇的首都應遷往下諾夫戈羅德②。

佩列斯韋托夫在將沙皇的崇拜者沃洛省長的意見報告沙皇時，又提到奴隸的解放問題。按照他的說法，奴隸制是惡魔想出來的。惡魔在亞當被逐出天堂后誘惑了他，奪去了他的「證件」。上帝憐憫亞當，用他對「自由的愛好」贖了他的罪過，由地獄中折磨了他，撕毀了他的「證件」。現在那些要別人畢生為其工作的人們，都是討好惡魔，毀滅了自己的靈魂。佩列斯韋托夫在引述這一神學論據——當時的最高論據——時，再次提出我們前已知悉的社會心理學論點，並用同一神學論據來證明這個論點正確：「那個地方實行奴隸制，那裡就發生一切惡行：搶劫，掠奪，侮辱，都會發生，整個國家就會衰落，上帝震怒，惡魔高興」

③。這裏已可明顯看出，對大貴族壓迫的恐懼，促使佩列斯韋托夫要求奴隸的解放④。

①同上書，第６８頁。

②同上書，第７８—７９頁。

③同上書，第６７頁。

④這就是為什麼不能無條件地接受勒日加先生的意見的原故，他以為佩列斯韋托夫反對奴隸制，使我們不得不假定他同產生當時的異教徒的環境有聯繫。

勒日加先生指出，在１５３—１５４年宗教會議上受到審判的馬特維。巴什金，同佩列斯韋托夫一樣，認為奴隸制不符合基督教義的精神。然而問題在於佩列斯韋托夫提出反對奴隸制，不僅是以神學考慮為依據。

他從國家利益的觀點進行考慮。

在他對奴隸制影響的批評中，首先聽到的是奴役勞動居民的大貴族的敵人。而由於大貴族的敵人，在當時的官宦等級里除佩列斯韋托夫外，還有很多，所以，可以假定，對大貴族強暴的恐懼使某些其他下屬人士相信，解放奴隸是有好處的。例如，盡人皆知，西爾韋斯特爾牧師便解放了他的全部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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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哪個地方實行奴隸制，那裡就發生一切惡行」。這是一個完全正確的思想。這一完全正確的思想最少已為伊凡。華西里維奇雷帝的一名——然而很可能不只一名——軍職人員所熟知。指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同樣重要的是，指出這一思想只不過促使佩列斯韋托夫要求消滅奴隸制度。奴隸制只是人奴役人的許多形式之一。但是佩列斯韋托夫沒有問問自己，是否人奴役人以及莫斯科國的「一切惡行」

，都將因奴隸制的消滅而消失呢？如果他問過，那他除消滅奴隸制的要求外，也只會提出一個要求：這就是要求限制大貴族的力量和權勢。他認為實現這一要求的最好辦法，是發展沙皇專制制度。他連想也不想，沙皇的專制制度本身便可能成為全國被奴役和國內一切惡行的根源。我們在他的著作里，從未絲毫看到適當限制最高權力的任何表示。從這方面說，他比他的同代人，即前述法國人波丹，是大有遜色的。

波丹也是一個堅定不移的保皇派。但他希望君主服從「自然法則」

，保障所屬臣民的「天賦自由」

①。他將君主政權分為三類。他說：「所有君主制都或為世襲君主制，或為國王制，或為暴君制」（Ｔｏｕｔｅ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ｅｓｔＳｅｉｇｎｅｕｒｉａｌｅ，ｏｕｒｏｙａｌｅ，ｏｕｔｉｒａｎｉｑｕｅ，第２７２頁）。在國王制的君主國，國家元首尊重其臣民的天賦自由。而這種天賦自由表現於臣民有處理其財產的自由（財產的所有權，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ｄｅｓｂｉｅｎｓ）

，世襲君主制的特徵，按照波丹的說法，在於臣民既沒有人身自

①波丹：《共和國六論》（《ＬｅｓｉｘｌｉｖｒｅｓｄｅｌａＲｅ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巴黎，１５８０年版，第１１卷，第２７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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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０２

由，也沒有處理財產的自由。波丹以為世襲君主制是第一個君主制（即政體的第一種形式。——著者）。

不要將世襲君主制同暴君制混為一談。踐踏本國法律者為暴君，而世襲君主則可能是一個完全守法的君主。波丹指出，古代波斯便是世襲君主制的一例，那裡的一切都為國王所有，一切居民都是國王的奴隸。

時過境遷，臣民對國王的奴隸依附逐漸減輕，所以最後，這個君主政體只在名義上是世襲的。

然而就是現在，有些地方還實際存在。它存在於亞洲，衣索比亞，甚至存在於歐洲：在土耳其，韃靼和莫斯科。波丹沒有忽視的一個事實是，莫斯科沙皇的臣民，都自稱為沙皇的奴隸（他寫為ｌｅｓｃｈｌｏｐｅｓ，並解釋說，即奴隸）

①。根據波丹的意見，在世襲君主制的國家裡，國王所以被神化，就是因為他在那裡既是人的主宰，又是財產的主人。世襲君主制國家的居民由於是本國國王的奴隸，都要受奴隸般的懲罰。波斯在阿塔克舍爾克斯皇帝以前，對於罪犯，甚至對於身居高位的罪犯，都習慣用肉刑。阿塔克舍爾克斯第一次決定懲罰罪犯時，要象以前一樣剝去他們的衣服，但受鞭打的不是他們，而只是他們的衣服。同樣根據他的命令，不再拔犯人的頭髮，而只是拔去他們帽上的茸毛②。波丹認為，這證明時過境遷，波斯的君主制度事實上已不再是世襲君主制了。由此看來，他認為對臣民施以肉刑是世襲君主制的主要外部特徵；而臣民對君主的奴隸依附則是造成這一特徵的原因，這種依附的表現便是

①《共和國六論》，第２７４頁。

②同上書，第２７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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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臣民無權自由地安排自己和處理自己的財產。這個觀點比那種流行的老生常談是深刻得多了。按照老生常談，則東方專制國家甚至對身居高位的人們實行肉刑，——試一回憶舊莫斯科及其鞭刑、笞刑以及連根拔除鬍鬚等等，——是由於缺乏「文化」。波丹知道，甚至在最文明的國家（希臘、羅馬）

，主人也對其奴隸施以肉刑；而在文明落後很多的國家裡，其自由居民卻不能想象他們的國王會這樣對待他們。

波丹懂得，問題不在於缺少「文化」

，因為文化本身也只能是一定社會關係的結果；而在於這些社會關係，其本質便是所有社會力量都受以國王為代表的國家的奴役。同樣，他顯然很知道，世襲君主國的臣民所以把他們的國王神化，並不是因為他們的不文明，而是由於他們的奴隸地位，由於這種地位，國王對於他們是神，是一切幸福的來源。

①他儘管出於理論上的需要，認為必須提醒讀者：世襲君主是一回事，而暴君又是一回事；但他本人卻是一個堅決的「國王制」擁護者，因為

①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說，將兩種不相協調的屬性：沙皇和世襲大地主，結合在「最高當局一人之身」

，乃是一個「反常現象」

（《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１６頁）。波丹更有根據地認為這兩種特性的協調，更確切地說，它們的完全符合，就東方專制國家而言，乃是完全正常的。

克柳切夫斯基說：「人們不把國家理解為由最高當局管理的人民聯合，而理解為國王的經濟體；居住在國王世襲領土上的各居民階級，都按其經濟來源的重要性參加這個經濟體。因此，人民的幸福、國家的宗旨都服從土地主人王朝的利益，而且法律本身也具有經濟命令的性質，這種命令發自莫斯科河畔的克里姆林莊園，它規定所屬當局、主要是地區當局的活動，但更多的是規定居民履行各種義務的程序」

（同上書，第１６頁）。我們在所有東方專制國家裡所看到的正是這種情形。

如果這是「反常現象」

，那就應該說，在東方專制國家裡，這種「反常現象」在數百年，乃至數千年裡，已成「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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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０２

「國王制」給居民以人身和處理財產的「天賦自由」。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國家學說上，波登是處於一定發展階段的第三等級的思想家。這個發展階段的特點，首先在於這個等級在反對封建主的解放鬥爭中，尚不完全相信其本身的力量，因而支持了國王取得專制權力的野心。這種專制權力可幫助資產階級剷除其歷史道路上的封建障礙。因此，資產階級同這種權力妥協，甚至把它理想化了。但是資產階級同它的妥協、乃至把它理想化，只是在它幫助資產階級向前發展的限度之內，用波丹的話說，就是在它不改變其為國王專制，不侵犯公民的個人權利和公民的「真正私有主」（Ｖｒａｉｓｐｒｏｐｒｉéｔａｉｒｅｓ）的權利的限度之內。

如果君主也想象東方君主那樣對待其臣民的財產和臣民自身，則專制權力對於法國第三等級便是一種不堪忍受的桎梏了。這樣的君主，波丹是一定要把它算作暴君的。

不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十六世紀的莫斯科政論家是完全不能理解當時法國先進政論家所制定的社會政治概念的。波丹完全正確地將「莫斯科」列為世襲的君主國。莫斯科的社會力量越來越加受國家的奴役，國家元首自然把這種力量視同奴隸。這一點波丹是注意到的。在這種社會發展方向之下，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維護沙皇專制制度的政論家，甚至不能想象會有這樣的「自然法則」

，能夠在公民或經濟生活中規定某種界限。我們知道，佩列斯韋托夫不僅了解自由這個概念，而且明確地看出了許多社會罪惡同奴隸制的因果關係。然而在其實際計劃里，他並未超出取消奴隸制要求的範圍。

「自由」是一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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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的概念，其內容在每一特定時間都決定於特定的具體的——歸根到底，經濟的——條件。根據佩列斯韋托夫的觀點，解放國內的居民，便是消滅（「撕碎」）賣身契。他不能象波丹那樣，為莫斯科國的居民要求「真正私有主」的權利。他是這樣一部分官宦等級的思想家，他們的命運同封建土地佔有制的命運最密切地聯繫在一起。而純粹的封建土地佔有制則是將「真正私有主」的權利交給國王的；它給予地主的，只是因服役而暫時使用土地的權利。象不久以前國有財產部分配我國土地于其部門所屬農民一樣，國王在地主之間為了酬勞他們服完軍役而分配以土地。

１５６年伊凡四世注意到「有些達官顯貴和軍人佔有了許多土地，而服役情況很差，他們的服役同國王的賞賜和領地不相配稱」。

因此，他命令——他的上諭保存在編年史里——實行平均分配：「在封地里實行土地清丈，應得多少就給多少，餘額分給貧困戶」

①。這是一次在地主之間實行的真正「土地平分」。如果地主享有「真正私有主」的權利，這是不可能實行的。然而在莫斯科國的當時經濟情況下，這樣的土地重分則為利於「軍役」所必需，而且對於地主本身也是有益的。這就是為什麼地主階級的理論家佩列斯韋托夫不能聽任這種重分違反「自然法則」

的原故，正如第三等級的理論家波丹也會作此主張一樣。

不僅如此。

佩列斯韋托夫定會感到這樣的土地重分，——以及將土地的「真正私有主」

的一切權利轉移給國王，——是保障軍人，即使軍人獲得實際自由的必要條件。我在上面業已指出，他可

①季亞科諾夫：《古代羅斯的社會和國家制度概論》，第２６９—２７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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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０２

能由於在一些社會及經濟發展與莫斯科大不相同的國家居留了多年，不很了解莫斯科經濟生活的特點。但是，他既然保持著莫斯科官宦等級前述部分的觀點，便必然領會到這種特點所造成的關於君主權力的特性的全部概念。他的自由要求沒有超過取消奴隸制的範圍。當他想為其政治理想尋求一個典範的時候，他的目光自然不是向西方看，而是向東方看，向波丹公正地稱之為世襲君主制和以居民對國王的奴隸依附為特徵的國家看。

在波丹的著作里，有一段引自普盧塔爾霍夫所寫《費米斯托克洛傳記》的很有教益的摘錄。波斯宮廷的一名皇帝衛隊長阿塔班，在傳記中對費米斯托克洛說：「你們希臘人最為珍視自由和平等。而在我們看來，在我國大量法律中，則以規定我們必須尊敬我國皇帝，崇拜他象崇拜上帝一樣那條為最好。」

莫斯科國的居民也認為必須不僅由於恐懼、而且出自良心，對自己的國王尊敬和崇拜，作為塵世的上帝。同樣的原因總會產生同樣的結果。由於歷史的發展將莫斯科國王的權力範圍擴大到東方「世襲君主制」的相應權力所特有的那樣廣度，莫斯科的社會思想也就越加具有東方的氣質了。我們往下就可看到，莫斯科人在混亂時代同波蘭人談話中所發表的見解，同很久以前阿塔班同費米斯托克洛談話中所發表的見解，是完全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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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貴族和僧侶鬥爭影響下的社會思想運動

在我們面前，佩列斯韋托夫是這樣一部分莫斯科官宦等級的理論家，他們急切地需要擴大沙皇對於所屬臣民的財產（自然首先是不動產、地產）的支配權。佩列斯韋托夫絲毫不願想到給沙皇權力設定範圍的任何「自然法則」

，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有一個問題：那些領有較大世襲領地的官宦等級的最高部分，由於有利於「軍人」的「土地重分」而可能蒙受和實際上很快就已蒙受重大損失，對於這一「自然法則」

，是否也未想到呢？對於這一問題，只能作肯定的答覆：是的，他們想到了這種法則。然而值得指出，就是這最高部分也從未想到要利用明確規定的法則標準來限制沙皇的權力。他們與其說是提出要求，不如說是作過建議，而且他們的建議也沒有涉及國家制度、而只是涉及國家管理。從這方。。。。

面說，有一本叫做《瓦拉穆的術士聖謝爾吉伊和聖赫爾曼的談話》的著作，是頗堪玩味的。這本書的創作可能是在十六世紀五十年代下半期①。

①見《古文獻委員會研究年鑒》（１８５—１８７年）

，聖彼得堡，１８９５，第１０輯，第２部分，第１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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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０２

聖謝爾吉伊和聖赫爾曼堅決主張「父老兄弟」即修道士都要完全服從沙皇，這本書便是用他們的名義寫的。

他們說：「懇求你們，心愛的父老和親愛的弟兄們，你們要服從信仰正教的沙皇和大公，要關心俄國的大公，要在一切事情上依從他們，要為他們祈禱就象為你們自己祈禱一樣。我們將由於這種祈禱而得到寬恕。祝我們的君主一切幸福，為了他們應該象為了我們的東正教信仰那樣，犧牲自己的生命，拋卻自己的頭顱。可是，我們為了這種對上帝的善行，是不會損失一根毫毛的」

①。我們馬上便可看到，為什麼《談話》的作者要上述兩位聖徒向父老兄弟們、即修道士們發出號召，為什麼他認為必須要求他們完全服從。那時我們便可相信，這一要求的產生是由於我們已經知道的一種社會生活矛盾。現在應當指出，《談話》的作者談到沙皇權力時，是把它描繪為應該是無限制的。

「上帝將整個最高權力賦予舉行過登極塗油儀式的沙皇和上帝所選擇的公爵。上帝賦予俄國公爵和沙皇以統治所有人的最高權力」

②。對於沙皇權力範圍的這種規定，就是佩列斯韋托夫本人，甚至費米斯托克洛的對談者波斯官員阿塔班也很難有所補充了。同這種沙皇權力無限論全完符合，《談話》的作者深信，沙皇對於篤信宗教問題亦有給予最高關懷的責任。他主張「沙皇和大公應對各寺院和全國各地都發出朝廷溫良的威懾，不剃鬍鬚，也不對他們的最高地位有任何危害；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必須完整不苟地划十

①《古文獻委員會研究年鑒》，第１０輯，第２部分，第２頁。

②同上書，第２—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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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字，全年實行齋戒祈禱；無論男女，凡年齡達十二歲者，都要向主和神父說出自己的心事。全世界的信徒和軍隊都應擁護沙皇，但不是一切人都對最高的沙皇負責「

①。沙皇還應關懷宗教書籍的修改②。《談話》的作者斷然反對一種意見，——這種意見顯然也是在十六世紀的莫斯科國產生的——似乎上帝是「隨心所欲」或「獨斷獨行」地創造了人。

「如果上帝是『獨斷獨行』地創造了這個世界上的人，那他就不會設置沙皇和大公以及其他權力，也不會使人群各自分離」

③。象佩列斯韋托夫一樣，《談話》的作者認為沙皇的威懾是必要的。如果沒有沙皇的威懾，則人們不會齋戒，不會懺悔，也不會尊敬神父④。但是，佩列斯韋托夫力圖使沙皇的威懾主要用來對付「達官顯貴」

，而《談話》的作者則認為沙皇必須經常同「達官顯貴」

、同佩列斯韋托夫所憎恨的這些人磋商。

他筆下的聖謝爾吉伊和聖赫爾曼直接了當地說：「沙皇應與大貴族及親近的寵臣切實磋商一切。」

由此可見，《談話》的作者就令本人不是「達官顯貴」

，也是完全站在他們的觀點上的。作為當時的一個塵世中人，他絕不會否認「軍人」的重要意義。但是他知道並且記得，他們的行為每每不完全是「愛基督的」

，因此他認為必須用聖徒的名義對他們宣讀這樣的訓示：「異教徒在戰爭中勇於殺人、劫掠、淫亂，將他們的

①同上書，第２４—２５頁。

②同上書，第２７頁。

③同上書，第２５頁。

④《古文獻委員會研究年鑒》，第１０輯，第２部分，第２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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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０２

勇氣用於一切骯髒的惡行，並因此受到誇獎。但忠誠的信徒在戰爭中應該在行為上效法沙皇，堅定不移地反對基督十字的敵人；對於同信仰的人們和在他們家裡，應態度謙和，慨慷寬容，不毆打、更不折磨，不從事劫掠，不侮辱婦女，不危害修女、寡婦、以及其他孤兒和一切東正教的基督徒。看到他們流淚和哀嘆，所有的軍人都應竦然恐懼，不作惡「

①。

《談話》的作者長篇累牘地證明一切權力都屬於沙皇和他所委派的官吏。他也是擁護「世襲君主專制」的。但他勸告沙皇珍惜國家的支付能力。

「沙皇應該在徵收任何收入時要手下留情，作事要寬大為懷，不要發怒，也不要聽信流言」

②。

《談話》的作者雖然對專制君主極為尊重，但迫使瓦拉穆的術士們對沙皇在國家管理上的疏失以及沙皇的「簡單化」

（也就是……思想遲鈍）

，表示擔心。根據術士們的意見，這種疏失和簡單化主要表現於沙皇不再聽從其天然顧問們（即大貴族）的意見，而接受了出家的僧侶們的影響，這種僧侶便利用其影響斂聚財富。

「然而沙皇不應單純，而應與顧問們磋商一切事務。……沙皇無意間愚蠢地阻止僧侶拯救靈魂多到不可勝數，使他們受到無窮的巨大災難，從而向沙皇提出無所謂的荒謬的請求」

③。沒有這種簡單化毛病的沙皇，則是通過他的軍政長官，而不是通過僧侶來管理國家的。

「如果世界上還有僧侶當權，而不是沙皇的軍政長官當權，那上帝是不會

①同上書，第２１—２２頁。

②同上書，第２１頁。

③《古文獻委員會研究年鑒》，第１０輯，第２部分，第１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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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寬恕的「

①。

《談話》里的瓦拉穆術士們對僧侶進行了最猛烈的揭發。聖徒們逃出塵世，不求財富；「而我們看來，罪惡多端的該死僧侶，則向仁慈的沙皇和天主說盡謊話，貌似偉大，名為僧侶，卻是沒有僧侶德行，壞事作盡而不作好事的僧侶」

②。

貪婪使僧侶倡導「新的異端」

，這就是他們錯誤地以為他們也可領有地產。

「這絕對是僧侶的滅亡。由於這種壞事，基督徒中的狡猾惡魔，以僧侶的外貌，利用沙皇的簡單化和大公們給予的薪俸，阻止僧侶去拯救自己的靈魂，使他們受到無窮的巨大災難；因為，這種權力是由上帝給予沙皇、大公和塵世的當政者的，而不是給予僧侶的」

③。

《談話》將僧侶說成是能夠干出一切狡猾的勾當和卑鄙行為的人們。他們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膽敢故意曲解聖書。

「而沙皇卻不管、也不注意許多僧侶中的書生根據惡魔的誹謗性的險惡意圖，從聖書中尋章摘句，刪除真正的聖書旨意，代之以對己有利的敘述，然後提交宗教會議求證，似乎這就是聖書和聖徒之作」

④。這個地方證明，「聖書」論點不那麼容易嚇倒《談話》的作者。為了取得完全的效果，他卻用「最近以來」的情況嚇唬讀者說：「最近以來，僧侶們用謊言迷惑沙皇、大公以及其他當權者，向所有親近者預告說，猶大出賣耶穌，所有以往的長老學者都將被釘在十字架上。最近以來僧侶學者也想用自己的謊言

①同上書，第２３頁。

②同上書，第２０頁。

③同上書，第２１頁。

④同上書，第１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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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１２

迷惑，開始盜竊沙皇和大公。沙皇未注意及此，聽信他們所說的謊言「

①。我們已經知道，在彼得以前的羅斯，「最近以來」的論點是神學論點中最有影響的一種。毫不奇怪，我們的作者要用這一論點來反對他最痛恨的「長老們」了。

然而讀者如果以為《瓦拉穆術士的談話》的作者在描寫「最近以來」

的情景時只是根據他的幻想，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他用以描繪這一情景的資料，是從實際生活的觀察中得來的。

例如，作者說，「最近以來」

由於僧侶的罪惡和沙皇的簡單化，曾發生如下情況：「人們開始無端自擾，以為災難臨頭，有的地方由於僧侶的罪惡而開始發生頻繁的飢荒和瘟疫，許多地震和洪水，內亂和戰爭；世上開始各種各樣的城市毀滅和紛亂，偉大的王國內將人心惶惶、驚駭萬分，鄉村荒蕪，十室九空，居民減少，土地雖然遼闊，而人口越來越少，剩下的居民在這遼闊的土地上竟無以為生」

②。

上述莫斯科國中央地帶的荒蕪造成一種情況，即儘管莫斯科土地是「更遼闊了」

，然而由於人工愈來愈少，居民的生產力愈來愈弱，所以「剩下的居民」在這遼闊的土地上比以前更貧困得多。對於這一情況，《談話》的作者並未忽視，而且在他所描寫的「最近以來」的景況里，大加渲染。這一景況的其他同樣突出特點使我們設想，這個時代的具有洞察力的莫斯科人就已預見到混亂時代的到來。

《談話》中預言城市

①《古文獻委員會研究年鑒》，第１０輯，第２部分，第２６頁。

②同上書，第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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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毀滅、內亂和戰爭也未必是一種詞藻的修飾。同樣，我們的作者的上述言論恐怕也不是由於他喜歡修辭的原故：「沙皇不能把握自己皇家的分寸，每每安於皇家自身的簡單化，遷就僧侶的罪過和塵世的縱慾」

①。如所周知，英人弗萊徹于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朝代訪問莫斯科國后，便預言混亂時代的到來。完全可以設想，他是根據同他接觸的莫斯科人聽到的事實作出這一預言的。而《瓦拉穆術士談話》的作者所描寫的「最近以來」的景況卻使人想起，關於「內亂」的比較自覺的預期，在伊凡四世朝代便已產生。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因為《瓦拉穆術士談話》的作者還不能預見這一朝代的結束。

這樣，在無疑出身於世俗環境的人士的指使下，瓦拉穆的術士在《談話》里草擬了一個完整的綱領，其內容可以概述如下：１國家的無限權力屬於沙皇；A２沙皇管理國家，與大貴族協商，但不受僧侶「這些未A埋葬的死人」的影響。

３沙皇珍惜國家的支付能力，約束軍人，不許他們壓迫A和平居民。

４寺院不得再佔有已有居民的土地。

A我們看到，這一綱領有利於「達官顯貴」

、但不利於僧侶。

它無論在經濟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是反對僧侶的。它對我在本卷第一章關於莫斯科羅斯政教當局的相互鬥爭的論述，是一個補充。

①同上書，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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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１２

莫斯科國王需要土地；他需要很多土地。

為了增加土地，以伊凡三世為代表的莫斯科政府便已提出僧侶地產國有化問題。與此同時，莫斯科政府還逐漸地、但卻一貫地縮小了世襲領地的土地佔有者權力。政府在這方面的理想是將世襲領地完全變為封地。為了實行這一轉變，伊凡三世的侄兒伊凡雷帝大顯身手，利用他制訂的皇帝直轄部分國土製度實施了佩列斯韋托夫的綱領，綱領中的「和」

（《》）

，即是綱領全S部內容——涉及沙皇對其臣民財產無限制的關係所依存之點。據Ｃ普拉托諾夫教授說，「皇帝直轄部分國土製度摧A \毀了舊時存在的貴族土地佔有形式。通過對土地實行強制的經常交換，這個制度在一切必要的地方消滅了有封邑的世襲貴族同其世襲領地的舊聯繫，並將雷帝認為可疑的世襲貴族疏散到國家各區、主要是疏散到邊境地區，使他們在那裡變為普通的有公職的地主①。當這位立陶宛人的綱領獲得實現，並由這位」天生的「莫斯科國王根據莫斯科經濟條件作出相應補充的時候，當官宦階級財產關係方面的真正革命完成的時候，大貴族的政治作用——按照這位普拉托諾夫教授的意見——就永遠消滅了。但暫時革命還只是在準備之中，暫時生活還只是在為佩列斯韋托夫的未來綱領陸陸續續地創造具體的基礎，暫時世襲大貴族的政治作用還未被堅定不移地消滅，所以莫斯科的官宦」世襲貴族「

，便力圖維護其自身的生存，阻止日益逼近的威脅，把這種威脅轉向其他方面。但他們是講求實踐的人，而不是理論家。他們很了解莫斯科國的

①《混亂時期史綱》，第１４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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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經濟狀況。他們深知，實際上在當時條件下，增加土地總額是國家的最迫切需要。因此，他們欣然響應「伏爾加河中下流左岸的長老們」

，即為數無多、但很有影響的一部分僧侶的宣傳，這部分僧侶站在宗教禁欲主義的觀點上，認為寺院不應領有人。稠密的地產。大量遼闊寺院地產的國有化，可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國家的土地總額，從而可將轉變世俗世襲領地為封地的危險，延期發生。這一事實是對維護大貴族利益的政論家用瓦拉穆術士名義寫出這一綱領的整個經濟方面的充分說明。

至於這一綱領的政治方面，這裏必須注意下述情況。莫斯科政府在沒收寺院世襲領地問題上遭到僧侶等級的堅決抵抗，實行妥協，仍將這種領地留給「未埋葬的死人」掌管，而政府則限於對寺院土地進行監督以後，僧侶當局差不多在尼空總主教時期之前，長期放棄了反對情緒，而扮演了莫斯科專制君主的積極支持者的角色。寺院領地的擁護者約瑟夫。

沃洛茨基及其門徒「奧西夫派」

①，不久前還是世俗當局措施的批評者，現在卻一變而為專制制度的滿懷信心宣傳家。在這方面，他們同那些力圖依靠沙皇的無限權力來反對大貴族的小貴族思想家們，可謂殊途同歸了。毫無限制的沙皇權力為實行上述土地革命所必需，這種土地革命是有利於小貴族

①「奧西夫派」——十五世紀末１６世紀中葉俄羅斯國家內一個宗教政治派別，在俄羅斯中央集權國家進一步鞏固的過程中，他們支持了大公國的政權。奧西夫派這個名稱是因為他們為宗教政治家約瑟夫。沃洛茨基的門徒而起的。——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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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１２

而不利於大貴族的。在有關這一革命的問題上，「奧西夫派」

完全站在沙皇和貴族方面。正如大貴族絲毫不反對寺院地產國有化，僧侶中的「奧西夫派」——即僧侶等級的最大部分，而且只有這一部分才具有比較重大的實際作用——也完全不反對沙皇政權對世襲貴族的強硬態度。因此，大貴族對「奧西夫派」

及對國王的影響抱著恐懼的態度，便毫不足怪了。

莫斯科的大公和沙皇按照自己人間的上帝必須維護對天上的上帝的純潔信仰的地位，必須同有權勢的宗教人士的接觸，當然要比他們同低級官宦等級的接觸，頻繁得多。佩列斯韋托夫在其給沙皇的第二次請願書中寫道：「我去國十一年，未能一見陛下」

①。然而任何莫斯科的修士大司祭或主教「要見沙皇」

，卻是容易得多了，至於宮廷中的神父就更不用說了。而且不僅莫斯科的僧侶們如此。我不妨在這裏提前一述庫爾布斯基公爵關於伊凡四世與僧侶華西安。托波爾科夫在遠離莫斯科的基里洛－白洛哲爾寺院會晤的敘述。伊凡四世問華西安：「怎樣才能統治得好，而且得到強大精幹的人為我服務呢？」這位長老「按照舊時代的慣常尖刻語調」機智地答道：「如果要做一個專制君主，那就不要在身邊任用任何強過自己的顧問人員，因為自己要勝過一切人，才能確保統治，而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如果把最有智慧的人擺在身邊，那就會不得不聽信他們的意見「

②。庫爾布斯基相信，這種「惡魔的三段論法」

（他這樣稱呼華西安。托波爾科夫的答覆）

深

①勒日加：《十六世紀的政論家佩列斯韋托夫》，１９０８，第７９頁。

②《庫爾布斯基公爵的逸聞》，第３７—３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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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合沙皇的心意，對沙皇的國內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

因此，兩位瓦拉穆術士為什麼要廣泛談論「簡單化」的沙皇和「未埋葬的殭屍」磋商國是對國家怎樣危害，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未埋葬的殭屍」——當然是指「奧西夫派」——對沙皇的影響，根本破壞了名門大貴族對沙皇的影響。因此，《瓦拉穆術士談話》一書的作者對於同僧侶們會商國是的沙皇，提出了「最近以來」的威脅，便不是沒有原因的了。

我希望這毋須作進一步的解釋。但關於我們所研究的《談話》，還要指出一點。聖謝爾吉伊和聖赫爾曼注意到寺院勞動者、即農民的困苦狀況：「現在，我們該死……領有鄉村及農民，統治他們，對他們兇惡和殘忍，說盡謊話」

①。這兩位瓦拉穆的術士提到，僧侶應愛護所有勞動者和預備修道士以及其他東正教信徒，然而他們事實上卻殘酷地剝削所屬農民。勞動者「為我們僧侶整天無事不作，用他們的自願和強迫勞動來養活我們，對我們唯命是從。然而我們該死，卻受惡魔的指使，凌辱這些上帝選定的人們，彷彿他們是信奉異教的外國人和其他卑鄙的人們。啊！我們狂妄無知！……使他們受到可怕的遵守宗教法規的裁判」

等等②。

作為俄國社會思想史中的一個事實，聖謝爾吉伊和聖赫爾曼的這一熱烈宣言表明，《談話》的作者完全站在大貴族的觀點上，對於寺院農民的悲慘狀況，是既感覺到了，而且進行了譴責的。象我們現在所要說的一樣，他完全明白佔有世襲領地的寺院僧侶，

①《古文獻委員會研究年鑒》，第１０輯，第２部分，第１７頁。

②同上書，第１７—１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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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１２

是靠剝削農民而生活的。

他並且毫無顧忌地說出了這一點。

矛盾導致進步。在分為階級——或分為等級，這在一定場合都是一樣——的社會裡，階級鬥爭使人們看到，如果沒有階級鬥爭，他們就不會看到的真理。當然，處於特權地位的人們在看到這些真理時，他們的理解是頗為片面的。瓦拉穆的術士們為寺院農民的悲慘狀況而痛心疾首。然而他們忘記問問自己，在大貴族的世襲領地里農民是怎樣生活的。

我們知道，。。。

這種情況的發生，是由於《談話》的作者所維護的是大貴族的利益。多年以後，英國的勛爵亦曾責備英國工廠主對工業無產階級的殘酷剝削。

可是好心的勛爵也忘記問問自己：「在我們自有的地產里工人是怎樣生活的？」

工廠主代他們提出了這一問題。他們辛勤地進行了全面調查研究，充分證明英國農村工人的狀況，一點也不比工業無產階級好些。

據我所知，維護寺院地產的「阿西弗良派」沒有想到給十六世紀的莫斯科大貴族盡這番義務，這是很可惜的！

《瓦拉穆術士談話》的某些抄本里附有一件很有意義的文件。這個文件的標題為《根據瓦拉穆的聖徒謝爾吉伊和赫爾曼修道院長對統治大諾夫戈羅德的公爵及軍政長官和同他們一道的諾夫戈羅德人的誹謗的幻想而作成的同一談話的另一傳述》。實際上，這一文件並不是「同一談話」的另一傳述，而顯然是出於另一作者的手筆。

但這一事實更使它具有意義。

根據《另一傳述》的作者的意見，俄國的一些熱愛基督的沙皇需要加強其軍隊與地方軍政長官和在各方面擴充其國家。

但這一事業不是靠最高政權一方面的力量所能完成的。

要完成這一事業，必須結合所有的社會力量。

-- 231

８１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最神聖的總主教東正教的篤信上帝的教皇（？——佩平①）

，總主教和所有大主教及主教、聖修士大司祭和院長，一切神職僧侶都祝禱沙皇和莫斯科的俄國大公爵召集信仰一致的全基督教徒總會「。為了召開這樣的會議，沙皇必須」用基督般的謙虛智慧從城市和縣區不分貴賤愚智選出一批人「

，而且逐年存記在心。換言之，作者要求召開全俄縉紳會議，並使城市及縣區代表真正廣泛參加。這一本身非常明確的要求所以使已故ＡＨ佩平感到奇怪和不明確，其唯一原因便是A《另一傳說》的作者在建議召開這樣會議的時候，主張沙皇應就齋戒及懺悔等事「徵詢」會議的意見：「好吧，讓沙皇本人在任何時候都向他們徵詢關於整個俗世的齋戒和懺悔以及俗世的任何事情罷」

②。

ＡＨ佩平指出，「結果，全基督教徒總A會便是為了監督齋戒和懺悔以及其他俗世事情是否得到遵守了」

③。可是，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呢？我們已經知道，根據十六世紀莫斯科政論家們的見解，——所有政論家，無分黨派，——沙皇是國內的最高宗教維護者。我希望讀者沒有忘記，俄國的總主教制度最初是由誰設法建立和怎樣建立起來的。當沙皇費多爾。伊凡諾維奇——他的善良的宗教意願是無可懷疑的，盡人皆知，他的父皇譏笑他為僧堂執事，——

①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佩平（１８３—１９０４）俄羅斯文學史家，科學院院士，資產階級文化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

著有《俄羅斯文學史》四卷（１８９８—１８９）

及有關別林斯基（１８７６）

、薩爾蒂科夫－謝德林（１８９）

、涅克拉索夫（１９０２—１９０３）的著作。——校者②佩平：《俄國文學史》，第２卷，第２９及３０頁。

③同上書，第１５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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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１２

想要建立總主教制度時，他首先同他皇后和大貴族磋商，只是在確實取得他們的同意后，才向僧侶們提出，僧侶們便只有執行沙皇同皇后及大貴族的既定計劃了。在這種情況下，《另一傳說》的作者當然要認為世俗政權是最關心齋戒和懺悔的了。其次，我們還看到，甚至佩列斯韋托夫儘管認為真理重於信仰，也是將宗教論點擺在他的主張的最前列的。這就是為什麼《另一傳說》的作者完全自然地主張「全基督教徒總會」應首先注意宗教信仰問題的原故。這同莫斯科人的習慣和思想方式是再適合不過了。另一方面，當時很少流傳第一，不僅沙皇、而且人民的代表也關心維護宗教信仰的觀點；第二，沙皇必須「在任何時候」都要就「世俗的任何事情」同這些人民的代表磋商的觀點。這種觀點是《另一傳說》的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特點，無論其作者說得多麼紊亂——無怪乎佩平說他語法不通——但這種觀點畢竟是當時我國政論界一個卓越現象。

佩平不敢滿懷信心地說：《瓦拉穆術士的談話》的作者是大貴族派的自覺擁護者。

他說：「他在提出公爵和大貴族是沙皇在統治上的自然顧問時，可能只是重複了關於沙皇政體的傳統觀念，而他的主要之點則是不讓僧侶這種」未埋葬的殭屍「干預國家的管理」

①。這當然是可能的。但佩平自己指出：《談話》的作者不是僧侶，而是「俗人」

，是一個深受當時關於寺院財產問題、關於教會幹預國政問題、關於大貴族影響

①《俄國文學史》，第Ⅱ卷，第１５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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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衰落問題的種種討論的觸動的「俗人」

①。而俗人是要想俗事的。即使允許《談話》的作者特別擔心「未埋葬的殭屍」對國政的干預，那也不能懷疑《談話》的作者對大貴族的野心的自覺支持，前已說過，「奧西夫派」的僧侶可能利用其對世俗的政權的影響，強烈地危害大貴族的利益。

①同上書，第１５１—１５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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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沙皇與大貴族鬥爭影響下的社會思想運動

在談到莫斯科國王同大貴族的鬥爭時，必須立即作一重要聲明，即在這一鬥爭中，大貴族所採取的是防禦性的，而不是進攻性的策略。

我們所知道的莫斯科國經濟發展的特點，使大貴族不但不能從國王那裡取得新的特權，而且連舊的特權也無力保持。

莫斯科的大貴族沒有提出明確的政治要求。

在伊凡四世童年時期，政權實際上落在大貴族巨室手中。但是他們不曾利用這一政權來加強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是用它來進行相互鬥爭和相互爭奪。伊凡四世成年以後，大貴族雖已感覺到他的專權獨斷的傾向，也不曾想到要對最高權力加以法律限制。他們滿以為只要通過國王的顧問對國王施加個人的影響從實際上限制他的權力，就可萬事大吉了。而且就從這方面說，他們也沒有表現出貴族的獨特性。十六世紀莫斯科大貴族的剛強和有才華的思想家安德烈。米海洛維奇。庫爾布斯基，在所著《莫斯科大公史》一書中，對於伊凡四世在其根據「重臣拉達」

（）的指示管理國家的時S _ a E b X b T U b V b期大加讚賞。然而這種拉達（會議）不只是由大貴族組成的。

庫爾布斯基本人雖參加，但參加會議的還有大主教馬卡里、神甫西爾韋斯特爾，小貴族阿列克謝。阿達舍夫。我們從《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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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拉穆術士的談話》中已經知道，大貴族對於僧侶們干預國政，是深具戒心的。我們又知道，十六世紀名門大貴族的許多切身利益，是同小貴族的同樣切身利益直接對立的。然而庫爾布斯基是絲毫不反對神甫西爾韋斯特爾和小貴族阿達舍夫參加會議的。

完全相反，他對他們給予沙皇的影響的良好效果，還感到非美好言詞所能表達。在談到西爾韋斯特爾和阿達舍夫所引薦的參加國家管理的那些顧問時，他同樣沒有表現為大貴族影響的特殊擁護者。在他的眼光里，最重要的是：這些顧問應是「有理性的完人，……在軍事和國家事務上，最為熟練，是善良和勇敢的人」。

他承認國家的一切管理都取決於「重臣拉達」

，但他在對拉達活動的評價中，卻特別提出拉達願對任何表現熱忱和才幹的公職人員加以賞賜。他寫道：「誰在戰鬥中英勇殺敵，雙手沾滿敵人鮮血的，他便應受到賞賜——動產和不動產的賞賜，其才能特高者，並應予以升遷」

①。賞賜只能根據功績。關於受賞者的門第，則一語也未提及。對此，佩列斯韋托夫也會大加讚賞的。不僅如此，伊凡在給庫爾布斯基的信中談到阿達舍夫，說「經驗豐富的阿達舍夫是你的長官」

等等。

②有時他也稱神甫西爾韋斯特爾為「長官」。

庫爾布斯基在回信里對此從未反駁。

這使我們設想，在「重臣拉達」里真正發揮主導作用的，不是屬於大貴族方面的人們。綜觀所有這些情況，如果我們把這一拉達看為完全處於大貴族影響之下的機關，那會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不

①《庫爾布斯基公爵逸聞》，第１０頁。

②同上書，第１６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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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２

然，拉達在國家管理方面發揮統治作用的時期，乃是大貴族、僧侶和小貴族妥協的時期①。

這種妥協有利於大貴族，因為它最少可以推遲僧侶及小貴族同早就憎惡大貴族的沙皇結成反對大貴族的進攻性聯合。另一方面，僧侶和貴族等級的有思想的代表，也可能認為他們同大貴族代表的聯合有利於開導伊凡，伊凡那時不僅在對大貴族野蠻和粗暴②。

就令將現時難以解決的問題，即「重臣拉達」如何取得對青年沙皇的影響問題擱置不提，那似乎也不能不承認這種影響在若干時期之內是幾乎沒有界限的。這是我們無論從庫爾布斯基的《莫斯科大公史》或從伊凡的信里，都可看到的。伊凡雷帝在寫給庫爾布斯基的第一封信里說，在進軍喀山的時候，他「象俘虜一般困在船上，帶著極少數人穿過這無神的異教國土」

③。

此外，伊凡說他甚至在衣著睡眠一類小事上，也無自由。總

①ＢＡ克爾圖亞拉認為神甫西爾韋斯特爾是商工階級的居民、「商業區居A A民」的代表，其根據是：他很富有，並與俄國及外國商人保持活躍的商業往來（《教程》，第２卷，第１篇，第６２６頁）。

但富有的神職人員雖進行巨額商品交易，卻並不經常都是站在商工階級的觀點上的，儘管他當然不會忽視這個階級的利益。不過，就令克爾圖亞拉的觀點是正確的，這種觀點也只能是對我的意見的一個新的論證：我認為「重臣拉達」

並不是一個純粹處於大貴族影響之下的機關；按照克爾圖亞拉的意見，大主教馬卡里是在「重臣拉達」里代表僧侶等級的。

②他對前來控告他們的軍政長官屠龍泰公爵的那些控訴人的接待，是盡人皆知的。

他狂怒地向他們「發火」

，然後開始無緣無故的折磨他們。

庫爾布斯基說，伊凡「是開始使啞人流血的第一人，將他們拋下懸崖，……他在十五歲時便開始撞打人，將一對對少年兒童集合在自己周圍，同他們騎馬走街串巷，毆打搶劫所有的男女，使他們到處逃跑（《逸聞》，第６頁）。開導這樣的勇士，使其走上正軌，對於全國所有居民，無分職位或貧富，都是要事」。

③《逸聞》，第１６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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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之，「一切都不由己，而只能按照他們的意願行事。我們彷彿成為剛剛出世的嬰兒」

①。如果這位性情古怪和放蕩不羈的沙皇幾年之內服從這種制度確屬事實，那我們也許是看到了催眠術影響的一種有趣情況罷！但這種影響逐漸削弱了。他所實行的那種有益妥協，為莫斯科社會的相互階級鬥爭的新激化所代替了。根據庫爾布斯基關於伊凡會見瓦西安。托波爾科夫的情況的敘述，則這一妥協是被「奧西夫派」的僧侶陰謀破壞的。由於我們所知道的當時歷史條件，這一妥協本來就不可能鞏固。莫斯科國家所以愈來愈加變為東方式的世襲君主專制國家，並不是由於某一國王、或某一國王的某一世俗或宗教顧問願意如此。相反，國王及其顧問所以願意把莫斯科國家轉變為世襲君主專制的國家，即將君主的權力不僅加之於個人，而且加之於個人的所有財產，乃因這一政策是由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條件決定的。大貴族、小貴族及僧侶的妥協不能取消這些條件。同樣，這一妥協也不能使世襲領地之轉變為封地——這同大貴族的利益是極相矛盾的——不再極有利於小貴族。環境——佩列斯韋托夫在其著作中反映了這種環境的情緒——即使妥協成立的時候，也當然會繼續存在。環境的趨勢是遲早要表現出來的。當伊凡擺脫了「重臣拉達」的催眠術影響時，他恰好就是按著佩列斯韋托夫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方向發展的。他完全領會了佩列斯韋托夫的綱領，只不過他利用他的禁衛軍的「戰士」完成了前述土地改革，在這方面表現了佩列斯韋托夫在描寫其殘酷然而英

①同上書，第１６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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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２

明的穆罕默德蘇丹的形象時所完全不曾夢想到的殘忍和剛愎自用，對這個綱領補充了具體得多的內容。妥協破裂后，沙皇以小貴族和「奧西夫派」

僧侶為憑藉，成為進攻的一方，而大貴族則只有防守。這就是為什麼大貴族的政論家庫爾布斯基在與伊凡雷帝的論爭中，從來沒有放棄其防守立場的原故。

然而由於莫斯科國過去的歷史因社會分化而削弱，不僅沒有制訂出規定各個階級的權利的法律標準，而且沒有在任何階級之中引起建立這種標準的自覺意圖，所以庫爾布斯基主要不是從政治方面、而是從道德方面提出他的論點，並且引證聖經加以強調。他沒有提出立憲的要求；他的眼光——象。。。。。

《瓦拉穆術士的談話》作者的眼光一樣——沒有越出國家管理制度的範圍。。。他寫給伊凡的第一封信——這封信由托爾斯泰伯爵很藝術地改編為詩《瓦西里。希巴諾夫》——差不多只是包含著對沙皇虐待大貴族的怨言。

「為什麼沙皇將以色列的強者打死？為什麼將上帝派來的長官處以各式各樣的死罪？為什麼使他們的尊貴和神聖的血灑在神聖教堂和大主教的慶祝儀式上？

為什麼用他們的苦難的血染紅教堂的門檻？

啊，沙皇！

他們對你何罪？為什麼你要對基督的庇護者惱怒？難道這極為自豪的國家不是你的輔臣使其敗壞，而他們的勇敢豪邁則曾為我們的祖先作過貢獻？日耳曼的極為堅固的城市難道不是他們用上帝所賜予的智慧勤奮建造起來的？全民都要毀滅我們，這是否窮人對我們的報復呢？「

①失寵公爵的防守立場多

①《逸聞》，第１３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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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么脆弱，可從這樣的事實中看出：即他只能用陰間的報復來威脅殘酷的沙皇。

「或者沙皇以為他是不死的？

或者他是受了虛幻的邪道的迷惑，彷彿他不會站在大公無私的法庭的面前，不會站在據實審判的神明耶穌的面前受審？尤其是極為自負的折磨者，會象人們所說的那樣毫不躊躇地虐待他們？……。。。。

他是我的坐在智慧天使寶座上的耶穌，具有最高的統治力量，他是你我之間的裁判者「

①。在波蘭和立陶宛的巨富對他們的國王很不滿意的時候，他們用來威脅他的是「鐵腕」

，而不是陰間的法庭審判。但他們的社會地位是同莫斯科的大貴族完全不同的。

庫爾布斯基感覺到，對名門世襲大貴族的迫害是有其經濟基礎的。他在其所著《莫斯科大公史》中，談到伊凡對普羅佐羅夫斯基和烏沙特羅公爵的迫害時補充說：「因為他們領有大量世襲領地，可能（大概——著者）因此殺害了他們」

②。

在所著伊凡《大量書函簡評》里，庫爾布斯基指責沙皇從大貴族那裡搶奪了他的父親和祖父所未及搶奪的一切，搶奪了全部「動產和不動產」

③。

庫爾布斯基在責備伊凡剝奪大貴族「財產」的同時，還提醒伊凡說，他所摧殘和掠奪的「世襲貴族」

，同他屬於同一氏族，都是「大弗拉基米爾氏族」的後裔④。這一提示表明，

①同上書，同頁。

②同上書，第８５頁。

③同上書，第１９２頁。

④同上書，同頁。

-- 240

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２

庫爾布斯基同伊凡的爭論不僅是官員同他們的國王的爭論。

在一定的程度上，這一爭論也是同一「大弗拉基米爾氏族」

的兩個支系的爭論。

換言之，以庫爾布斯基為代表而發言的，不僅是心懷不滿的「達官顯貴」

，而且是——也許更多地是？——雅羅斯拉夫爾諸公爵中受到某一強大的莫斯科公爵的凌辱的後裔之一①。這就是說，同他一樣的「世襲貴族」的企圖，因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對大貴族家族同「大弗拉基米爾氏族」聯繫的回憶，而不是決定於他們當時在國家中的地位，所以仍舊是具有兩面性的。這種不明確的特性，正可以解釋聲名狼藉的莫斯科門第制度的兩面性和矛盾性②。最後，不難看出，上述意圖的兩面性，是由於一些歷史條件妨礙強大而有聲勢的地主貴族在莫斯科的產生和鞏固。當「貴族」只是以他屬於國王所自產生的那一氏族為憑藉而保持其重要性的時候，那他還不是真正的貴族。立陶宛的「地主—拉達」將其「自由」建立在經過長期鬥爭而獲得的政治權利的基礎上。在立陶宛，——如同在波蘭和其他西歐國家一樣，——政治權利概念的形成，完全不決定於某一貴族家庭同國王氏族的血緣關係的遠近。因此，在立陶宛以及西歐國家，沒有莫斯科的門第制度。

佩平認為必須替庫爾布斯基維護出國的權利和建議的權

①對伊凡的第二封信的複信里，庫爾布斯基用憤慨的語言說：「這就是您的好久以來殘忍嗜血的氏族」

（《逸聞》，第２０３頁）。我們在這裏看到的寧可說是發源於一個共同根系的兩個世襲貴族旁支的衝突，而不是貴族同最高當局的衝突。

②莫斯科的名門世襲大貴族相互間為「門第」而爭論時，都引證「家譜」

，而「家譜」又使他們想起同皇室的氏族聯繫。

-- 241

８２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利辯解，庫爾布斯基受到人們指責①。前已指出，庫爾布斯基本來沒有提出明確的政治要求，也沒有堅持明確的政治概念。

但在他看來，出國並不是伊凡眼中的那樣壞事，這卻是很顯然的。伊凡認為出國是背叛。他在寫給庫爾布斯基的一封信中說，這是「背叛」。但庫爾布斯基顯然明確地記得，就在不久以前，出國的權利還為自己的莫斯科君主們所承認②。同時，立陶宛大公國的很大一部分領土，雖是受信天主教的國王的管轄，卻仍然是羅斯。庫爾布斯基在對伊凡第二封信的回答中說：「沙皇佩列科普斯基派遣王子象我們一樣祈禱，他們來到這部分俄羅斯領土，雖然這些領土屬於你的管轄」

③。

信中最後一句表明，在庫爾布斯基的概念里，俄國的疆界是完全同莫斯科國的疆界不同的。值得注意的是，庫爾布斯基不顧他的新國王、即波蘭皇帝和立陶宛公爵的命令，拒絕同「佩列科普斯基沙皇」一道去反對莫斯科人④。。。。。。。。。然而如果他在立陶宛的旗幟之下同莫斯科國「作戰」

，那也只是由於立陶宛。。。

羅斯很早以來習於反對莫斯科羅斯，正如莫斯科羅斯很早以

①《俄國文學史》，第２卷，第１７１頁。

②這是為公爵們所正式承認的軍職人員的少數權利之一。

這一權利最後一次在華西里。伊凡諾維奇同其胞弟尤里。伊凡諾維奇所簽訂的１５３１年條約里也得到承認。

（季亞科諾夫：《古代羅斯的社會和國家制度概論》，第２５５頁）。然而不幸的是，這一權利是在公爵之間的條約里、而不是在國王同軍職人員之間的條。。。。

約里得到承認的。莫斯科的官宦等級尚不夠簽訂這樣的條約。因此，在莫斯科一些國王的實踐里，早已對那些使用過這一權利，後來又重新落到他們手中的軍職人員，加以懲罰。

（出國的權利，是指離開本國到外國任職的權利。——譯者）

③《逸聞》，第２０２頁。

④同上書，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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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２

來習於進攻立陶宛羅斯一樣。

庫爾布斯基關於出國權利的觀點，在他對伊凡第二封信的複信里，談得很完整：「我早就對你的大吹大擂的來信作了回復，但未能寄出。把那些按照本國習慣不受稱讚的人們關閉在俄國之內，象在地獄的要塞里一樣被奪去人的天然自由，誰要是離開你的國家而根據先知者的指示去到別的國家，據伊蘇斯。西拉霍夫說：你便稱他為叛逆；如果越出邊界，你便用各種方法加以殺戮（如同這裏象你一樣的酷吏所作的一樣）」

①。顯然，庫爾布斯基認為，破壞出國的權利乃是莫斯科沙皇的暴君喜好的一種表現。

在從出國問題轉而研究建議問題時，必須指出庫爾布斯基在給伊凡的各次通信里並未涉及后一問題，但在所著《莫斯科大公史》一書中卻提過。他在書中寫道：「至於沙皇，在國內雖然受到尊敬，但他並未從上帝那裡取得才能。他必須不僅從顧問那裡，而且必須從全體人民那裡求取善良和有益的建議：因為精神的稟賦不是來自外表上的富有和國家的力量，而是來自心靈的公正；因為上帝所看到的不是權勢和驕傲，而是心靈的公正；他是將才智給予那些儘可能包藏善良意願的人們的」

②。我們在這裏又看不到關於國家制度部分的明確要求，但是又看到關於國家管理的非常明確的指示。由於庫爾布斯基從歷史上引述伊凡三世，說他由於「從諫如流」

，而且有一種「未得大量深刻諫言、決不輕舉妄動」的習

①同上書，第２０４頁。

②《逸聞》，第３９—４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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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慣，遂使自己的國家從韃靼人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提高了國家的地位，擴充了國家的疆界等等①，這一指示的分量就更重大了。但是伊凡三世——順便說一句，也是相當專橫的——只是同大貴族杜馬商量，而同「全體人民」

卻並不商量的。

因此，庫爾布斯基把問題提得更廣泛一些，而且用伊凡雷帝的祖先的實踐來解決這一問題。他一方面承認「全體人民」是沙皇的最好顧問，同時又要人們記起《另一傳述》主張由沙皇召集「全國會議」。的確，他說得不完全明確。而且他所說的「全體人民」

，也許可以解釋為召集「全國縉紳會議」

；如果說得更狹隘些，就是吸收個別的優秀人民代表參加沙皇的「拉達」。但庫爾布斯基畢竟不僅如佩平所說，希望「誠實和有經驗的人們參加國家管理」。

他還希望沙皇同參加國家管理的誠實和有經驗的人們協商。而這卻不是一碼事。。。

如果庫爾布斯基的觀點使我們想起《另一傳述》，則伊凡雷帝的各次複信便屢次使我們想到《瓦拉穆術士的談話》了。

伊凡雷帝在給庫爾布斯基的第一封複信中說：「或者我們談談是這樣接受聖徒的教訓嗎？那很好！拯救自己的靈魂是一回事，而關懷許多人的靈魂和肉體是另一回事：因為個人實行嚴格齋戒是一回事，而在共同生活中共同齋戒又是另一回事，神權是一回事，而沙皇的統治又是另一回事」

②。我們知道，《瓦拉穆術士的談話》的作者同樣廣泛地證明了沙皇的統治是

①同上書，第４０頁。

②《逸聞》，第１５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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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３２

一回事，而神權又是另一回事①。

這不妨礙伊凡四世的論點同佩列斯韋托夫的論點極相類似。象佩列斯韋托夫一樣，他也引述君士坦丁堡的衰落，是沙皇聽命於他的顧問而造成的悲慘結局的一個鮮明例證。他寫道：「請你看看和想想，建立在不同的原則和權力之上的統治，會成為什麼樣的統治，因為在那裡，沙皇聽命于教區，這造成了多麼可怕的毀滅呀！你是否勸我走向這樣的毀滅呢？是否為了篤信宗教而不去建設國家，不懲辦惡人而遭受異族的摧殘呢？」

②由此看來，伊凡雷帝的論點，似乎是貴族等級的思想代表用以反對「達官顯貴」統治的論點同大貴族的思想代表用以反對僧侶干涉的論點的綜合。這是同當時的實際情況相符合的。最高當局是善於利用各種不同社會力量的相互鬥爭來謀取自己的利益的。

在我國出版物中頗為流行一種觀點，以為伊凡雷帝是一位天才的政論家，特別是一個善辯者。但是哪怕只要耐心讀過他給庫爾布斯基的第一封回信，便不難承認失寵的大貴族對這位「莫斯科大公大量書簡」的嘲笑的正確。庫爾布斯基對於他的敵人博引聖經的惡毒評語，有根有據，是寫得非常出色的。

「尤其是你博引聖經詞句，而狂暴殘忍，都在字裡行間，彷彿學術精湛，信手拈來，寥寥數語而以豐富智慧結束。

然而引用書目浩繁，格言滿紙，信簡成堆！「

③事實上，伊凡

①我在前面說過：「神權是一回事，而世俗的權力又是另一回事」

這一公式，是極端有伸縮性的。專橫獨斷的伊凡引用這一公式，可為最好證明：他把他的世俗權力擴展到了極度，殘酷地懲辦了哪怕只是略為表現獨立傾向的神職人員。

②《逸聞》，第１５３頁。

③《逸聞》，第１９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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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雷帝在對待引文上，是笨拙愚鈍到可笑地步的。庫爾布斯基毒辣地指出伊凡引用聖書是妄誕謊言，不是缺乏根據的。

「時而談到床具和女人的棉背心，時而實在是一些數不清的狂亂村婦的無稽之談」

①。最後，庫爾布斯基對於伊凡的信簡的總評語，雖然尖刻，但很正確。他說，書簡寫得「非常野蠻，不但學者和文學家，就是普通人和孺子也會感到可笑和驚奇的；特別是流傳到外國，那裡有些人不但在文法與修辭，而且在辯證法和哲學學說上是能人」

②。

雖然如此，這種笨拙的書簡卻不只是引起了驚奇和嘲笑。

它在有些地方還能用那些胡亂塞進去的驚人的虛偽言詞使人感到震動。這一橫行霸道，「人面獸心」

，以渾身沾滿其臣民的鮮血為樂的人物，卻說什麼庫爾布斯基由於怕死而逃避他是徒勞無益的：「由於亞當的罪孽而死，這是全人類都希望盡到的責任」

③。他保證說，無罪而死，那不是死，而是收穫。含冤受屈的伊烏杜什卡（猶大的小名）繼續說：「如果我真是正確的和信仰上帝的，那麼，固執的大主教，為什麼要我受罪，要我結束生命呢？

但如果是為了一時的光榮，為了貪得財富，為了現世的快樂，便踐踏整個精神上的基督信仰和法律，那就有如種子落在石頭上，毫無所得「

④。

這裏除了口是心非，還有缺乏邏輯，因為伊凡正是把應該證明的事情作為已被證明

①同上。

②同上。

③同上書，第１８０—１８１頁。

④同上書，第１３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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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３２

的前提，即把公職人員從一個君主那裡投奔另一君主當作死罪的。

不過，伊凡也感覺到，把死當作「全人類都希望盡到的責任」

，是他的一個拙劣的辯解。他理解，對於他殘酷地屠殺他的臣民這一共知的事實，是不能矇混過去的。他對於庫爾布斯基說這種鮮血使神明震怒，感到不安。所以他開始使人相信，作亂的大貴族也使他流血，使窮人流血，使受他們壓迫的國王流血。按照他的說法，大貴族使他流血比國王使大貴族流血為罪更大。

他感嘆地說：「特別是我們為你們而流的血，你們自己使人流的血，更使神明震怒啊！」

①但那是什麼血呢？

大貴族是在什麼時候使人流血呢？

請您聽著！

「不是因為受傷，甚至不是一滴滴的血，而是許多受到你們重壓的牛馬的血汗和勞動！

由於你們的兇殘和壓迫，他們不是流血，而是淚流如注，從心裏呻吟哭訴；我為此腰痛病（）

都G E D C E D J N G D發作了「

②。這時，讀者的驚嚇恐怖心情，要再次為驚奇和笑聲所代替了！鱷魚的眼淚是任何人也感動不了的。何況非常明顯，這種「腰痛病」是可從這一狂暴任性的暴君的某些習慣中得到充分解釋的。

至於伊凡指責庫爾布斯基及其同夥殺害阿娜斯塔西皇后，但提不出任何證據，那就更不用說了。

讀者只好設想，這位掌握最高權力的善辯者，又一次重彈了「狂若村婦的無稽

①《逸聞》，第１８５頁。

②同上書，第１８５—１８６頁。

-- 247

４３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之談「

，或者這是出於他的捏造而已①。

我們知道，庫爾布斯基在他寫給沙皇的信里，沒有提出明確的政治要求。相反，伊凡在寫給庫爾布斯基的回信里卻極為堅決地維護了完全明確的政治觀點。他表現為君主專制政權（在這個片語的東方意義上）的徹底理論家。他要求他的臣民對他完全和絕對服從。在他眼光里，臣民是奴隸，而且只是奴隸。他認為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對他們實行殺戮或給以賞賜」

②。

關於他對他們的態度，他認為他只對上帝負責。

他質問庫爾布斯基：「誰能審判我？

或者你能在末日審判那一天為我的靈魂答辯？「

③他忘記了或者不願了解羅斯公爵政權的歷史，以為君主專制政體創始於聖弗拉基米爾。

「君主專制政體按照上帝的意旨，創始於弗拉基米爾大公，他用神的洗禮教化了整個俄國。偉大沙皇弗拉基米爾。莫諾馬赫從希臘

①庫爾布斯基對於這種指責，既然涉及他個人，就提出異議說：「如果我有許多罪惡並且不體面，那末這二者都產生於貴族雙親，產生於斯摩棱斯克大公費多爾。羅斯季斯拉維奇家族，由俄羅斯編年史家而來的，彷彿你的皇家尊貴高位，世襲貴族對那一女俘不習慣於把自己兒女身體和自己弟兄的鮮血受酷刑，而某些人很久以來就有種習慣，彷彿尤里伊。莫斯科夫斯基第一個，而以後還有其他人膽敢到神聖大公米海。特韋爾斯基帳落，還有記憶猶新的，烏格利茲和雅羅斯拉維奇和其他同一血統所乾的事，他們的全族是怎樣被赦罪和耗損的……聽來真是沉重，可怕！

……從母親乳頭上摘下來，關閉到陰暗的監獄里，許多年折磨而死，而他的怡然自得的孫子，永遠受上帝賞識！你的那個皇后，對我，殘廢的人，是親近的女親屬，因為你認為證件上所寫的親屬就是國內的親屬「。

（《庫爾布斯基逸聞》，第２０２—２０３頁）。

庫爾布斯基再度斷言，自己的出身於皇家同根是為何最親近的人。

②「我可以自由地賞賜我的奴隸，也可以自由地殺戮他們」。第１５６頁。

③同上書，第１４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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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３２

人那裡為教父取得了無上光榮，勇敢的偉大國王亞歷山大。

涅夫斯基戰勝了不信神的德國人，值得稱頌的偉大國王德米特里在頓河那邊贏得了對阿拉伯人的偉大勝利，然後到了我的仇恨謊言的祖父偉大國王伊凡以及我的業已仙逝的父親偉大國王華西里，再就到了我這謙虛的俄國王權掌握者「

①。伊凡以君主專制權力的法定代表人的身分，極端輕視受到限制的君主。按照他的意見，所有這種君主「並未統領他們的國家，他們的工作人員怎樣指使，他們便怎樣統治」

②。甚至波丹的「皇帝專制制度」

，也當然引起他的輕視。他深信他的大貴族們吃的都是他的「麵包」

③。根據他的堅定信念，國家和國內個別居民所有的一切，都是國王的私產。如果波丹閱讀了他的書簡，定將以他為他的「世襲君主制」的最好說明了。

伊凡雷帝的歷史意義在於他憑藉其近衛軍，完成了莫斯科國家向東方式的君主制度的轉變。而他寫給庫爾布斯基的書簡的意義則在於這些信件包含著「世襲君主制」

的思想。

有些歷史學者認為，伊凡在其與庫爾布斯基的爭論里表現為革新者，而他的失寵的敵人則是一個守舊派，這是完全正確的。

整個問題在於，伊凡四世到底對於莫斯科國家的理論和實踐有些什麼新的貢獻？對於這個問題只能有一個答案：他所實行的新政，意味著使一切足以阻礙莫斯科國居民無論在人身或財產方面都徹底轉變為國王的完全無權的奴隸的東西，全

①《逸聞》，第１３６—１３７頁。另參閱第１４１頁。

②同上書，第１４１頁。

③同上書，第１５４頁。

-- 249

６３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部歸於消滅。這就是為什麼庫爾布斯基雖然無疑地是一個保守派，卻在他所寫的書簡里表現為比較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從而引起讀者對他的同情的原故。他斷然不能提出關於政治權利（哪怕只是國內最高階級的政治權利，而不是全體居民的政治權利）的比較嚴密的理論，而與伊凡關於沙皇權力無限的徹底理論相對立。這樣的理論是不可能在當時莫斯科社會關係的貧乏土壤上成長起來的。但他沒有奴隸情緒。以他為代表，莫斯科的大貴族不肯將其人類尊嚴投擲於國王的腳下。

因此，他的保守主義比伊凡四世的維新更能討人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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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混亂時代①的社會思想運動

波蘭小貴族薩穆伊爾。馬斯克維奇說：「我們的人在同俄國佬談話時讚揚自己的自由，勸他們同波蘭人民聯合起來，也取得自由。但俄國人答道：你們珍重你們的自由，我們卻珍重我們的不自由。你們那兒不是自由，而是為所欲為：強者掠奪弱者，可以剝奪弱者的財產和生命。按照你們的法律去尋求公正的裁判是很費時間的，案件一拖就是幾年。有的人甚至一無所獲。與此相反，我們這裏就是最顯要的大貴族也無權凌辱最低微的普通老百姓：沙皇只要接到控告，便立即組織法庭，進行處理。如果國王的行為不公正，而他的權力卻是：象上帝那樣秉公懲罰或寬恕。我們與其忍受自己同胞的凌辱，不如忍受沙皇的凌辱，因為他是全世界的統治者」

②。

據普盧塔爾赫證明，馬斯克維奇的對讀者的見解，同阿塔班在與費米斯托克爾談話時所發表的見解，是完全一樣的。

①「混亂時代」指波洛特尼科夫所領導的農民戰爭時期以及十七世紀初葉俄羅斯人民反抗波蘭和瑞典干涉者的鬥爭時刻。——校者②馬斯克維奇的札記，見《當代人關於德米特里僭稱王的傳說》，聖彼得堡，１８３４年，第５卷，第６８頁。

-- 251

８３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如果相信馬斯克維奇的談話，則他們所以寧願要莫斯科的不自由，而不要波蘭—立陶宛的自由，其最主要的考慮是莫斯科較易得到公正的裁判：據「俄國佬」說，似乎沙皇只要接到控告，便立即組織法庭處理。不知道，馬斯克維奇對此如何解答。但是現在我們充分了解莫斯科國的內部關係，所以懂得這種考慮是多麼不符合實際。在大多數情況下，莫斯科的法庭審判和處理都是由小職員承辦的，這種人被人們很正確地稱為「芝麻綠豆官」。莫斯科國的居民時常抱怨說，莫斯科官僚使他們身受的痛苦，比韃靼人和土耳其人給他們的痛苦還要厲害。至於沙皇法庭本身，則在馬斯克維奇所引證的莫斯科人關於它的評語里，恭順的語調要比信任的語調明顯得多：就令沙皇的行為不公正，而他的權力卻是象上帝那樣秉公懲處或寬恕。不能不承認，在伊凡雷帝以後，在這種評語里，信任的語調就比恭順的語調更不恰當了。然而我們看到，莫斯科人甚至對伊凡四世朝代的那些他們當然看到的非常顯著的無限制王權的不利方面，也都抱著妥協的態度。馬斯克維奇說：「俄羅斯人確實相信，世界上沒有一個國王堪與他們的沙皇相提並論，人們到處都稱他們的沙皇是：」公正的。。。

太陽，照耀著俄國「

①。。。。。。。。當然，阿塔班也同樣堅決相信，世界上沒有一個國王堪與波斯的皇帝相提並論。

相同的社會情況，帶來相同的政治觀點。

當莫斯科人說波蘭—立陶宛的自由有如為所欲為的時候，他們距離真理是很遠的。庫爾布斯基在逃脫沙皇的專橫

①馬斯克維奇的札記，第５卷，第６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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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３２

霸道以後，後來在立陶宛曾因仿效當地小貴族的「別妨礙我」

，而遭受許多不幸。

然而為所欲為的波蘭—立陶宛小貴族，最少能夠尊重「騎士」的尊嚴，——我不說他們尊重人的尊嚴，因為他們是不把奴隸的尊嚴放在眼裡的。當庫爾布斯基遷居立陶宛時，以前他雖主要地以他出身於弗拉基米爾民族為驕傲，這時卻顯然自豪地意識到自己的「騎士」尊嚴。在他寫給伊凡的信里，可以看到一些他在逃出莫斯科前未必知道的思想。庫爾布斯基駁斥了指他為叛逆的攻擊，責備伊凡雷帝把俄國封閉得「象地獄里的要塞」一樣，剝奪「人類的自由本性」。可以完全肯定地說，這「人類的自由本性」一語，——即使按照貴族的方式、極端狹隘地去理解——也是這位逃亡的公爵在新社會環境之下致力於新思考的結果。我們看到，佩列斯韋托夫在指出自由的道德優點時，要求解放奴隸。

因此，自由這一概念，莫斯科的人們並非完全不知道①。

但是我們同樣看到，佩列斯韋托夫的自由概念是多麼狹隘，以及他對任何政治自由是考慮得多麼少。他的綱領在邏輯上造成了對庫爾布斯基所提出的那種屬於「人類本性」的權利（就其騎士的形式而言）

的忽視。

伊凡雷帝在實現這個綱領后，仍舊可以有根有據地將所有臣民都看作他的奴隸，深信在對待他們的態度上，他只是對上帝負責。然而莫斯科國的全體居民愈是受到國家（以國王為代表）的奴役，國家機器對他

①也許人們要提醒我，佩列斯韋托夫是一位立陶宛的移民。但是他的著作具有極為深刻的莫斯科制度的特徵，所以我們可以不用他的立陶宛出身來解釋他關於自由對道德的影響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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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們的壓迫愈大，他們便愈加自然地力求改善他們的艱難地位。

《瓦拉穆術士的談話》的作者業已看到，在莫斯科國不是一切都很順利，他擔心內訌開始和王位動搖的時日即將到來。混亂時代證實了他的所有這些擔憂。

於是，產生了一個問題：混亂時代對莫斯科人的政治概念產生什麼影響呢？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說：雷帝在位時，業已產生對莫斯科制度的不滿。

「沙皇的專橫、無辜的殺戮，罷官及財產被沒收，不但在各上層階級，而且在人民群眾中引起了怨言和『對沙皇的仇恨』，在社會上出現了依法保障生命及財產，使其不受當局擅自處理的既含混又缺乏自信的要求」

①。根據同一學者的說法，混亂時代的事變，「給一些新概念的運動以第一個最痛苦的推動，這些新概念是在過去的朝代里建立的國家制度所缺乏的」

②。但這新概念的運動有些什麼結果呢？馬斯克維奇所報道的莫斯科人關於他們的不自由優於波蘭—立陶宛的自由的意見表明，在混亂高漲時③，大俄羅斯的居民在臣民對最高當局的態度問題上仍然保持著在雷帝朝代末期形成的觀點。克柳切夫斯基所引述的所有那些事實，儘管加強了他的意見，卻與其說是證明了混亂時代社會思想的運動，還不如說是證明了這時期社會思想的停滯。

我們進而論述這些事實。

克柳切夫斯基以為，瓦西里。舒斯基的登極是我國政治史上的一個時代，因為這個新沙皇限制了自己的權力，並將

①《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８６頁。

②同上書，第１７頁。

③馬斯克維奇札記中關於這種意見的報道，是在１６１１年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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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４２

這一旨意用專門的文告通知全國各地居民，宣誓遵守。但克柳切夫斯基自己承認，舒斯基的這一信誓旦旦的文告的內容，是有很大的片面性的。

他說：「舒斯基根據這一文告而承擔的全部責任，僅僅是要保護臣民的人身及財產安全，使其不受上面的摧殘，但是沒有直接涉及國家制度的一般基礎，沒有改變和更明確地規定沙皇及國家機關的相互關係、職權和意義」

①。

這是再正確沒有了。

舒斯基的信誓旦旦的文告的實質，在於他約許「所有東正教的農民」

（即基督教徒。——著者）

，對他們實行公正的審判，不凌辱他們，無論是誰若無罪過，也不受罷官處罰。

至於政治制度的改變，則文告無一語道及。

舒斯基在發給大貝爾米的文告里，一方面通報他已即位，同時許諾「象俄皇的偉大祖先那樣統治莫斯科國」

②。這就是說，「按照這位新沙皇的意見，莫斯科國的政治制度必須保持絲毫不變」。固然，舒斯基是許諾將「同自己的大貴族一道」審判他的臣民。但如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所正確指出，這一限制只是約束了沙皇對個別人的態度；而且在莫斯科，大貴族參加沙皇的法庭，並不是一件創舉。這又有什麼算得上政治概念的運動呢？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又說：舒斯基的文告還有一段幕後的故事。

新沙皇宣布即位后，立即前往出席聖母升天節會議，在會上聲明：「我向全國發誓，不經過會議，我決不對任何人有

①馬斯克維奇札記，第４３頁。

②《混亂時代史綱》，ＡＨ雅科夫列夫編，克洛奇科夫出版，莫斯科，１９０９A年，第１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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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何舉動，不作任何壞事。「這一聲明使大貴族非常不高興。但舒斯基所以作這一聲明，不是沒有意圖的。

「他在向全國保證不經過會議決不處罰任何人的時候，是想擺脫大貴族的監護，成為人間皇帝，而由一個不習慣辦這種事的機關來限制他的權力，也就是想擺脫對他的權力的任何真正限制①。

假定事情確是如此，同時注意到在十六世紀的地方縉紳會議上，主要的參加者是軍職人員，那我們便應承認，在聖母升天節會議上發生的事情，只不過表明新沙皇企圖依靠官宦等級的下層部分來削弱他所憎惡的大貴族的野心而已。伊凡雷帝和鮑利斯。戈東諾夫都很成功地作過這種試圖，它只是使專制君主的權力愈益擴大。此外，在文告里再也沒有談到會議，而只是談到大貴族參加沙皇的法庭，這是很奇怪的。克柳切夫斯基對於這一怪事的解釋是：新沙皇的文告是大貴族與新沙皇妥協的結果。「根據事前的默契，沙皇已將其在一切立法、行政和審判事務上的權力分給大貴族。大貴族既已保住自己的杜馬以反對縉紳會議，便不堅持公布其迫使沙皇作出的全部讓步。就他們說，將他們如何使沙皇輸得凈光的情況公布整個社會，甚至是很不明智的②。

這彷彿就是新沙皇的文告所以指出大貴族杜馬只是新沙皇的全權輔佐機關的原因。這是過於細微了。

我覺得普拉托諾夫教授的下述觀點要可信得多：他認為舒斯基皇帝的文告，完全不是什麼限制權力的文告，而

①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４４頁。另請參閱《古代羅斯的大貴族杜馬》，第３６—３６７頁。

②《俄國史教程》，第４４—４５頁。參看《大貴族杜馬》，第３６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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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４２

是新政府的一篇勝利宣言，一篇用新政府首腦的誓言勉強進行克制的宣言。當舒斯基許諾象過去的沙皇那樣統治莫斯科國時，他所指的是在沙皇直轄地實行以前，即雷帝實行剝奪名門大貴族土地，屠戮貴族，罷黜整批大貴族家族以前存在過的舊制度。以舒斯基為代表，舊貴族重新在國內佔據首要地位。

「舊貴族利用他們的沙皇在文告中的言詞，鄭重宣布否認剛剛生效的制度，並許諾實行『真實的裁判』對攻擊以前各屆政府的『一切暴政』和不公正予以撤消」

①。在這種情形之下，沙皇舒斯基的文告只是約許在國家管理事務上實行《瓦拉穆術士的談話》的作者追求的理想。

在文告里是任何運動概念都看不出的。因此。舒斯基的登極，不能說是我國政治歷史的新時代。

克柳切夫斯基認為，由於約許對臣民實行「真實的裁判」

，舒斯基否認了沙皇的特權，即伊凡四世所說的「我們對於自己的奴隸有賞賜和處死的自由」的特權。他彷彿是從奴隸主轉變為對臣民依法進行統治的守法沙皇了②。果真如此，到華西里。舒斯基的登極便真正是我國政治史的一個新時代了。然而事情並非如此。莫斯科的沙皇就在後來也仍舊是奴

①Ｃ普拉托諾夫：《混亂時代史綱》，第３版，第２８６—２８７頁。關於沙A \皇在教堂里許諾不通過縉紳會議不作任何舉動的報道，普拉托諾夫教授說是一種誤解：編年史家完全誤解了沙皇的言論，所記與文告原文不符（見同書，第２８６頁）。

②《俄國史教程》，第４６頁。

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意見，舒斯基的文告按其內容還放棄了雷帝的祖先所說的「我中意誰，便叫誰作王公」的特權。但是這些話是就王位繼承問題而發的。然而舒伊斯基的文告卻並未涉及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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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隸們的皇帝。奧列阿里在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及阿列克謝。米海伊洛維奇朝代訪問莫斯科，他說俄國的國家制度是：「君主統治與暴君」

（「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ａ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ｅ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ａ」）

，並對此定義解釋如下：「國王，即沙皇或大公，繼承王位，一人管理整個國家，他的所有臣民，自貴族王公以至普通百姓，自市民以至農民，都是他的奴僕和奴隸。他象主人對待僕役那樣對待他們」

①。這恰好就是赫爾貝爾斯坦和弗萊徹關於莫斯科國王對其臣民的態度說法。的確奧列阿里認為俄國政府是一個實行暴政的政府②應該同意，莫斯科的君主可能是暴君，而且過去就有過一些暴君——的確，他們不是暴君又是什麼呢！但是波丹已非常公正地指出：東方的世襲君中制度——莫斯科國便是這種世襲君主制國家——可能距離暴君制度很遠，但完全保存其主要特徵：即臣民不僅無權處理其自身，而且無權處理其財產。世襲君主制所以在莫斯科建立起來，不是因為莫斯科君主偏愛暴政，而是因為它是大俄羅斯的歷史、尤其是經濟發展條件的自然政治結果。當然，居民的無權，使暴政的傾向非常易於發生。

隨著舊朝代的結束，爭奪莫斯科王位的人們都認為公開放棄暴君派頭對己有利。然而他們即使願意，也不能改變莫斯科國的內部關係。他們就會意識到以「自然法則」為基礎的政體的優點，也不可能將這個國家從世襲君主制改變為國王制（在這裏再用一下波丹

①《到莫斯科、並經莫斯科和波斯返國遊記》，聖彼得堡，１９０６年，第２２３頁。

②同上書，第２２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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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４２

的名詞）。但在當時的條件下，他們不可能產生這種意識。馬斯克維奇的對話者關於莫斯科的不自由的利益的見解表明，莫斯科人是很能適應世襲君主制的內部條件的。的確在圖申諾的代表同西吉茲蒙德國王就選舉弗拉基拉夫王子即莫斯科王位的問題締結的條約里，已經看出了對於莫斯科的不自由的某種不同態度。

根據克柳切夫斯基的意見，在這個條約里，已表現出以前在我國很少看到的人身自由觀念。然而根據同一歷史學家的意見，就在這裏，這一觀念也不過表示一切人都應依法審判，非經審判不得對任何人加以處罰而已。在這種形式下，這一觀念仍然不是反對世襲君主制，而只是反對暴君制度。克柳切夫斯基承認，圖申諾的使者在規定等級權利時，很少表現自由思想和公正態度。他說：「條約責成根據功績而維護和擴大僧侶界、杜馬議員和官吏、首都及城市貴族和大貴族子弟、以及部分商人等的權利和優越地位。但對於『莊稼漢、農民』，國王仍不允許他們自羅斯遷到立陶宛，或從立陶宛遷到羅斯，也不允許在各級俄羅斯人之間、即在土地所有者之間轉移。

奴隸仍舊處於對主人的舊時依附地位，國王決不給予自由「

①。這是可以理解的：對於奴隸和「農民莊稼漢」

，波蘭—立陶宛的貴族也是既未表現公正，也未表示自由思想的。條約就是這樣規定的：「奴隸和農奴」必須象過去那樣「為大貴族和地主」服務。這就是說，地主也象大貴族一樣不願改善奴隸的地位：我們剛剛看到，對於「農民莊稼漢」

，規定了一個雙邊條約：他們不得自羅斯遷往立陶宛，

①《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５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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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也不得從立陶宛遷往羅斯①。

最能說明當時莫斯科關係的，是條約中關於僧侶界和軍職人員的條款。對於僧侶，條約允許其財產不受侵犯。

「所有以前莫斯科公爵的財產，大貴族及各種人等的財產，教會以及整個寺院的財產，都予以維護，對它們不加任何侵犯」

，等等②。這是僧侶們的一個老要求。在朝代更替的時候，實現這一要求當然比較容易。對於軍職人員，條約允許國王將予以禮遇和愛護。但禮遇和愛護並不就是承認某些明確的政治權利。西吉茲蒙德代表他的兒子允許保存軍職人員的舊有優越地位：「至於薪水，貨幣租賦、封地和故鄉，凡屬前此所有者，往後也有；國王的仁慈，愛護和慷慨將對每人論功行賞」

③。這不能不使莫斯科的軍職人員高興。但這沒有為他們造成任何新的特權。不錯，條約約許「對高級人物不得無辜貶壓，對低級人物實行論功提升」。但這一許諾難道不就是普拉托諾夫教授所指出的：它不曾給「莫斯科貴族氏族」

以任何等級的優待和特權，而且還說要對軍職人員按照本人功績予以提升！顯然，這后一讓步是同任何貴族特權的賞賜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的。相反，這一讓步表明「出身貧賤的」軍職人員要完成其在雷帝時代開始及在戈東諾夫時代繼續著的意圖。

普拉托諾夫教授說：「從二月條約

①關於禁止農民遷徙問題，我們在普拉托諾夫教授的著作里看到下述重要意見：「這一條還不足以證明莫斯科在１６１０年已經消滅了農民的遷徙。這一要求只能表示談判雙方消滅遷徙的願望，而不是表明一個已成的事實」（《俄國史講義》，第６版，第２５８頁。）

②《混亂時期史料》，第４７頁。

③同上書，第４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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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４２

的這些條款里，可以感覺到皇帝直轄區和戈東諾夫體制的精神，以及與日常生活中新事物相結合的政府措施的新氣象「

①。但是在這種政府措施的新氣象里，是沒有政治自由的地位的。此外，皇帝直轄區精神是完全不利於自由的。

毫無疑義，二月四日條約，對沙皇的權力作出某種限制。

例如，條約規定，新國王只能在取得大貴族和「全國」的同意時，才能改變法律和審判習慣。這是一個重大的限制。然而就在這裏也無論如何不能同意普拉托諾夫教授的意見，以為這一限制的「目的不是要改造以前的政治制度，而是相反，要保存和鞏固『久遠以來的好習慣』，使其不受那些不習慣於莫斯科關係的當局的可能破壞」

②。當若干年後，一個俄國出身的人當選為沙皇時，對他的不信任減少了，因而對於限制他的權力問題，如果一般地注意，也不怎樣注意了。據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確認，在１６１３年的會議上，人民中一些有識之士是寧願復古的③。

無論如何，莫斯科人在混亂時代同波蘭—立陶宛貴族的不斷來往，對他們不是沒有影響的。在１６１０年２月４日（１４日）條約的一項經濟性質重於政治性質的要求里，波蘭—立陶宛的影響表現得最為明顯。這個條約第１１條規定，「那些故鄉及領地，任何人都不得將其奪去：死者若無後裔，則為

①《混亂時代史綱》，第４０３頁。

②《俄國史講義》，第６版，第２５９頁。

③《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８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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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其親屬所有「

①。事實上，這一要求的實現是可能成為莫斯科國歷史的一個重要時代的。它最低限度可以保護居民最高階層的財產權，因而可以創造一種社會基礎，即這些階層的政治權利在適當情況下所能依靠的唯一基礎。波丹會說，這一要求的實現，可使莫斯科的君主制度從世襲君主制轉變為皇帝專制制。可是這一要求並未實現。混亂時代使名門大貴族受到致命的打擊，因為他們比所有其他階級都更願保持其「故鄉及領地」

的不受侵犯的。

領有封地貴族暫時還能同任意處理臣民土地的世襲君主制相處得很好。他們顯然由於這一原故，對１６１０年２月４日條約的這一條款，並不重視。

在同一條款里，有些段落是很有意義的和重要的新事：「為了求學，莫斯科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到其他信奉基督教的國家去，但伊斯蘭教及異教國家除外。國王不得沒收他的故鄉及領地」

②。但值得注意的是，當莫斯科的大貴族在舒斯基退位以後同西吉茲蒙德聯合時，這一要求在同西吉茲蒙德簽訂的條約里卻消失了。關於這一情況，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指出：「當權的貴族與中等官宦階級相比，與其親近的執行機關相比，已處於更低的認識水平」

③。他還可以說：當最高的社會階級或階層被社會地位比他們低的人們趕上的時候，則後者距離戰勝「最高貴族」之期已不遠了。莫斯科的貴族將二月四日條約中關於對非貴族出身的人們論功提升，以及關

①同上書，第４８頁。

②《混亂時代史綱》，第１８—１９頁。

③《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５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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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４２

于「對從外國歸來的莫斯科王公及大貴族氏族子弟不得壓抑和貶黜」等條文，均于刪除，真是徒勞無功啊！

「王公氏族」

已被莫斯科世襲專制的發展過程鐵定地推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在混亂時期之後，普通貴族已斷然成為統治等級了，——當然，假如在世襲君主制下能有這樣的等級，因為在世襲君主制下，貴族也是國王的奴隸！

-- 263

第六章　混亂時代后的莫斯科羅斯社會生活和社會情緒

Ⅰ

我在前一章所指出的現象，用事物的客觀力量很好地說明。

莫斯科人在恢復其被混亂時代所破壞的生活秩序時，不能隨心所欲地以這樣或那樣的性質加於他們的相互經濟關係。這種關係在東北羅斯——也如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一樣——是由生產力的狀況來決定的。至於生產力的狀況，則混亂時代不是把它變好了，而只是把它變得更壞。可耕地的面積縮小了，農民貧困化了。

農民支撐著整個社會政治大廈，農民貧困化自然帶來了官宦階級的貧困化，並延緩商工業活動的發展。

如果我們考慮到當時西歐各國生產力迅速的增長，那末我們便必然要得出結論：在混亂時代以後，若與西方比較，莫斯科羅斯是比以前更加落後得多的國家。

不僅這樣，十七世紀的莫斯科羅斯在經濟方面極大地落後于西歐鄰國，卻

-- 264

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５２

同這些鄰國進行了長期的戰爭①。

因此，它不得不將其資金和力量的越來越大部分，用來支持自衛機關②。

在一個仍然進行拓殖的國家裡，這必然要使所有人民階層、特別是勞動群眾。。

更加受到奴役，直接或間接地為國家服務。換言之，社會必然要按照混亂時代以前的方向發展。這種發展的速度在經常增長，其結果也愈來愈加顯著。到十七世紀末，負擔賦役的群眾在各類業主之間的分佈情況如下：商人及耕種官地的農戶……９…２０００１０４％B A教會、高級僧正及寺院……１…１８０００１３３％B A皇室…………………………８…３０００９３％B A大貴族………………………８…８０００１００％B A貴族…………………………５…０７０００５７０％B A８８０００１０００％B A克柳切夫斯基在列出這一表式時指出，在城市及鄉村負擔賦役的群眾中，只有十分之一（１０４％）保持了當時的自A由（更正確些說，就是直接受國家的奴役）

，而差不多十分之九的負擔賦役的群眾，都處於對教堂、宮廷和軍人的奴隸依

①「國家的外交政策，迫使人民的力量越來越陷於緊張狀態。

只要簡括地舉出新朝代最初三個沙皇所進行的各次戰爭，便可看出這種緊張狀態的程度……如果計算一下所有這些戰爭的延續期間，便可看出，在不過七十年中（１６１３—１６８２）

，便有三十年是戰爭年代，有時還同時同幾個敵國作戰「。

（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１６１頁。）

②克柳切夫斯基說：「戰爭終於耗盡了國庫。

我們在儘可能將同類的軍隊作出比較時，便看到從１６３１年起，由國庫負擔的武裝力量，差不多增加到兩倍半（在半個世紀內）「。

（同上書，第２７５及２７８頁。）

-- 265

２５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附地位。

這位歷史學者又說：「期待這樣形成的國家機體能在政治、經濟、社會和道德方面合乎願望的發展，是不公正的」

①。

關於發展的合乎願望問題姑且不談，我只想指出，由於。。。。

國家機體仍然按照以前的方向「發展」

，在這種機體里是不可能產生什麼新的政治趨向和觀點的。學者們有時談到混亂時代的教育意義。

不能不同意的，是這種意義不是不重要的。

混亂迫使莫斯科人發揮首創精神。然而他們的這種被逼出來的首創精神，卻最明顯地表現於恢復和鞏固「世襲君主制」

，而這種君主制的最主要特點則是在十六世紀下半葉就確定了的。同樣，混亂把莫斯科國的人們變為比以前更加要求嚴格的人。史學家把十七世紀稱為人民騷動的時代，這不是偶然的。但是我們往後便又看到，——而且這是不言而喻的，——十七世紀的人民騷動的性質是同進行騷動的人民群眾所反對的社會政治關係的性質完全符合的。騷動的過程雖然時常很尖銳，但這個過程卻不曾產生新的政治認識。社會意識只有在社會存在發生變革的地方，才會改變。

Ⅱ

關於米哈伊爾當選為國王時曾否使他發表限制權力的詔書，直到現在還是一個爭論未決的問題。更正確不過地說發表過。十七世紀的莫斯科人都相信這個詔書的存在。科托希欣——他所寫的關於俄國的書，我們很快就要詳加研

①《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２９９及３００頁。

-- 266

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５２

究，——說：「象在伊凡。華西列維奇沙皇以後獲選登極的歷代沙皇一樣，他們都鬚髮表一篇詔書，表示他們不殘忍和不作偽，不經過審判或無罪不殺任何人，對任何事情不與大貴族和杜馬議員共同商量便不去設想，不通報他們便不秘密地和公開地作任何事情」

①。這是很明確的。同樣明確的是科托希欣的下述記載：「但現在的沙皇（即阿列克謝。米海伊洛維奇——著者）卻于即位后不發表任何詔書，而這種詔書以前的沙皇是都發表過的；人們也不去問他，因為都把他看作一個比別的沙皇沉默得多的人。」

由此可見，最少十七世紀的某些莫斯科人相信，米海伊爾沙皇曾發表限制權力的「詔書」

，而阿列克謝沙皇則沒有重申「詔書」。某些外國作家的證詞，也與此完全符合。不過不完全明白的是，新的沙皇到底承擔了哪些限制權力的義務。固然，科托希欣在這個問題上也作過完全明確的指示。按照他的說法，承擔的義務便是：沙皇約許不殘忍，不經過審判不處死任何人，以及在一切事情上同大貴族和杜馬議員磋商。但在這裏，科托希欣的記載引起了某些懷疑。Ｈ米柳科夫說：「在選新沙皇時，情況怎樣A ]呢？

大貴族是軟弱無力的，他們不可能以任何義務加於沙皇：他們自己同哥薩克人一樣，成為……

『全國』的仇恨對象，而當時縉紳會議上自己軍隊代表及自己的代表則是無所不能的「。

②如果大貴族軟弱無力，他們怎能迫使新沙皇限制其權

①科托希欣：《論阿列克謝。米海伊洛維奇統治時期的俄羅斯》，第１４１—１４２頁，聖彼得堡１８４年。

②《俄國文化史概論》，第３卷，第１輯，第８６頁。

-- 267

４５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力呢？

更可能的是：「全國」以軍隊或一般地以其代表們為代表，發表了限制權力的詔書。但當時不可理解，為什麼對沙皇權力的限制不是有利於他們自己——即不是有利於「俄國的全體官員」

，——而只是有利於大貴族及杜馬議員呢？因此，不得不假定，科托希欣說得不正確，按照限制權力的詔書的真正意義，新獲選的沙皇必須同「全國」的代表，例如，同縉紳會議磋商。但這裏又產生了新的困難：按照這后一假定，為什麼米海伊爾對「全國」承擔的責任，如克柳切夫斯基所說，在正式的文件里看不出來呢？為什麼當時不以為應使沙皇阿列克謝發表這一限制權力的詔書呢？難道只是因為人們認為他是一個「沉默的」人嗎？姑且假定，事實上只是由於這一原故。但那就必須說明，是誰決定、誰有權來決定，由於阿列克謝「沉默」

，所以不必要他發表達一詔書呢？

似乎能夠作出決定的只有縉紳會議，因為根據我們最後的假定，限制權力的責任是沙皇向這個會議提出的。然而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指示足以證明縉紳會議曾作出這一決定。因此，克柳切夫斯基設想，限制米哈伊爾權力的詔書，是在縉紳選舉會議幕後進行的宮廷秘密交易的結果。大貴族巨室在公開的政治舞台上是軟弱無力的，但他們善於搞各種可能的陰謀，他們能夠在米哈伊爾的道路上設置重重障礙。

「而且就米哈伊爾的擁護者說，這種偶然或不乾不淨地獲得的政權，只不過是他們隨時都可咬碎的一塊骨頭。雙方的共同利益，要求他們防止過去不幸遭遇的重演，當時沙皇或用他的名義橫行一時的

-- 268

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５２

人，曾把大貴族當作奴隸一樣處置「

①。交易是為了防止大貴族再受沙皇的橫暴摧殘。因此，它是秘密的。這種協議不便向縉紳會議公開，因為「全國」可能由於這種協議，把沙皇看為他們早已仇恨的大貴族的工具。克柳切夫斯基說，米哈伊爾朝最初幾年，完全證實了他的假設。

「那時人們都看到和傳說著當政的人們如何胡作非為，他們『鄙視』國王不得不對其近臣的行為，不聞不問」

②。此外，還可補充一則足以證明克柳切夫斯基的假設的報道：據說，舍列梅捷夫曾寫A \ S信到波蘭告訴戈利岑公爵，「據說米沙（米哈伊爾小名）

，羅曼諾夫年輕，尚不懂事，我們可以操縱他「。對於這種」可以操縱的「王位候選人，是不難使其承擔有利於大貴族的責任的。然而由於這種責任是秘密的，所以要在」全國「面前為它辯護，那就不僅困難，而且簡直不可能。但是在一個衰微的國家裡從事恢復舊國家制度的艱難事業，向」全國「發出呼籲是絕對必要的。在米哈伊爾朝代，」全國「的代表時常舉行會議。正是他們才使最高當局有可能將那種利用幕後陰謀從他那裡拿到的限制權力的詔書的意義，一筆勾銷。在不大受」操縱「的斐拉列特。尼基季奇從波蘭回國后，最高當局立即使用了這種可能。由於限制權力的詔書的意義實際上已被勾銷，所以阿列克謝沒有予以重申，那就毫不足怪了。

①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９６—９７頁。

②《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９７頁。

-- 269

６５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Ⅲ然而前來出席會議的「全國」代表，如果有充分理由憎惡大貴族的寡頭政治，那他們是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為什麼他們不想取得限制權力的詔書，以謀取「全民多數」的利益呢？

如果他們是由於某種瞬息間的原因而忽略了在１６１３年初取得這一詔書的機會，那他們為什麼後來也從未設法改正這一錯誤呢？答案在於前述莫斯科社會制度的發展過程。在確定不移的經濟必然性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導致國內一切力量的間接或直接奴役的地方，就是最溫和的政治自由思想，也是。。

不能產生的。

１６１３年的選舉會議，實質上是一次立憲會議。但是，正如克柳切夫斯基所說，這一立憲會議在選出沙皇以後變為籌備委員會，其任務是採取各種預備性措施，以待正式政府的成立。籌備委員會的這一作用使這次會議處於對最高當局的從屬地位。由於這一作用，它後來只不過是扮演著一個「請願者」的角色。除了請願之外，它從來沒有前進一步。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作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是一回事，而作人民的訴願和願望的代言人則是另一回事。這是容易同意的。但是必須記住縉紳會議進行活動的具體條件。

１６１９年召集了「善良有識」的當選人士參加會議，他們的任務就是要將各地的需要通報中央政府。

這些「善良有識」

的代表的首要工作，是採取措施使逃亡者回到原處。這就是說，在莫斯科集會的俄國當選人士承認，恢復過去勞動群眾所遭受的那種不自由，是國家的最迫切需要，而這種不自由的壓迫，乃是莫斯科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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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５２

在混亂時期經歷的種種騷動的最深刻原因。但是隨著這種不自由的恢復和擴大，隨著陷於這樣那樣形式的奴隸從屬地位的居民數目的增加，地方代表們的社會基礎也縮小了。農奴是不派代表出席會議的。

因此，在會議上發揮主要影響的，是以剝削被奴役的農村居民勞動為生的階級，即貴族。而貴族亦處於對中央政府的完全從屬地位，因為在當時的條件下，他們只有利用中央政府的幫助，才能使那些用自己的勞動好歹養活他們的農奴們服從。由此看來，農民的社會不自由，決定了貴族的政治不自由。關於這一點，同一克柳切夫斯基卓越地指出：「統治著的地主階級，他們由於特權而脫離了其餘的社會，他們全神貫注於農奴佔有制的垃圾，因享受白給的勞動而變得軟弱無力，他們對國家利益的感覺鈍化了，對社會活動的毅力也衰退了。貴族的莊園壓迫農村，又不與城外的工商業區來往，自然不能制服首都的官府，使縉紳會議具有國家思想和意志的獨立傳導者的意義」

①。

不要以為一般貴族對於他們的地位已經心滿意足了。他們是很窮的②。

他們本身也為國家作奴隸服務，他們從主要由於他們的努力併為了他們的利益而建立和支撐起來的制度方面，也吃了不少苦頭。

在１６４２年為討論是否接受頓河哥薩克奪自土耳其的亞速夫一地而召開的會議上，許多縣的貴族代

①《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２４４頁。

②「縣級貴族的封地一般很小，而且人煙極為稀少。」在某些南部的縣裡，「許多貴族完全無地，而是一些只有莊園而沒有農民和光棍……還有連莊園也沒有的空地，……有些貴族拋棄了他們的世襲領地和封地，參加哥薩克，到大貴族家裡賣身為奴，或到寺院里去作職員。」

（克柳切夫斯基同書，第１１１頁）

-- 271

８５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表沉痛地抱怨說：「我們由於莫斯科的官僚貽誤、由於謊言和不公正裁判而受到的禍害，更有甚於土耳其和克里米亞的回教徒」

①。但是這一等級愈窮，他們愈是強烈地感覺到和更深刻地意識到他們對中央政府的從屬地位，因為這個政府賞給他們的只是「一些零碎的小塊土地」。

他們愈是深刻地意識到這一種從屬地位，他們便愈少反對派的傾向，愈加除了官員的奴隸地位這個純粹東方的概念之外，再也不能發展其他政。。。。

治概念。十六世紀的縉紳會議，官宦階級的代表是應召參加了。這些會議是政府同其本身的官員的會議。混亂時代的事變所造成的社會政治需要，把這種由「所有官員」代表組成的縉紳會議推上了歷史舞台。在十七世紀的會議上，莫斯科政府是同所有用自己的努力把政府恢復起來的「地方」協商的。但是愈來愈多的莫斯科國居民，因陷於各式各樣領主的農奴依附地位，不再向會議派出他們的代表，所以官宦階級選出的代表，便在會議的集會上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主導作用。

只是這一情況就足以把十七世紀的會議逐漸轉變為政府同其本身官員的會議，也就是把它恢復到十六世紀的舊形式上去。

既然它回到了舊的形式，莫斯科政府便可輕而易舉地用別種會議來代替它了。莫斯科政府開始召集來自個別居民各階層的「專家」會議，按照政府的意見，這些人是更願解決在某種個別情況下應予研討的問題的。莫斯科羅斯人民代表制的中央機關，就這樣奄奄一息，壽終正寢了。在十七世紀下半期，直到費多爾沙皇死前，會議沒有召開。克柳切夫斯基認

①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１２５６—１２５８頁。

-- 272

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５２

為，縉紳會議的觀念雖然在統治階層和特權階層中業已逐漸熄滅，但在商工業人士中卻仍在保持著，他們還懷著公民責任感。他想起莫斯科商界人士如何提示政府，由於使用銅幣失敗所引起的危機，必須召集縉紳會議。

但他迅即補充說，莫斯科的「小客人和小小商人（他們這樣自稱！）人微言輕，不足以使社會關係趨於平衡。這一負擔著非常沉重的國家賦役的階層的代表，在會議上是面對著軍職人員的大多數、面對著大貴族官僚的政府的」

①。顯然，他們的聲音——並不高亢和堅決的聲音，是不能改善莫斯科羅斯的人民代表的命運的。

莫斯科的「小客人和小小商人」在１６２年恭請召開的縉紳會議，就這樣沒有召集。

Ⅳ

我想以上所述，足以充分說明那些決定政府當局和人民代表之間的關係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因而也足以充分說明十七世紀莫斯科國政治思想的發展過程。我國的一些學者都想把俄國的縉紳會議同西歐各國的人民代表制相提並論。但是他們的比擬並不都是正確的。例如，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意見，我國「人民代表制的產生並不是為了限制政權，而是為了獲得和鞏固政權；這就是它與西歐代表制的區別」

②。但是在哪一個西歐國家裡，人民代表制的產生是為了限制國王的權力呢？任何地方，人民代表制的產生都是為了協助國王來

①《俄國史》，第２卷，第３６７頁。

②同上書，第２７２頁。

-- 273

０６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管理國家的。在協助的過程中，它便鞏固了國王政權。這一。。。。。。。

觀點應用於第三等級的代表制，尤為正確。法國菲利普（外號漂亮的）

在召集三級代表會議時所以邀請第三等級的代表，完全不是為了要同他們分權。他是想在同邦尼法奇八世教皇的鬥爭中求得他們的支持。

１３０２年的三級代表會議——這按時間是法國的第一次縉紳會議——表示希望國王維護其國家的「最高自由」

，不承認（在世俗權力方面）除上帝之外還有任何比他更高的主宰。對國王表示這樣的願望，無疑地意味著有助於他的權力的鞏固。三級會議後來遂成為鞏固國王權力的工具。

它是第三等級同世俗當局和教會當局鬥爭的舞台。

然而如所周知，這一鬥爭創造了君主專制制度，使法國國王終於有可能不召集三級代表議會，並在非常長的時期中（１６１４—１７８９）利用了這種可能。從自己方面說，這些國王所以召集人民代表，每每只有一個目的：向他們的忠實臣民進行勒索（ｔｒａｉｒｅｄｅｌ『ａｒｇｅｎｔ）。克柳切夫斯基說，縉紳會議並不是政治力量，而是政府的工具。在某種意義上，此語也完全適用於法國的三級會議。同樣可以說，法國三級會議同克柳切夫斯基所說的俄國縉紳會議一樣，只有用請願的形式提出立法措施，而最高行政當局對於所提問題，則保有決定之權①。這裏的類同之處是無可爭辯的。但歷史環境的差別，使

①當英國議會用法案來代替請願時，法國三級會議的代表卻繼續呈遞其請願書，給政府以不理睬各種法令的權利。俄國的情況，亦復如此。俄國沙皇或杜馬直接頒布的新法律和國家的「總裁決」

，可以成年累月地不生效。

（馬克西姆。

科瓦列夫斯基：《俄羅斯的政治制度》巴黎，１９０３年，第９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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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６２

法國的等級人民代表制對法王的態度，同莫斯科國縉紳會議對沙皇的態度，極為不同，雖然法國的等級代表會議也是法王的非常重要工具，有力地促進了法王最高權力的鞏固與擴大。我已經不只一次指出，莫斯科的沙皇在同大貴族的鬥爭中，主要依靠領有封地的貴族，而法國國王在同封建主的鬥爭中的主要支持，則來自第三等級。這個等級在最初的作用是很小的。這可從以下事實中得到充分證明：即他們的代表只能在國王面前跪著說話，而最高等級的代表則可以站著說。

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第三等級在法國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迅速增加了。而隨著在社會生活中作用的增加，他們的政治自。。。。

覺也發展了。他們的代表過去謙虛地把自己看作「微末小人」

，現在卻愈來愈加感到他們是人了。這時，在問題涉及國。

王同封建主的鬥爭時，他們仍舊支持國王。但是他們一方面在這一鬥爭中甘為國王的「工具」

，同時在國家管理方面當問。。

題涉及全民利益時，他們又力圖給國王的權力設置一定的界限（「限制」這一權力）。因此，法國三級會議席上時常聽到。。

一些為出席莫斯科國縉紳會議的「善良有識之士」所不能想象的演說。

試舉一例：在１４８４年三級會議２月２８日莊嚴的大會上，盧昂的代表馬塞倫在表示國王應注意減輕法國人民的捐稅重擔后，認為必補充聲明：「國王這樣作，並不是給他的人民以恩賜，而只是履行公正的職責：如說恩賜，那是濫用詞句。」只有人，才知道這種語言，而「微末的小人」

，其說法又當不同。馬塞倫在繼續他的演說時大聲疾呼：「在君主專制下，人民仍是其

-- 275

２６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財產的最高主人，在人民全體都反對時，是不能剝奪他們的財產的。人民是自由的：他們不是奴隸，而是國王治下的臣民「

①。我們在這裏又一次看到我們所熟知的波丹關於奴隸和臣民的差別的見解。奴隸只有在其主人的同意下才能支配其財產，而臣民則仍然是他所領有的一切的最高所有者，不得他們的同意，國王是不能沒收他們的財產的。參加縉紳會議的，是莫斯科國國王的奴隸，而在三級會議上發言的，則是。。

法國國王的臣民。。。

在馬塞倫發表上述演說的會議的前夕，第三等級的代表同企圖促使他們讓步的國王顧問們舉行了會商。他們對這些顧問說：「任何人在看到人民的代表受人民的委託，從事人民的事業併發誓給予支持以後，用全力捍衛這一事業的時候，都不應感到奇怪或憤怒。」

他們聲明，他們首先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受委託人②，「假如他們拋棄了人民的事業，壓制住自身良心的呼喊，那他們就不得不負可怕的責任」

③。這又是人的語言，而不是「微末小人」的語言。當時法國統治階層的代表之一被這種高貴的語言激怒了，大聲叫喚說，他是懂得惡棍的，「不要對這種人閃現自由的方式，他們需要的是壓迫。」

第三等級的代表向國王的顧問們所發表的結束語，是極為值得一提的：「在國王惠然接待我們的那天，我們的演說家將痛快

①Ｇ畢科：《三級會議史》，第２版，第１卷，第３７８—３７９頁。

A②同一馬塞倫在其拉丁文的三級代表會議日記里用的是「人民代訴人」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ｅｓｐｏｐｕｌｉ」）一詞。

③畢科：《三級會議史》，第３７７頁。

-- 276

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６２

淋漓地用理性的武器打敗我們的敵人，使所有的人都明白，國王不得違背三級會議的一致意見而侵犯其臣民的財產。「

讀者不應忘記，我在這裏所摘錄的，是十五世紀、而不是十八世紀末的法國代表的演說。

Ⅴ

此外，讀者應該記住，在法國，不僅第三等級的代表善於用人的語言來說話。法國的封建主也從來不願扮演奴隸的角色。假如「最信奉基督教」的法國國王在同他們的鬥爭中曾依靠第三等級，那末，他們在同國王的鬥爭中也企圖——在這種企圖不要求他們放棄其特權的地方——預先取得第三等級的同情。作為一例，可以指出他們在路易十一世時領導參加公共福利同盟（ＬｉｇｕｅｄｕＢｉｅｎ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路易十一世說，「如果我們同意增加他們的養老金，准許他們象過去那樣壓迫他們的僕從，那他們就不會想到公共的福利」

①。

姑且假定，路易十一世對於封建主的愛民思想是了解得相當精闢入微的，但無論封建主腦子裡的公共福利思想是怎樣產生的，然而重要的是，他們有時確實想到這點。在圖爾舉行的同一三級會議（１４８４年）

，布爾岡貴族的代表菲利普。波（ＳｅｉｇｎｅｕｒｄｅｌａＲｏｃｈｅ拉羅謝的領主）這樣說過：「按諸歷史，有主權的人民（ｌｅｐｅｕｐｌｅ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

用自己的選舉來立國王，而且他們要選舉才德超過他人的人作國王。事實上，人民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選擇主人（Ｍａｉｔｒｅ）的。

所以要授主人以大權，不是為了

①畢科，見前書，第１卷，第３３１頁，註釋。

-- 277

４６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使他們犧牲人民以致富，而是為了使國家富裕和改善人民的地位。

如果他們有時倒行逆施，那他們的行為便同暴君一樣，便同那些不保護自己的羊群、卻如惡狼一般吃掉它們的牧人沒有差別。……誰不知道、而且誰不在反覆申說，國事就是人民的事？既然這樣，那人民又怎能不關懷國事呢？低賤的諂媚之徒怎能以專制之權授予只是通過人民而存在的主人呢？人民有管理自己事務的雙重權利：因為他們是這種事務的主人，又因為說到底他們經常是壞政府的犧牲品。「

我在摘錄這段話時，禁不住再次問問自己，應否提醒讀者，我所摘錄的這篇演說不是在法國大革命時發表的，而是發表于大革命前三百多年，而在演說里卻極大地表現了政治要求的嚴格性和人民尊嚴的自覺性。

當然，類同並不是等同。

菲利普。波所以認為必須提出人民的主權，實質上是因為查理八世年事尚幼，最高權力已落入攝政委員會手中，關於這個委員會的人選發生了爭論：血緣的親王們企圖在委員會裡取得主導作用；而菲利普。波和在這一問題上與他志同道合的代表們，卻想使該委員會通過會議選入該委員會的人士服從三級代表會議的影響。在成年的國王的朝代里，人民自主（）之說，也許不是那麼堅決的。一位貴族代表g b [ I V D E h J b W G D作出的人民定義，也是很有特色的：「我稱之為人民的，不僅是低等級的人們，而是居住在國內的所有等級的人們。」

在大革命時期，人民一詞是指除特權者外（。。。。。。。。ｍｏｉｎｓｌｅｓｐｒｉｖｉｌéｇｉéｓ）

的居民總和。菲利普。波當然要反對這樣的定義。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也許對於那些記得莫斯科的政治關係的人們，這甚至是值得奇怪的，——在十五世

-- 278

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６２

紀末，竟然有一位法國貴族的代表，能夠在三級會議發表演說，——儘管是由於特殊的情況，——熱烈和智慧地維護人民自主的原則，對十八和十九世紀的政治著作起了這樣巨大作用。

下述情況同樣值得注意。菲利普。波指出，在法國沒有任何一種法律規定（在國王年幼時）國事的管理，應該屬於全體血緣親王或其中某一親王。波說：「因此，這一切都應明確規定，並毫不動搖地付諸實施。我們這樣作，是為了不留任何不明確的東西。我們不將國家的幸福置於少數人的專橫獨斷之下；因為誰能向我們保證國王將永遠是善良和公正的呢？在這種情形之下以及在任何情況之下，必須作出硬性的規則並確定行為的規範」

①。如果相信科托希欣的話，則莫斯科人雖然對阿列克謝。米海伊洛維奇王朝極盡「勒索」之能事，卻不曾認為必須對年輕沙皇的「沉默」習慣，作出「硬性的規則並確定行為的規範」。

菲利普。波承認，人民沒有統治權。他說：「但是應該了解，人民有權經過他們的代表管理國家」

②。在十七世紀成為統治階層的莫斯科貴族，卻從來沒有提高到這種政治思想上來。

Ⅵ

俄國歷史過程的特點，不在於它的絕對特殊性。但是如。。

①畢科：《三級會議史》，第２卷，第５—６頁。

②同上書，第６—７頁。

-- 279

６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果將它同西歐各國——例如法國的歷史過程加以比較，而看不到它的相對特殊性，那就是瞎子了。。。

從質的分析觀點看，水的化學成分和過氧化氫的化學成。。

分是一樣的。這兩種物體都是由氫和氧合成的。但從量的分。

析觀點看，則兩者之間卻有無可疑義的差別：過氧化氫（Ｈ２Ｏ２）所含的氧要比水（Ｈ２Ｏ）多。這種量的差別便說明了。。

兩者的特性的差別，即兩者之間的質的差別。我們在歷史上。。

也可看到完全相似的現象。從質的分析觀點看，莫斯科國的。

社會成分同法蘭西帝國的社會成分是相同的：在這兩個國家裡都有農民、商業和工業居民、貴族、僧侶、最後還有君主。

但量的分析卻在兩國的社會成分里發現很大的差別：由於莫。。

斯科國在經濟上大大落後於法國，所以前者的工商等級所起的作用，要比後者的工商等級所起的作用小得多。莫斯科的君主在同封建地主的鬥爭中所依靠的主要是領有封地的普通貴族，而法國君主在同封建主的鬥爭中所依靠的則是第三等級。大俄羅斯的地理環境對於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也遠遠不及法國。這一重要情況，一方面決定了這兩個國家居民的社會成分的量的差別，同時又造成了兩國社會成分的相互。。。。

關係的非常重大的差別。莫斯科國是一個在自然經濟條件居。。

于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拓殖過程拖延甚久的國家。這一過程特別持久的必然結果，是勞動群眾對私人和國家的奴隸依附地位。在被奴役的勞動群眾里，不僅有農村居民，而且有城市居民。商人是不能成為私有主的奴隸的。

１６４９的法令對於那些用所謂抵押的方法承擔奴隸義務的商人，威脅要處以笞。。

刑和流放西伯利亞。但是克柳切夫斯基說得好，用笞刑來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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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６２

持的人身自由，其本身便變為一種對國家的義務。他說：「這一法令不曾以自由的名義取消人身的不自由，而是以國家利益的名義把人身自由轉變為不自由」

①。由此看來，除了極少的例外，這樣或那樣的奴隸依附制度業已推行到莫斯科國的所有勞動人民之中了。最後，莫斯科國發展的歷史環境，決定它不得不把越來越多的資金用來同西方鄰國進行鬥爭以保衛其自身的生存，這些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途程中越來越超過了它。這后一種情況更加深了壓在居民身上的奴隸依附地位的壓迫。然而相反，盡人皆知，自中世紀開始，法國的奴隸數目，卻是經常減少著的。據蘭博說，在諾曼底，在十二世紀時已無農奴制的痕迹。在法國其他地區，農奴制消失得慢些。但就是在那些地方，農奴（ｓｅｒｆｓ）的數目也是不斷減少的。

１３１５年路易十世准許國王領地的農奴贖買自由。這當然。。

不足以說明國王的大公無私，卻無可爭辯地證明在當時的法國，貨幣經濟已取得巨大的成就。至於三級會議，則自十五世紀末，農民便已參加選舉第三等級派性議會的代表了。他們同樣參加制定給代表們的委託書（ｃａｈｉｅｒｓ）。因此，我們看到，如果在莫斯科羅斯，經濟發展的過程越來越縮小了人民代表制這一政治建築物的社會基礎，那麼，法國的這一過程卻相反地經常擴大了這一基礎。這種代表制在法國和莫斯科羅斯的意義，遠遠不同，這便毫不足怪了。

當然，我們在這裏所看到的差別，也不是絕對的，而只是相對的，不是質的，而只是量的。我在前面已經指出，法

①《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１８５—１８６頁。

-- 281

８６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國的三級會議也只能向國王叩頭陳述他們的需要。最後決定權是屬於最高當局的。會議的召集和解散，都取決於最高當局。所以最高當局曾長期不召集會議。

情況便是如此。但在這種問題上，必須比在任何其他問題上更加記住，量的差別是要轉變為質的差別的。儘管法國的三級會議歸根到底也只有懇求的權利，但是法國的居民通過他們的代表在會議上說出了他們的需要，畢竟比莫斯科羅斯的居民更能影響其本國的立法。法蘭西王國的居民認為他們是自己國王的臣民，而莫斯科國的居民則自稱為沙皇的奴隸。而且不是所有的人，只是身居高位的人，才有權使用這樣的稱呼。下層階級的人們則稱為沙皇的孤兒。索洛維約夫寫道：「可以理解，無論是無依無靠的孤兒或是奴隸，在他們的身上是找不出力量和獨立性的」

①。這在事實上也是如此。

前來出席縉紳會議的官吏奴隸和工商界孤兒的代表，都既未顯示力量，也未表現獨立性。和他們不同，出席三級會議的法國國王臣民的代表，則不只一次表現了力量和獨立性。索洛維約夫在同一著作中說，無依無靠的孤兒和奴隸是不能有自己的意見的。

但這不盡然。

孤兒和奴隸都有自己的意見，只不過這種意見符合他們的屈辱地位，從未發展成為比較廣泛的政治思想。這就是為什麼在莫斯科國的縉紳會議上，聽不到在法國三級會議上所發表的那些關於國家元首職責和人民權利的演說的原故。我重說一遍，量的差別是要轉變為質的差別的。

①《俄國史》，第３卷，第８０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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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６２

Ⅶ克柳切夫斯基在他的著作里寫道：「試一讀各等級代表在會議上（１６４２年的縉紳會議上——著者。）

提出的文件，便可感到他們在一道都無事可做，他們沒有共同的事業，而只有利益的衝突。每個階級只為自己著想，而把他人除外，只知道自己的迫切需要和他人的不公正的優越。顯然，各等級政治上的隔絕，使他們在習慣上相互疏遠，在這種情況下自不能不導致他們在會議的共同活動上的分離「

①。

在法國三級會議上，利益的敵對導致各等級精神上相互疏遠。這種疏遠有時強烈妨礙他們共同政治活動。象在俄國一樣，法國中央政府善於利用這一點。但在指出這種類似點時，不應忘記我們現已深知的那一重要差別。如果莫斯科國由於勞動群眾的被奴役，參加會議的每一等級，除了他們眼前的需要之外，再也什麼都看不見，那麼，在法國，甚至特權等級的代表，也都在某些情況下，對於共同的國家利益，具有明確的認識。

至於工商等級的代表，對於整個勞動居民的利益，則是常常表現出廣泛的認識的。在１６１４年三級會議一次會議上，工商等級中的一人對於法國人民竟能滿足對他們提出的所有要求，向國王表示驚異。

「人民必須向陛下，也向整個僧侶、貴族和第三等級供應食物。如果窮人不工作，則屬於教會的什一稅和大地產、屬於貴族的美好土地和巨額封建財產，屬

①《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２６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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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于第三等級的房屋、地租和遺產，有何意義呢？其次，誰給陛下資金去維護國王的尊嚴，滿足帝國內外的迫切需要呢？

如果不是農民，誰給您以徵召軍隊的資金呢？「

這位代表——商界領袖米龍——後來在說明貧苦農民受軍人掠奪的不幸境遇時說，在薩拉秦人①入侵時，法國人民也不曾受到這麼大的痛苦啊！

②從外表看，這同我國貴族抱怨莫斯科官僚對他們的摧殘更有甚於土耳其人和韃靼人，完全相同。但是第一，莫斯科軍職人員只關切本等級的利益，而這位巴黎的「客人」米龍所說的卻是農民；第二，莫斯科貴族僅僅發出怨言，而法國的商界領袖卻威脅說：「如果陛下不採取措施（反對米龍所指出的惡行。——著者）

，則絕望的貧民便會想到，士兵不是別人，而是武裝的農民，種葡萄的農民一旦手裡拿起火槍，便不再是鐵砧、而變為鐵鎚了「

③。

米龍的這種發人深思的見解，表現出法國「客人」代表「己見」的巨大廣度。他們對於其委託人的迫切需要，並沒有忘記。當然沒有！但是他們在政治上的發展達到的高度，可以看到這種需要同法國整個勞動居民的根本需要在當時確已實際存在的聯繫。特別值得指出，在同一個三級會議（１６１４年）的會議上，第三等級的代表要求採取措施完全廢除法國農奴制的殘餘④。

由於這種要求，可以說儘管第三等級的代表

①薩拉秦人是古歷史學家對阿拉伯游牧民族的稱呼。——校者②畢科：《三級會議史》：第４卷：第２４４頁。

③同上書，同頁。

④《三級會議史》，第５卷，第２—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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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７２

同特權等級的代表很少「共同的事業」

，——同他們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但表明他們能夠了解其本身的「事業」和法國整個勞動居民的「事業」的共同性。而這一點是最為重要的。

這就是說，國王的一位顧問的擔憂不是沒有根據的，他在１４８４年同第三等級的代表會談后大叫：在惡棍面前，不應閃現自由的形象！顯然，這種迷人的形象早就在有教養的法國資產階級面前閃現了。發展的過程早就準備讓資產階級在反對「舊制度」的全民運動中充任領導者的角色，在下一世紀里，它便扮演了這一角色。

Ⅷ

現在我請讀者同我一道回到十六世紀的莫斯科，並且想起根據這一世紀的一位政論家——《瓦拉穆術士談話》附錄的作者，附屬的標題為《關於同一談話的另一傳說》——的意見，沙皇應依靠莫斯科國的所有社會力量進行統治。

為此，必須召集「意見一致的全國會議」

，即縉紳會議。為使會議真正具有全國性，按照這位政論家的意見，必須「從所有的城市和縣市推選既非高官，又不驕傲逞能的人們」。這就是說，《另一傳說》的作者要求莫斯科國的全體居民都有廣泛的代表出席縉紳會議。但是這一要求似乎無法實行，因為奴隸依附的壓迫普及於勞動群眾愈來愈重了。這種情況的發生並不是由於「驕傲逞能」

，而是由於確定不移的經濟原因。

毫無疑義，「驕傲逞能」

在極大的程度上是莫斯科國中央政權的特點。

但它是結果，而不是原因。這種特點的產生是由於工商界居民太軟弱，不能堅決維護代表制的思想，而官宦等級也不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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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視這一思想。隨著農民的奴隸制的確立，一般貴族將大貴族吸收到自己方面，遂成為統治階級。

「但是他們不經過縉紳會議便找到了更方便的方法——即直接向最高當局提出集體申請——來實現他們的利益，而連續不斷地包圍著軟弱沙皇的大貴族與一般貴族集團更為這種方法提供了方便」

①。我國縉紳會議的歷史不象法國三級會議歷史那樣富有戲劇性的事件（至於英國人民代表制的歷史，就更不用說了）

，這是毫不足怪的。十六世紀的某些莫斯科人就能想到在全民代表制的基礎上召集代表會議的好處，這一事實表明，在莫斯科人的頭腦里是能夠產生一些在西歐社會意識發展史中具有巨大意義的政治思想。但是我國的社會存在是不利於這種思想的比較重大發展的。因此，這種思想未及開花，便已凋謝。由於同一原因，這種思想經常是很模糊的。這裏只有一個例外：即關於君權無限的思想在十六世紀已獲得完全明確的性質。雷帝在給庫爾布斯基的信中寫道：「我可以自由地賞賜我的奴隸，也可以自由地殺死他們。」不能比這說得更明確了。這種君權無限的思想是沒有任何空想的成分的。它是完全符合社會發展過程的。由於這種思想既沒有空想的成分，又完全符合社會發展的過程，所以在莫斯科國的範圍內，它怎樣也不能碰到與它對立的人民自主思想，然而這人民自主的思想在西方、甚至在君主制的法國卻是不時與它發生敵對的衝突的。

奴隸一點也不能設想用任何法律規範來限制社會最高階級的權利的。我已說過，大貴族從某些莫斯科國王那裡取得的權

①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２７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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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７２

力限制文書，是沒有任何政治內容的。這個估計是同克柳切夫斯基的權威意見背道而馳的：他認為，舒斯基的信誓旦旦的詔書，在我國政治思想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

但是，如我前面所指出，我們在這位歷史學者的著作中還看到以下一些段落：「沙皇的權力是受到以前同它一同行動的大貴族建議的限制的。但這種限制只在審判事務上、在對個別人的關係上約束了沙皇」。

①如果限制僅適用於沙皇對個別人的關係，則沙皇在國家事務上的權力，仍舊是無限的。

Ⅸ

克柳切夫斯基在另一地方說：「舒斯基雖然表面上限制了自己的權力，而在正式的詔書里卻寫作『專制君主』，作為天然的莫斯科國王稱呼自己」。

他說，這是由於莫斯科思維的頑固不化。然而儘管莫斯科的思維確實頑固透頂，卻不能不承認在這個問題上，它是表現得很徹底的。舒斯基承擔的某些義務僅涉及審判案件，但他仍舊是一個同「天然」的莫斯科國王一樣的專制君主。在天然的莫斯科君主費多爾。伊萬諾維奇即位時，季奧尼西大主教在這一大典上發表訓詞，規勸沙皇「要相信神聖的教堂和真誠的寺院；要服從他大主教和所有聖地朝拜者，因為對聖徒的尊敬，就是對基督本身的尊敬；要親愛和尊重自己的同胞；要賞賜大貴族和顯貴並按其父名予以尊重；要對所有公爵和其子嗣，對大貴族的子女和

①《俄國史教程》，第６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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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所有戰士，親切接待和表示仁慈；要保護所有東正教的基督徒，從心裏關懷和照顧他們；要勇敢地支持被欺侮的人，不要用法庭和法典來凌辱他們；不要聽信諂媚的言詞和空幻的謠言；不要聽誹謗者的話，不相信惡人；要師法哲學家或智者，因為上帝安息在他們身上，就象安息在教堂的祭壇上一樣；要無償地分封官爵，因為受賄者買官的事是有的，等等「

①。這一切都是很好的規勸，然而這一切都是向專制君主提出的規勸。

它們同限制權力的思想是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的。

任何人都會理解，為什麼大主教認為應在費多爾。伊凡諾維奇即位時提出這些規勸：這是因為新沙皇的已故父親沒有服從他的神父，沒有愛惜和賞賜大貴族和顯貴，沒有保護東正教的基督徒，沒有支持被侮辱的人們，而相反地卻自己用一切方法凌辱他的奴隸和孤兒（即凌辱貴族和工商業界——譯者）

，聽信諂媚言詞和誹謗者，相信惡人等等。官宦等級是無論怎樣也不喜歡沙皇專制的這種辦法的。盡人皆知，就是奴隸也寧願有好主人，而不願有惡主人。季奧尼西大主教認為他在道義上有規勸費多爾。伊凡諾維奇作一個好主人的責任。伊凡雷帝給了他的臣民一個明顯的政治教訓，其意義就是：一件事是無限制的君主（哪怕是在東方意義上的君主）

，而另一件事是殘酷的暴君。官宦等級的上層在長期中為這一教訓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才認為必須提請新的沙皇注意無限制的君主和暴君之間的差別。某些沙皇甚至向這個階層簽字

①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５１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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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７２

證明他們領會了這一差別①。然而善良主人的奴隸也還是奴隸。莫斯科國的軍職人員雖然從他們的沙皇那裡取得了限制權力的詔書，卻絲毫沒有擺脫其對這些沙皇的奴隸從屬地位。

這就是為什麼實際上這種詔書甚至在審判事務上也沒有帶來任何改變的原故。就令我們假定，大貴族使米哈伊爾承擔較有內容的義務，那也要知道正是從克柳切夫斯基那裡，我們聽到這種義務是在什麼情況下產生的。作為在選舉的縉紳會議幕後進行的陰謀的結果，這種義務可能在比較長時期內影響國家管理的過程，但完全沒有改變國家的制度。莫斯科羅。。。。

斯雖然有了詔書，也仍舊是一個世襲君主制國家，同時居民的傳播詔書也愈來愈加鞏固了最高政權的世襲性質。莫斯科人無怪乎對馬斯克維奇說，他們寧願要他們的政治無權、而不願要波蘭的自由。他們感覺到，他們不可能有別的政治制度，以為不自由乃是一種自然的、甚至是一種值得嘉許的事情。瓦拉穆長老在給「全俄沙皇華西里。伊凡諾維奇的告密信」中敘述他同格里戈里。奧特列皮耶夫旅行立陶宛的情況時說，他們住在基輔－佩車爾寺院里，他不滿意他的同伴想脫去僧侶的法衣。佩車爾的修士大主祭葉里謝和整個寺院的兄弟在聽過他的不滿后答覆他說：「這裡是立陶宛，誰願意信仰什麼，便可信仰什麼。」

他們不知為什麼——也許是由於覺

①「我華西里。伊凡諾維奇全俄皇帝和大公茲向全體東正教基督徒宣誓，我將實行真正公正的審判，無罪不對任何人加以貶壓，不因仇敵而對任何人加以任何謊言，而且避免對任何人施加暴力」。

在讀到華西里。舒斯基詔書的這些話的時候，可以設想，這些話全部是從大主教季奧尼西的訓詞中抄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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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對天主的過分的莫斯科式的熱情吧——不允許瓦拉穆再住在這個寺院，所以他去到奧斯特羅格，奧特列皮耶夫也到了那裡。他在這裏又全神貫注于挽救他的同伴的靈魂，因為他的同伴開始在學校里用拉丁文和波蘭文學習路德的書信，成為東正教基督信仰的叛徒和罪人。由於忘記了立陶宛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他又實行告密——這次是向瓦西里。奧斯特羅什斯基公爵本人告密。然而這次的告密也未產生熱心的長老根據他的莫斯科經驗的期待的結果。

「瓦西里公爵和他的全體宮廷人士都對我說：在這個國家裡，誰願意信仰什麼，便可信仰什麼。——而且公爵對我說：『我的兒子雅內希公爵生於基督教信仰中，但保持波蘭人的信仰，我也管不住他』」

①。

在得到這種答覆后，瓦拉穆怎樣也不能懷疑在世界上是有比較自由的國家的。然而無論從什麼地方都看不出，這位飽經世故的長老雖然毫不懷疑「自由」國家的存在，卻一刻也不曾想過應否給莫斯科人增加「自由」的問題：「自由的」國家是一回事，而莫斯科國又是一回事；在自由的國家裡，「誰願意信仰什麼，便可信仰什麼」

，而在莫斯科國卻只能，而且必須用鞭笞、監獄和類似的硬性論證和堅決措施以迫使人們挽救他們的靈魂。在「自由的」國家裡，甚至路德的書信也是每人都可學習的，而在莫斯科，在被指控為信仰異教的威脅下，這卻是不行呀！

「自由的」國家不能指揮莫斯科呀！

①《混亂時代的古文獻》（古文獻委員會出版的《俄國歷史叢書》，聖彼得堡，１８９１年，第１３卷，第１９—２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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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７２

Ⅹ十七世紀莫斯科居民政治認識之低，可從當時的一些政治案件中得到說明。

這些案件的發生通常都是由於「酒醉」

后不在意地對國王說了「不妥當的話」。

在米哈伊爾朝代的初期，在這種「不妥當的話」里，有時（的確是極稀罕地）聽到某種自混亂時代流傳下來的非常簡單的政治內容。一位市民被人請去喝酒為國王米哈伊爾。費多羅維奇祝福，他問道：「季米特里。伊凡諾維奇皇帝還活著嗎？」

沙皇的軍官壓制他，但他克制不住，喊道：「立陶宛人也沒有這樣干過。」但是後來，在這類談話中，就連這種最簡單的政治內容也看不見了。有人說：「我的鬍鬚同沙皇的一模一樣」

，因此被控。這個可憐的人顯然要受到「無情鞭笞」的威脅，但是為什麼他會想起沙皇的鬍鬚呢？御前侍臣和軍官ＨＣ蘇巴金在他的密報里A A詳細地解釋了這一心理之謎。他審問過的大貴族之子謝爾蓋耶夫供稱：「去年，１３５年（即１６２７年——著者）

，我到安托什克。普洛特尼科夫家裡談天，喝醉了酒。有一名監獄的看守先卡教我學狗叫，我對他發火說：你這傢伙憑什麼向我汪汪叫？

我要把你的鬍子拔掉。先卡也發火說：『不許拔我的鬍子，我是國王的人，我的鬍子也是國王的』。除這些話外，別的我沒有聽到。「

其他證人也都證明了這一供詞①。

由此可見，先卡的「賊行」不在於他膽敢將他的鬍子同莫斯科國王的鬍子相提並論，而只在於他宣布了他的鬍子是沙皇的私產。你

①Ｈ諾沃姆別爾格斯基：《國王言行錄》，１９１１年，第１卷，第４９—５０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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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們看到，這裏並沒有任何危害莫斯科政治制度的東西。我還可以說，這裡是沒有任何「賊行」的！不幸的先卡宣布（儘管是在酒醉之中）

他整個地、包括鬍鬚在內，都屬於沙皇，這僅表明他明確地了解莫斯科世襲君主制的社會基礎和他對這個基礎的堅定不移的忠誠而已。還有另一例子：「１４１年（即１６３３年——著者）

１１月６日，帶腳鐐的犯人彼得。列贊措夫來到看守所說，１１月５日晚上，班長伊萬科。拉斯波平來站崗，他對我作各種惡狗叫聲。我對他說：你為什麼對我汪汪叫，我要把你打得叩頭求饒。這個拉斯波平翹起手指對我發火說：你倒象是一個國王啦！「

①當然在這種場合里翹起手指是一種頗為不敬的姿態。但這絲毫不能表明拉斯波平的政治認識有任何威脅莫斯科的政治制度的地方。我再說兩個頗有意義的例子。在１５７年（即１６４９年——著者）復活節，「大貴族之子」伊凡。巴什科夫同聖阿凡那西和聖吉里爾教堂的職員涅日丹諾夫吵架。

他大聲喝問這個職員：「你是誰的？」

職員答道：「我是國王的，是聖阿凡那西和聖吉里爾教堂的職員。」這職員反問他：「你是誰的呢？」伊凡。巴什科夫說：「我是國王的奴隸，我們的國王、全俄羅斯的沙皇和大公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比阿凡那西和吉里爾更高貴。」

這職員對他說：「國王是人間的上帝，他還要向阿凡那西和吉里爾祈禱

①《國王言行錄》，１９１１年，第１卷，第７８頁。很奇怪，關於這個案件，收到沙皇的命令，規定應無情地處以笞刑的不是伊萬科。拉斯波平，而是士兵費爾克。卡拉奇尼科夫。同時，從案情中可以看出，卡拉奇尼科夫在此前不久受過這密告拉斯波平的列贊措夫的陷害。用沙皇的名義寫這份命令的莫斯科成員，把事情搞錯了，——也許是由於「不在意」的原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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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７２

呢！「

這一政教權力之爭以鬥毆而結束。

莫斯科在審理了這個案件后，完全不偏不倚地決定：「對大貴族之子處以無情的鞭笞，使其以後不再說這種話；對教堂的職員也以同一理由同樣處以鞭笞」

①。在１４８年（即１６４０年）

，密肖夫斯克的哥薩克阿爾巴托夫、伊薩耶夫、菲里波夫和尼基伏洛夫等控告商人布列斯廷，說他講過：「大公真糊塗，養了你們這些哥薩克。」

布列斯廷承認他說錯了，但舉出下述減輕罪責的情況：「孤兒我因縱酒神志癲狂，我這病是密肖夫斯克全城都知道的。」

莫斯科命令密肖夫斯克省長「鞭打病夫布列斯廷，使他不敢再說這種賊話」

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完全「無害的」案件上，被控的主要是下層居民。在軍職人員中，難道只有「大貴族的子弟」才漫不經心地說了這種「不得體的」話？未必可以假定，在他們之上的官宦階層更少「醉酒」。

也許他們的酒喝得很有節制，或者他們不喜歡相互告密？但無論如何，十七世紀莫斯科國的政治案件，並不說明其中含有比較嚴重的政治反對派的萌芽。

Ⅺ

這一結論可從混亂時代的大量古籍的研究中得到證實。

不用說，這些古籍的作者都是從道德宗教的觀點觀察歷史事件的。他們認為，混亂時代的災難是上帝對罪惡的懲罰。

《關

①同上書，第５５３—５５５頁。

②同上書，第４９８—４９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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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于虔誠的俄羅斯的內亂故事》一書寫道：「上帝自己說：跌倒了難道不能再站起來？

或者離開了難道不能再返回來？「

又寫道：「上帝懲罰我們，時而發生饑饉，時而發生火災，時而發生反神明的現象如內戰以及其他類似的事情，因為自大人物至最卑賤的人們都惡貫滿盈了。你們向我求援，我卻要向你們發出呼籲」

①。另一些作家則主要用個別人，如鮑利斯。戈東諾夫的罪過來解釋混亂時代的種種悲慘事件。

但總的說來，他們的歷史觀，按照孔德的說法，應屬於思想發展的神學階段②。當然，道德宗教觀點並不排除政治的同情或反感。這種同情和反感在關於混亂時代的傳說里，也是屢見不鮮的。例如，有些傳說讚美舒斯基，而另外一些傳說則不喜歡他。對這一沙皇的不同態度表明，有些傳說的作者同情大貴族的傾向，另外一些傳說的作者則浸透了對一般貴族等級的社會政治企圖的同情。但是對於克爾圖亞拉認為有一篇傳說的作者是君主專制的敵人，卻是礙難同意的。

這位尊敬的學者說，他所指的這個作者是「擁護舒斯基，而反對鮑利斯和季米特里偽君的」

③。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反對鮑利斯，在這裏只

①《俄國歷史叢書》，第１３卷，第２５０頁。

②Ｍ科茲洛維奇指出，阿弗拉米。帕利岑所寫的著名傳說的標題，就是以A說明作者的觀點和方法（《俄國自覺史》，第３版第７５頁）。此語信然。請看帕利岑的標題是怎樣寫的：《歷史：紀念真正的以往氏族，不忘行善，以便聖經給我們展現的奇術，全體人類永遠銘記瑪利亞的不朽事業，如何完成對聖西爾格伊的諾言，堅守你的寺院。——現在任何成年人都能耳聞我們公正的上帝為了人們慫容罪惡而懲罰整個俄羅斯，整個斯拉夫的言論都在憤怒，俄羅斯遍地都是火和劍。

》（《俄國歷史叢書》，第１３卷，第４７３頁）。

③《俄國文學史教程》，聖彼得堡，１９１１年，第１編，第２冊，第７３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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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８２

表明這一傳說的作者憎恨其繼續了伊凡雷帝敵視大貴族的社會政策而已。至於談到君主專制，則不應忽視作者在談到他所完全擁護的舒斯基時，不加任何保留地稱他為「全俄專制君主」

，說他是從萬能的上帝那裡接受王權的。

同時，他還說，正直和虔誠的舒斯基與以往的沙皇本是「同根」

①。

如所周知，舒斯基本人便竭力指出他出身於以往沙皇的氏族。但是可以理解，他所以指出這點，斷然不是為了減少他的專制君主的權利。我們的作者是很知道沙皇發誓遵守的限制王權的詔書的，他將這一詔書收進他的傳說。但如他認為詔書是一種限制新沙皇權力的文件，又如他本人是反對君主專制的，那他當然要將詔書列入他所說的上帝賜予東正教基督徒的那些歡樂之內。然而他只是敘述了三大歡樂：第一，瀆犯上帝的叛教者、異教徒格里什卡（格里戈里的昵稱）。奧特列皮耶夫的崩潰；第二，雨和太陽熱預兆豐年；第三，季米特里王子的勢力自烏格利奇轉移到莫斯科。最後，作者在說明他稱之為真正的牧人而不是傭人的舒斯基的統治時，說這位沙皇「現在還象保護眼珠一樣地尊重東正教的基督信仰，教導任何人走上拯救之路，使他們在死後都有生命種子的繼承人，而不是使我們歸於毀滅，離開死者的道路，誤入歧途」。就說這些吧！作者對於舒斯基的拯救靈魂的政策，是深為感奮的。他慨然說：「這一切都應感謝創造了我們的上帝。阿門！」

②但這隻是證明他本人的虔敬心情，而並不證明他反對君主專制。

①《俄國歷史叢書》，第１３卷，第６０和６２頁。

②同上書，第１３卷，第６０—６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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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在我們所研究的全部傳說中，也許在政治方面最有內容的是高級官員伊凡。季莫費耶夫的《編年史》。當然，這位官員也是站在道德宗教觀點上立言的。但是在他的傳說里，比別人的傳說更明確地說明了上帝據以懲罰莫斯科國的那些罪惡，實質上應理解為社會政治方面的錯誤。在沒有錯誤的時候，一切都很順利；但在犯了錯誤的時候，國家就人心不安了。

可是，季莫費耶夫覺得由於犯錯誤而停止了的順利過程，究竟情況怎樣呢？

「正如亞當在他犯了使他難堪的罪行之前那樣，大家對一切都很順從，情況與前亦很相似。近來，我們的專制君主在其國中擁有我等庶眾，我等世代皆為其奴……許多世紀以來，直到如今，從不敢反抗，按照聖書，應當做忠順於自己統治者的奴隸，對之唯命是從……象魚似的緘口不言，盡心竭力、溫順地忍受對奴隸的壓制，誠惶誠恐地服從。由於恐懼，建樹甚微，無以與上帝相埒。」

那末，是什麼東西破壞了莫斯科的田園生活？很難讀下去。

「統治者們願意聽信別人對他們說的讒言惡語。

這也象人類始祖夏娃在遠古聽信阿諛奉承的誘惑者——毒蛇一樣。但夏娃很快就得到惡果——她和她的丈夫被趕出了天堂——伊甸園。

對人進讒言和惡語這種弊病的結果猶如稗草和荊棘，它們在王國里到處叢生、壯大和成倍地增長。象小麥穗那樣的成長，它明顯地有著優勢。通過讒言惡語來殺人，也和用利刃殺人一樣。

但這博得了聽信讒言的人——統治者的寵愛，因而吹捧它是真理。

只有在收割了這些苦果，把它們捆成禾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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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８２

放進糧倉以後，才恍然大悟：這種苦果的危害極大。「

莫斯科人在他們的「統領者」是善良主人的時候，都是這些「統領者」的忠實奴隸。但是這些主人逐漸喪失了自己的善良了。他們開始聽從各種諂媚者和告密者的話。告密者散布惡行，這便產生了混亂時代。這仍舊是我們所熟知的莫斯科人的觀點：奴隸制的存在是自然的，甚至是合乎上帝的心意的。但壞在奴隸主並不總是善良的。當他們變壞了的時候，他們便違犯了上帝的意旨。這時上帝便由於國家「統領者」的罪過而懲罰整個國家。這一切都非常簡單。

法國貴族菲利普。波——他的議論，前已敘述——認為必須將他從偉人和智者那裡聽到的有關三級會議權力的見解，向他的同志——代表們報告。但是為了領會我們在莫斯科官員伊凡。季莫費耶夫著作中所看到的那種觀點，是不需要智者和偉人的幫助的。莫斯科人的頭腦是能夠不費絲毫氣力地領悟這種觀點的。

季莫費耶夫關於應該如何寫歷史的觀點，也是值得注意的。他說，關於現在的（當今「」）沙皇，不宜Q D E W I J L C G D「盡寫壞的，就令他到處都有過錯。

但是難道不能只把那些應該闡明的光榮、榮譽和頌揚寫給未來的信徒作為紀念？「

①史學家不應譴責「統領者」

，因為他們的蠢事將由上帝一人來裁判。的確，季莫費耶夫本人並沒有經常遵守這個辦法。而且在寫伊凡四世的功業時，也很難遵守它。但是十七世紀的莫斯科官員所想出的這個辦法，卻在後來不無成就地被採用了，

①《俄國歷史叢書》，第１３卷，第３０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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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而且直到現在還為許多俄國歷史——有時不僅是俄國歷史——教科書的編者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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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所述，無論如何不應以為十七世紀的莫斯科國居民已滿足於自己的悲慘命運。在這個世紀里，它的勞動居民常常發生強烈的騷動。但是我們很快就可看到，他們在這種騷動里，一如在醉后爭論中一樣，表現了同樣的政治不開通。盡人皆知，沙皇奴隸——永恆的和殘酷的繁重苦役，並沒有給他們帶來多少歡樂。伊凡。戈里岑公爵有一次對波蘭公使說：「俄國人不能同波蘭國王的人一道服役，因為波蘭人的情況太美好了。只要同他們一道服役一個夏天，那麼在次年夏天，俄國的優秀人員的一半便不見了」

①。毫無疑義，公爵的話是說得太過分了。不能假定，莫斯科的貴族是這樣容易接受波蘭的誘惑的。

但他這樣說不是沒有用意的。

顯然，隨著時間的流逝，在莫斯科國的軍職人員中真正開始流傳一種思想，以為為波蘭國王服役要比為莫斯科國王服役容易得多和適意得多。雖然如此，他們在社會關係中過於脆弱，在政治關係中過於不開通，所以他們不能設想將任何兩方的「自由」移植到莫斯科的土壤上來。在戈東諾夫時，非名門出身的軍職人員說道：「大小都靠國王的賞賜而生活」。在主要靠貴族的努力而建立起來的新朝代里，這一原則在國家管理上終於取得了勝利，當然能夠在實質上反對這一原則的並不是

①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１３８１頁。

-- 298

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８２

莫斯科的軍職人員。貴族作為一個獲得領地的等級，對莫斯科的土壤上逐步建立起來的東方專制制度的鞏固，是極為關心的。

就其社會及政治地位而言，大貴族是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同情這一原則的。他們長期抵制這一原則的實行。但大貴族的抵制是消極的，在莫斯科國的大貴族當中，政治思想從來都不發達①。

在新朝代的選舉中，大貴族的最高階層就不敢公開提出他們的政治要求，而只是搞些幕後陰謀。陰謀的結果便是米哈伊爾的限制權力的詔書。

但詔書仍舊是一張白紙。

它不能夠挽回無法挽回的東西。當沙克洛維特勸說特種常備軍請求索菲婭女皇即位時，他對他們說：不要害怕大貴族，「這是一棵凋謝和枯萎的樹」

②。然而莫斯科的大貴族雖然喪失了權勢，卻沒有喪失獲取權勢的願望。在費多爾。阿列克謝耶維奇朝代，他們的最高代表力圖通過新的幕後陰謀，在國家中取得權勢地位。

「議員大貴族」制定了一個方案。根據這個方案，在諾夫戈羅德、喀山、阿斯特拉汗、西伯利亞等地設置「永久性的」沙皇的總督，其人選應是出身「巨族的大貴

①「甚至這個圈子的優秀代表人物如瓦斯西安。科索戈，別林森－別克列米舍夫，庫爾布斯基公爵及《瓦拉穆術士的談話》的作者等，他們能夠在國內想到並在國外看到他們的一般同胞所想不到和看不到的許多東西，也不過是偶爾顯露一些關於一般人民幸福和國家制度的不明確和不確定的思想萌芽而已」。

（克柳切夫斯基：《大貴族杜馬》，第４版，第３０５頁。）

②克柳切夫斯基在引述他的這句話時，再恰當不過地提請讀者注意：這話是一位因功受獎的高級官員說的。

（克柳切夫斯基：《大貴族杜馬》，第４版，第３８。。。。。。。。。

頁）

-- 299

６８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族「

，並予以各該地區的封號。

這一方案還約許適當擴大僧侶等級最高代表的權力。軟弱的費多爾。阿列克謝維奇行將就木，「答應了這件事情」。但是這一新的幕後陰謀因與另一幕後陰謀衝突而成為泡影。約金姆總主教勸說沙皇不要履行其對「議會的教唆者」所作的這一諾言；按照他的說法，這些「教唆者」的意圖有削弱「君主專制制度」和破壞「政權統一」的危險①。莫斯科的僧侶並沒有受大貴族的誘惑，他們是君主專制政權的最可靠支柱之一。

的確，總主教誇大了危險。

在莫斯科的條件下，「議會的教唆者」是不會給「君主專制」

帶來嚴重危害的。垂危的費多爾可能給予他們的東西，也可由他的繼位者、特別是象彼得這樣精幹的繼位者所輕而易舉地奪回。

但有一點是完全正確的：這種不可撤換的總督制，一般說來，既同專制制度不相協調，也同波丹所說世襲專制制度及奧列阿里所謂「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ａ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ｅ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ａ」

（君主統治與暴君）不相適合。約金姆總主教在反對「議會教唆者」的鬥爭中，表明他能夠從歷史提供的前提中作出正確的結論。但我們知道，莫斯科人的政治思維在一切其他方面都不明確和不徹底，而在其致力於保衛最高當局的無限權力時，卻是既明確、又徹底的。

ⅩⅢ

克柳切夫斯基說，十七世紀是我國歷史的人民變亂時代。

①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３卷，第８８０—８８１頁；參閱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１０４頁。

-- 300

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８２

當時，特別是在阿列克謝朝代，變亂確乎很多①。但我們從這些變亂中關於人民群眾的政治情緒了解了一些什麼呢？克柳切夫斯基回答說：「這些變亂明顯地暴露出被官方儀式和教會訓詞精心粉飾的普通人民對當局的態度；再沒有任何虔敬的心情和普通的禮貌，不僅對政府如此，就是對最高權力的代表，也是如此。」

②這是不能同意的。事變所說明的，並不是這樣。

１６４８年５月莫斯科人民一方面要求交出莫羅佐夫和特拉漢諾托夫，同時卻聲明他們所抱怨的不是沙皇，而是那些「盜用」

他的名義的人們。

在人們捧著十字架聖象遊行的時候，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噙著眼淚勸導憤怒的莫斯科人不要堅持交出他曾約許交出的莫羅佐夫，人民報以「國王萬歲！

上帝和國王的意旨萬歲！「

的歡呼。

這種聲明和歡呼是表示莫斯科居民對最高政權的代表不僅沒有虔敬的心情，而且對他完全沒有禮貌么？完全不是！無論如何，這些話表示他們對沙皇是抱著完全信任的態度的。

當信仰宗教的人們高喊：「上帝和國王的意旨萬歲！」

的時候，這表示他們對於國王的態度有著對上帝的那種虔敬因素。甚至在諾夫戈羅德和普斯科夫發

①「１６４８年莫斯科、烏斯丘格、科茲洛夫、索爾維契戈德斯克，托木斯克等城市的變亂；１６４９年莫斯科的抵押人準備新暴動，但被及時防止；１６５０年普斯科夫及諾夫戈羅德的暴動；１６２年在莫斯科因銅幣問題引起的新騷動；最後，１６７０—１６７１年，拉津在伏爾加河東南一帶的大規模起義，這次起義發生在頓河哥薩克中，但自與他們所喚起的普通老百姓反對最高階級的運動匯合后，更獲得了純粹的社會性質。」

（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３０８—３０９頁）。

②同上書，第３０９頁。

-- 301

８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生騷動的時候，不滿意上級命令的商人也反覆說：「國王不知此事。」從這裏可以再次看到：變民是相信沙皇的。的確，後來在他們當中很快便開始發出其他的言論。

他們開始說：「國王不關懷我們了。」

但是他們在竭力抵制沙皇的軍政長官的命令時，還是約許「全體一致擁護國王」的。他們繼續把他看為整個國家的化身①。在秘密送到莫斯科交給大貴族羅曼諾夫的公文里，普斯科夫人向莫斯科政府提出的是非常緩和的要求：他們請求往後軍政長官和政府大員同地方首腦和選出的人員按照真實情況，而不要根據賄賂和諾言進行審判，並免除普斯科夫人到莫斯科受審的義務②。

由此看來，「變亂時代」

在我們面前提出的仍是我們在研究莫斯科國最高等級的思想狀況時所看到的那種社會及心理現象。

心懷不滿的人們所爭取的不是社會政治制度的改變，而。。。。。。

只是一些對特定的社會階級或階層略減艱難的國家管理方。。。。

法。歷史學家認為，在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朝代，人民騷動所以層出不窮，是因為混亂時代教訓了莫斯科人民不要再消極地服從政府當局。很可能，他們的解釋是對的。而如果他們是對的，那麼，莫斯科人民甚至在放棄了對當局的消極服從以後，雖略為違反世襲專制制度的要求也全然不曾提

①普斯科夫在「妖言」

盛行的時候，有人因商業事務到過一處外國城市，說「那裡在城門上貼著一張圖畫，上面畫著一位女皇（瑞典女皇——著者）

栩栩如生地坐著，手拿著寶劍，而在她的腳下，則俯首屈身，立著正直的國王阿列克謝。

米哈伊洛維奇。「

（索洛維約夫，見前書，第１５４５頁）。這張招貼似乎是表示由於大貴族的「背叛」而使莫斯科國有陷於某種臣屬地位的危險。

②索洛維約夫：同上書，第１５４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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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８２

出，這一事實，便更加值得注意了。

ⅩⅣ

有些外國作家說混亂時代是一種悲劇（ｔｒａｇｅｄｉａｍｏｓｃｖｉｔRｉｃａ）。他們雖然這樣說，卻未必完全理解這一說法是多麼恰當。

「巨大的紛爭」充滿了悲劇。這種悲劇在於人民恪于當時的條件，其不滿雖然極大地動搖了莫斯科的社會政治制度，卻沒有客觀的可能用某種新的、對他們少些麻煩的制度來代替。。。

這一制度。革除這一沉重壓迫著一切人們的舊制度的客觀可。。

能的缺乏，在主觀上表現為參加騷動的人們沒有提出任何新。。。

的社會政治要求。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說法，他們所追求的只是個人的利益，而不是階層的保障。

所以，當官宦階級，商人以及部分北部特種國家土地的農民不能忍受「立陶宛人」

和俄國「盜賊」的暴行，實行恢復社會政治秩序的時候，他們所恢復的——而且必然要恢復的——是舊的秩序，即由於對。。。。。。

其不滿而引起混亂的那種秩序。當時的莫斯科人沒有別的出路。這種沒有出路的悲劇，可從下述「生活現象」中得到最好說明。

米哈伊爾沙皇的政府曾派遣一個叫安德列。奧布拉茲佐夫的人到白湖收稅。那裡有時還發生立陶宛人的侵襲。稅收交得很慢，為此奧布拉茲佐夫受到用沙皇的名義給他發出的警告。但他不認為他有任何過錯，因為他覺得他已盡了一切人事與欠稅現象作鬥爭。

他寫道：「國王，我並未討好商人，也未寬展期限。只要沒有立陶宛人入侵的消息，我是無情地追索他們應向國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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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納的各種租稅的，我把他們打得死去活來。但現在，不能逼商人向您交稅了。國王，您可以隨便，但我，您的奴隸，眼看著立陶宛人來了，卻要日以繼夜地同商人守衛城塞，派遣他們出去巡邏。「

①

請看吧！當立陶宛掠奪者進襲的時候，商人在其軍政長官的率領下對他們進行反擊，「日以繼夜地」努力守衛。他們沒有別的辦法，因為立陶宛的掠奪者在莫斯科的「盜賊」們的幫助下，正在奪去他們的財產和生命。而只要他們驅逐了立陶宛人，平定了莫斯科的「盜賊」

，當地的軍政長官便在衙門裡召開會議，把剛剛經過共同努力搶救出來的財產從他們手中奪去，以充實國庫。而且根據這一長官的自供，他是這樣熱誠為沙皇服務，將某些商人打得死去活來。怎麼辦？起來反抗這位過於勤奮努力的官員嗎？混亂時代向莫斯科人表明，歸根到底，要作到這一點，並不象他們在美好的舊時代里所想象的那樣困難。但是這個混亂時代使他們得出一種可悲的信念，即他們雖然驅逐了一個沙皇的軍政大員，卻不能冒很大的風險，成為更殘酷的掠奪者的犧牲品。

兩害相權，寧取其輕。然而他們在選擇了「輕害」之後，又發現雖然輕些，但在絕對的意義上，畢竟還是很重的。他們沒有錯：奧布拉茲佐夫之流的官僚主義的努力，不可能給他們任何好的東西。

客觀的條件既然使他們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消除、或者哪怕只是減少一些「害」

，那他們就只有從外面尋求幫助了。

於是，他們便求助於給他們派來奧布拉茲佐夫之流的同一莫斯科。

①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１３２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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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９２

這似乎奇怪，但這都是事實：他們希望「國王不知道」這些軍職人員的行為。這裏他們錯了。例如，莫斯科對於這個十分努力的軍政長官奧布拉茲佐夫的殺人行徑，是完全知道的。

然而不應懷疑，政府雖奴役勞動群眾，卻也關心消除這種濫施的凌辱，因為凌辱的結果將使勞動群眾完全喪失負擔賦役的能力。政府為此採取的辦法很少達到目的。但是它採取了辦法，從而在人民中支持了一種對政府有利的思想，以為中央當局關懷人民的幸福。

１６２０年莫斯科發布下列公文：「我們獲悉：軍政長官和官吏在各城市不照我們的指示辦事，對寺院、官員、商人以及各縣過往人等施加暴行，造成巨大損失，收取巨額罰款，索取大量禮品，賄賂和伙食費。

偉大的國王同太上皇商議后，同大貴族一道決定：向各城市軍政長官及官吏發布我們的文告，命令他們不得實行暴行和罰款，不得索取禮品、賄賂和伙食費。倘有軍政長官不按我們的指示辦事，將命令加倍賠償並予以處罰「

①。

當地勞動人民只要看到哪怕是一件公文的這種內容，便會每次在沙皇的臣僕作出某種加重人民負擔的決定時發問：「這是否按照國王的指示辦事呢？」非常自然，他們每次都會設想、他們所受的壓迫，是違反國王的指示的。。。

有些學者以為十七世紀的莫斯科政府完全不關心農奴制農民的命運，這可錯了。在這裏，政府也是保持了它的通常政策的。它在一貫擴大地主對農民勞動的權利的時候，也在

①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１３２４頁。

-- 305

２９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可能範圍內表示關切，使農民不致完全破產。科托希欣斷然說，在給大貴族或其他官員分發有居民的土地時，規定他們不得過分增加其新領臣民的工作和租稅負擔，「以期這樣便不致驅使庄稼人離開領地或封地，也不致使他們陷於貧困。」

凡玩忽這一規定的領主，政府以給予嚴厲懲罰相威脅。這位作者又說：「對於這樣的地主和封主，他們從沙皇領得的領地和封地，將被收回還給沙皇，至於他們通過暴力和掠奪所獲租稅、則將命其交還農民。往後對於有過這種行為的人，永遠不發給領地和封地。」

不僅如此。

國家不僅力圖使地主所屬農。。

民免於貧困。

在科托希欣的著作里直接寫道：「如果有人膽敢對其封地購買的庄稼人實行這種惡習，則將他的這些農民無償沒收，並無償地發給他的善良親屬，而不發給這種使農民破產的人。」

①根據這些有意義的證詞，可以斷言，無論十七世紀莫斯科國農民的地位多麼惡劣，但領主對他們的權力，還沒有完整到「開明的」十八世紀所逐漸達到的程度。但在這裏對我們說來，重要的只是問題的社會心理方面。

非常明顯，農民不可能不知道上述那種規定的存在。同樣明顯，這種規定對於他們的心理應該產生怎樣的影響。農民擔負著農奴依附性的沉重枷鎖，他們聊以自慰的思想是：他們在莫斯科有保護人能夠在極端貧困時，立即前來幫助他們，而且往後也許還要完全解放他們。當波索什科夫後來寫道，地主不是農民的永恆主人時，他——本人便屬於農民等級——所反映的就是這個思想。

我們知道，這個思想直到１８６１年，甚至更久，

①科托希欣：見前書，第１６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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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９２

一直不曾離開農民的頭腦，因為他們覺得２月１９日給予的「自由」

，並不是「真正的」自由①。

ⅩⅤ

莫斯科政府表述其對賦役群眾的關懷的文書，是寫得很精巧的。當時的官僚還沒有學會用同中文一樣難懂的俄文來說話。上面引用的文告繼續寫道：「我們通告你們，我們對你們慈悲為懷，希望你們在上帝的保佑和我們的寬厚照顧下，生活于寧靜安逸之中，免受大的災禍與凌辱，親近你們，不交罰款以及其他任何捐稅，你們在一切事情上可望得到我們沙皇的慈悲。」不難想象，中央政府對人民的這種態度，會在人民中造成什麼印象。這樣的態度使他們以為國王並不知道他的軍政人員在壓迫他們的那種信念，牢不可破。

在對城市發布的文告里，說沙皇命令所屬官吏保衛這些城市不受大貴族和任何人的壓迫。當然，商人怎樣也不會相信官吏認真保護他們去抵抗大貴族的巧取豪奪：他們對於這種「芝麻綠豆官」的習性，是太了解了。然而如果中央當局的美好決定是由於官吏的過錯而未獲執行，則人民為此只能歸過於官吏，而更加寄希望於國王。這就是為什麼莫斯科國的勞動居民雖然反對沙皇的臣僕，卻絲毫不顧反對沙皇的原

①１８６１年農奴解放，２月１９日為頒布解放農奴命令的日期。——譯者

-- 307

４９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故。這一點奧列阿里已看出來①。也許，比奧列阿里看得更明白的是「盜賊成性的」

哥薩克人，他們是當時的造反專家。

他們確實對中央政權的最高代表，是沒有虔敬之忱的。斯捷潘。拉辛向一名由阿斯特拉汗軍政長官派來見他的官員說：「告訴你的長官，我不怕他，也不怕在他上面的人。」

他還誇口說，他將攻佔莫斯科，把「在上面」

、即在王宮裡的所有文件都燒掉。但拉辛在準備去伏爾加河上游時卻宣布，他只是反對大。。。。。

貴族；他的戰友們對沙皇的士兵說：「你們是為叛逆者，而不。。

是為國王作戰，但我們卻是為國王作戰。「在拉辛的部隊里，」便有一個冒充皇太子阿列克謝的僭王馬克沁。奧西波。。。。。。。。。

夫「

②。由此可見，「盜賊成性」的哥薩克是怎樣理解賦役群眾對國王的態度的。

克柳切夫斯基說，在混亂時期，冒名行騙成為俄國政治思維的一種刻板的形式，一切社會不滿都體現於這一形式之中③。

拉辛的戰友的上述策略使我們相信，就在十七世紀下半期，冒名行騙仍不失為這樣的形式。但它在下一世紀里起了什麼作用呢？這一點我們大家根據普加喬夫起義的歷史便知道了。

①「的確，俄國人，特別是普通老百姓，雖然身為奴隸，受著沉重壓迫，但是出於對他們的統治者的愛戴，是能夠忍受各種痛苦的。但一旦超過了限度，那他們也可說是」Ｐａｔｉｅｎｔｉａｓａｅｐｅｌａｅｓａｆｉｔａｎｄｅｍｆｕｒｏｒ（忍無可忍就要造反）……

在這種情形之下，結果總是釀成危險的變亂。不過，這危險與其說是反對國家元首，毋寧說是反對下級官吏的「。

（奧列阿里：《莫斯科遊記》，第２０—２０１頁。）

②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３卷，第３０３—３１５頁。

③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４６—４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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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９２

但是，為什麼俄國的政治思維體現在冒名行騙這個形式上呢？就是因為政治思維的極端不發達。莫斯科國的賦役群眾雖然遭受沙皇臣僕的壓迫，並且時常起來反對他們，但仍舊信仰沙皇是他們的天然保護者。這一思想後來在俄國廣泛傳播，遠遠超過了大俄羅斯的範圍。只有這種廣泛傳播才能解釋發生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下半期南俄「造反派」斯特凡諾維奇和傑伊奇的著名奇吉陵圖謀①。

就力圖限制官宦等級的慾望於一定範圍之內的中央政權而言，問題是要不過分減少直接用於滿足國家需要的那部分賦役人民的剩餘勞動。在這方面，中央政府的利益是同勞動群眾的利益相接近的，因為勞動群眾也常常頗為堅決地要求「一切屬於國王」。這完全符合東方專制國家的社會關係的性質，那裡的勞動群眾命定地要困於無可奈何的農奴制從屬地位，最多只能在各種不同的這一從屬地位之間選擇，他們往往寧願從屬於中央政權。

但是反對軍職人員橫行霸道的鬥爭，有時甚至在十七世紀也使勞動群眾發生一種思想，以為自治比「官僚主義的因循」對他們更為有利得多，這時在人民的願望和東方君主專制的意向之間，便暴露出尖銳的矛盾。起

①１６８３年夏，有一名修道士約瑟夫，在頓河一帶散發「盜賊的」信件，其中用沙皇伊凡。阿列克謝維奇的名義寫的那封信說，他命令哥薩克開到莫斯科去，因為大貴族不聽他的話，對他沒有應有的尊重，「寫了其他許多不能說的猥褻的言詞，對總主教和主教也都寫了許多猥褻的言詞」。

（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３卷，第９３１頁）。人民的心理使十九世紀的南俄「造反派」想到利用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偽造文告這一鼓動方式，這就我們所研究的問題而言，是同十七世紀的鼓動家適應這種心理，偽造沙皇伊凡五世的假文告，完全相似的。

-- 309

６９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義的普斯科夫人，無論所提要求多麼溫和，都遭到莫斯科政府的斷然拒絕。

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答覆他們說：「我們的奴隸和孤兒從來不對我們偉大的國王發出指示，你們在現在的變亂之前，原應叩頭懇求，至今惶恐不安，你們是不能自治的。」

最沉默的沙皇對於人民參加國家管理問題，是有其自己的、完全明確的觀點的。他說：「在我們祖先的時候，從來沒有莊稼漢同大貴族、侍臣和軍政長官一道參加審判事務的事情，往後也不許有。」

①謙虛的普斯科夫請願者，他們如果有幸看到沙皇，可能要反駁說，甚至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的最嚴厲的「祖先」——伊凡四世——也認為必須允許莊稼漢參加審判事務啊！但是自伊凡雷帝以來，莫斯科河橋下的水滾滾流逝，世襲君主專制的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已遠遠超過它所特有的社會政治關係了。在十六世紀為兇殘的暴君所允許的事情，在十七世紀卻甚至最沉默的「統治者」也不允許了：事物的客觀邏輯是如此稀罕地以國王的個人特性為轉移的。

ⅩⅥ

根據克柳切夫斯基的意見，在莫斯科，「社會不象在東方專制國家那樣，是一種沒有差別的人群。

在東方專制國家，人人平等是以人人無權為基礎的。莫斯科社會是經過分解，分化為階級，這些階級在封地時代便已形成「

②。但是同這一意

①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１５４４頁。

②《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６６頁。

-- 310

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９２

見相反，任何一個東方專制國家的社會都不曾是一種沒有差別的人群。

在每一個東方專制國家，社會都多少經過分解；在每一個東方專制國家裡，社會都分為階級。所有這些階級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儘管分解和分化了，它們的居民卻由於在對國王——對神聖的汗、對法老、對沙赫、對蘇丹等等——的關係上無權，而相互平等。而這恰好是莫斯科國的特點。毫不足怪，它的居民的那些為東方君主專制國家所特有的政治概念，是同它的內部關係的東方特性相適應的。

談到克柳切夫斯基所說的人民運動中的「禮貌」

問題，最好是闡明一下，所謂「禮貌」應該怎樣理解。無可爭議，莫斯科的「變民」在１６４８年５月抓住沙皇坐騎的籠頭，要求他撤換列昂季。普列謝夫的職務，是「沒有禮貌」

的。

同樣，１６２年７月，騷動的勞動人民于到達科洛明斯克時，妨礙當時正在慶祝女兒誕生的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作完彌撒，抓住他的鈕扣，要求他處置叛逆，也是「沒有禮貌」的。最後，最「沒有禮貌」的是，他們在回答沙皇的諾言時，竟然懷疑地問道：「靠得住嗎？」而且只是在迫使沙皇向天發誓，並給叛逆以嚴厲懲罰時，才安靜下來。國王的孤兒絕不可能學會當時沙皇奴隸的彬彬有禮的宮廷風度。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無限制的沙皇權力的最熱情擁護者和最堅決保護者。

此外，還應考慮下列一點。莫斯科「變民」在十七世紀的表現，同十六世紀的「變民」完全一樣。

１５４７年４月，他們打死國舅ＭＢ格林斯基，其後又到沃羅比耶沃村去見幼A A主，要求他交出他所窩藏的外祖母安娜。格林斯卡婭公爵夫人和她的兒子。這也是很「不禮貌」的。值得指出，這次在

-- 311

８９２俄國社會思想史

沙皇郊外行宮前的示威行動，是用後來在科洛明斯克對付前來會見沙皇阿列克謝的「變民」的同一辦法結束的：根據伊凡的命令，用武力驅散了示威的「變民」

，唯一的差別是：示威的群眾在科洛明斯克所付代價，比在沃羅比耶沃所付者多。

但是那些抓住沙皇阿列克謝的鈕扣，說他還很愚蠢，只知聽從大貴族意見的「變民」

，如果聽說官宦階級企圖限制國王的權力，那他們是會出於最真誠的憤慨，群起反對官宦階級的。

官宦階級深深知道這一點。他們對沙皇的奴顏婢膝的禮貌態度，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受了這種人民情緒的影響。這種情緒還解釋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大貴族從沙皇手中取得某種限制沙皇權力的文告的企圖，實際上並未獲得任何結果。

索洛維約夫說：「必須一讀出自市民手筆的關於混亂時代和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朝代的普斯科夫傳說，方可了解城市人民對於大貴族爭取保障自己利益的文告的行為，多麼感到厭惡。」

①然而，實行騷動的，正是這些城市人民；也正是他們，在十七世紀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騷動時期」

，表現得「沒有禮貌」。

至於對「神的虔敬」

，大家都知道，這種虔敬在不同的文化發展階段上，具有不同的形式。例如，它沒有妨礙野蠻人在忿怒的時刻對他們的神採取很不禮貌的態度。但是不能根據忿怒的野蠻人有時會毒打他們的神，便斷定他們認為自己能夠沒有神的幫助。相反，野蠻人所以忿怒就是因為他們看到沒有神助便不能保護自己：毒打的目的，是為了激發神的

①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１２９３頁。

-- 312

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９２

善意。

「騷亂時期」

絲毫沒有動搖——無論在城廂或在農村——莫斯科人民對最高當局的傳統態度。為了動搖這種態度，只是在「變民」中散布沙皇由於軟弱無能和沒有經驗而縱容軍職人員的流言，是不夠的。我們往後便可看到，這種態度在分裂運動的影響下有所動搖。但動搖得很不多。實質上，這種態度就在那時也沒有改變其本質。

法國勞動人民在反對其所憎恨的鹽稅時，高呼「不收鹽稅的皇帝萬歲！」

（Ｖｉｖｅｌｅｒｏｉｓａｎｓｇａｂｅｌｅ！）

他們由於長期受到巴黎官僚的折磨，憤恨他們，便認為「壞的不是皇帝，而是他的大臣」

，而聊以自慰。

在他們用這種想法來安慰自己的時候，也許會以為在法國，勞動人民對最高當局的看法，也同莫斯科國勞動人民對最高當局的看法一樣吧！的確，無論法國或莫斯科國，勞動人民對於最高當局的觀感，是從相同的心理因素構成的。然而由於我們知道的這兩個國家社會成分和社會政治結構上的差別，同樣的心理因素在法國和莫斯科羅斯所結合的政治觀念，甚至初看起來彷彿相同，卻還是不同的。在縉紳會議上濟濟一堂，沾沾自喜的莫斯科人，從來沒有提高到在法國三級會議代表演說中時常看到的那種特性。他們不曾說，勤懇的奴隸是一回事，而忠實的臣民又是一回事。

與此相符，法國勞動群眾也更易於達到這樣的理解，認為如果有壞的部長，這即使不應歸罪於國王個人，也應歸。。

罪于君主專制這個制度。關於這一點，十八世紀末的各次事。。

件，是指點得非常明確的。

-- 313

第七章　轉向西方

Ⅰ

在混亂時代以後的３年中，莫斯科國的內部關係愈來愈多地呈現出東方大專制國家所特有的那種性質。社會存在的。。

這種發展過程，必然要影響于社會意識的發展過程。我們在。。

事實上也相信，當時莫斯科人的政治概念是具有明顯的東方色彩的。但在這同一時期，莫斯科國最初是非常緩慢地，後來卻越來越迅速地轉向四方①。這種轉向也不能不影響于俄國社會思想的發展過程。如所周知，一個國家在思想發展方面的對立影響的鬥爭，總是要給這個方面增添一些相當大的緊張因素。我們馬上就可看到，十七世紀莫斯科羅斯的社會思想史就不是沒有這種因素的。然而為了更好地闡明在思想發展方面的兩種對立影響鬥爭的社會歷史條件，最好再次探討一下，為什麼莫斯科羅斯恰好在其內部關係的性質比任何時候更為接近東方，而且仍在繼續接近東方的時候，即為什麼在它看來應該愈加對西方不感興趣的時候，卻開始轉向西方。

①「羅斯從東方走向西方」……（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３卷，第７９８頁）。

-- 314

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０３

不久以前，我國著名史學家米。尼。波克羅夫斯基再次提出——雖然措辭不同——這一重要問題。他斷言，他的許多先行者在這個問題上都抱著一種不恰當的方法論觀點：「俄國因為終於認識到教育的利益，而開始向西方學習。俄國人開始到外國去（這時經常傳說著一些笑話，表明他們當時是多麼可笑）

，外國人也開始來到莫斯科——由於問題在於教育，所以外國人中以醫生、藥劑師、藝術家以及各種技師為主；逐漸開始了「文化交流」

，在彼得時這曾順利地使莫斯科的野人剃去自然長在下巴的鬍鬚，而增加了大量頭髮，蓬鬆起伏，儼若假髮。他們同時建造了艦隊，最初開辦初級學校，後來開辦科學院，在這以後，前來俄國的，就不僅是藥劑師和醫師，而且有歐洲科學界的名人了「

①。

波克羅夫斯基預防人們責備他是進行諷刺，所以建議他的讀者讀讀已故布里克涅爾的大量著作，因為在他的著作里，「大量的——有時是很珍貴的——實際材料，便是根據這一觀點彙集起來的」。他還說：甚至索洛維約夫「也距離這種幼稚的學究氣不很遠。」

現在且對波克羅夫斯基的這一初步評語，作些研究。這種認為一個國家所以向另一國家學習，只是由於認識到教育的利益的觀點，應該說是一種什麼觀點呢？這是一種典型的十八世紀啟蒙學者的觀點，是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

所以，許。。。。。。

多研究俄國歐化問題的作家，都是唯心論者。這是完全正確的。

特別是說布里克涅爾到老還是抱住唯心主義觀點不放，也

①波克羅夫斯基：《俄國古代史》，第３卷，第７６—７７頁。

-- 315

２０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是正確的；可以說，他的唯心主義觀點時常是「幼稚的學究氣」的觀點①。不過，我們即將看到，布里克涅爾自己在說明俄國歐化的過程時，並未能經常成為一個徹底的唯心論者。

至於索洛維約夫，雖然對歷史唯心主義時常作出很大貢獻，但恰恰在俄國歐化問題上，與波克羅夫斯基所見相反，遠遠離開了啟蒙學者的「幼稚的學究氣」。

他寫道：「俄國人民經過在八百年的東向運動之後，開始急劇地轉向西方；經濟和道德的破產要求轉向，要求給人民生活以新的道路」

②。這幾句話已充分明確地表明，索洛維約夫是根據俄國人民的經濟需要，求得其從東方轉向西方的最

①試舉一例：布里克涅爾說，在韃靼人入侵后，俄國社會政治關係開始呈現出東方的性質（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ｃｈｅｒ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ｄｅｓＳｔａｔｓ）。但是他用韃靼化（Ｔａｔａｒｉｓｉｅｒｕｎｇ）一詞來表示這種接近，卻是完全錯誤的。他稱韃靼人為「草原騎士」

，即遊牧部落。因此，如果俄國「韃靼化」了，則居民的職業及其相且關係便應愈來愈加同游牧民族所特有的那種職業和相互關係相類似了。

然而我們所看到。。

的卻是完全另一種情況。不錯，東北羅斯從韃靼人因襲了某些語辭和習慣。但這種因襲只是表面的。大俄羅斯國的內部生活所模仿的不是遊牧部落的生活，而是東方大農業專制國家的生活。這些專制國家也都遭受「草原騎士」的折磨，而且。。

在「文化」方面也都從他們那裡有所因襲。然而毫無疑義，所有東方專制國家同「草原騎士」

衝突的影響下，都愈來愈加發展了距離遊牧部落所特有的那些社會政治關係愈來愈遠的社會政治關係。布里克涅爾所以沒有看到這一情況，就是因為他雖然想用「文化」發展過程來解釋歷史的過程，但他對文化發展的動因的一般觀點，卻仍舊是純粹唯心主義的。

他是這樣推論的：韃靼人是一個未開化的民族；由於他們的入侵，羅斯便比以前更不開化了。

這就是說，羅斯是「韃靼化」了。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布里克涅爾顯然對於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無所知的——遊牧部落對於農業民族的內部關係發展過程的影響，是要複雜得多的。

②《俄國史》，第３卷，第８０３頁。

-- 316

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０３

深刻原因的。用一個民族的經濟需要來解釋其歷史的最重要轉折時代，是沒有歷史唯心主義錯誤的。當然，他也提到莫斯科國的道德破產。

但這也是無可否認的。

此外，請注意，索洛維約夫指出「經濟的破產」

，先於道德的破產的。我們據此可以斷言，他在研究俄國的歐化過程時，是接近於不是意識決定存在，而是存在決定意識這一歷史觀的。很可能，他自己並不明確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於這一歷史觀。而且我們也沒有根據認為他是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的。但是無論如何，在他儘管是不自覺地拋棄了唯心主義而接近於唯物主義觀點的地方，責備他犯了唯心主義的錯誤，那是不公平的。

Ⅱ

的確，米。尼。波克羅夫斯基自己也承認，俄國史學家很快便不再滿足於將莫斯科羅斯比作一個中等學校的班級，而感到不得不「在莫斯科的土壤上探求歐化的具體明確的根源」。但他認為這些探求也都非常失敗。

「變革的客觀需要第一次被說成是軍事—財政的需要。俄國必須成為歐洲，因為。。。。

不這樣它便經不起同歐洲國家的競爭：這樣可以簡略地歸結出新公式。留心的讀者已可看出，在這個公式里還留下了什麼奇切林—索洛維約夫式的形而上學。預先假定俄國為了某種目的而必須存在，這便是世界過程的目的之一。但是在我們不知道這個世界過程的計劃，甚至在我們有重大的根據來懷疑這個計劃的存在的時候，任何解釋都是浮在天空的。任何解釋都有如同義字的反覆。俄國安然無恙，因為它能夠成

-- 317

４０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為歐洲，而它所以成為歐洲是為了要安然無恙：鴉片能催眠，因為它具有催眠力，如果它沒有這種催眠力，它便不是鴉片了「

①。

老實說，尊敬的學者的這種推論，對我是沒有什麼說服力的。他完全正確地指出我們有重大的根據來懷疑任何世界過程計劃的存在，但不能據此便斷定，用軍事財政的需要來解釋俄國的歐化，是「浮在天空」。這是不夠的。史學家們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邏輯錯誤，並不是什麼同義字的反覆。根。。。。。。

據波克羅夫斯基所說的情況，他們的錯誤是所謂循環論證。。。。

（ｃｉｒｃｕｌｕｓｖｉｔｉｏｓｕｓ）。

如果他們說：「俄國安然無恙是因為它能。。

夠成為歐洲，而它所以成為歐洲是因為它安然無恙，我們便。。

可以責備他們犯了這一邏輯錯誤，——與同義詞反覆有實質。。

性差別的錯誤。然而根據我們作者的說法，他們的推論完全不是這樣。他們說：「俄國安然無恙是因為它能夠成為歐洲，。。

而它所以成為歐洲，是為了要安然無恙。「

這兩句話在這裏用。。。

一個語氣詞「而」連接起來，就內容說，其遠非循環論證是同下面的兩句話完全一樣的：「焦萬尼安然無恙，因為他在地。。

震以前便離開了米新那，而他所以離開米新那是為了要安然。。

無恙。「換言之，焦萬尼預知災難的到來，因為害怕罹難而離開了米新那。如果我是這樣說的，那讀者便可以問我：焦萬尼是否真正預知地震的發生呢？在那樣的條件下，他能否預。。。。。

知地震的發生呢？這是一個事實的問題，必須對事情詳加研。

究，才能解答。研究的結果可能暴露出我的錯誤，也許焦萬

①《俄國史》，第３卷，第７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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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０３

尼離開米新那是由於其他目的，在他離開米新那的時候，一般不可能預知地震的發生。

然而就令我在事實方面犯了錯誤，。。

讀者也完全不能說我的錯誤是違反邏輯。那些用軍事—財政的需要來解釋俄國歐化的史學家，也是沒有犯違反邏輯的錯誤的。

這裏也只能提出事實問題：是否出現過這種需要呢？

是否有了這種需要便足以使莫斯科羅斯轉向西方呢？

我們現在便研究這些問題。

但是預先必須指出以下情況。

按照波克羅夫斯基的說法，索洛維約夫和奇切林都想用「模糊的形而上學」把自己從「幼稚的學究氣」中解救出來。

毫無疑義，一個史學家如果說俄國的存在是世界過程的目的之一，那他便是陷進了「模糊的形而上學」。但索洛維約夫並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他只是指出，莫斯科羅斯因為想保持其生存，才學習西歐的技術。我在這裏一般地沒有看到形而上學，特別是沒有看到模糊的形而上學。當然，關於事實，這裏可能有可疑之處。可以設問：莫斯科羅斯確切地需要保持其生存么？這個問題是可以簡單地解答的，除了一般的理由之外，還可舉出一切共知的情況。試一回憶混亂時代——順便指出，這個時代是同我們在這裏所研究的俄國歐化過程開始的時期很接近的，下諾夫戈羅德的軍人和地方人士在致各城市的文告里便寫了下面的內容：「許多假基督徒利用基督的話起來了。

我們全國都受到他們的誘惑變得一團慌亂。內訌在俄羅斯國爆發了，而且持續了不少時間。

反對我們自救的強盜——波蘭人和立陶宛人，看到我們之間的這種內訌，妄圖摧殘莫斯科國，而且上帝也讓他們干出這種毒辣的陰謀。

莫斯科國的所有城市休戚相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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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看到他們悖于真理的時候，發誓自強，——我們所有東正教的基督徒要團結相愛，不發動過去的那種內訌，把敵人從莫斯科國清除出去「

，等等等等①。

我們看到，撰寫和散發這一文告的人士是堅信「俄國必。

須為了某種目的而存在「

，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不難猜想，。

究竟為了什麼目的。為了使俄國居民——即那些撰寫這一文告，散發它或同情它的人們——不致受外國人的壓迫和本國「盜賊」

的摧殘。

既然他們有了這種出於最自然的生存願望的信念，則我們為了說明俄國文化發展過程中的軍事—財政需要的意義，便沒有任何必要去求助於「世界過程的目的」

，——事實上，這種目的根本就不僅是令人懷疑的。

很可能，絕大多數莫斯科人——甚至那些出力恢復莫斯科國的階級，——他們對於這個國家必須存在的信念，只是在特殊情況下才變得明確，而在通常情況下，這種信念仍舊超出了他們的意識的範圍。但是在他們之中的少數人中——即那些統治著國家的人們中——這種信念就在普通情況下也是明確的：因為他們的事情，就是要同國內外對國家有威脅的各種危險進行鬥爭。

Ⅲ

我們知道，伊凡三世已邀請外國專家來俄國。如果我們說，他這樣作是出於對教育的偏愛，那我們就是犯了米。尼。波克羅夫斯基所譏笑的那種方法論錯誤。

但我們不那樣說，

①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１０１２頁。

-- 320

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０３

因為我們從俄國史學家那裡知道，他這位大公對教育的偏愛是由於哪些「具體和明顯」的需要。例如，由於俄國史學家，我們才知道，最初伊凡三世派當地石匠在莫斯科建造烏斯彭斯克大教堂，但是這些石匠手藝不高明，建築物在開始接拱頂時便倒塌了。於是，大公根據他的妻子索菲婭的建議，求助於威尼斯。從威尼斯聘來的亞里士多德。費奧拉文蒂（或費奧拉萬蒂）順利地建成了大教堂。這件事向我們明確地表明，義大利專家應召來到莫斯科，並非由於莫斯科居民對教育的不明確愛好，而是由於莫斯科的統治者有「具體和明顯」的需要。學者們為了說明莫斯科大公求助於外國人而指出這種需要，難道是犯了形而上學的錯誤嗎？唯一可能的答覆是：在這種情形下，他們的方法是同形而上學的方法直接對立的。

其次，費奧拉文蒂不僅建造了烏斯彭斯克大教堂；他還在莫斯科鑄造了貨幣和大炮。他的這種活動同樣滿足了國家需要，指出這種需要是毫無形而上學之處的。在這裏，一切都是再「具體」和「明顯」不過的了。莫斯科國需要石造的建築物和大炮；它需要鑄幣；最後，它的「統治者有時需要醫藥幫助。於是，莫斯科政府從外國召聘」聰明的「石匠，」慈善的「藥劑師，善於」攻佔城市和大炮射擊「的專家，等等。為要召聘外國專家，只需要一種先決條件：即政府相信外國的專家比莫斯科的」更聰明「

，外國的藥劑師比莫斯科的「更慈善」。在這一點上，政府是不難相信的：它在這方面從生活里獲得了許多明顯的教訓，併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價——特別在軍事方面。在伊凡雷帝的朝代里，莫斯科羅斯在

-- 321

８０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東方及東南方獲得許多很重大的勝利，但是當伊凡四世與西方鄰國較量時，他卻一敗塗地。難道他不能懂得他的失敗是由於西方軍事技術優於莫斯科的軍事技術嗎？我不這樣想。

波蘭國王西吉茲蒙德—奧古斯特寫信給英國女王伊麗莎白說：「莫斯科的國王由於取得了運到納爾瓦的物品而每天都增加其實力，因為運到納爾瓦的不僅是商品，而且是他前此所未知的武器。他們運到那裡的不僅是藝術製品，而且藝術家也來到了，他利用他們得到了戰勝一切人的手段。陛下並非不知這一敵人的力量和他用以加諸本國臣民之上的權力。

我們迄今所以能夠打敗他，只是由於他沒有教育，不懂技藝。

但如納爾瓦繼續通航，則前途如何，殊難逆料。「

我們是否說，西吉茲蒙德—奧古斯特感受到和表達了這種擔憂，便是陷於「模糊的形而上學」呢？

我們說，相反：他。。。。。。。

在這裏表現為一個靈敏的實踐家。但是我們要補充一句：莫。。。

斯科國王在這方面的靈敏度也不亞於他。如果他擔心莫斯科國王在學到西方技術後會變得過於強大，那麼，從莫斯科國王方面說，他是懂得了學習技術實為增加其強大程度所必需。

索洛維約夫和其他同一流派的史學家所指出的也就是這一點。由於他們指出了這一點，他們便與形而上學風馬牛不相及了。

在彼得取得政權以前，軍事需要即已引起改革的思想，這是可從費多爾。阿列克謝維奇統治時發給戈利岑大公的指令里明顯看出的，這個指令為索洛維約夫所引用：「偉大的國王知悉，在以往的軍事衝突中，敵軍在與國王的軍隊戰鬥時，顯示了一些新的軍事設想，他們想藉此搜索，壓倒國王的軍隊。

-- 322

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０３

對於敵人新想出的狡猾辦法，必須在軍人中加以研究並作出最好的安排，使他們在與敵人作戰時有適當的戒備與防衛；過去的軍事安排，凡在戰鬥中顯得不利者，應加改善；其在對敵作戰中顯得適當者，則不要改變「

①。

在寫這一指令的時候，莫斯科人必已深切了解，西方的「敵國」

能夠在軍事上教給他們某些新東西。

他們密切注視西方。但情況使他們與中國發生衝突，１６８７年１０月，侍臣。

D戈洛溫在與中國談判阿爾巴金問題時接到下述命令：「切實偵察和研究中國作戰人員的情況，他們的戰鬥力如何，人數多少，民兵及部隊編製如何，他們用的是野戰戰術還是水戰戰術，或是攻陷城市及要塞的戰術，他們最歡喜和最習慣於哪種戰術，他們在軍事行動上同哪一民族相類似」

②。對於當時的「軍事需要」的態度，可說是不能更審慎了。

由於「軍事需要」這一莫斯科羅斯改革的根源具有重大意義，所以克柳切夫斯基說彼得改革，就其最初的設想而言，實質上是為了改造軍隊和擴充國家的財政收入，而只是逐漸地擴大了它的綱領，並「攪動了」俄國生活的全部陳腐黴菌，「激發了所有社會階級」

③，這個思想，是具有巨大的科學價值的。按照這個思想，可以明顯地看出，彼得改革雖然從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看，乃是一種非常幸運的偶然性，但它始終受著社會政治生活客觀邏輯的支配。這個思想是同形而上學

①《俄國史》，第３卷，第８７６頁。

②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３卷，第１０２９頁。

③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教程》，第４卷，第２９１—２９２頁。

-- 323

０１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的。

Ⅳ

在１６３９年用沙皇米哈伊爾的名義發給亞當。奧列阿里的文書里，我們讀道：「我們獲悉你對天文、地理、天體運行、土地測量及其他許多必需的技藝才智，很有造詣和素養，而我們，偉大的國王就需要這樣的專家。」

如果考慮到在這次正式承認「天文」

、「地理」等科學的重要性以前兩年，根據同一國王的指令，曾從拉丁文翻譯了宇宙學著作，我們似乎會得出一種論斷，以為莫斯科的統治者是由於對教育的抽象愛好而招請西方專家的。然而事實上，情況並非如此。他們所以要招請外國專家，是因為他們適合於滿足偉大國王的某些實際需要；而在同他們有了更切近的認識之後，更可了解他們所以比莫斯科人更「伶俐」

，乃是因為他們具有一定的科學知識。莫斯科的統治者對這一點的了解是極端遲鈍的，而且他們關於科學的概念也極為模糊，以致把科學的名稱都曲解了。

但是他們畢竟多少了解一些東西，所以開始談論天文學，並命令翻譯宇宙學。這距離採取認真的措施在莫斯科國普及自然科學認識，還是很遠的①。

但關於這一點，現在不感興趣。

對於我們，在這裏以及在克柳切夫斯基關於彼得大帝改革的

①在米哈伊爾朝代，曾正式承認偉大的國王需要懂得天文的專家。但在「百項決議集宗教會議」上，沙皇卻說天文學是一種「異教徒的智慧」。莫斯科的奧勃洛莫夫（岡察洛夫小說中主角，指委靡不振。——校者）特性，畢竟前進了，雖然前進得非常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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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１３

見解里，重要的是指出了不是意識決定存在，而是存在決定意識：一定的具體需要迫使莫斯科的統治者求助於外國專家，而同這些專家的更切近的認識使他們相信——如果相信了的話——莫斯科國同樣需要理論知識。我們應該感謝象索洛維約夫這樣的一些學者，是他們指出了這一點的。為什麼要在他們背離形而上學的地方，責備他們陷於形而上學呢？

如果由於指出軍事—財政需要，便以形而上學相責難，那就應最低限度同樣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兩位奠基人之一、即恩格斯加以同樣的責難。請看他關於克里米亞戰爭對我國內部生活的影響是怎樣說的：「戰爭證明，甚至根據純粹的軍事觀點，俄國也需要鐵道和大工業。因此，政府開始關切資本家階級的繁殖。……新的大資產階級在鐵道特權、保護關稅及其他優越待遇的溫室環境中得到儘力的培養。所有這一切既在城市也在農村引起了最完全的社會革命，在這種革命之下，思想運動一經開始便不可阻遏。年輕的資產階級的出現在自由主義的立憲運動中得到反映，無產階級的產生在通常稱為虛無主義的運動中得到反映。」

恩格斯在這裏所使用的方法，恰恰就是索洛維約夫、克柳切夫斯基和其他俄國學者在力圖對彼得一世的改革作社會學解釋時所使用的方法。

歷史的過程用唯物主義來解釋，要比用唯心主義來解釋好得不可計量。為求表達得更明確些，應該說，歷史過程的科學解釋，只有在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到唯物主義的立場。。

上時，才有可能。然而歷史唯物主義者的眼界不能只限於經

-- 325

２１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濟。它不僅看到，而且一定要看到整個「上層建築」

，「上層建築」在經濟基礎上產生，又經常對經濟基礎發生或大或小的強烈反影響。如果唯物主義者不願考慮這種反影響，那他便違背了他自己的方法：從自己的眼界里取消「上層建築」

，並不等於從經濟基礎解釋「上層建築」的產生和「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反影響。

Ⅴ

我們不知道有這樣的文明社會，它們可以不與鄰邦發生接觸。每一個文明社會都有一定的歷史環境，這種環境必然影響於它的發展。每一個文明社會的歷史環境都是互不相同的。這便給歷史運動的過程帶來多樣化的因素。這便在很大的程度上解釋了何以沒有，也不可能有兩個發展過程完全相同的社會。某一社會對另一社會的影響——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並不是「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學者」的虛構，而是一個普通的歷史事實。社會學家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有無這種相互影響，——這是無可懷疑的——而是這種影響首先通過什麼途徑發揮出來。以「見解」為社會發展主要動力的徹底唯心主義者認為，某一社會首先是通過自己的觀念（「教育」）來影響另一社會的；這就他們的觀點而言，是完全正確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絲毫不否認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思想影響。但是，根據他們的科學信念，思想影響的途徑是由各國人民物質需要所制約的各種國際交往準備出來的。

物質需要促使他們相互交換其經濟活動的產品。

人種學證明，這種交換在很低的經濟發展階段即已發生。但是，除了交換。。

-- 326

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１３

——交換本身在某些時候是時常與掠奪相結合的——物質需。。

要也可引起社會之間（部落、城市、人民之間）

的軍事衝突①。

這種軍事衝突逐漸產生一定的軍事組織，其性質取決於這個社會所達到的經濟發展程度。軍事組織一經產生，便使一部分社會勞動脫離其原始的使命：為直接滿足社會成員物質需要和為製造生產資料而生產各種產品。如果這個社會同處於更高發展階段，因而具有更完善的軍事技術的民族發生衝突，則在完全失敗和喪失獨立的威脅下，這個社會便不得不掌握這種更完善的軍事技術。這種掌握的可能性以及其或多或少的特殊進程和掌握過程的速度，取決於落後社會的經濟及在這種經濟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社會政治關係。但更完善的軍事技術是在更高的經濟發展階段上產生的。因此就會掌握了更完善的軍事技術，而落後國家的政治代表也會感到必須注意國內提倡一些生產和建立一些制度，這種生產和制度，若在其他條件下，是會完全不需要，或只有小得多的需要的。

換言之，如果落後的國家沒有一個由於更高的經濟發展而具有更強大的軍事技術的鄰邦，其經濟政策便不會採取這樣的姿

①「你們是否同鄰近的部落打仗呢？——斯坦利曾問赤道非洲一個部落的代表。

這位代表答道：不打，不過有時我們的小夥子到鄰近部落的森林去打獵。

有時我們的鄰人也到我們森林中來。這時我們便打起來了，不到他們打勝或我們打勝不止。「（斯坦利：《在非洲的愚昧中》，［Ｓｔａｎｌｅｙ，Ｄａｎｓｌｅｓｔéｎèｂｒｅｓｄｅｌ『Ａｆｒｉｑｕｅ］巴黎，１８９０年，第２卷，第９１頁）。

「所有的非洲戰爭都是為了達到兩A種目的之一搶奪牲畜或劫奪俘虜。」

（白爾敦：《東非大湖旅行記》，［ＢｕｒｔｏｎＶｏｙａｇｅａｕｘｇｒａｎｄｓｌａｃｓｄｅｌ『Ａｆｒｉｑ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巴黎，１８６２年，第６６６頁）俘虜以奴隸A身份為主人工作或被出賣。

-- 327

４１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態。

統治者開始創辦工廠，採取發展貿易和工藝的措施，——總之，促進國家生產力的發展。因此，一個社會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產生的軍事需要，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對這個基礎的繼續發展是有其巨大影響的。這一情況可在某些西方國家裡看得很明顯。普魯士政府在同被革命的風暴振興起來的法國進行較量、慘遭失敗后，便實行許多改革，大大促進了這個國家的進一步經濟發展。在莫斯科羅斯，也可看到同樣的情況，只不過程度更大而已①。

在類似的情況下，落後國家的政府必然起著或大或小的進步作用，這種作用使它能在一定時間內得到國內先進思想界的同情。只有彼得改革的進步意義才能解釋別林斯基讚美彼得的觀點，把他看作「使我們重獲生命」的「神」。落後國家先進思想家和其政府的分歧，只是在政府完全放棄了進步作用以後——有時是在相當長久以後——才開始的。如果我們不懂得這一歷史辯證法，我們便對俄國社會思想史的整整一個時期不能理解。

①「彼得需要錢，必須開闢國家收入的新財源。

對充實國庫的關懷，沉重地壓迫著他，使他想到只有根本改善國民經濟，才能提高國家財政收入。彼得認為發展民族工業和貿易便是達到這種改善的途徑。

所以他利用他的整個經濟政策來促進貿易和工業的發展「

（普拉托諾夫：《俄國史講義》，第４８８頁）。波克羅夫斯基卻恰好把下述見解說成是歷史唯心主義：「因為問題涉及教育，所以在外國人。。。。。。。。。。

中，將醫生、藥劑師、藝術家和各式各樣的技術人員提到首要地位（著重點是著者所加）「。這裏的」因為……所以「使我感到驚異。歷史唯心主義提到首要地位。。。。

的不是技術、醫學、藥房、而是人們的「見解」

，即他們的一般宇宙觀。藥房和技術則是有著強烈的唯物主義氣味的。

-- 328

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１３

波克羅夫斯基對於史學家一方面指出軍事財政需要為彼得改革的原因，同時卻不曾適當注意十七世紀莫斯科國民經濟狀況，表示不滿。

這一責備不是沒有根據的。

必須承認，直到現在，俄國（而且不只俄國）史學家都未充分注意研究經濟關係的發展。直到現在，在他們的見解里每每對精確的政治經濟知識表現出非常值得惋惜的匱乏。

波克羅夫斯基以為，不預先研究十七世紀莫斯科國的經濟，便不能理解彼得改革。

這當然是正確的。但他本人也很難說完全精確地說明了這方面的情況。試舉一例：他寫道：「羅曼諾夫家族的幾個最早的沙皇，實際上壟斷了所有最貴重的市場銷售物產。長期住在俄國的柯林斯說：『沙皇是本國的第一商人』。沙皇壟斷的清單給我們提供了俄國輸出貿易集中的一付很有意義的圖景，這種貿易為土著商業資本主義的成長建立了基礎」

①。這付圖景的確是很有意義的。但它完全不是以證明莫斯科商業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狀況。沙皇為本國的第一商人，這一情況指明俄國的經濟發展程度很低及其社會關係與東方專制國家的社會關係的接近②。在古埃及，國家元首也是第一商人。關於十七世紀莫斯科羅斯的經濟不發達，波克羅夫斯基並未充分明顯地加以說

①波克羅夫斯基：《俄國史》，第３卷，第９１頁。

②莫斯科國的經濟落後一方面使俄國商人對外國商人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同時又鞏固了莫斯科商人等級觀點中的民族主義色彩，這一點我們在下文就可看到。

-- 329

６１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明①。

他說，十七世紀的商業資本主義對於莫斯科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都有極大的影響。

這是對的②。

但他卻未必充分注意到這種影響是在怎樣的社會政治關係之下發生的③。正由於他對於這種關係沒有充分注意，所以他認為我們前此所述財政需要，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東西。事實上，完全可以理解，這種需要在一個以國王為第一商人的國家的往後發展中，起了巨大作用。沙皇壟斷本身是滿足莫斯科國財政需要的一種手段，而這種需要的產生又是由於軍事需要。由此可見，莫斯科政府的「商業資本主義」同軍事財政需要有著

①他自己就公正地指出，在這種情形下，圖甘－巴拉諾夫斯基所引述的基勒布格爾的意見，以為俄國人從上層到下層都愛好商業，是什麼也不能證明的（同上書，第７９頁）。他還可補充說，根據外國旅行家的證詞，中國的城市居民是向來喜歡經商的。

「他們是真正天生的商人」

，——埃。科爾洪在談到中國城市居民時說：——「在生活的一切場合里，甚至在最少涉及商業的場合里，他們，如果可以這樣說，也想的是錢」……（引自埃利澤和奧。列克柳：《中國帝國》，第５２０—５２１頁）。但是，盡人皆知，商業的愛好並沒有妨礙中國人在「商業資本主義」方面遠遠落後于西歐。基勒布格爾說，莫斯科的商店在大多數情形下都是既小又窄，賣主在裏面很難轉身。在愛好商業的中國，大多數商店的情況直到最近也是這樣。

「商業愛好」本身什麼也不能證明，還可從這樣的事實中明顯看出：即某些勉強達到中級野蠻狀態的非洲部落，也是愛好商業的。

②波克羅夫斯基，同上書，第Ⅲ卷，第１０１頁。

③這種影響怎樣巨大，可從下述事實中看出。荷蘭人安德列。溫尼烏斯於１６３２年獲得在土拉附近建造工廠的租讓權；為了保證工廠對工人的需要，遂指定宮廷所屬的一整個鄉區為這些工廠提供工人。

西方的工廠工業是在完全不同的生產關係下產生的。順便指出，土拉的工廠是在同波蘭作戰以前建立的，其創辦人有廉價向莫斯科政府提供大炮、圓形炮彈、武器及各種鐵的義務。由此可見，政府在支持溫尼烏斯的企業時追求何種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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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１３

密切的因果依存關係，將兩者對立起來是沒有根據的①。

Ⅵ

無可爭論，這一軍事財政需要決定了在莫斯科國佔上風的那種教育的影響。

以前，俄國書生都以認識自己對東正教的忠誠為滿足。

「不懂雄辯學、修辭學和哲學，但胸有基督智慧」。可是在十七世紀，莫斯科的東正教維護者卻碰到一個可以用來識別「胸有基督智慧」的人們的準則問題。他們看到，莫斯科教會的禮儀與希臘教會的禮儀有許多不同。希臘教會不只一次對此提出責難。在尼空就任總主教職位以前不久，雅典教會的僧侶便宣布莫斯科用二指畫十字為異教，燒毀了莫斯科的祈禱儀式書，甚至由於過度的宗教熱情，要燒死保存這種書的僧侶——塞爾維亞人達馬斯金。不僅如此。在斯拉夫文本的禱告和祈禱禮儀書里，發現了與希臘文本不同之處。為了決定這些偏差是否可以准許，為了研究清楚教會禮儀問題，必須求助於神學，而神學又依靠「雄辯學、修辭學和哲學」等

①沙皇的貿易壟斷不僅為莫斯科國的經濟落後所產生，而且支持了這種落後。普斯科夫的編年史家抱怨１６３６年剝奪了普斯科夫人經營亞麻貿易的權利。

「派來的莫斯科客人，奉命按照莫斯科規定的價格為國王收購，寺院和所有的人都受到很大虧損，貨幣奇劣，價格不自由，收購不受歡迎，一切都很可悲，說不出的仇恨，到處受到約束，誰也不敢買賣」

（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１３４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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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輔助科學。總之，必須學習①。對於教育的需要的認識，必然因當時歷史環境的作用而加強。在十七世紀，東正教的莫斯科國家積极參加了東南羅斯反對天主教波蘭的鬥爭。如果說軍人用武器作鬥爭，那麼，東正教的僧侶們便不免要同天主教進行思想鬥爭了。這一鬥爭在西部羅斯早就開始了；儘管莫斯科人對於西部羅斯東正教的主張的精微奧妙不感興趣，但在十七世紀中葉，他們已不能對之抱著漠不關心的態度了。

最後，如果莫斯科的牧師想要防止他的精神羊群受「異教」

的侵害，而這「異教」的代表者又是政府招聘到莫斯科的外國人，那他們在這裏也是不能沒有「雄辯學、修辭學和哲學」

的。

所以我們看到，莫斯科在招聘西歐造炮專家和採礦師的同時，還召集了一些有學問的希臘人和西俄人，責成他們教育莫斯科的青年人。在十七世紀三十年代，菲拉列特總主教便在楚多沃修道院設立了一所學校，稱為總主教學校。

四十年代末，大貴族勒季謝夫在安德列耶夫修道院設立了一所學校，交給西俄的有學識僧侶主管。

１６７９年設立了一所學校，稱為埃林—希臘學校，後來改稱斯拉夫—拉丁學校，再后又改稱為斯拉夫—希臘—拉丁學院。

在這所學院里，講授文法、詩歌、修辭學、雄辯學、哲學、神學、宗教法和民法。學院的章程草案是莫斯科教育史上聲名赫赫的西俄人西梅翁。波洛茨基寫

①我們前已知悉的加濟主教派西。李加里德說，異教——即分裂教派的運動——所以在崇奉基督的俄國泛濫，是由於缺乏國民學校和圖書館。他還說，如果有人問他：「教會和國家的支柱是什麼？」那他會回答說：「第一是學校，第二是學校，第三還是學校。」莫斯科僧侶們的無知，是在「百項決議集」的宗教會議上就被公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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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１３

的。

在希臘教育家和西俄教育家之間時常發生不協調和競爭。在建立學校的時候，關於學校應接近哪個類型：是接近希臘類型還是接近西俄類型問題有許多爭論。

換句話說，在為了滿足道德及宗教需要而進行的學校教育事業上，也發生了東方（希臘）影響和西方（基輔）影響。。。。

的鬥爭。

但是這種在同一思想領域里發生的兩種影響的鬥爭，若與在性質上完全不同的兩種知識部門——即技術部門和文學—神學部門——之間發生的兩種影響的鬥爭相比，其歷史意義是微不足道的。儘管莫斯科的僧侶極端需要充實他們的知識，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甚至本領不高的大炮技師和採礦人員也比最有學問的神學家和最慷慨激昂的「雄辯家」

對莫斯科無比重要①。

莫斯科顯然意識到這一點。

克柳切夫斯基說：「基輔的學者所得到的獎償，不及德國雇傭軍官所得到的優厚」

②。我國為什麼歸根到底取得斷然勝利的不是希臘的影響、也不是基輔的影響，而是西方國家的影響——儘管在莫斯科，人們由於天真糊塗，真正相信西方國家的基督居民是「非基督的」

，——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關於「異教」影響戰勝東正教影響的社會學原因，索洛

①葉皮法尼伊。斯拉維涅茨基在他的一次佈道中對東正教聽眾叫嚷：「要把我們心地殘酷的硬化粉碎，要對發射器擺脫我們舊的罪惡，要把我們的聰明耗盡不結果實的田地，扼殺者的罪惡使我們的靈魂發出惡臭，要拋棄熱情，我們要從靈魂的死亡中解放。

……「。

在當時教會修辭班上這也許是漂亮的，但從國家需要的觀點來看，這也許不值得好好地寫。

②《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３５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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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維約夫作了很好的說明：「首先，必須擺脫經濟不富裕狀態，必須增加財富和加強力量——通過發展商業和各種企業來增加財富；必須獲得海洋——而要獲得海洋便須手中握有武器；必須放棄舊的打算，免除用禮品名義到克里米亞向韃靼人交納貢賦，為此必須掌握作戰藝術，學會建造和駕駛船舶，建築要塞。為了發展商業和增加財富，必須學會敷設道路，開鑿運河——必須學會一切藝術和工藝」

①。

借寫這幾行的機會，我想再說一次，不能不作重大保留便將索洛維約夫算作歷史唯心主義者和模糊的「形而上學者」。但是關於這一點，已經談夠了。

①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８０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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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初期的西方派與啟蒙思想家

１伊。安。赫沃羅斯季寧公爵AⅠ

「非基督」

的影響雖然在莫斯科國勝利了，但這種影響也是有其重要特色的：波蘭的影響就其整個性質而言，是同「德國」影響大不相同的。彼得時「德國」影響排斥了波蘭影響；但在彼得改革前的時期，波蘭影響在莫斯科是頗為強大的。

１６７１年一位西俄羅斯人（拉。巴拉諾維奇）在一封給沙皇的信中說：「沙皇陛下的高級官員會議並不鄙棄波蘭文，人們欣然閱讀波蘭文的書。」

次年，在莫斯科曾試圖——雖然結果沒有成功——出售波蘭文書籍①。沙皇費多爾。阿列克謝維奇精通波蘭文。在莫斯科貴族的宅邸里出現了波蘭用具。

波蘭文，波蘭書和波蘭產品為波蘭思想敷設了道路——雖然是一條非常狹窄的，隱隱約約的小路。我們已經讀過馬斯克維奇關於莫斯科人在同他談話時堅決維護其政治制度特點的報道。一般說來，波蘭影響從來不曾動搖十七世紀莫斯科人對東羅斯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活的優越性的信念。但是沒有一條通則沒有例外。

混亂時代同波蘭人密切交往的結果，最少使個別莫斯科人開始對上述政治制度和上述社會生活抱著

①米柳科夫：《俄國文化史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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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否定的態度①。出身於雅羅斯拉夫公爵氏族的赫沃羅斯季寧，便是這種罕見的，因而更為值得注意的例外之一。

赫沃羅斯季寧公爵曾在第一個偽第米特里沙皇的宮廷里充任總管御膳的近臣。根據某些史料，他同這位偽君有可恥的關係。人們還說，他在那時便表現傲慢。但我們不去研究那些攻擊，而只是指出波蘭影響使他對莫斯科人的宗教觀念在某種程度上抱著自由主義的態度。後來，米哈伊爾沙皇和斐拉列特總主教給他的訓令指責他在「免去教銜」時便受了異教的傳染。現在不能斷定，赫沃羅斯季寧的宗教自由思想在那時達到何種程度。可能，在當時大批來到東羅斯首都的波蘭人中，就有些人善於向這位年輕，而且一般認為很有才幹的人說明：信仰東正教的莫斯科人把天主教徒當作「非基督徒」

，乃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只要他傳染上了這一信念，他便可被他的同胞們稱為異教徒了。在「免去教銜」的情況下，這樣的異教不僅不危險，而且也許在宮廷生涯的意義上甚至是有利的。但在舒斯基的時候，這種異教使赫沃羅斯季寧受到迫害：他被發配到約瑟夫修道院去懺悔。他去那裡呆了多

①莫斯科人認為他們比外國人高尚得多。但十七世紀同西方的接觸，動搖了這種傲慢的心理。不僅赫沃羅斯季寧一人對於自己的同胞作了輕蔑的評價。

１６３４年華西里。伊茲邁洛夫——他是同舍依內伊一道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指揮莫斯科戰役的軍政長官伊茲邁洛夫的兒子——曾被指控頌揚立陶宛王，因為他說「我們莫斯科可憐孱弱，怎能同這樣偉大的國王作戰呢！」加弗里爾。巴金也受到同樣的指控，因為他「在莫扎依斯克時曾頌揚立陶宛王和立陶宛人，而鄙視俄國人，說後者可憐孱弱」。

（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１２０７—１２０８頁）。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人是由於同西方鄰邦交戰失敗，才想到自己的「可憐孱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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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２３

久，不詳。似乎很快他就返回莫斯科，因為據他自己說，他是赫爾摩根總主教和大貴族政府衝突的目睹者。

１６１３年初他在姆岑斯克任軍政長官，有了這個名位，他必然要「想到」

他的敵人。次年，他擔任諾沃西爾警備部隊長官。在弗拉季斯拉夫會同小俄羅斯的統帥薩蓋達奇內進攻莫斯科的時候，他在佩雷雅斯拉夫爾「牽制了契爾克斯人的隊伍」

，因此獲得沙皇的銀杯獎和一件價值一百六十盧布的皮大衣。那時他已是一名御前大臣。但是他顯然仍受波蘭酵母的影響：他沒有忘記他的「異教」。此外，他給他的同代人的印象，仍舊是一個激烈和「傲慢」的人。他的一個遠親謝。伊。沙霍夫斯科伊公爵便曾這樣批評他。沙霍夫斯科伊說，赫沃羅斯季寧是一個「象法利賽人①一般傲慢的人」。我們從這一同代人那裡獲悉他與赫沃羅斯季寧的一次爭論。爭論的問題是第六次全國會議，赫沃羅斯季寧談話的語調，嚴重地得罪了對方。沙霍夫斯科伊公爵寫信給他說：「昨天在你家裡責罵了我，同時卻過分自誇，大言不慚，高傲自大，象法利賽人那樣，以為自己在神學教條上超過一切人。我們貧乏無知，也不可能完全不懂神學和祖籍，而你卻為了我的某種小小成語，爭吵不休，狂怒暴跳，極其兇殘」。對此，沙霍夫斯科伊很通情達理地指出，「好丈夫為虛榮所征服、或向朋友兇殘暴戾，都是沒有用處的」。此外，他還說：赫沃羅斯季寧「自幼就有這種高傲自負的習慣」。值得注意的是，他說有一個叫扎布洛茨基的人，

①法利賽人，古猶太的宗教政治派別，他們對早期基督教團作過無情的鬥爭，因此在新約裏面被貶為偽善者。——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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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是赫沃羅斯季寧的這種惡劣愛好的「主要慫恿者」

，這個人剛剛轉入東正教，而且根據普拉托諾夫教授的可靠推測，是一個波蘭人①。

Ⅱ

對於赫沃羅斯季寧的這種特殊性格，莫斯科政府並沒有忽視。它開始迫害他，「拿走了」他的「拉丁」神象和書籍，用現時的話說，便是對他進行了搜查。但是，如果相信前述訓令，那時他的「異教」已達相當廣泛的範圍。他不僅自己不去教堂，而且「毆打和折磨」去教堂的自己人。

（自由思想家卻保持著大貴族的專橫暴虐！）

現在他對於神的侍者言多誹謗，否認死者可以復活。這似乎意味著赫沃羅斯季寧最少否定了基督教義的某些部分。但是一個在以宗教的讚許來決定道德意義的環境中培養出來的人，當他作出這種否定的時候應有何種感受呢？當宗教成為道德的基礎的時候，對宗教的懷疑便會時常引起對道德規範的懷疑。道德如果沒有自己的立足點，一旦失去了宗教的支持，便會搖搖欲墜。根據給赫沃羅斯季寧傳達的訓令，可以斷言，他在不再期望死者復活以後，是喝得酩酊大醉的。也許，事實上，他並不曾變成訓令所說的那樣一個醉漢。後來，他斷然說，酗酒是同他的性格格格不入的。但是如果假定，在其立足的基礎發生動搖的時候，這位自由思想的雅羅斯拉夫公爵後裔，一時以酒為友，

①《關於十七世紀混亂時代的古代羅斯傳說和紀事》聖彼得堡，１９１３年，第２版，第２３２—２３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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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２３

這在心理上也不是不可能的①。當他感到他由於相信新觀點而完全處於孤立狀態時，這種可能就更大了。他的思想批判工作，不僅限於宗教方面。

以前他便高傲地鄙視他的同胞，現在他更用最輕蔑的態度批判他們。他責備他們對信仰問題的不合理態度，還說他們在地上種的是黑麥，而生活卻靠謊言。

他針對他們，「用詩的體裁寫了許多責備性的言論」。由此可見，也許赫沃羅斯季寧有時雖然濫飲了烈性的酒，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對於親近的人們，可能也對他本人，提出嚴格的道德要求。因此，就令他立足的基礎動搖了，但這種動搖卻不是在談到最重要的道德問題時發生的。訓令的作者還向他提出另一責備，說他稱莫斯科沙皇為俄國的專制君主。他們認為這是對沙皇尊號的貶稱②。然而很可能，這裡有一種比「貶

①不過不應忽視，縱酒本身「在莫斯科」並不認為是惡行（「飲酒是羅斯的歡樂」）。訓令的作者對赫沃羅斯季寧的指控，主要地不是說他「不斷喝酒」

，而是說他在１６２２年整個狂歡周里「沉醉不醒」

和在復活節前夜喝得酩酊大醉。

與此同時，還指控他不出席早禱和午禱，並不按規定提前開齋。值得注意的是，對尼空提出的指控，也與沙皇和總主教這兩位至尊在給赫沃羅斯季寧的訓詞里提出的，很相類似。在費多爾。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朝代里，曾密告前總主教「在晉見阿列克謝沙皇后，在整個大齋日，喝得大醉，而且醉后無故折磨所有的人」。

……

還有一個指控似乎涉及兩性道德方面：「有一個２０歲的姑娘帶著她的兄弟見他求醫，尼空把她灌醉，這姑娘因醉而死」

（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３卷，第８１９頁）。

這是什麼？

是當時流行的一種密告形式呢，還是道德的缺陷真正表現於這種密告所措的行為呢？

②「在你的信里，不恰當地稱呼了國王，把國王稱為俄國的專制君主。

但專制君主是一個希臘詞，意為領主或統領，而不是沙皇和君主。然而你，赫沃羅斯季寧是一個莫斯科的貴族，你不應該這樣稱呼國王「。

（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１３７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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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稱「的意願更為嚴重的東西。如果莫斯科的居民在同馬斯克維奇爭論時通常都表示擁護自己的沙皇制度，那麼，赫沃羅斯季寧公爵當時既已同其他莫斯科人不完全相同，而且愛好波蘭的概念，是可能相反地寧取波蘭貴族的自由，並以譴責的方式稱莫斯科的君主制度為專制制度，而不必作出貶低沙皇尊號的近乎兒戲的行為的。

訓令的作者——而且毫無疑問，不只是這些作者——認為對莫斯科政治現實的這種態度是「傲慢和失禮」。然而在這位莫斯科人頭腦中的思想批判工作一經開始，便必然使他同其敵視「異教」的同胞們極難「相處」。可是在當時的莫斯科，敵視「異教」的人們形成了一種社會環境。因此，赫沃羅斯季寧只能或者孤芳自賞、或者飄然遠離莫斯科國；至於可疑的縱酒消愁，我在這裏就不提了。

訓令說，赫沃羅斯季寧有去立陶宛的意圖。如果他真有這種意圖，則以赫沃羅斯季寧公爵為代表，我們便看到第一個莫斯科人由於同其周圍的社會環境的分歧而想到要離開自己的國家了。庫爾布斯基也曾逃離莫斯科國。但他的離去，並非由於他在道德觀念上沒有同在社會地位上與他相近的莫斯科人接近的可能。他可能同很多當時的大貴族都有非常密切的來往，這沒有瞞過伊凡四世。庫爾布斯基雖然屬於歷史註定歸於政治滅亡的社會階層，但他在莫斯科不可能感到道德上的孤獨。赫沃羅斯季寧的情況卻非如此。儘管他由於受到波蘭觀念的影響，不贊同莫斯科的專制制度，但他所以決定——如果真是決定了的話——去立陶宛，卻很難說是由於害怕他會因自己的政治自由思想而受迫害。我們馬上便可看到，對於政治問題本身，他是不大注意的。他只覺得生活于宇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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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２３

上同他格格不入的人們當中，是太痛苦了。克柳切夫斯基在論及赫沃羅斯季寧時說：「他是一個對冷酷的拜占廷教會儀節以及浸透了這種儀節的整個俄國生活，抱著深刻反感的天主教式的特殊俄國自由思想者，是恰達也夫的精神遠祖」

①。

克柳切夫斯基的話不完全正確。即令他是正確的，那也要注意到恰達也夫的悲觀主義，只不過是俄國的西方派在反對俄國的停滯的鬥爭中感到完全無能為力時所表現的那種失望情緒的最顯著的典型之一，而這種失望情緒，便是在最勇敢和最熱情的西方派中，也每每浸透了他們的心靈。

Ⅲ

赫沃羅斯季寧沒有去立陶宛。

１６２２年底或１６２３年初，他被再次發配「受管教」

，——這次是被發配到基里洛夫修道院的，這裏他必須在一位「善良」的長老的監督下生活。總主教命令：「他不得一天不遵守修道院單人房間的規則，任何一次唱歌都不得缺席。」

在基里洛夫修道院——也象以前在約瑟夫修道院一樣，我們的自由思想者沒有呆多久。

１６２４年１月，在他具結放棄「異教」后，釋放了他。一年多后，在１６２５年２月２８日，他便死了。但他死時的本名不叫伊凡，而改稱約瑟夫，因為他死前不久成為托羅伊澤－謝爾吉也夫修道院的一名修道士，死後便葬在這裏。他死後留下了一些著作，在某種意義上，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著作。著作之一為關於混

①《俄國史教程》，第Ⅲ卷，第３１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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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亂時代的傳說，其標題為：《俄國莫斯科時代及沙皇和神父的傳說。簡要的摘錄，歷史判斷，為熱愛宗教的人們修改和宣讀而作。編者伊凡公爵，即伊凡。安德列耶維奇。赫沃羅斯季寧公爵》①。

《傳說》是為愛好宗教虔誠的讀者而作的。這一事實引起一個問題，即這位因「異教」而招致同代人不滿的作者所說的是哪種宗教虔誠呢？原來，我們在這一著作中所看到的是當時莫斯科人的最普通宗教虔誠。赫沃羅斯季寧很高興俄國雖然過去相信多神教，是所有國家中最無宗教虔誠的國家，卻相反地信仰基督教后變為最有宗教虔誠的國家了。

他說：「現在國內有許多篤信宗教和遵守教規的人們，但在這以前，許多人是不虔誠和不信神的，他們同異教思想者生活在一道，——然而現在俄國不僅在農村，而且在許多城市裡，都有耶穌的統一的神甫和統一的信徒了，他們思想一致，且都讚美聖父、聖子和聖靈的神聖三位一體」

②。

《傳說》對於莫斯科的神聖事物表示高度崇敬，而且熱烈讚揚了赫爾摩根總主教，雖然據作者自稱，他受過這位總主教很厲害的折磨。

此外，如果再補敘一點，那就是在《傳說》里，沒有稱斐拉列特為總主教，而只是稱他為羅斯托夫的主教，則普拉托諾夫教授關於《傳說》可能寫于斐拉列特就任總主教以前的推測，便是完全可信的了。但是由於赫沃羅斯季寧在《傳說》里提到他擔任梁贊軍政長官的職務，這是１６１８年和１６１９年初的

①這部著作刊載在我在前面時常引用的《俄國歷史叢書》第１３卷里，古文獻研究委員會出版，第５５２—５５７頁。

②《俄國歷史叢書》，第３卷，第５３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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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２３

事情，則又應同普拉托諾夫教授一道，假定《傳說》寫於１６１９年上半年，其目的是為赫沃羅斯季寧作自我表白。普拉托諾夫說：「斐拉列特。尼基季奇在這一年從波蘭回國。

當然在莫斯科，人們都知道他性格專橫惡劣，所以赫沃羅斯季寧可能擔心他會對他的過去進行追究。使斐拉特把他看為一個信仰東正教的人和一個愛國志士，這對他是非常重要的。赫沃羅斯季寧因此選擇了寫作的道路，這並不是不可能的「

①。既然這樣，則《傳說》中充滿了普通的宗教虔誠，應該說是非常適當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問：赫沃羅斯季寧在著作里將自己裝扮為一個東正教信徒和一個愛國志士是否出於真誠呢？

在解決這個問題時，必須記住，赫沃羅斯季寧在我們即將進行研究的另一著作里，說指控他相信異教是毫無根據的。他的這一見解，是不能從字面上去理解的，因為這是他寫完《傳說》以後開始的時期寫的，根據普拉托諾夫教授的說法，他在這一時期並沒有掩飾他的「異教」觀點。但在這一時期（１６２１—１６２２年）

，他對東正教信仰的改變也許不曾達到他的同代人眼中那樣大的程度。至於赫沃羅斯季寧在免去教銜時期所表現的自由思想，如上所述，則只能限於一般否定以天主教徒為「非基督徒」的舊莫斯科觀點，並與這種否定相適應，對天主教的形式及天主教的祈禱儀式採取尊重的態度。

如果我們同意這一切——我們顯然完全有根據同意，——那就可以斷定，儘管赫沃羅斯季寧在《傳說》里當然儘力強調，乃至誇大了他的虔誠心情，但他畢竟遠遠不是在對問題缺乏批

①普拉托諾夫《混亂時代歷史文物》，第２５６—２５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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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判態度時可能對他懷疑的那樣虛偽。無論如何，《傳說》為說明這位優秀人物的思想狀態，提供了大量即使不是直接的、也是間接的資料。

Ⅳ

我在前面已經指出，十七世紀莫斯科人關於混亂時代的傳說，證明其作者的政治發展水平是很低的。這一意見應該同樣適用於赫沃羅斯季寧的《傳說》。

儘管他由於接受了波蘭影響而不可能成為莫斯科舊政治制度的擁護者，但他關於混亂時代的敘述，卻沒有對政治作認真思考的痕迹。他關於舒斯基即位的敘述，看來給了他一個最恰當的機會來表達——就令是不明確的表達，也可用諷示的辦法——其對限制沙皇權力問題的觀點。然而他卻沒有利用這一機會。舒斯基的誓詞使他大發感嘆：「必須向全世界、向所有生活在他的王國的人們發誓！啊，可憐！啊，不幸！沙皇只不過貪圖短暫地活在這個世界上，便對天發誓了，沒有人要求他這樣作，他是自願發誓的。啊，這是權力欲，而不是對神的愛！」

①只有在假定這位愛好西方習慣的赫沃羅斯季寧對政治的理解，並不比舊生活方式的辯護者高明多少的條件下，我們對於這種感嘆之詞才能有所理解。要知道在他以後，俄國也還有不少西方派人士在政治問題上仍舊是很幼稚的。

不要以為他在受到舒斯基的迫害以後，曾想不顧一切地譴責後者。

因為儘管他認為赫爾摩根是他的不幸的主要罪人，

①《俄國歷史叢書》，第８卷，第５４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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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３

而讚揚赫爾摩根的就是他。也許可以反駁說，在米哈伊爾王朝和在斐拉列特任總主教時，攻擊舒斯基不會給赫沃羅斯季寧造成任何危險，而攻擊赫爾摩根卻意味著不能達到他寫《傳說》一書所追求的目的，即自我辯解。但我已說過，我雖然承認這一著作的辯護性質，卻不承認其作者是一個偽君子。

一個頗有意義的細節：這位雅羅斯拉夫公爵的貴胄後裔，曾嚴厲譴責大貴族在王位虛懸期間的行為①。

最後，試一回憶這樣的事實：赫沃羅斯季寧在《傳說》里——也就是按照普拉托諾夫教授的假設，在１６１９年上半期——便認為鮑利斯。戈東諾夫「仇恨諂媚製造奴隸，將勞動者提高為自由人」的政策，是他的朝代的弊政②。

這一評價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他在另一著作（《告發異教徒》）里，談到了他因奴隸的告密而遭受折磨。這一著作可能是他在作了修道士后，根據舊事回憶而寫為詩的。

可是我的奴隸已成為我的對方，他們的辱罵傷害了我的靈魂，要塞和籬柵已經撤除他們一同對我進行了誹謗！

他們的非法仇恨何其兇惡，竟要置我于死地。

他們的族系本來惡劣，對我更是極盡毒辣；

①《俄國歷史叢書》，第Ⅷ卷，第５５３頁。

②同上書，第５３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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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他們創造種種條件，使我哭泣，使我受辱①。

如果相信這篇怨言，則在我們面前便會出現下述生活現象。這位愛好西方習俗的莫斯科貴族官員發表了——而且據沙霍夫斯基證明，還是猛烈和激動地發表了在當時堪稱勇敢的宗教觀點。

他不去教堂，而且一般地反對拜占廷的儀式，儘管在莫斯科人的眼裡，這種儀式就是宗教虔誠的本質。他不僅自己不去教堂，不僅自己反對這一儀式，而且要他的「奴隸」不再將這種儀式同宗教混同一物。由於我們這位西方派仍舊是一名奴隸主，所以他用命令乃至毆打向他的奴隸灌輸宗教自由思想。然而他的奴隸卻是遵守最少從戈東諾夫時期以來在莫斯科建立的習慣的：他們趕忙告發了他們的主人，這位主人遂因相信異教被發配到修道院，人們在那裡對他的「信仰進行了殘酷的懲罰」。部分地由於「懲罰」

，部分地由於西方影響並未深入他的靈魂，所以這位主人仍舊回到了東正教的懷抱，甚至作了修道士。然而儘管現在對東正教的虔誠心情業已控制了他，也許對於他的那些處於自由狀態的親近人們的罪惡，他可加以寬恕，但對於他的「奴隸」的背叛，卻是耿耿於懷的。他生而好辯，所以用兩個小寫字同意刺傷他們。他在敘述他們對他的羞辱以後，慨然寫道：主啊！請審判他們，

①見《新發現的十七世紀反對異教徒的論爭著作》，聖彼得堡，１９０７年，第７９—８０頁。這些著作經沙瓦教授發現，並由他主編作序出版。

-- 346

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３

也把我同他們一道進行審判吧！

請衡量一下我的情感，也看看他們的暴行吧！

我的麵包養大了他們，而我的仁慈卻換來了他們的兇狠。

光榮屬於主人①，比最甜蜜的百合花更美②。

Ⅴ

最使公爵－修道士痛苦的是他認為他的「奴隸」忘恩負義：他用麵包養活了他們，對他們慈善，而他們卻告發了他。

赫沃羅斯季寧以往的自由思想沒有使他看到這樣一條真理，即不是主人「養活」他的「奴隸」

，而相反，是奴隸「養活」

他們的主人。波蘭的貴族也遠遠沒有認識這一真理，儘管他們的影響使他傾向於自由思想。赫沃羅斯季寧可能在作修道士時想起他怎樣企圖給他的「奴隸」

灌輸開明的宗教觀點，以及他的企圖——應該相信，這種企圖並不經常具有戰鬥的性。。

質——怎樣以失敗而告終。他堅決相信，不應有這種企圖。

不要向豬玀撒黃金，也不要弄髒了你的兩腳。

後來他一再重談「奴隸」的背叛，再次用「詩」來辱罵

①應該是老爺。

②《新發現的十七世紀反對異教徒的論爭著作》，聖彼得堡，１９０７年，第８０頁。

-- 347

４３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他們。

他們給我製造了惡意的流言，說我從奴隸徵收了許多捐稅。

他們不想想基督的教訓，我也逃不了他們的羅織。

我們的伊凡公爵為了解釋「奴隸」的這種惡劣行徑，寫了整篇的心理特寫。在他的筆下，「奴隸」的心理形象是不受人喜愛的：他們不畏懼天上的上帝，這上帝給所有的人以大量的福利。

他們的言詞有如蛛網，他們的兇狠有如罪惡的陷阱。

我一人統治著他們，統治著我的叛逆，我被安置為他們的主人，上帝給我比給他們更多的光榮。

但我孤弱無力，他們用誓言玷污了靈魂，為了他們的自由，想逃避作人的奴隸。

應該想到，「奴隸」

曾發誓證明他們對赫沃羅斯季寧的異教思想的指控是正確的。赫沃羅斯季寧方面則相信這種指控是不正確的，因而自然認為他們發誓是以誓言進行犯罪。所以他說：他們玷污了自己的靈魂，他們的話是「蛛網」。但是為什麼他們要玷污他們的靈魂呢？據赫沃羅斯季寧說，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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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３

為他們不滿意他做了統治他們的主人，就是說，他們受到奴隸依附地位的壓迫。他們在告發他的時候，希望「逃避作主人的奴隸」

，也就是希望從政府獲得自由。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極為可以設想的解釋。在莫斯科國經濟落後所創造的社會政治環境里，勞動階級對於所處地位的不滿，必然要表現為赫沃羅斯季寧公爵所痛斥的那種背叛行為。誰要是懂得現時我國「黑幫」中民主主義分子的心理，他便知道，這些分子也在進行階級鬥爭，不過由於他們的極端不開朗，所以鬥爭的方式是野蠻的，完全不恰當的和惡劣的。

現在我們看到，這種心理是從什麼歷史條件里產生的了①。

赫沃羅斯季寧對「異教徒」的駁斥，就其本身而言，是沒有多少意義的。但是根據作者的氣質，這些反駁寫得很激昂，有時還表現出機智。例如，他在指責羅馬教會為金錢而出賣對靈魂的挽救時，諷刺地質問它，為什麼不向魔鬼出賣對罪惡的寬恕呢？

他對羅馬教皇曾作如下的訓誡：啊，驕傲的教皇！放棄你的淫亂吧，甚至把你的畫室向全世界展出吧！

在什麼地方彼得曾命令毀滅他的信徒群眾，而且對虔誠的信徒和歹惡的信徒一視同仁呢？

你為什麼向蕩婦徵收貢品，

①我在另一地方說過，「黑幫」這一陳舊的莫斯科名詞，現在在我國使用得不恰當。但在這一名詞已被通用的情況下，甚至不同意這一名詞的人也不得不使用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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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顯然她們的淫蕩是出於你的命令？

你為什麼同猶太人——基督的兇手和神的敵人一同舉行節日的慶祝呢？

使徒們的誓詞會毀滅你，他們的神聖誡詞會置你于死，你為什麼不讀讀福音書的成語呢？

這是相當乏味的。但是當這位可憐的公爵違反他的氣質而擔任一個虔誠的東正教佈道者的角色時，他就顯得更加乏味了。例如：誰背離了東正教的信仰，他便不再與神共命運。

這種人的靈魂是僵死的，他自己也是一個卑鄙的罪惡的犧牲品①。

赫沃羅斯季寧到死都沒有放棄其以為自己比周圍環境優越的高傲意識，也沒有改變他對這一環境的愚昧無知的沉痛惋惜。這甚至通過他關於真正信仰的乏味的虔誠空談，也都呼之欲出，所以不禁要問：是否他以他那種彷彿剃度為僧來代替他那沒有成功的出國，即借為僧來擺脫那種由欺世盜名的人們組成的社會環境呢？他是否未脫虎穴，又落龍潭呢？

①同上書，第６０頁和５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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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３

２沃。阿。奧爾金－納曉金A赫沃羅斯季寧公爵只不過夢想逃離莫斯科國，而奧爾金－納曉金卻事實上逃到外國了。

事情發生在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期——１６０年２月。著名的莫斯科外交家阿。拉。奧爾金－納曉金的兒子沃因。納曉金負著重要使命奉派去到他父親的任所，但他卻乘機「叛變」了。這件事情發生得如此突然，如此不符合這位青年逃亡者的社會地位，所以虔誠的莫斯科人只能用人類宿敵的陰謀來解釋這一意外。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在給納曉金的父親的信中正面斷定事情的發生，是由於「撒旦本人以至所有惡魔」的作弄，他們「用兇狠惡臭的陰風」

，從父親手中奪去了「這位善良溫順的兒子」。

然而史學家對這一事件的解釋，卻是簡單得多。請看索洛維約夫對於這一事件是怎樣說的：「沃因。納曉金早就以聰明能幹的青年人見稱。

在父親離去期間，曾接任其在扎列維契－第米特里城的職位，擔任國外通信，向父親傳送信息和向莫斯科的沙皇本人傳送信息。

但在從事這種活動之中，這位青年的頭腦和心靈卻別有抱負。

他的父親反對莫斯科制度的慣常越軌行為和關於其他國家作法不同，而且作得更好的經常談論，早就養成他景仰西方。由於想使兒子受到教育，父親在他的身邊安置了一些被俘的波蘭人，這些教師力圖加強他對外國人的愛慕，對本國人的憎惡，用關於波蘭自由的故事去激勵他。在此期間，他去過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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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斯科，但在這裏終於使他痛苦不堪，於是，他在從國王取得往見父親的使命以後，不去立窩尼亞，而去國外，去革但斯克，見了波蘭國王，波蘭國王最初送他見了皇帝，後來將他送到法國「

①。

納曉金的父親譴責莫斯科的制度，說其他國家的作法不同，而且作得更好。他已經懂得西方文明的價值。但他以為，莫斯科人在抄襲西方的同時，能夠保持其舊莫斯科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徵。但納曉金本人卻已被舊的莫斯科生活壓迫到極點了。他在莫斯科感到窒息，感到痛苦不堪。索洛維約夫似乎為此責怪他的波蘭教師，彷彿他們力圖使他們的學生加強對外國人的愛慕，以及用波蘭自由的故事來激勵他。但是青年納曉金的波蘭教師，並不需要故意促使納曉金憎惡本國的生活。當時的莫斯科制度和習俗已給自身作了說明。敏感熱情的青年只要對給他描繪的西方文明景象有了嚮往之情，便會感到莫斯科「窒息」的沉重衝擊。這時，出國願望的形成，便是完全自然的事了。

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堅決要求引渡這位逃亡者。他訓令納曉金的父親要想方設法關懷自己的兒子，「以便捕獲兒子后帶來見他，為此約許發給５千、６千乃至１萬盧布。

如果這樣尚不能捕獲，如果納曉金的父親認為必要，那就將他的兒子就地殲滅，因為偉大的國王放他到父親那裡去時，是讓他帶了許多關於公事的指示和公報的「。

最沉默的沙皇對奉派帶著這個訓令到老納曉金那裡去的人說，「關於他（即小納曉

①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３卷，第６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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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３

金——著者）已死的消息，要在聽過父親的話以後說，而且要酌量他的情況，說得機巧「

①。

我不知道，這位最沉默的沙皇的主張，是怎樣傳達給悲傷的老納曉金的，以及他曾否協助——如果他想到公家的需要——殺害他的兒子。我以為即令在當時的莫斯科，也不是每個做父母的都會這樣作的。

象赫沃羅斯季寧公爵和沃因。納曉金這樣的人，都在莫斯科「感到厭惡」而嚮往著國外。但是對於西歐的生活，他們也是難以適應的。他們的不幸，難以忍受的大不幸，在於他們在莫斯科境界的兩面，都是外國人。此外，俄國的逃亡者由於同舊關係的決裂，其經濟狀況必然很糟：並不是任何人都在立陶宛有封地的。

被迫的閑散和令人苦悶的地位不定，使他們在過去所燒毀的事物面前低頭。年輕的奧爾金－納曉金懺悔了自己的「背叛」

，得到了寬大。

１６５年８月底，他收到文書，用沙皇的名義說：「來稟收到，我們仁慈地寬恕你，相信你不負我們崇高的仁慈……獲得自由。」

但是他必須居住在父親的村莊里。而且在那裡，他也很快受到干擾。

１６６年９月，他在「嚴密監管」下被發配到４０年前在牆壁上寫著「伊凡公爵」

的同一基里洛夫修道院。

修道院當局必須監督他每天去教堂。不知道他是否象赫沃羅斯季寧一樣在信仰上受到殘酷折磨，但次年１月，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便指令解除對納曉金的監管，將他釋放到莫斯科。這次釋放他，是因為他的父親老納曉金在同波蘭簽訂安德魯索夫和約上立了

①同上書，第６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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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功。但是當這位有功的使臣想再次為他的兒子謀取一個外交職業時，卻未能成功。納曉金被送回農村，不過，也不是永久的。最後，這位過去的流亡者在外省一處邊遠地區作了一名地方官員①。

可惜我們總也無法知道，他在請求寬恕和根據自己的意願和根據上峰的命令從國外回到莫斯科，從莫斯科回到父親的村莊，從村莊去到修道院，從修道院再次回到村莊，最後擔任地方官員時是怎樣反覆思考和反覆感受。無論如何，毫無疑問，這位當時少有的有學識的人，是經歷過長期痛苦的心靈悲劇的。我們可以把他看作莫斯科從東方轉向西方的最早犧牲者之一。他在莫斯科所身受和驅使他逃往國外的「痛苦心情」

，就是後來許多俄國西方派所不得不身受的那種痛苦心情。

可以說，天才的教授ＢＣ佩切林在十九世紀逃離莫斯A科時所走的道路，是沃因。納曉金在十七世紀首先開闢的②。

不過佩切林是死在外國。

①見維塔里。愛因戈仁：《沃因。奧爾金－納曉金傳記的片斷》，載《歐洲通報》１８９７年２月號，第８８３—８８７頁。

②請讀者原諒我談得太遠了，但我不禁想起佩切林在１８３７年３月２３日寫給斯特羅加諾夫伯爵——當時莫斯科教育區的督學——一封信中下列數語：「……您要我回莫斯科。

……唉！

伯爵，你自己雖然並不願意，但你卻給我作過多少壞事啊！當我看到這種惡劣的牛馬生活，這些卑鄙的東西，……這些在身上找不出創造主的痕迹的人們的時候，當我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我是會死去的！……

我對自己說，你將不得不墮落到你現在所蔑視的這些人的水平；你將要在他們的社會的污濁中廝混；你將象他們一樣變為一名滿懷善意的老教授，滿身銅臭，掛著小十字架，充滿一切骯髒的東西！那時，我的心將籠罩著深切失望和不可救治的悲哀。自殺的念頭將象黑雲一般在我思想上飄蕩。……「你們看到，佩切林在莫斯科也是」痛苦不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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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初期的西方派與啟蒙思想家（續）

３格。卡。科托希欣AⅠ

在沃因。阿。納曉金以後數年，即１６４年底，外交事務衙門的秘書格。卡。科托希欣逃亡外國。我在前面談到米哈伊爾獲選即位，發表限制君權的詔書和莫斯科政府對農奴的某種關懷時，曾提過他。如果說科托希欣的出走，完全是由於理想的動機，那是未免過於牽強的。

１６３年７月，有一位名叫艾伯爾斯的人，受瑞典政府的派遣來到莫斯科，從科托希欣那裡獲得某些保密的外交情報，為此給了他一筆報酬（４０盧布）。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件無可爭辯的叛國事實。在十九世紀，莫斯科的斯拉夫派嚴厲地譴責了科托希欣的這一行為。當然，西方派怎樣也不能同意他的背叛。雖然根據某些學者的正確意見，莫斯科的官僚階層一般在道德上都是可疑的，都是樂於出賣受賄的；然而不應忘記，艾伯爾斯在其送給瑞典王的報告里說科托希欣雖出生在俄國，而他在情感上卻是一個善良的瑞典人。這彷彿是說，艾伯爾斯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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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沒有單純地把他看作一個只是貪圖財富的間諜。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實是，更早以前，科托希欣與一名伊凡戈羅德（納爾瓦）商人庫。奧夫欽尼科夫相識，這商人是瑞典人。後來，在逃到國外后，據科托希欣自己說，他看到奧夫欽尼科夫「剛毅勇敢，忠心耿耿服務於他的國王陛下」。沒有理由去假設，奧夫欽尼科夫對瑞典的忠心耿耿是在科托希欣逃亡以後才產生的。很可能，這種忠誠在這位瑞典籍的俄羅斯人同莫斯科的秘書初次見面時，便已存在。由於奧夫欽尼科夫沒有任何必要將他對瑞典的同情掩蓋起來，所以，也許他的影響曾促使科托希欣自己產生為瑞典服務的意願。科托希欣是在瑞典外交官的直接影響下產生這種「意願」

，當然也是可能的，因為他從１６５９年起便同這些外交官發生接觸。最後，還可回憶一下，就在他同瑞典人發生外交接觸時，他遇到一次不幸事件，無論當時莫斯科人多麼能夠忍辱負重，這件事仍使他深感痛楚：由於他無意寫錯了國王的尊號，因而受到笞刑。在向西方的轉變（儘管只是膽小和遲緩的轉變）業已開始的時候，笞刑是可能在某些莫斯科人的頭腦里引起批判的思想的。不巧得很，不幸的秘書在飽嘗莫斯科笞杖之後的同一１６０年，兩度奉派攜帶外交文件前往雷瓦爾瑞典外交代表團。科托希欣目睹瑞典人的比較柔和的道德風尚，而他的脊背對於莫斯科笞杖的冷酷無情則記憶猶新，他是可能得出一些不利於祖國的結論的。次年中期，他參加卡爾季斯和約的簽訂，再次與瑞典人來往。回到莫斯科后，他又遭受了一次新的不幸。

在他出國期間，他的房屋及全部家私均被沒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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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４３

在自傳①里寫道：「這一切都是為了處分我的父親的過錯。他是莫斯科一處修道院的會計，杜馬貴族議員普羅科菲。葉利扎羅夫迫害他，造謠誹謗說他彷彿濫用了交他保管的修道院公款。但此事未經證實，因為搜查以後，發現我的父親只缺少了五枚銅幣。……儘管如此，無論我從卡爾季斯回來后怎樣請求，卻未發還我的財產。」

這樣的事故也是能夠造成不利於莫斯科制度的思想的。此事以後不久，科托希欣又被派為信使，也是到瑞典。瑞典人很好地接待了他，並贈給他兩個銀質大酒杯，價值三百零四個達勒爾。天知道，這算什麼貴重的贈品！

但是盡人皆知，寧住小屋，勿害大病。

在瑞典，科托希欣得到兩隻大銀杯的贈品，雖然並不怎麼貴重；而在莫斯科卻受了笞刑，遭到破產。後來他自己說，為瑞典服務的意向，便是在這次斯德哥爾摩之行時產生的。既然他有了這種意願，則他將國家機密出賣給艾伯爾斯，便事實上是他對瑞典的真正同情的反映了。重說一遍，背叛終究是背叛；但我所指出的情況說明了造成背叛意向的條件。

在科托希欣逃出俄國以前發生的一個情況，也是值得深切注意的。人都知道，那時（１６４年）俄國與波蘭作戰。科托希欣必須參軍，受沙皇軍政長官的指揮。按照莫斯科的舊習慣，軍政長官們無不相互激烈爭吵，並向莫斯科密告進行相互攻訐的。尤利。多爾戈魯基公爵勸誘科托希欣支持他對切爾卡斯基公爵的密告。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科托希欣

①《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朝的俄國》，聖彼得堡，１８４年第３版，第１８—１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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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拒絕他的勸誘，因而當然引起了多爾戈魯基公爵的不滿。這時他離開祖國的意願，終於形成。關於這個問題，他說：「在這種困難情況下，可惜我沒有同切爾卡斯基公爵一道回到莫斯科，尤其使我痛心的是我為沙皇服務的失敗：我的忠誠和努力所得到的報酬是在我的父親無辜受辱之下失去了房子和我的全部財產。考慮到我如果回到多爾戈魯基那裡去參軍，完全可能，我所得到的將是仇恨、折磨和拷打。由於我沒有執行他陷害切爾卡斯基的願望，我決定離開我的祖國，我在祖國是沒有任何希望的」

①。

科托希欣經過波蘭、抵達瑞典，在這裏被接納擔任公職。

瑞典人是能夠重視他的卓越才能的。但是在瑞典，他也不走運。

１６７年８月，他不幸與醉后嫉妒他同其妻子要好的房東發生鬥毆。科托希欣用短劍致命地刺傷了他的對手，因而被判處死刑。為他作傳的瑞典人巴爾克古津堅決地說，他的罪行不是預謀的。他稱科托希欣是無比聰明的大丈夫②。

出於對叛徒的蔑視，斯拉夫派忘記了問問自己：為什麼這位「無比聰明的大丈夫」在莫斯科住不下去呢？為什麼莫斯科不能為他的豐富才能找到用武之地呢？

①《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朝的俄國》，聖彼得堡，１８４年第３版，第２０—２１頁。請注意，他沒有提到笞刑。他可能覺得向瑞典承認他受過這種處分是可恥的。

②《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朝的俄國》，聖彼得堡，１８４年第３版，第２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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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４３

Ⅱ

科托希欣所寫關於俄國的著作，包含著許多足以說明十七世紀莫斯科國情況的重要資料。從俄國社會思想史的觀點看，他的著作很重要，它是一部人事文件，說明彼得前莫斯科對於一個多少了解西歐社會生活，且不屬於社會上層的有才幹的俄國人所造成的印象。

伊凡。赫沃羅斯季寧公爵指責莫斯科人缺乏誠實。科托希欣則譴責他們「本性」粗魯，並且解釋這是由於他們「不畏神」。

他報道政府在莫斯科沙皇殯葬日從監獄釋放罪犯一事時慨嘆道：「參加那次殯葬的人們真不幸，因為殯葬在夜間舉行，參加的是大批莫斯科人和從城市和縣區來的人。然而莫斯科人生性就不畏神，搶劫街頭男女衣服，把人打死。那天的一些暗探，象通常在沙皇殯葬時那樣，打死打傷了一百多人。」

①

科托希欣對於那些「不是由於才智，而是由於出身大家族」

而獲得高貴稱號的大貴族的著名評價，更是維肖維妙。

這種大貴族在國王的杜馬開會時，「摸摸自己的大鬍子」

，不發一言，「因為他們絲毫不通世事，而且每每是目不識丁」

②。

科托希欣對於莫斯科人不學習，是礙難苟同的。他希望不僅男人，就是女人，也要讀書。他在談到莫斯科接待波蘭

①同上書，第２３頁。

②同上書，第２６—２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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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王的使臣時指出，這些使臣未被引見女皇，借口是她有病。

實則她當時健康如常。對此，他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要這樣辦呢？答覆是：「莫斯科國的女性未學文化，沒有這種習慣，而且頭腦簡單，辭令既不利落，態度也很靦腆」

①。莫斯科女性的不伶俐和不適當的「靦腆」

，迫使我們的作家考慮：這些不逗人喜愛的特質，是從哪裡來的呢？他解釋說，這是由於莫斯科上流社會婦女的深閨禁閉。

「由於她們自幼年到出嫁，都在父親那裡生活于隱秘安靜之中，除最親近者外，外人見不到她們，她們也見不到外人。

因此，可以想見，她們怎能成為更聰明、更勇敢的人呢！就在出嫁以後，她們也很少見人「。因此，皇后不便接待波蘭的使節，便毫不足怪了：」如果那時沙皇命令波蘭使臣去外交使團晉見他的皇后，而皇后在聽了使團的話后不能作出任何回答，那豈不要使沙皇本人難堪嗎「！

②

為科托希欣的書第一版而作的序言，把他的前述見解說成是罪惡。序言寫道：「彼得大帝以前，皇室婦女不參加宮廷。。

和其他公眾典禮，其原因不是教育的缺乏，而是自古以來的崇高習慣使然。「

作為證明，序言的作者提出索菲婭。阿列克謝耶夫娜皇后，「她的聰明才智，不僅受到俄國人，而且受到外國人的特殊讚揚」

③。但是，第一，科托希欣所說的不是莫

①《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朝的俄國》，聖彼得堡，１８４年第３版，第６３頁。

②同上書，同頁。

③同上書，第３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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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４３

斯科婦女的聰明，而主要是她們的教育。

第二，誰都知道，索。。。。

菲婭皇后乃是一個罕見的例外。而且就是這個例外，也是在科托希欣出國以後才出現的。

這位天才的秘書在參加外交使團的時候，看到莫斯科使臣的愚蠢行為，定會不只一次感到難堪和遺憾。他寫道，在同外國的代表會談時，他們是按照莫斯科給他們的指令說話的。他們的這些言詞，都由秘書記錄下來。但除事實上說過的話外，也記了許多別的話，暴露出「使臣的欺騙才能，」其目的就是為了「向沙皇騙取榮譽和俸祿」。於是，科托希欣又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他們要這樣辦呢？」

他的答案仍是：他們是由於沒有學識，才這樣辦的。

「俄羅斯國的人以自己的門第而高傲自大，沒有作任何事情的習慣，因為他們在本國未受良好教育，而且除了傲慢、無恥、仇恨和謊言之外，什麼也學不會。他們由於無知說了許多相反的話，或由於草率而反覆多變，後來又在一些言詞里時常顛倒錯亂，把意思弄反了，這時便將過錯推諉給翻譯人員，彷彿是翻譯的失誤」

①。

科托希欣是為了使外國人了解俄國而寫他的書的。他常常害怕他所寫的關於莫斯科生活缺點的報道不能取信於西方的讀者。於是他便向讀者保證他所寫的正確。例如，他在談了莫斯科外交使臣的無知后，附帶作了如下說明：「聰明的讀者！

請在讀本書時不要感到驚奇。

這一切都是

①《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朝的俄國》，聖彼得堡，１８４年第３版，第５８頁。

-- 361

８４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真實的，因為這個國家不將自己的子女送到外國學習科學和習俗，害怕他們在知道外國的信仰、習俗和良好的自由以後，會廢棄自己的信仰，接受別的信仰，再也不想回到自己的家園和親人那裡去了「

①。

Ⅲ

鮑利斯。戈東諾夫派到外國學習科學的青年，都永遠留住在外國。科托希欣想必聽到這一情況。此外，他根據自身的經驗也知道，在對西方的「自由」有了某種理解之後，多麼難於忍受莫斯科的笞杖。

庫爾布斯基責備莫斯科的沙皇，說他剝奪了他的臣民自由出國的權利。科托希欣對於缺乏這一權利，也是不高興的。他寫道：「關於莫斯科人出國問題，除奉沙皇的命令和接洽商務者外，其他的人無論為了什麼事情，都不準派出。至於商人雖可到外國經商，但他們必須提出貴族的保證書，嚴格擔保他們的商品和人員將不留在國外，而全部回國。無論何人，不管是公爵或大貴族或別的人，其本人或其子嗣兄弟，未經叩請國王允准，無論為了什麼事情出國，均以叛國論罪，其世襲領地或封地莊園及人員，均沒收歸沙皇所有，如系本人出國，則遺留的親屬將受拷打，查詢他們是否知道出國親屬的想法。如果有人送他的兒子，兄弟或侄輩出國，則家主將受拷打，查問他為什麼送他們出國，是否帶動軍人反對莫斯科

①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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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４３

國，想要控制國家，或學習其他某種盜賊主意①。「

叛國歸叛國，而事實卻是科托希欣提出了一付完全正確的——儘管自然是很凄涼的——莫斯科生活的景象。

我想，斯拉夫派深刻地意識到這一點，因此他們特別憤怒地批評了科托希欣。在斯拉夫派感到極為親切的莫斯科國里，是連一點「自由」的跡象也沒有的。應該假定，如果由科托希欣寫出莫斯科國所需要的改革，那他一定會將比較完全的遷徙自由，擺在首要地位。這一要求也許是他的政治自由思想的極限。嚴格地說，在政治方面，他的批判思想——同赫沃羅斯季寧的思想一樣——是很遲鈍無力的，是幾乎完全保持了莫斯科的呆板笨拙的。當然，他不贊同伊凡四世的殘暴，不稱他為雷帝，而稱他為傲帝。按照他的說法，伊凡傲帝是在「憤怒和仇恨的心情之下用暴君的習慣」

來統治國家的②。

但是絲毫不反對東方「世襲」君主專制的許多莫斯科人，也都譴責伊凡「傲帝」的暴政的。科托希欣論米哈伊爾的限制權力「詔書」

的命運一文，完全不足以證明他的政治思維的明確性。他只滿足於以下的說法，在阿列克謝即位時，由於性格「沉默」

，遂未恢復限制權力的「詔書」。他沒有問問自己，這位權力無限的統治者的沉默性格，是否對被統治者提供了充分的保證。

此外，他不覺得應該闡明，從國家元首及其臣民之間的相互政治義務的觀點說，限制沙皇統治的權力意味著什麼。他珍

①《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朝的俄國》，聖彼得堡，１８４年第３版，第５８—５９頁。

②同上書，第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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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惜「良好的自由」。但他還不懂得，這種自由必須用一定的政治制度來保障。

最後，他的政治思維的呆板性，還有一種表現。為了解釋為什麼阿列克謝沙皇稱為專制君主，他說這是因為不曾從他那裡拿到限制權力的詔書。但他自己又說，米哈伊爾沙皇雖然頒發了限制權力的詔書，卻仍署名為專制君主。

看來，他不難看到，既然如此，則「詔書」同這種尊號並無任何關係。

但他對於這類問題是很少注意的。

他雖然不很懂得一定政治規範的意義，但他卻深刻看到莫斯科的不自由極大地阻礙了國內生產力的發展：他在這方面是一位真正的西方派。他寫道：「莫斯科國不出產金銀。雖然根據史書所記，俄國產金銀，然而不能勘探，即使勘探了，也為數不多。此外，莫斯科人不搞實業。但在外國，出產金銀地方的人們，都會從事勘探。人們不願參加這種事業，因為為此必須開辦工廠，花費很多錢。他們就會顯示出自己的理想，但後來無論如何也不開辦這種企業和工廠，便把事情丟開了」

①。

情況就是如此。當莫斯科政府認為將某一市民的財產「抄沒歸沙皇」

為好事時，市民是不能從法律上保護這種財產的。這就自然既不能促進莫斯科居民進取精神的發展，也無助於吸收外國資本向本國投資。

阿。尼。佩平正確指出，如果將科托希欣說成是組織嚴

①《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朝的俄國》，聖彼得堡，１８４４年第３版，第１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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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５３

密的莫斯科制度的唯一的惡意否定者，那是錯誤的。就對這一制度的否定態度而言，這位天才的秘書是有其先行者的。

在前一章里，讀者已經熟知科托希欣的兩位先行者了。

４尤里。克里扎尼奇AⅠ

赫沃羅斯季寧、納曉金和科托希欣是當時在莫斯科剛剛產生的俄國社會思想西方派的代表。尤里。克里扎尼奇則是。。。

當時同樣新出現的一個斯拉夫派——更正確地說，泛斯拉夫。。。。。。。。

主義派。但是，不要以為克里札尼奇的泛斯拉夫主義同我國。。。

晚近的泛斯拉夫主義或斯拉夫派有很多共同之處。

克里扎尼奇不是莫斯科國的宮廷居民①。

用他的話說，他是在熱愛斯拉夫民族的俄皇的仁慈庇蔭下，前來定居的。他願意定居在所有大斯拉夫部屬中唯一未受外國人影響的人民之中：他認為波蘭人已完全屈從於外國影響。他打算在莫斯科編寫斯拉夫語語法和詞彙，寫一部俄國史。最後，他顯然希望進入宮廷，而且由於他的淵博知識，希望成為一名沙皇的顧問。他寫了很多東西；但在這裏，重要的是他在討論政治的未完成之作（《政治杜馬》）

②。

①他於１６１７年生於克羅埃西亞；就學于維也納天主教神學進修院；１６４６—１６５０年居於莫斯科國，１６０年再次來此；次年被流放到托波爾斯克，在這裏住到１６７６年；死於１６８０年以後。

②這一著作由別索諾夫發現，並經略加刪節，刊登在１８５９年度《俄國談話》雜誌的若干期的附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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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很難說，克里扎尼奇在抵莫斯科前對俄國生活是怎樣看法的。但是我們明顯看到，他對莫斯科的印象並不算好。

作為斯拉夫主義的頑強辯護士和「德國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他辛辣地譴責外國旅行家關於莫斯科人民寫了種種「可恥的謊言」。下面就是他所舉的一個可惡的例子，可惜這樣的例子到現在仍未過時：「鮑利斯，就算你走遍全世界，你也不能在任何地方找到象這裏、即羅斯所看到的那種極為令人厭惡的、卑鄙和可怕的酗酒行為」

①。莫斯科人的「笨拙」

、「不可靠」

及由此而產生的多疑，也使克里扎尼奇深為不快②。

總之，他看到莫斯科人有非常多的「缺陷」。但是我們的泛斯拉夫主義者引以自慰的是，他以為他們所看到的莫斯科人民的重大缺點，並非與生俱來，亦非來自信仰，而是由於「惡劣的法律」。人們說，「俄羅斯人」除非受到鞭笞便什麼好事也作不成。

「德國人」說，這是俄羅斯人的牲畜本性③。克里扎尼奇對此憤然怒斥，說「這是一紙謊言」！

如果許多俄國人

①克里扎尼奇在這一著作的一些地方，用鮑利斯——一個不懂科學的莫斯科居民和知識豐富、表達作者觀點的赫爾沃伊兩人對話的形式來敘述他的觀點。

②「我們的智力遲鈍，手足笨拙」。不過，他的這點意見是指整個斯拉夫人的。俄國人、波蘭人和整個斯拉夫人無論在海上或陸地都不作「遠程貿易」。

「我們的商人不學算術，因此外國商人可以隨時無情地玩弄和欺騙我們。」

（克里扎尼奇用自己臆造的方言寫文章，這種方言是各種不同的斯拉夫語言的奇特的、有時很難理解的混合體。）

③克里扎尼奇無疑地是指奧列阿里下述數語：「同樣，由於俄國人本性殘酷無情，他們似乎生來就是為了作奴隸，所以對於他們，必須經常加以殘酷嚴峻的壓迫和強制，採取刑拷和毆打的辦法，經常強迫他們工作」

（《遊記》，第１４９—１９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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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５３

的行為良好，不是由於誠心向善，而是由於害怕懲罰，則這種情況的原因，乃在於莫斯科的「殘酷佔有制」

：由於這種佔有制，俄國人才感到生活本身令人感到「壞透」了。如果德國人或任何其他民族也陷入這種條件，他們也會產生相似的、或更壞的缺點。按照克里扎尼奇的意見，莫斯科國一切惡的主要根源，就是「殘酷的佔有制」。在較為溫和的制度之下，這個國家的人口會比當時要多一倍。

「殘酷的佔有制」

比自然災害更能妨礙人口的繁殖①。克里扎尼奇關於「殘酷佔有制」

的後果的這些見解，同孟德斯鳩的一句名言很相類似：「一個國家並不是由於土地肥沃，而是由於自由，才被認為是文明的」。克里扎尼奇大概在這個問題上是完全同意《法的精神》作者的，儘管在自由這一概念的含義上，他顯然與孟德斯鳩不能保持一致。

莫斯科沒有公正的法庭，這也使克里扎尼奇深感不快。

他認為這是因為官吏的報酬太少。但他雖然理解這一禍害的原因，卻仍不能容忍按照他的說法，當時的情形是：負有保護私有財產之責的一些機關的代表，彷彿都在對盜賊說：「弟兄們，隨便偷罷，搶罷，分給我一部分，你們便可得到寬恕！」

因此，使克里扎尼奇感到奇怪的，不是莫斯科有許多盜賊，而是「正直的人們」還能在那裡生活。

由於相信「俄國人」的最大不幸在於他們國家所特有的那種「殊酷的佔有制」和「惡劣的法律」

，克里扎尼奇擬訂了

①「瘟疫、災荒和戰爭不能造成長期的荒蕪，經過不多年的時間，這種土地上又住滿了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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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一整套改革方案。

克柳切夫斯基說，在讀他所擬訂的改革方案時，你會不禁慨嘆：「這就是彼得大帝的方案啊！

甚至缺點和矛盾也都相同「

①。的確，相同，也很不相同。事實上，克里扎尼奇的方案在許多方面是同彼得的方案相彷彿的。象彼得一樣，他認為發展國家的生產力，具有重大意義。他說，在貧窮的國家裡，國王也是窮的。不僅如此，他還希望政府能關切人民的最低層。

「在平民眾多而富裕的地方，國王和統治者，乃至顯貴也會是富有和強盛的」。這位克羅埃西亞的學者的這一意見，與政治經濟學中的重農學派創始人魁奈所說的「農民窮，則王國窮；王國窮，則國王亦窮」

，是很相似的。這個思想，我們在彼得的同時代人、農民波索什科夫所著《論貧富》一書中，亦曾讀到。波索什科夫書中的這一思想，給我國某些作家以所謂根據，誇耀說西歐經濟科學的一個最偉大發現是先在俄國作出的。只有完全不了解政治經濟學史和西歐國家的經濟政策，才會說出這種毫無價值的空話。

「在勞動居民窮的國家，其國王亦窮」——這一發現，是遠在斯拉夫作家有所理解以前，已由「外國人」作出的。而且無可懷疑，外國的理論家，也是在實踐家、即在那些以充實國庫為職責和利益。。。

的人們有了這一發現以後，才知道這一發現的。克里扎尼奇本人對於政府為什麼要關心勞動群眾的福利解釋如下：「皇帝②、統治者和顯貴所以關心平民，是為了以後能夠永遠掠奪

①《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３２５—３２６頁。

②克里扎尼奇隨處都稱國王為皇帝，他認為這個稱號比沙皇要崇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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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５３

他們。「這裏說得很明顯，他也認為問題主要不是為了平民，而是為了能夠」掠奪「

①。後來，「勞動人民的貧困造成國家的貧困」這個定理，已不再符合經濟的實際情況了。社會主義者說得正確，勞動群眾的物質情況，恰恰是在富有的國家最為惡劣。我們看到，克里扎尼奇本人便不得不在他的著作里指出這一似乎反常的現象。但是在他的時代里，資本主義的發展，剛巧已開始通過其自身的過程，推翻上述定理。因此，歐洲的許多理論家和實踐家才不斷承認它和複述它。

「塞爾維亞人尤里。伊凡尼奇」——莫斯科人當時是這樣稱呼克里扎尼奇的——便是從他們那裡抄襲了這一定理的。但是無論如何，他堅決主張發展莫斯科的生產力，在這方面，他同彼得確乎是一致的。關於怎樣的國家才能說是富國的問題，他解答說，凡是金銀多，礦產多的國家，便是富國；其衣著材料和食物充沛者更富；而「手工製品」發達、海上貿易繁榮者，則富強甲于天下。我們「在英國和布拉班」

（即尼德蘭——著者）就看到這種情況。就這點說，留學荷蘭的彼得，也會完全與他同意的。

①１７２６年秋，緬希科夫，奧斯特曼、馬卡羅夫和沃爾科夫在回答給最高機密會議議員所提的問題時，提出一份報告，在其他意見中，我們在這裏讀到下述意見：「因為軍隊是極為需要的，沒有軍隊國家就不能保持其存在，所以對於農民，必須給予關懷，因為士兵與農民血肉相連，沒有農民，便沒有軍隊。」

（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４卷，第８８７頁。）由此可以再明顯不過地看出，為什麼官僚們。。。

對於「平民」

，要表示關切——而且真正是表示關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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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Ⅱ

但是越是往後，重要的差別便開始出現了。彼得喜歡「外國人」

，並吸收他們來到他的國家；而克里扎尼奇則對他們感到不能忍受，他主張「下逐客令」

，並「封鎖邊境」。他說，俄國人民需要一種「非常善良的法律」

，禁止莫斯科國王的臣民在外國流浪，取締「任何外國人」前來俄國「東探西望」。這樣的法律對俄國人民是有利的。他極為重視這種「封鎖」

，認為這是莫斯科羅斯的「根本支柱和基礎」

，可同東正教信仰、君主制度、國家完整和民族獨立，相提並論。克里扎尼奇在這方面不僅遠遠落後于科托希欣，而且落後于庫爾布斯基；讀者記得，庫爾布斯基曾為「封鎖邊境」而責備伊凡四世。克里扎尼奇的這種「封鎖邊境」的主張，是同他對發展俄國生產力的關懷直接發生尖銳的矛盾；因為他曾建議，為了發展生產力，不惜支付巨額工資從外國招聘優良手工業者來俄國訓練俄國人的。同樣，克里扎尼奇把大規模貿易看為發展國家財富的必要條件的觀點，也同他的另一觀點不一致，按照這種觀點，商人乃「遊手好閒和浪費糧食之輩」

，因此政府對於他們，可以比對其他任何階級的居民，更不客氣。

這樣的矛盾出現在象他這樣一個有學識的人的身上，是很奇怪的。

也許，這部分地是由於我們所看到的他的主要著作，尚未完全定稿。

如果克里扎尼奇對於他的著作作了最後修訂，也許他能夠使他的敘述不致使我們感到相互不一致、或至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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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５３

難一致。

①然而即使如此，他的「封鎖邊境」的主張和他對商人的尖刻評論，也無論如何使他的方案和彼得的計劃很難完全一致。此外，還應考慮到——這當然是最主要的——克里扎尼奇對於莫斯科社會生活的最主要特點的態度，是同彼得完全不同的。

他寫道，皇帝是上帝的全權代理人和「活的法律」

；他的權力是無限的，他的行為不受人間法庭的裁判；最後，國內所有的一切，都為皇帝所有。

讀者在看到他的這種觀點時，會以為就是伊凡雷帝，也絲毫不會反對他的政治學說的。

可是，讀者很快就會相信，在克里扎尼奇看來，雷帝的君主制度乃是最兇惡的暴政，而他這位君主制度的堅決擁護者則是暴政的不可調和敵人。

對於莫斯科人鮑利斯提出的「何謂暴君」

問題，西斯拉夫人赫爾沃伊在一次對話中激動地答道：「暴君是人民的盜賊，既不害怕法庭，也不害怕犯罪。他是無法無天的劊子手。他這種人是人的否定，是衣冠楚楚的魔鬼。他可以好話說盡……卻並非出自心愿。用我們的話說，暴君就是殺人魔王」。暴君是狼，而皇帝則應該是牧人。皇帝的光榮高於天下一切光榮，而暴君則是「對皇帝的最大羞辱」。克里扎尼奇指伊凡雷帝的最殘酷的「殺人魔王」。

他的行為引起上蒼

①我所以用這種可能性來解決克里扎尼奇的上述矛盾，是因為我假定他的用語並不都能準確地符合他的思想。

例如，「封鎖邊境」

可能歸根到底只是表示他的一個表達得極端不準確的信念，以為必須實行保護關稅，以利民族工業的發展。

他是確實有過這一信念的人為例證，我可以指出《論手工業》一書第二篇。

（見《俄國談話》，１８５９年第１期附錄，第３４頁）

，克里扎尼奇在那裡提出的見解，與後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所見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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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的「惡報」

①。我們的「塞爾維亞人」深信，呂里克王朝的滅亡，乃是上帝對伊凡。華西里維奇沙皇「殺人魔王」的懲罰。

當然，對於伊凡四世的殘暴的這種堅決譴責，並無任何新穎之處。我們已經看到，莫斯科想從國王手中獲取限制權力詔書的一切企圖，都是由於他們希望預防這種殘酷暴行的重演。

然而克里扎尼奇卻不僅是仇恨「殺人的暴政」。

他對於君權無限的見解，是同在莫斯科國居民中流行的見解，大不相同的。

無怪乎他說，善良的沙皇即使在「兇惡的法律之下，也不會是貪求無厭的」。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這一君主專制的堅決擁護者一方面斷言，甚至他所仇恨的「殺人魔王」也比「庶民統治」

要好一些②，同時又認為必須對皇帝的權力規定一定的界限。他說，無限的權力是違反上帝和自然的規律的。上帝授予權力是為了創造，而不是為了破壞。自然「告訴」我們，「不是皇帝設定帝國，而是帝國設定皇帝」

，——「這句話我們不妨反覆多說幾次，因為皇帝必須在思想上多多想到它」。

根據這位塞爾維亞人克里扎尼奇的學說，皇帝的權力有三種來源。它可能來自繼承，來自征服、或授自人民③。由於征服者顯然只能在被征服者還不及他強大時進行統治，所以實質上，只有兩種合法的權力來源。但就繼承說，誰也不能傳授超過他本人所有的東西。因此，皇帝的權力不能合法地

①他是「整個殘酷佔有制的禍首」。

②就是說，一個人的暴政總比人民的暴政要好一些。

③關於召請大公的歷史傳說，克里扎尼奇認為是一種愚蠢的神話。他的見解是：所以召請大公，似乎是由於人民飽受內亂之苦。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為什麼所召請的不是一個大公，而是整整三個大公呢？

斯拉夫人不會做出這種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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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其「選民」所規定的界限。

「選民」也不能給皇帝以隨心所欲作好作壞的權利：諸如「出賣、割讓、劫掠、破壞」等等。儘管國王一經選出便不受人間法庭的裁判，但他如違反其臣民的自然權利，那還是對神、對自然有罪的。這同波丹所說的「世襲君主專制」和歐洲君主專制之間的差別，很相類似；我想讀者對此是很了解的。

固然，每人對於神和自然的意志，見仁見智，解釋互有不同，因此，在提到這種意志時，對於那種恰恰需要明確的東西，卻並不都有明確指示。但是克里扎尼奇的思想，通過他的推理過程，得到了適當的補充。

他引述以色列的先知者薩穆伊爾的言論（在引述時使用了他自造的斯拉夫語文）

：「你的兒子想作皇帝：他建立騎兵，弓箭兵，指派了軍政長官；他想佔有你的莊稼地和葡萄園，發給他的臣僕；他想佔有你的男女奴隸和牲畜，由他使用；他想以什一稅的名目實行徵稅，發給他的臣僕。你也將成為他的奴隸。」

這些話很容易被解釋為贊成獨夫專制的言論。

但是，在我們作家那裡，這些話卻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他說：「以色列人當時由於不滿意薩穆伊爾的審判和預言，由於不滿意上帝派來的這一神職人員，遂請求上帝指派一個皇帝。上帝因此震怒，便將皇帝加於他們的負擔告訴他們。」

薩穆伊爾所列舉的一些未來皇帝的可能舉動，如掠奪臣民所屬的莊稼地、葡萄園、牲畜等等，就克里扎尼奇看來，都是顯然錯誤的。他提到阿哈夫，據聖經說，這阿哈夫曾想方設法要購買納伏迪的葡萄園。如果以色列的皇帝有權奪去其臣民的財產，那他在納伏迪拒絕自願讓出他的葡萄園后，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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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然要用強力奪去他所喜歡的這座葡萄園了。但是阿哈夫沒有這樣做，「因為他沒有這種權利」

，他只好按照他的妻子的主張，提出偽證，同納伏迪打官司。

在敘述了阿哈夫的作法后，克里扎尼奇用外交詞令說，他不知道，當今的皇帝在這種情形之下，會怎樣辦的。

當然，他不能不知道，莫斯科的國王是不同他的奴隸和孤兒進行訴訟的，只要他覺得有用或喜歡，他會毫不客氣地將他們的財產據為己有。關於這點，他認為最好是不去提及。不過，對於土耳其的蘇丹或波斯的沙赫，——簡言之，對於東方的專制。。。

君主——他是毋須客氣的。他直接了當地說，他們掠奪自己的臣民。而且他們不僅掠奪臣民，還要殺害其子女，「彷彿這是依法辦理」

，命令人們承認其正確。克里扎尼奇說，我們不應仿效他們。

這一切都寫得很明確。這一切表明我們的作家願望莫斯科國歐化，想迫使它放棄東方專制制度所特有的習俗，尤其重要的是，放棄東方專制制度所特有的制度。

Ⅲ

毫無疑義，克里扎尼奇的理想是法蘭西王國。他率直地說，最光榮和幸福的，是不僅工商業發達，而且「法律良好的國家，我們在法蘭西王國所見，就是如此」

①。。。。。。。。。。。。。。。由於他對法國政治制度的這種偏好，所以他對於神和自然規律的解釋，同波丹在他以前所作的解釋，旨意完全相同。彼得大帝是不承

①前述年度《俄國談話》第１期，第７頁，著重點是著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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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６３

認這種解釋的。他用了全部精神力量來維護「世襲君主制度」

，或在這裏用克里扎尼奇的話說，就是維護「殘酷的佔有制」

①

克里扎尼奇的改革方案，寫在他的一篇假想的莫斯科沙皇告全國居民書里。首先，沙皇聲明他的國家迄今還沒有「良好的法律」

，他願意彌補這一缺陷。他說：「我們願意給各地各級人民以適當自由，使所有的人各得其所，各安其命運。」

沙皇說，他審閱了各國——希臘、法國、西班牙、德國、波蘭——的法律，從那裡挑選了各種適合的法律，決定將其「慷慨地賜予」

本國臣民。

在談及這些適合的法律的內容之前，請先注意考察一下克里扎尼奇的立法空想的形式方面。

大家都知道，１６４９年初，法典編製工作結束。莫斯科政府在制訂這部法典時研究了各國的法律。除莫斯科欽定法律彙編之外，它還參考了主導法典②的第２卷，那裡收進了希臘歷代皇帝的法典和法律；以及１５８８年的立陶宛條例。

由此可見，按照他的空想，克里扎尼奇是想使沙皇在立法工作上大體上採取莫斯科政府那樣的行動。克里扎尼奇甚至沒有忘記

①「伊凡雷帝的理論根據，如果撇開他本人的和暫時的影響不說，在於俄國歷史的久遠傳說。東北俄羅斯的政治生活，在伊凡以前已在許多條件的影響之下形成，這些條件在更早以前就已成立，在彼得改革以後沒有全部失效，就在我們的時代也未完全消失」。

（《塔季謝夫及其時代》，波波夫著，莫斯科，第６７頁）

１８６１年，當波波夫這一著作出版時，這種議論便需修正，這不僅是因為在雷帝以前，東北羅斯的政治生活還只傾向於採取那種在他以後毫無重大改變地存在到「我們時代」的形式。

②原名M 的拜占庭法律彙編，包括有關宗教的一切法規和一般的X I [ I F b G X法律，自１３世紀末葉起在羅斯宗教法庭採用，並加以補充。——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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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希臘的法律。然而事實上，他所嚮往的不是希臘的法律，特別不是波蘭的法律，也不是德國的政治制度。前已談過，克里扎尼奇所最傾心的是法國的君主制度。

因此，毫不奇怪，在他的著作中引證的，主要是法國人，也許還有西班牙人，因為這些國家的最高等級具有「適當的自由」

①。

我們的作家所草擬的「自由」方案，主要地涉及最高階級。

僧侶將免除受官廳和人間法庭的管轄。此外，他們免除「工作和捐稅等負擔」。官宦等級分為三等。第一等的高貴人士，稱為公爵。

他們每人統治一個設防的城市和一座碉堡。

沙。。

皇「看來」

，這種公爵只要十二名就夠了。

第二等的公職人員，稱為大貴族，第三等人，「不夠」稱為大貴族兒女者，稱為大。。。

貴族侄兒。所有這三等人，統稱為忠實的臣僕、大貴族人士。。

或侄輩，但不得稱為奴隸②。對屬於以上各等公職人員，不得用簡稱，如「波爾科」

、「弗拉得科」

，而要用全稱，如「波爾科」應稱為鮑利斯，「弗拉得科」應稱為弗拉季米爾。對於他們，沙皇應禁止其叩頭及地，「只能對唯一的上帝和聖像行這

①他在另一地方對臣民說，（這次是用拉丁文）

：「ＱｕａｓａｕｔｅｍｅｔＱｕａｌｅｓｕｏRｂｉｓｄａｂｉｍｕｓｌｉｂｅｒｔａｔｅｓ？

Ｎｅｍｐ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ｉｍａｓＤａｂｉｍｕｓｅｉｎｉｍｎｏｂｉｓｏｍｎｅｓｐｅｎｅｉｌA Rｌａｓｌｉｂｅｒｔａｔｅｓ，ｑｕｉｂｕｓｇａｕｄｅｎｔｑｕｉｃｕｎｑｕｅＥｕｒｏｐａｅＰｏｐｕｌｉ：ｑｕａｎｔｕｍｃａｓｎｏｎｒｅｓｅｉｒｅＰｏｔｕｉｍｕｓ，ｅｔｑｕａｎｔｕｍｅｘｐｅｄｉｔＳａｌｕｔｉａｃｆｅｌｉｃｉｓｔａｔｕｉｈｕｉｕｓｒｅ－ｇｎｉｅｔｔｏｔｉｕｓｐｏｐｕｌｉ「。

（然而我要給你們什麼自由和怎樣的自由呢？

當然，是最寬大的自由。

要知道，我要給你們歐洲任何一個民族所享有的幾乎所有那些自由，只要我能以知道它們，只要這有助於這個王國的幸福和繁榮。）

②讀者記得：波丹說過，在「世襲君主專制」國家，軍職人員是國王的奴隸，而在歐洲的君主國家裡，卻無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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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６３

種禮，而對人則不可行。「公職人員既不再是奴隸，便永遠免除了」鞭刑、笞刑和侮辱性的懲罰如刺面、割鼻、割耳、斷手等。「對他們的懲罰將是：監禁、革職和流放等等。沙皇允許免除他們負擔任何奴隸勞動和義務。

按照克里扎尼奇的意見，所有這些「自由」不僅無損於皇帝的權力，而且對它有利。在制度良好的西方國家，無論人民或軍隊都不許可自己受辱。在這些國家裡，最高政權要比土耳其鞏固些，因為土耳其沒有自由，國王受制於「簡單的特種常備步兵的愚蠢無禮行為」。

在克里扎尼奇草擬他的改革方案時，在所有莫斯科人的頭腦里，「變亂時代」所造成的印象，記憶猶新。因此，他說他所設計的「自由」方案，在某種程度上是反對人民起義的保證。

沙皇仿照西方國家的先例，規定保持公爵和統治者的財產的完整：「你們的世襲領地和封地，不得分割。」

①

在克里扎尼奇的方案里，城市獲有一定的自治權。手工業者組織行會，免除為國家作強迫的工作②。

但是，——這一點必須指出，——給予工商業階級的權利，要比給予公職人員的權利少得多。我們的作家認為不能永遠地（ｉｎｐｅｒｐｅｔｕｍ）給商人以自由，在給商人以自由時，「要用臨時賞賜的名義，這種自由隨時都可取消」。由於認為商人是「耗費糧食和遊手好閒之輩」

，克里扎尼奇自然認為對於他們沒有

①不過，在莫斯科國，對於封地，也是只有在政府同意下，才能分割的。

②「對於手工業者，任何人都不得加以侮辱，任何人都不得驅使他們從事強。。。。。。

迫的工作。「克里扎尼奇主張對於那些學習某種精巧技藝的奴隸子弟，給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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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講客氣的必要。在他的方案里，沙皇說：「這種人的家財都是從商業中賺來的。這種利益（無論它是多麼巨大）

，我們業已宣布、現在再次宣布，應該屬於我們。「

①這同克里扎尼奇譴責阿哈夫對待納伏迪的行為，彷彿是極端矛盾的。但是，在皇帝宣布商業利益應該「屬於我們」的時候，他只不過想說皇帝保有將獲利最大的商業部門收為他的壟斷的權利而已。

我們已聽波克羅夫斯基說過，在十七世紀的莫斯科國，沙皇已廣泛使用了這一權利。克里扎尼奇對此表示完全贊同，他說商業是件好事，如果經商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是為了全體人民的利益，那更是一件光榮的事業，甚至是一件「直接由皇帝經營的」事業。由此可見，在他的眼光里，沙皇對商業的壟斷，是滿足人民需要——實質上即滿足國家需要的一種手段。但是他認為所以必須採取這種滿足國家需要的手段，是同莫斯科國的經濟不發達有因果關係的。他說，如果國王的臣民有充分的力量用自己的資金來舉辦大規模的商業企業，這些國王是不經營商業的。但是這些國王對商業的利益，卻是很關心的：「為了保護自己的及其臣民的商業活動，法國皇帝仍然經常在察列格勒派出高級使臣，英國亦派出公使。至於西班牙和葡葡牙的皇帝，則為了保護其臣民的商業活動，更派出軍隊巡邏海上，護送商船。」

②

①同上書，第６５頁。

②《俄國談話》，第１期，第１０—１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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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６３

Ⅳ這些關於法、英、西、葡各國國王關懷其臣民商業利益的引述，表明克里扎尼奇雖對商人作過上述尖刻的批評（「耗費糧食的遊手好閒之輩」）

，但這並沒有妨礙他理解商業在文明國家經濟生活中的重大意義。雖然如此，他在所擬方案里分給商人的自由，卻無可爭議地比他給予公職人員的，要少得多。他的方案給予農民的自由更少。克里扎尼奇說，「無知的平民是不能給予自由的」。

他們必須準備「按照皇帝的一切命令和需要，交納貢賦，承擔重負」。讀者看到，這並不是什麼值得羡慕的遭遇。然而克里扎尼奇卻說：所有歐洲國家最低階級的情況，都是這樣。當他談到這一情況時，他對理論史做了非常重要的觀察，實際上與他自己提出的，且亦為讀者所熟知的一條通則：即「在平民眾多富有的地方，其國王和統治者以至大貴族，也都富有強盛」

，是大相徑庭的。現在我們從他那裡獲悉，儘管富有的人們在富有的國家裡生活得優裕些和富足些，但農民及從事手工業的城市貧民的情況，卻並不比在貧窮的莫斯科國好多少。

根據克里扎尼奇解釋，這是由於在某些西方國家——例如在瑞士，多石的土壤對農民勞動的報酬要壞得多；這還由於在富有各國，大部分居民並不是為自己播種糧食，因此，「他們的生活很苦」。他說，在外國的某些地方，人們所吃的糧食，更象泥土，而不象是真正的糧食。但在羅斯，最窮的居民，也能吃到好糧食、魚和肉，即令喝不到啤酒，至少也能喝到用果汁製成的清涼飲料克瓦斯。這種有利於莫斯科羅斯的評語，可能是出於克里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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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尼奇討好莫斯科當局的願望，因為克里扎尼奇的著作，本來就是為當權者寫的。不能不承認，克里扎尼奇對於大俄羅斯人民的經濟狀況，是粉飾過頭了。

但在他所描繪的情景里，也還是有其真實之處的。

在自然經濟處於主導地位的國家裡，其居民是比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裡，更易於取得糧食、肉類等重要生活必需品的①。

我們現在知道，西歐的社會勞動分工帶來了勞動群眾的窮困化。因此，我重複說，上述以莫斯科羅斯與西方相對立，是有其無可爭辯的真理的。克里扎尼奇按時間說，是在書本上提出這一對立的第一位作家，雖然他的書是預定給少數俄國人看的。這種對立為一個問題的提出提供了充分的邏輯根據，這個問題就是：那些關心俄國生產力發展的人們是否犯了反人民的錯誤呢？在克里扎尼奇本人那裡，沒有發生這個問題，而且無論根據那個時代的條件、無論根據他本人的情緒的特點，都不可能發生這個問題：克里扎尼奇是一個狂熱的大斯拉夫主義者和專制制度的堅決擁護者，他並不怎樣愛人民。然而十分重視勞動群眾利益的十九世紀俄國知識界，卻不得不幾乎用盡他們的最大部分智力來解決這一「可憎的問題」。

①阿弗拉米。帕利岑說，在混亂時代，「收集了無數搶奪來的各種糧食，而當地居民並未因此陷於窮困。農地上谷垛林立，穀場上堆滿了麥秸、草垛，和全俄騷動十四年來的乾草垛。他們吃的是舊時勞動的產品。早先收穫和播種的東西被揉碎了，被剷除了。」

（《俄國歷史叢書》，第１３卷，第４８１頁。）當然，在先進的西方各國，情況與此完全不同。固然，莫斯科國的商品經濟，在十七世紀亦曾取得相當大的進展。但一切都是相對的。同西方相比，莫斯科羅斯那時仍然是一個落後的自然經濟國家，這是無可爭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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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６３

克里扎尼奇還說：「在某些附近的國家裡」

，大貴族和軍人可以不受處罰地欺侮農民。這似乎是暗示波蘭。無論這一暗示本身有多麼正確，但不可能假設，克里扎尼奇不知道莫斯科國的農民由於最高等級的暴行而遭受了多麼慘重的苦難。因此，他在這裏又寫了一種照例明確的事情。

受到「自由」賞賜的莫斯科沙皇臣民，向沙皇宣誓效忠。

克里扎尼奇慎重地為他們寫了長篇誓詞。皇帝也宣誓遵守其臣民的權利：「我們和我們的後代將一定在即皇帝位前宣誓保。。。。。。。。。。。。。。。。。。。。

持我們賜予你們——我們的忠誠臣民——的一切自由不。。。。。。。。。。。。。。。。。。。。

變。「

①。這第二篇誓詞是完全不符合莫斯科世襲君主制的精神的。

當１６５４年１月波格丹。梅利赫尼茨基帶著誓詞加入莫斯科國籍的時候，他請求沙皇的使臣——大貴族布士爾林代表沙皇宣誓將不侵犯小俄羅斯人民的自由，但從他那裡得到的答覆是：「在莫斯科國，國王的臣民曾向以前的偉大國王宣誓，他們亦曾向偉大的國王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宣誓盡忠、正直並作好事；至於代表國王宣誓，這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事情，將來也不會有的。你，蓋特曼，不應談起這種事情，因為任何臣民都必須向自己的國王宣誓。」

Ⅴ

別索諾夫責備克里扎尼奇想把基本民族基礎的穩定A Q①著重點是原文就有的。

《十七世紀中葉的俄羅斯國》，１８５９年度《俄國言論》，第４輯，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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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性看作因循守舊、發展障礙，想要克服其堅忍不拔的精神，並對這些基礎本身進行改造①。的確，他「想要」！讀者已經看到，克里扎尼奇所擬訂的改革計劃就是為了將莫斯科國從一個東方的君主專制國家轉變為一個西歐（法國）式的無限制的君主專制國家。現在已可指出，克里扎尼奇維護正教，但。。

他指的是羅馬天主教，而不是希臘—俄國的宗教；在他看來，這種宗教不過是一個「教派」。同樣，克里扎尼奇關於俄國民。

族的概念，也同十九世紀莫斯科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斯拉。

夫派的概念不同。這些斯拉夫派談到民族，便是指大俄羅斯。。。。。。

族及其主要在俄國歷史的莫斯科時期發展和鞏固起來的生活。

特點和社會政治觀點。而克里扎尼奇則時常把這些特點看為「不倫不類」

，貶低俄國民族並從根本上破壞俄國民族的幸福。

他很高興地向莫斯科國的人指出，應該以小俄羅斯人和白俄。。。。。。。。

羅斯人為仿效的榜樣。這表明，他的俄國民族觀，要比俄國。。。

晚近的斯拉夫派和我國現時的烏克蘭派的觀點寬闊得多。

晚近的斯拉夫派在讀到克里扎尼奇的下面一段話時，是只會向他鼓掌稱快的：「任何民族和國家的最大危害，莫過於人們輕視或完全拋棄其祖國的美德、法律、制度和語言，而接受外國的道德、別人的語言，想把自己變為外國人。」他們對於他的「下逐客令」的傾向，當然也很讚賞。然而非常明顯的是，如果莫斯科羅斯實現了我們反覆研究過的這位十七世紀的克羅埃西亞泛斯拉夫主義者的改革方案，則那些使十九世紀莫斯科斯拉夫派深為珍惜的根本「基礎」

，便在俄國所剩

①《克里扎尼奇文集序》，前述年度《俄國談話》，第１期，附錄，第２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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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６３

無幾了。就其對莫斯科國的社會政治制度的態度而言，克里扎尼奇是一個西化派，而彼得一世——他的改革為西化派所。。。

極度稱頌，亦為斯拉夫派所極端反對——按照斯拉夫派一詞在十九世紀所包涵的意義而言，則是一個純種的斯拉夫派了。。。。。

使克里扎尼奇與彼得接近的，除前述對發展生產力的關懷之外，還有對「遊手好閒之輩」的憎恨。這種接近達到了。。。。。。

這樣的程度，以致克里扎尼奇不管多麼堅決主張按照法國的形式改造莫斯科國的政治制度，卻仍在所擬方案里保存了這個國家的奴役性質。在他的改革方案里，最高階級應負擔強。

迫公職。這個通則的例外是准許公爵于服完公職若干年後退。

休。克里扎尼奇方案中的這一規定，部分地預示了在下一世紀一切俄國貴族逐步為自己爭得的「自由」。

克柳切夫斯基說，「科托希欣的著作，在上一世紀（即十九世紀——著者）四十年代被一位俄國教授在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發現以前，在俄國誰也不曾讀過。克里扎尼奇的著作僅流傳於『上層』，于宮廷之中，于阿列克謝和費多爾等沙皇之間；其抄本亦保存在索菲婭女皇的權臣梅德韋傑夫及戈利岑公爵手中。似乎在費多爾沙皇時，還打算將它付印」

①。不過，只是打算，卻並未印出。類似的事實決定了那些無疑地。。

是俄國知識界鼻祖的人們在當時莫斯科可能發揮的影響的範圍。這種範圍是極為狹小的②。當時俄國「知識界」的鼻祖，

①《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３２８—３２９頁。

②１６４８年，由基輔米哈伊洛夫修道院院長納法奈爾編輯，由沙皇的神父斯特凡。沃尼法季耶夫出版的論文集《論信仰》，在最初兩月中便發行了八百冊，（ＢＡ克爾圖亞拉：《俄國文學史教程》，第１部分，第２冊，第８１４頁。）可見，A莫斯科並不拒絕閱讀其所能得到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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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不可能設想會對社會生活有何直接影響：他們沒有聽眾，而。。。。

這卻是發揮這種影響的必須條件。

所能設想的只是間接影響。

間接影響的最有效形式，是通過最高當局。

權力無限的君主，只要他願意，是能夠根據理性的指示來改造其人民的生活的。。。。。。

這就是對於社會發展的真正原因沒有認識的人們的想法。因此，他們以為，問題只不過在於某一權力無限的君主是否願。。。

意扮演改造者的角色。最早的莫斯科西方派覺得這是極不可。

能的，所以他們既然在國內感到不可克服的「厭惡」

，便逃往國外、或打算逃往國外，而不想在修道院之外求得逃出這種一閉糟的現實的補救辦法。但是克里扎尼奇相信可能自上而下實行根本改革，所以他勇敢地向莫斯科的國王發出呼籲：「啊，沙皇！

你手中握有神奇的權標（M M R E L V I K W I E X P b G F I b G J D W即）

，你可以用它來創造奇迹。「

莫斯科的國王可以Q E L K G D _ N藉助權標「輕易地改正錯誤，鎮壓邪惡，找出人民事業中的污泥濁水。」

在本書的往後敘述里，我們將看到，俄國知識界對於「權標」的希望有時消失了，有時又以新的力量重新復活。我們在赫爾岑的某些國外著作里和在尼。孔。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某些公開論文里，也看到這種對權標的希望，這並不奇怪。

前面說過，克里扎尼奇相當長期地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愛作歷史比擬的讀者，也許要指出，從這方面說，堅決相信「權標」的「塞爾維亞人克里扎尼奇」的命運，是大量俄國「知識界」的未來命運的典型。

但這隻是順便一提。我想最好是做另一種比擬。

別林斯基在他所著《俄國文學的思想與札記》一文中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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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７３

道，俄國文學「為各種等級的內部接近奠定基礎，形成輿論的範疇，在社會上造成某種特殊的階級，這個階級與普通的中間等級不同，在於它的構成不僅有商人和小市民，並且有。。。。

通過教育——這種教育在我國完全集中在對文學的愛好上——而相互接近的所有等級的人們「

①。

按照別林斯基的說法，文學「在社會上造成的特殊階級」

，便是以十七世紀在我們面前表現為其鼻祖的伊。安。赫沃羅斯季寧、沃因。阿。奧爾金－納曉金，乃至克里扎尼奇一類人們的俄國知識界，雖然克里扎尼奇本來不是俄國人。

實際上，知識界在我國從來不曾構成一個完整的社會階級，而且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構成這樣的階級。他們只不過是一個薄薄社會階層；但是這個薄薄的階層卻在俄國教育史中起過。。

重要的作用。別林斯基說，通過教育而相互接近的所有等級的人們，都屬於這個階層，這話是正確的。但是正確的思想卻被他敘述在一個不正確的觀點里：按照他的說法，俄國文學所造成的「階級」

，其構成不僅有商人和小市民，還有……

等等。這樣說，則商人和小市民便彷彿是這個「階級」的核心了。然而在十七世紀，我們在知識界的鼻祖當中，卻完全沒有看到有人出身於商人和小市民。

在其後的兩個世紀里，商人和小市民雖曾有代表置身於知識界的行列，但直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出現非貴族出身的知識界時止，他們在知識界中只佔少數②。

這就是俄國知識界同法國知識界的差別：別林斯

①《文集》，第１２卷，莫斯科，１８２年，第２４３頁。

②盡人皆知，商人代表直到現在還是非常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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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基稱為中間等級，而法國則稱為第三等級的那個等級的人們，早就佔了多數。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已經知道，法國君主政權在反對封建主的鬥爭中主要就是依靠第三等級。兩種歷史過程的這一相對差別，不僅解釋了我所指出的俄國和法國知識界在成分上的差別。我們往下便可看到，這一為俄國歷史過程的相對特殊性所制約的俄國知識界社會成分的相對特殊性，怎樣影響了俄國社會思想的往後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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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初期的西方派與啟蒙思想家（續完）

５瓦。瓦。戈利岑AⅠ

奧爾金－納曉金、赫沃羅斯季寧、科托希欣都沒有在他們周圍的環境里為他們的豐富精神力量找到用武之地。

因此，他們每人對當時的莫斯科，反正都感到「憎惡」。瓦。瓦戈利岑公爵的命運卻不同。他無疑地是一位堅決的西方派。但是他的環境卻使他能夠最低限度試圖改變他周圍的醜惡現實。

因此，「憎惡」便很難說是他的情緒的主導特點。作為一位改革家，他必須同大量的實際阻礙進行頑強的鬥爭。大家都知道，鬥爭對於堅強的性格只能是一種鍛煉。但戈利岑公爵未必具有很堅強的性格。此外，莫斯科國的政治制度也使這位名門大貴族只能採取一種鬥爭形式：即利用宮廷陰謀進行鬥爭。宮廷陰謀使他在好些年裡獲得了幾乎全部權力，但也為他預備了一個很悲慘的下場。我國有人當時說過，他在這方面，並不是落後一人。在他以後，還在俄羅斯出現過採用同樣武器的改革家，然而他們的結局都不比戈利岑好多少。每一種情況都有其客觀的邏輯。

戈利岑博覽群書，勤奮學習。他垮台後，彼得一世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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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府在按照莫斯科的舊習慣，把失寵被黜官員財產「沒收上交國王」時，在他們藏書里發現下列一些書籍：修士司祭安東尼。魯薩科夫斯基編寫的虔誠國王頌、印製本——向國王陛下稱謝書、手抄本——對研究院的委託、手抄本——論公民生活和有關一般人民的一切事務的整頓（當然，這本書引起了改革家的注意——著者）

①。遺囑，或希臘皇帝華西里給他的兒子列夫。菲洛索夫的遺訓。

奧龍達皇后如何接近其親族，而他們的婆母和她的公主如何殺害她。刊印的文法書：用波蘭文寫的。羅弗。路多爾夫著作的手抄本、手抄本——總主教米列奇助祭著作的譯本、阿爾科蘭。馬赫麥托夫波蘭文書簡刊印本的譯本、馬吉隆女皇史一書中的波蘭文書簡、論出使各國的使臣、四部德文書、四卷手抄本——論喜劇、各年曆書八卷、手抄本——論法或尚武的荷蘭典章、德語歌詞、波蘭語和拉丁語文法、波蘭文字史、馬醫概述、德文本魚類及獸類概述、法律大全、家譜、槍操操法、尤里。謝爾賓手抄本、基輔編年史、索洛韋的呈文、論軍事制度、德文土地測量學②。

①這是波蘭人安。弗。莫得德列烏斯（莫德日夫斯基）

（１５０３—１５８９）的著作《Ｄｅｍａｎｄａｎｄａ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的俄文譯本，其一部分於１５１年在克拉科夫出版，。。。

全書於１５４年在巴塞爾出版。

這一著作當時在許多方面都很出色。

作者主張人人。。

在法律面前平等，堅決反對教權擴張。

關於他，請參閱古姆普洛維奇著《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Ｓｔａｃ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ｎ》，（《國家理論史》）因斯布魯克，１９０３，第１６３—１７４頁。俄譯本可能於１６７８年出版，請參閱烏。阿。索博列夫斯基著《莫斯科俄羅斯的翻譯出版物》，聖彼得堡，１９０３，第１６０頁。

②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３卷，第１０５１—１０５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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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７３

戈利岑的藏書使人想起波蘭影響在莫斯科國同「德國」

影響進行較量，而且勝過「德國」影響的過渡時期。人人知道，波蘭影響的到來，先於西俄影響。戈利岑欣然贊助了基輔的學者。當關於聖餐轉化的時間問題爆發爭論時，他——這時已是索蘇婭女皇的寵臣——堅決站在西俄神學方面而反對希臘神學①。

這是毫不奇怪的。

這位堅決的西方派同當時的希臘人是毫無通融餘地的。波蘭的影響促使他研究波蘭文和拉丁文。我們在他的藏書里便看到這兩種文字的文法書和一些波蘭文書籍。他對拉丁文也很精通，曾用拉丁文同外國使臣進行談判。但是他的藏書的書目尚不足以表示他的思想興趣的淵博。德－拉－內維爾說，戈利岑曾用拉丁文談論歐洲發生的一切事情，「特別是關於英國革命」（ｅｔｓｕｒｔｏｕｔｄｅ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Ａｎｇｌｅｔｅｒｅ）

②。

不是偶然的，在這位開明公爵的藏書里，收藏了《論公民生活和有關一般人民的一切事務的整頓》一書的手抄本。

德－拉－內維爾在描寫戈利岑公爵給他的接待時說，可以想象，彷彿是置身於某一義大利國王的宮廷中。

據他說，戈利岑的宅邸，是歐洲最華麗的宅邸之一。

「它遍處飾以黃銅，

①同上書，第１０４８—１０５０頁。同時請參閱ＡＫ博羅茲金教授在《俄國宗A教爭論》論文集（１９０７年）中關於西爾維斯特爾。梅德韋忒夫一文。波羅茲丁教授所指出的，實質上是梅德韋傑夫對索菲婭的態度，而支持索菲婭的卻是戈利岑。

外國人甚至認為戈利岑是耶穌會派的擁護者，有些外國人甚至說他想改信天主教。

②德－拉－內維爾：《莫斯科的奇妙關係和新聞》（ＤｅｌａＮｅｕｖｉｌ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ｉｅｕｓｅｔｎｏｕｖｅｌｅｄｅＭｏｓｃｏｖｉｅ》，海牙，１６９，第１４—１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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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裝了極為富麗的帷幕和極為有趣的繪畫「

①。索洛維約夫引述在政府沒收戈利岑的財產時關於這一宅邸描寫和關於藏書的描寫。

「在宅邸的大廳，頂板上畫滿了油畫，正中畫著一輪燙金的太陽，光芒四射；太陽周圍，天空上飄著黃色綵帶，畫著燦爛的群星。

三根鐵杆從太陽處吊下五隻白色骨質大吊燈，每隻吊燈上各有八隻小燈。每隻吊燈價值一百盧布。太陽的另一方面是一輪銀光閃閃的月亮。頂板周圍，畫著二十座雕刻塗金的男女先知者的神象②。

四邊掛著四張德國板畫，每張價值５盧布「。

此外，戈利岑的大廳還裝飾了好些鏡子和基輔大公弗拉季米爾、伊凡雷帝、費多爾。伊凡諾維奇、米哈伊爾。費多羅維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伊凡和彼得。

阿列克謝維奇等親王和沙皇的畫像。還有四張不認識的皇室人員的畫像。

但最好還是讓沙皇的司書來說吧：「在這個大廳

①同上書，第１７—１７８頁。

②可能，德－拉－內維爾稱為戈利岑居宅的「非常有趣的圖畫」

裝飾的，便是這些先知者的神象。

莫斯科的司書所看到的只是人象，而不是藝術作品。

不過，那時不只戈利岑一人用藝術作品來裝飾自己的住宅。

扎別林說：「畫、板畫、地圖及其他物品，不僅為宮廷所有，而且進入了（儘管罕見）大貴族宅邸。然而著名的馬特韋耶夫……以及同樣著名的戈利岑，在這方面，並不算是唯一的特殊例外。

除某些人外，在他們的同代人中，我們還可指出尼。伊。羅曼諾夫：他愛好音樂，穿德國服裝，至少是穿著這種服裝去打獵的。總的說，在十七世紀，大貴族的生活已開始在許多方面改變了以往狀態。早期大貴族的先例，對後代是不無影響的。「甚至尼空也有」二百七十印張的法國書，一大張印製的挂圖，一大張宇宙分圖和一大張宇宙全圖「。

在十七世紀八十年代，阿凡納西。茲韋列夫為國王雕刻了各種法國雕刻。

（《十六和十七世紀俄國沙皇的家庭生活》，第１卷，莫斯科，１８７２年，第１７７和１８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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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７３

里，有４６扇玻璃窗，玻璃都鑲了金屬邊框。在卧室里，在木質塗金的框架里，裝有德文土地測量圖，貼在麻布上；還有四面鏡子；兩座阿拉伯人面石像；一張德式胡桃木床，玲瓏透剔地雕刻了人、鳥花草圖象。在胡桃木床上面，正中裝有一面圓鏡，價值１５０盧布。九張包著金色皮革的靠椅，沙發均用絲絨包裝。「總之，在戈利岑公爵的宅邸里，幼稚的莫斯科人員會感到驚奇的。例如，除以上各節外，他們還在記錄里描寫了」德國婦人騎在馬上，而鍾錶卻裝在馬內「

，或「在３個胡桃木製的德國人像正中，裝著玻璃管，管上銅色標記，刻著德文，管下玻璃器皿內裝有水銀（是否晴雨計？——著者）」

①。

Ⅱ

戈利岑居室的豪華陳設，有力地證明了他的歐洲嗜好。

但陳設是一種外表。且看這位開明公爵的改造計劃如何罷！

在費多爾。阿列克謝維奇朝代，他便「受命」主管軍事，改善沙皇軍隊的體制和管理。同他一道經辦這件事情的，有選任御前大臣，宮廷事務總管、大貴族、居民、城市貴族和大貴族子弟，還有騎兵和步兵部隊的將軍和上校。這個索洛維約夫用現代名詞稱為委員會的工作，於１６８２年１月廢除了按門第規定官階的制度。可以設想，軍事委員會活動獲得這一成果，不是沒有戈利岑的影響的；戈利岑對於莫斯科軍隊的改造想得很多，自然懂得這種按門第規定官階的制度對軍

①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３卷，第１０５０—１０５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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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事的危害甚大。

所有的事實表明，他傾注全部精力以謀取權力，甚至不惜為此而違背良心。但是他沒有舊式大貴族顯貴的野心。如果相信德－拉－內維爾的話，他「很鄙視『有權勢的人』（ｌｅｓｇｒａｎｄｓ）

，因為他們無能「

，而只是為有才幹的人行方便，因此莫斯科的貴族門第（ｆａｍｉｌｅｓｐａｔｒｉｃｉｅｎｅｓ）

對他都很仇恨。

他向貴族家庭證明，必須教育他們的子弟，為此應將他們送進波蘭學校，或延聘波蘭家庭教師。德－拉－內維爾在說明戈利岑的廣泛計劃時，說他想「使荒原人煙稠密，使低級野蠻人發財致富，使他們成為人；想將懦夫變為勇士，使牧人的茅舍變為石築的殿堂」。

這一切確乎許諾甚多，可惜太不明確。

德－拉－內維爾在談到這位西方派公爵的「解放農民」

的意願時①，（ａｆｒａｎｃｈｉｒｌｅｓｐａｙｓａｎｓ）他的大吹大擂的詞令的不明確性，尤為令人遺憾。關於這一意願，克柳切夫斯基很正確地說過：解決農民問題的主張，只是在戈利岑死後一個半世紀才回到俄國當局的頭腦中來②。

波克羅夫斯基認為，戈利岑只是想更明確地規定農民的義務，而不是想解放他們。現在很難確定，事實上當時究竟怎樣。德－拉－內維爾說：「由於這位公爵的意願是想使這個國家與其他國家並駕齊驅，所以他命令向他提供關於所有歐洲國家及其政府的敘

①可以認為戈利岑的改善農民處境的思想，是受了高貴的莫德日夫斯基的影響而產生的。莫德日夫斯基在前述著作里，嚴厲抨擊地主，說「他們象對待奴隸一般對待農民，使他們處於不自由的處境。」

（古姆普洛維奇：見前書，第１６９—１７２頁。）

②《俄國史教程》，第３卷，４６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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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７３

述。首先，他想解放農民，將他們為沙皇耕種的土地發給他們支配。為此，他們將逐年交納賦稅；按照他的計算，這種賦稅將增加這些國王（即當時在位的彼得和伊凡——著者）

的收入一半以上。「

①

克柳切夫斯基以為，由於按照戈利岑的計劃，貴族仍須服軍役，所以農民為了他們的土地而交納的賦稅，應增加貴族的貨幣薪給，並「成為地主因土地歸農民而損失的收入的補償」。

對誰的土地的補償呢？

德－拉－內維爾所說的不是地主的土地，而是「農民為國王耕作的」土地。很奇怪，克柳切夫斯基沒有注意及此。根據德－拉－內維爾的話的準確含義，可以假定，戈利岑所要解放的，——也可以說，所要規定和轉算為貨幣義務的，——是皇室所屬地區的農民。如果同意這一假定，則十七世紀末的最先進莫斯科西方派之一，在掌握權力以後，其所夢想實現的改革，是多少同法國在１３１５。。

年根據國王路易十世指示所實行的改革相類似的。

我們知道，。。

這位國王曾闡述他所實行的措施的理由是：「根據自然法則，凡人應生而自由」。（Ｓｅｌｏｎｌｅｄｒｏｉｔｄｅｎ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ｃｕｎｄｏｉｔｎａｉｔｒｅｆｒａｎｃ）。

根據德－拉－內維爾的札記，看不出這位讀過「關於公民生活」的書和關懷英國革命的莫斯科西方派公爵，是否想到這一理由。然而事實是，他的意願沒有實現。由於經濟條件的差別，法國在十四世紀初便已順利實行的那種措。。。。。

施的思想，對於十七世紀末的莫斯科，卻是為時尚早。。。。。。

①德－拉－內維爾：見前書，第２１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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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Ⅲ假定戈利岑所設想的農民改革只適用於皇室所屬地區——也許還適用於耕種國有土地的農民——那也還要考慮到德－拉－內維爾的如下論述：「他還想使貴族能夠旅遊，使他們去別的國家學習軍事：因為他想把農民大軍轉變為良好的士兵，而農民參加戰爭，則其土地便會荒蕪。

他不想實行這種於國無益的兵役①，所以打算對農民征課不重的貨幣人頭稅「。

（ａｕｌｉｅｕｄｅｃ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ｕRｔｉｌｅàｌ『Ｅｔａｔ，ｉｍｐｏｓｅｒｓｕｒｃｈａｑｕｅｔêｔｅｕｎｅｓｏｍｅｒａｉｓｏｎａｂｌｅ）

這些話的顛倒錯亂，達到極點。將無數有服兵役義務的應募兵員變為良好的士兵，便是要使他們得到良好的軍事訓練。而用不重的貨幣人頭稅來代替於國無益的兵役，便是要免除他們服役。兩者相互矛盾。根據德－拉－內維爾的其他解釋和克柳切夫斯基的想法，則戈利岑的打算是完全取消用負有納稅義務的新兵和奴隸來補充莫斯科部隊的，所以對於所謂將農民大軍「轉變」為良好士兵，應理解為用貴族部隊。。

來代替這種農民大軍。從免除兵役的農民那裡獲得的貨幣租。。

稅，應該用來供養貴族部隊。不能不承認，戈利岑的這種計謀是行不通的，它同當時莫斯科的軍事需要是背道而馳的。

德－拉－內維爾在談到戈利岑想用貨幣稅來代替強迫農

①戈利岑說，當時的所謂「負有納稅義務」的農民和奴隸，都是些劣等的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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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８３

民耕種沙皇土地時，仍然照常自相矛盾地補充說：「他還想實行酒及其他消費品的買賣（ｅｔａｕｔｒｅｓｖｅｒｔｅｓｅｔｄｅｎｒèｅｓ）

，引起這些人民的致富希望，從而使他們成為愛好勞動的和靈敏的人（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ｕｘ）「

①。如果想到當時的酒是由沙皇壟斷的（「」）

，則這些不明確的言詞就會變得略為明白一^ b E D W F b a b F些。德－拉－內維爾大概是想說，戈利岑打算給莫斯科國的臣民以工業活動的自由，藉此引起他們的經濟進取心。索菲婭女皇的這位優秀寵臣，一般很注重莫斯科國的工業發展及其同西歐和東方各國增進商業往來。他敷設了公路，建立了莫斯科和托波爾斯克之間的正規驛站②。他還向中國派出專使，調整莫斯科人同這一遙遠國家的貿易。

就令局部地使莫斯科人的商工業活動解脫其國家所特有的「殘酷佔有制」所加於他們的無數嚴厲束縛，那也將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利益。戈利岑明確地看出了大俄羅斯國民經濟生活中的主要禍害。然而即使不說他本人地位的特點，就是這種國民經濟生活的「特殊性」

也足以使他的計劃不能實現。

由於這種「特殊性」

，便不得不犧牲長遠，然而同樣重要的需要，以滿足當前的國家需要。

「軍事財政需要」促使莫斯科的統治者在同西方接近的精神上進行改革。政府開始注意國家生產力的發展。然而為了取得這種發展，政府——主要以彼得為代表——卻不得不採取一系列歸根到底極大地阻礙了生

①《俄國史教程》，第２１５頁。

②同上書，第２２１—２２３頁。

德－拉－內維爾認為莫斯科國公路上的里程標杆，是戈利岑命令樹立的，這也不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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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產力發展的措施，儘管所以採取這些措施本是為了加快生產力發展的。例如，彼得為了刺激商人的進取精神，極度地壓制了農民的工商業活動。其實，——如本書《緒論》所述，——莫斯科羅斯的城鄉分工，遠遠沒有達到先進西歐各國業已達到的水平。遷徙自由的完全缺乏，妨礙了俄國城市的發展，卻是造成了農村手工業的巨大發展。彼得為了商人的利益所採行，且為其繼位者所支持的那些措施，不能不非常不利地影響于這種手工業的命運：這些措施把這種手工業維持在長期保持的原始不發達狀態，這種原始不發達狀態就在今天，也還局部地保持未變。這當然極大地妨礙了大俄羅斯族的經濟發展過程①。

如果戈利岑能夠略為減輕「殘酷佔有制」的束縛，那他就會大大便利了莫斯科人的經濟活動。但是可以設想，他對於莫斯科改革家由於他們的落後國家的社會政治「特殊性」

而必然陷入的那種處境的矛盾性，是多少有些模糊的感受的。

他希望莫斯科的國家經濟，完全採取貨幣性質。

這需要很多錢。

①地主軍隊的建立，其本身便對城市的命運產生了不利的影響。我在本書《緒論》里引述克柳切夫斯基的見解時，業已指出這一點。

現在再引索洛維約夫的以下非常有意義的意見：「古代城市居民有重要意義的，即是他們派出自己的部隊參加作戰，在王公混戰時代，戰爭的結局在很多方面取決於這種部隊。甚至在伊凡三世統治公國之初，莫斯科部隊由特殊的長官率領出發，參加作戰。但是後來大量地主部隊的建立，使政府可以不再需要城市的部隊；城市居民不再參加部隊，而變成一個完全無武裝的等級，變成老粗，同完全的人們，即同武裝的漢子相比，。。

只能是半個人；因為按照當時的理解，只有有武裝的人，只有軍人，才是完全的。。。

人，才是享有完全權利的人。「

（《俄國史》，第３卷，第６５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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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８３

為了籌得必須的錢，他打算對俄國毛皮商品行銷國外，實行國家壟斷①。同時，我們看到，他本人也懂得，國家壟斷並不能促進私人進取心的發展；所以毋怪乎他想實行酒類及其他消費品的自由買賣了。象在他以後的彼得一樣，他不得不在自己的改造計劃里考慮特定的經濟現實。

Ⅳ

克柳切夫斯基說：「戈利岑公爵的私人關係甚至使他不能對他的改造意圖進行實際的籌劃；他把自己的命運同索菲婭女皇連在一道，同她一道垮台，而不曾參加彼得的改革活動，雖然他是他的最接近的先行者，可能成為他的一位即令不是最好的助手，也是一位好助手。他的計劃，在立法中反映得很弱」

②。

已故教授還可說得更重一些。

戈利岑掌權時期的立法，部分地是同他的改造意圖背道而馳的。

據德－拉－內維爾證明，他想給莫斯科人以信仰自由，然而在他那時，分裂教派卻遭受了殘酷迫害。同樣，沒有採取任何實際措施來改善農奴制農民的命運。

克柳切夫斯基對此作了再好不過地解釋說：「女皇政府在還未能用特種常備部隊和哥薩克來嚇唬貴族的時候，是用貴族來嚇唬驕狂的特種常備部隊的，所以不能為農奴作任何事情」

③。至於斯拉夫派所謂羅斯沒有過階級鬥爭，。。。

這種意見就是最起碼的批評也經不住的。

然而無可爭論的是，

①《俄國史》第３卷，第２１８頁。

②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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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莫斯科國由於它的那種「特殊性」

，因而甚至作為進步源泉的。。

階級鬥爭，也常常成為停滯的根源。

如果說索菲婭女皇由於不得不依靠貴族來反對特種常備部隊，又不得不依靠特種常備部隊來反對貴族，其處境確乎是困難的，那麼，她的開明的情人為了自保不得不將其很大一部分智力和注意力用於各種宮廷陰謀，其處境就更困難了。

顯然，甚至他同索菲婭的愛情關係，一方面使他取得了國家的巨大權力，同時也給他造成不少的困難。女皇熱愛他①。而他，據德－拉－內維爾說，所以同她要好，則只是由於想提高自己的地位。

（ｉｌｎ『ａｉｍａｉｔｑｕｅｐａｒａｐｏｒｔàｓａｆｏｒｔｕｎｅ）。

索菲婭深受同他這種非法的，但盡人皆知的關係的痛苦，想嫁給他。為此，他必須事先使他的妻子去當修女；而他，據德－拉－內維爾說，又不願這樣做。但他終於讓步了，徵得了他的妻子的同意進修道院。這一件家庭鬧劇，已足使這位「皇帝大印和國家外交大事的監護人」

——現在對戈利岑的稱呼——付出很高的代價。但與此同時，還發生了一場使他受到致命傷害的同彼得一派的鬥爭。索菲婭堅決相信她的事業的勝利，但戈利岑卻是懷疑的；他在那時不能不看到，事情

①她在第二次克里米亞戰爭時給他的信中寫道：「你給我的信都全部完整地收到。

從彼列科比發來的公文於１１日星期五到達。

我從沃茲德維日斯基徒步去取的。

剛剛走近謝爾格伊修道院大門，就收到戰報。

我記不得是怎樣走進去的，邊走邊讀，真不知怎樣感謝主和聖母的這一恩德和仁慈的聖徒謝爾格伊！

我親愛的爺，你函示送往修道院事，均已照辦：我自己曾沿整個修道院徒步徘徊。「

（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３卷，第１０２—１０２３頁）。這裏的真摯情感，是不能有所懷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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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８３

的結局迫在眉睫。他能不能保持嚴肅的改造活動所必須的那種精神的平靜嗎？

彼得的勝利，使他身感失寵被黜的莫斯科公職人員的可怕屈辱地位。這位按照歐洲方式教養起來的公爵，不得不用沙皇奴隸的卑鄙語言來說話了。他在流放途中寫給出身雅羅斯拉夫爾世系的沙皇的呈文中說：「費吉爾。沙克洛維特伊從來不是我華斯卡①的好友。」這次旅途中，他從雅倫斯克再次寫信給國王說：「我們這些不幸的人（即他和他一家——著者）受盡苦難，接近末日；但是對於您國王陛下，沒有怨言。

車子將我們，您的奴隸，送到托特馬，未到市內，就在蘇洪河畔，我的妻兒和家僕所乘的車子墜入水中；妻子和我們的幾個小孩勉強被從河裡拖了出來，久久失去知覺。「

他從普斯托塞爾斯克又一次寫信給國王：「我們在途中受盡折磨，象討飯一樣的漂泊無依；一切必需品都沒有了，什麼都吃光用盡了」

②。

不用說，對於一位多年居住在歐洲最華麗的宮室之一的人來說，落到這種極度貧困地步，是很艱苦的。但是當你讀他的呈文時，對於偉大的戈利岑——德－拉－內維爾曾這樣稱呼他——未能沉默無言地忍受落到他身上的這一切巨大苦難，從而未能避免一再把自己稱為沙皇的奴隸瓦斯卡的屈辱必要，你是會感到惋惜的。

①華斯卡（）為戈利岑本名華西里（M ）的卑稱，習稱家畜e b J O F b e b J G N G b G貓、狗、牛、羊為華斯卡。——譯者②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３卷，第１０７９—１０８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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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Ⅴ索菲婭的寵臣是這樣一些俄國西方派的鼻祖，他們為了實現其改革計劃，都力圖通過這樣那樣的途徑，對最高當局發生個人的影響。他們的努力很少產生良好的結果。這些人往往是在沒有結果，但按照他們的處境卻在無法避免的陰謀上耗盡很大一部分精力之後垮台的。一些企圖從下而上實現。。。。

社會改革的西方派，有時對於從上而下改造俄國的希望，抱。。。。

著嚴厲譴責的態度。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其為Ｍ科爾弗男爵A所著《斯佩蘭斯基生平》一書的出版而寫的論文《俄國改革家》（１８６１年）

中，對於斯佩蘭斯基怎麼能如此長期堅信其事業的成功可能，亦即怎麼能如此長期堅持改革，表示驚奇。

「我們說，象他這樣絕頂聰明的人竟然這樣愚蠢地欺騙自己，這是令人感到驚奇的。然而這種驚奇應該不僅指自斯佩蘭斯基回國到亞歷山大。帕夫洛維奇逝世的那些希望空拋的年代。在他以前擔任國務秘書時，他便應同樣明顯地看到他的希望的毫無根據。那時只要將他的意圖的性質和規模同他想使用的手段的素質一道進行考慮，他便會承認他是一個夢想家。顯然，他在這方面生來就是特別健忘的。」車爾尼雪夫斯基說斯佩蘭斯基的健忘，是由於他的急於求成。他將他比作一個急於想發財的人，雖然知道打彩票是一種傾家蕩產的賭博，卻還是買了好些彩票。按照他的意見，斯佩蘭斯基象是一個多情種子，甚至看不見所愛婦女的顯著缺陷。他還說：「所有這種人都是可笑的，他們自欺事小，但如果在大事上自欺，那他們就可能危及社會。他們在錯誤的道路上興奮地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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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８３

忙，彷彿取得了某種成就，因而使許多人受到迷惑，從這種虛構的成就中產生走這條錯誤道路的思想。就這方面說，斯佩蘭斯基的活動，可以說是有害的「

①。

車爾尼雪夫斯基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是一種政論家的。。。

觀點。根據史學家的觀點，對於斯佩蘭斯基這種人的活動的。。。

看法，卻不是經常同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俄國先進的非貴族出身知識分子的思想家相同的。史學家不能不問問自己，在斯佩蘭斯基的那個時代，是否真有「許多人」會在其他條件下受到他的「興奮的奔忙」的迷惑呢？他的失敗是否促成十二月黨人產生必須使用完全不同的改革方式的思想的一種歷史條件呢？至於戈利岑公爵，在他那時的莫斯科，他是不能使任何人迷失正確道路的。此外，他的廣泛改革方案雖然完全沒有實行，但他掌權的那些年代，即索菲婭統治的年代，畢竟對於莫斯科國不是沒有好處的。克柳切夫斯基便指出彼得的追隨者庫拉金對於那些年代的非常好的評價：「索菲婭女皇統治開始，勵精圖治，審判公正，人民滿意，所以在俄羅斯國家，從來沒有過這樣英明的統治。在她統治的七年之中，全國大為富裕繁榮，商業及各種工藝都增多了，科學開始恢復拉丁文和希臘文，……那時人民富裕，歡欣鼓舞」。

克柳切夫斯基將庫拉金的證詞同德－拉－內維爾的報道作了對照。據內維爾報道，莫斯科在戈利岑統治期間建造了三千多幢石頭房屋②。由此可見，這位西方派公爵的努力，並

①《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８卷，第３１８—３１９頁。

②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４６１—４６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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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不是完全沒有結果的。

德－拉－內維爾說：「由於戈利岑的垮台，莫斯科失去了一切」。在戈利岑垮台的時候，他必然是這樣看的①。現在我們知道，結果並不是這樣。在戈利岑的改造意圖之後，接踵。。

而來的是彼得的果斷改造行動。但是克柳切夫斯基所指出的。。

事實仍可成立：即以戈利岑為代表，沙皇改革家向遠方放逐了一位可能在改革方面成為他的最得力助手的人物。人們不禁在心裏閃現一種思想：如果他們兩人能夠言歸於好，那豈不要好得多嗎？

但是他們兩個都是在特定環境條件下行動的，在這種條件下，宮廷陰謀起了巨大作用；陰謀的結果便是索菲婭派同彼得派的鬥爭。每一種情況都有其自己的客觀邏輯②。

①德－拉－內維爾是在彼得派擊敗戈利岑和索菲婭以前不久，以波蘭國王使臣的身分到達莫斯科的。

②阿。蘭博在《俄國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Ｒｕｓｉｅ）

（第５版，第３５０頁）稱索菲婭為「一個拜占廷人」

，並把她同企圖「成為一個歐洲人」的彼得相對立。但是象索菲婭一樣，彼得也是出生、受教育和活動於「拜占廷」環境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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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

第十一章　對西方影響的民族主義反動Ⅰ

１６５５年沃洛戈德的僧侶們向主教提出一個問題：可否認白俄羅斯人進教堂和可否到他們那裡去舉行宗教儀式？主教感到他無力解答這一重大問題，就向總主教求教。總主教尼空是這樣回答的：「如果有人未真誠受過洗禮，未真正洗透，這種人要重受洗禮，但死者要重新安葬。」

①

這一事實使我們對於莫斯科人的意識在其東方生活影響下所達到的那種驚人局限性，有了一種測量的尺度。如果這些僧侶所問的是：一個東正教的大俄羅斯神父能否安葬一個東正教的白俄斯人，應否只是根據這位白俄羅斯人也許在受洗禮時只是澆了水，而不曾浸入水中，便認為他不是耶穌信。。。。。。。。。。。

徒，那就是再往前走——或更正確地說：再往後退，都沒有。。。。

餘地了。

②大俄羅斯人不但用中國的長城來隔絕德國人和波

①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３卷，第７３７頁。

②這是對Ｅ戈盧賓斯基先生所說的俄國人——更確切說，大俄羅斯人A——在蒙古入侵以後，「開始把自己看為彷彿是歐洲的中國」

（《俄國教會史》，第１卷上半冊，莫斯科，１９０１，第４６１頁）的無數可能說明之一。以下還有兩個說明「我國的親王和沙皇在正式接待外國使臣之後，通常都要洗洗在接待時同使臣握過的手，認為經過這樣的接觸，手已弄髒。……在掌舵人中有這樣一條規則：如果船艦上掛上一艘拉丁人的輕便漁船，那就得嘲弄一番，並作禱告……等等。」

（Ａ察列夫斯基：《波索什科夫及其著作》，莫斯科，１８３年，第１４４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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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蘭人，甚至用它來隔絕自己的白俄羅斯和小俄羅斯同胞，從而大大妨礙了他們的國王自莫斯科地位提高以來所提出的目標——俄國國家統一的實現。象使西羅斯人畏懼的「殘酷佔有制」

一樣，宗教上的排他性也是同這一目標極相矛盾的。

較有遠見的莫斯科國統治者懂得這種排他性的危害，力圖部分地加以削弱。我們已經知道，國家的迫切需要迫使這些統治者招聘西方的手工業者，技師和醫生前來莫斯科。莫斯科的僧侶等級是不歡喜這種事情的。當鮑利斯。戈東諾夫想要建立學校，由外國人給俄國青年教授各國外文時，僧侶們認為這對宗教有害。他們說：「他們的遼闊國家在道德風尚、宗教和語言方面是統一的，如果語言多了，國內就會發生混亂。」

①

不過，僧侶等級的抵制，在莫斯科國從來未能具有重大意義。

在鮑利斯。戈東諾夫的朝代里，在莫斯科本地已經開始模仿外國的習俗。有些莫斯科人，不顧莫斯科的僧侶在丹尼爾主教時（１５２—１５３９年）便將一條虛構的聖徒規則寫進《主要法典》中，說什麼「如有人剃了鬍鬚死去，就不要安葬它，並將他算作異教徒」

等等，而仍然穿上外國服裝，剃去鬍鬚。

阿

①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７２４頁。正是僧侶的這種抵制，促使鮑利斯把一批青年送到國外——送到律貝克、法國、奧國、英國。這批青年再也沒有回國。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政府儘管為混亂時代而深感焦慮，卻未忘記這批「孩子」。

１６１７年７月，它在派遣使臣去英國時，命令他們「堅決要求，並採取一切辦法，使英國政府將在戈東諾夫時代送去留學的孩子們找到並交出。」的確，它叮嚀使臣「對於這些交出的孩子，必須收到自己身邊，予以最大的愛護，不使他們感到任何的困難和匱乏，不要因為這些事情而疏遠他們，要在一切方面安慰他們。」

（索洛維約夫：《俄國史》，同上卷，第１１７８—１１７９頁）。當然，將他們帶回莫斯科后，對他們是可以施行笞刑的。英國政府沒有交出俄國孩子，宣稱它在國內不使任何人失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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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９３

弗拉米。帕利岑甚至在他所寫的傳說里相信，鮑利斯「縱容亞美尼亞和拉丁異教徒的追隨者，而且喜歡象婦女般剃光鬍鬚：由於他的愛好，所以老小男子都學樣」

①。僧侶們怨聲載道，但他們牢記著「明哲保身」的諺語，不想同最高當局堅決論爭。舊事物的擁護者求助於總主教（約夫）

，對他說：「神甫呵！你看到了這一切，為何沉默不言呢？」但約夫不想破除緘默：「在看到耶穌的葡萄園裡種了壞種子而無能為力的時候，那就只有望著唯一的主、上帝，用眼淚來澆灌這塊壞地。」

②總之，莫斯科人的思想遲鈍，善於讓步，雖然讓得很慢，而且是出於明顯的實際需要：在實際需要的壓力下，他們克服了同外國人接近的畏懼心理。他們甚至常常向西方人——這當然完全出乎這些人的意外——宣讀教令，說信仰是一碼事，而實際交往是另一碼事。伊凡四世的大貴族對開明的英國女皇伊麗莎白的使臣說：「信仰不妨礙友誼，貴國女皇同我們國王的信仰不一樣，然而我們的國王願與貴國女皇越過其他國王而相親相愛」

③。不幸的是，同西歐人的交往並不經常對莫斯科人有利。莫斯科人由於落後而成為更為先進國

①《俄國歷史叢書》，第１３卷，第４８７—４８８頁。馬克西姆。格列克也反對剃鬍鬚，儘管他信宗教不完全是信宗教儀式。他在寫給伊凡。華西里維奇的論剃鬍鬚的信里說，「髭和須是上帝好心想出的一種最聰明的小玩意，它不僅可使男子有別於女性，而且使我們的面目端莊美觀。」他說，「有人」剪了山羊的鬍鬚，「山羊受不了這種苦惱……便拚命以頭觸地自殺。」馬克西姆據此教訓說：「我們都了解，一個不會說話的動物，對於須飾尚且敬重和愛護呵！」

（Ｂ日馬金：《丹尼爾A主教及其著作》，莫斯科，１８１年，附錄，第８３—８４頁）

②《約夫總主教傳》，手抄本，錄自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７２６頁。

③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２９８—２９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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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民的剝削對象。因此，對「拉丁人，對路德派和加爾文派」的不信任，由於同宗教彷彿毫不相干的原因，而得到支持和加強。

Ⅱ

這種情況，我們現在在十六世紀的古籍中還可讀到。讀者已經知道的《瓦拉穆術士的談話》，便這樣寫道：「沙皇和親王在修道院和所有各處用溫和的（原文如此！）

威脅規定，不得剃鬚，不得對他們的尊嚴有任何危害，要在臉上划完整的十字，要是所有各處對所有人整年地舉行懺悔和齋戒祈禱，要使十二歲以上的男女向主和神父懺悔「

①。

由於《談話》的作者很可能是一位俗人，所以他對於外表和心內的虔誠的關懷，包括划十字和剃鬍鬚等等在內，可能顯得過分。但是就在這《談話》里，我們已可看到一種明確的證據，說明這種關懷是由於作者——也許作者並不知道——的純粹俗人出身。

我們在那裡讀道：「基督教徒真不幸，他們迷戀異教徒的港口和冠戴（）

②並使用這種冠戴，相信異教徒的美妙Y N P F G並把這種美妙移植到本國，向他們尋求幫助，想靠他們和他們的勇敢精神來捍衛以色列的③的城市和地區④。

這樣的人不是奴隸，而應稱為敵人，因為拋棄上帝的幫助而希望從異教

①《古籍委員會研究年鑒》，第１０輯，第２４頁。

②在另一抄本上為。

J G E K P F G③在另一抄本為基督教的。

④在其他多數抄本上為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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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９３

徒得到支援，後來必然要受他們的凌辱和為他們作奴隸，而自己的城市亦將為他們所佔領「

①。

莫斯科的大公們早就歡喜錄用個別從外國來的人擔任公職。這些外國來人，是莫斯科公職人員的競爭者。因此莫斯科官宦階級某一階層的思想代表，便預斷那些想利用「異教徒」來捍衛自己的基督徒，必將遭到不幸。這種思想代表預言，基督徒將受外國人的「凌辱和奴役」。由於思想的自然結合，對於阻塞其仕途的外國人的不滿，遂在莫斯科公職人員中產生了對外國「港口」

、「冠戴」等等的憎恨②。

商業使各種部落和民族接近。

他們一方面相互交換產品，同時也交換思想。根據馬克思的正確指示：商品高於任何宗教、政治、民族和語言的限制。但如在交換過程中，一方對另一方具有巨大優勢，則其暫時的後果便可能在弱者一方出現宗教和民族局限性的強化。我們在莫斯科商業階層的範例中就看到了這種情況。

莫斯科國在十六世紀時就不能沒有西歐的商品。由於需要這種商品，莫斯科當局給外國商人以重大的優惠待遇。例如，在鮑利斯。戈東諾夫時，就有一些在伊凡雷帝時遷來莫斯科的黎巴嫩商人，從沙皇的國庫里借得３００和４００盧布無限期的無息貸款。對於其中兩人，鮑利斯頒發給莫斯科最佳商人稱號的獎狀；他們不同莫斯科商人一道擔負任何徭役，他們被豁免了任何捐稅和義務③。

不難理解，莫斯科商人對此不

①同上書，第２２—２３頁。

②別爾森便對馬克西姆。格列克說過：「凡改變其習俗的國家，必不能久存」。

③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７２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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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會高興，因為他們必須負擔很多徭役和賦稅。英國的商業公司在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時取得一些特殊權利，這也使莫斯科國的商工業居民不高興①。

據科斯托馬羅夫說，象同東北方外國人的貿易有利於俄國人一樣，十六世紀同俄國人的貿易亦有利於英國人。

「英國人佔據了通商路線，任意提高其產品的價格，而降低俄國產品的價格，他們對俄國人民採取輕視態度，從而引起了對他們的不滿」

②。

在這種不滿的基礎上，自然要發展各種反對外國「沒有良心的人」的成見。

混亂時代以後，這一不滿並沒有消失；因為引起不滿的原因沒有消除。在米哈伊爾沙皇時，外國商人又想獲得各種特權。

當時，英國人想獲得通過伏爾加河進入波斯的權利。

由於需要金錢，莫斯科政府本想同意他們的這一請求；但它覺得必須同一些莫斯科的客人進行磋商。沙皇和總主教詢問他們：「如果給英國客人一條通往波斯的道路，這是否會給莫斯科的客人和商人造成妨礙和損失呢？」

莫斯科的商人和客人一方面感謝偉大國王的仁慈，並預先請求原諒他們將坦率地陳述他們的見解，同時大致表示：「如果向英國人徵收關稅，則國庫獲利必巨，但商人的事業將癱瘓，因為他們競爭不過英國人」

③。每當莫斯科人獲得可能公開發表他們對西歐（不只是英國）商人在俄國經商的意見時，都提到這種「競爭不過」。莫斯科商人耽心會陷於對他們的可怕競爭者的依附地

①有趣的是，伊凡四世也與英國商人打交道，讚揚他們是商業上的好漢。

這。。。。。。

一事實鮮明地說明了他對莫斯科「商業資本主義」的態度。

②科斯托馬羅夫：《歷史專題著作和研究》，第２０卷，《十六和十七世紀莫斯科國商業概述》，第２２頁。

③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１１７５—１１７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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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當荷蘭公使范－克倫在費多爾。阿列克謝維奇朝代的初期請求准許荷蘭人在俄國同波斯人作生意，並准許波斯人經由俄國將生絲運到荷蘭時，莫斯科的商人又表示害怕外國人將把他們全部「逐出商業」

，並控制各行各業。他們還提出東印度為例，說荷蘭人在那裡「佔有了金礦和銀礦，以及其他一切行業，因此現在獲得了巨大財富，而那裡的居民卻陷於貧困」

①。

莫斯科商人對於荷蘭人的殖民地政策給東印度土著人民帶來的後果，是估計得完全正確的。因此，莫斯科居民的極端局限性，並未妨礙他們在涉及其已意識到的切身利益問題上，具有遠見。但由此也可看到，莫斯科的「商業資本主義」在同西方的商業資本主義發生衝突時，感到自己是多麼軟弱無力。

Ⅲ

由於不能「束緊腰帶」同西歐人作經濟鬥爭，莫斯科商人對西歐人抱著憎惡的情感，這種憎惡很自然地擴展到所有西歐人的風俗、習慣，乃至外表②。科斯托馬羅夫說：「俄國商人以及一般俄國人，同有學識的人類仍然沒有聯繫，這便

①《俄國史》，第３卷，第８８６頁。

②莫斯科商人１６４６年，向沙皇控訴「英籍德國人」。在控訴書里除其他許多理由外，寫了下述可笑的意見：「他們的證書寫明，證書是根據他們向卡洛斯王提出的呈文發給的。但他們、英國人、商人都對卡洛斯王不馴服，脫離了他，同他鬥爭了四年」

（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１５０７—１５０８頁）。這種從君主專制制度方面找出的理由，後來在俄羅斯商人的申請書里，亦常常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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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造成他們性格的孤癖，無知和對所有外人的敵視「

①。我們看到，——部分地由於這位史學家的指點，——對所有外人敵視的根源，在於莫斯科國的經濟落後，這種敵視便是被剝削者對於剝削者的憎惡情感。但是無論如何，隨著莫斯科國同西方國家貿易往來的日益頻繁，這種對所有外人的敵視，在若干時期內是必然會加強的。正如在彼得以前和彼得以後很久，俄國商人也都暴露出保守的情緒而不接受歐化，儘管實際上他們所從事的事業，歸根到底必將破壞莫斯科舊生活的基礎。這種保守情緒，直到現在還在為現代資本主義勝利引起信教式的恐懼的外省城市很大一部分小市民的「黑幫」觀點中暴露出來。

莫斯科國勞動群眾的「無知」

，更有甚於上層階級。然而就在這裏，反對外國人的成見，也遠遠不僅是由於「無知」

②。

人民群眾預感到，轉向西方將使其業已無法忍受的重擔更為增加。

此外，在十七世紀莫斯科國大量湧現的供職的外人，他們瞧不起莫斯科人，當然最鄙視的是勞動群眾，而勞動群眾的代表——如「負有納稅義務」的勞動人民和奴隸——卻受他們的統轄。

因此，勞動群眾厭惡外國人，是毫不足怪的。

普斯科夫的變民（ｕ）

在給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的` G F D O Y F G呈文中表示：「在以前歷代君王時，在伊凡，華西里耶維奇時，外國人沒有當什麼官。」在同一呈文里，他們對那些讚揚「德國信仰」的人提出指責。在普斯科夫和諾夫戈羅德，由於兩

①同上書，第１８０頁。

②「無知」本身，在這種事情上是什麼也解釋不了的。

無論所謂野蠻人有多麼無知，他們只是在外國人壓迫他們時，才對外國人開始發生敵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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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９３

地發展的歷史條件，其反對「德國信仰」的成見，要比在莫斯科弱得不可計量。這兩個城市共和國在十四及十五世紀中產生的異教，同「德國信仰」有著密切的聯繫。阿列克謝。

米哈伊洛維奇答覆普斯科夫人說：「一些沙皇、皇后和馬格努斯王，以及許多外國人，都為沙皇伊凡。華西里維奇和我的父親服務」

①。這是事實。民族主義的反動不能消除十七世紀莫斯科羅斯招聘供職的外人的需要，這也是完全無可懷疑的。

然而這種需要愈是顯著，民族主義的反動也暴露得愈加強烈。

既然莫斯科人所特有的局限性，如前所述，業已發展到使他們懷疑應否將信仰東正教的白俄羅斯人也算作「異教徒」的地步，則民族主義的反動分子對於學者們從西部羅斯，甚至從希臘來到莫斯科，自不能不表示憤慨。

１６５０年對若干民族主義反動代表的審訊摘錄，是保存下來了。據克柳切夫斯基說，這些代表都是莫斯科的青年學生。他們共四人：盧奇卡。。。。。。。。。戈洛索夫（後來任職到相當地位）

，斯捷潘。阿利亞比耶夫、伊凡。扎謝茨基和布拉戈維申斯克大教堂的低級職員科斯特卡（康士坦丁。伊凡諾夫）。

他們憤恨著名的沙皇侍臣勒季謝夫在距莫斯科不遠的地方建造了一座修道院，住進了３０名小俄羅斯僧侶，他們必須向願學者講授斯拉夫和希臘文法、修辭學和哲學。

勒季謝夫本人同這批小俄羅斯學者整夜長談。

但是莫斯科的「青年學生」抱怨說：「請看，他們向基輔人學希臘文，而在那種文字里便有異教」。

根據斯捷潘。阿利亞比耶夫的供詞，可以看出，他開始向長老阿先尼。格列克學拉丁文，但在這位長老被流放到蘇洛夫基后，便停止了學習，連。。

①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１５４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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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３俄國社會思想史

識字課本都撕毀了。因為他的親人以及戈洛索夫和扎謝茨基都對他說：「不要再學拉丁文了，這不好——但什麼不好，他們沒有說。」勒季謝夫要求戈洛索夫本人向基輔僧侶學拉丁文，但遭拒絕。他向前述布拉戈維申斯克大教堂的低級職員君士坦丁。伊凡諾夫說：「請告訴你的大司祭，我不願向基輔的長老學習，他們這些長老不善良，我在他們身上看不到德行。現在我因為害怕勒季謝夫，所以迷惑他，但往後怎樣也不想學了，誰要是學會拉丁文，他便走入歧途」。這一被迫學習的青年學生，對於比較有學識的莫斯科人前往基輔完成學業，也是反對的。同一戈洛索夫對他的朋友君士坦丁。伊凡諾夫說：「又請提醒大司祭①（佩爾菲利。澤爾卡爾尼科夫和伊凡。奧澤羅夫都到基輔學習了，通行證書是勒季謝夫搞到的。

他們去向基輔的長老學完拉丁文課程，學完后就回國，那時他們將會有大麻煩「。

這個教堂低級職員科斯特克（君士坦丁。伊凡諾夫）也是不贊成這種旅行的。他答覆自己的朋友說：「福馬教士對我說：你看，怎麼辦？我的懺悔者伊凡。奧澤羅夫和佩爾菲利。澤爾卡爾尼科夫都在請求去基輔學習了。我（即君士坦丁。伊凡諾夫。——著者）對他說：看在上帝的份上，別讓他們去罷！上帝會怪你的。但福馬說，我是樂於把他們留下不走的，但他們哭哭啼啼地要求，不聽我的話，怎樣也阻擋不住」。

福馬教士的這后一答覆，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更令人欣喜的特點，以說明當時「莫斯科青年學生」的情況。雖

①當時，布拉戈維申斯克大教堂的大司祭，是沙皇的神父斯特凡。韋尼法捷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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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９３

說在他們當中，有象斯捷潘。阿里亞比耶夫和盧奇卡。戈洛索夫這樣的人——而且這種人很可能佔大多數——由於害怕陷於異教而不願學習，但是在他們當中也還有這樣一些人，他們「不斷地哭哭啼啼」要求讓他們到基輔完成其在莫斯科業已開始的學業，這對於國家的進一步發展，是值得慶幸的。

這后一類人，是有完全充分的理由哭著請求准許他們去基輔的。

他們毫不敬重他們的虔誠的莫斯科教師，說「他們都在胡扯，他們言之無物，聽起來對自己毫無好處。他們只是在教，但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在教什麼」

①。這些急於求知的青年人同樣。。

在母親莫斯科感到「憎惡」

；象奧爾丁金－納曉金一樣，他們力圖脫離她。可惜這樣的人暫時還極少。

Ⅳ

由於轉向西方而產生的民族主義反動，隨著西方影響的滋長而不斷增加。可以設想，克里扎尼奇在宣傳他的「逐客」主張時，是局部地受了當時在莫斯科廣泛傳播的情緒的影響。我所以說「局部地」

，是因為克里扎尼奇在抵達莫斯科前，便已對「德國人」相當憎惡。在莫斯科，克里扎尼奇聽到各方面對「德國人」橫行霸道（現在我國民族主義也會這樣說的）的怨言，只能更加鞏固他對「德國人」的憎恨，因而終於傾向於「逐客」。

民族主義的反動還表現於教派分裂運

①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教程》，第３卷，第３６５頁。參閱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２卷，第１５２５—１５２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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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動。我想就此多說幾句。舊儀派的分裂運動，是十七世紀莫斯科生活中最鮮明的民族主義的反動表現。分裂運動的著名領袖阿瓦庫姆大司祭嘆道：「啊！

可憐的俄羅斯，你為什麼想要拉丁習俗和德國式舉止啊！「

另一分裂派領袖拉扎爾神父向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發出呼籲：「高貴的沙皇呀！

你體驗體驗這是什麼時代：你有聰明的哲學家，他們議論天上的神和地上的人物，用俄尺來測量星宿的尾長。上帝說這種人是偽君子，因為他們沒有料到時代。國王呀！你養活了各式各樣的人，這難道有什麼值得欣賞的嗎？……古法是上帝賜予的楷模：堅守祖法，便可得到到上帝賜予的一切幸福；亂了祖法，便要受到一切惡報。

沙皇你應告誡自己的高貴子女，要他們永遠堅守祖法呀「！

舊信仰的第三個辯護人，東正教助祭費多爾曾為舊羅斯的末日而哭泣。

他說：「已經沒有別的退路，最後的羅斯盡於此矣！

……「

①就是尼空總主教，儘管在分裂派的眼光里，他是一個危險的革新派，但他也沒有擺脫民族主義反動的影響。據阿列普的主教保羅說，在莫斯科的一些畫家開始採用西方藝術家的作畫方法時，莫斯科的達官顯貴向他們購買新式聖像。

尼空沒收了這些聖像，併發布命令說，以後凡畫這種聖像者，將受最嚴厲懲辦。根據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的指示，這種聖像均被收集起來，埋入土中；而按照新畫派的精神畫了這種聖像的人們，則被革出教門②。

①《Ａ夏波夫文集》，第１卷，１９０６年，第２１９—２２０頁。

A Q②《Ａ夏波夫文集》，第１卷，第２０４頁，註解。

A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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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０４

在反對西方的事業中所表現的這種熱情，便是最倔強的分裂派領袖，也是望塵莫及的①。

後來在分裂運動中表現的情緒，在尼空還不過是諾夫戈羅德的主教、對俄國教會的命運尚無影響時，便已幾乎完全形成。那時便已在教徒之間傳播著種種論文集，談論反基督徒和計算反基督徒出現的時間。在尼空的前任——約瑟夫總主教時期印行的《論信仰》一書，說到「自上帝的兒子的化身出現一千年後，羅馬脫離了東方的教會。

５９５年時，成千的小俄羅斯居民接近羅馬天主教教堂。這是基督教徒第二次脫離教會。為了防止這種情況，我們現在寫明：希望在１６６年到來時，我們不再受以往那些罪惡的折磨「

②。

大家知道，１６年在莫斯科舉行了俄國僧侶會議；會議通過了尼空的革新辦法，採取了嚴厲措施來懲辦不知悔改的分裂派（大司祭阿瓦庫姆、神甫拉扎爾、助祭費多爾）。這似乎是證實了剛剛所說的預言，因此以這個預言為內容的書，當然在擁護舊信仰的人們的眼光里，具有很大的威信。

①卡普捷列夫教授說：尼空象他的敵人分裂派領袖一樣，也是對西方科學抱著敵視態度的。李加里德有一次在同他談話時引證了物理學。尼空憤然反駁他說：「你不用上帝的聖書來作答，聖徒和聖父是命令我們用這種書來進行訓誡和作出解答的。

但你用來作解答的卻是物理學，胡桃葉以及其他可笑的謊言。「

按照卡普捷列夫教授的說法，總而言之，尼空「對於各種現象的理解，他的判斷的方法和性格，都同他的敵人——舊儀派極為相似，所以常常幾乎不能把他的見解同反對他的改革的敵人的見解加以區分」

（《尼空總主教和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沙皇》，第２卷，第３５８頁。）

②《夏波夫文集》，第２１０—２１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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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再說一次：革新派的敵人，在十七世紀不僅有分裂派。

１６９０年２月，即在彼得實際上掌握了政權的時候，應邀出席為慶祝皇太子阿列克謝。彼得洛維奇誕生而舉行的宴會的總主教約基姆，要求不要請外國人赴宴，而且這個要求獲得成功。他在死前寫了一篇遺囑，對萬惡的外國異教徒發表了一整套憤慨議論：這個高級僧侶天真地問道：「他們能對東正教的軍隊有什麼幫助呢？

他們只能引起神的壓抑。

在東正教徒祈禱的時候，異教徒在睡覺；基督徒向聖母和所有聖徒請求幫助，而異教徒卻嘲笑所有這一切；基督徒實行齋戒，而異教徒卻從來不這樣做。狼在指揮著羔羊啦！由於上帝的恩賜，在虔誠人們的俄國，有許多精於軍事的人才。我再次提醒：不準異教徒在任何地方建造羅馬的教堂和德國路德教的教堂，不準韃靼人在任何地方建造清真寺，不要實行拉丁人和外國人的風俗習慣，不要按照外國方式改變服裝「

①。等等。

然而儘管如此，反對轉向西方的民族主義反動，表現得最明顯的仍是分裂派，這是毫無疑義的。

①索洛維約夫：《俄國史》，第３卷，第１０９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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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作為社會思想表現之一的分裂運動

分裂運動的正式發生，是對莫斯科羅斯的特點的最好說明。人所共知，它的發生是由於宗教儀式和某些祈禱儀式書籍的修訂。

創議進行這種修訂的是尼空總主教。

尼空認為，莫斯科所規定的宗教儀式與東方教會的舊儀式不相符合。他錯了。莫斯科的儀式，比尼空用來否定它的那種儀式，和十七世紀東正教希臘人中居於統治地位的那種儀式，歷史更為悠久。最初，基督徒是用一個手指划十字的，後來在東方用「兩指」代替「一指」

；這兩指儀式又從東方傳到羅斯。但是往後希臘人划十字已不用兩指，而用三指；而莫斯科人卻仍沿用「兩指」。根據一切事實可以看出，這些歷史事實是尼空所不知道的。這也毫不足怪，因為尼空不懂希臘文，而且一般沒有作這種歷史考證的學識。但是應該指出，幾位希臘的總主教，雖然主持了１６７年的莫斯科宗教會議，並同意處分那些接受俄國舊儀式的人們，然而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本國的教會史。不過也可能，他們知道這一歷史，但想儘力忘掉它。

正如卡普捷列夫教授所說，他們「過分醉心於先入的偏見，一心想譴責無知的俄國人企圖在教會生活中擺脫當時希臘人的監護和對希臘人的服從；一心想通過譴責和貶低俄國離開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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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臘教會生活而獨立自主的整個時期，以提高這些總主教公開誇耀的『極端典雅的希臘人』的地位，在俄國輿論中恢復『希臘人美麗堂皇』的印象，同時增加俄國政府送給東方總主教講壇的賞賜「

①。

把保持俄國儀式的人們革出教門，勢必在那些由於對事物的態度比較溫和、只是在非實質性問題上發生分歧的地方，造成分裂運動。

這便使卡普捷列夫的下述意見更為可信：「我國舊儀派分裂運動的正式發生，完全是由於兩位東方總主教在宗教會議上的影響，而不應歸咎於俄國的主教，俄國的主教在１６７年宗教會議上討論俄國儀式時，只是消極服從兩位世界總主教和其他希臘人的影響，認為這些人在解決教會問題上，比他們更有權威和更有學問」

②。當然，如果在莫斯科的教會裡沒有「殘酷的佔有制」

，則希臘的主教們也不能給俄國帶來那麼多的危害，而這種「殘酷佔有制」的產生，卻不能歸咎於希臘人。但無論如何，希臘人的過錯，無疑地是很大的。

卡普捷列夫教授認為，俄國教會正式分裂的主要罪人，（除兩位東方總主教派西。亞歷山大里斯基和馬卡里。安季奧希斯基外）是潘西。李加里德和雅典的伊維爾修士大司祭季奧尼西③。

我在前面的一章里，已談到李加里德的非常可疑

①卡普捷列夫：《尼空總主教和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沙皇》，第２卷，第５２８頁。

②《尼空總主教和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沙皇》第２卷，第５２７頁。

③同上書：第５３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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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０４

的品德。

現在我不得不補充指出，可惜在東正教的希臘人中，品德非常可疑的，其實不僅他一人。

卡普捷列夫教授以為，莫斯科人雖然承認具有科學知識的希臘人在教會問題上是權威，可是同時對於他們的品德缺點，也是了解得相當明確的。

他寫道：「俄國人不能不看到，希臘人來到莫斯科，首先和主要地是為了個人發財，獲得莫斯科政府和一般所有俄國人的施捨。俄國人看到，希臘人為了發財，不擇手段，甚至不排除使用最為可疑的手段，他們只要獲得好報酬，不惜干出任何勾當」

①。兩位東方總主教本人在莫斯科的行為就不是完全無可非議的。他們竟然出賣免罪符，每張賣一盧布，按現時貨幣計算，約為２０盧布。價格可說還可以，但莫斯科人抱怨起來了。保存下來的一個不知名人士在上國王的呈文中說：「巴勒斯坦的總主教來到你的國家，他們在這裏、在莫斯科國出售免去過去罪惡的證書，往後犯罪也不算罪；這種免罪證書，花一盧布就可購得。他們有什麼真話和真理呢？他們之中沒有完美的人，而是無賴透頂。難道他們一百人中有一人打扮成窮人嗎？」

②的確，他們是無賴。然而我們的僧侶還是承認了這些無賴漢的權威，由此可見，一度極端自負的莫斯科國官方神學，在當時條件下，是多麼感到自己的軟弱無能！

至於世俗統治者，他們無疑地有自己的打算。我在前面③說

①同上書，第５４１頁。

②《尼空總主教和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沙皇》第２卷，第５４１—５４２頁，註解。

③請參閱《宗教當局和世俗當局的鬥爭》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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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過，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在同尼空衝突時，向東方總主教求助。我還指出：這位最沉默的沙皇的希望沒有落空：什麼勾當都幹得出來的希臘人，熱烈地支持了他，……當然，不是沒有報酬的。

Ⅱ

卡普捷列夫教授斷言，在兩位東方總主教領導下的１６７年宗教會議，對俄國舊儀式所作堅決譴責，是「完全」出於誤會①。

這看來完全正確。

但不能同意這位天才和勇敢的學者所說我國舊儀派的分裂，「就其本身實質而言，沒有比較鞏固和長期存在的任何真正基礎。」

既然它存在了數百年，而且直到現在還是足夠「鞏固」地存在著，怎能說它「沒有」存在的真正基礎呢？

卡普捷列夫教授以為，「整個分裂運動存在的真正基礎，是鬥爭雙方的誤會和缺乏了解」

②。當然，在莫斯科總是有許多各式各樣的缺乏了解和誤會的！但是為什麼這種誤會和這種缺乏了解，竟然如此深刻地動搖了莫斯科國的社會生活呢？

我們的作家解答說：「尼空的改革愈是堅決地指出俄國教會舊事物在某些方面站不住腳，必鬚根據當代希臘的——全世界的方式加以改變，則改革的敵人便愈是堅決和強硬地抓住舊事物不放，便愈是果敢地在他們之間確立起一種信念，認為對俄國舊事物採取任何批判的態度，無論于教會或於國家，都是一種致命的嚴重罪行。」

然而問題卻在於莫

①見前書，第２卷，第５２９頁。

②同上書，第５３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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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０４

斯科人為什麼這樣堅固地抓住舊事物不放呢？卡普捷列夫教。。。

授引用名言說：「堅持至死，彷彿愉快；不要預設永久界限；給我們立下規矩；垂之久遠。」他就此申述道：「這就是東正教大司祭阿瓦庫姆所提出，併為其全體追隨者所信守的根本原則。」接著在下文里，他重申：「尼空敵人對群眾的吸引力和魅力，在於他們是維護遭到尼空踐踏的祖國神聖舊事物的戰士和捍衛者，是擁護現在稱為俄國特殊性的戰士，而這種特殊性卻受到外國新事物的致命入侵的威脅」

①。這仍然是什麼也不能解釋。

為什麼人民群眾這樣需要「俄國的特殊性」

呢？

為什麼在他們的眼光里，舊事物變成「神聖的」呢？

我在前一章里，指出莫斯科羅斯轉向西方在其居民中引起巨大民族主義反動的一般歷史條件。現在對這些條件加以更仔細的研究。

最初的分裂派領袖，都是來自莫斯科的僧侶等級。什麼原因促使他們反對尼空革新呢？

夏波夫說：分裂運動是從對嚴峻的尼空的民主反對派中產生的，低級的僧侶都稱尼空為第二教皇。夏波夫認為，對尼空總主教的敵視，是早期分裂運動的基本原則。他說：「僧侶教權和宗教民主，這就是分裂運動何以從低級僧侶中產生的第一個最初的直接原因。」

②我們往下便可看到，這種說法需要某些修正，但它比純然理性地指出誤會和無知云云，畢竟是具體得多的。

①《尼空總主教和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沙皇》第２卷，第５３３頁。

②全集，第１卷，第２１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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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其次，為什麼勞動群眾對於莫斯科低級僧侶發動的分裂派說教，如此欣然響應呢？為了解答這一問題，夏波夫從一位過去的書吏、舊儀派分子多庫金所寫的「令人憤恨的信」

里抄了很長一段話。的確，這封信所說的是彼得時代，但這絲毫不能減少其作為人事證件，對闡明人民群眾分裂運動的心理的意義。下面便是信中一段：「請看罷！

我們……這些生息在這塊土地上的東正教基督徒，怎樣被剝奪了自由生活，從一處房屋被驅逐到另一處，從一個地方被驅逐到另一地方，從一個城市被驅逐到另一個城市，我們受侮辱、欺凌；我們的房屋、商業、農業、以及手工業和以前所有的作業，……我們的一切生活需用財物，無論在城市和鄉村，雖有法律規定，卻均被剝奪。「

這一段話令人信服地證明，勞動群眾的分裂傾向，是由他們的困苦處境引起的。然而不僅如此。往下我們還可看到更明確的說明：「我們事業中到處都最需要的木材被禁用，漁業、商業和作坊有許多被沒收，災難遍地，由於賦稅繁重而負債纍纍、飢餓使人瘦弱，許多人因此死亡，房屋和低級教區都荒廢了，神聖的教堂倒塌了，木工和石匠被驅逐出去了。……」

我們在這裏看到一系列非常明確的怨言。每一種怨言都可引用彼得的相應壓制人民的命令來解釋。因此完全可以看出，構成人民中分裂運動的基礎的，不僅是誤會，也不僅是無知。這一運動無疑地是以人民對其不斷惡化的處境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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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０４

為基礎的①。這一無可爭辯的情況給為數頗多的學者和政論家提供理由，把在十九世紀六十及七十年代俄國民主主義思想史中起過重大作用的分裂運動，加以理想化。

Ⅲ

夏波夫說：「崇奉舊信仰的人們，同多庫金一道，在彼得時大聲疾呼，反對剝奪自由生活，許多人因此跑去參加分裂。。。。。。

運動。……在老早以前，全國的人，包括關廂客商人和農民，都享有完全的日常生活自由權，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而生。。。。。。。

活。……後來出現了對意志的最初限制，把居住地點及對國家的賦役加以固定；農民被固定於農村地區，商人被固定於商業地區，——全國的人經常逃避賦役，力圖生活于優待和。。。。。。。。。。

自由之中，而不願負擔賦役；強者對國王的指令也不服從，。。。。。。。。。。。。。。。。。。。。。。。

……自動地遷往有優待和自由的商工業市鎮……。而到了十七世紀下半期和彼得朝代，由於人民普遍被奴役和負擔著對國家的義務，就連自由的商工業市鎮也變為國王的市鎮和公。。。。。。

家的市鎮了，自由流浪階級被消滅了，這自然要引起所有這。。。。

①這就是為什麼斯米爾諾夫先生犯了嚴重錯誤的原故，他斷言，似乎文A Q獻表明，構成分裂運動的基礎的，只是宗教的意圖，似乎任何一種文獻也「沒有一句反對國家生活的語句，沒有一點反對社會制度壓迫的暗示，沒有一聲關於經濟制度的慨嘆」。

（《十七世紀分裂運動的內部問題，根據新發現的手抄本和刊印本古代文獻對分裂運動初期史的研究》，聖彼得堡，１８９８年，第１２８—１２９頁）。

在這種文獻中，是有「暗示」和「慨嘆」的。夏波夫關於分裂運動的觀點，要比斯米爾諾夫這樣的學者正確得多。

但夏波夫從相反的方向犯了錯誤：他把「慨嘆」

和「暗示」看作自覺的民主主義抗議的表現，然而在當時，並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

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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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些遊盪的人們和自由市鎮的反抗。「

①受政府迫害的流浪人們逃進森林和草原，遷居邊境地區，在那裡建立新的市鎮。然而這些市鎮已是分裂派的市鎮了。勞動群眾在維護其舊時自。。。

由的時候，遇到了力求在教會制度上實行民主的來自僧侶等級的最初分裂派領袖，心甘情願地請他們在反對莫斯科中央集權派的農奴制實踐的社會抗議中，充任思想家的角色。

夏波夫的這些議論是一個大綱，所有其他「把分裂運動理想化的人們」

②都根據這個大綱作了或多或少的熱心和天才的發揮。現在很容易看出，這個大綱並不充實。

在西歐的先進國家中，「宗教民主」

表現於一定的政治傾向，成為積極思想工作的推動力。對於北俄「民主」中產生的宗教運動，也差不多可以這樣說。科斯托馬羅夫曾請他的讀者注意，所謂「斯特利果爾尼克派」

③的宗教抗議運動，不僅觸及信仰的字句，而且觸及信仰的實質。他們的宗教思想沒有停留在一個地方。如同一位史學家所說，他們甚至發展到純粹的自然神論，不僅否定了教會的傳說，而且否定了聖徒的傳說④。猶太化的異端也表現出很大的自由思想和強烈的前進傾向。科斯托馬羅夫以為他們當中有些人甚至達到了唯物主義⑤。一般地說，按照當時的標準，他們的特點是很有

①《地方自治和分裂運動》，載《夏波夫文集》，第１卷，第４８５—４８７頁。

②這是哈爾拉莫夫的用語。見《事業》雜誌，１８１年８—９月份刊登的A S他的論文《把分裂運動理想化的人們》。

③十四世紀在俄國發生的一種宗教形式的反封建壓迫運動。——譯者④《歷史專題著作與研究》，第８卷，第４２—４２５頁。

⑤《北俄的民主》，第４２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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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１４

學識，而不僅注意聖經著作。約瑟夫。沃洛茨基攻擊他們致力於「許多神話創作」

，並非偶然①。戈盧賓斯基認為「斯特利果爾尼克派」

的異端，同我國現在的分裂派一反教儀派②非常相似。然而即令有無可爭辯的相似之處，也還是有實質性的差別的：反教儀派在過去和現在死啃字句，並不亞於教儀派，然而「斯特利果爾尼克派」及其後的猶太化異端，卻是很不重視字句的。

同時，普斯科夫和諾夫戈羅德的異教徒都不害怕與西方接近，而且相反地，願意同西方接近。

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宗教觀點是在西方的明顯及強烈影響之下產生的。

最後，就在莫斯科，我們也看到（在馬特維。巴什金和費奧多西。科索伊的著作里）批判思想的辛勤著作，這種著作同呆板地信賴舊教儀和舊字句，是毫無共同之處的。對於舊儀派，——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對於尼空本人也一樣，——怎樣畫聖像問題也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而費奧多西。科索伊，在他們出現以前一百年，便斷言聖像也是偶像：「給它們畫了眼、鼻、唇、手、足，但它們什麼也不能作，不能動。」

他否認一切基督教會的制度，認為耶穌也是「常人」

③。

①參閱戈盧賓斯基：《俄國教會史》，第２卷，上冊，第５７９頁註解。另參閱博齊亞諾夫斯基：《十四—十五世紀的俄國自由思想家》——見《新言論》，１８９６年第３輯，第１６８頁。

②反教儀派（）為分裂派的一個支派，它與教儀派（R W Y G X b Q I H I W O D J H I H I）這箇舊儀派的支派相反，不承議司祭，神甫，教士及教堂儀式。——譯者Y G X b③見僧人季諾維伊著：《關於新學說答客問》，喀山，１８６３年，第３５８及４３０、５１０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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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根據這位卓越人物的學說，基督教不是要人遵守儀式，而是要實行耶穌關於對人仁愛的誡律。但如將他的觀點同舊儀派的觀點加以對照，則最足驚人的是在他的觀點里完全沒有民族的排他性。他說，在上帝那裡，所有的人都一樣：「韃靼人也好，德國人也好，以及說其他語言的人也好」

①，都是一樣。

為什麼在十七世紀的莫斯科羅斯，宗教的激情和人民的不滿只是表現為對死板字句的盲目依從呢？莫斯科的僧侶在維護舊儀式的時候，大聲疾呼：「規矩前定，永世不變。」當他們為「神聖」的舊事物而死的時候，他們便表明他們的「宗教民主」

不但與思想停滯共處得極好，而且加強了這種停滯。莫斯科的宗教民主的這一特點，是從哪裡來的呢？對於這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夏波夫和其他「把分裂運動理想化的人們」是很少去研究的。而即令他們研究了，他們對這一問題的解答也是從唯理論的精神出發的。例如：最熱衷於「把分裂運動理想化的人們」之一——說得更正確些，他們當中最熱衷的一人——尤佐夫寫道：「我國渴A S求精神生括的人們，可惜只有一條出路：分裂運動。……任何感到」精神飢荒「的農民，除了用分裂運動來消除折磨他的精神飢荒之外，別無其他出路。所有其他道路，對他說來，都是不通的」

②。

①戈盧賓斯基，書見前，莫斯科，１９００年，第２卷，上冊，第８２８頁；另參閱８２６—８２７，３２９—３３０頁。

②《俄國脫離國教的人們——舊教派和精神的基督徒》，聖彼得堡，１８１年，第１１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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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１４

這話歸根到底就是說，由於人民完全沒有其他的知識來源，才胡亂抓住了分裂運動。這同我在上面引錄的卡普捷列夫教授的意見，以為分裂運動的根源在於誤會和無知，是很相彷彿的。

尤佐夫在另一處從一份用參加同一信仰①的分裂派名義寫的呈文里，抄了一些很長的引文。其中有一段對我們很有意義。這一段所說的是對分裂派實行革出教門處分問題。

使我們在這裏感到興趣的這段呈文摘錄里說：「這一處分是違反教會本身、即違反人民、違反教會的主體和宗教捍衛者，而由俄國教會的大法師一人作出的。由於大法師一人並不就是本義上的教會。所以，這種處分不僅不是聖徒的教會作出的，甚至也不是俄國教會作出的。因此，這個處分由於不是教會的處分，所以是無效的②。

我不打算去分析呈文作者關於俄國舊儀式擁護者是根據誰的創議而受到詛咒的見解，不打算分析這一見解有多少符合歷史的真實情況。上述卡普捷列夫教授的意見，可以說是把問題說透徹了。但是必須指出，事實上，某些分裂派分子即令不是經常都尊重教會的民主，但在寫呈文這一時代，卻是尊重的③。在他們的眼光里，人民是篤信宗教的保護者教會的主體。當他們更進一步發揮他們的觀點時寫道：「在俄國教會裡，由誰來討論教義及信仰問題呢？根據聖徒的先例，應該共同討論。但在全俄羅斯的

①東正教中保存一切舊儀式的教派——譯者②見前書，第５４頁。

③誰都知道，「皈一教」的成立日期為１８００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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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教會裡，有些什麼會議呢？

東正教最高會議在軍官指揮下，只能研究外表上的事務，「等等時①，對於他們的這種觀點，是不能不表示同意的。

呈文的作者隨後寫道：聖徒的教會「從來不以為儀式應該是教條式的一成不變和全世界都應一模一樣；每一局部的教會，均應按其獨立的程度，適應時間、地點和人民精神，規。。。。。。。。。。。

定其職稱和章程，習慣和儀式「

②。尤佐夫沒有聲明，這段話的著重點是誰加的。我以為是他加的。但無論是誰對「適應時間、地點和人民精神」一語加了著重點，對這句話是值得加以研究的。

為什麼用兩指划十字，順著太陽的方向從東到西行走，對上帝的加重讚美，稱極世主為耶穌等等，在莫斯科符合「時間、地點和人民精神」呢？關於這個問題，無論呈文的作者或尤佐夫本人，都未談到。如果有人認真地向他提出這一問題，他一定會重說一遍：「我國的分裂運動是渴求精神生活的人們的唯一出路」。

然而這個答覆完全不算什麼答覆。

一種分裂運動與另一種分裂運動不同；一種異教也與另一種異教有別。

我們知道，「異教徒」

認為北俄的民主是宗教學說的靈魂，而他們在莫斯科國卻願為字句而死。科學的任務便是要指出制約著社會意識的這些實質差別的社會生活特性。

①尤佐夫：同上書，第５５頁。

②同上書，第５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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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１４

Ⅳ在解決這一任務以前，我們且對舊儀派的心理作一仔細研究。毫無疑問，最初的分裂派領袖，對於尼空的專橫獨斷，是極為憤恨的。大司祭阿瓦庫姆在其上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的呈文里就說過：「教會中分裂運動的發生，就是由於爭權。」

但阿瓦庫姆對尼空活動最為不滿的是什麼呢？

是尼空的儀式革新。他關於他本人及其友人——同他一樣出名的分裂派領袖、喀山的大司祭涅羅諾夫——寫道：「我們思考過，彼此聚在一起，現在看到彷彿冬日將臨，心已僵凍，兩腳開始顫抖起來了。涅羅諾夫將教堂交我照管，他自己卻一人藏到丘多沃去了，在帳篷里祈禱了一星期，在那裡傾聽聖象的聲音。」這種可怕的道德震動，就是由尼空的下述命令引起的：「根據聖徒和聖父的遺教，不必在教堂里下跪，只要彎腰鞠躬，再就是用三個手指划十字就行了。」

涅羅諾夫在丘多夫聽到聖像的聲音宣布：「苦難的時刻就要到來了，你們要毫不鬆懈地接受苦難。」

象阿瓦庫姆和他的朋友這樣的人，是不怕受苦受難的。他們立即行動起來了。

「我們和丹尼爾①從聖經里作了關於用手指划十字和下跪的一些摘錄，送給國王。我們寫了很多」

②。這是實話。但是「關於下跪，用手指划十字以及其他儀式寫了很多，而關於」宗教民主「

，在分裂派領袖的著作里雖曾出現，卻是出現得很少的。

①科斯特羅馬的大司祭。

②《大司祭阿瓦庫姆自傳》，第２版，聖彼得堡：１９０４，第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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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在大司祭阿瓦庫姆那裡，有一名懺悔者——少女安娜。

狡猾的惡魔有一次對她惡作劇，讓她筆直地站著，打盹，然後在昏睡中倒在木床上。

她睡了三天，在第四天神智清醒過來，大哭一陣之後，向她的神甫說：「當我瞌睡躺下的時候，有兩位天使向我走來，她們扶起我，親切地帶領我向前走去，在左邊，聽到啜泣和嚎啕的哭聲，還有令人感動的教堂樂曲聲；後來，她們把我帶到一個敞亮的地方——紅光十分奪目，並且給我指點了多處紅色住室和廳堂。一處最紅的大廳有說不出的美麗，比其餘的所有大廳更紅、也更大，他們把我帶了進去，……又扶住我再從大廳走出來，對我說：『你知道這是誰的廳堂嗎？

『我說：』不知道，請讓我進去罷『。她們回答說：』這是大司祭阿瓦庫姆神甫的廳堂。你要聽他的話，好好生活，聽他指點你在祈禱時怎樣用手指划十字，怎樣鞠躬。

不要在任何事情上反對他，你將同他住在這裏。「

①

我們看到，兩位天使自己雖然認為怎樣用手指划十字和鞠躬具有決定性意義，同時卻完全忘記了「教權主義和宗教民主」。這就是說，就令僧侶界的分裂運動以「低層教會的宗教民主」為其出發點，然而在其行動綱領里，分裂運動卻除了同任何民主都無任何共同之處的舊儀式外，幾乎沒有找到餘地。

此外，夏波夫過分誇大了反對尼空的低層僧侶的民主主義，伊凡。涅羅諾夫、阿瓦庫姆、丹尼爾、洛金以及整個早

①《大司祭阿瓦庫姆自傳》，第２版，聖彼得堡，１９０４年，第２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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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１４

期分裂派領袖的小團體，儘管就其本身的見解而言是非常卓越的，但完全不曾反對在尼空就任總主教以前時期統治著莫斯科教會的那種制度，而這種制度也是沒有民主的。他們只是反對祈禱儀式中的某些混亂。

在尼空就任總主教一職以前，參加這一小團體的宗教熱心家可以順當地向教會當局請求改正各種教會混亂狀況，甚至可將這種混亂狀況報告國王。嚴峻的尼空則嚴格地約束住他的屬下，所以這種自由很快就完全消失了。阿瓦庫姆說他「在就任總主教后，連朋友也不能向十字架一吐這種毒物」。

①根據這些話，不難確定「毒物」的化學成分。主要的不幸不在於莫科科的總主教對教會有了巨大的權力，「人民」沒有參加教會的管理，而在於統治教會的巨大權力掌握在認為毋須同「朋友們」共同商議的嚴峻尼空。。

的手中②。

教權主義反對派使人想起在軍職人員中、特別是在大貴族之間不時出現的反對派。軍職人員絲毫不反對莫斯科國的制度，但是他們有時不滿意某些個別固執和「虛偽」的。。

國王所實行的國家管理體制。當然，對於象伊凡四世這樣暴。。

君的行為感到傷心的軍職人員，畢竟是比反對暴虐的總主教的僧侶們，更能講求實際的。他們爭得了限制國王權力的詔書，詔書的內容不是關於同國王來往的禮儀方面，而是涉及密切關聯我們塵世痛苦的國王可能的行為：如不經過法庭審

①同上書，第７頁。

②尼空的前任是比較「單純一些」。但是對於這位前任，阿瓦庫姆，涅羅諾夫和他們的朋友，卻扮演了不很尊重舊宗教儀式的維新派的角色。歷史的諷刺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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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判的處決，財產被沒收等等。但是，儘管軍職人員比較實際得多，然而他們的要求並未立即表現出比較成熟的政治思想。

我們在低級僧侶的要求里，也未看到這種思想。

Ⅴ

初期分裂派領袖的民主主義是多麼使人懷疑，可從阿瓦庫姆的下述議論中證明：「你知道嗎？

尼空是非常惡劣的。教會所受災難，都是從他那裡來的。

但願有一個善良的沙皇，象很久以前安曼的阿爾塔克謝爾克斯願意毀滅馬爾多赫和猶太人那樣，將他弔死在高高的樹上。親愛的沙皇伊凡。華西列維奇會很快就對這條狗發出命令的。否則就不堪設想啊！仁愛的人，現在的人，由於同他親近而被剝奪了智慧「

①。

阿瓦庫姆憤然斥責對分裂派的迫害。他慷慨激昂地說：「真奇怪！

他們怎麼不願了解：怎能用火、鞭笞和絞刑架來建立信仰呢！哪一位聖徒這樣教導過？我不知道。我的耶穌沒有教導我們的聖徒用火、鞭笞和絞刑架去推行信仰。「

②這些話說得既正確、又很有才氣。但是「我的耶穌」未必同意伊凡。華西列維奇下這樣的「命令」

，而我們的大司祭卻很盼望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不要仿效這位「親愛的沙皇」的榜樣。

他天真地寫信給最沉默的國王說：「請你不要再這樣折磨我們吧！拘捕那些毀滅你的靈魂的異教徒，燒死他們這些惡

①卡普捷列夫，見前書，第１卷，第３８１—３８２頁。

②《大司祭阿瓦庫姆的生平》，第２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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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１４

狗，拉丁人和猶太人，釋放我們這些自己人吧！

那就好了「

①。

那是再好沒有了！當然，「我的耶穌」不曾命令用火、鞭笞和絞刑架來實行迫害。但是虔誠的大司祭一定以為，只有對舊儀派施用火刑、笞刑和絞刑，才是壞事，而對於「拉丁人和猶太人，」這卻是容許的，甚至是必要的。在這裏，我們看到一種足以說明早期分裂領袖的「民主」的新特點。

當阿瓦庫姆深信沙皇阿列克謝不會完全否定尼空所實行的教會改革時，他便對這位沙皇非常不尊重了。他寫道：「獸有兩角。兩種權力標志著：其一是勝利者……尼空，另一是幫凶阿列克謝……，他雖仁慈，但用雙角觸及教會，並擦掉了教會的章程，」等等。又寫道：「許多經常遭到不幸的人們，卻在一生中搞出些古古怪怪的勾當，象山羊一般，滿山蹦跳，追風逐雲，儼若權力的標誌，尋找聖徒所在，想把他們吞沒，帶進地獄。」

在對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沙皇失望以後，阿瓦庫姆開始寄希望於他的皇位繼承人。他對一度向他所愛戴的米哈伊洛維奇寫道：「你的兒子在你以後將依靠耶穌，在即將召開的第六次宗教會議上，開釋所有受折磨的信徒。君士坦丁。

布拉達特伊就詛咒過他的父親的折磨者異教徒，並按照耶穌的教旨賜給所有受折磨的信徒以生命。「

阿瓦庫姆願意將「親愛的沙皇」伊凡。華西列維奇所享受的全部權力交給君士坦丁。布拉達特伊。

阿瓦庫姆由於對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的不滿，堅信

①卡普捷列夫：見前書，第Ⅰ卷，第３８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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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這有罪的沙皇將在地獄受苦難：「你為什麼在這裏背叛了耶穌、將無比純潔的聖母聖像從供桌上拆除了，親切地維護其他的異端，而火燒篤信宗教的信徒呢？你自己將受上帝的火燎，而那些由於信仰而受過火燎的人們，則將在那裡活著」

①。

庫爾布斯基公爵在他那時也只能用上天的審判來嚇唬沙。。

皇。

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約瑟夫。沃洛茨基是擁護莫斯科國王的無限權力的最徹底思想家，……因為這些沙皇同意不侵犯教會的財產；在他的學生中，前面順便提到的丹尼爾主教便居於最突出的地位。丹尼爾在所寫大量著作中，不斷引述沃洛茨基的觀點。所以這位保守到極點的作家，受到舊儀派的最大尊敬。他們將他的著作同聖父的著作等量齊觀。按照他們自己的觀點，他們是正確的。。。。。。。。

Ｂ日馬金說：「舊儀派對於丹尼爾主教個人和著作的長A期嚮往，不僅是由於他們對於在他的著作里得到肯定的某些個別觀點和宗教儀式特點的同情，而是由於在分裂派和當時一般以丹尼爾主教為引導人和戰士的所有派別之間，在過去和現在都存在著一致性和密切連繫」

②。

Ⅵ

我說過：異教與異教不同，分裂與分別有別。這對舊儀派的分裂而言，也是正確的。

「教儀派」是一碼事，「反教儀

①卡普捷列夫：同上書，第３６０頁。

②《丹尼爾主教》，第７６１，７６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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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２４

派「是另一碼事。

「反教儀派」在同官方教會的鬥爭中比「教儀派」要堅決得多。在十八世紀下半期，「反教儀派」中能夠產生象「逃亡派」這樣的極端宗派。按照年代順序，這個宗。。。

派遠遠超出本章的範圍。

但我有可能時還是要在這裏提到它，因為正是由於它的極端傾向，它比所有其他「反教儀派」的宗派，更能表明舊儀派的思想境界的極端狹隘。

另一方面，舊儀派極少前進，所以它的思想代表在隨後的一百年中，仍舊在實質上保持著他們在十七世紀所保持的那些觀點。

反教儀派對尼空提出了以下的指責：「１給耶穌之名附加調子，理解為神靈，也理解為人類A……

２完成了（代替開始了）葉凡赫爾聖詩分段。——保羅A。薩莫薩特和拉丁異教。

３教導了救世主用洒水行洗禮——路德異教。

A４象馬尼赫伊、葉爾林、拉丁和奧里根那樣，教導關於A仁愛的孕育。

５在阿利路亞（讚美上帝）歌中加上第三個阿拉A .。。。

赫。——拉丁異教。

６在描寫葉弗夫羅伊姆生平的歌中，加上異於上帝的崇A拜偶像的東西。

７對以前神聖的大祭實行祈禱，在三一節下跪。——拉A丁和斯拉欽異教。

８把耶穌受難像畫在兩部分十字架上。——路德和拉A丁異教。「

這樣的指責達２４條。

引用其餘各條是枯燥而無益的。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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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要說的是所有各條就其內部性質說就象上面剛剛引證過的。

正象剛剛引證的各條，其餘任何指責都對無論什麼樣的民主也沒有絲毫關係。

但是我據以引述這些指責的資料，卻不僅是反對尼空。

資料里還有其他一百條指責，說明居於統治地位的教會在這一總主教以後的情況。在這一百條對官方東正教的指責中，只。

有一條如果加以適當解釋，可能獲得社會意義。這一條指責。。。

說：「驅逐和殺死不接受新辦法的人，——以下就是對這類的指責：」在《權標》一書中，將耶穌解釋為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和兩個自然。

「剃鬚和對聖季米特里及格奧爾吉的誹謗。

「祈禱時用四塊聖餅。

「在三角板上用拉丁文寫『上帝』這個詞。

「不保持齋戒制，准許自己——即僧侶食魚、俗人食肉。

「在唱阿利路亞①時不鞠躬」

，等等等等。

這些指責的思想所重視的是字面，而不是精神。這是很明白的。但除這些表明只是注重字面的指責外，還有一些指責表明，象教儀派一樣，反教儀派也是因為莫斯科轉向西方而引起的民族主義反動的結果之一。

茲就這種指責略舉數例：「飲酒進餐時奏樂、跳舞和鼓掌。

「進教堂，甚至登祭壇時，油頭粉面。

①阿里路亞（）為對上帝的讚美詞。——譯者l N G N L G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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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２４

「（按照馬尼教的學說）編寫日曆。

「將主的年代縮短８年（拉丁）

，在１月１日慶祝新年。

「學天文學，按照卑鄙的書籍和習俗去相信星宿的運轉。

「在喜劇里，男扮女裝，女扮男裝」

①。

無論你想怎樣把分裂運動理想化，在這些指責里也不可能找出任何進步的東西。

某些反教儀的宗派拒絕為沙皇作祈禱，這同政治反對派彷彿有所類似。這一拒絕的無可爭辯的事實使夏波夫對十七世紀莫斯科國的社會發展過程產生如下想法：「由此觀之，在１６１３年縉紳會議上表示全民同意之後，竟然在莫斯科和所有地區發生了十七世紀俄國人所說的那種」巨大反覆「

；這是令人吃驚，百思不解和意義重大的。在十七世紀二十年代根據全國的同意選出了沙皇，而自十七世紀九十年代起便產生了全國人民群眾到處反對這一同意，開始不承認沙皇，否定沙皇了，……古代俄羅斯便這樣完結了「

②。

這位史學家的結論，在這裏無限度地超越了可能充作結論根據的歷史事實。

「反教儀派」的同意，雖然拒絕為俄國最高權力的元首作祈禱，但並不曾「否定」沙皇這個制度，而只是「否定」了「不虔誠的」沙皇：這種沙皇迫害正當的信仰，因此為他作祈禱，在祈禱里稱他為「虔誠的」沙皇，便

①見《反東正教論文集》，摘自１８５３年９月從薩伏瓦提。彼特羅夫的菲力普教派教師處沒收的書中。

《關於分裂派的政府通報彙編》，編者：克爾西也夫，A H第４輯，倫敦，１８６２年，第１９１—１９７頁。

②《文集》，第１卷，第４７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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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是犯罪。甚至象逃亡派（又稱雲遊派）這樣一個極端的宗派，也完全信守了這種主張。但是就令他們有了這種主張，也完全不能使我們相信，由於他們，「古代俄羅斯便完結了。」

逃亡派（雲遊派）奧西普。謝苗諾夫在審訊時說：「自從拋棄信仰的尼空總主教以來，便開始了反基督的統治，這種。。

統治的代表者便是你們的皇帝老爺。……如果想承認國王的。。。。。。。。。。。。。。。

權力，那便是對上帝的欺騙「

①。這話聽來是極端急進的。但謝苗諾夫接著又說：「我在年代紀一書中讀過，聖父們都曾命。。。

令向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皇帝納貢，只要他不壓迫他們，否則。。。。。。。。。。

不承認他的權力。我也將向你們的國王納貢，只要他不禁止。。。。。。。。。。

我們宣揚真正的信仰「

②。另一雲遊派多美季安。費奧凡諾夫在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２日審訊時說：「我不認為大俄羅斯教會的書是聖經。

我只相信在虔誠的。。。。。。。。

沙皇統治時期所印行的書。我相信宗教會議和由７個全國宗教會議建立的聖徒教堂。我認為沙皇的權力是必要的，這隻。。。。。。。。。。。。

是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沒有沙皇。至於命令將雲遊派和基。。。。。。。。。。。。

督徒關進監獄的沙皇，我不認為是沙皇，而認為是折磨者。

聖。。。。。。。。。。。。。。

經證明，誰拋棄了信仰和思想模糊，他便是反基督徒；而自。。。。

尼空時期以來，所有信仰他的學說的人，都是東正教的背教

①克爾西耶夫：見前書，第２８５頁。

②同上書，同頁。這些供詞是由官員寫成，而由謝苗諾夫簽名的。也許可以懷疑，這些供詞由於是在那種條件下作出的，是否完全可信。

但是我們看到，被審問的人是不害怕慷慨陳詞的。至於官員，他們通常都是傾向於誇大，而不是減。。。。。。

輕受審人觀點的急進精神的。用加重點印出的語句，想必是出於官員之手，而不。

是由於謝苗諾夫的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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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２４

者「

①。

費奧凡諾夫相信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沒有沙皇而生活。這是他的觀點的政治方面。但沙皇背棄了真正的信仰，他成為反基督徒。因此，他不再是沙皇。這樣，在費奧凡諾夫的頭腦里，莫斯科羅斯遺傳下來的政治保守主義，由於種種因宗教理由而引起的對當時當地沙皇的否定態度，是變得更加複雜了。結果得出了一種綜合的見解，這種見解，同我們在大司祭阿瓦庫姆著作中所看到的，是極相彷彿的。但是無論阿瓦庫姆的宗教宣傳，無論剛剛引述的雲遊派費奧凡諾夫的觀點，都不曾宣布古代俄羅斯的終結。

Ⅶ

逃亡派這一前已說到的極端派的創始人。葉夫菲米，稱沙皇米哈伊爾。費多羅維奇「為一光輝虔誠和維護耶穌誡律的好沙皇」。他認為應該為這樣的沙皇祈禱。按照他的意見，如果為彼得及其繼位者祈禱，那是犯罪。

對他們不應服從；服從他們就是聽命于惡魔。然而所以不應服從他們，只是由於他們的瀆神行為，而不是出於任何政治動機。

②

①同上書，第２８７頁。

②見葉夫菲米１７８７年給莫斯科長老的信的摘錄，載《克爾謝耶夫文集》，第４卷，第２５２—２５６頁。在這裏必須同意斯米爾諾夫先生的意見。他說，拒絕為沙皇作祈禱，在邏輯上是從相信反基督的朝代業已到來的信念中產生的：「事實上，可以為不信教的沙皇祈禱，而且按照聖徒的指示祈禱，但不能為反基督徒或為其不尋常的器皿祈禱，因為這甚至是犯罪的」（《分裂運動的內部問題》，第１０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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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很奇怪，夏波夫一方面認為十七世紀的那些極端分裂宗派否定了沙皇，同時卻忘記了他在同一著作中不過幾頁以前所寫的下列一段話：「所以，正如在十七世紀的群眾民主很容易被擺弄為自封沙皇的遊戲，同樣弗拉基米爾省、穆羅姆縣、斯塔羅杜布鄉的一個普通農民伊凡。季莫菲伊奇。蘇斯洛夫也成為一名宗教的自封人物。他根據神人同形說的觀點，自封為耶穌－上帝。從那時起，便有了好幾個自封的耶穌了」

①

自封的沙皇所以在羅斯出現，不是因為俄國人民「否定了」沙皇，而相反地是因為他們象費奧凡諾夫一樣，認為任何國家都需要沙皇的權力。這種觀點是任何民主主義的象徵意義也沒有的。

完全一樣，自封耶穌在俄國存在這一事實，也無任何民主主義的跡象。這種自封的耶穌只不過是對自封的沙皇的一種臆想的補充而已。無論是自封的沙皇，或是自封的耶穌，他們所以能夠出現，這本身便證明古代羅斯不是終結了，而是生命持久。不過，自封的耶穌都是在那些已與本義上的舊儀派不同的舊教派中產生的。。。。

舊信仰——教儀派和反教儀派——不只是在字面上反對當權者。這是可從葉夫菲米的下述見解中明顯看出的：「第一次全國普查時，第一個皇帝清查了所有的人們，並。。

將他們劃分為各種不同的級別，……這個內容難道不是明顯反基督的嗎？……他們將土地、森林、水域分段劃界，甚至我也成為他們的遺產，從這些地方要求垂死的人們納貢，……

①《文集》，第１卷，第４６４頁。

-- 440

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２４

尤其是向荒原派出那個自己統治的招致滅亡的人們，尋找那。。。。。。。。。。。。

些默默地工作著的人們，他們過去信仰沙皇，尊敬沙皇，向沙皇交納所需要的東西，接受沙皇的祝福，現在卻對他們實行掠奪，折磨，置他們于死地「

①。。。

葉夫菲米不僅不滿意彼得將人民分為各種不同的級別。

使他感到氣憤的是將土地、森林、水域分段劃界。在反對這種劃分時，葉夫菲米甚至作出了一些共產主義的結論。

他說：「我的所有乃來自魔鬼；一切由上帝創造的，都應屬於你們。」

他認為私有制（「我的地產」）的建立，是由於道德敗壞：「為此而開始了欺騙，不公正的測量，狂亂的衡量制度，在任何東西里都摻假；而產生了指天發誓、貪財、仇恨、妒忌、敵意、鬥毆、獸性的相互攻訐，演成掠奪性的欺凌。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財產的查封和劃分。皇帝對某人多分些，某人少分些，某人什麼也不分。只有手工製品才有自由」

②。

這些結論和見解，證明他是一位秉賦敦厚的人物③。

這些結論和見解又證明大俄羅斯族在天然秉賦上完全不亞於其他族，在有利的條件之下，同樣能夠從事我們在西歐所看到的那種勇敢的思想活動。但是社會條件不曾在莫斯科國為社會意識的發展留下任何餘地。因此，每當形勢要求莫斯科人討論他們本身所造成的社會政治制度的時候，他們總是表現得極端無能為力。

黑格爾在說明中國的法律和道德概念時說，中

①「給莫斯科長老的信」

，見《克爾謝耶夫文集》，第４卷，第２６０—２６１頁。

②《克爾謝耶夫文集》，第４卷，第２６２頁。

③這位逃兵沒有受過任何教育。

-- 441

８２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國人以為道德要求，不是發自自己的良心，而是得自外來的命令。他解釋這是由於在中國專制制度所特有的社會政治條件之下，個性不能發展。

但是，象在專制制度的中國一樣，在莫斯科的「世襲君主制」之下，個性也在同樣的程度上完全沒有發展的可能。外國旅行家——在這裏也可將對俄國人非常抱有好感的斯拉夫人克里扎尼奇算在內，——對於莫斯科人的道德的描寫，是同黑格爾在所著歷史哲學中同樣根據外國旅行家的議論對於中國道德的描寫，一模一樣的。

都知道，在文化發展的長期過程中，道德、甚至法律，都是由於宗教而受到尊崇的。當然，莫斯科國的情況也是如此。然而如果莫斯科人以為道德的要求不是發自自己的良心，而是得自外來的命令，則使這種要求受到尊崇的宗教自然也在他們的觀念里成為一些死板的——即未經個別思想家的著作賦予靈感的——教條和儀式了。因此，莫斯科人在用道德和宗教的名義起來反對什麼的時候，必然要依靠死板的教條，最多——即當他們抗議達到極點的時候——也只是「為字義而死」。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用兩指划十字，順著太陽的方向由東向西行走，用深沉的「阿利路亞」歌讚美上帝，以及其他舊約的細微末節，在莫斯科國都是「適合時間，地點及人民精神」

的了。

①

由於莫斯科國轉向西方而引起的民族主義反動，必然使那些不滿意這一轉向的莫斯科人更加加強其對各種陳腐儀式的不可思議的擁護。

①見前面摘錄的皈一教呈文。

-- 442

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２４

在大部分「彼得堡時期」

，俄國的勞動居民仍舊處於他們在彼得改革前所處的同樣條件。唯一的差別就是這些條件變得更艱難，更不利於個性的發展。因此，人民群眾的心理狀態在實質上毫無改變。這一情況使我得以在研究十七世紀舊儀派的心理時，引證十八及十九世紀舊儀派的觀點。這也使我在往後的敘述中只是對於舊儀派，作為人民情緒的一種表現，約略一提。

Ⅷ

反教儀派的極端代表也受了民族主義反動的影響。舊的莫斯科羅斯仍然繼續生活在他們當中。甚至象葉夫菲米這樣無疑地很有天才的人，一方面反對社會不平等和彼得一世加於俄國人民的不堪負荷的重擔，同時卻在他的正確和勇敢的結論里堆積了大量拙劣的廢物，使這些結論喪失了實際的意義。按照他的意見，彼得的罪過不僅在於他使勞動群眾陷於極端艱難的處境。這位第一皇帝的不可饒恕的罪過在於他「決心確立葉林和拉丁以及其他異教的法律，諸如：剃鬍鬚，穿德式服裝，留髮及結髮辮，打花結，戴領帶，頭上及髮辮上撲粉、用鼻孔吸煙和用嘴唇吸煙，和狗用同一器皿吃東西，」。。。。。。。。。。。

等等。因為彼得徹底消滅了虔誠的習俗，所以發生了「諺語」所說的「將發生大飢荒」

①。。。。。。。最後的這些話，明顯地表明葉夫菲米雖然是從現實的事實出發，卻立即陷入民族主義反

①克爾謝耶夫：同前書，第２６５頁。——很難決定是誰在這裏給「用鼻孔吸煙」和「將發生大飢荒」加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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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動的陰暗範圍。他聽說，彼得時人民情況很艱苦：「曾發生大飢荒」。必須找出這一現象的原因。神學的思想方法，加上反動的民族主義，立即提醒他，大飢荒的原因在於剃鬍鬚、穿德國式服裝、用鼻孔吸煙和嘴唇吸煙等等等等。然而由於用了這種解釋，葉夫菲米便完全不可能同他完全正確敘明的社會罪惡，進行卓有成效的鬥爭。

科斯托馬羅夫說，分裂運動雖然既不完善，也不正確，但卻是一種特殊的人民自我教育機關①。

這一定義，如果將其構成部分重加編排，也許可以接受。我以為應該說：分裂運動雖然是一種特殊的人民自我教育機關，但卻是既不完善、也不正確。當然，「不正確」和「不完善」等詞，可能引起誤會。

但在這裏，應該怎樣去理解它們，卻是顯而易見的。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存在的前進活動，引起社會意識的向前發展；而且不僅引起這種發展，它自身以後的發展過程亦將由其引起。為了社會存在的進步，最重要的是使這種「人民自我教育機關」臻於「完善」和「正確」。而任何這種機關愈是符合於目的，也就是說人民愈是能通過它更好地理解社會現象的因果聯繫，那它也就愈加正確和完善。

毋須說明，為什麼如此：為了同社會禍害進行鬥爭，必須正確理解禍害的原因。我們剛才看到，舊儀派的意識形態，不僅不曾便利人民去理解其艱難處境的真正原因，而且直接妨礙人民去理解它。因此，就令分裂運動也算是一個人民自我教育的機關，然而這個機關的極端不正確和不完善，卻使它同

①《分裂派的分裂史》，——《歐洲通報》，１８７１年４月，第５０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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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３４

時成為人民停滯，而完全不是成為科斯托馬羅夫所說的那種人民進步的機關。

科斯托馬羅夫還說：「我們不同意早在我國流傳，並且成為所謂老生常談的意見，似乎分裂運動就是舊羅斯。否。分裂運動是一種新現象，是同舊羅斯格格不入的」。

他對這一思想曾加解釋說：在分裂運動里，人民群眾破天荒第一次表現了一種獨特的活動。然而在舊儀派之前，羅斯便有過斯特里戈爾尼克派①和猶太派等宗派。這兩個宗派都是比舊儀派的分裂運動正確得多和完善得多的人民思想進步機關。的確，它們雖然也是產生在俄國，但是在莫斯科國的境界之外。也可以說，它們主要是一些西北羅斯共和國的最高階級的思想成果。但是就在莫斯科，費阿多西。科索伊的異教，在思想內容方面甚至比反教儀派的舊儀派，有價值得多。十八世紀的逃兵葉夫菲米亞遠遠趕不上十六世紀的逃亡奴隸費阿多西，科索伊。莫斯科「世襲君主制」的基礎愈是擴大和鞏固，則社會條件對於人民群眾的思想活動愈是不利。所以在大部分人民群眾相當廣泛和極為熱烈地參加維護舊信仰的鬥爭時，他們立即暴露出受到莫斯科國社會政治關係制約的社會自覺性的驚人軟弱。因此，不能象科斯托馬羅夫那樣，認為分裂運動是一種同舊羅斯格格不入的現象。正

①斯特里戈爾尼克派（）為十四世紀古代羅斯主要發生在g K E G ` I N O X G C D J K W I新城和普斯科夫商人中的一種宗派運動。它否定教會的教階制度，要求教會改革。——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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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是舊莫斯科羅斯，在這一現象里比在任何其他現象里，更完。

善，更突出，更鮮明地表現了它的精神本質。

Ⅸ

當夏波夫斷言，在國家壓迫下的農民和商人曾竭盡全力來「解脫重壓」

，求得「自由生活」時，他說出了一句純粹的真理。當他寫道，農民和商人的這種企求時常使他們「不聽從國王的命令」

，這也一點不錯。但是這種對自由的企求，在什麼地方才能實現呢？夏波夫對這個問題，作了解答。

我們在他的著作里看到他指出一個有趣的事實，即在十八世紀上半期的「教師」名冊里，常常在宗教學校學生的名字上面寫著「經常逃亡」

（Ｓｅｍｐｅｒｆｕｇｉｔｉｏｓｕｓ）等字。這幾個字可以用來很好地說明俄國人民中的全部反抗分子。他們當中的每一個都是一種特殊的逃亡者。

我們的作者又說：「任何級別的人們，特別是納稅的農奴和服役人員，都不斷在世界上奔跑。這些逃亡者結成各種團體、宗派和幫伙」

①。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極端舊儀派獲得了我們已經知道的雲遊派、或。。。

逃亡派的稱呼。。。。

我遁蹤于陰暗的森林，與野獸結伴為伍。

我將生息在這裏；這裏空氣純凈喜人，又可聽到吱吱鳥語；

①《夏波夫文集》，第１卷，第５３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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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３４

這裏和風習習，流水淙淙。

①

在被奴役中住不下去的俄國勞動群眾的精力充沛的代表人物，就是這樣歌頌陰暗的森林的。他們還創作了許多動人的詩篇獻給「美麗的荒原」。

由於憂憤和悲傷，我徘徊在美麗的荒原上。

你美麗的荒原呵！

是我的第二個慈母。

請收養我吧，荒原，我罪過累累，熱淚奔流！……②逃亡者在「荒原」里覺得很自在，因為那裡沒有大貴族、貢稅、義務、官吏，沒有莫斯科的笞杖和彼得堡的長鞭。當然，他們在那裡必須忍受許多物質上的匱乏。荒原—慈母預先就告訴了逃亡者：我這裡是一片荒原，沒有甜蜜的食物；我這裡是一片荒原，沒有蜜釀的瓊漿王液！……

但這不是什麼巨大的不幸，何況美麗的荒原還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天然資源。正如這同一慈母所說，不幸在於：

①同上書，第５５０—５５１頁。

②《夏波夫文集》，第１卷，第５３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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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我這裡是一片荒原，你沒有和誰可以交談，這裏沒有人語聲。

談到這裏，「荒原」所指的實質上就是來到這裏的「青年」

，將無人一同「縱情玩樂」。但是，從歷史的角度說，問題比這嚴重得多。在荒原里不僅無人可共玩樂，而且無人可與之交流思想，這就促使逃亡者的思想停止了發展。偉大的社會政治思想不是在荒原里，而是在大的文化中心裏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在這種文化中心裏產生的社會矛盾，乃是思想進步的最強大的推動力。

尤佐夫寫道：「我國的舊信仰派所以群起維護舊事物，並非由於它是舊事物，而是由於它彷彿比新實行的制度更符合人民的需要。

①這當然如此，但是試問什麼人只是因為舊事物（或新事物）是舊的（或新的）而去維護它呢？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人們所以重視舊事物（或新事物）

，都只是因為他們承認這種事物比新事物（或舊事物）更符合他們的需要。在莫斯科國也是一樣。正如論述民族主義反動一章所闡明，這個國家的很大一部分人民，在分裂運動出現以前便是反對由於轉向西方而引起的新條件的。我們還知道，分裂運動本身便是民族主義反動的一種表現。最後，我們知道，這種反動不是沒有原因的。它是由於轉向西方所造成的新的生活條件這樣或那樣地破壞了人民中各種不同階級的比較重大的利益。不幸的是，這種利益迫使莫斯科國的反對派思想不去向。

①《俄國脫離國教的人們》，第５０頁，並參閱第２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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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５３４

前看，而是朝後看。。。。。。

這種思想以不滿於莫斯科君權無限擴張和供職外人出現於羅斯的大貴族為代表，而向後看；這種思想以反對尼空獨斷專橫的低級僧侶們為代表，而向後看；這種思想以受到外國商人競爭排擠的商界人士為代表，而向後看；①最後，這種思想以本義上的勞動群眾為代表，而向後看。反對派思想經常朝後看，而不向前看，乃是由於社會關係的不發達，使反對派的代表不可能為自己的國家擬訂出一條前進的——而不。。。。。

是倒退的——運動的道路。。。。。

Ⅹ

但是社會關係的不發達還有一種後果，即莫斯科國社會思想的反對派對於國內往後的思想發展，仍舊沒有產生任何結果。

「把分裂運動理想化的人們」說：「對新事物抱著批評態度的守舊派，不能不對自己的舊觀點採取同樣的批評方法，——從這裏便有了繼續發展的可能②。這種見解只能說服那些保持唯心史觀的學者。如果人們從來不是僅僅由於舊事物（或新事物）是舊的（或新的）而維護舊事物（或新事物）

，則他們同樣永遠不會僅只因為批評就是批評而對舊事物或新事物（在這種場合里都是一樣）進行批評。如果莫斯科

①甚至竭力把分裂運動理想化的夏波夫，也是承認這一點的。

他說：「人民群眾的民族意識幾乎完全浸透了舊事物的精神，不是朝前，而是朝後看的，朝十六和十七世紀的傳說看的」

（文集，第１卷，第２２１頁）。

②尤佐夫：同上書，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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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國的勞動群眾對新事物採取了批評態度，那也完全不能從此斷言，他們一定會由於嘗到甜頭，便對舊事物也採取批評的。。。

態度。人們在思想方面「繼續發展的可能」

，總是有的。然而。。

只有在有了必要的社會條件的時候，這種可能才能轉化為現。

實。可是隨著莫斯科國所特有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形成，這種。

條件是越來越少了。因此，宗教反對派雖然在十六世紀就突出了科索伊，而在下一世紀卻只能提出大司祭阿瓦庫姆及其他與他相似的熱衷於「古代信仰」的人物了。

在先進的西方各國，不滿意的分子集中於城市，而在莫斯科國，他們卻是去荒原里拯救自己的靈魂。這就是為什麼舊事物在莫斯科國無論在社會關係方面或在思想方面都比西方先進國家無比活躍的秘密①。

先進西方各國的不滿分子由於集中在文化的中心，除了比較徹底地改造社會政治制度之外，別無其他改善他們的命運的手段。社會發展的客觀力量，驅使他們同社會政治制度作鬥爭，也就迫使他們的思想對這種制度進行批判。社會鬥爭愈是尖銳，不滿分子的批判思想便愈是深刻地看清了舊制度的基礎。莫斯科國情況卻不是這樣。勞動群眾的境況愈是艱難，其精力最充沛的分子便愈是受到逃往「美麗荒原」的誘惑。他們在那裡是集結為哥薩克集團，還是建立起分裂派

①舊儀式的宣揚者宣稱：「活著的人在城市裡不能拯救靈魂」。

（斯米爾A Q諾夫：《十七世紀分裂運動的內部問題》，第１０１頁。）

斯拉夫派也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十九世紀！）強調了同樣的意思，——例如阿克薩科夫便喜歡將「鄉。。。。。ＣA S村」同城市對立起來，民粹派便認為城市的工人，在文化的意義上，是「俄國『不正確的』經濟發展」的甚為有害，而不是有利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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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７３４

的隱修院，——這就要由情況來決定了。然而無論如何，他們既然奔向邊疆，便沒有理由考慮改善那種壓迫他們的社會制度的手段。

他們只要相信這個制度在壓迫著他們就夠了。

既然壓迫，那就應該「分散開了」——這就是人民思想在那種歷史和地理條件下所得出的極端結論。這個結論是不包含任何進步東西的。

勞動人民既然有了「分散開」的願望，他們當然非常願意聽從那些向他們證明在舊的地方不能希望發生任何好事的人們的意見。有時是勇敢善良的青年作出這樣的證明，邀請受盡捐稅折磨的從事商工業的人們在哥薩克的隊伍里遨遊無際草原和河流的廣闊天地。有時，是一些號召東正教徒為「古代信仰」

而鬥爭的長老，堅決主張離開那些住慣了的地方。

這些長老除了指出反基督徒業已即位並已羅織東正教的基督徒之外，再也提不出其他更動聽的理由。

反基督徒既已即位，則「分散開」便不僅是為了他們的物質利益，而且為拯救靈魂所必需。

由此可見，除了前面所述各點外，這便是使首次從低級僧侶中分化出來的分裂派領袖的宣傳易於為人民意識所接受的那些社會存在條件。

哈爾拉莫夫在八十年代就寫過：「雲遊派對於反基督的形象深感震驚，並用這種形象來恐赫群眾。他們在指出這一特殊的災禍並說明這是魔鬼——反基督徒造成的時候，攪亂群眾的思想，把群眾的思想從現實的範圍推入幻想的範圍；他們離開群眾齊心協力擺脫生活重壓的企圖，而使人民的思想進入另一範圍——即個人德行的範圍，他們把個性突出到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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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要地位，遮蓋了社會及社會思想問題「

①。

Ｍｕｆａｔｉｓｍｕｔａｎｄｉｓ（加以相應程度的改變）

——除了少數例外，這些話也可適用於基督教的所有宗派：他們的一切宣傳往往是把人的思想從現實範圍推入幻想範圍，因而阻礙人的思想的發展。然而主張其信徒「為字面而死」和逃向荒原的那種說教，比所有其他說教更能阻礙人的思想發展。這種宣傳愈是成功，便愈是有助於保持舊制度原封不動②。

在遷移到「荒原」之後，不可能滿足於「空氣純凈喜人」和「鶯歌鳥語」。必鬚生活。為了爭取生存的鬥爭，逃亡者聯合起來，逐漸形成相當大的村落。在若干時期之內，國家是不能對這些村落嚴加打擊的。但是村落居民的相互關係的形成，歸根到底還是採取了在舊住處按照主導的生產方式而制定的那種模式。差別只在於「荒原」的天然財富和國家

①《雲遊派。分裂運動史綱》，載《俄國思想》，１８４年第５期，第１２７頁。

②已故哈爾拉莫夫當時最明確地指出了地理環境對我國人民思想發展A S的不良影響。

他寫道：「當我國遼闊的平原到達絕望的時候，當對於整整一千年來經常積累的不滿打開了可供使用的空地的門戶時，我國人口的增長和密集過程，進行得非常慢，非常不明顯，這是可以理解的。在人民的意識和思想里，除了悄然離去墾殖之外，不可能產生任何其他反對社會災禍的鬥爭。而且就是對於使人們悄然逃避的災禍，也只是有所感覺。人們所以逃避苦難，只是因為知道那裡很艱難。至於為什麼會有這種艱難，以及這種艱難和不便主要是從哪裡產生的，——對此幾乎不去思考」

（文見前載《俄國思想》，１８４年，第２期，第１９７頁）。可惜，哈爾拉莫夫不懂唯物史觀，因此他所提出的深刻、正確思想，在他的著作里不曾獲得適當的發揮；而在同「把分裂運動理想化的人們」

進行論爭時，他自己也終於傾向了唯心主義的觀點。

如果將烏斯片斯基對俄國人民的「整個A d S生活」

的埋怨之詞同他論述地理條件在俄國社會思想發展過程中的意義的見解作一比較，那會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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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９３４

壓迫的鞭長莫及，有助於移民在「新地方」達到高得多的繁榮程度而已。當然，這好得很。然而在西方各國——包括西羅斯在內——的條件下，更高度的繁榮，帶來了同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社會矛盾的更迅速發展，而這種社會矛盾又加速了社會思想的運動。可是在美麗的慈母——荒原里，情況卻非如此。的確，在移民之間產生了財產不平等，出現了窮人和富人。

守舊派的企業家幾乎是象通過同「外人」

（換言之，同尼空派的人們）進行商業和工業往還那樣，通過對自己的志同道合的夥伴們的剝削，賺得了有時是很大的資本①。

然而貧苦人卻願意追隨他們，認為他們是虔誠地「愛耶穌」

者。

所以，從這方面說，分裂運動倒也是一個思想進步「未完成」

的機關。它阻礙了思想進步，而不是促進了這一進步。

社會存在不曾給那些有時——儘管極其少見——在反教。。。。。。

儀派中產生的進步思想因素以任何有成效發展的可能。雲遊。。

派創始人的共產主義觀點，一直處於萌芽狀態。這些觀點實質上是非常不明確的，甚至「把分裂運動理想化」的最狂熱

①「分裂派的富人，特別在十八世紀後半期，掌握了許多商業和工業部門，控制了地方工業產品的貿易，並由此而控制了很大一部分當地居民。貧苦的農民處於對商業分裂派分子的這種無可避免的依附地位，有時被迫參加分裂運動，以免失去小康的生存資料。他們或受雇為富有分裂派分子的工人，或向他們出售自己的產品，以求在這兩種場合里，同分裂派分子一樣享受優待，……因而同意分裂運動」

（《夏波夫文集》，第１卷，第３１９頁）。

「閹割派教徒一經站穩腳跟（至於富戶更不用說）

，便使用雇傭勞動「

（《奧列克明斯克的閹割派教徒——歷史生活概述》，聖彼得堡１８９５年，第２８頁）。

「的確，對於雇傭工人，閹割派教徒比城。。。。。。。。。。。。。

里人和農民給了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飯食，但是從他們身上榨取了所有膏脂「

（同上書，第２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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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分子也不想承認其為完全共產主義的觀點。尤佐夫認為，在葉夫菲米的學說里，共產主義只適用於不動產①。果真如此，——而這是非常可能的——則葉夫菲米只對事實上存在於「荒原」的情況，給予宗教的批准，因為在那裡，土地，森林及其他能夠進行經營的地方，都不是任何人的私產。

無論如何，雲遊派是不能不尊重實際的經濟關係的。他們當中也有許多商人和實業家，是完全不願咒罵「我的，你。。。

的「等詞彙的。這些商人和實業家在雲遊派里構成一個」俗。。

人「或」居民「

，逃亡派的特殊階層。按照夏波夫的說法，對。。。

於他們，逃往荒原只是一種表面文章。他們的真正任務是窩藏，即為真正的逃亡派建立秘密的避難所。這些真正的逃亡派是不能沒有這種秘密的避難所的，所以他們不得不同他們的富有同道們作交易。然而這種無法避免的交易乃是對「反基督徒」精神的一種非常重大讓步。此外，必須指出，最少在十九世紀，雲遊派普遍出現於大俄羅斯的工業省份，在這些地方，資本的力量比俄國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強大，這裏雖有很多的森林，但「美麗的荒原」很快就失去了它的舊時的性質了。

Ⅺ

但是不要離題太遠了，我們還是重新回到莫斯科羅斯罷。

①「羅佐夫說：在雲遊派創始人葉夫菲米的基本思想里，有共產主義思A d想。但對此是礙難同意的。逃亡派對於他們的領袖在這個問題上的言論，不是這樣解釋的。根據大多數雲遊派的意見，這些言論只不過涉及地產、漁業、製鹽業等」

（《俄國脫離國教的人們》，第１１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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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１４

夏波夫斷言，分裂派體現了斯捷潘。拉辛的精神①。

但這是不確切的。

拉津如果要說他的思想方式，他對於阿瓦庫姆、伊凡。涅羅諾夫、尼基塔。普斯托斯維亞特及其他熱衷於舊信仰的人們所熱切關懷的儀式問題，是並不重視的。當他佔領阿斯特拉汗時，當地居民以他為榜樣，在齋戒日吃牛肉，喝牛奶，而且毆打那些反對這樣作的人們②。

在切爾卡斯克的教堂被燒毀時，拉辛拒絕對教堂的重建作任何捐助。他問道：「要教堂幹什麼？

要神甫幹什麼？

要舉行結婚禮，還是怎樣呵？

難道雙雙站在樹旁，圍著它跳舞不是一樣嗎？這就是結婚儀式了！「關於這個問題，科斯托馬羅夫說：」拉辛已成為宗教本身的敵人，因為宗教是不保護造反和殺人行為的「

③。要說這位著名的哥薩克領袖在任何時候，出於任何動機是一位自覺的宗教敵人，那是很可懷疑的。如果事實上他否定了神甫和教堂的需要，主張在結婚時只要圍著「樹叢」跳舞就行了，則在這裏應該看到的主要不是對「宗教的仇視」

，而是那種「魯莽的」好漢精神的表現，由於這種精神，甚至對於好漢自己在靈魂深處仍舊尊重的東西，也是毫不吝惜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能夠表現這種勇敢行為的善良好漢，不可能信奉分裂運動，這是完全無可爭議的。拉辛和他的親近追隨者對於莫斯科飽讀經卷之士所熱切關懷的問題毫無興趣，是可從他們所犯的重大策略錯誤中看出的；當然，如果他們更了解莫

①《夏波夫文集》，第１卷，第１７０頁。

②科斯托馬羅夫：《歷史專題論文》，第２卷，第３０３頁。

③同上書，第２８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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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斯科國內的情況，他們是不會犯這種錯誤的：這就是他們曾想將尼空總主教吸收到他們一邊。儘管尼空正如所應預料，「不曾受這種盜賊的誘惑」

，然而他們卻散布謠言，說尼空同他們坐在一條船上。尼空前此不久在同世俗當局的鬥爭中遭到慘重失敗。由於他已成為世俗當局的犧牲者，所以哥薩克覺得他是在人民中進行鼓動的一個適當的工具。但是他們忽視了勞動群眾中的反對派分子更傾向於反對尼空，而不願支。。。

持他。斐爾索夫教授早就指出，拉辛對宗教的漠不關心，是。

他這一重大錯誤的根源①。哥薩克們對宗教儀式問題的不關心，還可從下述事實中得到更好的證明：這就是他們在伏爾加河冒充尼空派時，許諾索洛韋茨的長老們在反對尼空新制的鬥爭中，給予支持。他們對這些長老說：「兄弟們，要維護真正的信仰，不要用三指划十字，這是反基督的標記呀！」當時的人們便已懂得，「拉辛的工作人員」

說這些話是不真誠的。

果然，這些工作人員在參加索洛韋茨修道院時，「解除了一些僧人和逃亡者的職務，把自己的弟兄法德傑伊克。科熱夫尼科夫和伊瓦什科。薩拉法諾夫推選為院長，教導不僅不要服從教會，而且不認為沙皇是國王②。一百年後，普加喬夫和普加喬夫派的人們，在宣傳鼓動方面卻顯示出他們能夠無比地更重視分裂運動，認為它是人民不滿的表現之一。

勞動群眾由於信從「造反」情緒而追隨拉辛的「助手」。

①《拉辛起義是人民生活中的社會心理現象》，沃爾夫出版社，第４１—４２頁。

②科斯托馬羅夫：見前書，第３３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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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３４

在莫斯科國，農村居民——象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一樣——是比城市居民更為消極的。因此，在城市裡，「造反」情緒在１６４８—１６５０年和１６２年就已表現出來；而在農村，只是在１６７０—１６７１年才表現出來①。

在農村裡，這種情緒比城市更不可靠。當時不具備條件，足以為新社會制度的確立創造客觀可能，從而保證反對舊社會政治關係的人民運動取得勝利。

我在前面已經指出，哥薩克不得不重視追隨他們的群眾的君主制信念。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事例之外，現在補敘同一拉辛雖然不怕對僧侶和教堂的聖禮儀式實行嘲笑，卻于逗留阿斯特拉汗時，在皇太子費多爾的命名日，拜訪了主教。人民群眾把拉辛視為他們所仇恨的一切惡人的征服者，在莫斯科國的所有地區都準備用麵包和鹽來歡迎他們自己的這位「父親」

，對於他的希望超過了對於他們自己。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哥薩克出現的地方精神振奮，勃然興起，而在哥薩克不得不讓他們自力謀求生路的時候，則引領承受舊時壓制的原故②。

然而領導不滿意的人民的哥薩克，其本身便是舊事物對新事物的反抗，而不是新事物對舊事物的反抗。按照這種情況，當時已經有了一些受過歐式訓練的兵團的沙皇部隊，在軍事上比畢生戎馬的哥薩克要精練得多。

但是，儘管如此，拉辛的造反，是一種比舊儀式派分裂運動具有無可比擬地更豐

①科斯托馬羅夫說，「整個十七世紀下半期，都是對拉辛時代的準備」

（見前書，第２１２頁）。

②這也就解釋了長期存在於人民群眾的一種奇談，認為拉辛不是被殺，而是躲起來了，他「會回來，一定會回來」（參閱科斯托馬羅夫：見前書，第３８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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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俄國社會思想史

富的生命力的社會現象。這種造反的參加者所堅持的是人間的——儘管當然是業已過時的——理想，而分裂運動所企求的卻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俄國人民運動的心理，尚未經過充分的研究。但是，如果我們說，人民群眾傾向於分裂運動，是同他們對於可能用自己的力量戰勝占統治地位的罪惡的信念成反比例的；因此，分裂運動是在人民遭到巨大失敗以後傳播得特別順利的，那也未必錯誤罷！很可能，這裏發生了我們迄今仍在我國知識界中看到的那種社會心理過程，我國知識界正是在反動派勝利和社會力量衰落的黑暗時代，最熱衷於「宗教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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