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劉國凱：《文化革命簡析》

目錄

《人民文革叢書》簡介

作者簡介

《文化革命簡析》1986年英文版序言
前　言


一
㈠ 文化革命的序幕

㈡ 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㈢ 「資反線」

㈣ 「批資反線」

㈤ 粉碎「反革命經濟主義」

㈥ 「一月革命」

㈦ 「二月鎮壓」

㈧ 派爭——「造反派」得勢

㈨ 大武鬥

㈩ 派爭——「造反派」失勢和「造反派」蛻化

⑾ 新思想的火花

⑿ 大鎮壓


二

㈠ 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的崛起
㈡ 軍人政權的建立與個人迷信的極度泛濫和「血統論」的重新猖獗
㈢ 錯縱複雜的社會矛盾


後記
出版後記
兩點說明




《人民文革叢書》簡介





　　《文化革命簡析》（人民文革叢書卷一）


　　此書為中國第一部三年文革簡史。作者秘密撰寫於七十年代初。於1980年登載於廣州油印民刊《人民之聲》。1986年陳佩華博士（現任澳洲國立大學研究員）將它翻譯成英文出版。1996年作者將它收錄于文革史論文集《封殺不了的歷史》。此次以單行本出版，並彙集于《人民文革叢書》之中。

　　《廣州紅旗派的興亡》（人民文革叢書卷二）


　　此書為廣州三年文革簡史。作者原撰於1996年，亦曾收集在《封殺不了的歷史》之中。此次亦再以單行本出版，並彙集于《人民文革叢書》之中。


　　《基層文革泥濘路》（人民文革叢書卷三）


　　此書為作者2005年之新作。系以作者個人的經歷、思索來詮釋文革的內容與性質。連同四篇附錄，鋪陳了作者的人生道路。

　　《人民文革論》（人民文革卷四）


　　此書收集了作者近幾年來的文革史論文章。諸文除對文革進行深刻細緻的剖析外，還對中國的文革研究狀況作了多層次、多視角的分析、針砭。

　　《人民文革叢書》集作者對文革三十多年思索的結晶，對所有有志於了解文革、研究文革的人士有不可或缺的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劉國凱：文革史論家、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員、中國當代民主運動拓荒者之一


主要著述

　　1978年12月在廣州創辦油印民刊《人民之聲》

　　1980年12月自行油印出版《文化革命簡析》

　　1996年出版文集《封殺不了的歷史》

　　2000年出版社會理論著述《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

　　2003年出版政論文集《草根蟬鳴》

　　2006年出版《人民文革叢書》



學歷

　　1985年畢業於廣東電大三年制中文專業（大專）

　　1986年畢業於廣州職工業餘大學四年制機械專業（大專）

　　1990年畢業於華南師範大學函授五年制歷史專業（本科）



職業

　　在國內為機械技工、機械工程師
　　在國外做過衣廠工、餐館工、卡車司機。

　　現職紐約光華房地產開發公司規劃設計部經理。

　



《文化革命簡析》1986年英文版序言

（現從英文譯回中文）

作者：安妮達•陳



　　劉國凱這篇名為《文化革命簡析》的長文是我們第一次能夠從中國的印刷品里得到的對於文化革命那動亂的前三年的全面分析。儘管它是一篇異議人士的抗議性記錄，作者卻力求遠離情緒化地對文化革命和毛澤東進行客觀合理的分析。再次面對那錯綜複雜的文革年代資料時，他力圖從縱橫兩個方向捋清各類不同的社會力量，不同種類參加者的不同行為動機以及導致他們成立組織或變換同盟軍的動力。劉的目的，正如其文前言中所道，是從社會分析的角度來剖析文化革命。


　　他用三個貫穿始終的論點來揭示那些繁雜的事件。首先是闡明為什麼會有兩個截然相反的派別保護傘：「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各種各樣的社會群體－學生、工人、農民、職員等等中，哪種人會參加哪一派，或哪派都不參加？為什麼學校里的兩派紅衛兵會對立互斗？對毛的個人崇拜在這一代人的意識中產生並形成了何種影響？工廠里的工人是怎樣響應號召造反的？他們為什麼以及怎樣也分裂成了兩派？是由於哪些1966年以前就在學校與工廠中存在的無法解決的緊張因素，在人民中間造成了如此的對立？該文力圖回答這樣的一些問題。


　　由於每一派都「在揮舞著紅旗」，時時令人極難區分哪個戰鬥隊屬於哪個陣營。劉國凱試圖用兩把社會政治因素的鑰匙來進行清理－「階級出身」標記和政治身份（如是否為黨員、共青團員，積極分子或政工幹部）。因為這兩種因素對人一生中的立場影響如此之大，以致於能夠成為一個人對現狀態度的指示器。享有既得利益的人多半參加「保守派」，而那些社會地位低下的或實際上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多會參加「造反派」。劉國凱為這兩大類人發明了兩個新詞「甜頭派」和「苦頭派」。有了哪種人歸於哪個範疇的檢驗基礎，他便可以說明廣大城市地區各單位里的（學校、工廠、行政管理機構、以及其它企業）派性結合的大致格局。


　　找到了了基本規律之後，劉國凱覺得也有必要點出某些特別情形。比方說，為什麼王洪文這樣一個屬於「甜頭派」的政工幹部卻成了造反派？或者，為什麼郊區大工廠里原本不屬於既得利益階層的工人大多卻會參加保守派，而不象中、小工廠工人一樣大多選擇參加造反派？或者，為什麼在他自己的工作單位（一個稅務局）里，有一些出身不好的本屬於「苦頭派」的幹部，卻會在1966年支持保守派？


　　劉國凱力圖說明為什麼上述例外並不能顛覆他的基本觀點（如，一個郊區大廠的工人可以白天是本單位的保守派，夜晚則是一個造反派）。同時，他也試圖說明的這種特殊性常會攪亂派性組織背後的本質問題，因此反而會令人對文化革命做出錯誤的解釋。例如，最近幾年，許多外國評論員（甚至我接觸的某些中國人自己）錯誤地把紅衛兵看成是一群類似暴徒的流氓，或在回憶中將工人之間的武鬥描述成稀里糊塗，毫無原則和一團混亂的復讎打鬥。劉國凱認為必須查清派性組織的社會根源的動因之一，也是基於他想要糾正上述錯誤觀念。


　　上述圖解之外的一個巨大社會群體是農民。為什麼大多數農民都參加保守派？或者，為什麼，當他們投靠造反派的時候，他們是否傾向於全村一塊加入？

　　至今，十分缺少關於農民在那三年中的政治行為的研究。西方研究中國的專家們的普遍看法還是文化革命對農村地區觸動極少。劉國凱則展示出一幅截然不同的圖畫。總的說來農村是沒有做好全面動員的準備，可是，一旦農村的民兵受到保守勢力的召喚參加武鬥，則會表現出十倍于城裡人的粗暴和兇殘。投入武鬥的農村民兵不僅數量大，而且手段兇狠。事實也是這樣，許多大規模的武鬥，如廣西地區，都是以農民為一方，城市居民為另一方。劉國凱試圖為其做出解答。


　　貫穿全文的第二條線索是道德。作為一個文化革命的參与者，劉國凱強烈地感到自己必須對其作出道德上的評判。為維護不公正的現狀而戰鬥的保守派是非正義的一方。那麼，造反派的正義性是否優於前者呢？是的，劉說，許多情況下都是這樣。尤其是當他們面對保守派法西斯式的屠殺而奮起自衛的時候。然而，在文化革命中期，當一些造反派頭頭被那個他們曾經反對過的社會政治體制拖拽進去后，他們便開始利用其掌握的群眾數量以攫取個人權利，於是造反派逐漸「變質」。此後的兩派之爭即隨之變得既無原則也無意義了。


　　今天，我想，象劉這樣仍然強烈地沉浸在20多年前的造反派情景和情懷之中的幾乎無人可比！但是，當然，劉為討還公道而耿耿於懷二十多年的義憤和憶念，也向人們展示了某些異議政治活動家的內心世界。在這種意義上，本文極大地幫助我們了解其它一些此類前造反派紅衛兵於七十年代再次投身於民主運動的情感動力。


　　貫穿全文的第三條線索是，劉力圖在繁雜的文化革命動亂背景中理清政治精英和普通大眾之間的關係。顯然，免不了先要圍繞著毛的角色問題。毛真的是要通過文化革命反對官僚體制嗎？什麼是他的「階級鬥爭理論」的真實含義？把這些放到社會實踐中后究竟產生了何等效果？文化革命造成的災難有多少應該歸咎於毛？劉試圖通過系統地展示毛在那三年之中每個轉折時刻的言行表明，毛其實是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馬基亞唯利式的政客。他證明毛怎樣挑動一派紅衛兵斗另一派紅衛兵；先挑動學生斗工人，后挑動工人斗學生；挑動幹部斗幹部；挑動部隊斗部隊。如果，在任何情況下他看起來象是個人民救星的話，如1966年，當出身不好的學生在「紅色恐怖」中遭受根紅苗正的學生迫害時幸得他的解救，于毛而言不過是藉此打倒其政敵的權宜之計。


　　那麼，黨的頂級官僚們如劉少奇鄧小平者之流呢？他們扮演了什麼角色？是否由於他們政治上名譽掃地，就能認為他們都是毛的權術操控下的誠實和無辜的犧牲者－人們今天力圖塑造的形象？劉國凱反駁道，在文化革命之前的歲月里，正是他們這些人應該擔負起營造對毛個人崇拜以及後來「法西斯主義」總爆發奠定基礎的責任。劉國凱也依據詳細的證據辯駁道，在文化革命初期，在他們那場以失敗告終的，為從毛的屠殺中逃生而挑起大規模的群眾之間的仇恨時，其兇殘惡毒絲毫不遜於毛。實際上早在1980年，劉國凱就已經對毛身後的政權提出了如上所書的研判。

　　最後，大量的中下級官僚和軍人呢？他們扮演了什麼角色？為了保護自己及其子女的利益，劉國凱指出，在用權勢和不正當手段操控和擺布群眾方面，他們的本事與其上司的做法一脈相承。一些尚未遭受紅衛兵衝擊的幹部總是迅速組織起自己的保皇隊伍來對抗造反派。或者，有時他們甚至與自己的權力範圍內的其他幹部一塊，設法利用造反派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現象為一般規律派性之外的複雜情況又增添了一種組合。


　　在按時間順序將文化革命詳細排列之後，劉國凱以探討這場運動遺留下來的各種正反影響結束這篇長文。關於武鬥的災難性後果，怨恨和暗鬥普遍寄身於各級幹部和高級領導－在黨的最高領袖之中，在將領和毛的幾個心腹之間，軍隊和地方之間，以及各地區和各部門的幹部之間。但是，群眾里卻發生了一種質的升華。在這些長期被操控的小民中萌生出擺脫愚弄的思潮。他們首先意識到何謂真正的「民主」。



作為紅衛兵時代之一員的劉國凱



　　透視劉國凱並找出他的感情所在，就必須了解其在中國社會中所處的地位。1945年生於四川省一個知識分子家庭背景的他，由於父母在50年代初期由祖籍武漢調到廣東而成長於南國。象那個時代很多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的青年人一樣，他學習上成績優秀，政治上滿懷理想。同樣地象那個時代很多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的青年人一樣，他政治上的積極熱情遭到黨團組織的冷漠，事業上的雄心壯志也因60年代逐漸強調的階級路線而受阻。因此他無法升入大學。1964年，家裡的一位朋友幫他在郊區一個稅務局的分支機構謀到一份基層稅務助理員的工作，那是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兩年之前。


　　他的工作是在農村集市上向農民收稅。對他而言這是一段大開眼界的經歷。通過日常接觸，他看到了中國社會現實中的黑暗面，這是他在稅收書籍和大眾傳播媒體中永遠也不可能了解到的。作為一個被人痛恨的稅收員，他親眼見到了貧困無助的情景，毫無生氣的經濟運轉，農民的痛苦，並由此感到這些現象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而是一個先天不足的政治制度之下不可避免的產物，儘管由於工作出色他被批准加入稅務局團支部。


　　此種新的政治身分使得劉在運動初期並未象大多數家庭背景不好的青年那樣走進造反派紅衛兵。當文化革命在1966年爆發時，他與其他的共青團員都被動員起來，稅務局的黨支部指示他們寫大字報漫罵圍攻局裡出身不好的同事。這使劉國凱覺得自己是站在當權派的立場上與自己的良心作對。他的內心壓力更因其母親被所在單位列為鬥爭對象而倍覺苦惱。「當我對那些用大字報攻擊我媽媽的人深感氣憤的同時，」劉國凱回憶道，「我意識到自己也正在對無辜者做著同樣的混帳事…… 但同時又為自己的這種反動思想感到恐懼。」


　　1967年，當他被精簡下放到一個工廠去當工人之後，他不僅立即參加了工人造反組織，甚至當上了一個小頭頭。可能由於此前身為基層稅收員的閱歷，劉國凱在文化革命武鬥中的觀點與學生造反派紅衛兵有某種程度的分歧。「在閱讀許多學生紅衛兵小報『批判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文章時，我倒覺得他提出的措施其實很有道理，尤其是在發展中國經濟方面。」可是另一方面，劉國凱又覺得文化革命「給了人民向官僚主義猛擊一掌的大好機會。」這種立場…… 在反對官僚主義的同時支持腳踏實地的經濟政策－是那個時代正確的政治方向。直到在70年代中期，由於大量的與劉國凱同時代的各種各樣人都被下放農村象農民一樣幹活而目睹了農業艱難困苦的另一面，才逐漸接受了他的觀點。


　　奉毛最高指示鎮壓造反派組織的行動始於1968年夏季。有幸的是劉國凱僅只被迫在廠里一次「相對而言還算文明」的批判大會上挨了一場鬥爭。但是他卻為眼見全國上下在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中愈演愈列的恐怖行為而極度震驚：
　　1968年夏秋到1971年年底，是人民共和國全部歷史中最黑暗、最恐怖的一段。這是「血統論」甚囂塵上時期，「階級鬥爭」的大棒四處揮舞，人人膽戰心驚至極，個人崇拜之風颳得舉國上下走火入魔，造神運動的喧囂聲嘶力竭到瘋狂的頂點，精神奴役的枷鎖沉重得令人窒息。這是成千上萬個家庭遭遇悲慘命運，濫捕無辜，妻離子散時期。草菅人命的宣判和形形色色的冤獄遍及共和國的每一個角落。無數善良人的鮮血染紅了一小撮踩著他人向上爬的政治醜類們的頂戴花翎。


　　……我心中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衝動，寫下來，全部寫下來。讓我們的後人知道，讓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清楚地知道，在20世紀60和70年代交匯時期，曾經有過一個何等不可理喻的世界。我決心要為千千萬萬個無辜的受害者吶喊。


　　這樣，劉在1971年初每天下班之後，緊閉大門，放下窗帘，在那個警察、居委會的積極分子和民兵隨時會闖進任何一個可能對黨有任何一點不滿情緒的異議份子家裡任意搜查的年代里，秘密地開始起草「簡析」。每完成一頁就趕快藏到地板下或者牆後面。在那樣一種極不正常的環境里，劉顯然無法發揮他的寫作才能。他只是在1980年付印之前匆匆忙忙地修改了一下。也許，正因為這種緊迫而使得這篇文章仍然保留著一種對事件即時記載的倉促和激動的風格。


　　在整個70年代，劉的思想定位可說是典型地同其他的前造反派紅衛兵一樣，仍然懷有一種政治責任感。1974年，當李一哲的大字報在廣州出現時，他簡直是欣喜若狂地，一氣不停地寫了一張又一張的大字報、小字報支持李一哲。由於當時還遠不是一個任由反革命分子表演的安全環境，因此他還不敢在貼出去的大字報上籤下自己的真名。後來的事實，正如他所擔心害怕的那樣。在全市清查「李一哲份子」時，數百名異議人士確實遇到了麻煩。


　　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的消息再次令他歡欣鼓舞：至少，中國又有了最後一線希望。他也曾為四人幫的倒台感到高興。但是，對他而言，官方那接踵而來的「清除四人幫餘毒」的運動顯然是一場鬧劇。迫害政策並未因批判四人幫而停止。例如，四人幫倒台後，造過四人幫的反的那些人，如李一哲等，居然再次被投進監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黨將著手根除社會積弊。


　　1977年元月，失望加憤怒的劉國凱貼出了一張名為「關於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探討」的長篇大字報。三月，他被警察拘留審察。由於找不到足夠的證據表明他與四人幫分子有組織聯繫，關押了三個多月後他終得釋放。


　　1978年，隨著政府重新為天安門事件定性翻案，劉的處境變得輕鬆了一些。劉的案子也得到所在工廠的公開平反。改革派獲取權力之初，劉一度對鄧小平等新領導會從根本上進行意義深遠的改革寄予極大的希望；即便如此，劉以及其他民主運動的活躍分子也從未停止對執政黨及其制度進行批評。1978年底，他和兩個朋友在廣東創辦了一份名叫「人民之聲」的刊物。從而匯入那兩年在中國境內逐漸增多到數十種手刻油印的民主刊物之行列。劉的「文革簡史」曾以特刊形式發表在1980年12月號的「人民之聲」上。


　　處此轉折時期，劉國凱總有一種儘快地把他那些埋藏在地下的文稿公之於世的緊迫感。黨報黨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里的觀點，正在一點一點地為後來於1981年6月出籠的給文化大革命做官方定論的重頭文獻「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調音定調。在「文革簡史」的後記里，劉表露了一種刻不容緩的直感：「主要報刊上最近發表的許多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壓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他們怎麼能夠在我們這些文化大革命的參与者和目擊者仍然健在的時候就如此明目張胆地塗改歷史？」


　　除了御用文人對歷史的篡改之外，劉還感到更加緊迫的一重壓力。這就是他清楚地看到甚至許多民運人士也並不覺得他在「文革簡史」里提出的觀點有多麼重要，如，對毛在那些年裡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上。劉國凱後面這一代，那些出生於1960代，如今已有20歲左右的青年人，對於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更是一無所知，結果，照劉國凱的說法是「錯誤地認為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剷除官僚主義」。這正是劉寫此文的目的之一。


　　1980年底，當「文革簡史」面世的時候，中國的政治氣候已再次改變。情況越來越清楚地表明，即使有如鄧小平那樣的經濟改革的曙光，離言論自由也仍然相距十萬八千里。短短几個月內，國內不同地方就抓捕了數十位民運人士。有的人（如與劉國凱一起在《學友通信》的同事王希哲）甚至被判處長達15年的徒刑。有幸的是，由於某種連劉自己都莫名其妙且至今未明的原因，劉國凱居然成了一條漏網之魚。



文革派性對80年代的影響



　　自從鄧小平在政治舞台上復出之後，黨就號召清除文化革命中產生的派性。但是顯然沒起多大作用，以至於不得不在1984到85年再次發動一場運動來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這場「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運動，要求所有的幹部都要批判和肅清文革「極左」思潮和行為的影響並且－如果任何人牽連上與此有關的人和事－無論是誰都必須公開地交待清楚並且深刻檢討。儘管這次運動所要清算的時期並不僅只是從1966到1969年，而運動的目標看起來實際上就是要清算那三年裡所犯的「錯誤」。


　　這次運動頭一回要求每個單位都要對那三年中發生的犯罪行為展開刑事調查，並據此以深挖嚴查細找地揪出「三種人」（非法奪取權力者，參与派性鬥爭並迄今拒不改悔者，文革中的打、砸、搶分子）正式法辦。因此導致報刊上如潮水般地湧現的各類文章揭示出1966到1969年間兩大派衝突延續至今的，從未見諸官方文宣渠道的詳細內幕。無論這場運動背後的政治意圖是什麼，一個不爭的事實是－1966至1969年浮現台前的派性鬥爭20年後仍然盤根錯節地深踞于社會之中。


　　但是到底要譴責什麼「極左思潮」？到底哪些人屬於非懲處不可的「三種人」？要弄清進行這次運動的實質，你就必須了解派性陣線是怎樣在1966至1969之間形成的。比方說，所謂「極左思潮」是指「四人幫」那樣的極左派還是指「中國向何處去」那樣的極左派？所謂「三種人」究竟是王洪文那樣的「造反派」，亦即1967年到68年之間與「四人幫」一同飛黃騰達的新貴，還是劉國凱這樣的1968年被鎮壓，70年代將攻擊的矛頭直指四人幫的「造反派」呢？因為文化大革命中有太多太多的人參加過文攻武衛，到底是哪些人必須在1984和85年來為1966到69年間的打砸搶承擔法律責任呢？只有專題研究才可能弄清1984到85年那錯綜複雜的戲劇性情節。然而，就劉國凱的「文革簡史」而言，我們可以認為兩種截然對立的「造反派」都可能成為「清理三種人」運動的對象：正如劉國凱在「文革簡史」中所推斷－不光那些追隨「四人幫」的暴發戶，也包括文革中的「苦頭派」。的確，在中國，幾乎所有的「鬥爭運動」，後者中的某些人－那些在單位里毫無政治地位的或是過去與黨有過分歧的人－自然總是挨整的重點對象。即便從當時的報刊上也不難看出這種意思，這種現象的的確確就是當前運動中正在進行的情況。簡而言之，所謂「清理三種人的運動」，實際上就是給那些絕大部分曾與保守派站在一起的基層幹部和那些80年代重掌大權的高級幹部們一個向20年前膽敢斗得他們威風掃地的小人物，以及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乘直升飛機奪權的野心家們，一個秋後算帳加報仇出氣的機會。


　　劉國凱在「文革簡史」中所揭露的那些政治上的暗箱運作並不是一段已與今天毫無關聯了的歷史。從那些久聚不散的冤屈苦情中，那些至今未雪的政治迫害中，那些耿耿於懷的草根大眾心底，以及哪些不斷撕裂的舊傷疤痕之上，劉國凱以編年史的手法對20多年前往事的記錄，將那時的痛苦和今日的悲哀連接到一起。



備註：


　　1986年英國University of Sussex社會學博士陳佩華（現任澳洲國立大學高級研究員）將《文化革命簡析》翻譯成英文出版。此為英文版之序言。現由原美國席勒學會研究員曾大軍先生將英文序言翻譯成中文。翻譯中若有錯誤概由翻譯者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