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chm+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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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chm+txt

帖子荆轲 » 2013-05-06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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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

目录

《人民文革丛书》简介

作者简介

《文化革命简析》1986年英文版序言
前 言



㈠ 文化革命的序幕

㈡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㈢ “资反线”

㈣ “批资反线”

㈤ 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

㈥ “一月革命”

㈦ “二月镇压”

㈧ 派争——“造反派”得势

㈨ 大武斗

㈩ 派争——“造反派”失势和“造反派”蜕化

⑾ 新思想的火花

⑿ 大镇压




㈠ 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崛起
㈡ 军人政权的建立与个人迷信的极度泛滥和“血统论”的重新猖獗
㈢ 错纵复杂的社会矛盾


后记
出版后记
两点说明




《人民文革丛书》简介





  《文化革命简析》(人民文革丛书卷一)


  此书为中国第一部三年文革简史。作者秘密撰写于七十年代初。于1980年登载于广州油印民刊《人民之声》。1986年陈佩华博士(现任澳洲国立大学研究员)将它翻译成英文出版。1996年作者将它收录于文革史论文集《封杀不了的历史》。此次以单行本出版,并汇集于《人民文革丛书》之中。

  《广州红旗派的兴亡》(人民文革丛书卷二)


  此书为广州三年文革简史。作者原撰于1996年,亦曾收集在《封杀不了的历史》之中。此次亦再以单行本出版,并汇集于《人民文革丛书》之中。


  《基层文革泥泞路》(人民文革丛书卷三)


  此书为作者2005年之新作。系以作者个人的经历、思索来诠释文革的内容与性质。连同四篇附录,铺陈了作者的人生道路。

  《人民文革论》(人民文革卷四)


  此书收集了作者近几年来的文革史论文章。诸文除对文革进行深刻细致的剖析外,还对中国的文革研究状况作了多层次、多视角的分析、针砭。

  《人民文革丛书》集作者对文革三十多年思索的结晶,对所有有志于了解文革、研究文革的人士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刘国凯:文革史论家、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中国当代民主运动拓荒者之一


主要著述

  1978年12月在广州创办油印民刊《人民之声》

  1980年12月自行油印出版《文化革命简析》

  1996年出版文集《封杀不了的历史》

  2000年出版社会理论著述《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

  2003年出版政论文集《草根蝉鸣》

  2006年出版《人民文革丛书》



学历

  1985年毕业于广东电大三年制中文专业(大专)

  1986年毕业于广州职工业余大学四年制机械专业(大专)

  1990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函授五年制历史专业(本科)



职业

  在国内为机械技工、机械工程师
  在国外做过衣厂工、餐馆工、卡车司机。

  现职纽约光华房地产开发公司规划设计部经理。

 



《文化革命简析》1986年英文版序言

(现从英文译回中文)

作者:安妮达•陈



  刘国凯这篇名为《文化革命简析》的长文是我们第一次能够从中国的印刷品里得到的对于文化革命那动乱的前三年的全面分析。尽管它是一篇异议人士的抗议性记录,作者却力求远离情绪化地对文化革命和毛泽东进行客观合理的分析。再次面对那错综复杂的文革年代资料时,他力图从纵横两个方向捋清各类不同的社会力量,不同种类参加者的不同行为动机以及导致他们成立组织或变换同盟军的动力。刘的目的,正如其文前言中所道,是从社会分析的角度来剖析文化革命。


  他用三个贯穿始终的论点来揭示那些繁杂的事件。首先是阐明为什么会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派别保护伞:“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学生、工人、农民、职员等等中,哪种人会参加哪一派,或哪派都不参加?为什么学校里的两派红卫兵会对立互斗?对毛的个人崇拜在这一代人的意识中产生并形成了何种影响?工厂里的工人是怎样响应号召造反的?他们为什么以及怎样也分裂成了两派?是由于哪些1966年以前就在学校与工厂中存在的无法解决的紧张因素,在人民中间造成了如此的对立?该文力图回答这样的一些问题。


  由于每一派都“在挥舞着红旗”,时时令人极难区分哪个战斗队属于哪个阵营。刘国凯试图用两把社会政治因素的钥匙来进行清理-“阶级出身”标记和政治身份(如是否为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或政工干部)。因为这两种因素对人一生中的立场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于能够成为一个人对现状态度的指示器。享有既得利益的人多半参加“保守派”,而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或实际上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多会参加“造反派”。刘国凯为这两大类人发明了两个新词“甜头派”和“苦头派”。有了哪种人归于哪个范畴的检验基础,他便可以说明广大城市地区各单位里的(学校、工厂、行政管理机构、以及其它企业)派性结合的大致格局。


  找到了了基本规律之后,刘国凯觉得也有必要点出某些特别情形。比方说,为什么王洪文这样一个属于“甜头派”的政工干部却成了造反派?或者,为什么郊区大工厂里原本不属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工人大多却会参加保守派,而不象中、小工厂工人一样大多选择参加造反派?或者,为什么在他自己的工作单位(一个税务局)里,有一些出身不好的本属于“苦头派”的干部,却会在1966年支持保守派?


  刘国凯力图说明为什么上述例外并不能颠覆他的基本观点(如,一个郊区大厂的工人可以白天是本单位的保守派,夜晚则是一个造反派)。同时,他也试图说明的这种特殊性常会搅乱派性组织背后的本质问题,因此反而会令人对文化革命做出错误的解释。例如,最近几年,许多外国评论员(甚至我接触的某些中国人自己)错误地把红卫兵看成是一群类似暴徒的流氓,或在回忆中将工人之间的武斗描述成稀里糊涂,毫无原则和一团混乱的复仇打斗。刘国凯认为必须查清派性组织的社会根源的动因之一,也是基于他想要纠正上述错误观念。


  上述图解之外的一个巨大社会群体是农民。为什么大多数农民都参加保守派?或者,为什么,当他们投靠造反派的时候,他们是否倾向于全村一块加入?

  至今,十分缺少关于农民在那三年中的政治行为的研究。西方研究中国的专家们的普遍看法还是文化革命对农村地区触动极少。刘国凯则展示出一幅截然不同的图画。总的说来农村是没有做好全面动员的准备,可是,一旦农村的民兵受到保守势力的召唤参加武斗,则会表现出十倍于城里人的粗暴和凶残。投入武斗的农村民兵不仅数量大,而且手段凶狠。事实也是这样,许多大规模的武斗,如广西地区,都是以农民为一方,城市居民为另一方。刘国凯试图为其做出解答。


  贯穿全文的第二条线索是道德。作为一个文化革命的参与者,刘国凯强烈地感到自己必须对其作出道德上的评判。为维护不公正的现状而战斗的保守派是非正义的一方。那么,造反派的正义性是否优于前者呢?是的,刘说,许多情况下都是这样。尤其是当他们面对保守派法西斯式的屠杀而奋起自卫的时候。然而,在文化革命中期,当一些造反派头头被那个他们曾经反对过的社会政治体制拖拽进去后,他们便开始利用其掌握的群众数量以攫取个人权利,于是造反派逐渐“变质”。此后的两派之争即随之变得既无原则也无意义了。


  今天,我想,象刘这样仍然强烈地沉浸在20多年前的造反派情景和情怀之中的几乎无人可比!但是,当然,刘为讨还公道而耿耿于怀二十多年的义愤和忆念,也向人们展示了某些异议政治活动家的内心世界。在这种意义上,本文极大地帮助我们了解其它一些此类前造反派红卫兵于七十年代再次投身于民主运动的情感动力。


  贯穿全文的第三条线索是,刘力图在繁杂的文化革命动乱背景中理清政治精英和普通大众之间的关系。显然,免不了先要围绕着毛的角色问题。毛真的是要通过文化革命反对官僚体制吗?什么是他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真实含义?把这些放到社会实践中后究竟产生了何等效果?文化革命造成的灾难有多少应该归咎于毛?刘试图通过系统地展示毛在那三年之中每个转折时刻的言行表明,毛其实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亚唯利式的政客。他证明毛怎样挑动一派红卫兵斗另一派红卫兵;先挑动学生斗工人,后挑动工人斗学生;挑动干部斗干部;挑动部队斗部队。如果,在任何情况下他看起来象是个人民救星的话,如1966年,当出身不好的学生在“红色恐怖”中遭受根红苗正的学生迫害时幸得他的解救,于毛而言不过是借此打倒其政敌的权宜之计。


  那么,党的顶级官僚们如刘少奇邓小平者之流呢?他们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由于他们政治上名誉扫地,就能认为他们都是毛的权术操控下的诚实和无辜的牺牲者-人们今天力图塑造的形象?刘国凯反驳道,在文化革命之前的岁月里,正是他们这些人应该担负起营造对毛个人崇拜以及后来“法西斯主义”总爆发奠定基础的责任。刘国凯也依据详细的证据辩驳道,在文化革命初期,在他们那场以失败告终的,为从毛的屠杀中逃生而挑起大规模的群众之间的仇恨时,其凶残恶毒丝毫不逊于毛。实际上早在1980年,刘国凯就已经对毛身后的政权提出了如上所书的研判。

  最后,大量的中下级官僚和军人呢?他们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了保护自己及其子女的利益,刘国凯指出,在用权势和不正当手段操控和摆布群众方面,他们的本事与其上司的做法一脉相承。一些尚未遭受红卫兵冲击的干部总是迅速组织起自己的保皇队伍来对抗造反派。或者,有时他们甚至与自己的权力范围内的其他干部一块,设法利用造反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现象为一般规律派性之外的复杂情况又增添了一种组合。


  在按时间顺序将文化革命详细排列之后,刘国凯以探讨这场运动遗留下来的各种正反影响结束这篇长文。关于武斗的灾难性后果,怨恨和暗斗普遍寄身于各级干部和高级领导-在党的最高领袖之中,在将领和毛的几个心腹之间,军队和地方之间,以及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干部之间。但是,群众里却发生了一种质的升华。在这些长期被操控的小民中萌生出摆脱愚弄的思潮。他们首先意识到何谓真正的“民主”。



作为红卫兵时代之一员的刘国凯



  透视刘国凯并找出他的感情所在,就必须了解其在中国社会中所处的地位。1945年生于四川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他,由于父母在50年代初期由祖籍武汉调到广东而成长于南国。象那个时代很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人一样,他学习上成绩优秀,政治上满怀理想。同样地象那个时代很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人一样,他政治上的积极热情遭到党团组织的冷漠,事业上的雄心壮志也因60年代逐渐强调的阶级路线而受阻。因此他无法升入大学。1964年,家里的一位朋友帮他在郊区一个税务局的分支机构谋到一份基层税务助理员的工作,那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两年之前。


  他的工作是在农村集市上向农民收税。对他而言这是一段大开眼界的经历。通过日常接触,他看到了中国社会现实中的黑暗面,这是他在税收书籍和大众传播媒体中永远也不可能了解到的。作为一个被人痛恨的税收员,他亲眼见到了贫困无助的情景,毫无生气的经济运转,农民的痛苦,并由此感到这些现象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而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政治制度之下不可避免的产物,尽管由于工作出色他被批准加入税务局团支部。


  此种新的政治身分使得刘在运动初期并未象大多数家庭背景不好的青年那样走进造反派红卫兵。当文化革命在1966年爆发时,他与其他的共青团员都被动员起来,税务局的党支部指示他们写大字报漫骂围攻局里出身不好的同事。这使刘国凯觉得自己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与自己的良心作对。他的内心压力更因其母亲被所在单位列为斗争对象而倍觉苦恼。“当我对那些用大字报攻击我妈妈的人深感气愤的同时,”刘国凯回忆道,“我意识到自己也正在对无辜者做着同样的混帐事…… 但同时又为自己的这种反动思想感到恐惧。”


  1967年,当他被精简下放到一个工厂去当工人之后,他不仅立即参加了工人造反组织,甚至当上了一个小头头。可能由于此前身为基层税收员的阅历,刘国凯在文化革命武斗中的观点与学生造反派红卫兵有某种程度的分歧。“在阅读许多学生红卫兵小报‘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文章时,我倒觉得他提出的措施其实很有道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经济方面。”可是另一方面,刘国凯又觉得文化革命“给了人民向官僚主义猛击一掌的大好机会。”这种立场…… 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同时支持脚踏实地的经济政策-是那个时代正确的政治方向。直到在70年代中期,由于大量的与刘国凯同时代的各种各样人都被下放农村象农民一样干活而目睹了农业艰难困苦的另一面,才逐渐接受了他的观点。


  奉毛最高指示镇压造反派组织的行动始于1968年夏季。有幸的是刘国凯仅只被迫在厂里一次“相对而言还算文明”的批判大会上挨了一场斗争。但是他却为眼见全国上下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愈演愈列的恐怖行为而极度震惊:
  1968年夏秋到1971年年底,是人民共和国全部历史中最黑暗、最恐怖的一段。这是“血统论”甚嚣尘上时期,“阶级斗争”的大棒四处挥舞,人人胆战心惊至极,个人崇拜之风刮得举国上下走火入魔,造神运动的喧嚣声嘶力竭到疯狂的顶点,精神奴役的枷锁沉重得令人窒息。这是成千上万个家庭遭遇悲惨命运,滥捕无辜,妻离子散时期。草菅人命的宣判和形形色色的冤狱遍及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无数善良人的鲜血染红了一小撮踩着他人向上爬的政治丑类们的顶戴花翎。


  ……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写下来,全部写下来。让我们的后人知道,让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清楚地知道,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交汇时期,曾经有过一个何等不可理喻的世界。我决心要为千千万万个无辜的受害者呐喊。


  这样,刘在1971年初每天下班之后,紧闭大门,放下窗帘,在那个警察、居委会的积极分子和民兵随时会闯进任何一个可能对党有任何一点不满情绪的异议份子家里任意搜查的年代里,秘密地开始起草“简析”。每完成一页就赶快藏到地板下或者墙后面。在那样一种极不正常的环境里,刘显然无法发挥他的写作才能。他只是在1980年付印之前匆匆忙忙地修改了一下。也许,正因为这种紧迫而使得这篇文章仍然保留着一种对事件即时记载的仓促和激动的风格。


  在整个70年代,刘的思想定位可说是典型地同其他的前造反派红卫兵一样,仍然怀有一种政治责任感。1974年,当李一哲的大字报在广州出现时,他简直是欣喜若狂地,一气不停地写了一张又一张的大字报、小字报支持李一哲。由于当时还远不是一个任由反革命分子表演的安全环境,因此他还不敢在贴出去的大字报上签下自己的真名。后来的事实,正如他所担心害怕的那样。在全市清查“李一哲份子”时,数百名异议人士确实遇到了麻烦。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消息再次令他欢欣鼓舞:至少,中国又有了最后一线希望。他也曾为四人帮的倒台感到高兴。但是,对他而言,官方那接踵而来的“清除四人帮余毒”的运动显然是一场闹剧。迫害政策并未因批判四人帮而停止。例如,四人帮倒台后,造过四人帮的反的那些人,如李一哲等,居然再次被投进监狱。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党将着手根除社会积弊。


  1977年元月,失望加愤怒的刘国凯贴出了一张名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的长篇大字报。三月,他被警察拘留审察。由于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与四人帮分子有组织联系,关押了三个多月后他终得释放。


  1978年,随着政府重新为天安门事件定性翻案,刘的处境变得轻松了一些。刘的案子也得到所在工厂的公开平反。改革派获取权力之初,刘一度对邓小平等新领导会从根本上进行意义深远的改革寄予极大的希望;即便如此,刘以及其他民主运动的活跃分子也从未停止对执政党及其制度进行批评。1978年底,他和两个朋友在广东创办了一份名叫“人民之声”的刊物。从而汇入那两年在中国境内逐渐增多到数十种手刻油印的民主刊物之行列。刘的“文革简史”曾以特刊形式发表在1980年12月号的“人民之声”上。


  处此转折时期,刘国凯总有一种尽快地把他那些埋藏在地下的文稿公之于世的紧迫感。党报党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里的观点,正在一点一点地为后来于1981年6月出笼的给文化大革命做官方定论的重头文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调音定调。在“文革简史”的后记里,刘表露了一种刻不容缓的直感:“主要报刊上最近发表的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他们怎么能够在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仍然健在的时候就如此明目张胆地涂改历史?”


  除了御用文人对历史的篡改之外,刘还感到更加紧迫的一重压力。这就是他清楚地看到甚至许多民运人士也并不觉得他在“文革简史”里提出的观点有多么重要,如,对毛在那些年里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上。刘国凯后面这一代,那些出生于1960代,如今已有20岁左右的青年人,对于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更是一无所知,结果,照刘国凯的说法是“错误地认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铲除官僚主义”。这正是刘写此文的目的之一。


  1980年底,当“文革简史”面世的时候,中国的政治气候已再次改变。情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即使有如邓小平那样的经济改革的曙光,离言论自由也仍然相距十万八千里。短短几个月内,国内不同地方就抓捕了数十位民运人士。有的人(如与刘国凯一起在《学友通信》的同事王希哲)甚至被判处长达15年的徒刑。有幸的是,由于某种连刘自己都莫名其妙且至今未明的原因,刘国凯居然成了一条漏网之鱼。



文革派性对80年代的影响



  自从邓小平在政治舞台上复出之后,党就号召清除文化革命中产生的派性。但是显然没起多大作用,以至于不得不在1984到85年再次发动一场运动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这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要求所有的干部都要批判和肃清文革“极左”思潮和行为的影响并且-如果任何人牵连上与此有关的人和事-无论是谁都必须公开地交待清楚并且深刻检讨。尽管这次运动所要清算的时期并不仅只是从1966到1969年,而运动的目标看起来实际上就是要清算那三年里所犯的“错误”。


  这次运动头一回要求每个单位都要对那三年中发生的犯罪行为展开刑事调查,并据此以深挖严查细找地揪出“三种人”(非法夺取权力者,参与派性斗争并迄今拒不改悔者,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正式法办。因此导致报刊上如潮水般地涌现的各类文章揭示出1966到1969年间两大派冲突延续至今的,从未见诸官方文宣渠道的详细内幕。无论这场运动背后的政治意图是什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66至1969年浮现台前的派性斗争20年后仍然盘根错节地深踞于社会之中。


  但是到底要谴责什么“极左思潮”?到底哪些人属于非惩处不可的“三种人”?要弄清进行这次运动的实质,你就必须了解派性阵线是怎样在1966至1969之间形成的。比方说,所谓“极左思潮”是指“四人帮”那样的极左派还是指“中国向何处去”那样的极左派?所谓“三种人”究竟是王洪文那样的“造反派”,亦即1967年到68年之间与“四人帮”一同飞黄腾达的新贵,还是刘国凯这样的1968年被镇压,70年代将攻击的矛头直指四人帮的“造反派”呢?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有太多太多的人参加过文攻武卫,到底是哪些人必须在1984和85年来为1966到69年间的打砸抢承担法律责任呢?只有专题研究才可能弄清1984到85年那错综复杂的戏剧性情节。然而,就刘国凯的“文革简史”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两种截然对立的“造反派”都可能成为“清理三种人”运动的对象:正如刘国凯在“文革简史”中所推断-不光那些追随“四人帮”的暴发户,也包括文革中的“苦头派”。的确,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斗争运动”,后者中的某些人-那些在单位里毫无政治地位的或是过去与党有过分歧的人-自然总是挨整的重点对象。即便从当时的报刊上也不难看出这种意思,这种现象的的确确就是当前运动中正在进行的情况。简而言之,所谓“清理三种人的运动”,实际上就是给那些绝大部分曾与保守派站在一起的基层干部和那些80年代重掌大权的高级干部们一个向20年前胆敢斗得他们威风扫地的小人物,以及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乘直升飞机夺权的野心家们,一个秋后算帐加报仇出气的机会。


  刘国凯在“文革简史”中所揭露的那些政治上的暗箱运作并不是一段已与今天毫无关联了的历史。从那些久聚不散的冤屈苦情中,那些至今未雪的政治迫害中,那些耿耿于怀的草根大众心底,以及哪些不断撕裂的旧伤疤痕之上,刘国凯以编年史的手法对20多年前往事的记录,将那时的痛苦和今日的悲哀连接到一起。



备注:


  1986年英国University of Sussex社会学博士陈佩华(现任澳洲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将《文化革命简析》翻译成英文出版。此为英文版之序言。现由原美国席勒学会研究员曾大军先生将英文序言翻译成中文。翻译中若有错误概由翻译者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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