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泯滅人性的暴行 ——《大興屠殺調查》讀後

前幾天讀了一本書，其中提到遇羅文的《大興屠殺調查》。我在網上找到這本書並很快讀完了它。遇羅文是文革中遇難的才子遇羅克的兄弟。遇羅克因寫了那篇著名的《出身論》而被槍殺。去年五月我讀過一本《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以上這些了解都是從這本書里來的。雖然這幾年我一直在讀有關革命暴行的書，自以為那些滅絕人性的行為早已經麻痹了我的神經。可是在讀完《大興屠殺調查》后我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既震驚又恐懼：震驚的是那些打著「革命」旗號的殺人犯竟能那麼心安理得地對自己的同胞舉起屠刀；恐懼的是不知道哪一天這樣的命運會不會降臨到自己頭上？

「19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這就是文革初期震驚全國的「大興屠殺案」。在這場發生在首都郊縣的大慘案中遇害的300多人全部都是所謂的「五類分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屠殺的命令是大興縣公安局發出的，執行命令的殺人犯都是各個公社和大隊的幹部和積極分子。至於大屠殺的動機，則是因為「北邊有股潮流——『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所以貧下中農要先下手，從8月31日開始，殺光『五類分子』。」

貧下中農作為革命的基本力量，為了防止階級敵人報復（不管是不是這樣），決定把身邊的階級敵人一網打盡，遇羅克在《出身論》里把這種行為稱為「連根拔」，古代則叫「滿門抄斬」。這些披著革命外衣的殺人犯無情地向自己的同胞、同鄉甚至同族舉起了血淋淋的屠刀，無所不用其極。「提起三十幾年前大辛庄『黑五類』的遭遇，韓夫人還記憶猶新。她說，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從殺人最多的黎明大隊，可略知殺人的過程。他們先把年輕的「黑五類」殺掉，做得盡量隱秘，防止引起暴動。然後是無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後是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是被劈成兩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裡，打手們到各家搜，見到小孩就扔到門口的馬車上，多數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邊的葦塘里，後來人們管那裡叫『萬人坑』。有的小孩沒被摔死，從『萬人坑』里還想往外爬，打手們上去就是一鐵鍬，再把他打回去。見了女人，還要扒光了

衣服。」我們今天很難相信這樣的人間慘劇發生在僅僅40多年前，而且發生在中國的首都——北京。這些遇難者不是死於外敵的入侵，而是命喪鄉鄰之手，更何況直到今天都沒有人為他們的無辜慘死負責。「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推出院門又活了，一掙扎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鍬，又裝在車上運走了……」瘋狂的大屠殺喚醒了殺人犯們內心深處隱藏已久的最醜惡的一面，鮮血和哭號使他們更加振奮。「『黑五類』們滿頭滿臉的鮮血，更激起了打手們的獸性，他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類』們連大人帶小孩兒全都活活打死了。」「更有甚者，霸佔『黑五類』婦女，美其名『給你換換份』」。無獨有偶，在民國十八年的河湟事變中，西北馬家軍的「尕司令」馬仲英率部攻佔甘肅永登縣城。將城中的男人全部殺光，女人全部姦淫，馬仲英說這是要「變一變永登的種子」。可見這種禽獸不如的殺戮在中國是有歷史源流的。

「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些甚至是打手們精心的策劃。比如一幫打手守在被害人的屋門口，把被害人叫出來，被害人剛一出屋，他們就用事先準備好的鐵絲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兩邊使勁勒，讓他出不了聲音就被勒死，然後好接著叫他家的別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門口拉好了電線，人一出來上去就電，為的也是不讓他出聲，好順利地殺害他的全家……」更有一些滅絕人倫的衣冠禽獸、心理變態的殺人狂魔用極其殘忍的手段折磨「黑五類」，就是要他們不得好死。「據說許多地方屠殺『黑五類』，是迅速地讓他們死去，而『屠戶'（注：指與遇羅文在一起關押過的參与屠殺的大隊幹部）所在的村子則不然，除了頭一天把老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把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兒以外，對於青少年『黑五類』，關起來慢慢折磨著『玩』。他們把男青年倒背著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我初中時看過上世紀50年代在瀋陽審訊原日本關東軍戰犯的錄像。那些受害人聲淚俱下的控訴、日本戰犯對中國人民犯下的反人類罪行使我悲憤萬分。但是中國人對自己的同胞痛下殺手，而且是慘無人道的虐殺，更加令我感到痛心和羞恥。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可以控訴、聲討，可是自己同胞的這筆血債如何償還？

最慘不忍睹的一幕發生在馬村，「有一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兇手們向他們身上揚土時，懷中的小孩兒說：『奶奶，迷眼。』老人說：『一會兒就不迷了』……」我們的同胞居然可以理直氣壯、心安理得地向一對手無縛雞之力的祖孫痛下殺手，這樣驚世駭俗的暴行就發生在我們身邊，不遠的昨天。這樣泯滅人性的渣滓、這樣令人髮指的屠殺和日本人有什麼區別？

在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的前夜，當大多數殺人犯磨刀霍霍的時候，也有少數尚未發狂的大隊幹部對上級的這項命令產生了懷疑：難道革命就是殺盡自己手無寸鐵的鄉鄰？「公社南面8里遠，有個西梁各庄大隊，那裡的隊幹部在散會以後，認為這種命令有些離奇，竟連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訪，詢問此舉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該大隊幾十口『黑五類』的性命。」由於個別人一絲善念的閃現，一大批無辜的人免於慘死，真是生於亂世命如絲啊！

《大興屠殺調查》還提到了文革初期紅衛兵在抄家運動中的種種暴行。「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乾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還在被遊街。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是用濃礆水往傷口上澆。」看到這裏我眼前浮現出那張著名的黑龍江省長李范五被剃「陰陽頭」的照片，還有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被打得滿臉鮮血、總參謀長兼副總理的羅瑞卿大將被人用裝豬的筐子抬去批鬥……這些曾經浴血沙場的「老革命」恐怕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有一天也會被一群比他們更瘋狂的「革命小將」折磨得死去活來。

「（北京）東四一帶有一家『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我驚嘆我們的國人竟能想出這麼多虐殺人的手段，真稱得起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了。「造反派」、「革命小將」、紅衛兵都是失去理性、六親不認、滅絕人倫的殺人機器，真正是劉少奇所說的「黨的馴服工具」，真正做到了「甘做黨的一條狗，守在黨的大門口。黨讓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咬幾口」。當初北京有一名中學教師，總是用《二十四孝》的故事來感化學生。文革大潮襲來的那個冬天，他昔日的學生、今日的紅衛兵小將們把他赤身露體地扔在冰凍的河面上，說：「你不是最愛講『卧冰求鯉』嗎？今天你就給我們求一條魚看看。」北大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是一位「老革命」，他的母親卻被紅衛兵埋在雪堆里活活凍死。彭湃被毛澤東譽為「農民運動大王」，但是他九旬高齡的母親周鳳仍被造反派打死，他的兒子、侄兒也一併被殺。

20世紀由共產主義政黨掌權的國家中把共產主義運動搞得最絕的是民主柬埔寨的總理、「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波爾布特曾想消滅一切與「資本主義」沾邊的東西，使柬埔寨徹底回到原始社會。他關閉了全國的醫院、學校、銀行等，還把首都金邊的上百萬市民驅趕到原始森林里，讓他們「改造」自己，任由其自生自滅。我一直以來對波爾布特這種荒誕的行為感到不可思議，沒想到這樣的事情在中國也發生過。「1959至61年之間，當時的北京市長、市委書記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時還沒有做到大規模的遣送行動。文革一開始就施行遣送，可見是必然的。」彭真想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是想把北京的「五類分子」全部驅趕出去，讓他們到別的地方落戶，實現首都的「純化」。雖然這項工作比起波爾布特的「壯舉」實在算不了什麼，但由於北京的人口基數大，這項工作還是很艱巨的。可惜彭真還沒有來得及實現自己的「理想」就因為他控制的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而被毛澤東「動一個小指頭」就給打倒了。

遇羅克是文革中保持理性、提前覺醒的一代英才。他的一篇《出身論》曾風靡一時。陳伯達組織人馬想寫一篇批駁《出身論》的文章，最後實在寫不出來，就只好把遇羅克殺掉了。遇羅克生前就想寫一本記錄文革暴行的書，後來這個願望只好由他的弟弟來實現了。這本《大興屠殺調查》不僅是一本珍貴的史料，更是一座巋然屹立的警鐘；不僅是一本中華民族的屈辱史，更是一篇字字血淚的警示文。

空籬舊圃 2014年2月18日0時58分於家中

《大興屠殺調查》目錄
遇羅文
一、緣起
二、採訪老韓
三、來到大辛庄
四、北臧公社
五、結束語
文革與「暴民意識」
二姨
回憶我的哥哥遇羅克
遇羅錦影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