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滎經慘案與「武裝暴動搶糧」救民案
——「大躍進·苦日子」百縣典型調查系列
余習廣

四川省滎經縣，大飢荒中記載人口死亡一半以上，為當代中國地方志所載紀錄之冠，史稱「滎經慘案」。當時，百姓在餓死，政府卻強征百姓口糧囤積糧倉大量調出。該縣鳳儀公社武裝部長李文中，不忍百姓白白死去，帶領群眾武裝搶奪國家糧庫，自己為此坐牢20年，始終無怨無悔。


大躍進以其高燒狂熱，造成了當代中國最為荒誕無稽和殘暴駭人的一頁，造成了大飢荒年代中數萬人死難於斯的歷史悲劇。

在這場大悲劇中，四川省，最終以廖伯康等人依據省委正式文件向中央彙報的1200萬死難者，寫出了有史以來中國歷史上省份死難之最。而滎經慘案，又以其史載人口死亡率53.15%以上，在四川勇奪其冠，成為當代中國地方志所載大飢荒中人口死亡率之冠，並因此永誌史冊！

然而，就是在這塊悲劇叢生的土地上，一個瘦弱矮小，沉默平和的四川漢子，時任公社武裝部長的李文忠，率眾奮起，持槍搶庫，開倉濟民，從而成為一場大悲劇中可歌可泣的史詩英雄。
一 、 人文神地說滎經

滎經古稱若水，地處四川盆地西部邊緣的雅安地區中部，距成都175公里，扼川滇、川藏線的咽喉。滎經土地資源豐富，全縣幅員1781平方公里，轄25個鄉鎮，當年人口6萬余。

自古以來，滎經就以其文化底蘊厚重，而享譽歷史。滎經古為氐羌地，是羌彝等民族共居之地。滎經又為人文始祖顓頊帝的故里，春秋戰國時期屬於蜀國，公元前316秦（文王）滅蜀國，公元前223年，秦始皇贏政滅楚，遷楚王嚴（庄）道在此設縣，故稱嚴道縣。西漢鄧通於此開銅礦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此後滎經一直為郡縣治地。

有2300多年歷史的古城滎經，這裡是令人景仰的人文神明之地：滎經有顓頊故里——六合壩。 「三皇五帝」中顓頊帝的老家就在嚴道。在滎經，至今有經歷千年風雨保存下來的四座古城遺址，即嚴道古城（先後治所古城坪，今滎經縣城）；靜冠城（位於六合清華村，相傳諸葛亮屯兵之地）；鄧通城（位於天鳳鄉、寶峰鄉，相傳鄧通鑄錢集散地）；孟獲城（位於石滓鄉瓦山，相傳孔明七擒孟獲地之一）。滎經為古代南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的重要驛站，大熊貓的故鄉，紅軍長征曾經過滎經。

滎經山奇水秀，資源豐富，有美麗的原始森林風光。

山河秀美、物產豐饒的滎經，在大躍進"苦日子年代里，卻淪入家家見浮腫、戶戶有死屍、村村斷炊煙，哀鴻遍地、餓殍遍野的人間地獄。即使在死人過千萬的四川，滎經慘案也成為震動全省的典型案件！

就在這萬民垂亡之際，滎經縣又發生了當時舉國罕見的武裝搶奪國庫，開倉放糧，救濟饑民的所謂「反革命武裝暴動」案，成為當年罕見的政治事件！
二、 「躍進衛星」釀大災

1958年8月底開始，滎經縣委領導全縣人民，開始大辦人民公社，大辦公共食堂，大辦鋼鐵，「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1958年，滎經縣人口六萬多。至九月，全縣建起十多個人民公社，大辦起五百多個公共食堂，全縣人民被納入「吃飯不要錢」、「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三化」，即「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的軍事化體制。

雅安原屬西康省，各級幹部大多為原二野轉業的山西南下幹部。西康改省並地后，雅安地委書記秦長雄是山西南下幹部，拉幫結派很有名氣，只要講得山西話，就有希望得提拔。邢書記是山西南下幹部，大躍進以來，一直是秦長雄親手樹立的「紅旗」書記。

在山高水冷的滎經縣，人們長期以林木和茶葉為主要經濟來源，糧食作物為玉米、薯類；水稻為一季中稻，畝產二三百斤左右。但在大躍進年代里，邢書記親手扶植的高產「衛星」，就達到畝產「萬斤」、「三萬斤」！滎經縣成為雅安地區大放高產「衛星」的「紅旗」縣。

大辦鋼鐵，滎經縣又是大放「鋼鐵衛星」的「紅旗」縣。全縣抽調二萬多勞動力，拆屋揭瓦，大建土「高爐」，上山砍樹，建窯燒炭。四個多月下來，全縣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被毀掉大半，僅留下幾處山大斷路的原始森林幸免於難。滎經縣因此換回「鋼鐵衛星」紅旗十幾面！

是年8月起，全縣農村青壯勞力全部開進「鋼鐵基地」，留下一萬多婦女與老弱病殘耕作和秋收。秋收季節，勞力奇缺，大量糧食爛在地里。

到了年底，地委開會落實國家徵購任務，邢書記又在會上大放「衛星」，說是五八年糧食產量比五七年翻番，由2800萬斤，增產到5600萬斤。實際上，當年糧食減產兩成多。

秋收不到兩個月，就出現浮腫病和餓死人情況。國家徵購任務又按「高產衛星」數字，任務「落實到社」。一些公社幹部向邢書記反映實際情況，遭到縣委高調痛批，一頂頂「右傾機會主義」、「落後保守」、「富農思想」的帽子壓下來，一桿桿「白旗」插下來，一車車糧食源源不斷運出去。滎經縣又一次奪得「徵購紅旗」,而全縣糧食幾乎全部被徵購殆盡。五九年夏，所有食堂都斷了糧，社員拿草根樹皮塞肚皮。由於政策調整，夏糧收割，全縣糧食情況略有好轉，部分地區還給社員發放了一點救命糧。

廬山會議后，全國掀起「更大躍進」高潮，滎經縣又是「紅旗」縣！五九年全縣糧食總產才一千多萬斤，人均不到百斤。而邢書記又是一番「更大躍進」的神吹，聲稱糧食總產比1958年翻一番。在「更大躍進」的大潮中，「躍進派」邢書記上調，得到提拔。

大躍進中屢放「衛星」的饒青，接任了滎經縣委書記。他接下的是個爛攤子，但他繼承了前任風格，在一門心思「更大躍進」、「奪紅旗」的指導思想下，終於把這個爛攤子，鬧成個更大災難的深淵。

饒青上任，剛好趕上廬山會議后「反擊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掀起「更大躍進」的政治運動高潮繼續來潮。一貫積極賣力的饒青，當此之際，正是如魚得水，大顯身手。

到1959年底，縣委初步摸底，是年秋糧大減產。

饒青書記接著前任的高調報高產，大喊滎經實現了更大躍進，結果徵購指標比實際產量高出一倍多。饒青下令，先完成徵購，再安排生活，糧食收下來一律就地徵購，就地進倉，就地封存，然後上調。老百姓口糧、飼料和種子不管。但就這樣還是完不成任務。

為此，他在全縣黨代會上提出報告：《乘勝挺進，在勝利的基礎上，再接再歷，繼續反右傾，鼓足幹勁，為奪取一九六零年的更大躍進而奮鬥》。不顧群眾大批死亡的事實，繼續大講大躍進、大豐收、大好形勢！

為了完成國家徵購任務，按中央和四川省委的布置，饒青親自挂帥，大搞起「反瞞產」運動。在老百姓大量餓死人情況下，縣委組織各級工作隊和工作組，下到社隊，大力施壓，以極其殘酷的暴力手段，開展起「轟轟烈烈」的查抄「後手糧」、「反瞞產」運動。

「反瞞產」運動的宗旨，用饒青的話來說，就是「不惜動用一切手段，要從社員家裡和社隊倉庫中把糧食搞出來！」為此，縣、社、隊各級工作隊、工作組和社隊幹部一起動手，開展起一場以暴力「催糧食」的「人民戰爭」。於是，縣、社大量調動武裝民兵，荷槍實彈，挨家挨戶搜查糧食。查出糧食，不僅當場沒收，而且還要毆打、懲罰戶主全家人。

據滎經縣委在「雙整」（整風整社）運動中的材料披露，在這場「人民戰爭」中，各級幹部對「不老實」的幹部群眾，使用了拳打腳踢，罰跪，揪頭髮，煽耳光，捆綁，吊打，人撞人，火燒，鋤把捅進陰道，刀砍，活埋等幾十種刑罰！

對於這場運動的結果，滎經縣委在「雙整」運動中總結說：「社隊倉庫基本掏光，公共食堂基本斷糧，社員群眾基本靠野菜為生」！

到1959年11月初，60%的食堂粒米不見，全靠紅薯、玉米摻野菜下鍋煮糊糊。五九年冬天開始，絕大部分公共食堂斷炊了！

為了體現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優越性」，公共食堂奉命不得停伙，必須冒煙！於是，食堂將糠殼、紅樹藤葉（晒乾）、玉米秸稈、棉花殼等磨成粉子，摻上野菜、樹葉之類，號稱「吃飯技術革命」，煮成「麵糊糊」的稀「飯」，成年社員一餐兩湯瓢，老弱病殘則一餐一湯瓢。

到1960年初，全縣各公社的公共食堂，掀起了一場「吃飯技術革命」的「代食品」運動。據當事人回憶：「青菜、厚皮菜加糠面就是最高級的食物了，可惜就是供不應求，剛到初冬就菜根菜芽都摳光吃盡了。食堂又從縣倉庫里運來粗糠，加上玉米核核，經炒、炕后磨成面，或者是用玉米殼滲上石灰水，浸泡幾天、搗茸，撈去粗纖維，過 濾成粉，多是石灰沉澱物，加上米漿，做成米豆腐，一斤米能做18斤米豆腐。無論怎樣變著花樣吃，也總是解決不了飢餓問題，別的食堂還想出了新招，用人尿加清水，曬上兩周，待水中生出青苔，取名叫小球藻，就以這種尿水來充饑。我們食堂則把能走動的人派到山上去挖蕨雞根、粉葛根、牛馬藤、岩板花根來濾粉、和著糠吃。」
三、 「滎經慘案」駭天下

1960年春，公共食堂大多停伙。

家家都開始死人了，開始還是今天這家死一個，明天那家死一個。先是死壯勞力和老人，隨即死的是那些想省下一口給娃兒吃的主婦們。到後來，死亡如瘟疫般蔓延開來，有的生產隊，一天就餓死十幾個。復順公社太陽灣生產隊，幾十戶人家幾乎死光。

不到半年，滎經縣餓死了一半人。有的公社書記向饒青彙報，請求開倉發放糧，遭到他嚴厲批評，說是帶頭鬧糧，是小「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要嚴肅處分。

社員腫的腫，死的死，四鄉八野，儘是哭聲。逃難的人們流向縣城，流向外地。從各公社到縣城的路上，每天都有一路倒地的死屍；而縣城四街八巷，到處都是餓死者或乾枯、或腫脹、或發臭的屍體！饒青視而不見，自己和老婆天天開小灶，吃肉喝酒，直吃得紅光滿面！

吃飽喝足，饒青還在大唱躍進高調。縣委辦公室彙報，對於滿街的死屍和各公社的死人問題怎麼辦？饒青怒喝道：「怎麼辦？抬出去埋了！這點事還要我告訴你啊？！」

由於縣城死人多，開始人們還將死屍抬出去，用席子一裹，挖個坑掩埋。隨後，死屍越來越多，埋屍成了各苦差事。於是，縣裡決定給埋屍的人以「糧食補助」。而奉命掩埋的人越來越精，想方設法進行「技術革命」，挖下大坑，抬來死屍往裡扔。後來乾脆不埋了，死人往溝里扔，或者扔到隨意扔在縣城北門口外的那條小河溝里，任其順流而下。

我在採訪時，聽知情人回憶說：直到九十年代滎經縣城拓建新城區的時候，施工的田壩里，還不斷挖到當年的大規模死人坑。當時，工地一傳出挖出「萬人坑」，四鄉八野的鄉親們就蜂擁而至「看熱鬧」！

至於農村，開始還有人埋。隨後，因死人太多，而活著的人們，也大多病病殃殃地自覺得離死不遠，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埋人。尤其是那些死得只剩下老小病殘和那些全家死絕的家中，死人擱在家中無人過問，一直臭氣衝天，最後爛得只剩下骨架！

據《滎經縣誌》「人口變動」載：1958年滎經總人口是63717人；1962年，總人口降至29850人。三年餓死三萬四千多人，人口減少53.15%以上。

五九年底至六一年夏，滎經縣發生大規模死人事件，被稱為「滎經五九事件」，又稱「滎經慘案」。

滎經慘案中，許多村莊滅絕人煙。

「滎經慘案」是四川大飢荒的典型案例，最終卻成為四川省委負責人為飾過於人而拋出的替罪羊。

中央知曉四川災情的最初信息渠道，主要是通過幹部群眾大量上訴的告狀信。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在七千人大會上，明朗以「一個四川幹部」名義發出的「關於四川災情和李井泉問題致毛主席、劉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並黨中央書」；于克書以「一個共產黨員」名義發出的「給毛主席的信」；以及1962年6月，廖伯康在參加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時，先向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後向中共中央做出的關於四川災情問題的彙報。

在談到四川死人過千萬的災情時，廖伯康對楊尚昆說：從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形勢都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1961年底，江北縣還有人餓死；涪陵地區先後餓死了200多萬；1962年3月，省委傳達「七千人大會」精神的時候，雅安地區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的人餓死了一半，前任縣委書記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為全縣餓死人太多被捕判刑。

廖伯康在這裏所說的姚青被捕判刑事件，發生在1960年秋。

1960年5月後，隨著國民經濟嚴重困難局面和大飢荒的日趨嚴重的顯現，中共中央領導人感覺到大災難問題的嚴重性，開始進行初期的政策調整。1960年6月，毛澤東在上海會議發出《十年總結》。1960年11月，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中央一線領導人對大政方針的調整決心日益明確。

當此之際，「滎經慘案」仍在大規模持續發展。滎經縣和雅安地區不少人寫信向省委和中央上告。省長李大章到滎經調查后，震駭驚心至極。正值中央下令開展反「五風」運動。為抓典型，李井泉親自下令，雅安地委書記秦長風主持，將饒青當「整頓」和「反五風」的典型逮捕，並以「破壞三面紅旗」的罪名，判了八年刑，送簡陽平泉勞改農場勞改，跟著一個勞改刑事釋放后的就業人員雷師傅趕馬車。

饒青老婆一看饒青落到如此下場，恐怕他再也沒有翻身之日了，於是堅決要求與他離婚。而接任饒青職務的新任縣委書記尹斌湯，垂涎美色，連人家職務和老婆一起接收了，一貫在縣委大院擺書記夫人派頭的饒太太，於是變成了尹夫人。據原簡陽平泉勞改農場的知情人回憶，在勞改營里，饒青念念不忘的恨事，一是說自己是李井泉和邢書記的替罪羊；二是老婆被尹斌湯「搶佔了」。

1966年底，「文革」造反派開始衝擊四川省委和西南局。1967年「一月革命風暴」后，饒青開始為自己翻案，他控訴說自己是李井泉「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替罪羊。1967年李井泉倒台，他和劉、張二挺被當成受李井泉迫害的革命幹部，得到解放。1968年搞「三結合」進班子，1969年當了雅安地區軍管會的副主任。

但原來打他「五風」的雅安地委書記秦長風重新掌權，對他非常排斥。饒青后被調到地區物資局當局長——2000年冬，他在睡夢中，半夜失火被燒死。
四、 鳳儀「武裝暴動」案

就在「滎經慘案」發展至最高潮之際，滎經縣凰儀公社發生了震驚四川高層的鳳儀「反革命武裝暴動」案。其案情就是凰儀公社武裝部長李文中，帶領「五類分子」武裝搶奪國家糧庫。

凰儀位於滎經縣城西南部，距縣城20公里。六0年春，凰儀公社各食堂都斷糧絕炊，短短几個月，死了快一半人。有的在地里幹活，倒地就斷氣了，有的在路上走著就倒地死亡。在公社駐地凰儀堡的小街上，幾乎天天有死屍。偏橋溝、木溝岩一帶村子幾乎死絕了人。

當時李文中是凰儀公社武裝部長。李文中的嬸娘死後，叔叔帶兩個兒女去逃荒，還沒走出公社地界，一家三口全死在路上，幾天後有人告訴他才去收屍。他把三個屍體背上，輕飄飄的加起來沒一百斤！一路上，他看到路邊、河邊、山坡上，到處都是枯瘦如柴、皮包骨頭的死人。

李文中本是一個忠厚老實，積極聽話的幹部。眼見死人如潮，於是找到縣委，向饒青反映災情，要求立即發糧救災。沒想到招致饒青一頓狠批，說他是「站歪了階級立場」，要嚴肅處理。

李文中實在忍不下去了。於是決心寧肯自己死了，也要為還沒死的老百姓搞點糧食吃！於是，他拿起了槍，率領公社部分武裝民兵和勉強能走動的社員，進行了一次在當年真是石破天驚的偉大壯舉——持槍闖國庫，開倉搶糧救災民！當他持槍和饑民們一起闖進公社糧庫時，遭到糧庫幹部的阻攔。李文中怒火中燒，用槍頂著站長，逼他打開糧倉，隨行的饑民歡呼雀躍，一袋袋白米和穀子，被背回了饑民的家中。

據他後來對勞改營中的「同改犯」李天德和廖志強說，當時滎經縣死人太多了！尤其是凰儀公社，家家戶戶都有餓死的，有的一個村子都死絕了。還有吃死人的，殺老婆孩子吃的，慘不忍睹啊！眼看到那些全家死在屋裡，屍體都發臭了也沒人過問的情景。

他還講到當時的想法：搶國庫是死罪！去他媽的，與其餓死，不如搶糧。死我一個，救活那些太老實、太可憐的老百姓，死也值了！沒想到還能夠活了下來，那更值了！

饒青書記聞知凰儀公社李文中帶頭搶劫國家糧庫，怒不可遏！說他帶領五類分子搞反革命武裝暴動，報經上級批准，以發動「反革命武裝暴動」罪，將其逮捕。1962年，判刑20年。送到四川省第四監獄，即苗溪茶場勞動改造。

他曾憤憤不平地對人說，其實跟他一起去搞糧食的人，全是貧下中農，沒一個是五類分子。五類分子比社員更慘，早就餓得死翹翹，沒死的得水腫病，躺在床上起不來了。

據李天德回憶：他到苗溪茶場基建隊時, 李文中已經勞改8年。那是個不到1米6的小個子，乾瘦發黑，30多歲，看起來顯得很蒼老，思想壓力也大，沉默寡言，很忠善。

1970年，「同改犯」廖志強在得知其案情后，要他寫信給省里要求平反。不料李文中卻說，他是不能平反翻案的。因為他確實帶著槍，帶著社員群眾去搶了國家的糧食。對政府來說，這是不赦之罪，自己是罪魁禍首。但對他自己而言，雖然判了二十年，但決不後悔！那些搶到糧的人，死前還是吃了一頓飽飯的嘛，他對得起自己做人的良心！他說：一個政府，最起碼的事，是應該讓人民吃飽飯！

對於這位以「讓人民吃飽飯」、哪怕是坐牢死罪也要「對得起自己做人的良心」的李文中，自打聞知其事迹那一天起，即從我的內心深處對他懷有深深的敬意。

2004年9月，為調查「滎經慘案」和鳳儀「反革命武裝暴動」案，我來到滎經實地調查。一提起李文中，過來人無不伸出大拇指讚不絕口，人們至今還記得這位為民捨身勇士當年的事迹！但我沒有找到知其下落者，因而也未能夠找到有關這位勇士最終結局的線索。在我心中，是以為憾！謹此以文記之，英雄不泯，永誌人間！
資料來源

余習廣：2004年8月26日、27日、9月8日採訪記錄、2005年3月12日補充採訪記錄；採訪對象：李天德，沙勤生，原苗溪茶場及原滎經縣委三位不願署名的知情人；

余習廣著：《大躍進·苦日子」百縣典型調查系列》；

余習廣著：《擎起共和國聖火——從右派囚徒到國策死刑犯之路》，2008年4月，田園書屋；

雅安地委政研室、滎經縣委政研室：《一個極其深刻的歷史教訓——記滎經縣「五九事件》，見《四川省農村合作經濟史》；

《滎經縣誌》；

何蜀：《為民請命的「蕭李廖反黨事件」》，《炎黃春秋》2003年第9期；

杜治中：《左禍肆虐的年代——59年我們生產隊大飢荒記實》。

大飢荒為何沒大動亂？把國家變集中營的五手段
【阿波羅新聞網2012-12-12訊】
作者：黃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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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導致了全國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這是因為，國家從五個方面採取了嚴厲的社會控制措施。

一、胡作非為引起社會震動，而當政者不從自身找原因，反而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所致，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成為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在黨內有不同意見，農民和工商業者更不願意。尤其是農民，土改剛分得田地，就要搞合作，他們並不心甘情願，加上接下去採取匪夷所思的行為，群體性事件經常發生，農村幹群關係劍拔弩張。

如1955年4月6日到9日，安徽蕭縣發生5起大規模搶糧事件，哄搶糧食24萬斤，打砸四個區、鄉政府和糧站。而責任完全是地方政府：先虛報糧食產量，然後實行高徵購，用打罵、捆綁、關押的方式強迫農民賣糧，等到農民沒有飯吃時，又向農民返銷糧食，來回折騰，返銷的糧食少，不能維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頓飯，向幹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民變，最後逮捕108人，槍決四人。因搶糧被槍斃，並沒有阻止人們的反抗。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兩縣接壤地發生暴亂，提出了「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的口號，暴亂者99%是農民。兩縣公安幹警和省里派去的武警，將其包圍，發生槍戰，當場打死49人，抓獲34人，投案自首10人，為首的農民程千發自殺。

針對突然出現的動蕩，當政者們不從自身找原因，而是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黨代會上說：「國內殘餘反革命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根據他的指示，全國範圍「鎮反運動」開展起來了，各省向中央報告鎮反計劃，包括捕人、殺人數據。安徽上報1955年計劃逮捕反革命2.5萬人，由於時間緊，省公安廳要求採取集中統一行動在10月底採取「摸一批捉一批的辦法，逮捕人數不得低於5000名。11月份，實行全黨動手，全面動員，統一行動，集中搜捕，擬逮捕1萬名左右。」結果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抵制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和抵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的開展，從此就成了中國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儘管名稱不一定叫「鎮壓反革命運動」，但是實質是一樣的。比如「四清」運動中劃分四個階段，其中最後階段就是對敵鬥爭階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鎮壓反革命。

二、對社會進行控制的第二個手段，就是那些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地富帽子不合適，於是就量身定做了「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

據安徽省公安廳統計，1954年全省共有地富、反革命分子33.7萬多人，到1958年底為71萬多人。這就意味著在合作化、「大躍進」運動中給38萬人帶上「四類分子」帽子。他們任人宰割，也是餓死最多的群體。到1979年中央決定為其摘帽時，安徽只剩下29萬「四類分子」，這就是說共有42萬「四類分子」在此期間被整死、餓死。

為了不被戴上「四類分子」帽子，成為專政對象，農民即使有滿腔怨恨，也只好隱忍。但仍有鋌而走險者。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兩個月，全省發生哄搶、盜竊國家糧庫糧食事件847起，損失糧食、山芋180萬斤。據對淮南、蕪湖、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個縣調查，參与哄搶者5495人，都是普通農民，因為斷炊家裡都有餓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發生搶糧28起，在搶糧過程中殺死幹部和倉庫管理員26人，作案者全是農民。

三、對社會控制的第三個手段，就是把社員嚴密控制起來，讓他們無可逃遁。

按照「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原則，讓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大鍊鋼鐵、興修水利，幹部嚴格管理，勞動場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開住宿，夫妻不能過正常生活，稍有不滿者，即遭到批鬥，甚至戴上「反革命」、「壞分子」帽子，或送到勞改隊。公社社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動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員家裡鍋碗盆勺被沒收，拿去煉鐵，動輒不給飯吃，逼得他們不得不就範。

四、第四是廣設收容審查站，把逃難的群眾攔截、遣送回來，不讓他們外逃謀生。

從1958年到1960年，國務院、公安部先後發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國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讓農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響國家形象。安徽先後設立100多個收容遣送站，據38個縣市不完全統計，三年中先後收容遣送40.8萬人。有的人被收容后，被迫給收容單位幹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飽飯，還要做重體力活，加上打罵、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僅宿縣1960年在收容審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員，長期不放，無償勞動，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給安徽省委轉來一封群眾來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親，被合肥市勝利路派出所抓進收容所，儘管他說明自己是來探親並提出親戚家庭住址、門牌號碼，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來。省委公安廳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檢查，據對在冊的24300名被收容審查的人員甄別，有6527人不該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須路過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親訪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購物的，還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戲、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當做外流人收容。

五、除了收容審查，還有一條就是不斷地搜山，把群眾活命的一線希望也給掐斷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區。在飢餓、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面對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辦法救人，而是興師動眾，省委指示公安機關，要不斷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壞」抓回來接受改造。1960年出動60餘萬人次，搜查出所謂1000多「反壞分子」嫌疑人，結果只有23個地主，12個反革命，他們沒有現行破壞活動，如果不是為了活命，誰願意到深山老林去風餐露宿?

那不可思議的年代，國家就是從這五個方面把社會控制得如鐵桶一般，整個華夏大地儼然成為一座集中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劉詩雨　　　　　　　　　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網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2/1212/273035.html

中國的奇恥大辱

核心提示：《墓碑》揭示中國大飢荒中死亡3600萬人。人為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作者認為必須保持真實的記憶，為遇難者立碑，如果因此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在那裡，也做作者的墓碑。

原文：China』s Great Shame
作者：楊繼繩 紐約時報
發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譯。


三千六百萬人中國人，包括我的叔叔（就像一個父親一樣把我養大），餓死在1958年和1962年之間，大家稱那次人禍為『大飢荒』。在數以千計的例子中，極度的飢餓使人同類互食。
餓死的人數相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亡人數的2倍，6倍於斯大林時代烏克蘭大飢荒的遇難者（1932年-1933年），也6倍於二戰期間被希特勒殺死的猶太人數量。
50年後，在曾經發生過飢荒的地方，仍不能自由討論過去的這段歷史。我寫的書《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世界出版。《墓碑》在大陸仍然被擁有『歷史健忘症』的中國政府所禁止。


信息與新聞在共產黨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被極度限制。從上周開始到現在結束，中國共產黨完成了10年一次的領導層過渡。
許多人否認飢餓發生，比如最近人民日報聲稱享受言論自由，儘管他們昏庸地聲稱飢餓事件為「三年自然災害」。
但是那些年裡並沒有瘟疫，洪水和地震造成大飢荒那樣的恐怖。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中國政府不會允許真實故事被曝光，在20世紀70年代末，毛澤東的經濟政 策早被遺棄，自此以後，中國的食品足夠豐富。我想說原因還是政治：曝光大飢荒事件可能會破壞共產黨的合法性，因為現在的執政黨還一直堅持毛澤東的遺產。即 使他們的遺產是極權主義的共產制度。這種極權主義就是導致大飢荒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正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指出的，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 大飢荒。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國家的控制滲入國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農村人口被控制，成為了一個徹底的農業化集體。國家管理糧食生產，並且限制申購和糧食分配。農耕的人們被全國性的戶籍制度限制。在城市，當局為居民發行糧票而取代了市場。
大躍進開始，毛澤東於1958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不擇手段來達到他想要的結果。隨之帶來了許多惡性循環；各種從下級而來的誇張的生產報告，使得上級 設置更遠大的目標。報紙的頭條吹噓的每英畝水稻產量達800000磅。當糧食沒有按報紙上說的產量交付時，政府就指責農民私自囤積糧食。緊接而來的就是一 家一家的地毯式搜索。
同時，由於快速的工業化大躍進，農民的烹飪器具必須回爐，以便大鍊鋼鐵。家庭烹飪被取消，農民被迫到大型公共食堂吃飯。他們被告知可以放心吃飽。事實是食 物短缺，沒有來自國家的援助。地方上的共產黨員掌控了『飯杓子』，這一權力被濫用，他們用別人的犧牲，來拯救自己的家庭。快要餓死的的農民則無路可尋。
在1959年上半年，人民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中央政府批准了補救措施。比如允許農民家庭耕種土地的產糧小部分留給自己。他們覺得這樣，可能會減低飢荒的影 響。但是，當彭德懷（當時中國國防部長）寫信給毛澤東說，事情進展不順利。這讓毛澤東感到，他的思想立場和他的個人權力受到挑戰。他迫害彭德懷，開展了一 場剷除「右傾」的活動。糧食補救措施被取消，數以百萬的官員被處分。他這麼做導致的結果就是超大規模的人民被餓死。
到1960年年底，中國的人口比上一年下降了1000萬！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地方的糧倉擁有充足的糧食，大多保留為賺取外匯的硬通貨或者援助外國，但是糧倉並不對飢餓的農民開放。一個地方官員說：「我們的人民是多麼好，他們寧可餓死在路邊也不闖入糧倉。」
作為一名記者和當代史的學者，我覺得我有責任找到發生大飢荒的根本原因。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走訪了十幾個省市，採訪了百余名證人，並收集了成千上萬的文檔。由於大飢荒是被禁止的話題，我只能在採訪時用各種借口，比如「農業政策研究」或「糧食問題研究」。
共產黨領導人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系統，聲稱要解放全人類。他們稱為「通往天堂的路」，但實際上，這是一條走向滅亡之路。
我希望不僅是對在大飢荒中死亡的3600萬人民的紀念，也是一個真正的墓碑，預示著導致大飢荒的極權政治體制的滅亡。我知道這這樣做的風險：如果因為我想保持真實的記憶而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立在那裡，也作為我的墓碑。

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

發言人: VOA, on 1/6/2013 11:38:00 PM 顯示／隱藏文字


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


杜林, 李肅

01.06.2013

華盛頓 — 開場白：中國上個世紀中葉發生的那場大飢荒餓死了數千萬人。中國共產黨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了什麼樣的意見分歧呢？被譽為「人民的好總理」的周恩來當年為飢餓的人民做了什麼？後來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當年如何處理欺上瞞下，造成成千萬人餓死的高級官員？

解說：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在對「大飢荒」進行調查過程中發現，中國上層領導人對於「大飢荒」中大量餓死人的事實並非不知道，但是採取了各種方式文過飾非，掩蓋真相。隨著真相的逐步揭秘，人們發現，一些在過去形象很好的領導人在那場大災難中也曾經扮演過不光彩的角色。

*周恩來下令毀證*

楊繼繩：61年底，有三個人搞了調查(各地餓死人情況)，當時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還有糧食部辦公廳的主任周伯萍。周伯萍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作報告，他承認說，的確是他們搞了一個調查，死了幾千萬，周恩來看了說趕緊銷毀。過了一個禮拜周恩來問他們：「你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我們三個人一起銷毀的，連板都銷毀了。

解說：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黨史研究》上發表了《「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承認中國長期以來都將「大飢荒」時期的人口統計視為絕密，嚴防外泄。

*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

對於造成這場「大飢荒」的「大躍進」，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也是支持的。同時，鄧小平積極推進了保城市，丟農村的政策。

楊繼繩：當時有個說法，說在四川山村餓死一個人，和在北京街頭餓死一個人，影響哪個大？後來演變為「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這是後來演變的話。開始說的是在北京餓死人的政治影響比在四川山村餓死人的影響要大，從全局考慮。這話說了，是鄧小平說的。

解說：有了鄧小平這句話，當時擔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就積極宣揚「丟卒保車」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這樣被丟掉了。曾擔任解放軍成都軍區《戰旗報》編輯的王東渝（化名東夫）在香港出版的《麥苗青菜花黃-大飢荒川西紀事》一書中說，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出農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糧，這是1959年底定下的標準。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說：1959年底實施這個標準后，一個冬春已經餓死了那麼多人，再出亂子怎麼辦？李井泉反問宋文彬：「亂子已經出了，是先保京、津、滬，先保成都，還是先保你溫江？」據當時擔任巴中縣委主管農業的副書記周永開回憶：當時從上到下貫徹的指示是：「京、津、滬缺糧，如果出問題，影響國際形象，不得了。」

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透露，在四川飢荒最嚴重的時候，鄧小平不但不追究老部下李井泉的責任，還幾次保李過關：

「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寫了封匿名信給中央，控告李井泉，說四川餓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責任。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後就開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組的小會上檢查。」

「鄧小平兩次到四川去為他開脫，說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麼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然後說停止追查李井泉的個人責任，保護李井泉過了關。」

*毛劉分歧：幾分天災，幾分人禍？*

楊繼繩：劉少奇原來是緊跟毛澤東的，比毛澤東還左，說的話還要極端，後來回湖南調查一個月之後態度就轉變了。

解說：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顯然，這與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看法不一致。

請您繼續關注美國之音《解密時刻：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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