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楚:我與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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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楚:我與紅軍

帖子鐵蹄下的夜鶯 » 2012年5月22日

龔楚:我與紅軍

龔楚,是所謂的「百色暴動」的第三號人物,在井岡山時做到「代參謀長」。史稱其為「紅軍第一叛將」。他的另一本書是「龔楚將軍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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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龔楚:我與紅軍

帖子舉頭望明月 » 2012年6月8日

這本書少見,還未看過。頂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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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龔楚:我與紅軍

帖子共鏟黨撲街 » 2012年6月26日

舉頭望明月 寫道:這本書少見,還未看過。頂頂

多了解歷史真相,看清匪幫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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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龔楚:我與紅軍

帖子別問我是誰 » 2012年11月9日

匪幫之內幕,黑過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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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龔楚:我與紅軍

帖子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3年3月23日

余傑:從匪首到皇帝的路有多遠?
日期:3/20/2013 來源:民主中國 作者:余傑

在紅軍的叛將中,地位最高的當屬龔楚。龔楚早在一九 二五年即參加共產黨,一九二七年率部參加南昌起義,任工農革命軍第三師黨代表。井岡山會師后,朱、毛、龔成為早期紅軍中鼎足而立的「三巨頭」。一九二八 年,龔奉命前往香港進行秘密工作。次年赴廣西,與鄧小平等一起策劃百色起義,後任紅七軍參謀長。此後,前往中央蘇區,先後擔任紅七軍軍長、紅軍總參謀長、 中央軍區參謀長等要職。中共建政之後的「十大元帥」,大部分都曾是龔楚的手下。

一九三五年,中央蘇區瓦解之後,龔楚毅然脫離共產黨,投降國民政府。此後, 長期參与剿共和抗日的作戰。大陸政權易幟后,龔楚避居香港,晚年撰寫回憶錄,寄情書畫,長壽至九十五歲。而那些當年與之並肩作戰的、新政權建立之後一度出 將入相的戰友們,卻一個個地成為毛澤東發起的血腥政治運動的犧牲品,比如龔楚筆下桀驁不馴的彭德懷、附庸風雅的陳毅、以及聰明而謙恭的林彪,均無一得以善 終。

與之相比,早早地逃離魔窟的龔楚算是一名幸運者。由於晚年獲得了置身事外的客觀與超然的立場,龔楚的回憶錄是研究毛澤東早期發家史以及共產黨體制形成和運作的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在紅軍早期的將領中,龔楚 是少數受過相當教育的具有知識分子氣質的人物,他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才走上革命道路的。他的反思精神成為他脫離共產黨的動因。儘管他曾在戰場上指揮 千軍萬馬,習慣了血雨腥風,但內心深處未曾泯滅的是青少年時代的人道主義情懷,他在回憶錄中反省說:「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 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 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 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忌,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 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誰能料到,種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呢?龔楚形容的「赤色恐怖」 此後席捲全中國,這是他不願和不忍看到的悲劇結局。

看哪,這個打天下的光棍!劉曉波將毛澤東命名為「混世魔王」,余英時則以「打天下的光棍」形容之。從井岡山到瑞金中央蘇區時代,龔楚長期與毛澤東共事,一度朝夕相處、關係緊密,其 筆下的毛澤東窮形盡相、真貌畢露。龔楚如此描繪第一次與毛澤東的見面: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個身穿褪了色的淺灰色中山裝,身材瘦長,頭髮散亂,肩闊手長, 面上鬍鬚似是許久沒有剃的漢子」。龔楚與之通過姓名后,才知道對方就是大名鼎鼎的毛澤東。剛一接觸,龔楚對毛的豪邁和睿智頗為佩服,但時間一久,毛逐漸露出了馬腳。龔楚發現,毛是一個品格卑下的小人。他描寫了這樣一個細節:毛澤東來到十都,眼 見宜章參軍的十多個女同志,有的正在田裡指導農民分田,有的在團部抄寫文件,毛非常高興,一時忘形,笑對龔說:「你天天和她們在一起,真是艷福不淺!你有 特殊的感想和艷遇嗎?」龔回答說:「這些都是革命同志,每人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對男女間的情愛是不感興趣的。」毛搶著說:「你的年紀比我還輕,我見了尚且 動心,難道你無動於衷嗎?我不相信!」可見,毛投身革命,與古代那些搶錢、搶土地、搶女人的反賊相比,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打下陝北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 生」的戰鬥口號,即便不是出自毛的親筆,至少也是毛的心聲的流露。毛的問題,不僅是在個人品質上存在瑕疵,更是一個天生就很難合作的獨裁者。

龔楚在書中記載了朱德對毛的不滿,朱對龔說:「毛澤東同志對我們有點隔膜,凡事 都不事前商量,等到立即行動時才通知我,使我連研究和考慮的時間都沒有,現在各縣送來的情報都先經過他,真是有點麻煩;本來他個人要獨裁,我沒問題,事情 總要有點時間準備才成。」陳毅也寫信給龔楚,鄭重告知:「毛是工於心計的人,今後與他合作,要特別小心,切勿似對朱德那樣坦白。」龔楚也發現毛的專斷風格 相當突出:「紅軍前敵委員會,自五月下旬軍隊分散以後,就沒有開過會,一切決策均由毛澤東以紅四軍黨委會、邊區特委、地方縣黨委書記等聯席會議的名義處理 一切問題,實際上他此時已集大權於一身了。遇有軍事問題,他只和朱德、陳毅談談,便由軍部發布命令,他的獨裁作風,從那時起已充分表露出來了。」毛晚年尤其讚揚孫悟空,對孫悟空「大鬧天宮」之舉頗為欣賞。

正如余英時分析的那樣,在毛心目中,只有盜賊和造反是值得歌誦的。毛澤東擁有「皇帝型權力」, 但他真正認同的不是皇帝而是造反者。中國歷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誠如呂留良所說,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但歷史上的「光棍」做了皇帝之後便成「正 果」了。毛澤東澤拒絕成「正果」,他要永遠保持其「光棍」身分。 於是,那些登堂入室的戰友們就成了他要鬥爭的敵人,個個都死得慘不忍睹。毛晚年的那些刻薄而粗俗的講話,哪有半分革命理論家的素養,根本就是一副痞子氣十 足的匪首的嘴臉。

毛澤東能深得許世友等不學無術的文盲將軍的效忠,卻始終無法收服龔楚這樣受過五四新文化洗禮的、具有儒將風範的軍人的心。對此,余英時指出,毛澤東的真本 領是對中國下層社會的傳統心理的深刻認識。但這裏所謂的「下層社會」並不是千千萬萬安分守己的農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類。用價值中立的名詞 說,即是社會邊緣的人物。一九三六年,毛在延安特別打電報給特務頭子李克農說:「請購整套中國歷史演義兩部(包括各朝史演義)。」毛讀這些舊小說,自然不 是為了消閑,而是為了從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訓。

龔楚描述毛澤東上井崗山的過程使人立刻聯想到晁蓋上梁山泊。事實上,毛當時也未嘗不是從這個故事 上找到了怎樣收服惡霸袁文才和土匪王佐的辦法——而最後是林沖火併王倫的劇本繼續上演。殺人不是拯救中國的良方龔楚的一生,用「將軍百戰聲名裂」來形容並不過分。他早年僅僅在講武堂受過短暫和粗淺的軍事訓練,就直接走上戰鬥第一線,他的軍事知識和素養都是在實際戰 斗中積累起來的。紅軍早期若干成功的戰役都與他有關,因此他成為最受官兵愛戴的紅軍將領,在這一點上,他有點像蘇聯紅軍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但是,由於他 出身於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家庭,持守人道主義立場,臉皮不夠厚,心不夠黑,致使他的軍功愈顯赫,地位反倒愈下降,甚至在周恩來掌權時期,遭到周恩來的嚴 厲批判,被開除黨籍一年,軍職更是羞辱性地從軍長降到團長。

由此,龔楚開始反思紅軍如何從人民的軍隊墮落為「黨衛軍」,以及野心家達成其個人權力慾望的工 具:「我更想到我們的紅軍,是共產革命的武裝,它的任務是要以戰爭來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以推翻舊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戰死沙場 的,並不是高級統治者本身,而是破了產的工農貧苦大眾的士兵和中下級的軍官。戰爭的結果,還不是貧苦工農的自相殘殺嗎?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螻蟻尚且貪 生,何況人類?」毛澤東曾經炫耀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其實他想說的是,革命就是殺人放火。其實,殺人並不是拯救中國的良方,殺人只是毛澤東奪權的最佳途徑。從加入中共到 奪取政權,從匪首到皇帝,毛澤東與命運搏鬥了二十八年,終於黃袍加身,而中國最黑暗的時代亦隨之降臨。

實際上,不是沒有先知的忠告,而是沒有人側耳傾聽。 對於共產黨嗜殺的邪惡性質,梁啟超早就洞若觀火。早在國共第一次合作、國民革命軍北伐、共產黨緊跟其後煽動農民運動之時,梁啟超即敏銳地指出,這是歷史的 巨大倒退,對中國鄉村自治傳統的顛覆必將釀成農村「痞子當權」的惡質生態。而「痞子當權」的權力格局的形成,正是靠殺人來實現。在兩軍對壘的時候,殘酷的 殺戮在所難免;但出於製造階級仇恨而對平民百姓展開大屠殺,就讓龔楚難以接受。

在十年內戰之初,龔楚就發現:「黨中央指示『要殺絕地主,燒毀其房屋,以赤 色恐怖對付白色恐怖』。……眼見到這種違反人道的行為,我內心覺得很難過,並使我陷於極端苦悶之中。」由此埋下了他脫離中共的伏筆。馬克思所憧憬的無產階級革命,並未在西歐工業化國家出現,反倒在俄國和中國這兩國落後的農業國中發生。這不是表明馬克思的失算,乃是證實了俄國和中國的革 命並非由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發動。作為紅軍中唯一一名具有「政治覺悟」的高級將領,龔楚有一套符合中國社會現實的階級分析方法:「中共在蘇維 埃運動時的革命,並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只是被愚弄、被欺騙的對象。中國的無產階級——工人,及其同盟——農民,他們在數千年來的文 化熏陶下,大家都是愛和平、重道德、敬業樂群、樂天知命的,對於中共的激烈鬥爭政策,並不感到興趣。因此大多數的人們,都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只有地方上 一般遊手好閒的流氓地痞,卻喜歡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他們,認為他們是貧苦工農成分。其實,這些人早已脫離了生產,趁著『打土豪、分 田地』的機會,來滿足他們的發財妄想。他們唯中共之命是從,並且還做得更為激烈以表示他們的忠實。於是,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認為是革命的積極份子,更盡 量的吸收到黨裏面來,不斷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將他們捧上統治階級的寶座。

因此,這一批雞鳴狗盜、好吃懶做的壞蛋,便一躍而為新統治階級了。他們大多數成為 蘇維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農會工會的主席。一旦掌握了政權,或領導著民眾組織,他們當然無法無天,胡作非為了。」換言之,共產革命的主力是流氓無賴, 共產革命的秘訣是激發人被法律和秩序所節制的惡。從特務政治到警察國家導致龔楚出走的直接原因是肅反的擴大化與簡單化。紅軍準備「長征」時,在紅軍、地方部隊和蘇維埃政府中展開大規模清洗,被殺者數千人,其中包括龔楚的部 下、總參謀部參謀林野等人。林野被整肅的經過非常凄慘,龔楚在回憶錄中著筆最多。林野在黃埔軍校時就已加入中共,參加過南昌起義並上過井岡山。長征前夕, 林妻剛從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為了愛情不遠千里跑到根據地與丈夫團聚。林妻剛來的三天,時任中央政治保衛局分局長的譚震林秘密到龔楚的辦公室,細聲說:「報 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龔楚誤會了譚的意思,以為要調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說:「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派人去福建 吧!」譚震林獰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龔楚多方活動營救,亦未奏效。被組織懷疑的人無疑就像被宣判患上瘟疫一樣令人懼怕。事後,其中一個參与殺人的特務員對龔楚說:「走了十里路,那時已入夜 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後,我們便動手,黃同志(另一特務員)拔出大刀砍過去,他妻子見了大聲叫,雙手拖著黃同志不放,林野見狀大驚,發足狂奔!我立即趕 上去,舉刀便砍,他連忙閃避,給我斬中左肩,他立即回頭和我拚命。但他左肩受傷,又給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時,我追上去照頭一刀,將他的腦袋破開兩邊, 此時,他的妻子也被黃同志結果了。……若不是我們倆能幹,說不定給他們跑了!」龔楚在回憶錄中以專門的章節記載中共「政治保衛局」之惡行。

明朝之錦衣衛和蘇俄之克格勃,與之相比均顯得黯然失色。中共的「政治保衛局」成立於一九三一 年,是毛澤東一手策劃的,任命香港工人出身的鄧發擔任局長,由這個機關負起肅反任務,有組織、有計劃地全面去推行。該組織有權隨時拘捕、審訊與處決每一個 被認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黨的高級人員,須要報告中央政治局審查決議外,中下級幹部及普通平民的處決,根本不須要任何機關的核准。它的組織,在國家保 衛局之下有省、縣分局,鄉有特務員和機關部隊中的特務員。他們在各機關、各部隊和鄉村中的每一角落,監視著每一個幹部和人民,同時他們自己也互相監視。他 們逮捕人民或幹部,大多在夜間,執行時往往不說明理由,第一句話便是:「保衛局請你去問話。說完便把人帶走。」被傳去問話的人,多數是從此失蹤了。失蹤的 人絕不會宣布任何罪狀或透露任何消息。對於這個全力無邊的部門,就連手握重兵的龔楚都心有餘悸地說:「國家政治保衛局就像一條絞索,套在蘇區每一個人民和 幹部的頸上,它高興時,可以讓你在圈子內多活幾天,不高興時只要將絞繩收緊,便要你的命。它又像一個恐怖的魔影,時時刻刻跟隨著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 終在它的控制之中。」在中共還是一個地方割據政權的時候,國家政治保衛局及其實行的特務政治,畢竟只能籠罩所謂的蘇區。那個時候的左傾青年們,哪裡知道這個部門的厲害,以為自 己是在投奔一個偉大的理想,當腳踢到比鋼板還要堅硬的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時候,想回頭卻已經來不及了。

而當中共席捲天下之後,國家政治保衛局更是成為其專政 的工具,為捍衛其「鐵桶的江山」無所不用其極。幾經蛻變,昔日的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部分功能由當下最臭名昭著的「國保」警察承擔。秘密抓捕劉曉波的是國保, 請伊能靜喝茶的也是國保,以酷刑折磨維權人士的是國保,威脅活埋異議分子的也是國保……國保成了中共忠心耿耿的「家丁」。對國保的依賴意味著中共已經完成 了由特務政治到警察國家的華麗轉型。警察國家不可能是一個和諧與穩定的國家。帕累托說過:「力量和殘暴並非一回事。膽小鬼、懦夫經常很殘暴,但偉人和英雄卻願意寬厚待人。一個殘暴的政權顯示 的不是實力,而只是它的怯懦和內心的恐懼。」中國的成語里有「色厲內荏」的說法,那麼,「色厲內荏」的中共還有幾天的「好日子」可以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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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龔楚:我與紅軍

帖子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3年8月31日

紅軍代總參謀長之叛 令人膽寒的政治保衛局大屠殺
【阿波羅新聞網 2013-08-30 訊】
作者:裴 毅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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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龔楚回憶錄》,紅軍撤退或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由政治保衛局人員組成的收容隊與後衛警戒部隊同行,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以免 被俘泄密。紅軍中除了政委與政治部主任,各級長官不僅不知道政治保衛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邊警衛多數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培訓的特務,時刻監視,隨時 可對自己「動手」。百色起義主要領導人、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北伐虎將、廣西國軍最高長官),就是被跟隨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擊斃

紅軍代總參謀長之叛

裴毅然

整整一周,我懷著非常複雜的心情細閱「紅軍第一叛將」《龔楚將軍回憶錄》,內中有關早期紅軍的真實記述不時令我心瀾陣陣――「啊!原來如此!原來如此!」但我沒有想到真正的高潮在臨結束的最後幾頁,精華之精濃縮于尾,真正一出「伏高潮于結束」的經典悲劇。心驚肉跳地合卷閉燈,竟一夜難眠――聳然恐怖、慨然唏噓、邈然深思、怒然氣急……

紅軍代總參謀長

龔楚(1901~1995),粵北樂昌長來村人,15歲入廣州巿立一中。16歲參加粵軍,入滇軍講武堂韶關分校。1921年任粵軍連長。1924年入團,1925年轉黨,回鄉從事農運。寧漢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關任「北江工農討逆軍」總指揮,率部參加南昌暴動。1928年1月,與朱德、陳毅、王爾琢等發起湘南暴動。1928年5月,指定與朱毛組成前敵委員會,頭顱也與朱毛同一價位――捉到兩萬大洋、擊斃一萬、報信五千。1929年12月參与百色起義,任紅七軍參謀長。此後歷任紅七軍長、中央模範團長、粵贛軍區司令、紅軍代總參謀長。1934年10月中旬,紅軍主力西撤後,任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區參謀長。最後一個職務為方面大員:湘粵桂邊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該區紅軍總指揮。1935年5月2日,隻身離隊,留下一份「脫離聲明」。

紅軍創建者之一的龔楚,為中共事業歷盡艱辛,幾入生死,左腿致殘,加之身居高位,通緝匪首,按說只能死心塌地跟著走了,怎麼會離開革命隊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麼會自我否定呢?自然,龔楚之叛說來話長,有著主客觀複雜因素,須稍展述。

被冤殺的林野夫婦

林野(1902~1934),福建龍岩人,中共黨員,黃埔軍校畢業生,參加北伐,寧漢合流后脫離汪部回閩西。1928年初參加朱德領導的湘南暴動,即任紅四軍軍部少校參謀。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佔龍岩,林野父母被當地農會在暴動中殺死,擔心林野報復,當地共干要求朱德將林野交送地方處置,朱德不允,痛斥來要人的農會共干。紅12軍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軍參謀長,工作中得罪軍政委譚震林,調任紅軍軍政學校四連連長,後任紅軍公略學校教育長、紅軍第二步兵學校校長。1934年秋,中央紅軍主力突圍,林野任野戰軍(突圍部隊)總司令部參謀,隨軍行動,走了兩天,因腳受過重傷,行走不便,朱德調他回中央軍區(留守部隊)工作。當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生)從福建跑到江西蘇區來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戀愛」,真是說不出的喜悅。

林野向西江(會昌縣屬)中央軍區司令部報到的第二天,譚震林到龔楚辦公室,細聲對龔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龔楚以為要林野回龍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外調人到龍岩去吧。」譚震林獰笑一聲:「不是要他到龍岩去,是要他回老家!」龔楚一個寒噤,忙問:「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對他懷疑。現在他回來了,在此艱苦鬥爭中,我們再也不能讓他混在革命隊伍中。我已報告了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

龔楚認為像林野這樣年輕有為的同志,並無明顯錯誤,僅僅懷疑就要殺掉,實在難以接受。譚震林雖然地位比龔低,卻是「國家政治保衛分局長」,直屬中央領導,操握留守紅軍全體人員的生殺大權。除了對高幹動手須報告政治局,處決中下級幹部與士兵平民,毋須任何機關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龔楚深知譚震林為人刻薄冷酷無情,無法阻止,但寄望說服項英。龔找到項英:「林野究竟怎樣處置?你有考慮嗎?」項英很莊重地回答:「譚震林的意見很對,在這嚴重鬥爭的環境,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龔見項處無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嘯仙,兩人雖已失勢,卻是著名中共高幹,且與龔私交頗深,尤其阮嘯仙是廣東農會時期的老同志(後任贛南軍區政委),也許能救下林野。兩人聽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說:「這件事,我同意龔同志的說法,不過我們現在不便說話了!」阮嘯仙也說:「龔同志,我看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離開這裏,你和譚同志共同工作的時間長著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後的不愉快?」

當天下午三點,項英通知林野,說是派他重赴紅軍學校任職並請他們夫婦吃飯。林野夫婦興沖沖地赴約。下午四點開飯,特地為林野夫婦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龔楚知道這是「最後的晚餐」,眼看這對恩愛夫妻笑意寫在臉上,渾然不知,自己既無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機,心如刀絞。他忽然想到至少應該救下無辜的林妻,便說:「林野同志,今晚去紅軍學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間有空房,讓你太太暫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嗎?」一旁項英、陳毅頓時領悟,附和道:「龔同志的意見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這對恩愛夫婦婉謝好意,他倆哪裡會知道龔楚的真正用意呢?這對好不容易會面的青年夫婦,當然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在一起。

事後,那兩個在途中奉命動手的特務員,向龔楚報告經過: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後,一位黃同志拔出大刀去殺林,其妻大叫,雙手拖住黃不放,林野發足狂奔,另一特務員立即趕上,舉刀便砍,林一閃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拚命,但因左肩負傷,又被劈中右肩,此時再想逃,被追上照頭一刀,腦破兩半。林妻也已被黃同志結果。那位特務員說完嘿嘿一笑:「這次若不是我們兩人,恐怕給他跑掉了呢。」龔楚事後對譚震林說:「以後遇到這樣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幹掉,不必要再演這樣的活劇了。」譚諷笑道:「參謀長還有一點溫情主義的意識呢!哈哈!」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林野為烈士。

令人膽寒的政治保衛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圍剿無法打破,白軍包圍日益縮小,紅軍最高領導層決定突圍。為保證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之類事件,政治保衛局進行嚴密整肅。政治保衛局權力無邊,常常一句「保衛局請你去問話」,就將人帶走。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毋須宣布任何理由與後續消息。這一時期,被撤職審查的幹部士兵達數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設立十多個收容所。為處置這一大批「動搖幹部」與「反對階級」,在瑞金北面與雲都交界的大山深密處,設立特別軍事法庭,離開法庭150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便是「萬人坑」。所謂審訊只是一句話:「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里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然後押著犯人到坑邊,一刀一腳,完工齊活。更「藝術性」一點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後再動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煩。「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

據《龔楚回憶錄》,紅軍撤退或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由政治保衛局人員組成的收容隊與後衛警戒部隊同行,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以免被俘泄密。紅軍中除了政委與政治部主任,各級長官不僅不知道政治保衛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邊警衛多數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培訓的特務,時刻監視,隨時可對自己「動手」。百色起義主要領導人、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北伐虎將、廣西國軍最高長官),就是被跟隨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擊斃,林某就是奉命監視李明瑞的特務。政治保衛局內部也互監互督,沒有人受到絕對信任。「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更何況,龔楚已有「歷史污點」。1933年5月下旬,周恩來主持高幹會議宣布:「對龔楚在工作中所犯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並給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調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高級研究班受訓。」隨即在紅軍總部召開思想鬥爭大會,對龔楚圍攻批判,提前經歷「文革」。政治保衛局要收拾龔楚,也不是沒有「歷史依據」。

這一時期被「肅」的紅軍高幹還有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寧都暴動的主要領導人,帶著26路軍兩萬餘人及眾多彈械投紅,出任紅五軍團總指揮。僅僅因為與參謀長趙博生(中共黨員)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齟齬,同年6月即以「讀書」為名予以軟禁,10月與部下另一將領黃宗岳同時被殺。1927~1934年間,毛澤東也被清算過「富農路線」,三次開除中委八次嚴重警告與留黨察看。1932年初,蕭勁光因「小資產階級意識」差點不得出任五軍團政委,5月又遭撤職與開除黨籍處分。革命遠未成功,革命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冤枉」(始於文革的中共高幹流行語),交出去的是血淋淋的肉體與生命,抓住的則是乾巴巴的抽象概念與教條。

大陸中共黨史赫赫有名的「紅隊」,即刺殺顧順章、白鑫等等叛徒的中央特科紅隊,不知情者還以為以顏色為隊名,其全稱實為「中共紅色恐怖隊」。

早年的深刻反思

1928年10月,龔楚赴長沙就任中共湖南省委領導,在汝城遭攔截,白軍縱火燒山搜索,差點燒死。他潛回樂昌老家,靜養21天,病榻之上有一段反思:

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期,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疑,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

同時,我更想到我們的紅軍是共產革命的武裝,它的任務是要以戰爭來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以推翻舊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戰死沙場的並不是高級統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產的工農貧苦大眾的士兵和中下級的軍官。戰爭的結果,還不是貧苦工農的自相殘殺嗎?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類?我睡在床上,反覆地想著,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不過,這時候國民黨方面已出了二萬元賞金通緝我,勢成騎虎,不得不繼續跟著共產黨走。

有了這樣的思想,龔楚在紅軍中自然會格格難入,漸生異志。

龔楚因與周恩來發生工作意見上的分歧,被新賬老賬一起算,不僅高層檢討,也被大會批鬥,提前經歷文革。1933年5月,龔楚挨批,34師政委(龔曾任該師師長)黃蘇揭發龔生活腐化,在廣西紅七軍時期花千元代價娶妻,實屬無中生有。散會後龔楚質之,黃答曰:「這個消息我也是聽人家說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這次鬥爭會上我若不批評你,便是我缺乏無產階級的意識。所以我不得不將這件事說出來,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老同志還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留書脫逃

1935年1月初,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區」雖然還有近3.7萬人馬,但蘇區已無可動員人力,存糧僅可維持二月,存款亦只有十萬,四周又是合圍日緊的中央軍。項英、龔楚、陳毅商量后,電請遠在貴州的中央,要求突圍,追隨「野戰軍」西進,爭取與其會合。中央即復:根據突圍西進經驗,中央軍區應放棄突圍,就地分散打游擊,另命龔楚率一步兵團轉進湘粵桂邊區,收容西進野戰軍散落人員,建立新根據地並成立中央分局,該區黨政軍事宜均由龔楚負責。

龔楚即率1200人進至湖南彬縣黃茅,迅速打開局面,發展湘粵桂邊區赤色武裝。由於國民黨軍隊一時無力進剿,「我雖然過著流動性的游擊生活,但環境安定,工作清閑,荒嶺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頗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時間和空間。」

「紅軍中的指戰員們,誰不知道中央蘇區撤退以前的大屠殺?那種殘民以逞的暴虐行為,那種滅絕人性的對付同志的手段,豈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衛局嚴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動和言論早已喪失了自由,參加革命鬥爭的人,連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別人的手裡,這樣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嗎?……饒了我吧!中國再也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

1935年5月2日,這個負載中共湘粵桂三省軍政重任的「最高長官」,出於對遙控中共的「第三國際」的憤恨與黨內殘酷鬥爭的恐懼,竟撂了挑子。龔楚避開身邊特務員,隻身巧妙逃脫,留下一份聲明給政治部何主任,大意如下:

何同志!你回來的時候,我已到廣東去了,以我一個負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脫離你們而逃,你們該會覺得驚奇?更將會責罵我由動搖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的。誠然,站在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來責罵我,這是我錯的。但我要告訴你們,中國共產黨已不是一個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真正革命黨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在蘇俄役使下的賣國黨。它走向毀滅國家、毀滅人民以及毀滅世界人類文化的道路。近三年來,中央蘇區的措施,你們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嗎?紅軍主力西竄時對黨內幹部的大屠殺,你們難道不寒心嗎?這些事一向是我所堅決反對的;往年對黨的政策曾經勇敢地提出建議與糾正,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結果是個人被處分,而黨的政策依然沒有轉變過來。今後呢,我還能盲從他們去干殺人放火的勾當嗎?我如何對得起國家和人民?更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這麼簡單的理由。此後,請你領導這一支同過患難的隊伍,並希望你將我這封信召集全體黨員大會來檢討一下,倘若是你們對我的出走還表示同情的話,你們可派人到樂昌長來村我的家裡來找我,我當盡我的力量來幫助全體同志走出這個罪惡的深淵。倘若你們認為我的出走是錯誤的話,那麼,人各有志,請從此一別。

1971年初,龔楚在自序中陳述何以脫紅:「我在這一革命鬥爭期間,逐漸體驗到中共的革命政策與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我並預感到:如果中共統治了中國,將未必是中國人民的幸福。」

曲折尾聲

回鄉不久,龔楚先後出任余漢謀粵軍第1軍剿共游擊司令、粵湘邊區剿匪指揮官、粵北五縣聯防主任。1935年10月13日,龔楚誘伏中共北山游擊隊,除幾人逃脫,30多名游擊隊員全被打死,此為「北山事件」。後來,龔楚與另一中共叛徒何長林誘捕項英、陳毅,被前來帶路的中共偵察員識破,鳴槍報警。項英、陳毅、楊尚奎、陳丕顯等迅速逃走,躲過一劫。抗戰爆發后,龔楚先後任國軍上校參謀處長、少將參謀。抗戰勝利后,龔楚出任徐州市長,口碑不錯,不久去職返粵。1946年任廣東省參議會議員,1947年任廣州行轅少將高參,1949年3月任仁化縣長,5月任廣東第四區(北江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可謂「助紂為虐」、「雙手沾滿人民鮮血」。

1949年10月,共軍打到北江,龔楚率保安團逃到樂昌瑤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寫信勸降,11月上旬龔楚率部下山投誠。12月,共軍準備進攻海南島,海南守將為龔楚樂昌同鄉薛岳。廣東省長葉劍英請示中央軍委,派龔楚經香港前往海南策反薛岳。龔滿口答應。到了香港,龔楚知道勸降薛岳不僅沒有成算,且有「通匪」殺身之險,但若無功而返,又深知中共政策,決定滯港定居。此後,龔楚應邀赴台遏蔣,蔣要他在港祕密收編殘部組織「反共救國軍」,伺機配合反攻大陸。但他明白國民黨大勢已去,婉拒委派,從此脫離政治旋渦,改名龔松庵,返港辦實業。龔在香港呆了40年,期間赴美,拿到「綠卡」,最終歸返香港,以寫作書畫自娛,一張墨跡可賣三五千元。1960年代後期撰寫回憶錄。

1980年代後期,中共發布公告:「不再追訴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建國前罪行」,年近九十的龔楚萌發回鄉之念。樂昌當地政府為討好龔楚,撥款七萬原式原樣重建龔家老屋,佔地面積320多平米,建築面積170多平米,六房兩廳一廚兩衛,琉璃瓦頂,一副當年土豪宅第模樣。宅內配置全新傢具,包括電視機、電話、冰箱、席夢思床、大浴缸等一應懼全,盡顯現代氣派。於是,龔楚決定回鄉。

但樂昌縣有關部門還有一道難題:以何種規格接待這位紅軍叛將?請示上峰,省統戰部批複:龔楚回鄉定居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按原國民黨中級軍政人員接待。1990年9月13日,龔楚攜夫人王蘭芬抵韶關,樂昌縣委統戰部、僑務辦擺酒接風,龔楚遞上三封信――分別緻「老同事」鄧小平、楊尚昆和王震。

1995年7月24日,龔楚在樂昌老家辭世,享年94歲。當地政府的努力也有回報:龔楚侄孫龔慶韶不僅個人回鄉投資,還牽線引資或與他人合作投資,僅1990年代就為樂昌引資四億余,也算龔楚最後澤被鄉梓。

如今,大革命一代已完全走入歷史帷幕,這一代人已經走完人生全程,演出結束了,帷幕已完全合上。然蓋棺之時,卻非論定之日。如何評說那場要死要活的革命?如何稱量「階級鬥爭」在中國的演出效果?如何理解當今中共從革命退至改良,從對抗折返和諧的「改革開放」?大革命一代留下龐大的「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一切並沒有簡單結束。逝去的歲月仍在「規定」著我們。雖然後人無法改變歷史,也不能假設歷史,但總還有總結歷史的權力吧?後人不能只有接受的義務沒有選擇的權利。封住歷史其實就是封住今天的前進,不讓還原歷史,底牌自然在於眾所周知的「歷史顧慮」。不過,這一次,寰內士林已經明白:對那場大革命的理解評析,可是一筆必須算清的歷史大賬目。

多餘的話

也許中共史家或紅色人士會詰問:「叛徒文章,一派胡言!豈可信乎?」不幸,儘管筆者抱疑讀之,然佐之各種史料(如《伍修權回憶錄》、陳丕顯的《贛南三年游擊戰爭》),《龔楚將軍回憶錄》的真實性至少在95%以上。從利害關係角度,龔楚撰寫此傳於1960年代後期,乃一介平頭港民,並無多少需要捍衛的政治利益,純屬個人歷史回顧,需要顧忌之處遠遠低於官方。更可信的是:回憶錄細節清晰,邏輯完整,幾無虛寫遮掩之處。以筆者閱讀近千部(篇)傳記之經驗,未發現破綻。即便從研究中共黨史角度,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稀史料」。尤其對大陸讀者來說,看多了儘是教條口號的原則性回憶,來自「叛徒」角度的聲音,而且是帶著細節汗液的敘述,實在值得伸頭一探。如聽聽龔楚對蘇維埃運動的最後陳述:

我曾經組織並策動過蘇維埃運動,我深深地體驗到,中共在蘇維埃運動時的革命並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只是被愚弄被欺騙的對象……(工農)對於中共的激烈鬥爭政策並不感到興趣。因此大多數的人們都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般遊手好閒的流氓地痞,卻喜歡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們……他們已變了新興的統治階級,成為蘇維埃的骨幹。如果沒有他們,蘇維埃便一無所有了。

再根據這場大革命的結果來看,從革命成功后的生產實踐來看,從中共改革后所選擇的「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來看,以「打土豪、分田地」為標誌的蘇維埃運動,除了幫助中共奪取全國政權,還能有什麼值得保留與肯定的歷史內核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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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龔楚:我與紅軍

帖子老蔣當年剿匪不力 » 2015年1月17日

蘇聯送來的潘多拉魔盒
——讀《龔楚將軍回憶錄》評共產革命
楊子立

龔楚是中共早期的高級軍事幹部。八一南昌暴動時,龔楚率領農軍一個團參加,暴動失敗后,加入朱德的隊伍,參与了湘南暴動和第一支紅軍——紅四軍的創立,並屢立戰功。後來在香港工作一段時間后,又在百色暴動中起主要領導作用,並創立紅七軍。其後在中央蘇區擔任過紅七軍軍長、粵贛軍區司令和紅軍代總參謀長等職務。當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后,其受命帶一個團到粵桂湘邊區重新創建根據地,但此時的龔楚已經對共產革命心灰意冷,在任上隻身逃離。後來長期居住在香港,並出版了《我與紅軍》、《龔楚將軍回憶錄》兩本書;其中后一本書是在前一本書的基礎上擴充而成。以下后一本書簡稱《回憶錄》。

中共的不少高級將領寫過回憶錄,但是因為龔楚作為叛將寫的回憶錄有獨特的價值,尤其是將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之前發動共產革命的真實情景公之於世,暴露出共產黨的歷史書上對所謂土地革命的美好讚揚不過是騙人的謊言而已。實際上,中國的紅色革命是蘇聯送給中國的潘多拉魔盒,凡是赤禍蔓延之處,在革命的名義下,本分的農民都開始自相殘殺。殘酷的鬥爭激發了人性中最邪惡的一面,不僅大量的生命死於戰火和奴役,而且人與人之間完全變成互相鬥爭和利用的關係。敵對陣營之間固然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紅色政權內部的鬥爭更加血腥恐怖。國共內戰造成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異族侵略的抗日戰爭,而紅色政權勝利后搞各種運動造成的死亡人數又遠遠超過國共內戰。

龔楚將軍的《回憶錄》同時也揭露了抗日戰爭之前的中共一直受共產國際操控的事實。當紅軍將士在戰場上拼殺展現勇猛和智慧以及革命信仰的時候,其實不過是在充當蘇聯控制中國的工具。現在蘇聯帝國已經解體,中國的紅旗也退了色,但是共產革命的歷史危害還沒有被中國人廣泛認識到,甚至有很多當代毛左還在崇拜共產革命。龔楚將軍的這本書對於還原歷史真相,吸取歷史教訓,至今功莫大焉。

殘酷的階級鬥爭

共產革命以階級鬥爭為根本手段,以階級專政為目的,這在抗日戰爭之前的革命史中表現得最典型。

階級鬥爭首先表現在農村鬥爭地主富農等有產階級。其中地主大部分被殺掉或逃跑。搞階級鬥爭一開始是農會主辦,後來蘇維埃政府成立后就成為政府行為。農會裡的農民往往是地痞無賴,如同文革的紅衛兵或清末的義和團,一旦發動起來無惡不作。以下是《回憶錄》里對這些人的描寫:

第一、他們過去或者受過了善良人們的厭惡及歧視,現在便利用「翻身」的機會,吹毛求疵來報復泄憤。第二、他們過去窮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發財機會,可以不勞而獲,坐享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後,又將富農稱為地主,中農稱為富農,極盡其敲詐勒索的手段。第三、他們現在有錢有勢,便藉著「男女平等」的口號,以提倡婦女參加革命工作為手段,將鄉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婦女,任意凌辱與玩弄,如果她們反抗,便用種種罪名,加以迫害,許多農村女子,便在這種淫威之下慘遭蹂躪!

階級鬥爭一旦發動起來,殺人的對象不僅是普通地主富農,甚至革命軍屬甚至領導人的家屬都不能倖免。《回憶錄》提到李立三父親被殺的事。其父是個略有產業的小地主,看農運鬧得凶就躲到長沙。那時李立三還是黨的中央領導人,於是寫了封信,責成湖南省委照顧他父親。他父親拿著信放心回家了,結果還是被殺。龔楚在《回憶錄》里認為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本身就是因為階級鬥爭過火,許多北伐軍的官兵家屬被殺,導致軍官叛變反共,最後造成國共分裂。紅軍時期,階級鬥爭中紅軍佔領區依然嚴重,甚至紅軍軍官的家屬被殺。事實上「出身反動階級」的將領和幹部本身就是肅反的對象。《回憶錄》中前面提到的高級參謀林野被殺主要就是出身問題。《回憶錄》舉例提到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其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物全被沒收,他以參加革命多年的結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掉轉槍頭,參加到反共的隊伍中去。

階級鬥爭對紅軍家屬都照殺不誤,更不要說對普通地主的屠殺。作者寫道:

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詐凈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家人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所謂「人性」這個名詞,在共產黨的經典中,已經找不到了。

龔楚在《回憶錄》里有一處提及遇到的某個反動階級家庭的遭遇:

我進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當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荒涼和蕭條!屋子裡的傢具都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爛板凳。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女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身穿著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特務員不經意的說是姓龔的,她們馬上帶著三個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眼前,求我救救她們的命!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說:「我家的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裡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裡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然被弔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迫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哪裡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頭子在世時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兩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許我們離開一步,今天真是天開眼了,你來到我們家裡,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都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的磕起頭來,她的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著磕頭,流淚!

這家農民是耕讀之家,房子蓋得不錯,說明比窮苦農民好過一些,但卻因此不但人被殺,殺人之前還要把家屬的財產勒索殆盡。

階級鬥爭的殘酷反映到黨內,就是毫不留情地整肅立場不堅定的官兵。龔楚返回中央蘇區的時候,反AB團等肅反運動的高潮已經過去,但肅反一直沒有停止,到紅軍主力突圍前後又達到一個高潮。那些被撤職軟禁的官兵基本上都被成批地屠殺掉。下面是《回憶錄》里對當時的屠殺場景的描述:

中共為了要處置這一大批被指為動搖的幹部,和少數殘餘的「反動階級」,在瑞金北與雲都邊界的大山叢中選擇了一個山深林密的山腹,設立了一個特別軍事法庭。有一座木板房屋為審判處,一座警衛員兵及法官的宿舍。離開法庭一百五十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亂石縱橫,荊棘叢生,距離橋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橋上過,就覺得膽戰心寒,恐怖萬狀,這條冷辟的山徑,平日就很少行人,這時已經全部封鎖,特別軍事法庭設置好了,並在不遠的山麓,挖了一條大坑,那些在收容所里被撤職的幹部、動搖分子、反動階級,便三個五個,一群兩群的被送到特別法庭去審訊;但與其說是審訊,不如說是宣判,因為審訊時,手續非常簡單,只要點了名,便對犯人宣布:「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里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說完,便由背著大刀的劊子手,押著犯人到預先挖好的大坑邊,一刀結果了性命,跟著飛起一腳將屍首踢落土坑之中,隨便的扒些坑土將屍體掩蓋住,便算了事。另外一種最慘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就對他一刀殺掉,或者將犯人推落坑去活埋,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後來國軍克服蘇區幾個月之後,中共所製造的超歷史殘酷的大屠殺才為人所發現,「萬人坑」這一恐怖的名詞,始為蘇區以外的人所知,其實區內的人民,早已聞之戰慄了!

共產黨現在的史書上對肅反也蜻蜓點水地提到,並把責任歸結到毛澤東之外的其他領導人。對於土改和斗地主還是讚揚為主,對殘酷的屠殺總是儘力掩蓋。並且學生從小學到大學都還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以至於很多人既不知道歷史上階級鬥爭的殘酷,同時又認為階級鬥爭是必要的,連基本的人人不分階級、種族、信仰,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文明社會基本原則都不懂。

共產革命扭曲人性

《回憶錄》里對中共高級幹部的描述幾乎沒有那種純反面的人物,但是由於信仰共產革命,其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不得不加以隱藏,而人性惡的一面卻暴露無遺。

朱德在龔楚的眼中是一位頗受人尊敬的領導,但是正是由於革命意志非常堅定,所以就有些不盡人情了。朱德在參加南昌暴動失敗后困在湘贛邊界處的山區,眼看彈盡糧絕,被結拜兄弟范石生收編。後來粵軍命令范石生將朱德部繳械,但范石生卻私下放走了朱德。於是朱德把人馬開到湘南的宜章舉行湘南暴動,而後上了井岡山與毛會合。朱德站穩腳跟后首先就是攻打郴州范石生的部隊,結果失敗而回。戰鬥期間,龔楚問朱德是否記得當年范私放朱德的事,朱德回答說:「革命沒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階級立場不同,就是親生父母也要革命,何況是結義兄弟?」

項英在龔楚看來也是待人親切寬厚,私交很好。在中央紅軍主力轉移后,項英留守原蘇區,是蘇區最高領袖。譚震林是政治保衛局的分局長,他認為紅軍總司令部參謀林野出身地主階級,留著無用應該殺掉。龔楚認為林野無罪被殺不合適,於是向項英求救。項英卻說:「在這嚴重鬥爭的環境,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的感情了!」於是林野和妻子一同被殺。

鄧發曾經在香港跟龔楚共過事,龔楚對其印象還不錯,並不是生性殘酷的人。但是蘇區肅反時,鄧發領導的政治保衛局是屠殺自己的同志的主要機構。龔認為鄧發不過是按照毛澤東的命令行事,成為毛澤東借肅反清楚異己的工具。實際上根據《回憶錄》里的敘述,在紅軍長征前,毛是失勢狀態,但那個時候為清理不堅定分子進行的屠殺也非常嚴重,大批的官兵不經審訊就拉到山裡殺頭。林野的被害也是那個時期。

現在共產黨認為那個時候領導人犯了左傾錯誤,但所謂的「左」就是革命性和黨性,越是革命性強,就必然越左。殺地主富農在共產黨看來至今不認為過左,只有殺共產黨自己的幹部士兵才認為是左傾錯誤。從人權的角度看,越是革命性強,犯下的反人類罪行越大。正是共產革命對人們的洗腦,導致那些革命者根本沒有人權甚至人性的概念。

正因為參加共產革命不得不扭曲人性,所以很多高級黨政軍幹部叛逃或脫黨。這本回憶錄里提到的有:朱德的嫡系二十八團一營長袁崇全叛逃,還打死了隻身追他的團長王爾琢;紅八軍團團長蒙志仁投敵;福建省委書記盧永次借故出走;彭德懷的參謀長舒適存逃歸國軍;傅柏翠被逼叛黨;紅七軍和紅八軍總指揮李明瑞因害怕肅反想逃走而被殺。

龔楚本人在右江革命后,領導的土地革命比較溫和,基本上沒有殺人,而且奪取地主的土地分配時也給地主本人留一份。這種改良主義的政策帶來了革命成果的擴大和鞏固。但是在中央蘇區,他因為對殺人過多的階級政策提意見而因此被周恩來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受到開除黨籍處分,後來中央要利用其軍事才能又恢復了其黨籍和官職。

龔楚提到幾次老百姓向他求救的事,他雖然答應了,但在黨性要求下卻無法辦成。只有最後當幾個紅七軍的手下幹部求救時,他暗示他們逃跑,終於救得四人性命。如果從革命堅定性和黨性出發,他不應該唆使這些人逃跑;假如查處,這也是嚴重到可以殺頭的反革命行為。正因為共產革命把黨性和人性對立起來,造成龔楚良心的不安,最後他才主動棄職出走。

紅軍的戰鬥力從何而來

軍隊的戰鬥力跟官兵素質、武器裝備以及鬥爭環境等因素都有關係。紅軍跟強勢的國軍鬥爭失敗是經常的,但一般來說,如果在裝備相差不多的情況下,打勝仗的概率更多。這來自紅軍幾個優勢:

首先,紅軍的政治工作力度大,保證了沒有整個建制單位叛變。在龔楚的回憶錄中,只有紅八軍的蒙志仁率領一個團投降桂軍,當時紅八軍還沒有像蘇區那樣嚴密的政治保衛制度。現在大家認為「支部建在連上」是紅軍政治忠誠的制度保障,但《回憶錄》揭示的卻是另外一套政治保衛制度。在中央蘇區,所有的領導幹部的衛兵都稱特務員。這些特務員受過專門的特務訓練,明裡聽命于政委或指導員,但暗中忠於政治保衛局系統。他們的公開身份是保衛和服侍軍事指揮官,但同時負有監視之責,吃飯睡覺都不離身。如果政治保衛局要殺害某個幹部,其特務員就是執行命令的劊子手。林野及其妻子就是被自己的特務員殺害的。當紅七軍的幹部被當成異己遭整肅時,其主要領導人李明瑞準備帶領特務連逃走,當即在連指導員的命令下由其特務員開槍將其打死。龔楚最後逃走時在所率部隊已經黨政軍大全獨攬,但身邊有個特務班仍令其懼怕。他千方百計把這些特務員大部分支開,再乘剩下四個熟睡才得以逃脫。每一個紅軍指揮員身邊都是監視自己的特務員,所以很難叛變,更不要說整個建制的叛變。但正是這套特務系統,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每個人都不得不或主動或被動地表現得更革命,但是同時也就更殘酷、更沒有人性。反觀國民黨,雖然也從蘇聯學來軍隊的政治工作經驗,但基本上還是靠下級對上級的軍事長官的忠誠或個人對革命的信仰來維持政治立場。所以國民黨的部隊成建制地叛變就很常見。

其次,為供應幾十萬大軍和黨政人員的衣食住行,中央蘇區內的一切人力物力資源被竭澤而漁。共產革命的特點,就是你的我的都是黨的。不僅公共的土地、土產是公家的,連一切人力和私人財產都要由黨來支配。青壯年一律被征當兵,即便是十幾歲的青少年也被征參加赤衛隊和兒童團,只有老幼婦孺到田裡耕作。龔楚回憶說,到紅軍主力出發時,全區幾乎沒有一個五十歲以下的健康成年男人還能務農,甚至十幾歲的孩子都很少。婦女們除了干農活交糧賦,還要不得不接受各種勞軍和擁軍優屬的任務攤派,比如至少要無償做軍鞋,還得自己買布料。《回憶錄》里提到一個青年婦女為了做鞋,沒有錢買布料,只好回娘家要。但任務催得急,沒有拿路條,結果被政府捉去關了兩天。除了被奴役,老百姓的錢財也是公家的。不僅地主富農和任何可能有存款的人都可能會被捉去勒索家人交錢贖命,即便勒索到錢,最後命也可能保不住。回憶錄里記載他遇到一個給他看過病的醫生向其求救,學徒被征走當兵,屢次被勒索給政府交錢,最後還是交不夠錢被槍斃了,妻兒淪為乞丐。商人更沒有存活的餘地,除了最貧困的小販,蘇區對外的商品買賣都由政府的合作社壟斷。在政府的盤剝壓榨之下,農民掙扎在死亡線上,而且沒有路條連逃走都不可能。

我們從教科書上看到的歷史,往往是農民主動踴躍幫助共軍,甚至淮海戰役是農民用小推車推出來的。但這種所謂的主動,如果沒有反革命等帽子的逼迫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時,士兵的待遇極低,但因為處於嚴密的組織監視下而不敢懈怠。而國民黨打仗則是靠稅收,一旦發不起軍餉,部隊就容易散架。

共產體制對人和資源的支配能力強於一切所謂資產階級政府,這是因為根本不尊重人權和財產權帶來的鬥爭優勢。這在全世界的共產軍隊都可以表現出來。比如朝鮮戰爭時期,當戰線南北拉鋸時,戰區的老百姓都是隨南韓軍隊南撤北歸。可一旦被北韓佔領,不但青壯年都征去當兵,後方的百姓凡是能勞動的都要提供無償勞役,所以北韓才能以一己之力將韓美聯軍壓縮到洛東江。

可是竭澤而漁式的動員方式雖然暫時有利於鬥爭,可一旦邊界固定,無法從外界補充力量,內部的生產能力則大為削弱。所以龔楚的回憶錄里在中央蘇區後期,已經造成生產凋敝、資源枯竭的狀況,即便沒有大軍圍剿,也很難支持下去了。

現在有些書里講共產黨的軍隊紀律好、優待俘虜、官兵平等,所以才士氣高、戰鬥力強。但這並非共產革命的本質,國民黨的軍隊也有些可以做到這點。紅軍有些部隊這方面還不錯,但也不是都這樣。階級性、鬥爭性、集體性這才是共產革命的本質特點,其他方面只是鬥爭策略。

革命理想和現實的矛盾

包括龔楚本人,共產黨的大部分高級幹部懷抱的革命理想一是實現中國的獨立自主,不再依附帝國主義或受外國支配和威脅;二是建設人人平等的新社會,改變官民對立、貧富分化的農村社會。但是革命的結果卻是生靈塗炭,農民更加受難,農村更加貧苦。而且蘇聯也是外國,共產革命越勝利,中國受外國支配的程度越徹底。對於中共的早期高幹,有些人還沒有仔細考慮這些矛盾就在鬥爭中犧牲了。還有些尚未進入紅軍體制的早期領導人脫黨了。在紅軍中,只有少數人像龔楚這樣,看清了共產革命的本質,毅然脫離了為之奮鬥多年的共產革命,但多數人上了這條船已經能上不能下,只好隨著命運安排走下去了。

其他領導人並非看不到革命理想和現實的矛盾,沒有脫離無非是出於幾方面的考慮。

首先,紅軍的政治保衛制度使得脫離不易。每個紅軍指揮員周圍的衛士都是特務員,隨時要報告其可疑行動甚至可以在緊急情況下槍殺之。所以很多人想走走不脫。龔楚之所以能脫離,畢竟是手握一方大權的領導人,而且很有心計。回憶錄提到的李明瑞就是想走但沒走出被特務員槍殺的例子。裏面提到一個叛變的例子是彭德懷的參謀長舒適存。根據舒適存後來的自述,他早就想脫離紅軍,但在敷衍了兩年後才找到逃脫的機會。

其次,像毛澤東這樣的人,其革命理想已經和本人的領袖慾望緊密結合起來。只有繼續走革命道路,才有本人的前途;如果幹別的,自己也幹不了,屈居人下更是不願意。所以只要有一絲革命勝利的希望就決不放棄。事實上,現實中的殘酷屠殺和恐怖氣氛恰恰是毛澤東這種領袖慾望強烈的人製造出來的。這樣的人看似革命性很強,但已經不在乎早期的共產主義理想,更在乎個人權力的政治抱負。

歸根結底,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具有自我強化的能力,使得人們固有的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羞恥之心都被拋棄。共產主義精神所必然要求的公而忘私、階級鬥爭、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等因素結合蘇聯經驗造就了一個絕對服從上級、沒有獨立思考、不許懷疑革命、人人互相監視的體制。身處這個體制的人,即便看到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矛盾,也不敢輕易表露,否則就會有生命危險。既然獨立思考有害,要麼那些聰明人假裝革命性很強以達到私人目的,要麼是不願動腦的人寧肯相信共產宣傳以免惹禍上身。當時的戰爭機制和後來的文革機制其實是一樣的。

所有革命的目的,都是為了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以促進人民的幸福。但是暴力革命本身首先要付出千百萬人生命的代價,這些代價的主要承受者也是普通民眾。即便革命成功,是否能帶來普遍幸福還是問號。尤其是共產革命,已經成功半個多世紀了,連基本的民主憲政還沒有實現。那些在北洋時期都已經得到普遍承認的人權竟然今天還在喋喋不休地爭論其價值是否合理。

但願龔楚將軍這本回憶錄能夠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共產主義以及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危害,更加珍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要明白,如果你想象的政治制度是先進的,首先要能保證不同意見的爭論可以有個合理和平的解決方法,而不至於因為政治見解不同而必須拼個你死我活。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48期 2015年1月9日—2015年1月22日)
《中國人權雙周刊》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4402
老蔣當年剿匪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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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龔楚:我與紅軍

帖子安道拓 » 2019年3月23日

下載學習,謝謝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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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龔楚:我與紅軍

帖子蓮妮 » 2019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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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龔楚:我與紅軍

帖子蓮妮 » 2019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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