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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序
張國燾
龔楚先生是參加中國共產黨井崗山時期的少數人物中之一，現在，這種人物即使在中共內部也是不多了。龔楚先生龔楚將軍回憶錄
從參加農民運動到上井崗山，由井崗山到瑞金這一時期，固是龔楚先生的十一年紅軍生活，也是中共蘇維埃運勁時期的主要歷程。至於龔楚先生本人，首先參加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運動，繼而又參加中共，成為紅軍主要人物，後來又脫離中共，他本人這一番經歷確是不平凡的。
五四運動前後一部份急進的學者和青年，開始仰慕俄國革命，傾向社會主義。那些參加中共的青年，實質上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對於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既無研究，更無所謂信仰：他們對於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理論和實際，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幾乎都是對於中國的積弱和腐敗，懷抱著痛心疾首的心情，他們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個獨立自由和富強之中國。中國一直被專制政權統治著，政治腐敗極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和空虛的，外侮紛至，國亡無日。民國以後，此種情況，並未改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動，無論在理論上行動上，已經具有急進的特色，然而孫中山先生窮畢生之力，仍未能撼動專制統冶的根本；這就使中國那一代的年青更加偏激了。
正在這個時候，俄國人來了。中國人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統治，俄國人就告訴中國人如何去反軍閥和反帝國主義侵略。俄國人教育中國人如何組織革命政黨，如何組織工人和農民，如何組織青年和婦女，如何組織軍隊，如何進行地下工作，如何革命奪取政權。這一切大體既不違反中國革命的需要，尤適合一般急進青年的口味。可是俄國人並不是為完全無私的目的而來的，原來俄國人是要找尋它的東方打手，要將充當帝國主義後備軍的殖民地轉而成為它自己的後備軍的地盤。俄國人所需要的是可靠的附庸，並非獨立的中國。
我們讀了龔楚先生這本書，就可以了解和同情當時青年這一不平凡的經歷。面對中國半世紀來的這許多演變，也將發生無限的感慨。今日青年讀了他這本書，也可以知道今日中共的所作所為的本質，從而對今後中國的路向有更清楚的取向。













自 序
二十世紀的初期，是孫中山先生領導中國革命，推翻滿清封建皇朝，創立中華民國的大時代。中山先生的革命建國主張，雖因遭受帝國主義者及封建軍閥、官僚之反對和破壞，末克實現，且曾發生過袁世凱洪憲稱帝，以及張勳復辟的悲劇，但在中山先生奔走呼號，奮鬥不懈的革命精神感召下，使這一時代的中國青年覺醒起來，積极參与反帝、反封建，為建立一個獨立民主新中國的革命事業而奮鬥。我也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投入革命陣營的一分子。待至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后，我在中共的宣傳吸引下加入了中共組織，成為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由此我就在中共領導下參加革命工作，曾做過農民運動，組織農民自衛軍，並領導廣東農軍參加南昌起義，在中國紅軍從無到有的發展史上，我是紅四軍及紅七軍的組織領導者之一。由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的國內戰爭中，我是紅軍中一個流汗流血備嘗艱苦的高級指揮員。我在這一革命鬥爭期間，逐漸體驗到中共的革政命策，與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我並預感到：如果中共統治了中國，將未必是中國人民的幸福。同時我對於閩贛蘇區在毛澤東領導時期，黨內鬥爭中殘殺了不少無辜的革命同志，更感到不寒而慄。我為我的良心所驅使，於一九三五年五月，拋棄了過去十一年的鬥爭歷史，冒著生命的危險，脫離中共，另謀新生。
我脫離中共后，曾一度抱著營救舊日同志的心情，參与湘、粵、贛邊六屬招撫工作。抗日戰爭期間，參加國軍，轉戰南北，為國家民族生存而戰鬥。抗戰勝利退役后，曾參与民意代表活動，出任廣東省參議員。至國內戰爭再度爆發，因應當時環境，出任地方行政及綏靖工作。一九四九年，大陸全部為共產黨佔領后乃移居香港。這是我奮鬥中的艱苦略歷。
我和毛澤東私人並無仇怨，在井崗山及閩贛蘇區鬥爭時期，均在黨組織和他的領導下工作，我曾對他的獨裁作風和殘忍個性感到不滿，同時，我也曾對他領導政治軍事鬥爭的天才感到佩服，因而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當他被中共中央的領導同志排擠時，我還一度對他發生過同情之感！
但是他這二十一年來的作為，從為了取得斯大林的信任而參加韓戰，犧牲中國無數的生命財產，到三面紅旗運動陷全國於飢餓之中，以至文化大革命之逼害老幹部和壓制文化人，摧殘學術文化，製造史無前例的個人崇拜等等，在在足以證明他愈來愈是倒行逆施。
至於我早年參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在：改造不平等的、防礙人類生存進步的舊社會，建立平等自由、人類和平共存的新社會。我抵香港后，曾寫「我與紅軍」一書，藉我的親身徑歷，報導中共政治軍事鬥爭實況，及其領導同志間的恩恩怨怨。時至今日，十多年來，中共的措施，及黨內領導同志間的矛盾，仍然因循著過去的路踐發展，造成近年的混亂之局，至於其未來的發展，假若其領導階層的現狀不變，則其黨內的門爭，勢必循環相應之下，致國家建設不能得到應有發展，人民生活亦未能得到必須的改善，一旦因內爭而發生內戰，則外梅必至!其影響所及，又何祇中國人民受害而已！
關於共軍在初期國內戰爭的戰略戰術，及政治工作的配合行動，是我們關心國家前途的人士不得不注意的問題。我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我與紅軍」一書中已有所敘述。現在特將近年回憶所得，以及寫「我與紅軍」時忽略了的許多事件，著作本書，俾讀者對中共問題，能得到深刻的了解，這是我著作本書的願望。
一九七一年一月于香港






第一編

人生體驗的開始









第一章
我怎樣加入中共
前清光緒二十七年（陽曆一九零一年），我出生於廣東省樂昌縣長哆村，幼時祖父母均健在，還有兩個哥哥、一姊、一妹；父親經營商業兼農業，母親主持家務，家人和睦相處，家庭經濟亦可稱豐裕；我的童年生活是充滿了溫暖的。我七歲開始進入私墊讀書，但我的個性好動喜玩，上學的時間很少。我家裡有兩支土製鳥槍及一支日本的川田步槍，九歲便開始學習射擊，十歲已能打飛鳥；我的祖父抱著耕讀傳家的觀念，在我兄弟三人中對我的期望最殷，因而對我的管教亦較嚴，常以我好玩懶讀加以責備；我的父親的觀點則不盡同，他認為在此動亂時代，讀書固屬重要，但武事亦不可不習，對我打獵的行為並不阻止，還供給我所需的火藥和砂子（土製鳥槍用的彈藥）。我的身體原是稍帶文弱，但我天天運動便日漸結實起來，成為我以後投身軍旅的有利條件。
我童年時期，正是中國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以百折不撓的精神，領導中國青年武裝起義，推翻滿清專制皇朝，建立中華民國的革命大時代。當我稍懂人事時，則常從鄉中父老們的談話中聽到革命黨人武裝起義、奮鬥犧牲的消息，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一個暮春的晚上，我父親備了一席豐富的酒菜，招待一位剛由廣州回鄉的革命黨人，他名叫龔土保，年約三十余歲，體格壯健，面目黧黑，是我同鄉同宗人。他早年投入清政府廣東的新軍當兵，此次個人參加革命黨廣州起義，進攻兩廣總督府，失敗后逃回家鄉，鄉人對這位農民出身的革命志士頗表尊敬，那天晚上參加晚餐的父老有十餘人，席間這位志士詳述廣州起義的經過，當他講述：革命党進攻總督府的只有百多人，每人手持兩個炸彈，一支槍，奮不顧身的沖入總督衙門，打死了很多官兵，那些高級官員聞槍聲后即跳窗逃走的情形時，在座各人非常興奮。當他說到佔領總督衙門后，敵人大隊馳援，黨人失敗，死傷甚多，被俘的革命志士視死如歸，慷慨就義的情形時，各人都唏噓嘆息，甚至感動泣下。深宵席散，人人都抱著悲憤的心情分別離去。我當時目見耳聞，幼稚的心靈已激起了仰慕革命黨人、痛恨滿清政府的心理。是年八月十九日（陽曆十月十日），武昌革命起義成功，接著全國大多數的省份宣告獨立響應。至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由此起以陽曆紀年），中華民國誕生，建都南京，孫文就任國民政府臨時大總統。這個大喜訊，很快的傳到我們鄉村，一時人人放下工作，奔走相告，同慶新生。我當日即跑到本村的靈武小學堂，參加集體剪辮，是晚我的父親和大哥亦即將長辮剪掉，以示擁護國民政府之決心，鄉人亦陸續將長辯剪去，自此，留辮的風氣不復再現。
一九二一年春，我考入本村靈武小學堂讀書，收拾了過去放縱好玩的心情，專心致志於求學，以一年中的時間跳級完成三年小學的學業。一九二二年暑期，考入了樂昌縣立高等小學堂，因我是全校學生中最年少的一個，甚得老師們的喜愛和關注，常于課餘之暇，為我介紹課外讀物和講述時事，我的學業和思想也就得到了不少的啟發，與時代緊密的聯繫起來了。
在高小讀書這段期間，我開始關心國家大事，崇拜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他的理想，更關心他的革命事業的成敗（因為那時國民政府總統職已由中山先生讓位與袁世凱，他的政冶措施完全違背了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甚至一度恢復帝制，雖旋即失敗，但政權仍操在北洋軍閥之手）。同時我讀過汪精衛先生被清廷逮捕拘押于北平獄中所寫的那首「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五言絕句詩，這種悲壯激昂，視死如歸的精神，使我對他發生無限的景仰！從這時起，我就認為：唯有中山先生和汪精衛先生才能拯救中國於水深火熱之中。我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思想，亦孕育於此一時期。
一九一六年夏，我在高小學校畢業后，即考入了廣州市立第一中學，次年（一九一七），中山先生回粵，組織軍政府于廣州，我為急於參加革命行列，便投入粵軍當兵，旋升班長，再調旅部副官。是年，南、韶、連鎮守使李根源，開辦滇軍講武分校于韶關，我又考入該校接受軍事教育。一九一八年七月，我患了腸熱症，八月校長張桂監因見我病雖痊癒，但身體孱弱，需要較長時間調理，特准回家休養，該校亦於是年遷往廣東之雷州，且因李根源曾經有過反對中山先生之嫌，我遂脫離該校。我在軍校受訓的時間雖不足一年，但因軍校的教官多是保定軍官學堂及雲南講武學堂早期畢業的軍官，他們的教育作風非常嚴格；我的軍事學術基礎，就是奠立於此。
一九二零年冬，粵軍由閩回粵，中山先生亦接著回粵，我便再回到原屬部隊（粵軍第二旅）服務，充任第一營第二連中尉排長，該連連長鄧鵬，行伍出身，作戰雖勇敢，但文化程度很低，不注意訓練士兵，我到職后，連隊內的文書及訓練部隊等工作，都交由我負責。
一九二一年六月，部隊奉命由粵開赴廣西，途次梧州，鄧連長調職，我升任連長。那時士兵對於革命，並無認識，他們以當兵為職業，且充滿了升官發財的思想，我為了加強他們的革命意識，常將中山先生建立民國的革命意義及革命軍人保衛民國的責任，向他們講解，頗收效果。
一九二二年二月，因丁父憂回家。不久，中山先生亦因陳烱明之變而離粵赴滬。至一九二三年春，粵、桂、湘、滇軍討伐陳烱明，光復廣州，中山先生回粵后，我由朋友介紹，參加攻鄂軍任少校參謀，跟隨總司令程潛攻湘，迨至攻湘失敗，退回廣東北江，我便被派在廣州通訊處工作：我初期參加國民黨軍的生活，亦於此時結束。
中山先生領導中國革命，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推翻滿清封建王朝，建立中華民國。它的性質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第二階段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軍閥，召開國民會議，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它的性質是民權革命。當他在第一階段革命時期，冒險犯難，竭忠盡智，以抵于成：成為中國獨一無二的先知先覺的革命領袖。當時追隨中山先生的仁人志士，亦無不抱著不成功即成仁的犧牲決心，在歷次起義中，擲頭顱，灑熱血，前仆後繼，為完成中國民主革命而奮鬥；他們這種偉大的革命精神，引起了千千萬萬的有識青年所嚮往，卒于辛亥革命之役，完成革命第一階段，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任務。可是這一勝利果實，末為全國人民所享有，反而被袁世凱及其軍閥所奪去，使中國革命失敗於成功之後。
中山先生為了貫徹其革命主張，繼續領導第二階級反帝、反封建軍閥的民權革命鬥爭。當時中國的知識青年對袁世凱破壞革命的竊國行為，無不深惡痛絕，我以一個十六歲的青年學生，毅然投筆從戍，跑進革命陣營中去，就是受了這種影響。可是當我廝身行伍之後，發覺這一革命軍隊裹士兵的思想意識，只知當兵食糧，服從長官，對於革命事業毫無認識，他們當兵的目的不是革命，而是為了吃飯!當兵，變成了職業，他們另一個目的，是希望升宮發財。
一般的軍官，多數認為「亂世出英雄」、「有革命、有仗打」，就有飛黃騰達和升官發財的機會。高級將領們，多數懷著擁兵自堆，投機取巧，希望能割據一方，生殺予奪，為所欲為，以滿足其個人權利之欲。大權在握，即將革命事業置諸腦後。例如：廣西軍閥莫榮新、陳炳昆、林虎等利用中山先生護法運動的機會，進入廣州，旋即反對中山先生。廣東的陳烱明，當他掌握了廣東的軍政大權后，在當時而論，他在中山先生領導下的革命陣營中是一個傑出人物。他不惜失去巨大的稅收，嚴厲禁煙（鴉片煙）、禁賭，並且注重培養青年，廉潔自愛，不積私蓄。他的德政，為當時粵人所樂道。可是為了保持他的地位，主張聯省自治，反對北伐，居然于中山先生揮軍北伐，勝利進軍途中，控制廣州，斷絕北伐軍後援，甚至當中山先生隻身回粵，希圖責以大義，盼其改變方針的時候，他竟稱兵作亂，發動政變，炮轟總統府，迫使中山先生退出廣州，因而破壞了北伐大計。迨至一九二三年，粵、桂、湘、滇軍驅逐了陳烱明之後，才開始建立廣州的革命政府，政治、軍事等一切措施，才漸上軌道。
那時年青的我，親身經歷這些革命陣營中的風波，我的心內一方面慶幸自己未沾染到當時官兵的壞習氣，仍能保持自己的革命純潔精神，同時眼見革命陣營中的現象亦已日趨穩定，象徵著革命的前途已露出曙光。但在自我慶幸的喜悅中，鑒於過去革命陣營中的動亂，不能不有所戒懼!而且當時國民黨的政治領袖間的關係仍不甚融洽；各省軍隊雲集廣東，且軍紀廢弛，毫無革命軍隊的氣象，使人十分厭惡！似這樣的軍隊，是否能擔負起北伐的任務？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也加入了這一革命陣營，今後如何？會不會還有更大的變動？這些問題常常浮現在我的腦中，不過當時我堅信中山先生必有辦法衝破一切困難，領導我們完成革命事業。
我少年時期，不好交際，生活嚴謹，惟愛讀書，經常手不釋卷。在我任職攻鄂軍廣州通訊處時，我同縣在廣州工專讀書的學生陳德釗、丘監志等，常在晚上或假期時來訪我，每次和我談論的都是有關中國革命的問題，並常送「新青年」、「嚮導」（中共初期刊物）等進步刊物給我閱讀，使我對於陌生和懷疑的共產黨逐漸的有了興趣和認識。但我參加中山先生的革命隊伍多年，雖未正式加入國民黨，但我老早巳以國民黨員身份自居，因此，陳、丘兩人雖屢次邀我加入青年團，都給我婉詞拒絕了。
可是，我在當時，一方面因不滿國民黨軍人的腐敗，恥與為伍，另方面對將來革命出路問題又感到彷徨！
在不滿現實的彷徨情緒中，使我想到陳、丘兩人對我孜孜不倦的作「說教」式的遊說時，都說：國民黨既已有「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參加中共自是更進步的革命工作，與你的革命初衷，並無不合……等等辯論。我又覺得有其真理，於是我卒於一九二四年六月的一個悶熱天氣的下午，在廣州市惠福路的一間樓上，正式的宣誓加入青年團。
我加入青年團后，被編入了工專學生的一個小組，組長就是陳德釗，他的年紀僅少我一歲，身材瘦小，兩眼有神，對於工作和學習都很勤奮，惟頭腦獃滯，處事無方。當時團員的組織生活，每星期就有一次小組會議，主要的是學習及討論，研究青年團省委發下的油印課題，並檢查各人對上次文件學習的心得。小組會議，每人均須提出報告，此外對於發展團員，亦為小組工作檢討之一。
團的支部會議，通常是每月一次，主要是政治報告，接著是討論問題，最後是分配工作。
我在青年團有一年的時間，除了參加會議及學習外，並沒有被派做其他工作，也沒有介紹過同志入團，但團的同志都對我很好。
廣東省青年團省委書記是中大學生沈寶同，他的年紀此我稍為大一點，眼有近視，身體不大好。他和我談過兩次話，態度誠懇，他要我多讀些有關書籍，如「社會發展史」、「共產黨組織原則」、「國家與革命」等等。他希望我能擔當些更重要的工作。迨至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沈寶同通知我，大意是：「黨已經決定將你轉為正式黨員，並且即有工作給你，黨的省委書記陳延年同忐約你今天下午八時到辦事處見面」。
我得到他的通知后，心情上有點興奮，因為我即可參加中共的實際工作，同時又有一點恐懼！給我什麼工作？我能否勝任？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終於在約定的時間，踏進廣州市文明路X號的二樓。
一踏進客廳，我發現一個年約三十歲，中等身材，體格結實壯健，臉有麻子的壯漢，他穿著一件褪了色的白線衫，白色的短布褲，滿頭大汗，正在近小騎樓的寫字檯伏案寫作。我一見便知道他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的大兒子陳延年（在留法時參加中共的），也即是當時任廣東省委的書記。他在初來廣州時，為了要接近工人群眾，曾親身加入廣州市人力車工會，常拉著人力車隨街跑，與人力車工人生活在一起，到處找工人談話，從而去了解工人，組織工人，他對革命工作的熱情，常為同志們所樂道。
我環視這個小客廳，面積不到二百平方尺，陳設簡陋，有四張殘舊的酸枝椅和一張長椅，廳中放置有一張酸枝鑲雲石面的圓台，四張圓石酸枝橙。
這就是很多要人來往會議，半公開的中共廣東省委辦公廳，若非熟悉內情的人，見到像這樣的陳設，就難以置信了。
我靜靜的坐在圓桌的傍邊，面對著他，靜候他的指示。他見我到了，立即就對我說：「你是龔楚同志嗎？請稍候些時」。過了約十五分鐘的時間，他才轉過身來面對著我，首先對我注視一遍，然後起來和我緊緊的握手，並即移坐在我的對面。
他很親切的對我說：「龔同志!黨已批准你轉為正式黨員了，你應該為取到這一資格而感到光榮！目前的黨的政策，是在國民黨的一切組織中取得實權與工作，亦即是利用國民黨各級黨部以掌握工農運動的領導權，使廣大的工農群眾，團結在本黨周圍，以實現本黨的主張。
「你今後的工作，是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的名義，前往廣東省農民協會北江辦事處，參加北江的工農運動。經過我們確切的調查，你的地位與人事關係，極適合這一任務，相信你必能完成本黨給你的使命；但在工作中特別注意的事：要在工農運動中吸收勇敢的優秀青年參加黨、團；建立與健全黨、團的各級基層組織，使黨的一切政策，都能運用黨團的作用，得以貫徹實現；關於黨團工作的主要內容是：依照黨的政策，要適應客觀環境，對每一件事，每一問題，決定適當的對策；並且具體分配給每一黨團員工作，使全體黨團員的行動言論都能一致；最重要的是每一個黨員都能確實的深入群眾，爭取群眾，掌握群眾，使群眾同意黨的主張，跟隨黨的行動而行動，在群眾中發生核心的領導作用」。
接著他又對我說：「你過去的情形我很了解，你是北江人，對於北江的地方情況，你一定比我明了，關於開展北江的工農運動，有什幺問題，儘管對我說」。
我說：「北江的民風純樸，工農生活雖不算好，但比較安定，因此開展工農運動比較費力，不過我必努力去干，務求對革命事業有所貢獻」。
他聽了我的答覆，點頭微笑表示滿意，跟著他囑咐我明天十時再來一次和組織部同志接洽並與省農會方面聯絡。
次日，我先到省黨部見組織部同志（恕我忘其姓名），由他將一封黨的介紹信及中央農民部特派員的證件交給我。組織部的同志先問我：「何日可以起程？」我答覆他：「待我辦妥辭去軍隊的職務后，便可起程」。是日下午四時我就到百子路省農會去。
省農會的常委阮嘯仙同志親自接見我。他的身材瘦長，面目清癯，戴著眼鏡，穿著一套白綢衫褲，態度安詳而沉默，談吐斯文，但缺乏熱情，他的風度是一個典型的中國讀書人。
我們會談的地方，是在省農會內左側的一間長方形會客室，室內擺著一張長方形的日字台，台的四周放置有好幾張日字台，他招呼我坐下。
阮嘯仙同志似乎對我過去的經歷不甚了解，他一開首就問我：「你以前做過什麼事？」
我說：「我現在還是程潛軍隊里的少校參謀，駐廣州通訊處的主任；現在接受黨給我的任務要到北江去做農運工作」。
他聽了有點驚奇，接著便問我「你曾否作過戰？」
我笑道：「我當過排長連長，當然作過戰」。
他又問：「為什麼不繼續在軍隊里工作？」
我說:「這是黨給我的任務和安排」。
至此，他才露出笑容，顯然很高興!
他告訴我:「目前農運工作主要口號是減租、減息、及奪取鄉村政權，但切勿操之過急。你作農運工作不過是暫時的，將來還要你做軍事工作呢」。接著他便給我一封帶給農民協會北江辦事處的介紹信﹒並要我常常和他通訊。
我取得介紹信后，便向他告辭，這時他竟攜著我的手步出大門，握手而別。
我回到住所，立即辦理離職手續，並托朋友向程潛解釋。大約一個星期左右，我的辭職被批准下來了，於是我就屏當一切，準備離開廣州。
當我正在辦理向程潛將軍辭職時(六月十三日)，廣州市發生了一件事，許崇智的粵軍及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以下簡稱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將軍的黃埔軍校教導團，以極機密而迅速的行動消滅了楊希閔的滇軍及劉震寰的桂軍。滇桂軍是當時革命陣營中紀律最壞的，他們的高級軍官在廣州市及附近縣市包煙（鴉片煙）、包賭，截留當局的一切稅收，生活腐化，致使革命政府的稅收無法整理，使政府的財政經濟陷於極端困難之中，他們的中下級軍官及士兵則到處奸淫擄掠，強買強賣，無所不為，廣東人民視之加虎，怨聲載道！現在一旦將之消滅，無不額手稱慶。對於粵軍及黃埔軍官學校備極讚許。
黃埔軍校成立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山先生為了建設革命軍隊而創辦的，並得蘇聯的支助。當時中山先生兼任該校總理，蔣介石將軍為校長、廖仲凱為黨代表、鄧演達為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為副主任、聶榮臻為政冶部秘書。校內的政冶部人員及政治教官多為共產黨員，如蕭楚女、惲代英等均為當時的政治教官；第一期學生四百六十餘人之中，有八十多人是共產黨員，並組織了「青年軍人聯合會」，全由共產黨籍的學生領導，目的是準備爭取更多的學生參加中共，以備將來控制軍隊。但可惜這個組織的領導人，工作幼稚而又盛氣凌人，不特不能爭取得同學們參加，反而常拒人於千里之外，招致非共產黨的同學反感。於是有教官甘乃光及學生賀衷寒等發起組織了一個「孫文學會」與之對抗，以致破壞了中共這一個重大計劃。
黃埔軍校第一期開學后，是年冬又招編了兩個教導團，準備為第二期的預備學生。一九二五年三月，東江消滅陳炯明的殘部之役，統一廣東，出力最大的就是這兩個團；由此，黃埔軍校之名大噪，而且成為以後蔣介石將軍的軍事骨幹。周恩來後來在武漢及南昌暴動時期亦以黃埔軍校學生為中心。迨至中共蘇維埃政權成立及至延安時期，黃埔軍校學生在中共陣營內已為數甚少了。以我所知是時尚存者有林彪、徐向前、蕭克、黃震、張宗遜……等數人而已。
















第二章
參加農民運動
我自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后，正值香港工人在中共黨員蘇兆征、鄧中夏領導之下，繼上海「五卅」運動 ，於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口開始大罷工；緊接著六月廿三日，廣州工、農、商、學、兵?十萬群眾舉行反日反英的示威遊行，又發生「沙基慘案」 ，致造成了嚴重的省港大罷工風潮，這一次巨大的大罷工風潮，充份表現出工人階級的力量。儘管如此，因為中國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後農業社會階段，全國工人的總數，根據中共當年的調查估計，僅約為二百萬人，以中國四億人口計，它的比例，工人僅佔全國人口的二百份之一；再從質量上言，中國工人絕大多數都是剛從農村跑到城市去做工，從農民轉為工人，所此真正的工人無產階級實在少之又少。以這樣少數的工人階級能夠肩負起中國革命的重任嗎?
當我接受了參加農民運動工作的時候，我就考慮到農民問題。
中共的農運，開始於一九二一年，廣東彭湃所組織的海陸豐兩縣農民協會，有十萬會員之多，在當地進行了對地主階級的經濟鬥爭，甚得農民所擁護，後來雖曾被陳烱明所摧殘，但陳軍失敗后，農民協會又恢復活動。
一九二四年，毛澤東在汪精衞、廖仲凱的協助下在廣州開辦了一間「農民運動講習所」（以下簡稱農訓所），由他自己負責，學生人數不到百人，以廣東籍之知識青年為最多，如當時在北江做農運工作的侯鳳墀、陳果強、李樂大、蔡正文，及福建的張鼎丞……等，都是當時廣東農訓所的學生，我既不是農訓所的學生，對於農民工作是否勝任？但我又想到：彭湃可以做，難道我不可以做嗎？我乃搜集有關農民問題的文件，加以研究，根據中共一九二五年一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討論的中心問題是：「黨如何展開全國性的民眾運動」，指出了工人階級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目的：「在於爭取這個革命的徹底勝利后，把它引向無產階級革命，同時指出了農民是工人階級的主要同盟軍，必須儘可能的組織農民，進行政冶及經濟的鬥爭，因而必須普遍的組織農民協會及農民自衛軍，以反對地主政權和地主武裝」。這個農民問題，過去末為中共所重視，直至此次全國代表大會才加以特別注意，但他們仍認為農民只是無產階級的主要同盟軍。我當時覺得：在中國現階段革命鬥爭中，他們對農民力量的認識，仍然是不夠的。我認為：農民在數量上佔全中國人口的百份之八十以上，甚至現時各階層各業的人中包括工人在內，也多是農民出身，因此，中國革命必須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和參加，才有成功的希望，這是無可否認的鐵一般的事實。無論你是國民黨或是共產黨，不管你是民族革命、民主單命、民權革命或是無產階級革命，都不能脫離這一巨大無比的農民力量。
那麼，要爭取中國廣大農民來參加現階段這一「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是當前最主要的工作，農民將是中國革命的主力。因此我覺得我的任務極有意義，而且很重要。我對農民問題得到了這個結論，就懷著興奮而又喜悅的心情，於六月廿一日乘搭粵漢鐵路的火車赴韶關。是日下午五時到達韶關后即前往省農會北江辦事處接洽。是晚與辦事處負責人侯鳳塀、盧克平及曲江農會負責人陳果強（上述數人都是農民部特派員）開了一次會議，決定我先到樂昌協助陳德釗開展樂昌縣農民協會的組織工作，並負責指導仁化縣農民運動。
翌日晨早起程去樂昌，於晚上六時才到達了我的故鄉——樂昌縣城，便立即到民團局與陳德釗同志晤面。我們隔別了將近四個多月，又在故鄉重敘，而且共同工作，自然是喜不自勝。
當晚我洗過澡后，即與陳德釗同志同到一間小酒家吃晚飯，正是：杯酒言歡，暢敘舊情，並聽他敘述過去的工作情況，直到深夜，才盡歡而散。次日一早，我就獨雇小舟，回家省親，稍事勾留，即回縣城。是夜我和陳德釗同志應樂昌民團局長李傅楷之邀宴。席上他對我回樂昌工作，表示極為歡迎，允以全力支持，並要求我利用時間為他整訓現有之民團，以為將來革命之用，他這種無私精神和誠懇的態度令我感佩。
李局長雖是前清拔貢，伹思想開明，當中山先生組織中華革命黨時，他就是黨員之一，被派來樂昌發展組織，又曾任樂昌民選縣長，卸任后，便留在家鄉，因他是本縣大紳，具有實力，外來官吏皆必須利用他的實力來維持地方治安，故任本縣民團局長有年。後來樂昌農民協會的發展，賴他的助力不少。
北江地區橫亘著五嶺山脈，位連湘、贛之邊，這一帶大部份是起伏不斷的山巒，地形險要，由贛入粵，經梅嶺關至南雄，沿湞江南下；由湘入粵，經蔚嶺關至樂昌或經坪石，沿武水南下至樂昌；湞、武兩水匯合於韶關成為北江，故韶關為北江之樞紐，從來為軍事要地，現雖有粵漢鐵路貫通南北，但仍不失其軍事要地之價值。
北江農民都具有中國農民的勞動樸實的品質，他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因為土地並不肥沃，而耕作技術又十分保守，所以長年都生活在窮困的日子里，吃的是青菜飯和雜糧，穿的是破爛布衣，住的是泥土築成的古老房屋，中國傳統的「樂天知命」的思想保持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他們根本就不會自發地從事一項要求改善生活方式的行動。
北江的可耕地面積很少，而且很分散；擁有二百畝以上土地的地主為數很少，多半是十畝至五十畝的自耕農。他們的生活雖然比較普通農民好些，但由於近百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及中國社會的變亂相襲，農村的經濟破產，正如中山先生所說：只有「大貧和小貧」的分別而已!
少數的豪、紳是農村中的特殊階級，他們與貪官污吏相勾結，朋比為奸，把持著地方政權。國家的糧賦和捐欵，全部分派給小商人及窮人負擔，他們不願拿出分文，還要從中竊騙。屬於人民大眾的教育基金、義賬基金、積穀基金等等，他們可以隨意侵吞，巧取豪奪，縱情浪費。農民稍有異言，小則破產，大則亡身。同時，有些劣紳，常在鄉間利用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挑撥離間，製造爭訟，使人傾家蕩產，而他們卻從中漁利，藉此來增加他們在農村中的權勢。至於放高利貸和藉故強奪民產……亦為地方土豪常做的事。
農民耕種著地主的土地，每年要將土地收益的百份之三十至百份之五十，繳納給地主作田租。每逢節日還要送禮孝敬地主，有時還要無條件為地主義務勞動。許多刻薄的地主常利用他們剩餘的糧食和金錢，在青黃不接的夏荒時候，將糧食或相等於糧食價值的金錢，作高利貸貸放給農民。最普通的是在夏荒時借一擔（一百斤）穀子，秋收后即要還一擔半（一百五十斤），僅僅三四個月的時間，利息就等於貸金的百份之五十。
有些有田契或屋契作抵押的貸欵，年息亦達百份之三十六以上。農民終年辛勤，秋收后所得的穀物，除了繳付地租和利息外，便所剩無幾了。
農村中流行著一首民歌：「農民收了谷，家中無粒粟，田主家裡堆滿屋!」這首充滿辛酸血淚的歌詞，正是當年中國農村社會的最好寫照。
農民在秋收后，必須以收穫的穀物去換取日用必需品，如油、鹽、火柴、布匹等。因為運輸困難，農民無法將穀子運送到城市中去售賣，而且窮苦的農民很少有儲藏糧食的穀倉，只好忍痛的賣給附近的豪紳地主及收買的小商人。
貪婪的豪坤地主們，利用他們的金錢勢力，故意壓低谷價，大量收購廉價的穀米；到夏荒時，又以超過原價百份之七十或八十的高價賣給缺糧的農民。無錢購買的農民，只好忍受著高利貸的剝削，這樣循環下去，許多農民便成為終身負債者。他們的勞動力也永無止境的被剝削下去了。
農民並不心甘情願的忍受這種無限無制的剝削，他們心中早巳隱伏著憤怒和怨恨。可是他們缺乏積極的革命性與組織性，如果沒有外在的力量來衝擊起他們內在的反抗意識時，他們不可能也無力量來掀起一次驚天動地的革命運動。根據中國的歷史，每一朝代，都曾發生過農民的革命運動，但是每一次的農民革命運動，都是由中產階級或知識分子首先發難，並不是農民自己所主動；北江農民運動的開展情形，也是如此。
因此，這一階段中的國民黨的農民運動，可以說全部為共產黨員所包辦。中共老黨員林祖涵，當時便是中央農民部的部長，中共為了實際掌握廣大農民，適應當時中國革命的實際出要，提出農民運動的口號，那便是：「反對豪紳地主壓迫，厲行減租減息，實行耕者為其田！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民生活!」這些動人的口號，雖然當時農民運動的手段還溫和，但在農民看來，已經是非常滿足了。
北江區包括了清遠、英德、佛崗、曲江、翁源、南雄、始興、樂昌、仁化、乳源、連山、連縣、陽山等十三個縣，全區的工作領導由設於韶關之廣東省農民協會北江辦事處負責，北江辦事處由負責曲江盟運的候鳳埠、盧克平等兼顧。北江的工作重點放在粵漢鐵路沿線之清遠、英德、曲江、樂昌四縣，為了工作的聯繫，各縣農運之特派員，每月均定期到韶關開會一次，北江的農運工作，便由此而蓬勃的展開了。
廣東農民協會的組純系統是這樣的：省農會——縣農會——區農會——鄉農會——村農會
農民入會時每人繳交會費銀圓二毫，入會後由縣農會每人發給銅質證章一枚，作為會員之憑證。
各級農會均有會旗，旗的大小代表農會的等級，旗的特徵是旗杆尖端的紅纓之下，有一面綉有鐮刀斧頭的小紅旗，這一小紅旗約等於大紅旗的二十份之一，小紅旗下面便是大紅旗，旗的正中綉有一張中國農民慣用的犁，犁是白色的，紅白相襯，互相輝映，鮮艷奪目，紅是象徵革命熱情，白是象徵純潔無邪，它的標誌，很明顯的表示出它的代表性，大旗之上的小紅旗，使人一望而知是共產黨。
樂昌農運工作，陳德釗籌備了三個多月，仍是「樂昌縣農民協會籌備處」一塊空招牌，而且是附設在樂昌民團局內。民團局本來是豪紳地主操縱地方武裝勢力的指揮部，是我們的革命對象。雖然樂昌縣民團局的情形有些特殊，因為李傅楷局長思想進步，他不特不反對革命，而且贊助革命，但農民協會的招牌掛在民團局內，難免不使人發生懷疑。同時還有一件令我驚奇的事，樂昌竟沒有國民黨的組織。我覺得以樂昌純樸的民風，若沒有一個合法的公開機關去發動工農運動，人民會畏縮不前的。我想起了先賢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一點，陳德釗同志是沒有理解到這個問題的。所以經過三個多月的工作，都徒勞無功。為著要迅速展開工農運動，我覺得必須首先組織國民黨，成立樂昌縣黨部，從而掌握住這個國民黨部，利用國民黨名義，以推動工農運動，這樣就事半而功倍了。我經過慎密的考慮后，立即約同樂昌縣長曾昭聲、民團局長李博楷及陳德釗等發起召集地方各界舉行一次組織國民黨籌備會議，適於此時，樂昌籍在廣州讀書學成歸來的學生丘劍一、朱節山等（他們都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正好共同參加這一工作。
第一次籌備會議在七月二日舉行，出席的有二十餘人。會議由曾縣長主持，李傅楷也在會議上發言，他說：「自中華革命黨改組后，樂昌黨務即已解體，現在龔、陳兩同志是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派來樂昌工作的，關於本縣組織國民黨及成立縣黨部等項工作，自應急不容緩……」。我繼即說明：國民黨改組后的「聯俄」、「容共」、「扶植農工」三大政策的意義，雖然中山先生今年（一九二五）三月在北京不幸逝世，但國民黨領導下的廣州革命政府仍有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諸先生繼續領導，遵循中山先生遺教邁步前進，俄國政府亦仍繼續援助中國革命事業，國民黨正在不斷的進步發展中。希望我們大家共同為革命而努力奮鬥。
經過大家熱烈發言之後，即席選出曾昭聲、李傅楷、朱節山、陳德釗及我五人為籌備委員，出席這次會議的人都紛紛登記加入國民黨，並分別負責微求黨員。旋於七月十二日召開黨員大會，出席的黨員共有三十八人，即席選出：朱節山為常務委員，曾昭聲、李傅楷、陳德釗、譚軍略、龔無害、丘劍一為委員，我為監察委員。樂昌縣黨部即日宣告成立，並以樂昌公局為中國國民黨樂昌縣黨部的會址。
此次選出的黨部委員除曾昭聲、李傅楷外，其餘的均是共產黨員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員，且在會後在國民黨員中我們又吸收了四個青年團員。
國民黨縣黨部成立之後，我們就積極展開群眾運動，由朱節山負責學運，陳德釗負責工運，我負責農運，丘劍一、龔無害負責黨務，譚軍略協助李傅楷整訓民團，以加強民眾武裝力量。從此縣黨部便給我們掌握住了，為我們所利用了。
關於樂昌農運工作之開展，我們首先遴選了知識青年李光中、楊高林、謝××(以後被殺〉參加工作，按著又有白鐸聲，李家源兩位積極分子參加我們的行列。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粗布短衣，深入到農村去，先找尋一兩個農民作個別談話，繼而發動十人至二十人作集體宣傳，每到一村均注意吸收積極的青年農民參加工作，並告訴他們怎樣組織農會，怎樣造名冊，向他們宣傳參加農會的好處。
我們組織農會首先是成立村農會，有了兩個以上村農會的地區即籌備成立鄉農會，若有兩個以上鄉農會的地區即成立區農會，由於農民的熱烈參加，所以農會很快的普遍發展起來了。
當農運開始時，有些狡猾的豪紳便想加入農會，企圖從中操縱，但為農會所拒絕。另有一部份老成持重的較為富裕的農民，對農會則心存觀望，所以農會的會員除少數系知識青年之外，其餘絕大部份都是貧苦農民。農會成立之後，鄉村政權便落在農民手裡，他們就實行減租減息運動。以前心存觀望的農民眼見農會勢力日益壯大的時候，便要求參加農會了。那些豪紳地主們，因權力被剝奪自然是大表不滿，但他們面對著龐大的農民組織力量，卻敢怒而不敢言，也不敢有任何行動。樂昌的農運因而得以和平發展。從一九二五年七月起至一九二六午三月，在這短短的八個月中，全縣成立了八個鄉農會，五十七個村農會。
工運方面，也成立了船員工會、店員工會、理髮工會等。
樂昌縣全縣人口約十五萬人，加入工會和農會組織的男男女女達二萬餘眾，無疑的，共產黨的勢力已遍及到全縣每一個角落。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下旬，廣東省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廣州召開全省代表大會，會議地點是在文明路中大附中禮堂舉行。我被指定出席這一次大會。
代表大會由陳延年、任卓宣、沈寶同等主持，會議連續達三天，在政治報告中，強調要保持與國民黨緊密合作的革命聯合陣線，特別是組織及團結廣大工農群眾路踐外，並指出了過去一年來團的工作的錯誤和缺點，如「只注意學運，忽視了農村青年工作」等等。至於決議案中主要的有「開展農村青年運動，吸收青年農民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並提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口號。
大會結束后，我本來是以國民黨樂昌縣黨部代表資格出席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在廣州舉行的中國國黨第二次全國內表大會的，只可惜我病了。所以沒有出席這一次大會，至一月中旬我才病愈返回北江。
仁化縣的農民運動，原有仁化縣籍的工作同志蔡正文負責，但由於該縣國民黨黨部為地方豪紳所把持，所以工作受到阻力，致使成績不大理想。
我於二月初前往視察，當時該縣只有附城及董塘兩個鄉農會，該兩個鄉農會擁有十二個村農會。我們經過一番檢討，認為農會發展緩慢，主要原因固然是缺乏幹部，其次是我們還沒有掌握住國民黨這塊正統招牌，亦為重要原因之一。為了解決幹部問題，遂由各鄉村農會選拔優秀青年出來，分派赴長江、扶溪、城口三個大鄉推動工作。我隨即與蔡正文同志親到董塘、石塘一帶鄉村分別召集村農會大會，並分訪當地知識青年，連開明地主也去接觸。我們爭取了不少知識青年參加工作。
在這期間，有一件事令我最難忘，就是石塘村李家一位大地主，他擁有步槍二十余枝，並有可容五百人的水寨一座，他竟慷慨地無條件的全部獻給農會使用。對於減租、停息，他也首先實行，似此開明地主，可說是極之罕見。
當我離開仁化返回樂昌之後，仁化董塘鄉農會的農民則積極起來向地主實行減租及停止付息，因而與該鄉瀝連村之地主發生武裝衝突，雙方互有死傷。我見情勢嚴重，二月中旬，遂趕赴仁化，協同該縣劉縣長及該縣國民黨部常務委員劉玉堂進行調解，尚幸雙方均肯讓步，衝突事件總算平定下來，但已種下後來互相屠殺的惡果了!
二月底，我們在北江辦事處檢討工作時，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掌握住國民黨黨部的地方則工農運動較為順利。因此，我們要求各縣工作同志在工作中必須儘可能的以團結國民黨左派打擊右派的策略，分化國民黨內部，爭取掌握國民黨各級黨部的控制權。運用這一策略，後來在各縣都能得到相當有效的工作成績。
廣東農民協會（以下簡稱農會）至一九二五年底，組織工作已全面展開了，惟農軍的編組，尚停留在準備階段，廣東省農民部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始派來了一位黃埔軍校姓朱的第一期生（梅縣人），帶同黃埔生李資等到韶關籌辦北江農軍幹部訓練所，以造就農軍初級幹部，由農會北江辦事處通令各縣農會選派優秀青年送入該所訓練，各縣農會接到通令后即發動青年熱烈參加。於同年三月一日第一期學生入學，共有學生三百二十人。原定訓練計劃為期一年；但因各縣農軍編組急需幹部，乃提前於是年十月底畢業，畢業學生即分派至各縣充當農軍初級幹部。第二期的學生亦於十一月一日開學。
關於農軍的編製，以分隊為最小的單位，由八至十二人編成，每村編一個分隊至一個小隊，每鄉編一個小隊至一個中隊，每區編一個中隊至一個大隊，大隊為農軍編組的最大單位，受縣農會軍事部直接指揮。
農軍的訓練：已編入農軍士兵的農民，不脫離生產，他們的訓練，因為各地環境不同，總以利用農暇時間為原則。以樂昌而言，農軍的訓練時間，是每日下午六時至七時，星期日下午四時至七時為集訓時間。
農軍的訓練科目：著重於射擊及利用地形地物等分別戰鬥教練。
農軍的裝備：初期接收了各鄉村民團的武器——步槍，這些步槍種類複雜，包括有德造七九、粵造七九、六八，日造六五（三八式）及川田式等舊式步槍，每槍子彈不足一百發。因槍枝數量極少，每分隊僅有二、三枝或四至五枝不等，平時集中於村農會，訓練時輪流使用。
農軍的任務：初期接替了地主豪紳的民團，維持地方治安，但與民團相反的是它專反抗豪紳地主對工農運動的鎮壓活動。
樂昌的農民自衛軍，如上述的情形組成。迨至一九二六年七月編成了八個中隊（約有一千人），另外還有樂昌民團局一個中隊，配備有德造七九步槍六十枝，駁殼（盒子炮）手槍四枝。
其餘北江各縣，如：清遠、英德、曲江、仁化，均有相當的成績。
七月，廣東省農民協會在廣州召開全省擴大會議，我偕同樂昌縣農民協會代表楊高林、鄧水石、薛仰聖等出席參加，這次會議開了五天，陳延年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說明當前的政治形勢；他認為北伐軍已開始勝利前進，國民革命已進入勝利階段，但我們必須更加提高警惕！防止反革命的破壞，確保與國民黨的民族革命統一陣線的團結。繼由省農會羅綺園報告全省農會的概況。然後由阮嘯仙、任卓宣等分別輪流主持會議。討論關於發展農會，擴大農軍編組，實行減租減息等等問題。
大會結束后，羅綺園約我於是日上午十時到省農會談話，我依時到達省農會時，他巳與阮嘯仙同志坐在會客廳里候我，他們一見到我，便起來和我握手。
阮嘯仙同誌喜氣洋洋的稱讚說：「龔楚同志，你這一年來的工作表現很好，現在除了彭湃同志直接領導海陸豐農運工作成績頂好外，要算你們北江的工作最好了！你們的工作成績，連我們省農會直接領導的中區各縣農運都此不上哩！」接著又說：「羅綺園同志是負責軍事部的，關於如何武裝農民，如何擴大農軍組織，如何爭取時間在最短的期間內完成一切作戰準備……。因為你是軍人，對於這些問題比較熟悉，所以羅同志特地約你來研討。我因有特別的事要辨，請于羅同志詳細具體地作出決定性的研究」。他說罷便走了。
羅綺園身材短小，年約三十余歲，有深度近視眼，臉色白晰，態度嚴肅，樣子是個文弱書生。他當時很鄭重的對我說：「自今年三月二十日發生中山艦事件 之後，接著國民黨於五月十五日召開第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黨務整理方案 。主要內容是：確立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並規定跨黨的黨員不得在國民黨中央任部長級職位，各級黨部委員人數亦不得超過三份之一，致使本黨同志譚平山、林伯渠等均已辭去部長職。目前本黨的對策是：團結左派，抑制蔣介石，打擊右派。至於將來的演變如何，甚難預料。因此我們在這期間必須積極武裝工農，尤其是擴大農軍組織，以最快的步驟訓練成為勁旅，隨時準備應變......」。
我當時很率直的答覆他：「發動農民參加農軍並不困難，最困難的有三點：一、槍械缺乏；二、軍事幹部太少；三、沒有政治幹部。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關於械彈補給，我問他：「能否請俄顧問鮑羅庭轉請蘇聯供給？」他說:「此事己請求過了。但蘇聯方面因不願意開罪蔣介石，要保持與國民黨合作的局面。所以農軍槍械惟有由各縣自行想辦法購買來補充。至於軍事幹部，可加強北江農軍幹部訓練所，政治幹部可商請駐韶關的國軍教導師師長陳嘉祐協助籌辦訓練，因陳師長是國民黨左派，與我們有緊密的合作，他一定能夠協助。我今天就寫信介紹你回到韶關時和他接洽，該師的政治部主任是本黨同志，一切事情你不妨多與他商討」。
我和羅綺園的談話至此結束。是日，我帶著羅綺園的介紹信，返抵韶關便與陳師長會唔，經過幾次商談，他對於開辦政治幹部訓練班問題，一切人力物力及經費等都肯負責，但學員則須由我們北江辦事處選送。關於農軍械彈問題，他亦答應盡量設法。
北江政治幹部訓練班得到陳師長的幫助，由該師政治部負責，於十月開辦，第一期學員有二百人。這些學員後來都是農軍的政治幹部。北江農軍的組織由此逐漸建全起來了。
一九二六年五月至八月是國民革命軍由廣州從事北伐的時期，除第一軍入閩外，其餘所有第二、三、四、五、六各軍均經韶關、樂昌入湘。當時粵漢鐵路南段，僅由廣州通至韶關，軍運可利用火車；由韶關經樂昌入湘，既無鐵路交通，亦無可行汽車的公路，北伐軍均由陸路徒步行軍。國民革命軍連隊以上均設有黨代表，他們多是黃埔軍校政治科出身，而且多數是共產黨員，他們在行軍時都先行發動群眾，而各地農會亦自動地踴躍的幫助國軍運輸軍需糧食，農軍負責保衛後方治安，使北伐軍無後顧之憂，順利北上；北伐軍勝利的消息亦很快的傳播到後方，振奮了民眾的革命情緒。八月初，蔣總司令及蘇聯軍事顧問加倫將軍北上，道經韶關樂昌，我便發動群眾舉行盛大的歡迎大會。蔣總司令及加倫將軍，雖是戎馬悾惚，亦很歡愉的出席群眾大會，接受民眾的歡呼。那時的蔣總司令，身穿布質藍灰色戎裝，精神奕奕，當他向群眾致詞時，簡短而有力，使民眾不斷的歡呼，掌聲雷動!
這種軍民合作，連成一片的情形，是中國自古以來從所未有過的現象，在這種民氣沸騰的時候，我們便號召民眾支持北伐，武裝自衛及購買槍械，充實裝備的工作。這一號召，得到廣大民眾的熱烈擁護，所以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樂昌各鄉村農會，均將往日豪紳們用於祭祀、酬神的祠堂、廟宇公款，提出來作為購買槍械之用。在這期間，樂昌發生了兩件很不愉的事件。一是民團局長李傅楷在坪石鎮被湖南大土匪胡鳳璋殺害，喪失了一個國民黨老同志。二是樂昌縣長曾昭聲被調職，亦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合作得來的開明行政官。最後，選派了一個腐敗的劉應福來接任。
新來的樂昌縣長劉應福，雲南人，年約四十歲，身材短小，臉帶黝黑氣，一望便知是個抽大煙的煙精，唇上留有短鬍子，眼睛小而稍陷，看人時不斷的溜動，令人一見而知是一位工於心計的狡獪之徒。他于接任視事後約一個星期的一天晚上，在縣府衙內容廳，設宴招待我們，我們應邀到達后，他即將所珍藏的書畫給我們欣賞，表示他是一個風雅的飽學之士。按著他便舉杯勸酒，態度誠懇，狀極愉快。那天我適患胃病，他發覺后，立即請我隨他進內室，室內設有吸鴉片的煙床、煙具，對我說:「我備有上等雲南的枷楠煙膏(枷楠是一種名貴的止痛提神中藥材)，你睡下抽兩口，就可立刻止痛了」。我那時正值年少氣盛，而且生平最討厭抽大煙的人，所以我毫不留情的對他說:「劉縣長，我們都是國民政府領導下的革命同志，抽大煙是最腐敗的行為，你這番善意，請恕我不能接受，同時我還希望你能戒除這種惡習」。當時他不但面紅耳赤，而且怒形於色，但眨眼間又臉帶笑容對我說:「你的話很對，我對此並無嗜好，不過備以療疾而己，我們還是出去喝酒吧」。在他那種怒而反笑，恨而反親的奸滑態度及殷勤招待下，我只得維持著和洽的氣氛以至席終。但是，劉縣長則對我懷恨於心，由此就種下了禍根。
我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之後，想起了今天對劉縣長的態度，深深的感到自己的衝動和魯莽。因為他要我抽大煙的動機是善意的，他雖然不是什麼革命同志，更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他到底是一個縣的行政官，我不應該以對同志的態度來對待他。何況我們正想利用他，我這樣的傷害他的自尊心，恐怕將來對自己和樂昌今後的革命工作都會遭到不利影響，一念及此，甚感後悔。但我卻沒有設法去彌補這次過失，當時可能是自尊心太重所致。但我亦未將此事宣揚，只是和他保持著相當客氣的態度。誰知我竟因此事而坐了三天的牢。
是年冬，十一月初，我偕同樂昌農會同志楊高林、薛仰聖同到廣州購買槍械，隨身備有省農會北江辦事處的證件。我們到達廣州后，住在西湖街西湖旅館，向第六軍後方買得粵造七九步槍二十枝，子彈二千發，正準備於次日乘粵漢路車北運。詎料我們睡至午夜，突遭廣州市公安局的偵緝和警察所的拘捕。當時我們曾出示證件和說明身份，但他們竟置之不理；當晚即被拘禁在嚴重罪犯的監獄內，且禁止對外通信。
我們三人被拘禁的監獄，是一間密不通風的小屋，犯人大小便均在室內，臭氣熏天，室內設有碌架床，但早已有五個犯人住著，我們每人分配得一個床位，空氣污濁不堪。在愁容相對時，我們研究這次被捕的原因，懷疑到是國民黨要消滅共產黨的行動，要取締工農武裝的政策。我們這種忖測，如果是真的話，那麼，我們的命運很可能會為革命而犧牲了。可是我們並沒有因此有絲毫恐懼，大家皆泰然處之，靜侯事件的發展。
時間過得很快，眨眼間便是三天。三天後上午九時，突然有個警官到來釋放我們，並請我們到督察長室去，當我們踏入督察長室時，即見到省農會的一位同志和督察長同坐在一起，他見到我們便立即站起來，督察長分別和我們一一握手，並以誤會兩字向我們道歉。
我們一聲不響地走出公安局，即與我的同志到省農會去。
對於我們被捕的事，省農會羅綺園同志對我說出了真相。他說：「這件事是樂昌縣長劉應福串同國民黨右派分子攪的，他們通知公安局，指你們為運械的罪犯，局長不查真相，便將你們拘捕了。後來公安局發覺你是中央農民部特派員，便即通知農民部及省農會，我就去民政廳找陳樹人，陳即通知公安局放人，這才將你們釋放」。
他又告訴我：「國民黨內部，自今年五月舉行二屆二中全會後，造成了蔣介石將軍獨攬黨、政，軍大權，成為名實相符的國民黨最高領袖，他充份表現出軍人的獨裁作風，國民黨內部的左派分子，多已對他不滿。在廣東的國民黨和各省市黨部代表，曾在十月間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他們一致反對張靜江，主張歡迎汪精衛先生回國主持國民政府，藉此來壓制蔣介石。所以現在國民黨內部正走向分裂之途，本黨聯合左派，打擊蔣介石右派的政策，已獲得初步的勝利。關於本黨方面，今年一月的第四次大會及三月舉行的四屆三中擴大會議，均沒有提出分配土地給農民的土地革命政策，對於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的黨務整理方案又採取了忍讓妥協政策，致使黨內許多同志對黨中央大表不滿。特別是廣東省委會同志，如譚平山、陳延年、彭湃及我們等」。
他又告訴我「目前我們不僅要提出實行土地革命，將土地分配給農民的口號，爭取農民群眾站在我們這一邊來，並且應該抓緊北伐時機增強自己的武裝實力，準備奪取廣東政權。你回到北江后，一方面要握出土地歸農民的口號，提高農民的鬥爭情緒，另方面要加緊擴大及訓練農軍，隨時候命行動」。
我聽了他這一席話，覺得他們對農軍的實力估計過高，因當時的農軍，人數雖多，但械彈缺乏，且未經嚴格訓練，等於烏合之眾，用作鎮壓豪紳地主則有餘，若與正規軍作戰，實在言之過早。
我稍加考慮后即對他說:「現在的農軍無論裝備、訓練、幹部等等問題，均未到可用之時，請你注意並設法補救」
他聽了很不高興，立即對我說：「這是你不相信民眾力量的機會主義觀點，須知只要民眾的革命情緒提高了，即使是赤手空拳，也可以暴動奪取政權，何況你們已將民眾組織起來，也編成了農軍，你應該堅定的依照我們的指示，領導北江同志，一致努力，完成黨交給你們的任務，切勿畏首畏尾，貽誤革命事業」。
他這種盛氣凌人的命令式口吻，使我十分反感。但我忍受下來，因我是軍人出身，知道服從的重要性，我只好說：「我一定遵照你的指示去做」。
他見我不再反對，就送我出門，說聲再會，握手而別。
我回到寓所，便將羅綺園對我的指示向楊、薛兩人作了一次簡短的傳達，並對他們說：「廣東的上層領導同志，心理上已有奪取廣東政權的積極企圖，但在行動上則沒有切實的加強工農的武裝，徒託空言，於事無補。我們回去必須加緊準備，否則，將來可能遭到重大的損失」。
他們聽到省農會對農軍的槍械無法補充，要自己另想辦法，表示失望，但他們對革命的前途仍是充滿信心。
十一月中旬，我們三人帶著買來的二十枝步槍和子彈，乘粵漢車返回韶關。
翌日，我去拜訪陳嘉佑師長，請求他抽撥三百枝步槍以裝備樂昌農軍，並申明給予相當代價，將來北江農軍在革命戰爭中亦必受他領導和指揮。他聽了高興之極，立即命師部軍械處長將庫存舊步槍中挑選了二百五十支精良的和二萬發子彈給我。只收了我們三千元銀洋。
有了槍不愁沒有人，我們立即由樂昌調集了二百名徒手農軍到韶關搬運這批槍械，併發給各鄉農軍使用。
自此，北江的農軍便日益壯大了。

第二編

寧漢分裂至國共分家










第一章
北上武漢到南昌暴動
我們先看北伐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動態：
北伐軍主力，自入湘以來，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克長沙，七月卅一日進抵武昌城下，九月七日佔領漢口、漢陽，十月十日克服武昌城。
江西方面——由蔣總司令直接指揮，於十一月十七日克南昌，東路軍何應欽，十二月十八日克福州，繼即向浙江推進，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佔領杭州。
長江方面——一九二七年一月，革命軍第二、六、七三個軍沿長江向南京推進。安徽省督辦陳調元宣布投向革命軍，程潛統率二、六兩軍於三月廿四日佔領南京。
上海方面——當北伐軍進迫上海龍華時，上海工人於三月廿一日實行總罷工，以響應革命軍，並與上海直魯聯軍進行激烈巷戰，廿二日直魯聯軍退出上海，北伐軍于廿三日進佔上海。
自北伐主力佔領武漢后，國民政府俄顧問鮑羅搓，偕同國民黨中央及政府要員宋慶齡、徐謙、孫科、宋子文、陳友仁等，由廣州起程，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到達武漢，以國民黨中央及國府代表名義籌備遷都事宜。並於十三日成立「國民黨中委及國府委員聯席會議」，辦理建都工作，廣州國府於十二月五日宣布停止辦公，由譚延闓代主席及張靜江率領國府職員於是月卅一日抵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宣布遷都武漢，正式開始辦公。但蔣總司令覺得，當時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在鮑羅庭策動之下，已有迎汪壓蔣之勢，乃於一月三日電武漢中央要員，主張國府暫設南昌，以便於領導軍事工作，及將來建都南京。並於一月十日親至武漢，企圖說服各要員移駐南昌，但當時各人民團體，已提出迎汪復職的口號。所以他此行未有獲得任何效果，遂於十八日返回南昌。
自此，遷都之爭演變而為黨權、軍權之爭。
蔣總司令鑒於當時的政洽環境關係，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合作越趨緊密，形勢對他愈加不利，使他不得不決心先行反共，然後再對付左派。於是由三月十一日開始，進行了一系列的反共行動。卅一日槍決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三月十六日下令解散南昌左派市黨部，十九日解散九江左派市黨部及總工會；福州、安慶等地亦先後發生殺害中共黨員的事件，三月廿六日在上海展開摧毀共黨行動，四月十二日發動了清共運動，並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裝。這一時期，在國民革命軍中的總司令部、總政治部及一、七兩軍所有中共黨員及左派國民黨員均被清除。俄國軍事顧問加倫將軍亦於三月問率其助手離開總司令部赴武漢，轉任武漢國民政府軍事顧問。
最先佔領南京的二、六兩軍於四月初被七軍及一軍之一部份壓迫退出南京，蔣總司令便於四月九日由上海移駐南京，旋即召開國民黨中央會議，四月十八日宣布在南京成立另一國民政府，於是形成了寧漢對立的分裂形勢。
汪精衛於四月一日由莫斯科返抵上海，四月五日便與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髮表聯合聲明，號召兩黨同志繼續合作，聲明中有「政見即不盡同，亦無須強求一致」之句，其要求團結合作的苦心，於此可見。
四月十日，汪精衛到達武漢，當「四?一二」上海事變消息傳到武漢后，國民黨左派與中共黨員多表憤慨！汪精衛便即提出「討伐蔣介石」及「革命的站到左邊來」的口號。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蔣介石黨籍」，並罷免其總司令職，於是寧漢分裂已趨表面化。
廣東中共早有伺機奪取廣東政權的企圖，至國民黨蔣介石右派公開反共，屠殺共產黨員的消息傳到廣州后，便加速了我們的行動準備。
當時留守在廣州附近地區的國軍右派部隊，計有：李濟琛第四軍的十一師及十六軍范石山兩個師和河南區李福林第五軍的一部。
四月十四日的深夜，我在韶關北江辦事處突接到廣東省農軍指揮部的密令，大意是：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右派已公開反共，屠殺我們革命同志；廣州的李濟琛是蔣的心腹，必執行蔣的反共路錢，因此我們以奪取廣東省政權為目的，作戰部署如下：
一、以駐韶關的陳嘉祐師為主力，配合廣東工農武裝進攻廣州。
二、各路農軍的指揮如下:東路指揮彭湃、南路指揮黃學增、西路指揮周其鑒、北路指揮龔楚、廣州市工人武裝及中區各縣由總指揮部直接指揮。
三、各縣農軍，必須于廿日接近廣州郊區待命。
四、各路軍立即派員來省農會連絡。
該密令署名是廣東省農軍總指揮羅綺園。
我接到這一命令后，立即由北江辦事處通知各縣農軍緊急動員，限於十九日到達粵漢路沿線集結。並於十五日九時赴教導師請示陳嘉祐師長。他對我很乾脆的說:「我早就知道必有這樣的一天，而且希望早日到來，我駐清遠琶江墟的一個團，今晨已開始向銀盞坳、軍田(距廣州五十華里)推進，另兩個團今晚可到源潭附近(距廣州約九十華里)，並準備繼續推進。你們農軍須於十九日到達新墟附近(距廣州三十華里)。關於運輸問題，我於十九日早準備火車兩列供你們使用，請即派員來師部參謀處連絡」。
我告訴他：「我們已通知各縣農軍依期集結，但我須立即返樂昌集中農軍，准於十八日，回到韶關」。
談話后，我即離開師部，是晚到仁化董塘墟督促農軍集中，十六日返樂昌。
當我正在調集農軍時，十七日黃昏，又接到羅綺園的急電，要我星夜趕往韶關商討北上事宜。這時，韶關邊界的八衛排，有豪紳武裝四百多人，佔據在回頭嶺上，深溝高壘，防備農軍進攻；並設卡在武江邊檢查來往船隻，勒收行水。農軍同志關心我的安全，他們都勸我從陸地繞道前往韶關。但為時間緊迫，而且正值武江春汛時期，遂決定利用夜間乘小舟冒險偷過回頭嶺敵方哨位赴韶關，隨行僅帶副官包平同志一人、所幸船行很快，只八小時便到達了曲江；在北江辦事處和羅綺園晤面時，他立即告訴我：「廣東的李濟琛於十五日午夜起至十六日早晨，動員廣州全部軍警分別圍攻所有與我們有關係的省黨部、省農會、工會及一切革命機關團體，被捕被殺的革命同志和進步分子不知其數！陳延年同志可能已被捕，省農會負責同志因多在郊區動員農軍，或可倖免於難，當時我在小平（近郊一小市鎮）粵漢路工人糾察隊里，幸得粵漢鐵路局聞變即通知我們，於是立即率部退至軍田與教導師部隊匯合，並即與陳師長聯絡；局長主張我們立即回韶關共商今後行勁。我和陝嘉佑師長會商后，決定北上武漢，與國民黨的左派政府合作，因我們黨中央現亦在武漢，陳嘉佑師長要請你來共同商討北上計劃」。
我聽完了他的說話，立即和他到師部與陳師長商議有關北上的問題。
陳嘉祐師長對北上問題，提出了決定性的意見。北江農軍編為一個聯隊，由我任聯隊指揮，譚軍略為副指揮，粵漢鐵路工人糾察隊仍由羅綺園直接指揮，工農軍的一切給養概同教導師官兵待遇一樣，龔楚同志即攜帶二千元隨同北江政治幹部訓練班學生先上樂昌，準備于廿一日前完成行軍準備。
我於十九日偕同副官包平，雇了兩名農民，帶著二千銀元隨同北江政訓班學生，步行至桂頭(距樂昌縣城六十華里)。政訓班學生在此宿營，我因見時間尚早(下午一時)，乃在桂頭雇一隻小漁舟，化裝成漁人，冒險上樂昌。經過回頭嶺時，因船細人少，未被檢查而通過了。方自慶幸之際，不料船行至距離樂昌二十里水程的麻風洲，突然從後面追來了五條大漢，人人手持駁完槍，大聲吆喝停船，抓住背纜船夫，將小船拉至右岸。這時，我和副官包平同志都沒有武器攜帶在身，無法抵抗。這五條大漢一上船，便將我們捆綁，威迫船夫將船開至江中麻風洲，準備在麻風洲上將我們劫殺。船靠了岸，我們像待死的囚犯，靜候死神的來臨。正在千鈞一髮之際，忽然來了救星。一隊武裝農民巡邏隊沿河岸迎面而來，他們都認識我，見我被匪徒劫持，即向匪徒開火，匪徒見情勢不佳，丟下我們倉皇而逃。
原來在這期間各地巳進入緊急狀態，樂昌農民已經動員起來，分別組成了武裝巡邏隊，巡守各交通要道，防範反動地主的進攻，是以我們得到他們的營救。
趕至樂昌縣城，我們仍通宵達旦的進行各種有關農軍北上的工作。
四月廿一日，曲江、樂昌、仁化、清遠四縣農軍，全部集中在樂昌。
我向全體農軍闡述了當前廣東的形勢：「國民黨左右兩派已分裂了!革命的左派都集中在武漢，廣東的李濟琛走向右派，在廣州進行了一連串的反革命行動。目前，教導師即要北上武漢集中，我們為了保存廣東工農武裝實力起見，所以也決定追隨教導師陳師長及我們的總指揮羅綺園同志北上武漢，我們這次退出廣東是暫時的，總有一天會勝利歸來。但各位如有因家庭關係或有其他各種困難不能跟隨北上的，可以自由返回原籍，你們可以在此作出決定，向你們的隊長報告，各縣隊長請於今天下午四時前將名冊送到指揮部」。
我說完這番話之後，各縣農軍隊長就立即分頭辦理參加北上的登記工作。除了因有家室之累的農民不能參加北上，志願參加北上的計有一千一百多人。
我們將這一千一百多人編成了三個大隊，槍枝子彈都很齊備，士氣也很旺盛，整裝待命。
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二日，我和羅綺園同志率領著農軍、農軍干訓所第二期學生，粵漢鐵路工人糾察隊、北江政訓班學員等，共一千六百多人，于拂曉時踏上征途。那一天，細雨霏霏，天氣陰暗，更增加了官兵們的離情別緒。行軍中，我們靜寂的前進。是晚隊伍宿營於九峯橋（樂昌縣北），又有仁化縣的農軍三十餘人趕來加入我們的隊伍。
翌日，越過天險的蔚嶺關，不久便進入湘境，至廿五日午後二時即抵達郴州，是日天朗氣清，官兵精神稍佳。當我們抵達郴州時，郴州的工農群眾數萬人早已集合在一個廣濶的會場，舉行盛大的歡迎大會，受到工農群眾的熱烈慰問，頓使全體官兵們精神振奮!
群眾大會結束后，中共湘南特委書記夏正民同志向我們報導有關當地的情況，他說：「長沙駐軍何健部團長許克祥，于廿一日發動反共政變，將長沙所有與我黨有關之機關及工農團體圍攻，殺害及逮捕革命同志和工農群眾甚多（中共后稱為馬日事變）。現正向長沙外圍各縣展開行動」。接著他向我們建議：「為了慎重起見，你們最好俟教導師到達后，再行計劃北上」。
我們聞訊之下，不勝憤慨。但又有點高興，因為國民黨這個大集團內部，已經劃清界綫，分清左右，敵我分明，各站一方，今後我們和國民黨左派合作，使這一民族統一戰綫，更能團結一致，完成北伐革命事業。
當天晚上，陳嘉佑師長已抵達郴州，翌日在郴州休息了一天，他決定將師部及該師主力進駐衡陽，一部留駐郴州，工農軍進駐耒陽整訓。
我們到耒陽后，便將隊伍從新整編，把農軍干訓所第二期學生及粵漢鐵路工人糾察隊均編入農軍聯隊之內，政訓班學員除大部份由教導師調去參加該師政治工作外，其餘三十多人即分配到農軍中各大、中隊擔任政治工作。從此，農軍的管理與訓練都較為便利。同時並與耒陽的中共及群眾組織建立了密切關係。
那時，耒陽的工農，正在積極的加緊建立武裝，準備對抗許克祥及地土豪紳的進攻，但槍械甚少，到處都見有梭鏢隊、大刀隊。
他們見到我們農軍的裝備整齊，又歡喜又羡慕，異常歡迎。
過了大約一個星期，我們奉師部之命，移駐永興縣城。師部亦於此時奉武漢方面之訓令：將教導師改編為第十三軍，農軍亦改編為十三軍補充團，以龔楚為團長，李資為副團長，併發給軍服每人一套。官兵一聞此訊，登時議論紛紜。當時樂昌籍農軍一部（約四十人）提出反對，要求回鄉，經我幾番勸導，均難阻止去志！遂由大隊長薛仰聖率領回鄉。
但是彼去此來，在這期間又陸續有樂昌、仁化的工農同志因受不住地主豪紳的摧殘和壓迫，趕來歸隊，據他們報導家鄉的情況，大略如下：
一、樂昌縣長劉應福於農軍北上后，即濫捕了三十餘人，三天內槍決了商會主席周X、理髮工會主席郭X、附城鄉農會主席謝X、坪石鎮李家泉等四人。現仍向各鄉搜捕農會分子，我的家裡也被搜查，所有值錢的東西及書籍全被沒收，但沒有捕人。
二、仁化縣自農軍撤退後，情形更加悲慘。地主豪紳向農會進攻，經過兩次混戰後，大部份工農積極分子在蔡正文同志領導下，退入石塘水寨據守，反動武裝，屢攻不下，第四天由韶關調來了范石山部一個團和一個炮兵營，圍攻水寨。當他們來時仍在戰鬥中。後來該水寨經過三個月的苦戰，卒因糧食斷絕，才被攻陷，工農群眾死傷百餘人，被俘婦孺百餘人，有武裝的即突圍逃上大山（雉雞山）繼續打游擊戰。
我們聽到家鄉這些不幸消息，均異常悲憤。但對那些平日有思家觀念和意志動搖的農軍同志卻堅定下來了，他們打消了要求回鄉的意念。我則因老母無恙而稍堪告慰。
時間大約是五月十日，我們奉命經長沙抵達武漢，駐於武昌蛇山北面徐家棚的「春草堂」花園內。
「春草堂」花園，面積很大，佔地約有五十畝以上，園門「春草堂」三個大字，系出諸康有為手筆，園內亭、台、樓、閣、小橋、流水，一應俱全，花木繁盛，並有幾座平房，足敷一團人之營地，居住環境好極了，但缺乏操場，訓練部隊須在園外公路上，斯時正值春雨連綿，路上泥濘難行，故有美中不足之感。
我們的番號雖然標志著國民革命軍十三軍補充團，但黨（中共）和政府（國民政府）都清楚地知道是廣東工農軍，所以特別關懷，發給了我們慰勞金一萬元（武漢國民政府發行的中央紙幣）及每人內衣兩套，頓使全團官兵皆大歡喜!
當時中央紙幣的價值是與銀洋（大洋）平兌的，但那時因武漢中央紙幣遭到南京政府禁止流通的影響，且因軍費浩繁，而稅收又短絀，幣值影響了社會的物價。武漢工人因此紛紛提出要求加薪及減少工作時間等問題，勞資的對立日趨嚴重，因此使工業生產陷於半停頓的狀態中。由於幣值貶值所影響，市面上流通的一仙銅幣，原是每元中央紙幣兌一百六十枚的，竟跌至每元兌一百四十枚至一百三十枚，此時銀洋已很少在市面流通，財政已趨於不穩定，經濟亦開始陷入混亂狀態。
軍事方面：當南京政府宣布成立時，國府（武漢）原擬先行東征討蔣，穩定武漢后，才再行北伐，但此議為加倫將軍反對，同時北京張作霖大軍正由京漢、津浦兩路南下，企圖分攻武漢、南京兩地，迫使武漢、南京雙方不能不暫時放棄敵對行動，各自分頭北伐，迎擊張作霖。結果，兩方面都將敵軍擊潰，津浦線南京北伐軍北進，佔據徐州，京漢線武漢北伐軍與由陝西東下的馮玉祥國民革命軍會師鄭州，張作霖部敗退至黃河北岸。於是隴海全綫為北伐軍所控制。
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方面，正當北位軍在前方苦戰之際，國軍夏斗寅趁武漢空虛，於四月十四日發動潛襲武漢事件， 接著長沙許克祥于發動「馬日事變」后，深知湖南農運過火，便逮捕地主豪神，遊街示眾，盡情侮辱，任意屠殺，連革命軍官家屬都不放過，一樣照拉照殺，甚至連中共高級領袖李立三的父親也被殺戳。武漢工人運動亦趨激烈，工農群眾這種無原則的激烈行動，已鬧得如火如荼，無法收拾，致使社會秩序混亂，民心動搖，特別是對唐生智部的湖南籍軍官影響至大，因為他們為了革命事業而離鄉背井，在前方拚命作戰，而家鄉的父母妻子則慘遭農民的屠殺或侮辱，試問誰無家室之想？於是軍心動搖，影響士氣甚大！
在這時候，唐生智首先表示：擁汪反共。頓使各軍對中共日漸離心。造成這種嚴重事件，當然要中共負全部責任。
中央政府和中共雖曾一再通令各省共黨組織及工農會組織禁止侵害軍人家屬。但湖南農運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他根本就反對黨中央的指責，不承認湖南農運有過火的說法 。所以中央政府和中共黨中央都無法糾正。繼之即發生軍人叛變事件。
江西的第三軍朱培德，原亦不滿蔣氏所為，也受各地過火的工農運動所影響，且又遭南京方面的種種壓力，就呈現不穩狀態，致令武漢政府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們亦漸動搖，以至影響全局。
我們自到武漢后，羅綺園即離開部隊，自居漢口，當時我只是一個中級幹部，對各方情況不明，故經常奔走于漢口、武昌紙坊（十三軍軍部駐地）之間，向住在漢口之彭湃、羅綺園及陳嘉祐軍長等連絡，以探聽消息，至六月初，國共關係已走向分裂之途。
一天（六月上旬），羅綺園鄭重的告訴我，他說：「汪精衛已動搖了!唐生智已宣布擁汪反共，現在我們可靠的部隊，只有廿四師葉挺部，十一師周士弟團，武漢警備團。張發奎或不反對我們，至於陳嘉祐，現時的態度還好，不過他的部屬多是湖南人，將來恐怕不大可靠。你領導的一個團，現在是本黨重要軍事力量，黨中央要你們集中武昌城內跑馬場，隨時準備應變」。
羅綺園這一席話使我十分不安，我覺得黨中央過去對軍隊的工作忽視了，等到面臨危急時，才知道重要，現在我們只有這麼少的武裝力量，試問將來怎樣應付事變？我當日即跑去見陳嘉佑軍長。他見我到來，雖臉露笑容，但眉宇間顯有隱憂。他問我部隊的情形，我告訴他有關部隊的一般情況：官兵情緒向來很好，日常訓練工作由副團長李資負責。駐地是一座大花園，環境優美，可惜無操場可用。他聽罷我的報告，就對我說：「現在國共兩方似不甚融洽，將來演變如何，很難逆料。不過你盡可放心，不論環境怎樣變化，我都要庇護你們，我絕不會做出對北江父老不住的事情，尤其是你本人，我對你倚望正殷，將來我必定設法提拔你」。跟著他又說：「昨日羅綺園同志曾來過，談及你們的駐地不便訓練的事，現已商得警衛團方面的同意，將跑馬場的營地讓出給你們，此地與軍部較為接近，以後連絡一切都便利得多了。我已告訴參謀長，日間即有命令給你」。
我回到團部已近午夜，雖經整日賓士，但仍無法入睡。想起了今天羅綺園告訴我的一切；中共與國民黨左派的合作，所謂「民族統一戰綫」又面臨分裂階段，今後的演變如何？把這團人移駐武昌城內，顯然是黨對我們的重視，但另一方面陳嘉佑又極力想爭取我，說什麼要提拔我，這無非是一種拉攏手段。我是黨員，要遵從黨的領導，這是毫無疑義的，倘若跟陳嘉佑走，那豈不是跟國民黨跑嗎？這些問題，我怎樣應付？左右思量，真的無法解答。
翌日八時起床，團部的幹部都來問我，外間的消息如何？他們似極關懷時局的狀況。我告訴他們：「本團即將移駐武昌城內跑馬場」。他們聽了大為雀躍。
大約過了一天（約為六月八日），我們即奉命移駐武昌城內。
武漢國共關係，情勢日趨緊張，首先是汪精衛等因國民黨左派要員北上鄭州，與馮玉祥舉行會議，確定分共立場。接著傳聞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因汪精衛等對中共的態度由合作而轉向分裂，他則由親武漢政府而轉向親南京政府，且已將該軍內所有中共黨員遣送出境。
北方的閻錫山巳接受南京政府任命，宣布就任國軍北方總司令職。馮工玉祥亦已表明他的聯蔣反共立場？
汪精衛等國府要員由鄭州返回武漢后，即公開表示和平分共政策。並經過中央政冶會議決定解除鮑羅庭顧問之職務。
六月十九日蔣、馮徐州會議后，21日馮玉祥致電武漢國民政府促進寧（南京）漢（武漢）合流。至此，由國共合作，又變成了國共分家。寧漢對立的形勢又轉變為寧漢合流的新形勢。這時候，北伐軍已由京漢路撤回武漢附近集中。
為什麼汪精衛的態度變化得如此之快？
原因是：湘（湖南）鄂（湖北）兩省的工農運動過火，燒、殺、搶、掠等行為使社會陷於無政府狀態，動搖了國軍軍心，致使軍人叛變，經濟混亂，影響了工商業的發展，使武漢當局財經發生了嚴重困難。而南京方面亦對武漢展開了政治分化、軍事壓力、經濟制裁等等手段，頓使武漢當局陷於四面楚歌之中。凡此種種，都是影響武漢政府上層領導人物思想動搖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第三國際六月一日給鮑羅庭一個電報 ，也是國共分家的摧命符。按說這一機密電報是第三國際另一代表印度人路易私自將副本送給汪精衞，使汪精衛大為震驚。但路易為什麼要將這一機密電報送給汪精衞，那就耐人尋味了。
第三國際得悉鄭州會議的情形后，又發給中共一封電報：仍主張與國民黨左派合作。中共乃於六月廿日發表一項聲明，其要點是：
一、承認對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二、共產黨員參加政府工作者，須本著國民黨身份，並應隨時準備退出政府；三、工農組織應受國民黨領導和管理；四、工農的要求不得超出法津之外；五、工農武裝應由政府管訓；六、工人糾察隊不得干涉司法和行政，更不得擅自逮捕與處罰任何人。
這項聲明發表后，國民黨方面的上層領導人物冷淡置之，一般中下層分子則認為這是中共對國民黨的單戀表示，恐另有陰謀在內。
至於中共黨內的反應，黨內中下層人認為這項聲明簡直是對國民黨屈膝投降，是領導無能的表現。甚至有人認為是共產黨人的最大恥辱！過激的還說：這是出賣黨和工農利益的無恥行為。
當時我對這項聲明即認為，這是全無黨性，毫無氣節的重大屈辱。
中共六月甘六日聲明發表後，參加國民政府的譚平山、蘇兆徵即辭去農、工部長之職。武漢工人糾察隊被武漢衛戍司令限令繳械。結果由總隊長陳賡將全部武器繳交於衛戍司令李品仙接收。
中共中央因受黨內意見和輿情的抨擊所影響，又於七月十三日發表聲明責備國民黨中央服從土劣出身的反動軍官，違反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及背叛中山先生的主義和政策。
國民黨中央隨於七月十六日發表聲明：指「六月一日共產國際的電令，不啻對本黨生命予以根本危害，十三日中共宣言是破壞容共政策」。
宋慶齡亦於七月十八日發表宣言：反對武漢排斥中共的舉動，認為是違反孫總理的主義與政策，不負聯帶責任。中共黨人反譏之為臨別秋波。
武漢國民黨於七月廿三日發表政治決議案：大意是：凡列名本黨之共產黨員均須聲明退出共產黨，否則，停止職務，不得以本黨名義做共黨工作，違此以叛黨論罪。
在這種政治激變的環境底下，我們這支廣東工農軍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人心惶惶。七月初，即有些幹部脫離部隊，投入張發奎部隊中去，七月十五日，中共透過陳嘉佑的關係，將我調任本團政治指導員，改派一名黃埔生陳東日來接替我的團長職務。當時我甚感錯愕，想不出他們這樣做的理由，黨既未向我解釋原因，唯有逆來順受，遵命交接。可是全團官兵都表示不滿，對中共領導失去信心，紛紛自尋出路，離去者不少。七月廿日陳東日又奉調離職，復由我以團指導員兼代團長職務，官兵情緒又較安定，但此時本團人數只剩得六百餘人了。
廣東工農軍，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一日追隨國軍教導師入湘，為時雖僅僅三個月，但在這三個月當中，得陳嘉佑師長幫助不少，由於他駐韶關有年，對工農運動素來熱心和關注，與北江革命同志合作得非常緊密，所以他對工農軍有濃厚的親密感。入湘后，工農軍常得到他的照顧，駐地必選擇最安全的地方，經過長沙時，他亦派軍掩護，確保安全，對於處在風雨飄搖中的工農軍，可說是關懷備至，所以全體官兵都對他發生真實的感情。到達武漢時，官兵們都希望能繼續追隨於他，為革命事業而努力。那知時局的變化，出乎人意料之外。昨日是最親密的戰友，今天又成為仇敵，這是為了革命嗎？偶與三兩同志敘談，無不為之浩嘆。
七月廿一日，我們奉到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我們迅速脫離十三軍，開赴南昌集中。我接到這個指示，極力考慮離開武漢的方法。因為我們是工農革命武裝，不能不遵命行動，但本團是屬十三軍的一部，如不遵守命令而擅自行動，會以叛變論罪，要遭到軍法的嚴厲處分；當時武漢近郊的軍隊很多，若是擅自行動，給他們發覺，必向我們追擊，以我們這麼單薄的一團人，怎能與強大的國軍作戰？我們怎樣離開武漢，確是一個大難題。
我想了一個通宵，結果，想出了一個最有效的辦法，暗中以「回廣東去」的口號去煽勁士兵的思鄉情緒，以土兵不服水土，農民家庭觀念太重等理由和十三軍軍長陳嘉佑公開談，要求准許工農軍官兵離漢回粵。
陳軍長因與工農軍的關係很深，感情融洽，熟悉工農軍的品質。工農軍的全部官兵，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大部份是中小學生，革命情緒很高，戰鬥力很強，比當時的一般軍隊質素強得多。所以他很不願意我們離去，便親自到工農軍駐地（武昌跑馬場）召集全體官兵訓話兩次，要我們繼續留在十三軍，為完成北伐的使命而共同奮鬥。當他向我們訓話時，真箇是聲淚俱下，言詞懇切。可是，我們已在全體官兵中掀起了一個堅決要求回粵的高潮，任得他說盡千語萬言，都無動於衷。最後，陳軍長見大家去志堅決，無法挽留，同時又不願與中共發生衝突，終於答應我們自由行動，不加干涉和阻撓。這是在政治鬥爭中絕無僅有的奇迹。
這個最困難的關頭，結果給我們鐵一般的堅決意志所衝破了，於是我們急忙準備離開武漢，開赴南昌。

第二章
參加「八一」南昌暴動
我們奉到開赴南昌集中的命令前後，黨的組織並沒有將今後的行動決策通知我們，但在傳聞中已略知一二，黨擬與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合作，打回廣東去，建立以廣東為根據地的革命政府與南京政府對抗。
當時第二方面軍所屬部隊，已陸續開赴九江、南昌集中，我們這一個團是最後離開武漢的。我們分乘三艘小輪船由長江水路順流東下。時值夏秋之交，水漲流急，兩岸青山，瞬息萬變，使我惆悵的心情為之豁然開朗。但願前途能像這隻小輪一樣，乘風破浪，共濟時艱，則今日一時的挫折又何足介意。
七月廿九日黃昏時，抵達九江，是晚即在九江市區宿營。翌日早晨，我見到九江市面到處都有歡迎汪精衛的標語，這位為我素所景仰的革命領袖，在往日一聞其名，便感無限興奮，但今天對他卻感到失望和悲哀了。
張發奎將軍平生是信賴汪精衛先生的，今汪既來，張今後繼續與中共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少了，中共這一個革命陣營的實力，究竟有多少？成為一個疑問。為此，我便急著要迅速離開九江，以免發生意外。
當我正在徬徨的時候，二十軍賀龍部的副官奉賀軍長之命特來通知我：現已有火車一列，專為你們而來，請立即起程。我聞訊之下，不禁喜出望外，乃率部迅速上車，火車即在下午三時由九江開出，當我們到達南昌車站時，即有傳達人員連絡，並帶我們開赴新營房，與二十四師教導團同駐在該營之內(今日中共第二領袖林彪，就是當日教導團的一個排長)。
卅一日晚上十時，「總指揮部」送我一份最機密的緊急作戰命令，大意為：
「我軍以解決南昌敵軍為目的，決于明(一日)二時開始向城內外所有敵軍進攻，一舉而殲滅之。
該部農軍于攻擊開始前，應即完成新營房駐區之防禦部署，並相機增援二十四師教導團對新營房南端敵軍之攻擊任務。」
我接到這個以總指揮賀龍、副總指揮葉挺署名發出的命令后，立即與二十四師教導團團長洽商連絡計劃。並於零時三十分，秘密的完成了一切準備工作。秋初的深夜，晚風吹在身上有無限的涼意，我們為這一緊急任務所激動，熱情像火一般的燃燒，個個磨拳擦掌，準備迎接這一場殘酷的廝殺。
我們駐地附近，駐有國軍王均師的一個營，這一個營，就是我們奉命圍攻將之繳械的對象。我們雖同駐在新營房兵舍，但各由不同大門進出，大門的方向，一個在南，一個在北，操場中間隔了一道短牆；新營房的地區很大，每座兵房都有足夠集合的廣場。因此，我們與敵軍的距離相隔只有一百公尺，而且有這一道短牆遮住了彼此的視線。我們在行動時極之謹慎，命令和指示都以耳語傳達；集合時躡手躡腳，不準有過大聲響；裝子彈上刺刀也生暗中進行，恐怕給國軍發覺而有所準備。
八月一日晨二時，城內城外的槍聲都響起來了。接著，連續的重機關槍，衝鋒叫殺聲，衝破了寧靜的黑夜，激起了軒然的巨浪，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八一」南昌暴動便開始了。
我們農軍所擔任的任務：守備新營房及協助二十四師教導團解決新營房敵軍的一個營。
二時三十分左右，負責衝鋒的教導團一營，僅以兩響駁殼手槍，便解決了敵軍的衛兵，很快的就衝進了兵房，由於敵軍營長事前毫無戒備，全營官兵都從夢中驚醒，嚇得驚惶失措。我軍一面控制了敵軍的武器，一面命令敵軍全部官兵到操場中集合，經過搜身檢查，便一批一批的押送著進入我們所駐營房的操場。被俘的敵軍官兵，垂頭喪氣，滿面驚慌，有些驚恐至連衣服的鈕扣都扣不上，在晨風中顫慄，他們的武器像木柴一般，一捆捆的有我們的戰士興高彩烈地協助著教導團士兵抬進營房。
這時還不到四點鐘，全面戰鬥尚未結束，不時還有疎疎落落的槍聲傳來，為了防備敵軍的反攻，我率領的農軍，專負責營房周圍的警戒任務。
天亮之後，市區已無槍聲，我們這一個戰鬥單位所派出的人員，很快便和「總指揮部」（設於江西大旅店）及參謀團取得連絡。他們接到報告后，非常高興。因為在這次南昌暴動的整個戰鬥中，解決敵人最快，而自己並無傷亡的，只有教導團和我們這一個單位。九時左右，郊區的槍聲也聽不到了。駐在南昌城內外的國軍部隊，大部份已被繳械，一部份則突圍向西北逃竄。「八一」這次南昌暴動便順利成功了。
上午十一時，南昌全市已經解禁，只是交通要道仍布有哨崗。我特地到市區去巡視，整個南昌市面，冷冷清清的像一個死城，全市商店住宅都關門閉戶，街上除了少數軍人在巡邏之外，看不到一個老百姓。
十二時后，在小街中的幾間小飯館才敢開門營業。那些餓了一個上午的窮苦市民和苦力，陸續到飯館吃飯，他們都顯得很不自然，膽怯的神情溢於形表。也不敢向飯館中的軍人打探消息，更不知道夜來的戰鬥究竟是幹什麼的。
下午二時左右，挑著蔬菜食物的農民，三三兩兩的入市了，這時，總政治部才派出宣傳隊沿街的拍著商店的鋪門，叫商人開門做生意。南昌全市這才逐漸的復甦過來。
好奇的市民們，來往街上，以欣賞戲劇似的心情，觀看貼滿了牆上的紅綠標語；以驚奇的眼光圍觀「中國革命委員會」的安民布告。
在這次暴動中，有一個好現象，就是從開始以迄終止，都沒有乘機劫掠的事情發生。市面秩序，仍很安定。市民除了遭到戰鬥時炮火聲的驚駭外，並沒有其他的任何影響。一夜之間政權的變換，似是一場戲劇的演出。
「八一」暴動因為事前極瑞秘密，沒有一個工農民眾預知其事，事後也沒有召開過民眾大會，告訴人民這次暴動的意義，以擴大政治宣傳影響。連隊也沒有注意到這方面的政冶工作，軍隊中的初級軍官和士兵，都不知道這次暴動的目的。至於市民則更不了解其中真相了。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當天正式宣布成立。以譚平山為主席，張國燾、林祖涵、李立三、周恩來、朱德、張曙時、郭沬若、彭湃、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張發奎 等為委員，吳玉章為秘書長。參謀團主任周恩來，劉伯承為參謀長。內設：黨務委員會：主任張曙時（國民黨）、工農委員會：主任張國燾、財務委員會：主任林祖涵、宣傳委員會：主任惲代英、政冶保衛局：局長李立三、總政洽部：主任郭沬若。賀龍為前敵總指揮，葉挺為副總指揮。並公布政治主張：打到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實行土地革命，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地主土地。建立鄉村工農政權。鞏固革命陣線，保證人民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罷工之自由等等。
當「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革委會)的政權名稱及人事公布后，我覺得，國共既已分家，為什麼還要國民黨這塊招牌？沒有鮮明的旗幟，何以發動群眾？
鄧演達等國民黨員，事前既不在場，事後又未徵得他們同意，現竟假借他們名義以作號召，似非革命政府所宜。同時，張發奎和我們已成對立，更不宜強將其人加入，這會給人一種自暴弱點的觀感。這種種疑問和感想非我個人為然，當時一般同志都有同感。
參加南昌暴動的軍隊，計有：第四軍第十師師長蔡廷楷、第廿四師師長葉挺(有步兵三團，教導團一團)、廿五師七十三團團長周士第、第二十軍軍長賀龍、轄第一師師長賀敬齋(兩個團)、第二師師長陳志遠(兩個團)、第三師師長周逸群(一個團)，另外新成立的第九軍軍長朱德(人數不足一個團)，連同廣東工農軍五百六十人，總共兵力約二萬多人。武器裝備：約有步槍一萬三千枝，重機關槍四十挺(德造及俄造兩種)，八一迫擊炮十門。在數量上不算少，但第十師蔡廷楷部不可靠，因為他是被迫參加的(後來由南昌出發當天，在江西進賢縣就叛變了）。
當時形勢：北面有總指揮張發奎宣布進剿叛軍，率部沿南潯向南昌進逼；西南方面有朱培德軍在吉安、樟樹鎮集中，亦準備向南昌進攻；南京及武漢的國軍亦可能很快的加入作戰。似此情形，南昌實不能久據。下一步驟，至堪憂慮。我是中級幹部，無權過問，亦無參加決策會議資格，惟有天天跑去找彭湃、賀昌（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委）、惲代英等查詢消息。據他們說：賀龍及一部份同志主張集中兵力攻樟樹鎮、吉安，消滅朱培德軍，再向湘東前進，與毛澤東、余灑度（湖南工農武裝領導人）會合，佔領湖南為根據地。但周恩來、彭湃、譚平山等卻極力主張佔據廣東東江、潮州，伺機進取廣州；因該地區既有極好的民眾基礎，又有汕頭海口，可取得蘇聯的接濟。現已決定向廣東進軍了。
我又問他們：國共分家后，在武漢時期，黨不是要與張發奎合作打回廣東去嗎？而張發奎將軍在汪精衞宣布國共和平分家后，不但不將我們黨內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國民黨驅逐出來的黨員同志，他這種做法，顯然有誠意和我們合作，黨為什麼不積極爭取他，反而煽動他的部隊造他的反？這不是孤立自己，多樹敵人嗎？然而他們給我的答覆，只是長吁一嘆，說道：「事成過去，不必再提了」。
我想起在武漢時流行的那一段傳說：「蔣介石屠殺共產黨，朱培德遣送共產黨，張發奎收容共產黨」。現在看到對與產黨最好的張發奎將軍，竟首先蒙受其害，不禁令人唏噓嘆惜！
八月三日，我們奉命在工農軍內挑選五十名比較優秀的青年官兵，另行分配工作，其餘縮編為教導團第二營，派張俊為營長(張是黃埔軍校學生)。我改任本營政治指導員。這種變動，對我來說絕無問題，但官兵的情緒又受到一次打擊。他們認為中共負責人不信任我們，只信任黃埔學生，尤其是有六位未分配工作的官佐，他們攜著一枝步槍，仍跟隨著營部行動，常常口出怨言:「革命？原來是革自己的命！」我化了很多時間向他們解釋和開導，將這六個無職的官佐分配到徵發隊 工作，才將這種怨忿的情緒安定下來。
八月五日，我們奉命出發，開始向廣東進軍，次日到達撫州(臨川)。休息了一天，我們這個剛改編的營隊，又奉命再改編為第二十軍第三師第六團第三營（第六團團長是黃埔生傅維鈺）。我們這個營自南昌出發以來，一直都隨著革命委員會行動，擔任警衛工作。現在竟改編於二十軍部隊之下，二十軍軍紀敗壞，它先我們出發，沿途放泠槍、拉夫、捉牲口，鬧得民眾雞犬不寧，紛紛逃避。自命是革命軍的二十軍竟如軍閥部隊一般，令人冷齒。而我們現在歸它統轄，人人心內都不以為然。我們途經宜黃到廣昌，駐紮一天，武漢政府所發出的國庫券又不通用，士氣更為低落。隨之改發銀洋，軍隊紀律才可維持，士氣才較為振奮一點。
由廣昌出發前，本營張營長病倒了，因瑞金方面已獲敵蹤，要隨時準備作戰，師長便令張營長隨軍醫院醫治，命我代理他的營長之職，連指導員卓慶堅（廣東大埔人，廣州中山大學生）則代理營指導員職務。八月十四日由廣昌出發的行軍部署，分左右兩個縱隊向瑞金前進；左縱隊賀龍的二十軍及革命委員會各機關，經石城向瑞金前進。右縱隊葉挺的十一軍，經寧都向瑞金前進。我營仍隨革命委員會行進，是晚到達良田附近宿營。十五日到達石城宿營。十六日午後五時到達隆崗墟宿營。隆崗墟是一個小墟場，商店及民居不多，本營駐在隆崗墟南端一個疏落的松山上。官兵均無露營裝備，幸逢天氣晴朗，以雨衣油布鋪在地上，枕著小包袱休息，下午七時，剛食過晚飯，奉到團部轉來總指揮部的命令：
（1）接報壬田市（瑞金北三十華里）有國軍第三師錢大鈞部步兵一團，其前哨營在周家排向我方警戒。
（2）本軍以殲滅該敵而到達瑞金集中為目的，決照既定行軍路線向瑞金前進。
（3）該營(指我營)歸朱軍長指揮為前衛，于明日拂曉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進。
（4）二十軍為本隊，在前衛後跟進。
我接到命令之後，和劉副營長（湖南平江人，黃埔生）、指導員卓慶堅，研究明天備戰行軍計劃，因為我們這個營，過去未參加過戰鬥；三個連長中，以黃埔軍校出身的第九連唐連長，有作戰經驗，當即決定以該連為尖兵連，即召集各連長和指導員到我們這個露天營部來接受命令。當時天已入夜，月亮尚未出來，初秋的天氣，在江西的山區里，晚上已有涼意，我們在松樹下擺出五萬份之一的地圖，九個人圍坐在地圖的四周，將一支風燈掛在松樹的枝椏上，燈光雖然微弱，幸有天上的星光增加了光線，尚可看清地圖，我說明了敵情，沿途地形，本營任務，並計算由隆崗墟到周家排的路程是二十五里，周家排到壬田市五里，隨即口授各連的行軍命令：
（l）第九連為尖兵連。
（2）其餘按營部、第八連、第七連之次序行進。
（3）各連明天四時三十分早餐完畢，五時在隆崗墟南端路側場地集合，候命出發。
（4）各連長回連后，須即督飭官兵檢查槍彈，完成一切行軍作戰之準備。
（5）出發前之集合，由本營值日之第七連王連長指揮。命令下達后，即由各連長複述命令。接著由卓指導員對各連長、指導員，說明三點注意事項：（A）我們的士兵全是農軍，沒有作戰經驗。但是這次任務是我們農軍表現革命精神的機會，各指導員回去后，須立即對全體官兵說明這一意義，在政治工作上完成精神準備及勝利保證。（B）我營是擔任行軍前衛，行軍要快，搜索敵情要快，戰鬥動作要快，方不延阻後續大軍的行動。（C）動員全體黨員同志，要求他們在行軍作戰時起領導作用。
第九連指導員卓慶堅的話說完后，各連長和指導員便急急回連，進行他們的準備工作。那時皎潔的明月，已從東方的山上升起，照澈大地，月光、樹影、景物怡人，清風徐來，令人心曠神怡。我和劉副營長，立在小山頂上欣賞了一番良夜美景，但因我們這個營擔任初次前衛作戰，心情頗感緊張，兩人無意多耽擱時間，很快便回營就寢休息。
十七日晨五時，月亮仍掛在天空，，本營巳集合完畢，涼風習習，精神倍感爽快。我即予下達口述命令如下：
(1)敵情如昨晚所示。
(2)本營奉命為前衛。
行軍部署：第九連為尖兵連，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進。
其餘為本隊，按營部、第八連、第七連之狀序在尖兵連后二百碼跟進。
(3)本營大小行李由陳副官率領，隨革命委員會之行李跟進。
(4)行軍時，我及指導員在尖兵連，副營長在營部率領前衛本隊跟進。
接著，唐連長又下達以下口述命令：
(1)奉營長命，本連為尖兵連。
(2)第一排為搜索排，即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進。
此時朱德已來到我的集合地，我立即口令「立正」，轉身向他致敬，並向他報告了本營官兵人數(三百五十人），隨即請他訓話。
他對全體官兵說：今天能有仗打，你們怕不怕？官兵一致回答：不怕。他接著說：你們高興不高興？官兵也一致回答：高興。聲震山谷。他說：好得很！時間已到，立即出發。
尖兵連長已率搜索排先行出發了。
我向他敬禮后，也立即率尖兵連出發。
上午九時到達胡坡休息，並進自帶乾糧作午餐。唐連長報告：據由壬田來人稱：壬田市、周家排均有國軍，但沒有防禦工事。我據報后判斷敵軍無固守壬田決心，乃將情況以書面報告朱德。
胡坡接近周家排的山腳，休息十五分鐘后，即下令繼續前進，但走了不到兩里路，搜索隊停止了，我即上前到搜索排，觀察敵情，那時唐連長已派了兩個便衣偵探組（每組三人）向前方搜索，我候了十五分鐘，仍不見報告，乃對唐連長說：你帶著部隊在此，以一班人佔領右側高地，注意前方情況，我帶著我的傳達鄧松前往右前方之小高地偵察。我把軍服脫下（內是便衣），卓指導員也要跟著去，他和傳達兵亦除去軍服，一同出發，前進了約三百碼，尚不見本營偵探（他們沿兩翼山上搜索，忽視了大路），正感驚奇的時候，突然被埋伏在路邊的國軍一排包圍，刺刀已指著我們的身上，無法抵抗，我們三人當堂被俘，押解到周家排敵軍的前哨營部（約一里左右）。我清晰的記得，敵軍的營部駐在一個山坡下的小廟內，廟后是個小樹林。我們剛被押到廟門前時，我方的搜索隊已和這個營的前哨部隊發生接觸，槍聲連續的傳到我們耳鼓裡。
從廟裡跑出來的國軍營長，聽完了押解我們三個俘虜的排長報告后，怒容滿臉，圓瞪雙眼，用手向我們三個俘虜一指，對他的排長說：「將他們拖到後面通通槍斃!」
「是！」那個排長答應一聲。立即指揮著一個班長和幾個士兵，將我們三人推向廟後去。
那時候，我的血在沸騰！心在急跳，神經已有點麻木，但有一種求生的最後的感嘆，不自覺的衝口而出說了一句話：「唉！想唔到我呢條命今日死響呢處！」
我說的是濃厚的家鄉口音——廣東話。
那個營長聽到我說的是廣東話，忙叫道：「把那個高佬拖回來！」
這一來，我的生命便從死神的魔掌中逃出來了。兩個士兵將我推了回來，但我的指導員和傳達兵仍給他們推往廟后。
我被押回敵軍營部，那營長大刺剌地坐在一張木椅上，親自用廣東話問：「你系邊處人？做乜嘢職務，為乜嘢做共產黨？」
我聽到他說話是廣東南路人的口音，想到他為什麼要將我拖回來。靈機一動，便編了一套謊言說：「官長！我系韶關人。響教導師當特務長。呢次聽說部隊要返廣東，就跟住行。我唔系共產黨，共產黨系乜嘢我都唔知道。今日渠地要我到前面來睇情形，就俾你地部隊捉住。為乜嘢事要將我槍斃？我自己都唔知！」
我說的話用正廣東口音，態度裝得誠實天真的樣子。那營長果然被我瞞過，吩咐士兵將我鬆了綁。就在這時，猛聽得廟後邊傳來幾聲槍響，我的指導員和傳達兵給槍斃了！正是生死殊途，心裏有說不出的辛酸!
那營長親切地對我說：「我姓張，是南路人，曾駐過韶關，我的太太也是韶關人，你既然要返去，就跟住我地行啦」。
就在他說話的時候，戰鬥槍聲已越來越激烈，且越來越近，前線的戰鬥顯然是國軍失利，接著該營傳達兵倉惶的跑回營部報告，共軍已突破了前哨陣地。張營長從衣袋裡拿了三塊銀元給我，叫我隨同營部的行李和伙夫先行退往壬田市。他要立即到前方指揮，我如獲大赦，內心有無限的喜悅！但外表上仍力持鎮靜，離開了那個「生死場」。
由周家排至壬田市，沿途都是山地，林深草密。行李和伙食擔的行列由一位副官率領。他們對我並不十分注意，在行進中，我心裏正盤算著逃脫的辦法，沿途密察地形，走了不到三十碼，轉了個彎，路的左方一片陡坡，有百尺以上深的山坑。我於是選擇了一處有草叢的地方，就地一滾，滑落山坑，迅即躲入草叢中匍伏著；押行李的副官胡亂的向山坑放了兩槍，便匆匆的帶著行列走了。
我從草叢中看到他們的行列，走過山坳，便站起身來。衣服被荊棘割爛了，手腳和面部也受刺傷。忘記了痛楚與疲勞，辨明了方向，沿著山坑跑回自己的部隊。
同志們見我生還，非常高興。朱德正在前衛指揮，激動地握住我的手，好半天才說:「龔同志，你真有本領！搜索排的報告，他們在山上見你和兩個同志被敵軍俘虜。我們都以為你已犧牲了」。
我簡單的將我脫險的經過告訴他，即繼續指揮部隊作戰，朱德命我營從右側山地向敵軍左側攻擊，經過兩小時的戰鬥，我的前衛部隊配合本隊的二十軍的一部，以強大的壓力佔領了壬田市，消滅敵軍兩營以上的兵力。嗣後，第二十軍的一個師，連續追擊向瑞金潰退的敵軍。本營奉命在壬田市宿營，當天晚上歸還建制。這次戰鬥，本營損失了兩枝駁殼，犧牲一官一兵，傷士兵六人，繳獲了敵方四十八支步槍，一枝駁殼手槍。
第二天，張營長已病愈回營，我依舊回復到政治指導員的崗位，繼續向瑞金前進。是日，到達瑞金宿營，我們積極準備接受新的任務。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我大軍雲集瑞金附近，下午八時我與張營長同到本團團部接受命令，傅維鈺團長對我們說明敵情及我軍作戰計劃，要點如下：
（一）敵情：
A、會昌（瑞金南九十華里）有敵軍錢大鈞全部，其中一個團駐于武陽圍對我方警戒，主力集結在會昌城附近，會昌北五里之五里排山地，構築有野戰工事。
B、筠門嶺（會昌南九十華里）有廣西軍黃紹雄一個師。
C、會昌之東、西、北三面無敵軍。
（二）本軍作戰計劃：以迅速殲滅會昌敵軍為目的。進攻部署如下：
A、十一軍廿四師為右縱隊，副總指揮葉挺指揮，明（十九）日由現駐地出發，經西江市、大西壩渡過會昌河，向會昌縣城西南面攻擊。
B、第二十軍第三師（五六兩團）及教導團由第三師師長周逸群指揮，明（十九）日由現駐地出發，以第五團首先驅逐武陽圍敵軍警戒部隊，佔領武陽圍，謝坊之線宿營，準備廿日拂曉向會昌五里排敵軍陣地進攻。
C、第二十軍一、二兩軍為總預備隊，由總指揮賀龍直接指揮。
（三）本團任務：
本團明（十九）日上午五時出發，隨第五團跟進，于第五團驅逐武陽圍之敵軍后，進佔謝坊宿營，並向會昌方面警戒。本團行軍時按團部第三營、第二營、第一營之次序行進。
我們接受了命令，研究了會昌縣城附近地形后，即攜帶筆記命令及會昌附近五萬分之一的地圖，于晚上十時回到營部，立即命令各連，準備明晨六時集合出發。
十九日下午三時，本師第五團已將武陽圍敵軍驅逐向會昌退卻，本營隨團部進駐謝坊。當晚奉命于明（二十）日上午一時出發，本營為前衛向會昌搜索前進，于到達距會昌約八里之小山崗下，距五里排約一千五百碼，以一個連佔領小山崗，掩護本團集結，團長到達后，即決定攻擊部署如下：
第三營（本管）向五里排塔山進攻，佔領塔山後，固守待命。
第二營沿通會昌大路前進，攻擊五里排塔山以西地區。
第一營為預備隊，暫在現地待命。
我團之左翼有教導團進攻青山東瑞一帶高地與本團同時並進。
本營奉命后即全部向五里排開進。到達青山腳時已近拂曉，我左翼教導團方面已開始接觸，我營立即展開；張營長率一個連在右，我率兩個連在左，迅速爬山接近敵人，當我們到達青山半小時，敵軍即向我軍射擊，我軍以一個連向敵青山陣地攻擊前進，約三十分鐘的時間已佔領青山一帶高地。
那時天已大明，發現山地連綿，地形複雜，小樹遍山，敵軍主要陣地沿塔山北端一帶高地至東端之最高山地布防，與我陣地相距約三百碼，當時我左翼教導團已開始在激烈戰鬥中，我與張營長已在青山高地會合，立即集結部隊，以兩連向敵陣地正面（約二百碼）中央突擊，當時因張營長病愈不久，精神欠佳（他在石城染病，至瑞金才歸隊），我請他率一個連在青山掩護，我奉領左翼一個連攻擊前進，當我們越過一個約四十碼的窩地時，受敵方側防機槍猛烈掃射，我左翼排有三人受傷，但我們很快的接近敵人陣地，同時張營長亦以步槍火力向敵機槍陣地密集射擊（本營無機槍）掩護我們兩個連向敵衝鋒，至距敵陣地約三十碼時，即以手榴彈投入敵方野戰工事，旋即佔領該陣地，同時迅即向左翼擴張戰勢，敵方重機連被迫退回塔山。八時左右，我們正擬向塔山攻擊（塔山敵陣地與我軍所佔陣地距離約一百五十碼），敵方會昌的增援部隊約一個團向我左翼教導團反攻，張營長立即率領一個連投入戰鬥，向敵方右翼攻擊。當時左翼之教導團被迫退至我們陣地左後方約一千碼的一個山地中，繼續抵抗。敵軍一部繼續向該團攻擊，另一部向我陣地左翼進攻，是時我營陣地已三面受敵，形勢緊急，立即固守原陣地，與敵軍展開劇烈的爭奪戰。
九時四十分，我右腳踝受傷，經包紮后，繼續作戰。十時，我營唐連長陣亡。由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敵我雙方爭奪這個主陣地，進退凡四次。十一時本團第一營一度加入戰鬥約兩小時，但當敵軍反攻時即退下。
是時雙方都傷亡慘重，我手下的官兵已不夠六十人，且陣地突出，唯有固守待援。
二時后，戰鬥即成膠著狀態。
三時會昌城西南方槍聲大作，我廿四師已開始進攻，我第一師亦已加入正面作戰，五里排敵軍正向後撤退，我營配合第一師猛烈追擊，直追會昌石橋，敵軍傷亡無數，河水為赤！一部末及撤退的敵軍繳械投降。四時左右，本營已過橋進入會昌城郊，廿四師一部已佔領會昌縣城，主力仍向敵軍進擊。
是役本營官兵三百二十八人參加作戰，當晚集合時，僅剩得官兵八十二人。翌晨返來歸隊士兵五十二人，總計本營傷亡失蹤官兵有一百九十四人，繳獲步槍四十余枝，重機槍二挺；俘虜軍六十餘人。
廿一日，我們奉令調回瑞金休息，我因腳傷不能行動，隨營療治。
在瑞金療傷時，惲代英、賀昌等常來看我，有一天，他們告訴我：廿二日廿四師及二十軍在會昌以南擊潰黃紹雄師，戰鬥激烈，黃師現已潰不成軍，向廣東潯鄔方面退卻，我軍已停止追擊，準備調回瑞金集中，擬迂道汀洲、上杭赴潮汕東江。我說：我們為什麼不趁此時機乘勝追擊，經潯鄔、平遠入梅縣、興寧進佔惠陽，相機乘廣州空虛，進攻廣州？反而迂道汀洲入粵，予敵有充份時問與空間調集兵力，選擇戰場來迎擊我們，豈不是坐失良機，費時失事嗎？
他們笑道：你的意見已有人提過了，但周恩來等極力反對，他們認為傷兵太多，運輸困難，且興梅一帶無群眾基礎，故決定下潮州，進佔海陸豐及沿海一帶地區，然後再相機進取廣州，一則此地區有群眾基礎，二則從汕頭海口可取得蘇聯援助，所冒風險較少。
我聽了之後啼笑皆非，深深覺得我們黨中央這一班領導人物，缺乏軍事常識，令人失望。
我們一營在瑞金休息期間，革委會將屬於財政委員會的監護連補充於我營，並改編為警衛營。
九月八日我們由瑞金出發，次日到達長汀，休息一天後，即分水陸兩路經上杭、峯市入廣東大埔。廿二日佔領潮安，廿四日佔領汕頭。廿四師及教導團（缺一營）向揭陽進發，二十軍由潮安直取豐順，廿五師留駐在三河壩，第九軍及教導團之一個營，則由朱德指揮駐昭隍對梅縣方面警戒。
至此，整個潮州地區已在我們控制之下。
我們抵達汕頭后，革委會即將所有直屬部隊整編為兩個營，連同我們一個營編為警衛團，擔任維護潮汕鐵路，護送由汕頭開赴揭陽之軍用船隻及警衛汕頭市等任務。
廿九日下午一時，革委會高級人員正在汕頭市嘉應州會館開會，我當時正在指揮警衛事宜，突聞市內槍聲卜卜，我立即命警衛部隊加強警戒，做好固守會館的一切措施之後，循槍聲響處跑去，發現敵軍百餘人正向汕頭市公安局進攻，另有百餘人正向嘉應會館前進，與我團一連展開激戰，我立即指揮該連向敵軍反攻，敵軍見我方早有戒備，即向海邊退卻，此時我另一個連已聞聲趕至，加入作戰，向敵跟蹤追擊，敵軍敗退到海岸，迅即登上飛鳶艦駛出海中，該艦亦於四時許徐徐駛離汕頭海港。
是役我方傷亡士兵五人，政治保衛局警衛連死一人，敵方傷亡十餘人，被俘五人。一場意外戰鬥，幸而迅即解決，一班領導人物亦化驚為喜。
廣東李濟琛得知我軍于擊潰黃紹雄師后，不跟蹤追擊，繞過福建汀洲、上杭入粵，已判斷我軍有奪取潮汕，進窺廣州的企圖。他命黃紹雄師集中於梅縣、鬆口監視我軍行動外，並立即調集原駐于西北江的徐景唐旅進駐揭陽縣屬湯坑山嶽地帶，構築強固陣地，以監視我潮汕軍動向，另一部即進駐陸豐縣城，部署了對潮汕大包圍的形勢。
我軍葉挺廿四師進駐揭陽城后，偵悉粵軍在湯坑據險固守情況，於三十日開始向粵軍陣地猛攻，連續三晝夜，雖略有進展，但未能將主陣地攻下，待二十軍用豐順加入作戰時，薛岳新編第一師又加入粵軍作戰，至十月三日戰鬥最烈，卒被粵軍居高臨下反攻而潰敗下來。
三日下午得湯坑戰敗消息，汕頭革委會立即下令向海陸豐撤退，我率領一個營隨同革委會乘輪出海至峽山附近，于拂曉時登陸，行至流砂市已中午二時，休息進餐。是時，由湯坑敗退下來的部隊，亦陸續經過流砂向西南海陸豐方面退卻，秩序非常混亂。革委會各首長即在流砂西南端的小教堂聚集，交換意見。下午四時后即陸續跟著向陸豐進發，我率一營掩護他們跟進，但當離開流砂約三里左右即聞槍聲四起，子彈由前方山地射來，立即率隊跑步前進，見各首長均混集在小村中，譚平山、周恩來、葉挺、彭湃等都聚在一起。我立即跑上，去問前方情況及請示行動，葉挺對我說：「前面山地一定是粵軍追擊部隊，企圖截斷我們向海陸豐的前進道路，我現在僅有一個不健全的營，正向山地之敵軍攻擊，你們來得正好，請即派一部協同攻擊，務必佔領前面大路兩側高地，掩護我們全部通過」。我正想率部前進，他們又阻止我，命我親率一個連掩護革委會人員，派兩連增援前方作戰。我當即派劉副營長率領兩個連迅速沿蔗林接近山腳，向大路兩翼突擊，並注意與前方廿四師的一個營連絡，佔領兩翼高地后，迅速報告。
時間很快到了黃昏，那時各首長已有一部份由彭湃派當地農民同志引導離開部隊出走，譚平山、張國燾、葉挺、彭湃等亦分別離去。
前面高地已無槍聲，僅右側方面約千碼以外仍有疏落槍聲向我方射擊。我立即報告周恩來，請他迅速行動，越過前面山坳。
我們慎重沉著地掩護各高級人員通過這危險地區時，所有行李輜重盡皆拋棄、情形非常狼狽。參謀團主任周恩來正在病中，原先他是坐擔架的，在戰鬥激烈、情形混亂時，抬擔架民夫竟乘機跑了。只由他的隨從摻扶著，在小溝中喘息艱難地走著，在深秋的夜裡，海風凄厲，寒氣襲人，他的病更為加重，發著高熱，不斷呻吟。我們的部隊，在茫茫的田野里，摸索行進，部隊的建制此時已完全散亂，掉隊的人很多。村莊的碉樓，又時時向我們射擊，有些同志便在黑夜的冷槍中無聲的倒下了。
第二天早晨到達了甲子港，跟隨部隊的高級人員分批陸續由甲子港雇船逃往香港。只有帶病的周恩來同志隨我們的隊伍繼續進發。
到達另—個小鎮宿營時，周恩來的病已沉重到不能再繼續隨部隊行動，只好單獨雇船赴香港治療。臨走時他吩咐我：剩下的黨政軍各機關幹部一百多人和二十多個士兵，要我和周其鑒負責率領，開赴陸豐的金廂鎮，將武器交與當地區農會，然後覓船赴香港再行聯絡。
赴金廂途中我們多次改換便衣，將步槍交與地方農會，只攜帶駁殼手槍三十余支自衛，可恨天不造美，下著傾盆大雨，將我們的衣服都淋濕了。
午後四時抵達何村村外，帶路同志先行入村與當地黨支部書記接洽，不料該村農民百餘人竟蜂湧而來，想強搶我們的手槍和隨身財物。當時我若命令開槍抵抗，勢必發生流血慘劇；但為自衛計，乃命令所有帶武器的同志集合，並即就地散開，以防萬一；同時揪住那個地方負責同志，叫他著農民退後五十碼，否則造成不幸事件，須由他負完全責任。在這樣應急處置下，各農民才退後數十步。結果送了三枝手槍給當地農會，農民始肯散去。
我們見情勢不利，無法逗留，時間雖近黃昏，只得仍冒雨繼續向金廂前進。
傍晚時到達一小村莊，當地黨同志出來和我們接洽，代為布置宿營，替我們買米買菜，吃過晚飯，突然發覺連指導員宋華失蹤，立即派人四處找尋，原來他被人捆綁在隔鄰的樓上，手槍也被搶去了。我即派隊將他救回，並集中宿營，嚴密戒備，幸而這一晚沒有再發生意外。
次日到達金廂，由當地農會同志招待，集中住宿在區農會內。
金廂是海邊一個小鎮，人煙稠密，農會及黨的組織均較健全。但我們這一群落難的「賀葉軍」，若單獨的散步到僻靜的街道，隨時可被當地農民搶光身上的財物。如果說這一帶是土匪巢穴，但市面秩序又很安靜；如說不是土匪窩，卻為什麼我們的同志常被搶劫？連區農會同志也無法保護。
我們就這些問題詢問當地黨負責同志，據說：這樣的搶劫是農民專為對付我們而來的。因為謠傳我們每人身上都有手槍，還有很多銀洋，而且百分之九十是外省人。於是，農民們便從你們身上起了「剁肥豬」的念頭，公開搶劫也不以為恥。事實證明黨對該地區的農民工作做得不夠。在這樣的民眾基礎上要想建立革命根據地，那有不失敗的道理。
我們在金廂住了三天，獲悉：「第二十軍一、二兩師在陸豐被粵軍繳械，賀龍被俘（后被廣東國軍將領將他釋放逃往香港），師長以下官兵全部投降」。聽到這些消息，我們再不能久留，只有依照周恩來臨行前的指示，將所有槍械交給區農協會，雇了兩艘帆船開赴香港。
由金廂乘帆船來到香港，在筲箕灣的海邊登陸，準備在香港與中共人員連絡，設法安頓。我們都衣衫不整，精神疲憊，一望而知是剛從潮汕戰敗逃亡來港的官兵。
上了岸走到太古船塢附近，香港警暑的大隊警探便開來了。只有周其鑒一人見勢頭不好，一溜咽搭上電車逃脫；我和其他的一百二十多個同志全部被捕，在維多利亞監獄監禁了二天，監房很清潔，地上是地板，我們七個人住在一間囚房內，飽經苦楚的我們，雖睡在地板上，亦覺得很舒服。每天兩餐囚糧，每餐每人有一大碗白飯，還有足夠的豆芽及小鹹魚作菜。
第三天晚上，我們便被港方當局用囚車送上港穗輪船，引渡到廣州。
廣州公安局對這批引渡歸來的逃亡者非常重視，他們認為其中必定有中共的高級人員在內。那時張發奎軍已入駐廣州，公安局長朱暉日原是張發奎部十一軍的軍長，親自主持審訊，將我們押到公安局裁判庭外的走廊上，一個個加以嚴格的訊問。我心裏暗暗著急：「完了！這次必定凶多吉少」。想到這裏，生存的信心已經動搖。心裏有點冷冰冰的感覺。想起了家，想起了年老的母親，更加覺得難過。唯一的願望，是能逃過審訊者的偵訊。如果我最後才輪到審訊，就比較容易應付了。於是我緩緩地從人叢中溜到後面冷僻的角落裡。
由於人數太多，經過的時間太長，朱暉日審訊了一百人左右，便由副局長黃啟光接替審訊。我喜出望外，化名林福川，詭稱是教導師的准尉司書。恰好連日勞頓，我的形容枯槁，時值深夜，審訊者也打不起精神，被我瞞過了真實身份，編入從犯之列。而另外有幾位總政治部的同志，在嚴格審訊下，卻給查出了身份，全給秘密處決了。我們被監禁了五天，在最後一天的清晨，每人一隻手臂給連貫縛了，在大隊警察押送下，解至觀音山的工兵團，仍然受禁閉。
七天之後，該團團長蕭祖強向我們訓話。我們十個人被撥入第九連當二等列兵。在上操時，該連連長見我術科不錯，馬上升我為第八班班長。他對我說：「你好好的干吧，第三排的排長空缺還沒有適當人選，你們是鐵軍幹部，我準備向團長報告，保你在最近升為排長」。
我聽了非常高興，有逃跑的機會了。因為列兵非經連長批准，不能離開部隊在外行動。
當時廣州中共黨方派人四處打探我的下落。有幾次調查人員找到第九連，查問有沒有龔楚這個人，我聽了也不便承認，深恐身份暴露，影響安全。因之，以後的廣州暴動，我便沒有參加。
一天早上，輪到我當值日採買班長，在特務長處領了全連士兵的伙食錢，帶了兩個炊事兵到東山買米買菜。東西買好了，我將剩下的幾角錢給炊事兵，讓他們歡天喜地的去喝茶。我趁此時間，一溜煙由東山逃到惠愛西路，走到西門一個表親家中換了便服，拿了五塊錢作路費，乘搭早班的火車北上，於十一月上旬潛返樂昌故鄉。
離開故鄉七個月，村裡無限荒涼。因為我北上武漢參加革命鬥爭，家裡給樂昌縣長劉應福搜查了兩次，將我所有存下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和先祖遺留下的很多存書全部燒毀了。最可恨的是本鄉武裝土豪，將我家裡搶劫一空；給我家屬以極大的侮辱。甚至連累全村亦遭兩次洗劫，村裡所有農民的耕牛悉被搶去，而且擄人勒索，樂昌縣政府亦置之不理。

那時我的父親和大哥已先後去世，二哥在國民黨湘軍工作，家裡只留下母親和寡嫂，靠磨豆腐維持最窮困的日子。幾個青年朋友在國民黨清黨的時候被屠殺了，這些青年都無辜被害。土豪劣紳更耀武揚威在鄉中橫行不法。我一次又一次的傾聽親友們這些不幸和辛酸的事，血管幾乎要爆裂，仇恨在高燒。我想，我個人「犯了法」，為什麼要迫害到我的親屬，甚至我全村的鄰人呢？現時，擺在我們前面只有一條路，便是堅決的向殘酷暴虐的統治階級，和橫行鄉里的封建土豪劣紳進行鬥爭。以鬥爭的手段，來謀取社會制度的改革，和廣大勞苫人民的福利。
我很快便和中共北江特委書記盧克平取得連絡。不久又聞廣州暴動已經失敗，中國革命無疑已進入低潮，正是中共所稱「廣州暴動是這一階段革命退兵的一戰」的時期。短時間內我只得潛伏在北江，晝伏夜出，經常在夜間步行百里往返長栘村至韶關黎市，與北江特委盧克平商討黨務的恢復與組織的建立。並將我的行蹤報告省委。
從盧克平的談話中，使我約略明白這幾個月來的整個革命形勢。當葉賀軍潮汕失敗后，中共黨軍政首要陸續逃往香港者，有譚平山、張國燾、李立三、惲代英、吳玉章、郭沫若、徐特立、周恩來、賀昌諸氏，這是我已知道的，接著聽說葉挺、賀龍亦先後逃抵香港。當時中共中央黨部已秘密設於上海。這批逃抵香港的中共首要，抵港后與中共廣東省委取得連絡，但香港不是他們久居的地方，他們都陸續回到上海黨中央。而譚平山則因潮汕失敗有責，畏懼處分，仍潛留香港。李立三、惲代英、葉挺三人，則散處在海陸豐地區之葉挺部，正由彭湃收容指揮，以圖再舉，因此暫留香港，協同廣東省委設法連絡指揮。其餘人員均赴上海中央集中。


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瞿秋白（八七緊急會議清算了陳獨秀后即由他繼任）召開了一次潮汕失敗檢討會議，並於十月廿四日「為葉賀軍的失敗」發出通告。
南昌暴動是國共分家后，中共一次軍事冒險行動，這次軍事冒險的行動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所策劃。當時估計中共在國民革命軍中所能控制的軍隊計有：
（一）第四軍第十師第三十團范孟聲一個團，及該師內各級軍官有五十個左右的黨員所能領導的部隊，總計約有四千人。
（二）第十一軍廿四師葉挺部四個團，及師直屬隊約一萬一千人。
（三）第十一軍廿五師七十三團周士第全團約二干五百人。
（四）第二十軍賀龍部五個團約一萬二千人。
（五）湖北警備團約二幹人。

（六）第三軍教導團朱德部約一千人。
（七）廣東農軍六百人。
（八）第二方面軍內有共產黨員的部隊約可動員五千人。
總共預定有兵力約三萬八千餘人。
可是因動員工作欠缺計劃，如湖北警備團趕不上參加，第二方面軍其他幹部亦趕不上，以至實際參加南昌暴動者不足三萬人。
六月五日由南昌出發向廣東前進當天，蔡廷楷叛變，該師的中共黨員和團長范孟聲等三十人被殺，另外有幾十人不知去向，第十師的實力全部喪失了，尚有總兵力約在二萬四千人左右。
這支軍隊，若能善為運用，特別是能加強政治工作，提高官兵政治覺悟，以當時廣東的軍事情形，是有奪取廣東為革命根據地的可能的。可是由於領導階層的負責同志，既不意注政洽工作，又缺乏戰略戰術修養，以至一敗塗地，實非偶然。我親身參加是役，據我分析致敗的原因如下：
（一）關於政治方面的：
1、南昌暴動后，仍掛著國民革命軍的旗幟，使士兵意識模糊，民眾亦不明真象。
2、部隊政冶工作，沒有積極開展，士氣不振，且有逃亡現象，猶以朱德的第九軍，逃亡迨盡；賀龍的官兵則全無革命意識，亦多逃亡。
3、沒有發動民眾，致不能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和參加，那時的群眾工作做得還不及北伐初期。
4、黨的組織極不健全，黨員在官兵或群眾中，沒有起核心領導作用，在緊急關頭時有不少官兵不肯奮鬥，自求活命。如：第二十軍兩個師在湯坑作戰不力，在陸豐未經戰鬥便全部投降；十四師及廿五師之一部份非黨員中上級軍官亦有自動投降……等事件。
（二）戰略方面：
l、在會昌作戰，擊敗錢大鈞、黃紹雄兩師后，應即跟蹤追擊，消滅該師，即直下龍川、河源、博羅，乘張發奎未抵廣州之前，及廣東國軍不及集中之際，進攻廣州，成功的公算極大，即萬一失利，亦可退入惠州海陸豐進行游擊戰，這是當時最上之策。

可是當時所取戰略竟不向敵軍追擊，反而迂道福建汀州，出韓江，占潮州、汕頭，遷延時日，使敗軍有從容整頓的時間，粵軍有從遠地調集兵力向潮汕進攻的空間，實是失策。
2、湯坑作戰不集中兵力與敵決戰，而將能戰的廿五師於三河壩擔任警戒。二十軍駐在豐順，其位置正在湯坑粵軍陣地之左側背；若能同時配合揭陽葉挺之廿四師，向湯坑粵軍陣地進攻，必能將其殲滅；當時僅以廿四師單獨作戰(參戰官兵只有五千人)，待至廿四師傷亡慘重后，二十軍才加入作戰，致使粵軍有時間和力量擊敗二十軍，終至整個崩潰。
(三）戰術方面：
按我以後和當時粵軍參加是役的旅長徐景唐將軍談論戰鬥經過稱：當時粵軍在湯坑以北山地，部署了三個據點，構築了簡單工事，開始是我(徐將軍)旅駐守。
葉挺部只向正面猛烈的突擊衝鋒，曾攻佔了兩個陣地據點，因傷亡慘重，得不償失，最後連一個據點都未能攻下，倘葉挺軍能從右側或左側背攻擊，粵軍早已失敗無疑。
後來賀龍軍由豐順向粵軍陣地左側背進攻時，薛岳之新編第二師已增援作戰，賀龍部不堪一擊，即潰敗下去。
根據上述的作戰情形，可知當時的戰場指揮官，只知硬拚，不知運用戰術。因為進攻敵軍陣地，以一翼包圍，或兩翼包圍，攻敵側背，為戰術運用的先決原則；中央突破是受地形限制及任務限制的不得巳之舉；豈有敵之側背可攻而不攻，反而採用中央突破戰術之理？
(四)兵力方面：
湯坑作戰的國軍兵力有二萬人以上，葉賀軍因兵力分散，參加是役兵力：葉挺廿四師約五千人，賀龍五個團約六千人，合共兵力約一萬一千人，敵我兵力對比，國軍比我方要多一倍。
根據上述情形，葉賀軍失敗，並非偶然。但當時中共的高級政治人才不少，軍事人才又有以「諸葛亮」見稱的劉伯承，及素以勇敢善戰出名的葉挺，中上級幹部又有不少能戰之士，為什麼犯上了那麼多的政治和軍事上的錯誤？這是很可惜的，又是所不解的。唯一可想象的原因就是：周恩來以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及革命委員會參謀團主席的地位，把持決策，致貽誤戎機。

第三編

井岡山革命聖地










第一章
湘南暴動
一、走投無路的朱德殘部
朱德，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南昌暴動后經過撫州，由撫州出發的那一天的早上。我的部隊剛剛集合在大路口的旁邊空地，等待革委會的首長們到來，然後行進。
這一天第一批出發的是前衛部隊，朱德的第九軍，最先行的約有一排武裝士兵及幾個手上拿著紅綠標語的政工人員，接著又是兩排士兵，跟著朱德就步行來了，他身後跟隨有幾名衛士及一個馬夫牽著一匹棗紅色的馬，後面便是他們的大隊，不到一千人。行進時，政工人員不時高呼口號：「打倒朱培德，擁護朱德！」部隊士兵也跟著高叫。我當時覺得這個口號很新鮮！
朱德軍長穿著全身一色的藍灰色半新舊的軍服，腳踏草鞋，膚色黃中帶黑，約有五尺八寸身材，年紀已四十過頭，體格壯健，行進時步履穩重。從他的外表看來，我覺得他不像一個將軍，恰似一個伙夫，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的印象。
我第二次見他的時候，是壬田周家排作戰之役，當時我營歸他指揮（他的第九軍只有百多人），他在陣地上的表現，既沉著而又十分堅定。對幹部又很和氣，當我被俘逃回來時，戰鬥仍在進行，他一見到我時喜極了，但立即指示我由右側高地進攻，他這種臨陣果敢、指揮若定的修養，確證他是一位卓越的戰場指揮官，頓使我改變了以前對他的「伙夫」印象。
當我軍佔領潮汕時。他留駐韓江西岸豐順縣屬的留隍市，對梅縣警戒，後由教導團接替他的任務，他才移到三河壩，和二十五師周士第負責對梅縣鬆口警戒。湯坑作戰時，梅縣方面國軍黃紹雄師亦同時向三河壩進攻，他們苦戰四日後，駐留隍之教導團一營，得悉湯坑之「賀葉軍」失敗，遂退至三河壩，與他匯合，但這時已知主力被擊敗，他便和周士第的二十五師配合當地農民武裝繼續作戰，經過苦戰三天，因傷亡慘重，迫得渡過韓江東岸，退入福建九連山區，官兵只存一千多人，稍事整理后，即向贛南流竄，進佔信豐縣城。
在信豐縣城時，朱德曾召開過一次幹部會議，堅決主張繼續打游擊，但當時有部份同志反對，他迫得公開宣布：由各官兵自行決定，如不願意打游擊者，即日可自由離隊。會議后，當日自行離隊的有二十五師師長周士第 及官兵三百餘人。朱德便將部隊從新編組，向大庾進發。佔領大庾后，休息數日，逃至崇義、上猷兩縣以西之鵝形、上堡等湘贛邊區活動。但那些地區都是貧瘠地方，田地不多，人民窮困。他們千多人的糧食，只好向山村稍有餘糧的人家打主意，但很快的便搜刮一盡。時令將屆隆冬，山區特別寒冷，官兵的棉衣被蓋更無法解決。正在萬分焦急彷徨之際，忽然有了一線生機，就是駐韶關的國軍十六軍軍長范石生，派了一個姓何的參謀（是共產黨員）帶著范的親筆函件，到鵝形來見朱德。會見時，何參謀說明來意，並向朱德轉達范軍長對他們的關懷，擬請率部來歸，共同為國家效力。
這個從天上飛來的佳音，使朱德大喜過望。答應馬上考慮，殷勤款待來使。當晚即與王爾卓、陳毅等高級幹部舉行會議，商討是否投降問題。朱德即席說明：「范軍長是我少年時候雲南講武堂的同學，而且是結拜兄弟，情誼甚深。因他是雲南的軍隊，素為南京政府所歧視，我軍由南昌回粵，途經上杭時，范軍長曾使專人送信給我，相約：若『賀葉軍』能攻佔廣州，他（指范石生）即在韶關響應，如『賀葉軍』失敗，即請我率部來歸。這是他過去的諾言，必不欺我。現在我們的處境極端困難，暫時從權歸范，保存實力，將來駐紮曲江，更可與黨方取得密切連絡。再作打算」。

朱德這一主張，即為王爾卓、陳毅等高級幹部所同意，因為在當時再沒有比這更好的路走。但是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和實力，乃向范石生提出了以下三個條件：
一、本部編為一個團，不得分散。軍司令部不得干涉人事權。
二、本部政治工作保持獨立性質，軍政治部不得干涉。
三、本團械彈被服要從速補給，並須先發經費一個月，以便開拔赴韶。
這三個條件，由朱德寫成覆信，交由來使何參謀帶赴韶關。當時中共廣東省委也派人到鵝形來找朱德，命他率部到廣州參加廣州暴動。
朱德便決定藉投降范軍為名開赴韶關，然後相機行事。
過了十多天，何參謀帶著十名武裝士兵，押解銀洋五千元到鵝形，將范軍長覆畫與銀洋一併交與朱德接收。范軍長的覆函：對所提三個條件完全接受，先送銀洋五千元作為開拔費用，著即率部到韶北三十里之犂市整訓。
朱德接信后即于次日開拔，經大庾、南雄，行軍八天，於十二月十九日抵達犂市駐紮。
當朱德率部開赴犂市途中，廣州暴動 已於十二月十三日失敗，是以沒有參加廣州暴動。
廣州暴動既失敗，朱德即正式接受范石生的改編命令，將該部改編為國軍十六軍一百四十團。朱德化名為王楷任團長（朱別字玉楷，故改此名），王爾卓為參謀長，陳毅為政冶指導員；第一營營長周子昆，第二營營長袁崇全，第三營營長何某。林彪當時在第一營第三連充當連長。
全團官兵有一千二百餘人。裝備有俄式重機槍兩挺，手提機槍四挺，駁殼手槍一百二十余枝，步槍五百余枝。由范石生軍長授給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標誌的「國民革命軍第一百四十團」團旗，被服、經費均如數發給，並補充了六萬發步槍子彈。

一切問題解決了，士氣亦為之一振。便積極從事部隊整訓，並暗中進行黨的政治教育，準備等待有利的時機再行舉事。
韶關以北之犂市，正是北江特委的所在地，特委書記盧克平，是一位慎重而富有思考力的青年。他早就知道朱德部隊是「賀葉軍」的殘部，但不明了朱德本人的意向，所以不敢貿然與他連絡，他一面將情況報告省委，一面派人暗窺該團的動態。
有一天，陳毅召集全團軍政幹部開會，就當前的環境說明此次受范石生收編為國軍的策略，大意是說：「……革命是常有波折的，不能全走直線，要適應客觀情勢來決定我們的革命方法，現在我們就是適應環境，為了保存實力，以求將來的發展，所走的是曲線。但最緊要的是：我們不要為環境所屈服，而忘記我們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應該擔負的偉大任務」。
這段話為北江特委所偵悉，這才明白朱德他們這次投降是被迫的，而且並沒有放棄黨的立場。於是派了一位充任小學教員的同志去設法再向陳毅試探。經過密談之後，這位小學教員同志便表明身份是北江特委書記派來連絡的。陳毅知是黨方派來的人，便帶他去見朱德，由朱德詳細說明了投降經過和投降的條件，同時他表示絕對服從黨的命令，請求特委轉報省委，指示他們今後的行動，並要求派熟悉地方情形的軍事同志前來參加工作。這樣，朱德便和北江特委發生了密切關係。在交談中，朱德知道我已回到樂昌，便請北江特委轉知我來犂市會面，及參加軍事工作。
北江特委派了一位連絡員於十二月廿五日到我家裡，找到我的母親，旋而找到了我。苦悶的我，一聽到朱德的消息，喜歡得很。我覺得參加軍事工作總比做地方秘密工作有興趣而適當。於是我即偕來人星夜起程，走了一個通宵，天還沒亮，就抵達犂市。稍事休息，即到團部會晤朱德。兩人相見，有著說不出時興奮和喜悅。我化名為林芝，由朱德呈報范石生給我以團附之職，於是我便和朱德共同在一起工作。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我們全團官兵很熱烈的慶祝新年。官兵組織劇團，一連三日演出話劇以娛軍民。三日上午。朱德應該師師長趙超之邀，到韶關城去會宴，宴后並作麻雀牌遊戲。就在該日下午七時許，范石生由廣州派專人送給朱德一封最緊急的密函，我連忙和王爾卓、陳毅等會同拆閱，只見信內祇有寥寥數字：「請朱德迅速離開犂市，自謀出路」。原來那時廣州政局已變，李濟琛得悉范石生收編朱德部隊，乃嚴令范石生 將朱德繳械，范為顧全與朱德的友誼，所以暗通消息與朱德，叫他立即離開犂市。
朱德在韶關接到我們轉知的秘密消息，于次日晨即趕回團部，立即準備行動。召集我和王爾卓、陳毅三人商議今後的行動。
當我們進入他的辦公室時，只見他跨開雙腳背著手，站立在辦公室內，臉帶愁容，焦急之情，溢於形表。一見我們來到，神態緊切地說：「我們怎麼辦？」我即提出意見，建議部隊先入仁化，然後繞道樂昌經長多村渡過武江，沿樂昌乳源邊境大山區入湖南活動。王爾卓立即打開五萬分之一軍用地圖，我即指出行動路線給他們看，但他卻主張由犁市沿武江北上，先消滅曲江樂昌邊境五里排之土匪（原是樂昌豪紳地主之武裝，后變為土匪），然後沿武水西岸北上湖南。
我對王爾卓的意見立即加以說明：（一）那股土匪所在地是靠著廣大的瑤民山區，佔據著險要山地，背山面水，進攻不易，欲將之消滅，殊費時日，倘後有追兵即不堪設想。（二）仁化有我們的群眾基礎，並可迷惑追兵的方向，萬不得已時亦可由仁化轉入湖南，較為安全。
經過我的詳細解釋后，各人終於同意我的建議。決定照我的行軍計劃，各自分頭準備。當時我和他們共同工作已有八天的時間，我覺得朱德是一個為人純厚而坦白的人，他對革命充滿信心而又熱情，意志也很堅定。陳毅是高個子，體格可稱魁梧，心直口快，說起話來無所不談，能言善道，語言風趣，與人相交，很容易使人對他發生好感。王爾卓是湘西人，黃埔軍校畢業生，身材矮小，臉型稍長而小。留著披肩的頭髮，說話時語如連珠，聲音清脆，但滿口湘西土音。我和他們都相處得很融洽。
為了這次行軍計劃，雖然各有意見，但當決定了后，我們並沒有任何成見藏在心裏。
在這時候，我又介紹一位湖南籍朋友胡少海參加本團工作，以便入湘時有所協助。
胡少海是湖南宜章人，曾任國軍團長，為人勇敢有為，他雖不是共產黨員，但是是本黨的同情者。朱德對此亦很同意。於是將部隊緊急集合，同外宣稱是「野外演習」。
我們就這樣堂而皇之的離開犂市，向仁化進發，下午六時到達仁化董塘墟宿營。我們在董塘墟和當地黨的同志以極短的時間，迅速策動農民五百餘人，次日向仁化縣城進攻，因該縣的地方團隊毫無準備，只與警戒隊稍有接觸，便即佔領縣城。繳獲步槍三十二枝。我們即將所繳獲的武器分配與參加的農民。在仁化縣城住了一天，籌集了二千多元現款。第二天又同駐董塘墟，第三天便繼續前進，經樂昌長移村渡過武江，沿樂乳邊境的黃坪、大小洞，經五日的行軍，進入乳源縣北的梅花鄉，暫且休息，派出偵察人員，打探坪石及湖南國軍的動態，再定行動計劃。
二、工農紅軍第四軍的成立
梅花鄉是廣東乳源縣北接壤湖南宜章縣的一個行政區的中心市鎮，原民黨政府的區署，就設在市內。附近農村有三百戶以上的人家，良田千畝，四面皆山，一泓流水，處身其間，有令人恬淡安逸之感。當地的區長鄧光漢，是高等小學堂的畢業生，年紀已有三十歲，區署擁有二十多枝步槍，對我們不祇全無敵意，且甚好感。我們因行軍疲勞，對湖南情況又不明了，故在梅花鄉住了五天。在供應糧食和偵察敵情方面，鄧區長給我們很多便利和協助。當時我們很想爭取他入黨，建立以梅花鄉為中心的湘粵邊區根據地，可是他對共產黨總是表示懷疑和恐懼。由於我們積極去爭取他，反而促使他逃離了梅花鄉，因此增加我們採購糧食和建立與當地民眾關係的困難。
當時，宜章縣籍的中共黨員陳東日帶著十多個武裝農民由栗源埠前來連絡（他是參加南昌暴動至潮汕失敗后跑回原籍的），他與我是武漢時期的同事，而今重逢于流竄的生活中，真是喜不自勝。因為他是最好的助手，我立即介紹他與朱德相見，朱德亦感到高興。他一來，就告訴我們宜章縣城只有民團四百人駐守，便決定進佔宜章，作為我們的根據地，開展湘南的革命鬥爭。
我們決定了進佔宜章縣城的計劃，便籌劃如何行動，我詳細向陳東日查詢，得悉宜章沒有無線電台也沒有接通廣東的電話線，連我們脫離十六軍的清息都不知道。我遂與朱德商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去解決宜章民團，以胡少海偽充團長，扯著國軍一四○團的青天白日滿地紅軍旗，浩浩蕩蕩向宜章進發。因胡少海和陳東日俱是宜章人，沿途民眾都很歡迎。農曆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二日）的正午，我們的部隊一路無阻的進駐了宜章縣城。
宜章縣長赴省述職未返，城內的官紳都以為是國軍到來駐防，非常高興，沿街燃放炮竹歡迎。
這一月，正是農曆除夕，紳商為了表示他們的敬意，送豬送酒，犒賞官兵，並於是晚八時設宴于綿政府內，歡宴本團營長以上的官長。我們便乘此機會，布置圍繳民團槍械、逮捕官紳的計劃。
當晚的宴會，朱德、王爾琢、陳毅等都沒有參加，他們負責指揮部隊圍檄民團槍械。我與胡少海、袁營長帶了十四名幹練的士兵，服裝整齊，佩帶著駁殼手槍，不露聲色的前去赴宴。酒席還沒吃完，警察局長、縣府科長及十多個紳商等，正在歡愉的氣氛中向我們舉杯敬酒的時候，突聞外面槍聲卜卜，槍聲一響，我們的衛士立即將席旁的縣府衛士的手槍繳去。在座的官紳眼見情形突變，大驚失色，想脫身逃走，但見到我們的衛士已把守住出路，只得又復坐下。那位警察局長神色慌張，聲顫顫地向胡少海問道：「胡團長，有甚麼對不起的地方？」那時，我坐在胡少海之側，便輕輕的推他一下，示意他宣布，他立即會意站起來說：「請各位不要驚慌，我保證各位絕對安全。今晚的事變是對宜章縣民團局鄺團長而發，可惜鄺團長不在此。今晚唯有請各位屈駕一晚，明天再與各位詳談」。各官紳聞語，才神色稍定，但紛紛要求准許回家渡歲，明晨親到團部拜年。胡少海對他們的請求不敢作主，此時我便起立對他們說：「各位請原諒，這是公事，我們不能答應各位的要求，一俟事情解決，我們再向各位道歉」。他們聽了，面面相覷。這時，進攻警察局的一連人已將駐守縣府時所有警察全部繳械。袁營長便指揮該連將繳獲之槍械集中，並將宴會上的各官紳全部扣留。五分鐘前的主人，這時便變成失去自由的階下囚。
由於地方團隊的首長都給我們一網成擒，所有地方團隊無人領導，所以毫無抵抗。當我們回到團部時，戰事已告結束。城內的民團全部被繳械，祇有城外一小部份民團逃去。
這次戰果，繳獲步槍三百五十枝，駁殼手槍七枝，俘警察及民團三百多人。我軍毫無傷亡。
當天晚上，朱德、王爾琢、陳毅和我四人連夜開會，商討成立紅軍開展革命鬥爭等問題。因為沒有黨中央的指示，鑒於我們這個部隊的官兵多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人，乃決定採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的番號，並即派員去趕製一面斧頭鐮刀的紅軍旗備用。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革命部隊——中國工農紅軍（以下簡稱紅軍）便在我們幾個人經一夜的籌劃下，正式產生了！
第二天是農曆的新年初一（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三日），我們于上午八時在宜章縣立中學時操場上集合全團官兵，並發動四百多個農民參加，舉行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的成立典禮。我們集中了全團的號兵組成樂隊，經過奏樂、升旗，行禮如儀后，朱德便向大家致詞，大意如下：
「同志們！今天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武裝——工農紅軍第四軍成立的日子。也是中國共產黨組織正式紅軍的第一次。回想我們由潮汕失敗，退到贛南，困處上堡鵝形地區，沒飯吃，沒衣穿，部隊內的動搖分子都跑了！幸賴同志們團結一致，同艱共苦，站穩革命立場。在這一期間，我們曾忍辱受編，目的是保存實力，等待時機一到，我們就又重新舉起革命旗幟，為中國及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奮鬥。我們現在力量雖少，但我們有千千萬萬的勞苦群眾擁護，有世界無產階級最大的國家蘇聯的援助，更有全世界無產階級做後盾，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現在本軍的編組和人事，經過了我和陳、龔各同志開會決定，朱德為紅軍第四軍軍長。一四○團改編為紅軍第四軍第二十八團，王爾琢任團長，陳毅為黨代表；粵北湘南參加的農民子弟兵編組為第四軍第二十九團，胡少海任團長（原名胡鰲，少海是其別字，湖南講武堂出身，是國民黨左派分子，國民黨清黨后，不敢回鄉，寄居在我家裡，參加朱德部隊后，即以少海為名），龔楚為黨代表。二十八團的營、連排長，仍任原職。二十九團各級幹部，稍後另令發表……」
朱德講話完畢，全場掌聲雷動，繼則燃放炮竹之後散會。
那天晚上，全體官兵舉行聚餐，並開遊藝大會，參加的民眾有三千餘人，盛況空前。由此開始，便在湘南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革命怒潮。
除夕夜宴上被扣留的宜章官紳，也在這時經過分別審問罰款后即釋放。其中有位教育局督學曾日山，因與宜章黨內同志有私交，思想進步，釋放后即參加了我們的工作，以後且成為黨的高級幹部，惜在長征時陣亡。
在我軍宣布正式成立紅軍第四軍的一天，我們打開宜章縣監獄，將所有囚犯解除枷鎖，由我向他們訓話，鼓勵他們回到家鄉繼續為反抗統治階級而鬥爭到底。釋放時，不論輕重囚犯，我們發給他們每人一斤米。我看到他們興高采烈的離去，感到無限的快慰。

不久，廿九團的各級幹部職位也公布了——第一營營長劉新，宜章人，黃埔軍校出身，在參加南昌暴動后在第二十軍第三師第六團任少校團附，曾與我同事，潮汕失敗后，逃返原籍。為人精明能幹而且很謙虛，我和朱德到達宜章的第三天，他便與我連絡，適值我們正在編組廿九團，遂任他為第一營營長。（不久即在宜章作戰時陣亡，遺缺卻由朱舍我繼任，朱是廣東梅縣人，亦黃埔軍校出身）。第二營營長李游標，宜章人，湖南講武堂出身，曾任國軍營長，國民黨清黨時，逃返家鄉，是胡少海的同學。第三營營長姓陳（忘其名），宜章人，黃埔軍校出身。以下各連、排長都是身經百戰的軍事幹部。
至此，紅軍第四軍之初步編組便完成了。
三、白色恐怖和赤色恐怖
湖南的農民運動，在國共合作期間，不僅國民黨人攻擊為過激，甚至中共高階層人士（除毛澤東之外）亦多認為過火。當時農會控制了鄉村政權，地方官——縣長——大多數失去權力，實際無法制止農會和工會的種種暴行。他們在鄉間任意沒收豪紳地主的財物，形同盜匪，並將豪紳地主捆綁，遊街示眾，濫用私刑，死人無數。國軍軍官家屬亦不能倖免。甚至連中共高層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亦慘遭農會殺害。
李立三是湘東醴陵人，生長在富裕的家庭，他的父親是個讀書人，為人一向誠實，李立三還有一個弟弟李龍光（后改名李湛），是黃埔軍校畢業生。當湖南農會控制了鄉村政權后，他的家即遭到清算，李父即逃抵武漢避難。中共中央聞知此事，即致函湖南省委會，著即制止農會不得對李父為難。李父這才放心返回鄉間居住，孰料農會竟將他殺害了。
李立三之父被殺后，中共黨內人士咸認為此事應由毛澤東負完全責任，因為當時湖南農運實際上掌握在毛澤東手上，同時，大家都知道毛與李早有成見 。加上這一次的殺父血海深仇，即更結下了宿怨。
赤色恐怖 籠罩著整個農村社會。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一日許克祥發動政變，接著武漢國共分家后，地主民團在軍隊的支持下向農會、工會發動反攻，又屠殺了不少工農會的積極分子和共產黨員，農村社會又由赤色恐怖轉變為白色恐怖 。
在此瘋狂的屠殺與反屠殺中，已不知犧牲了多少人民，可謂是一場人間浩劫。
湘南地區過去的工農運動工作，雖然比湘中、湘東地區較為緩和，但地主階級重掌鄉村政權后，即壓迫農民補租、補息等等。經過一場農村階級鬥爭的反覆報復，殺害的人亦為數不少。
當我們紅四軍宣布成立，經過發動宜章市區及附近工農群眾開過大會之後，立即風靡了臨近地區的工農群眾，大大的提高了他們的鬥爭情緒，他們蜂湧的跑到宜章縣城來觀察，甚至有的立即參加各種民眾活動，以前潛伏著不敢動，不敢說的工農運動的積極分子，現在就挺身出來，紛紛前來請示工作，其中有宜章縣青年團支部書記胡世健（他是逃避國民黨當局的緝捕，潛伏在宜昌縣西約六十里的碕石村充當小學教員的）也偕同負責組織工作的同志彭祜星夜趕來連絡，準備重出活動。
那時我們忙得要命，因為軍中能作政治工作的只有朱德、陳毅和我三人，政治工作幹部又十分缺乏。朱德雖很喜歡接近工農群眾，而且是一個措詞通俗的馬克斯主義宣傳家，他每與群眾談話，首先必問人家的家庭狀況，人口及生活情形等等，接著就講共產主義的理論，和一個工人或農民常談一兩個鐘頭而不倦。他身負軍事重任，對於地方群眾工作確是無暇兼顧。至於陳毅，他是法國留學生，返國后即任江西永豐縣長，缺乏群眾工作經驗，指導群眾工作，僅說些原則性的問題，既不夠深入，也不詳盡。因此，一切群眾運動的計劃和指導，多由我負責。胡世健和彭祜來了，我覺得他兩人來得正好，便即召集了一次會議，參加的有地方工農代表，楊子×，劉耀文、胡世健、彭祜……等，討論今後的各項工作問題，這次會議，有以下的決定：
一、以實行八小時工作，不得無故開除工人，及增加工人工資等口號，發動工人鬥爭。
二、以打倒地主豪紳，分田分地給農民的口號發動農民鬥爭。
三、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口號發動婦女參加革命工作。
四、收檄豪紳地主自置槍械及地方公置槍械，武裝工農赤衛隊和少年先鋒隊。
五、宣傳蘇維埃政府，號召工農兵聯合起來組織蘇維埃政府。
六、恢復工會、農會及一切民眾團體組織。
七、凡工、農會會員由十九歲至卅歲的壯丁編組為赤衛隊。
八、凡十四歲至十八歲之少年編組為少年先鋒隊。
經過這一次會議之後，地方工作立即展開，不到十天，全縣工、農會組織普遍的成立了。赤衛隊、少先隊、各鄉村蘇維埃政府亦相繼成立，接著就舉行全縣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宜章縣蘇維埃政府，當時選出楊子×為蘇維埃政府主席。
由此，宜章工農革命的火花，遍及每一個角落。
在這短短的期間，宜章婦女運動，也有值得記述的。當時參加工作而起了領導作用的女同志即有：彭堃、彭謙、彭娟、彭儒、劉深、郭懷振、吳統蓮、楊佩蘭、李青、廖彩蘭等。因彭氏姊妹工作最積極，故在紅四軍中有「彭家將」稱號。
「彭家將」女同志，都是衡陽第三師範的畢業生，也是中共青年團員，參加紅軍后，便從事組織婦女和農村群眾的工作，或是管理官兵伙食和抄寫文件等工作，他們對工作積極而熱情，意志堅定，對於軍隊的政治工作影響很大，這些女同志後來多數都在革命鬥爭中不幸的相繼犧牲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宜章縣的工農運動，正如火如荼的開展，於是惹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湖南省府主席何鍵調兵一師進駐郴縣，粵北方面國軍第二十四師許克祥 部也由樂昌進抵坪石。
我們見國軍兵力過大，便分令各赤衛隊化整為零，潛伏鄉村或山地，待機配合紅軍作戰。紅四軍亦即由宜章縣城轉移至本縣芭籬鋪以西廣東邊界一帶山地的小村落（胡少海的家鄉），以脫離敵人的包圍。
從南北兩路進攻宜章的國軍，本就存著輕敵的心理，湖南的國軍未遇紅軍抵抗，長驅進駐宜章。且被我們所散布「紅軍打回廣東去」的謠言所惑，以為紅軍真的退回廣東去。他們因有省界和任務時限制，湖南部隊不便越境追擊，實際上，他們也要防備唐生智軍乘虛而入，不能分兵與紅軍作戰，且可乘機對上級虛報「克複宜章」、逐共匪回竄廣東之功。湖南省當局據報，即將該師調回衡陽。
廣東坪石的許克祥師得悉湘軍收復宜章的情報，也即停止會攻宜章的行動。
紅軍獲悉湘軍調離宜章的消息，朱德擬即復占宜章縣城，遂於二月中旬率師向宜章縣城進發。第一天預定在岩泉墟宿營，孰料許克祥的教導團賀國光部也于同日同時到達，兩軍即在岩泉墟北端的高地展開遭遇戰，紅軍以堅決迅速的戰鬥行動，在黃昏前擊潰教導團主力，並向其殘部進擊，實施「猛打猛追」的戰術，在栗源鋪附近，我又殲滅了該團之一部，紅軍士氣大振，勇猛百倍，是晚紅軍在該地宿營。
翌日上午八時許，紅軍前衛剛渡河向宜章前進時，又與許師兩個團遭遇，我們仍採用堅決迅速的戰鬥行動向敵攻擊。至正午十二時即突破其主陣地，許師另一團增援部隊還沒有展開，便被他們自己潰敗的部隊所沖亂，我與朱德立即分左右兩翼向敵包阻攻擊，敵軍無力抵抗，殘部向坪石方面敗退。紅軍並不清理戰場，仍繼續追擊，直搗坪石。敵軍二十四師師部和它的直屬部隊，因紅軍追擊來勢緊迫，無法部署抵抗，拋棄了所有的軍需用品和銀洋，狼狽地從東南突圍向樂昌的黃圃唐村方面逃竄。該師經過這次戰鬥后，僅師長許克祥和少數官兵逃脫，其餘全被紅軍擊斃或俘虜。「猛打猛追」的戰術，第一次發揮了輝煌戰果。
這次戰役，紅軍以不足二千人的兵力，消滅了人數四倍、裝備精良的國軍，擄獲了步槍二千五百余枝，重機槍十余挺，八一迫擊炮八門，各式手槍百余枝，馬十三匹，彈藥被服銀洋不計其數。栗洋鋪的農民，也繳獲散兵的步槍五十多枝，被俘國軍官兵八百餘人。
這一勝利，不僅充實了紅四軍的實力，且振奮了整個湘南工農群眾的革命情緒。
戰爭結束，紅軍官兵都有無上的興奮，這是我們成立紅四軍后第一次作戰便獲得了偉大的勝利，這象徽著前途有無限的光輝，朱德時時露出愉快的笑容，並對我們表示，紅四軍正缺少迫擊炮和機關槍，現在都有了。而且足夠兩個團的裝備，今後更有把握了。
在坪石休息一天，接到宜章黨支部的通報和紅軍所派出諜報人員的報告，宜章縣城已沒有國軍，少數維持治安的民團也聞風逃去，赤衛隊已入城維持秩序，蘇維埃政府也恢復辦公，並動員了五百群眾趕來坪石搬運戰利品，歡迎紅軍回去。
紅軍在湘南民眾的熱烈歡迎和幫助之下，又回師到宜章縣城。
紅軍回師宜章的晚上，朱德、陳毅、王爾琢和我四個人，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對黨政軍各方面通過了如下的決策：
關於黨政方面：
一、普遍建立湘南各縣、區、鄉、村各級蘇維埃政府。
二、策動農民向地主鬥爭，實行土地改革。
三、策動工人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及增加工資而鬥爭。
四、普遍組織各職業工會，各縣成立總工會以領導工人鬥爭。
五、保存黨的地下組織，但須有部份黨員公開活動，以擴大黨的政治影響，提高黨的地位。
關於軍事方面：
一、作戰方針——乘國軍何鍵與唐生智兩部內爭無暇南顧的機會，我軍對北面取攻勢，掃蕩郴縣、耒陽、永興各縣的敵軍和民團，向衡陽游擊，以開展蘇維埃運動。對南面取守勢，以鞏固宜章政權。
二、部隊區別——紅四軍第二十八團向北發展，由朱德同志指揮。第二十九團固守宜章由龔楚、胡少海兩同志指揮，並監視廣東坪石方面動態。
三、軍事建設——發動工農組織赤衛隊和少年先鋒隊，收檄民槍以武裝人民，並利用大刀、梭標、鳥槍等舊式武器，充實鬥爭力量。
四、號召青年工農參加紅軍，充實紅軍戰鬥力。
五、目前參加紅軍的青年工農，儘先補充第廿八團和第廿九團，並迅速組成宜章獨立營。
關於俘虜處置：
一、立即由宜章縣人民團體發動物質慰勞和慰問。
二、由紅軍政工人員進行政治宣傳，揭發敵軍軍官剋扣軍餉虐待士兵的罪惡，煽動俘虜檢舉潛伏俘虜營內的軍官，並宣布黨及紅軍宗旨。
三、待一二項工作完成後，由朱德同志對全體俘虜訓話，並宣布，如願參加紅軍者，一律平等待遇，不加歧視。如要求回家者，給以必需的旅費遣散。
這是我們第一次的宜章特別會議的決策，也是湘南鬥爭的總方針，尤其是對待俘虜政策，便成了以後紅軍對俘虜政策的先例。這樣，便爭取了被俘國軍的同情，逐步的瓦解了部份國軍的軍心。
以這幾項決策為中心，第二天的黨政軍幹部聯席會議上，由朱德報告今後的鬥爭工作路線，我報告軍隊員兵協助地方工作和建立地方革命武裝的方針，並分配給與幹部以適當的任務。
經過向俘虜的教育和宣傳，潛伏在俘虜營中的國軍官佐三十餘人，很快的便被清查出來。並有士兵三百餘人和排長七人志願參加紅軍，其餘四百餘人請求准予回家，每人發袷三塊銀洋遣散。我們這樣處理引起當地民眾的讚許，都說紅軍的作風比國軍不同，因此也增加了他們對紅軍的向心力。
紅四軍重新調整裝備，每個團增加一個重機槍連，一個步炮連。步兵的槍彈人員亦盡量補充齊全，剩下一千多枝步槍便送給了宜章的獨立營和赤衛隊。
坪石是樂昌縣屬的一個市鎮，是湘南入粵的門戶，廣東的鹽和工業製成品都經此輸入湘南；湘南的土產如糧食、牲口、茶油、牛皮等，亦經坪石入粵，市面旺盛。自國軍許克祥師潰散后，即被土匪胡鳳璋部占踞，並積極構築碉堡等防禦工事。坪石的人對這幫土匪的所作所為，非常不滿。當地黨的支部書記李光中特地到宜章報告，請求我軍去消滅胡部土匪，並說當地有許多民眾參加作戰。
朱德聽了，以胡部土匪兵力不大，且有民眾協助，便決定先行進攻坪石，消滅胡鳳璋匪部，再向郴縣發展。我當時提出反對的意見，認為：（一）胡鳳璋土匪占踞坪石，他的兵力薄弱，絕不會也不敢進攻宜章，反而有防阻廣東國軍向我進攻的作用。（二）坪石有幾個碉堡，我軍無攻堅武器。不能迅速攻下，倘遷延時日，徒遭不利。（三）坪石是廣東地境，非我軍應守之地，即使佔領，也得放棄。不如乘湘南空虛，士氣民氣沸騰的時候，迅速向北發展，以展開整個湘南地區的革命鬥爭，在政治上反而有極大的意義。
可是朱德不以為然，認為他對坪石地形熟悉，並有民眾協助，滅此朝食，必有把握。他獨自率領了紅軍二十八團的三個營，在陰雨連綿的天氣下向坪石進攻，土匪胡鳳璋部利用既有的碉堡和商店屋宇進行抵抗。街道上分段用鹽包阻塞，築成巷戰的防禦工事。紅軍雖有坪石皈塘村的民眾二百多人，攜帶步槍土炮協同攻擊，經過兩晝夜的艱苦戰鬥，僅佔領了坪石一半街道，無法迅將胡部解決。朱德猛然記起了我說的：「倘遷延時日，徒遭不利」這句話，於是決心放棄攻擊，將部隊撤回宜章。
回到宜章，他見到我的時候，帶著疲乏的神情，拍著我的肩膀說道：「你不錯，你估計得很對，我們還是北攻郴縣罷！」
這時宜章獨立營已經編成，由黃埔軍校出身的龔楷（四川人）任營長，第一連連長張華（宜章人），第二連連長蕭克，黃埔軍校出身，后在共軍中歷任軍團總指揮，軍訓部長等職，第三連連長陳光 。附近各縣黨的負責人，亦多來宜章接洽，各縣的黨員，回鄉軍官，也陸續來宜章集中。我們的軍事幹部也就不感缺乏了，軍隊的組織也更健全了。
因為我是粵北人，對湘南地形熟悉，在率領農軍北上時，曾與湘南特委書記夏民正，與耒陽縣、永興縣各地方黨及富地民眾團體有過聯繫，為了開展湘南地區蘇維埃運動，我便匆匆的來往各縣，連絡及恢復黨的地下組織和過去的農會，為朱德的軍事發展，鋪平了道路。
朱德率領紅四軍廿八團，很順利的佔領了耒陽，永興，郴縣，資興等縣，紅軍所到的地方，當地的黨員就立即起來領導民眾，很快的就恢了過去的工會和農會組織，並自動的組成了赤衛軍，少年先鋒隊，各級蘇維埃政府。常寧縣水口山的煤隊工人宋喬生（礦工）也起來領導礦工奪取礦警步槍手槍百余枝，組織了工人赤衛隊，響應各縣農民暴動。於是湘南的革命浪潮，一時風起雲湧，蓬勃的發展起來。
但他們打土豪，分財物，牽牛殺豬……逮捕地主豪紳，濫用刑法，強迫罰欺等等，成了普遍的現象，任意殺人，到處放火，頻頻發生。
他們那種報仇泄憤的瘋狂殘酷的行為，無法抑制，赤色恐怖又再度籠罩著湘南。
當時我曾分別與郴、宜，永各縣黨員同志談過，勸諫他們不要亂殺亂燒。但他們都說：「這是黨中央的指示，要殺絕地主，燒毀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對付白色恐怖」。因我自離開廣東后，就沒有與黨的省級黨委連繫，不知黨的政策轉變（當時黨中央還在執行瞿秋白的盲動主義路線）所以不便強加制止。
我是一個以人道主義思想為出發點的社會主義革命者，眼見到這種違反人道的行為，我內心覺得很難過，並使我陷於極端苦悶之中。
經驗告訴我，領導民眾革命鬥爭，不僅要有正確的革命路線，而且須有正確的指導原則。否則，就會造成無可收拾的違背革命理想的嚴重現象。
四、毛澤東聞風鼓舞
正當紅四軍在湘南領導蘇維埃運動的時候，處在井岡山的毛澤東正陷於最艱苦困難的環境中；他是在中共「八七」緊急會議后，受中央派赴湖南策動秋收暴動的。他跑到湘東瀏陽縣文家市，當時因為進攻長沙的平江、瀏陽、醴陵及江西萍鄉的農民自衛軍及武昌警備團 等殘部正潰敗下來，毛澤東乃加以收編，於九月八日整編為工農革命軍。本擬再攻長沙，但因自衛軍中收容國軍夏斗寅部的叛變部隊再度叛變，而農軍亦逃亡不少，致部隊零落，全部僅七百多人，乃放棄再攻長沙的計劃，匆匆率部南竄至蓮花三灣，從新整編，調整幹部，正式稱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自任司令，由此人皆稱他為毛司令。部隊整編后，他即率部於十一月間進入江西之寧崗縣城礱市東南之井岡山。
井岡山是羅宵山脈的中段，周圍二百多里，橫貫江西之寧岡、永新、蓮花、遂川、和湖南的酃縣、桂東、汝城相毗連。山上有五個較大的村莊，村前都有水井一個，故稱之為大小五井。以大井、小井、茨坪為最大。每村各有數十戶人家。小井和茨坪還有十多間小商店，經營一些農村的日用品。
井岡山的居民並不多，民風純樸而保守，與世無爭，靠著山坡上的梯田收穫一些農作物，過著最貧苦的日子。大部份的居民很少有米吃，大多是吃紅薯和粟米。但他們在這種生活方式下，仍感到滿足，並沒有其它的妄想。後來因為被土匪所脅迫和引誘，壯丁才常外出搶劫行旅，甚至到較遠的鄉村去打家劫舍，藉此來增加他們的收入。
井岡山的地形，有無數座巍峨高聳的山峯，巉岩峭壁，溪谷縱橫，構成了井岡山的險要地勢。通達井岡山的道路有三條：一條是由寧岡縣經汪洋界，上山十五里，方可到井岡山腰的村莊小井，其次是由永新縣經龍源口、七極嶺而到小井，另有一條是由遂川經黃坳到井岡山。這三條路都是崎嶇的山徑，碎石嶙峋，步行非常艱難。只要憑險據守，很難攻破，即使有新式武器也難發揮它的威力。所以，這區域向來都是匪徒們最理想的根據地。
在歷史上明朝武宗時代，朱宸濠在江西南昌叛變，失敗后即逃上井岡山落草，后被王陽明所剿滅。王氏削石為碑，記載剿匪的史實，這個古迹至今尚存。由此可以想見；井岡山的軍事價值，在很早以前就被人所重視了。近代有聾子匪首亦以此為基地，打家劫舍，無往不利。
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前，盤據在井岡山的一批土匪，數約六七十人。匪首王佐與寧崗縣擁有步槍七十枝的土豪袁文才互通聲氣，亦以井岡山這個險要的地區為憑藉，作為他們搶劫行商和富戶的根據地。附近各縣人民，視為畏途，稱王佐為「王老虎」。因為紳匪勾結，使地方團隊無法征剿，遂令坐大，井岡山幾乎成了王佐、袁文才二人的私產。
毛澤東明了井岡山的軍事價值，當他們從湖南茶陵竄入寧岡縣城，便首先送了兩枝手槍和一些禮物給袁文才，聯絡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紹給王佐與毛澤東見面。
王佐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三個一拍即合，大塊肉大碗酒的結拜為兄弟。
毛澤東運用其與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當成功的，他滿口仁義道德，哄得袁王兩人服服貼貼，都接受了毛澤東所委派的營長職務。從此，毛澤東便在井岡山立定了腳跟。
毛澤東自到井岡山後，得袁文才、王佐之助，又因地勢險要，遂以井岡山為革命根據地。但糧食缺乏，而自身的兵力又極薄弱，今後怎樣去發展？自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而外面又常有國軍在山外地區進犯。正是內憂外患，使他傷透腦筋。他們住在深山之中，經過了好幾個月都不敢遠出打游擊，生活自然感到很寂寞。
三月末，有一天下午，毛澤東在極端無聊之中和袁文才，同到王佐家裹飲酒解悶，正在這時，忽然來了一個賣絨線的小販（該小販經常由郴州販絨線到山區販賣，亦曾見過毛澤東），他見到毛澤東等在飲酒，便對站在門外的衛士說：「毛司令尚在這裏飲酒？現在山下的郴州、耒陽、永興一帶儘是朱德的紅軍，到處打土豪分田地哩！」衛士便將小販的話轉報毛澤東。
毛澤東不聽猶罷，一聽到這個消息，當堂跳起來！急問道：「你說什麼？」衛士指著門外的小販答道：「他說朱德紅軍正在郴州，耒陽各縣打土豪分田地，非常熱鬧」。
毛澤東聽清楚了，登時站起來，口裡喃喃的說道：「好極了！好極了！」袁、王見他這樣子，均莫明其妙。兩人忙問道：「司令，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這才自知失態，忙說道：「是好消息，朱德是黨的軍事高級領袖，又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到了湘南，我們沒有一點消息。如今他既來了是最好不過了。我們今後的力量大得多了，你們馬上派人去打探，迅速報告我知，切勿延誤，至要至要」。袁、王兩人聽罷大喜，立即命人前往打探。他們三人即繼續殺雞治酒，舉杯痛飲，等侯佳音。
翌日的晚上，派出的探子回來了，證明了這一消息確實。而且說：朱德的紅四軍司令部在耒陽。資興縣方面亦有一回鄉軍官李奇中領導農民自衛團進攻地主民團，打土豪……（李奇中是黃埔軍校出身，參加南昌暴動后曾任第二十軍第三師第六團中校團副）。
毛澤東得到朱德在湘南的真實消息，即派何挺穎偕同兩個親信前往耒陽。
何挺穎攜帶有毛澤東的親筆信，於四月初到達耒陽晉見朱德，呈上毛澤東的親筆函。朱德閱后，非常高興。即對何挺穎說：「毛同志既在寧岡，相距這裏不遠，最好請他即來耒陽，共同領導湘南鬥爭。他的軍隊應就近向酃縣、資興、桂東等縣發展，和我們互相呼應，使與耒陽、永興、郴州連成一片，以鞏固這一後方」。並留何等人在軍部盤桓數日。
那時候正值朱德和耒陽女同志蕭貴蓮（即吳玉蘭，蕭貴蓮是衡陽第三師範讀書時的正名）結婚之後，大家都很高興。何挺穎等在耒陽住了三天，帶著朱德的覆函回到礱市時，毛澤東已將部隊移駐在此。何挺顯即將見到朱德的情形報告給毛澤東。並說：耒陽工農群眾已全部武裝起來，配合紅軍作戰。
毛澤東看過朱德的覆信后，不勝感慨。因他四個月來匿居井岡山上，寂寂無聞，毫無工作表現，而朱德他們則轟轟烈烈的打了幾場勝仗，開展了湘南蘇維埃運動，創造了一個新局面出來，若現在前去和朱德會合，豈不相形見拙。於是他決定暫不去耒陽和朱德會合，準備在酃縣、桂東地區開展工作后，再和朱德相見。

第二章
朱毛會合
一、紅四軍退出湘南
我在宜章正苦於工農運動有如脫韁之馬，一放而不可收拾的時候，接到朱德給我的信，知道毛澤東已在寧岡縣井岡山建立了根據地，並和我們取得了連絡的消息，使我歡喜極了。我知道毛是黨中央領導人之一，對今後群眾運動的政治領導，自有幫助，而且他比我們強得多。我目前面臨的困難及我的責任，自然會減少許多。跟著我又接到陳毅的信，詳述何挺穎告訴他有關毛澤東的近況，並鄭重地說毛是工於心計的人，今後與他合作，要特別小心，切勿似對朱德那樣坦白。我看了他的信后，不免對毛採取了「且觀後效」的態度，但陳毅對我的關心，我是很感謝的。
那時我們沒有無線電台和電話等通訊設備，我們只建立了以郴州為中心的秘密交通網，二十里至三十里就有一個交通站，南至坪石，北至衡陽，東至資興，西至桂陽。交通站的工作人員，由地方黨領導工農群眾擔任，負傳遞信件及偵察敵情等任務。他們秘密的日夜工作，由耒陽到宜章約有二百五十華里，信件發出后二十四小時即可到達。因此我們與軍部的連絡各方面的消息均很靈通。
四月間，北面的敵軍廣西桂軍，最初是兩個師佔領衡陽。耒陽民兵曾單獨冒險向衡陽突擊，結果民兵傷亡很大。桂軍隨即派出兩個團分向耒陽及常臨方面游擊，又曾與我廿八團游擊部隊在觀音橋以南地區發生遭遇戰，雙方均有傷亡，桂軍退回衡陽。繼續又有三個師開抵衡陽，有準備向耒陽大舉進攻的企圖。南面韶關之三十六軍范石生部已進駐坪石（原盤據坪石之土匪胡鳳璋已退回湖南汝城受編為湖南保安團）范石生軍亦有向宜章進攻之企圖。朱德以南北兩面敵軍有夾攻湘南我軍之勢，通知我們于不得已時撤退至酃縣集中，以保存實力。我接到通知后，便與胡少海團長決定作戰計劃如下：
一、廿九團集中兵力于樟橋，折嶺地區與敵決戰。
二、宜章獨立營為前哨營，在宜章縣城及白石渡對坪石方面警戒，不得已時退同折嶺主陣地。
三、宜章縣城附近鄉村之赤衛隊準備于范軍向我主力攻擊時，積極在敵後向敵襲擊，以牽制敵軍，配合主力作戰。
四、宜章其它區鄉村之赤衛軍及少先隊，應儘可能控制其鄉村，並準備必要時對敵進行游擊戰。
我們這一計劃決定后，即通知郴、宜兩縣的地方黨及蘇維埃政府。我與胡少海親到樟橋，折嶺一帶偵察地形，並決定作戰部署。
四月末，南北兩面敵軍均同時向我進攻，我們照預定計劃作戰。范軍並於拂曉時向我白石渡獨立營攻擊，營長龔楷陣亡，正午范軍全軍五個團向我樟橋戰地進攻，激戰至黃昏后，全部退守樟橋鄉村。我們以眾寡懸殊，遂決定向郴州撤退。
范軍主力遂于翌日進駐宜章縣城，一部駐樟橋對我方警戒。
我廿九團退至郴州后，得悉范軍到處都受到赤衛隊之襲擊，是以不敢向我軍跟蹤追擊。使我們得以從容撤退。從這一次作戰，我們體會到群眾武裝的真正效力。
我們在郴州休息了一天，很快的便與朱德取得連絡，他要我們迅速開赴酃縣集中。
二、酃縣會師
我們在郴縣休息的那天，宜章縣城近郊赤衛大隊及縣蘇維埃政府、工會、農會的負責人已來到郴縣，郴縣黨組織已經公開的同志及郴縣赤衛大隊亦準備隨同我們撤退。我便於翌日率領著大隊及男女眷屬四千八百多人取道經東江、何家山、彭公廟、向酃縣前進。
第三天，我前衛營（廿九團）第一營營長朱舍我到達酃縣縣屬之水口，發現鎮上都住滿了頸圍紅領帶的紅軍，經過連絡，才知道是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於是迅速通知正在行進中的隊伍，並告訴毛澤東，紅四軍的大部隊即將到來。
我與胡少海進入水口市區，吩咐部隊在路旁休息，正準備與毛澤東見面。這時，四個工農革命軍的衛士，簇擁著一個身穿褪了色的淺灰色中山裝，身材瘦長，頭髮散亂，肩闊手長，面上鬍鬚似是許久沒有剃的漢子走過來，我與他通過姓名后，才知道他就是毛澤東。雖然他不修邊幅，但是他那溫和的態度，使人一見便對他發生好感。
他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手心熱灼灼。開頭便問我：「你就是龔楚同志嗎？朱德同志呢？他的情形你知道嗎？」聲音雖不宏亮，但乾脆爽朗，帶有濃厚的湘潭口音。我告訴他：朱德同志日內會到酃縣。他很高興，拉著我的手，說道：「龔同志先到我住的地方坐一會，布置宿營警戒的事情，請衚衕志負責好了」。說罷，他便和我一道兒到他住的一間商店去。
我們相對地坐在一張四方桌旁，衛士為我們送上兩碗白開水，毛澤東急急的問我：「這次你們太辛苦了，湘南的情形怎慶樣？」我用手指在桌面上簡單地劃出湘南的態勢，將紅四軍成立的情形，最近與南北兩路國軍作戰的經過，和撤退時的情形說了一遍。他登時斂去笑容，露出無限焦急的神色問道：「朱德同志率領的二十八團不會被敵人截擊嗎？」我堅定的答覆他：「不會的！我由郴縣撤退時，他已退出耒陽向永興前進，而且朱同志是個老軍人，沉著機警，絕對不會有大的損失，請你放心。我們已約定在酃縣集中，再來與你連絡」。
這句話像一個定心丸，使他焦急的心情安定下來，便又滿面笑容的說：「這樣就好極了，我們今後可以共同一起為革命而奮鬥！」喝了幾口開水，他又接著道：「我帶著第一師準備佔領汝城，與四軍聯成一片，不知湘南已發生了變化。現在總算幸運，我們依然保存著力量，革命是不怕失敗的」。他的誠懇的談吐，親熱的態度，深深地使我感動，因他是黨的中央委員，有長遠的鬥爭歷史，經驗豐富，我很激動的對他說：「我們今後能夠和毛同志在一起，有毛同志來領導，我們的責任就輕了。毛同志有豐富的鬥爭經驗，今後的革命前途更有希望了」。喜悅洋溢在他的眉梢，含笑的對我說：「好的，我們大家努力創造一個新局面！」
這時，他的衛士報告：晚飯已經弄好了，他馬上叫衛士去請胡團長過來吃飯。於是，我們三個人便愉快的邊吃邊談。那次晚餐非常豐富，他在我們未到之先早就派人買了一隻大雞，另外還有腌肉、雞蛋和一罐米酒。在戰鬥失利的撤退部隊內，能享受到這樣豐富的晚餐，算是極難得了。
晚餐時，他問起紅四軍官兵的生活情形，我告訴他，過去的時候，紅四軍官兵每月一律發給薪餉十三元。他覺得今後必須改變這種給養方法，他說他的部隊每月僅發三塊大洋。贛南地區，非常貧瘠，大部隊的薪餉籌給不易，將來應加以調整。我們對這個主張也都表示同意。餐后，我便和胡少海回團部駐地去洗澡。
晚上九時，毛澤東又跑到我們宿營的地方來談天。我們的團部，住在街尾一家大商店。我住在客廳中，朝南有個大窗子。那時是初夏夜晚，微微的涼風，拂過我們的頭面，消除了白日行軍的疲勞。衛士們為毛澤東送上好茶，但卻沒有香煙奉客。因為我和胡少海都不吸香煙。
毛澤東笑道：「你們真是革命陣營里的好同志，連香煙都不會吸」。說完，他自己從衣袋中拿出一包美麗牌香煙，一面吸一面和我們談話。從他的言談中判定，他確是一個深謀遠慮，富於想象力的人。
他問及我們二十九團的人數和裝備，胡少海便詳細的告訴他：「我們共有三個營，一個特務連，一個步炮連，一個衛生隊，一個通訊排，全團官兵有一千八百餘人。武器方面有迫擊炮四門，重機槍八挺，步槍八百七十余枝，駁殼手槍三十二枝。同來的還有宜章獨立營，宜、郴兩縣赤衛隊和各機關人員三千人，步槍千余枝」。
毛澤東聽到我們有如此強大的力量，喜出望外。因為他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只有六百四十多人，僅及我率領的部隊的六分之一。他臉上充滿了笑容，似乎已看見了未來的美麗遠景。
毛澤東有異於常人的特徵，他的肩膀很寬闊，雙手特別長，下頷有一顆黑痣。他說話很風趣，善於抓住每個問題的關鍵，激起對方的共鳴，使人有一見如故之感。我們談談過去，研究將來。直到午夜，他才告辭。臨行時互相約定，他率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先赴酃縣，我率紅軍第二十九團和隨行部隊人員眷屬等隨後跟進。
送走了毛澤東，我和胡少海都很高興，覺得以後的政治領導更有辦法。對毛澤東這個人，我們久聞其名未見其人，這一次的晤面，他給我們的印象很好，似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樂於接受他的領導，這是他的不可抹殺的組織天才，也是他日後成功的條件。
第四天（大約是五月五日）的中午，我們到達酃縣，即赴軍部，已見到毛澤東正和朱德、陳毅等談得很融洽。朱德一見我到，即問我部隊有無損失。我告訴他：陣亡官兵十三人，負傷三十餘人，傷兵已由地方同志安置到偏僻的鄉村療治，陣亡的有宜章獨立營營長龔楷及廿九團排長兩人，士兵十一人，已在折嶺安葬，現到此的連同赤衛隊及宜、郴兩縣之黨、政、軍幹部眷屬四千八百多人。他聽了，皺皺眉頭：站起來，背著雙手，踱來踱去，一聲不出。這正是他考慮事情及苦悶時的神態。毛澤東立即說道：「我們先行開到礱市集中，整編隊伍，安置老弱家屬，再作打算」。朱德即答說：「就這樣辦。待廿八團第三營及水口山工人武裝，在耒陽掩護撤退的隊伍到達，全部集中后即開拔」。接著他命令胡少海立即去偵察附近地形，嚴密布置警戒，並說：「晚上到軍部同進晚餐，大家再談談」。
我見時間尚早，即回團部休息，當我回到團部不久，我早就認識的耒陽縣黨部的負責人雷同志來訪，他告訴我：耒陽的工農武裝戰鬥意志很強，曾自發的單獨襲擊進駐衡陽的桂軍，傷亡慘重。最近紅軍每次戰役，耒陽赤衛隊均能配合作戰；他又告訴我，毛澤東是個陰險殘忍的人物，湖南黨的中上層同志對他素無好感；但朱德軍長是坦白誠實的人，很易受毛愚弄；陳毅同志為人太爽直，無防人之心，而你又是只注意實際工作，不顧利害的人，今後你們合作，我真的替你們躭心，希望你多多注意……
我聽了他這席話，登時感到迷惘。但，既來之則安之，我今後留心便是了。
是晚在軍部和大家同進晚餐，毛澤東笑口常開，講到前途光明，得意時，哈哈大笑，口沫橫飛，講到現時經濟糧食困難時，立即便愁眉苦臉，長吁短嘆。說到黨中央對他接二連三的嚴重警告；批評他攻平江、瀏陽是「專憑槍杆子的軍事冒險主義者」。又說他是「不肯發動群眾的機會主義者」。當他退入井岡山時又批評他是「不顧民眾的逃跑主義者」。他說時怒容滿面，緊握拳頭，大罵中央負責人是只尚空談、不顧實際的混蛋，大有非報復不可的態度。
當時大家見到他這般情形，朱德一聲不響，陳毅亦微笑不語，我的內心則暗自偷笑。
其餘的人都面面相覷，不敢出聲。
我覺得老毛這個人是富有演戲天才的，他的喜、怒、哀、樂在一個短短的時間表現得淋漓盡致。
第二天，軍部下令：盡量搜集糧食、布匹，除每人準備一條布袋，各自攜帶五天糧食外，將餘糧運至礱市。這天廿八團第二營及水口山工人武裝已安全到達酃縣集中。我們遂于第三天開赴礱市休息。
三、紅軍前敵委員會的產生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紅四軍到達礱市，十三日中共湖南省委杜修經奉黨中央之命與楊開明同到礱市，是日下午二時即召集會議，參加者有毛澤東、朱德、陳毅、王爾琢、何挺穎、胡少海和我等。首先由杜修經傳達黨中央的幾點重要工作指示。他說：「中央認為：中國革命是在不斷的發展中，我們必須領導全國各地工農鬥爭，深入土地革命。由建立鄉村政權到奪取大城市至奪取全國政權，中央對朱德同志在湘南的鬥爭能發動廣大群眾參加，認為是最正確的路線。黨為了加強軍事領導，應組織前敵委員會負責指揮軍事，領導黨務。
關於人選問題，中央指定朱德、毛澤東、龔楚三位同志為常務委員，另在紅四軍幹部中遴選委員數人，實行集體領導。關於湘贛邊區地方黨的領導，現由湖南省委派楊開明同志來此成立邊區特委，專負邊區黨的領導工作，以配合軍事鬥爭。關於紅軍編組問題，由前敵委員會按照實際情形決定，並須注意與湖南省委經常保持連繫。
杜修經報告完畢后，毛澤東便提出以下幾個問題：
（一）前敵委員會必須設一個書記，以處理經常工作，現在是嚴重的軍事鬥爭時期，沒有軍事的勝利，就不可能有政治的勝利；沒有政治領導軍事，也不可能有軍事勝利。目前成立前敵委員會是重要的，但在此鬥爭時期，我們常委三個人不可能經常在一起，因此我認為應該設一個書記以負責處理經常事務。
（二）現在紅四軍有兩個團，第一師有一個團，尚有、郴、宜、耒各縣獨立營，赤衛隊，水口山礦工武裝，總共達七千人以上，必須要從新整編，以統一指揮。
（三）紅軍及地方武裝，人數既已有七千餘人，還有地方黨政人員及眷屬，今後經濟問題，最為嚴重，應請省委及中央設法接濟。
上述三項問題，皆是當務之急，請杜同志和各位研究。
朱德接著發言，他原則上同意毛澤東所提的意見。關於紅軍整編問題，他認為應采精兵主義，重質量，不重數量，若濫事擴編，反會減低行動及作戰效能。對於經濟問題，認為主要是靠自己籌給，依靠中央及省委有困難。至於前敵委員會設一個書記，應由毛澤東同志負責。
毛澤東聽到此言，面露笑容。接著他提出陳毅、王爾琢、何挺穎為前敵委員會委員。還問大家同意不同意？
那時我們只好表示同意。至此，紅軍前敵委員會算是組成了。
關於紅四軍整編問題，決定將湘南之赤衛隊，水口山礦工武裝與紅四軍，編為三個師，由前敵委員會協同軍部共同處理。
會議結束后，杜修經到我廿九團部對我說：紅軍前敵委員會的組織，中央原擬以常務委員會集體領導，不設書記，目的是防止毛澤東操縱。現在又以毛澤東為書記，將來你們須要防止他操縱。否則的話，麻煩又多了。我那時已知中央對毛澤東極不滿意，我自己又經過了湘南群眾工作的教訓，極不願多負責任。杜修經的話雖是事實，但亦只好唯唯應之，並請他轉報中央及省委，以後多注意與我們的連絡。
翌日，杜修經帶著很不愉快的心情走了。
楊開明任湘贛邊區特委書記，毛澤東原不高興。但這是省委派來的，不便公開反對，由得他自己去干。（不久楊調回湖南省委會工作，該職又由毛澤東自己兼任。）
四、紅四軍整編
紅軍整編問題，原決定編為三個師，但會議時沒有郴州、宜章、耒陽各縣黨的負責同志參加。前敵委員會於第二天召集各縣黨政負責人開會討論，由毛澤東報告會議經過，徵詢地方同志的意見。當時耒陽、郴州兩縣負責同志均提出反對，他們認為赤衛隊只能暫時在資興、酃縣、永興等縣地區打游擊，策應紅四軍作戰，將來一有機會即須返回原籍各縣游擊，以領導工農鬥爭。宜章的獨立營及赤衛隊只願意編入廿九團。水口山工人武裝即願意加入廿八團。各縣負責人並強調：若前敵委員會強迫改編，則必招致不良後果。毛澤東當時垂頭喪氣，一言不發。朱德是精兵主義者，他倒同意各縣負責人的意見。我對原案本來就不同意，我覺得赤衛隊必須保留，分路游擊，以發動群眾鬥爭。因而提出：耒陽、郴州兩縣赤衛隊可各自整編為一個獨立營，宜章獨立營歸併二十九團第一營，因廿九團第一營戰鬥損失較大，亟須補充，宜章赤衛隊除保留一個中隊以掩護宜章眷屬外，分別補充二、三營，水口山工人武裝交廿八團由王團長編配。
毛澤東雖很不滿意，但又不能強迫改編，他站起來說：「這次改編可照各位的意見進行，但各位須要明白，我們是革命者，紅四軍是現時中國主要革命武裝隊伍，應以加入紅四軍為榮。你們部份同志的反對意見，完全是農民意識，地方主義在作祟，此後必須要糾正」。
他的話講完后大家也就散會。
是晚前敵委員會再開了一次會議，討論整編的具體辦法。
毛澤東首先報告，他說：今天我徵得宋喬生同志的同意，水口山工人武裝願意與工農軍第一師合編，請各位就各方意見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
朱德宣布：耒陽赤衛隊約有壹百人自願加入廿八團，此外可照今天上午的會議整編。當時決定的具體辦法如下：
關於部隊編配辨法：
（一）廿八團由耒陽及各縣自動參加的赤衛隊補充。
（二）廿九團由宜章獨立營與該團第一營合併。
（三）工農軍第一師改編為卅一團，並將王佐、袁文才兩部及水口山工人武裝並編。
（四）宜章赤衛隊，除編一個宜章縣獨立中隊，負責掩護宜章縣老弱眷屬外，其餘補充廿九團第二、三營及團直屬部隊。
（五）郴、耒兩縣其餘赤衛隊，由各該縣黨政負責人整編為獨立營，以利訓練作戰。
（六）另成立一個軍士教導隊，由各團及各縣選送優秀分子，以造就初級軍事幹部。
關於人事決定：
（一）紅四軍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
（二）廿八團團長王爾琢，黨代表陳毅。
（三）廿九團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
（四）卅一團團長伍仲豪，黨代表何挺穎。
以上整編計劃，立即實施，並限一天完成。廿九團整編后的人數達二千人，士兵成份除少數是廣東樂昌籍外，百份之九十八是宜章工農分子，充滿散漫的自由主義的作風。幸連長以上的軍官，大多數是黃埔軍校及湖南講武堂出身，亦多為宜章籍，對於管理與教育方面，他們努力逐漸推行，官兵關係尚稱融洽。
五、戰略與戰術的研討
紅四軍既已編組完成，今後的戰略和戰術問題，必須加以研究，以適應今後的作戰環境，曾由前敵委員會召集了一次擴大會議，各團、營長及黨代表均出席參加。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作了一個戰略性的報告。闡述了當前革命鬥爭的形勢：「中國革命自南昌暴動、廣州暴動失敗后，整個中國已由帝國主義的走狗——軍閥——所控制，但爭奪中國這個殖民地的不是一個帝國主義，而是有很多個帝國主義，他們各自唆使他們的走狗——軍閥去爭奪地盤，以擴張他們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因而中國的軍閥就不斷的在混戰中，此起彼落，永無間斷。這樣就給我們的革命力量有創建割據地及生存和發展的機會，但軍閥的內戰有時會停止，有時又會緊張；我們也就必須要有正確的政略和戰略方能達到生存和發展的目的」。
接著他又說：「現階段的革命，主要是軍事鬥爭。沒有軍事的勝利，就沒有政權的存在。但在經常情形下，敵人的軍隊數倍或數十倍於我們，我們以極小的軍隊力量和龐大的軍隊力量作戰，要有另一套作戰的戰略和戰術方能戰勝敵人。於是他就提出原則性的意見來請各人討論。
（一）我們隨時隨地都要發動群眾，武裝群眾，配合紅軍作戰，使戰爭的性質成為人民戰爭。
（二）我們在有敵情顧慮時，須集結兵力，準備于敵人進攻時，擇其弱點，實行主動的進攻，以速戰速決的方法消滅敵人。這可以稱為：戰略持久戰，戰術速決戰。
（三）如敵人的兵力過大，我們沒有戰勝把握時，以旋磨打圈的戰術，與敵周旋，他去東我去西，選擇其弱點打擊之，或擾亂其後方。
（四）敵軍內鬨，敵情不緊張，我們的紅軍就分散開來做群眾的工作，波浪式的擴大我們這個以井岡山為中心的根據地，進而推及一省而至完成建立全國的革命政權」。
接著是朱德發表意見。他說他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我們的革命事業準備長時間的進行，所以我們就要與敵人進行持久戰。但與敵人作戰時，要以最堅決的行動迅速解決敵人，使敵人增援不及，所以稱為速決戰。我們以少數兵力，劣勢裝備和人數眾多裝備優良的敵人作戰，要採用游擊戰來配合運動戰。游擊戰術，他提出以下各點：
（一）敵進我退：當敵軍向我進攻時，其兵力必多倍於我，且其銳氣正盛，我軍應主動撤退，保存實力，待機轉移攻勢。
（二）敵退我追：敵軍撤退時，其銳氣已減，我軍應主動追擊，相機消滅其一部份兵力，打擊其士氣，積小勝為大勝。
（三）敵駐我擾：敵軍宿營時，我軍即以小部隊于夜間輪迴襲擊敵人，使敵軍無休息之時間，以疲憊敵人，造成對我有利之形勢。
（四）敵疲我打：當敵軍陷入疲憊狀態，我軍有可乘之機，應即集中兵力，主動進攻，以殲滅敵人。
以上四項游擊戰術十六字訣，若能靈活運用，可以制敵致勝。在作戰中我們還要特別注意的是：我們的械彈補充，要取之於敵人，無論在任何環境作戰，不能浪費一顆子彈，丟掉一桿槍。為了保證這項要求切實執行，朱德主張每班步兵配兩名梭標手，既可用梭標衝鋒肉搏，以補救我們刺刀之不足，又可奪取敵人的槍彈以武裝自己，並且要奪取更多的槍彈武裝人民。
我覺得朱毛兩人所提出的戰略戰術理論，都非常正確，甚感快慰。我又根據我自己的經驗和理想，提出了二點補充意見：
（一）猛打猛追：我軍于進攻敵人，投入戰鬥時，必須立即以勇猛堅決的精神，施行衝鋒，發揮最高的威力以壓倒敵人，迅速解決戰鬥；敵人退卻時，必須絕無猶疑的猛烈追擊（包括戰場內與戰場外）使敵人無喘息的機會，一鼓而殲滅之。
（二）飄忽無常：我軍為求得主動，無論進攻敵人或避開敵人進攻，均須行蹤飄忽，出敵不意，乘敵之虛，避敵之實，處處尋敵弱點，而施以堅強之攻擊，以短促之時間解決戰鬥，旋即迅速撤退，以保障已得的勝利。要能做到飄忽無常，必須經常明了敵情（番號、數量、裝備、動態、主官姓名及其特性）根據敵情來決定自己的行動與計劃，並要使自己的行動計劃，能絕對機密和迅速，這是最重要的先決條件。
經過一番熱烈的討論和闡述之後，會議便告結束。紅軍的戰略戰術，從此就奠定了基本原則。
六、紅軍的黨組織及黨代表制度
紅四軍自成立后，一直都忙於作戰及群眾工作，對於黨的組織未加整理，過去廿八團只有一個黨支部，由陳毅任書記，廿九團在宜章時成立一個支部，由我任書記，黨員只有三十八人，整編后，自應從新調整。至於黨代表制度，只有團級有黨代表，其餘營、連均付缺如。為了加強軍中黨的領導工作，前敵委員會特為此召開了一次會議，出席有：毛澤東、朱德、陳毅、王爾琢、何挺穎、龔楚。
開會時，毛澤東指出：廿八、廿九兩團黨的組織太不健全，黨代表制度，亦未真正建立起來，為了加強黨在紅軍中的領導，必須健全黨的組織及建立黨代表制度，方能負起今後鬥爭任務。毛澤東報告后，便由各人報告各部黨的組織情況。陳毅報告廿八團的黨務，廿八團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于上猷縣鵝形時已組織了一個支部，黨員有八十餘人，幾個月來雖有新來的同志，但亦有戰鬥死亡，現在約有九十餘人，正準備成立團的黨部，但因工作太忙，尚未實施。
龔楚報告廿九團黨的組織狀況，廿九團支部在今年二月初旬成立於宜章，當時只有黨員十六人。近三個月來部隊不斷的擴大，宜章青年團支部書記胡世健同志等十八人參加了紅軍后，均已轉為正式黨員，胡少海團長亦已在宜章時正式加入黨，現在全團黨員有三十八人，尚有新參加的地方同志還未登記，正在準備辦理及調查中。對於黨的組織生活，仍能利用時間開小組會議，約半個月舉行一次，支部黨員大會則久未舉行。
何挺穎報告三十一團黨務，略雲：卅一團原有黨員百多人，現在新加入的水口山工人赤衛隊黨員人數，尚待調查登記。但在改編前已有師黨委，各連亦有支部，黨的生活亦頗正常。
各團黨代表報告后，朱德便起立講話，他的態度非常嚴肅，略謂：過去我們天天只顧打仗，忽視了黨務工作，這是我們過去最大的缺點，今後負責黨務工作的同志，必須特別注意，飯可以不吃，黨務不能放棄，我們幹革命，全靠黨的領導，黨的工作不好，革命就沒有成功的希望，今後我們應該怎樣做，請毛澤東同志提出具體意見，我們照辦就是。
毛澤東接著就提出以下的具體意見：
甲、關於黨的組織問題：
（一）連成立支部，由連黨代表兼任支部書記。
（二）營部成立特別小組，直接受團黨委領導。
（三）團成立團部黨委，由團黨代表任書記。
（四）軍成立軍黨委，由陳毅同志代理書記。
乙、關於黨代表問題：
（一）連設連黨代表。
（二）營暫不設黨代表。
（三）團設團黨代表。
（四）軍設軍黨代表。
各級黨代表的職權：監督軍事主管官一切行為，並領導黨的一切工作及貫徹黨的一切主張。
毛澤東報告后，大家都對他的建議，並無異議的一致通過了。
會議結束后，紅軍初期黨在軍中的代表制度，便照此實施。
七、紅軍官兵的新任務
紅軍官兵的任務，首先要談的是紅四軍士兵的成份質素。第廿八團大部份是葉挺廿四師的士兵，這部份士兵雖是職業軍人，但多數是武漢工農份子參軍，另一部份是國軍許克祥的俘虜及湖南農民。第廿九團的士兵是宜章農民，第卅一團的士兵是武漢警備團的士兵及湘東的農民。一般來說：他們的文化水平都很低，但革命精神甚佳。
過去士兵的工作，是受訓和作戰，但這時就不同了，他們除了作戰和受訓之外，還要去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指導群眾怎樣分田地，怎樣組織工會、農會，怎樣建立蘇維埃政權，怎樣組織工農赤衛隊，甚至負責訓練他們怎樣作戰，怎樣對付白軍（國民黨隊統被稱為白軍）怎樣偵察敵情，怎樣與紅軍連絡等等工作。
這一連串的新任務，大多數士兵都樂意去做。為了使士兵能夠負起這些緊重而複雜的任務，我們發動識字運動，並進行群眾工作的訓練。
識字運動實施的方法，是每連選出文化水平較高的士兵一人至三人，利用一切可能的時間，分班教育，但當時缺乏紙筆，我們便用樹枝燒成炭條（柳枝最好用）在地上寫字，或用柴枝在沙土上寫字，解決了缺乏紙筆的困難，亦逐漸的提高了士兵的文化水平。同時講解接近群眾的方法和方式，使士兵認識軍民合作的重要性。
對於官佐的教育，我們經常開討論會，分別擬定軍事、政治、群眾工作等各項問題，于晚間進行討論，以提高他們的知識水準。
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學會了各種工作和宣傳方法，於是他們不僅是上佳的戰鬥員，而且是堅強的群眾工作隊、宣傳隊。
廿九團的官兵在群眾工作上，成績很好，因為他們全是經過組織鬥爭的工農會員，對於學習群眾工作駕輕就熟。我記得我們在蓮花、酃縣各地的時候，以十天至半個月的時間便將廣大地區的群眾工作做好。特別有一次在酃縣到郴州的路上，為了爭取一家農民為交通站的事。因為那個地點只有三家人，又在大路邊，地點適中，那時我們在十都，我派了一個連在附近工作了四天，要他們完成這個任務。開始的時候是發動農民分土豪的穀米財物，但他們不敢。我們派士兵挑了一百斤穀子及豬肉送給一家人家，他們也不敢要。正在毫無辦法的時候，一個士兵同志便向連的黨代表彭嚴說：這家農民有男女六口人，家裡很窮，他們不肯收穀子的原因，一定是怕人家知道，將來會受土豪的追究，不如待我在夜間送上，相信他們會接受。
彭黨代表同意他的計劃，便派了一班士兵于深夜送了二百斤谷及廿斤豬肉給這家農民，果然那家人很歡喜的接受了。經過了他們的宣傳和教育后，這家農民後來便成了我們很好的交通站。報告敵情和送信，又快捷又確實。
在幹部方面的例子：廿九團的一個連長陳光，他原是宜章獨立營的連長，並非軍校出身，文化程度很低，但由於他作戰勇敢，勤于學習，勇於任事，所以該營編入廿九團后，仍給他充當連長，以後他在中央蘇區紅軍突圍前已升任十五師師長，解放戰爭時期已升至兵團司令員。似這種例子很多，足以證明紅軍官兵的教育和訓練工作十分成功。
紅軍官兵所擔負的任務雖然艱巨，可是他們擔負的任務越多，進步即越快，因為這刺激起官兵的進取心和向上心，使他們永遠不甘居后。
八、紅軍的待遇與補給
紅軍的待遇，在湘南時官兵平等，每月一律發十二個銀洋，糧食全部購買。士兵的生活過得很好，他們每月發餉后，多能送幾個大洋給家人。當時三個大洋可買一百斤糙米，因此農民都喜歡參軍。我們的經費是由廣東出發入湘時，帶來一筆范石生髮給的現金，經過仁化縣城又籌了幾千元，在坪石消滅許克祥部之後，擄獲更豐，足敷支持五個月的經費。
退出湘南，進入寧岡山區以後，官兵多了一倍（包括三十一團），存款已將用罄，如何補給便成為當時嚴重時問題。
前敵委員會曾為此開了一次會議。決定全部糧食由沒收富戶存糧補給，每日每人發給五分菜錢（每月二元五角），每月每人發給零用錢二元。又為長遠之計，規定紅軍勢力所控制的地區，分了田的農民按每年生產收穫糧食總額的百份之十五繳納為軍糧。各部隊分散工作打土豪所搜獲的現金及豪紳地主的罰金，一概繳交軍部統籌辦理（羅霄山脈中段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後便依此而行。）
這個辦法決定后，通令各級黨委，發動全體黨員在群眾中起領導作用，並向非黨員解釋，然後由各級主管官及黨代表向官兵宣布，由六月份起開始照新規定待遇實施。官兵的反應初期尚有少部份認為待遇太薄，表示不滿，但經過短時間后，也就無怨言了。
官兵的伙食由士兵自己輪流派人採辦，每逢到白區打土豪時，他們就可將伙食費節省下來，因此，每月的伙食費便有剩餘可分，這樣他們就可以有較多的零用錢。當時的物價低廉，一角錢可買半斤豬肉，或十二個雞旦，他們的營養並不算壞，與一般農民比較生活還好得多，待遇雖薄，他們亦感滿意。
官兵開小差（逃兵）的現象幾乎沒有，除了有些農民思家觀念太重，請求離隊回家之外，沒有私自逃跑的事情。
服裝的補充較為困難，多數士兵都穿著普通的工農服裝，有時在打土豪時遇有適用而又需要補充時，他們就向黨代表要求發給，這樣，也暫時解決了一部份衣服問題。
這是我離開紅四軍之前的情形。在我離開之後，朱毛對於軍服的補給，即逐漸改善，但零用錢就每月只發二元。
紅軍的給養儘管有困難，待遇菲薄，但並不影響戰鬥意志，因為有黨的組織監視，同時又怕被白軍捉去殺頭，回家又怕被豪紳地主報復，故生活雖艱苦亦只有繼續堅持下去。
九、軍隊民主與士兵委員會
紅軍中最突出的措施，是在軍隊中推行民主制度。它的內容：待遇平等，經濟公開，廢除軍閥制度打罵作風，推行自動自覺精神遵守紀律，以生活檢討、工作檢討、來糾正個人的錯誤及表揚個人的成績，用教育方法來推動工作的積極性和生活的紀律化。
檢討會大約是每個星期舉行一次，每次作戰後亦必開檢討會。這種檢討會，由全體官兵混合分組舉行，士兵在檢討會上可以批評，檢討每一個士兵，而且可以批評和檢討每一個官長，受批評者得申述理由，經過檢討以定其情節輕重，由連長、黨代表予以適當的處分。處分的方法，有勸告、警告、做苦工等，犯錯誤嚴重者，呈報上級處置。
這就是所謂軍隊民主的內容。
士兵委員會，是為了實現軍隊民主而組成，以連為單位，由全體士兵大會選出五人至七人為委員，組成委員會。任務是推行民主制度，監督連內日常生活事務；如採購伙食，管理公共衛生，稽核連內經費開支及監察官兵生活實況……等，以保障民主制度之實施。
自軍隊民主推行以後，紅軍內部發生了很多問題，主要的是：連以下幹部及士兵對上級發布的命令，常常不切實執行，甚至發生反抗事件。他們要求上級一切行政措施，甚至軍事決策均須以「民主集權制」由下而上的經過討論決定，然後再交由上級頒布及監督施行。
在待遇平等的口號下，他們批評朱、毛及部份上級負責同志，吃好，穿好。他們並反對官長騎馬，認為這絕不平等，為了諸如此類的大小事情，經常鬧情緒。
毛澤東為了上述事件，曾經在黨內展開反極端民主主義及反對平均主義的鬥爭。以後情況雖有改善，但仍不免常有不愉快的事件。
待至一九三○年以後，士兵委員會的組織就取銷了。但戰後討論會及生活檢討會，學習檢討會，即在閩贛蘇區時期仍有舉行，這兩種會議對於作戰經驗的獲益和生活學習，均有幫助，發揮過極大的作用。

第三章
羅霄山脈中段蘇維埃政府成立
一、為什麼建立這個政府
羅霄山，北自湖北南部之九宮山，沿湖南、江西兩省邊界，南至廣東邊境之諸廣山，由北至南綿延八百余里；井岡山為羅霄山脈之中段。地形最為險要而複雜，在軍事上，易守難攻，利於東西轉移作戰，而不易包圍。毛澤東選擇此地為武裝鬥爭的軍事根據地，的確是很合適的。
自朱、毛兩部軍隊會合后，軍事實力加強了很多，野心勃勃的毛澤東，自然要把握這一個良好機會，建立這個以井岡山為中心的蘇維埃政府，以加強他對內的領導和對外的號召。根據毛澤東對於選擇羅霄山脈中段建立政權的理由有以下各點：
（一）有經營了一年多的民眾基礎。
（二）黨的組織相當穩固。
（三）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創造了富有鬥爭經驗的地方武裝，這是十分難得的；這個地方武裝力量，加上紅軍第四軍的力量，是任憑什麼敵人也不能消滅的。
（四）有很好的根據地——井岡山；地方武裝的根據地則各縣都有。
（五）影響兩省，且能影響兩省（湘贛）下游各地，比較湘南、贛南隻影響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偏僻地者，政治意義大不相同。
中段的缺點，是因割據地已久，圍剿軍甚多，經濟問題，特別是現金問題，十分困難（參《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八十一至八十二頁「割據地問題」）。
五月下旬湖南省委曾派袁德生來寧岡，他亦贊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計劃（毛澤東說的）。
我在寧岡礱市住了幾天，紅四軍整編完竣之後，因敵情不緊張，即率領廿九團開赴酃縣，以連為單位，分散於十都地區做群眾工作，團部駐於十都。在這期間毛澤東曾召集寧岡、遂川、永新、酃縣等縣區蘇維埃政府代表及紅四軍士兵代表，在寧岡縣舉行了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羅霄山脈中段蘇維埃政府委員及主席，毛澤東就在這次大會被選為主席
從此，毛司令就變為毛主席了。待至一九三一年後，閩贛邊區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成立，毛澤東也就順理成章的充當了主席。以後中共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的權力有時雖曾遭到嚴重打擊，但公開的地位始終沒有動搖過。我可以說：毛澤東的地位是奠基於以井岡山為根據地的羅霄山脈中段蘇維埃政府主席之時。也可以說他的興起是從這一個主席職位為起點的。由此可知毛澤東當日為什麼要建立這個山上蘇維埃政權了。
我還有點說明：中國紅軍前敵委員會，自五月下旬軍隊分散以後，就沒有開過會。一切決策均由毛澤東以紅四軍黨委會、邊區特委、地方縣黨委書記等聯席會議的名義處理一切問題，實際上他此時已集大權於一身了。遇有軍事問題，他只和朱德、陳毅談談，便由軍部發布命令，他的獨裁作風，從那時起已充份表露出來了。
朱德在當時亦已看得很清楚，有一次軍隊轉移，我和他見面，他對我說：毛澤東同志對我們總有點隔膜，凡事都不事前商量，等到立即行動時才通知我，使我連研究和考慮的時間都沒有，現在各縣送來的情報都先經過他，真是有點麻煩。本來他個人要獨裁，我沒問題，事情總要有點時間準備才成。他的表情已表現出對毛極為不滿。我問他：陳毅同志是軍的黨委書記，毛澤東的聯席會議，他總有份參加的，難道他沒有對你說嗎？朱德說：或者他有時也不知道吧！我聽到這種情形，已明白朱、毛之間的感情已極不融洽了。
二、貫徹土地革命政策
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重要目的，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亦以平均地權，實行耕者有其田為號召。中共當時的革命政策，主要是沒收地主土地給農民，以發動農民鬥爭。一九二七年的「八七」急會議及十一月的擴大會議的決議，均明確的決定實行土地革命。但沒收土地與分配土地的實行辦法，則從未有具體的實施方案，致我們實施的時候，感到非常困難。在湘南農民暴動時期，我亦無法定出一個指導原則，只得由各縣蘇維埃政府自己去做，結果沒有貫徹這一個當時主要的革命任務。當我們紅軍在寧岡縣城集中整編，檢討湘南鬥爭工作時，曾為這問題，批評我們沒有徹底實行土地革命，是湘南鬥爭工作的最大缺點。至羅霄山脈中段蘇維埃政府成立時，毛澤東就定出了一個沒收一切土地分給農民的實施辦法如下：
一、以村為單位，平均分配土地。
二、由村蘇維埃政府召集全村農民開會，舉報各人所耕的田畝數量與質量（分上中下三級）會後各人同去自行在每坵田上插竹籤一條，書明畝數。
三、調查人員將全村總人口和田地數量，加以統計。
四、根據各戶所報人口與田地數量，決定每戶應得各級土地之總數。
五、由村政府準備編號之竹籤，帶同人民到田間插簽分配。
六、人民既分得田地，須儘可能將舊有田墓鏟去，但因高低關係，不能鏟去者，須保留舊田基。
七、既分得田地之後，如發現有不均的現象，得請求政府再行調整。
八、農民分田后，僅向蘇維埃政府納稅，不另檄付田租。
九、田稅由各地方政府按實際情形次定徵收，以最高不超過總收入百分之二十為原則。
十、土豪劣紳不準分田。
上述實施辦法頒布后，我們的工作進行就有所依據了。我們當時正在十都工作，毛澤東曾親自來指導我們實施。
毛澤東來到十都，眼見我們宜章參軍的十多個女同志，有的正在田裡指導農民分田，有的在團部抄寫文件，他非常高興。一時忘形，笑對我說：「你天天和她們在一起，真是艷福不淺！你有特殊的感想和艷遇嗎？」我說：「這都是革命同志，每人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對男女間的情愛是不感興趣的」。他搶著說：「你的年紀比我還輕，我見了尚且動心，難道你無動於衷嗎？我不相信，哈哈！」他神秘的微笑著，看來他已有寂寞之感了。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他於一個月後，就在永新縣和賀子珍女同志結合了。
三、毛澤東與湖南省委的爭辨
毛澤東自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后，即被派赴湖南擔任中共湖南區委書記，他在中共黨內算是早期少數人物之一，在湖南來說，他是湖南中共的創辦人。【析世鑒：此說有誤。】他在中共未成立之前，肄業于長沙第一師範時（一九一七年）便組織「新民學會」領導學生鬥爭，一九一九年七月又主辦「湘江評論」宣傳反帝、反軍閥，研究社會問題，宣傳馬克斯主義學說。一九二○年十月，開始在湖南組織青年團，而且在國共合作期間，湖南的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亦是他所領導。以他的革命鬥爭歷史來說，應該是極受湖南共黨同志所愛戴，才是正常的現象。可是事實並不如此，而且剛剛相反。原因何在？為了解答這個疑難問題，我首先追溯兩件事：
一、是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漢時期，因湖南農民不顧中共中央的指示，殺死李立三父親的事。那時武漢的中上層黨內同志，人人都知道。我曾就此事詢問過湖南籍的陳東日同志，據他說：李立三與毛澤東的宿怨，早在一九一七年，毛澤東籌組「新民學會」時，曾登報徵求學生會員，李立三見報后即按址前往查詢新民學會的入會手續，當時毛澤東親自接見，在談話時毛澤東非常傲岸，儼然以一個領導者自居，李立三那時又是個血氣方剛自命不凡的青年，對於毛的說話態度大為不滿，遂不歡而散。後來李立三參加中共后，被黨中央派到湖南做工運，寃家路窄，毛澤東又適任湖南區黨委書記，處處受制於毛。李立三曾屢次報告中央指出毛的錯誤，於是更加深了雙方的惡感。此次李立三的父親被殺之事，當然是毛澤東向李立三的一種報復。他還說：我們湖南的同志，除了幾個老毛的死黨外，都對他不滿。此次國共關係由惡化走向分裂局面，亦與毛澤東領導湖南農運過火有很大關係。
二、一九二七年五月，我率農軍到湘南，因許克祥發動「馬日事變」逗留在耒陽時，湘南特委書記夏正民亦曾對我說：湘中、湘東的農民運動，事實是有點過火，農會以窮凶極惡的手段對待軍官家屬，致使軍人反感。許克祥這次行動，全因軍人反感而向共產黨和工農會反擊，造成這次惡果，毛澤東應負責任。我問他：毛澤東的為人如何？夏正民說：毛澤東的聰明才智，倒是不亞於三國時代的魏武帝曹操，但他是唯我主義，且缺乏人情，卻沒有曹操能知人善用及有容人之量的襟懷。
上述兩點，是我從湖南的同志中得到對他的批評。至於他當時和湖南省委的爭辯，即有以下幾件事實：
一、當毛澤東於一九二七年十月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的同時，並組織了工農革命前敵委員會，他自己兼任書記。他所到的地方，就以前敵委員會名義指揮地方黨部，如湖南各地區特委及各縣縣委等。各地特委以其越權指揮，干涉地方黨務等專橫作風，表示極之不滿，便將他領導上的各種錯誤事實；如拋棄群眾，逃跑主義，專搞武力，干涉地方黨務，破壞組織領導，毫無組織觀念等等罪名，呈報湖南省委，轉報黨中央當局；致中央向他提出三次嚴重警告，促他立即糾正錯誤。卒於一九二八年三月，黨中央明令將他自組的前敵委員會取銷。
二、湖南省委主張他除以少數地方赤衛隊留守井岡山外，主力應到湘東領導工農鬥爭，並創造湘、鄂、贛邊區根據地。但毛澤東以湘、鄂、贛邊區之地形不如井岡山，當地反動力量又比羅霄山脈中段附近地區之反動力量為大，且在政治影響上，湘、鄂、贛邊區亦不如羅霄山脈中段，可影響湘贛兩省為大……等理由駁斥湖南省委。
三、湖南省委派楊開明到寧岡建立邊區特委，毛澤東即把持著他一手組織的永新、寧岡縣委及酃縣、遂川之地方黨，不與楊合作，致使楊開明無法展開工作，迫得跑回湖南省委。毛即自組邊區特委，自兼書記職務，後來為了敷衍省委，才由楊開明代理特委書記。但毛仍在幕後操縱，於是湖南省委就罵毛澤東為新軍閥，並支持耒陽、郴州赤衛隊脫離毛澤東掌握，只繼續保持與朱德紅軍的聯繫和配合紅軍作戰。
這都是反毛內鬨的情形，僅記其犖犖大者，而且都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以前所發生的事。但他們相互間的指責仍不休止，而且還繼續發展下去，沒有了結。
我在當時看此情形，為革命的前途擔憂，對毛澤東這種作風，亦感到有點失望。

第四章
國軍第一次圍剿井岡山
一、反圍剿戰役經過
我們廿九團自五月下旬開到酃縣十都地區，群眾工作已順利完成，十都的蘇維埃區政府亦已相繼成立，赤衛隊亦編成了一個中隊。時間大約是六月廿日的中午，突接到軍部十萬火急的命令，以敵情緊急，立即全部開回寧岡縣城集中，並轉飭赤衛隊立即由酃縣南區撒間酃縣東北之沔渡駐守，向茶陵、酃縣方面游擊警戒。
我們奉命后，立即率領部隊星夜行軍，于次日中午到達寧岡縣城，我即與胡少海團長到軍部請示。
朱德對我們說：安仁有敵軍十一個師，正向酃縣推進中。昨晚八時，又接到永新方面的情報：江西敵軍金漢鼎部楊池生、楊如軒兩個師，集中永新，正在拉夫準備進攻井岡山。根據這兩方面的情報判斷，湘贛兩省敵軍有會攻井岡山的企圖。昨晚，前敵委員會曾召開了一次會議，決定：對江西永新方面取攻勢，對湖南方面取守勢。部署如下：
（一）廿八、廿九兩團由朱德指揮，佔領新老七級嶺，迎擊由永新向新老七級嶺進攻之敵，把握時機殲滅之。
（二）三十一團由毛澤東指揮，主力固守井岡山，以一部進出寧岡縣城，對湖南方面嚴密警戒。
（三）耒陽、郴州赤衛隊，分向酃縣、茶陵游擊，以迷惑敵人，如敵向寧崗進攻時，須配合卅一團阻滯敵軍前進，掩護七級嶺方面主力作戰。
（四）我們這兩個團的任務：以廿八團為左翼佔領老七級嶺，廿九團為右翼，佔領新七級嶺。
（五）我（朱德）隨廿八團行進，指揮老七級嶺方面作戰（林彪當時是該團第一營第三連連長）。龔楚同志隨廿九團行動，指揮新七級嶺方面作戰。
朱德說完后立即給了一份井岡山附近複印的五萬分一地圖給我，並告訴我：今天黃昏前就要出發，務須于明（廿二日）拂曉前佔領新七級嶺主要陣地，若萬一作戰不利時，可向黃坳方面撤退。
我和團長胡少海同志率領著廿九團于下午六時出發。那晚下著毛毛細雨，山路崎嶇，步履難行，到達最高山坳時已是早上七時。我廿八團第一營的尖兵連，已佔領兩翼高地，發現敵軍相距僅四百碼，正在搜索前進中。我即登左側高地觀察敵情，敵軍亦發現我軍佔領了有利地形，亦立即停止前進，亦佔領路側高地，掩護其後續部隊集結。敵我兩方陣地之間是一段山巒小路，兩側傾斜急峻，兩方陣地的正面，面積不到五十碼，兵力無法展開，且全段前進路線，暴露在我軍陣地火力瞰射之下，地形對我軍十分有利。
我向老七級嶺方面觀察，發現一大片叢林茂密的低洼山地，相距約有十里之遙，無法相互連絡。正當我拿著望遠鏡觀察戰場的時候，敵人們重機槍就密集向我陣地射擊，我的一個司號長蘇世安，當場被擊斃，倒下來了！我方的兩挺重機亦已佔領了左側高地，向敵陣地掃射。步炮連亦佔領了稍後的一個小高地準備射擊。經過了約十分鐘后，我方已停止射擊，隨即發現敵軍約一個連，陸續向我陣地躍進，我機槍連待敞進至約二百五十碼時，即向敵密集射擊，追擊炮同時向敵陣地轟擊。敵置進退不能，傷亡無數，我第二連連長蕭克，即率領該連在機槍掩護下向敵前進，擬將中途之敵全部消滅后，奪取敵軍機槍陣地。不幸在前進約五十碼時，蕭連長腿部受傷，乃迅即退回，立即把他送到後方療治。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敵軍連續向我陣地衝鋒，我軍沉著應戰，待敵接近，即行射擊，敵軍未至中途便死亡殆盡，無法得逞，死傷之敵軍多數是滾落山坑，雖傷亦必死了。
四時后，敵軍已停止進攻，雙方射擊戰亦停止下來。那時，老七級嶺方面隱約傳來密密的炮聲，已知那邊已在激烈戰鬥中，而我們前面敵軍亦因傷亡重大，不敢再向我方進攻，遂決以一個營準備連續向敵反攻，當即下令第二營李營長，以該營擔任攻擊，約于下午四時卅分開始向敵進行堅強的反攻，併發揮機、炮火力向敵射擊，戰鬥不到三十分鐘，敵軍即狼狽向龍源口潰退，我軍跟蹤猛追，山路幾為敵屍所塞。
黃昏前，我軍即佔領龍源口。胡團長仍率二、三兩營繼續跟蹤敵軍，向永新方面追擊。
第二連黨代表彭曬向我報告：「我下山時發現敵軍約四、五百人正在龍源口東南方不遠的山地收容集結」。當時我只掌握有第二連一個連的兵力。除留一班士兵在原地駐守外，其餘全部由我率領，冒險向東南山地搜索。果然在龍源口外約千碼的山谷中，發現有國軍兩個營的殘部，正在收容集結。我立即命令各班沿山頂散開，並親率一個班和攜同僅有的一挺輕機槍，下山去喝令國軍繳械。散開在山頂的士兵也同時大喊：「同志們！繳槍！」繳槍聲，山鳴谷應，響徹雲霄。疲憊的國軍，不明我軍實力，只好集中架槍，不加抵抗，舉手投降。連的黨代表彭曬帶著一班士兵，立即衝上，先將國軍步槍機柄除去，裝在伙食籮內挑走，隨即命令俘虜將槍枝捆紮，背負上山。我即將第二連官兵集合，押著俘虜四百九十二人，和戰利品步槍三百余枝，重機槍兩挺，返回龍源口。俘虜們看見我們只有一百多人，全都後悔莫及。
翌日，我軍已佔領永新縣城。
是役，廿九團負傷官兵，計有第二連連長蕭克等共七十餘人，陣亡官兵二十餘人。敵軍傷亡枕籍，山上那條隘路，遍地屍骸。戰鬥時要踏著屍體前進，戰鬥的激烈情形，可以想見。廿九團此役戰果：繳獲步槍四百余枝，俘國軍五百餘人。廿八團亦斬獲甚多。
這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農曆五月初五日）的事。也是湘贛國軍第一次會剿井岡山的慘重失敗。
紅軍經過這一次勝利，又得到了械彈的補充，軍中以俚語湊成一聯：「紅軍不費三分力，吃掉江西兩隻羊」。蓋楊與羊同音也。
二、建立了永新、蓮花各縣蘇維埃政府
我軍于佔領永新縣后，地方黨和群眾工作幹部，跟著就進城展開群眾運動。
據地方黨的同志報告：金漢鼎的殘部不到一千人，已向安福方面逃竄，蓮花縣城僅有國軍一個團駐守。又接毛澤東的通知：湖南國軍方面，進佔酃縣后，停留觀望，不敢向寧岡進攻等語。我軍以發展蘇區為目的，決以廿八團進攻安福（結果因安福國軍勢大，遂停留在永新、安福之間開展群眾工作），廿九團進攻蓮花，軍部留駐永新縣城，並請毛澤東即來永新縣城領導群眾工作。
我廿九團奉命后，即將俘虜交與軍部處理，于廿四日拂曉，向蓮花挺進，敵軍聞風逃去，我軍即于廿五日正午佔領蓮花縣城。
蓮花是贛西南的一個小縣，但地方富庶，它的北面是萍鄉，安源礦場即在萍鄉縣境之內。那時湖南中共省委因長沙無法立足，亦潛伏于安源礦區之內（由省委住處至蓮花約一百里。）
我軍佔領蓮花展開群眾工作后，湖南省委即派少共負責人朱汝湘來蓮花和我連絡，他來了，對地方工作確是幫助不少。因為當時無敵情顧慮，便安心的以連為單位，分散做群眾工作，廿九團的女同志亦分赴各鄉訪問她們衡陽第三師範的同學，爭取她們參加革命工作，當時蓮花廳就有三位女生參加，群眾工作進行得很順利。第一個星期即完成了城區及附近鄉村工作，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建立了工會、農會組織，熱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赤衛隊也編成了一百多人，他們收集了二十枝步槍，我們又發給他們二十枝步槍，接著我們就向較遠的區鄉擴展。但正在全縣鬧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七月初旬），因金漢鼎部又集中了優勢兵力反攻永新，我們便奉命調回龍源口集中。
毛澤東是在我們佔領永新后的第三天（大約是六月廿五日）帶著三十一團的一個步兵連到達永新縣城的，永新縣蘇維埃政府就在他到達后第三天宣告成立。
永新縣有黨和青年團的組織，團的支部書記是永新中學女生賀子珍，有兄妹三人，哥哥賀敏學，曾畢業於永新中學，也是個共產黨員，妹妹賀怡，是青年團員。她的父親是一個小地主，在永新縣城裡關有一間書店，生活很優裕，這時（一九二八年）賀子珍才十八歲，長得嬌小玲瓏，活潑可愛，說話很有條理，加上她的清脆悅耳的聲音和一雙晶瑩的眼睛，一見即令人有甜蜜蜜之感。我們佔領永新的那天，下午五時，她率領了四個青年，帶了兩擔蔬菜和一擔豬肉，來慰勞紅軍，我曾和她見過一次面。
當我奉命由蓮花開回龍源口集中時，毛澤東住離龍源口約五里的一個鄉村，指揮地方工作。我布置了宿營后，便去找他，我到達他的住處時，適他外出未返，我便和他的隨從何同志談天，詢問永新的一般情況，何答覆了我所問的一切事情，並對我說：「龔同志！我告訴你一件事，毛主席已有一漂亮的女同志啦，你知道嗎？」我聽了接著說：「那好極了！朱德同志有位蕭貴蓮女同志，現在毛同志又找到了一位革命愛侶，使他的精神得到安慰，生活得到調劑，對於領導革命事業，更加增強他的活力了。但不知是那一位女同志？」（當時我以為是紅軍中的女政工同志）他便源源本本的告訴我：「毛主席連續接到你們擊潰了金漢鼎軍和佔領永新的消息。他喜歡極了。嗣後，又接到酃縣游擊隊的報告，進佔酃縣的湘軍已向安仁撤退。便於第二天天帶著我們及一個連來永新，展開蘇維埃運動。我們住在永新縣政府內，地方的黨、團同志都來見毛主席，其中一位女同志賀子珍，漂亮而活潑，是團的支部書記，和主席談得很投機。那天晚上，她送了兩隻雞，兩瓶酒給主席，主席留她一起吃晚飯，他倆談得更親密。第二天晚上，主席召開永新黨團會議，商討開展蘇維埃運動和發展團組織……等問題，這位女同志發言最多，而且又有見解，至深夜十一時才散會。會後，主席請她稍候片刻，說有要事跟她談談。那晚賀同志單獨和主席在卧室里談了很久。次日早餐后，賀同志又來了，整天陪著主席工作，晚上也沒有回去。第二天的早上九時才起床，平時他每天早上六時起床的。主席洗過臉后，喜氣洋洋，春風滿面的對我們說：『我和賀同志兩人愛上了，由同志的愛轉變為夫婦的愛，這是我們革命鬥爭共同生活的起點』。那時賀同志站在主席的身傍，帶著羞人答答的笑容」。何同志說完了這段話，時間快要入夜，毛澤東尚未回來，我便不再候他，留下一個簡單的報告，並約定明晨再來面報，我就返回龍源口駐地。
翌晨八時，我再往訪毛澤東，他正坐著辦公，見我來了，馬上站起來和我握手：「龔同志，辛苦你了！昨天你來時適我不在家，今天正好，我們可詳細的談談」。說時笑容滿面。我們坐了下來，談過公事後，我笑著對他說：「毛同志，我們正事談完了，現在我要向你道喜了！」他哈哈笑道：「誰告訴你的？」我說：「這是我們革命陣營中的一件大喜事，誰不知道？但你應該請我吃喜酒，看新娘才對呀！」他笑著說：「那容易得很，可惜賀同志今天回南鄉看父母，今天早上弄多點菜，先請你吃飯，將來回寧岡時，再請你喝酒，好不好？」我笑著說：「那好極了！」他立即對隨從說：「弄多些菜來，請龔同志吃早飯」。
這就是毛賀結合的經過。在寂寞艱苦的革命鬥爭生活中，毛澤東得到這樣聰明活潑的女同志做伴侶，他的歡愉的心情，是可以想見的。
關於毛澤東的婚姻問題，據我所知道的，他第一位妻子是他在家鄉讀書及協助父親種田時已娶了一位鄉下姑娘。後來他在長沙第一師範畢業時，曾和一位長沙女師畢業生陶淑蓉同居，並共同經營一間書店（文化書局），卒因志趣不同而分居。隨後一九二○年又和楊開慧結婚。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字懷中，是湖南名學者，曾在長沙第一師範任教，毛澤東是他的得意門生。後來又在北平大學任教授，逝世后，他的遺孀即攜兩子女返同長沙附近潘藏村家鄉居住，毛澤東是在次年便和楊開慧結婚，婚後曾生有子女三人。
一九二七年，毛澤東上井岡山後，楊開慧仍住在長沙母家，直至一九三○年才被湖南省府主席何鍵逮捕殺害。毛澤東和賀子珍結婚時，楊開慧仍尚在人間，住在長沙母家。
三、創作了「農村包圍城市的人民戰爭」
羅霄山脈中段蘇維埃政權，自佔領永新、蓮花后是為全盛時期，那時期，佔有寧岡、水新、蓮花三個縣的全部，酃縣的東南部，遂川的井岡山區及安福的一部。
國軍金漢鼎部反攻永新時，朱、毛因敵軍優勢，紅軍不打無把握之仗，決主動撤退。我到龍源口后就決定：三十一團除留王佐、袁文才部及遂川赤衛隊守井岡山外，其餘均調永新，配合永新地方赤衛隊作戰，並由毛澤東親自指揮。廿八、廿九兩團由朱德率領，轉移湖南酃縣方面活動，恢復及擴展酃縣方面革命群眾組織，並擔任湖南方面警戒。
毛澤東這次的決策，引起了紅軍中的好事者，傳播很多新聞，主要的是說毛澤東冒險率三十一團留在永新不肯走，完全是因賀子珍不願上井岡山，在此新婚時期，毛澤東只好順從妻子的意見，暫留永新活動。
但是這次卻使毛澤東發揮了他的軍事天才，創作出「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他的辦法是：以紅軍部隊配合人民武裝，控制住永新縣城的外圍所有鄉村以包圍城市，不準一切物質及人民入城，以封鎖城市，並以紅軍之一部，進出於福安至永新之交通線上，截擊國軍的運輸、通訊部隊，斷絕城內一切接濟和通訊。這樣．城內國軍即必須派部隊出城外鄉村採購糧食物品，國軍一出城外，即遭紅軍及赤衛隊伏擊，國軍不但不能購得食物，而且死傷不少，致使他們陷於困境，迫得唯有退出永新縣城，向安福撤退。當國軍撤退時，紅軍立即就集中較大的兵力銜尾追擊。國軍通過永新以北之天龍區（是群眾組織較好的蘇區），又遭到小部紅軍配合地方赤衛隊沿途襲擊，致損失慘重。
這是當年七月間的事，也是毛澤東在軍事上最得意的一次傑作。
這種「鄉村包圍城市」的人民戰略，以後便成為紅軍對付不能強攻的城市，而鄉村有群眾基礎的地方所經常運用的戰略。並且提出了「控制面」（控制鄉村）、「截斷線」（截斷交通道路）、「包圍點」（包圍城市，孤立城市）然後相機奪取城市的戰略計劃。
毛澤東這一戰略，直至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都充份發揮了它的效能而獲得輝煌戰果。甚至現在有些其它國家的共黨亦採取這一戰略進行國內革命戰爭。

第五章
紅軍主力襲擊郴州
一、決策的爭辯
紅軍佔領永新、蓮花之後，湖南省委即派袁德生、楊開明到永新和朱、毛會商，主張紅軍乘機越萍鄉北進湖南之平江、瀏陽、江西之銅鼓、修水一帶活動，創造湘、鄂、贛邊蘇區，以袁文才、王佐部及地方赤衛隊守井岡山。省委認為：湘鄂贛邊區群眾基礎極好，自秋收暴動后，雖然毛澤東已退出該區，但民眾仍在鬥爭中，紅軍若重返該地，在政治上的影響極大。可是毛澤東堅決反對省委這一指示。他認為：羅霄山脈北段之湘、鄂、贛邊區的反動勢力很大，同時國內反動政權暫時穩定，對我們發動圍剿極易，而該地區的革命民眾武裝薄弱，絕不如以井岡山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地形險要而複雜，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且附近各縣已有良好的革命組織和群眾基礎，我們可以因應敵情，紅軍主力隨時轉移于湘贛兩省，選擇敵人之弱點而將之殲滅，在當前時形勢只宜於鞏固井岡山的根據地，以求逐漸發展。
當時朱德未對此發表意見。最後的決定：待永新、蓮花工作告一段落後，將紅軍主力轉移到酃縣方面，以監視安仁敵軍之動態。
我們於七月十三日到達酃縣。十五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和朱汝湘，又來到酃縣軍部，立即召集了一次營長以上的幹部會議，據杜修經報告：省委根據中央指示：紅軍主力不應困處在井岡山，必須向外發展，既可分散國軍的目標，亦可隨地策動群眾鬥爭及解決紅軍的經濟、給養等困難問題，目前的任務應以進取湘南各縣，恢復各縣革命鬥爭為最正確之行動方針。我們曾先到永新和毛澤東同志詳談，但他不同意，因此特來和你們商討這一行動方針，請你們研究。
朱德當即發言，他說：「現在圍繞井岡山的附近地區已民窮財盡，就是白軍不來，我們也無法維持下去，遑論軍費無法籌措，就是軍服問題也難以解決，現在必須佔領較大的城市，方能解決我們目前的困難；省委指示進取湘南的計劃，在目前是可以行的。因為現在湘南各縣只有范石生軍，分佈於耒陽、郴州、宜章各縣，范軍的情形我很了解，以我們現在兩個團的兵力，用急襲的方法，先行佔領郴州，將其截為兩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顧，然後將之各個擊破，以我的判斷，是可以成功的」。
朱德這一席話，與會的團、營長無不贊同，特別是廿九團的營團長，更感高興。於是進取湘南時計劃就決定了。自然湖南省委杜修經等更是喜形於色。
翌日，毛澤東使專人送信來，他預料到我們必同意杜修經提出湖南省委的計劃，他認為絕不可行，希望我們幸勿冒險，致遭損失。但軍中各級軍事幹部均不以為意，堅決照既定計劃準備行動。
第二天，杜修經和朱汝湘到廿九團團部找我，他除了詳述毛澤東與省委之間極不融洽的情形之外，並告訴我兩件事：
（一）金漢鼎軍復占永新后，張貼了很多國民政府的布告：通輯朱、毛及龔楚，捉到一個，賞金二萬元，擊斃一個賞金一萬元。通風報信賞五千元，你們要特別防範。
（二）湖南省委對龔楚在蓮花的工作，極為滿意，你們退出蓮花后，群眾鬥爭仍未停止，尤其是西區鄉村幹得最好，我們由萍鄉南下，經過蓮花之西區至永新龍源口，均有群眾組織，交通連絡極為方便。
最後，他諄囑我要好好的和朱德同志合作。我說：朱德同志是很忠實的革命同志，又是很好的軍事指揮官，我很信任他的領導，我們相處了七個月，從來沒有發生過不愉快的事。
二、戰役經過概況
攻郴州計劃決定后，朱德為了保持高度的秘密及出敵意表，決先下桂東，威脅汝城，然後轉攻郴州。於是我們即率廿八、廿九兩團及郴州赤衛隊於十七日出發，十八日下桂東，十九日至沙田，廿日進抵汝城之南洞，休息了一天，並派出一營問汝城游擊，廿二日由南洞出發，越過資興的龍溪十二洞，經東江，于廿四日下午二時進攻郴州。
郴州市區之東面有耒水，築有大石橋溝通兩岸，上游可徒步涉水而過。進攻部署，以廿九團從耒水上游涉水過河，進攻郴州之東南，廿八團從正面大石橋進攻東門。
我們這次進攻，駐郴州之范石生軍，因事前毫無所聞，所以亦毫無準備，紅軍如從天而降，我廿八團將到橋頭時，發覺橋頭之附近有范軍重機一連警戒，正欲向我軍射擊時，紅軍即以飛快動作衝過大石橋，敵軍措手不及，即遭我軍將之解決。旋即向市區進攻。我廿九團亦於同時向東南門進攻，戰鬥約兩小時，城內國軍官兵因知道是朱德部隊，大多數自動停止抵抗，其中有兩個連及一部官佐竟集合請朱德親來繳械，城內戰事即告結束。
北門范軍兩個團卻向城內反攻，戰鬥甚劇烈，至黃昏時終將之擊潰，殘敵向北退卻。我廿九團進攻南門時，南門外國軍一部未經戰鬥，即向南面宜章方面逃竄，我第一營跟蹤追擊，是晚至萬歲橋停止，即駐該地對宜章方面警戒。
是役，我軍繳獲械彈甚多，俘敵七百餘人。
攻佔郴州后，我和朱德到十六軍軍部巡視，甫抵門外，即見范軍的副官長陳屍于門外血泊中。我回想到朱德與范石生結義情深，范待朱德甚厚，以前朱德在范部一四○團充任團長時，范曾奉命將朱德檄械，而范石生竟密函通知他離犂市自謀出路一事，可說是仁至義盡。今天反被朱德襲擊潰敗，可謂以怨報德。我想至此，頓感蹙然。我打趣的對朱德說：「范軍今次被我們打得大敗，你還記得在曲江犂市時的事嗎？」他很堅定的說道：「革命沒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階級立場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況是結義兄弟？」我聽了他聽說的話，猶如潑了一盆冷水似的，不禁暗自打了一個寒噤。使我想起「捉放曹」一劇曹操說的：「寧使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的那句話。
我軍佔領郴縣后，迅即清理勝利物資，維持市面秩序。廿八團仍向北追擊殘敵，由於連日晝夜行軍，官兵過於疲勞，只追擊了十余里，便同縣城宿營，沒有貫徹「猛打猛追」的戰術，致使敗退時國軍得有喘息機會在棲鳳渡收容集結，與高亭司增援部隊的兩個團會合，乘夜向郴縣反攻。紅軍因疲勞太甚，且在夜間敵情不明，遂棄城向東撤退。
我正在郴縣南門集合部隊時，國軍已攻陷北門入城，我急派員赴萬歲橋通知第一營向來路東江撤退。我亦率廿九團部隊渡過耒水東岸向雅茨坪撤退與廿八團會合。因退卻時太匆忙，所獲戰利品除子彈已分發各部補充外，其餘均無法搬運，而廿九團向宜章方面追擊的第一營朱舍我部，則因此次急速撤退之故而失卻了連絡。
三、廿九團第一營失去連絡及其結果
這個營有步兵三個連及一個重機槍連，每個步兵連有士兵一百○八名、炊事兵十二名、運輸兵二名、連長一人、黨代表一人、政工幹部二人、排長三人、特務長一人、文書一人、特務員一人、共有官兵一百三十二人。裝備有：步槍一百○八枝，駁殼手槍四枝。重機連人數與步兵連相同，有重機四挺、步槍四十五枝、駁殼手槍四枝。營部有營長（朱舍我）一人、副官一人、司書一人、通訊兵四人、政工幹部四人、炊事員二人、運輸兵二人。配有駁殼手槍二枝，步槍四枝。全營總共有五百四十三人，步槍三百七十三技，重機四挺，駁殼手槍十八枝。
該營自攻郴州撤退後，便失去連絡。直至八月下旬，才由一位姓蕭的班長帶同十二個士兵攜帶著原有步槍十三枝逃回歸隊。
據蕭班長說：該營當日追擊范石生軍約二百人。進抵萬歲橋時已是晚上十時，官兵已疲勞之極，即遵照團部命令在該地宿營，至第二天（廿九日）早上七時，才接到團部撤退至東江集合的命令。朱營當即集合部隊準備出發，但郴州方面大路已發現敵軍向我前進，於是立即轉向東南方撤退，至晚上十二時到達湖南廣東邊界一小村莊宿營，是夜宜章籍官兵逃去二百多人。三十日晨，又發現敵軍向我追擊，朱營長途率部向廣東之唐村方面逃竄，中途又散去百餘人，迨至三十一日在樂昌縣北之岐門附近山地，又被敵包圍攻擊，朱營長即下令分散逃竄。他們這十三人是沿粵湘邊界逃至資興縣屬之瑤岡仙，輾轉而至桂東歸隊。
又據宜章方面報告：廿九團第一營於七月末在粵湘邊境地區被范石生軍消滅，被俘男女政工人員二十餘人，女政工同志彭娟、楊佩蘭被俘后，國軍將其交回原籍的宜章縣政府處理。宜章縣政府將這兩個女同志，加以刑訊和脫去她們的上衣裸體遊行示眾后，再行凌遲處死。
國軍這種殘酷的虐俘行為，引起了紅軍的普遍憤怒，亦增加了紅軍同仇敵愾的情緒和勇敢戰鬥精神。許多意志薄弱準備隨時逃跑的官兵，受到這個慘痛的教訓，再也不敢私逃回家了。
從這一點，使我深深的理解到，殘酷虐待無抵抗力量的俘虜，是一種怯弱的野蠻行為。它的後果是相反的，不僅不能嚇倒敵人，反而增加了更多敵人。
紅軍貫徹了前敵委員會「不虐待俘虜」的決議，在以後對抗國軍的戰鬥中，取得了攻心戰中的主要勝利，而國軍則因俘虜政策不完善，往往因一時的憤怒而屠殺俘虜，致使紅軍官兵寧願戰死，也不投降，這樣便增加國軍以後作戰的困難。
廿九團攻郴州失敗，損失極大，當我在龍溪十二洞休息整理時，全團官兵只有九百餘人了。












第六章
國軍第二次圍剿井岡山
一、桂東縣朱毛會合
朱德率領的紅軍主力，退出郴州縣后，經東江至資興縣屬之龍溪十二洞。這是個廣大的山區，南面與汝城毗連，東北與桂東接壤，周圍數百里，都是崇山峻岭，絕谷深坑，村落稀疏，地形險要，真是個游擊隊潛伏活動的理想地區。當時，湘南特委、資興縣委和資興赤衛隊，均以此為根據地。我軍因經過多天的行軍作戰，員兵均極疲勞，且有傷兵數十名亟待安置，乃決休息數天，藉以整理部隊安置傷兵。約經過了十天的休息，出發至汝城縣屬之南洞，做了兩天群眾工作，並收集了糧食，轉向北進，佔領桂東縣屬一個較大的市鎮——沙田。當地有中共的秘密組織，附近村莊亦較多，且無敵情顧慮，乃協同地方同志，發動群眾，組織民眾武裝，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空氣，甚為熱烈。八月十八日，擊潰了桂東全縣集中進犯的民團和縣政府的警察，在追擊中乘機佔領桂東縣城。
翌日的中午，毛澤東帶著三十一團到來，直到軍部與朱德會晤，我聞他到來即趕至軍部，見面時他帶著疲勞的神態和我招呼，失去了過去那種興奮的吸引人的風采。我們見面后，據說：井岡山正被國軍從東西兩面圍攻，江西方面之國軍有六個團，於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間，分經永新、遂川兩縣，向龍源口、黃坳進攻，湖南方面之國軍亦有六個團，佔領酃縣后即向寧岡縣城進攻，並有豪紳地主反動武裝，跟隨國軍進剿，到處殺人放火，摧殘工農組織，形勢十分險惡。
毛澤東說他率三十一團退守井岡山上，嚴密布防，以井岡山的險要地形，國軍是無法攻陷的。但山上所存糧食彈藥不多，若持久作戰，恐有彈盡糧絕之虞。你們的行蹤，曾接到酃縣同志的報告，聞你們先勝后敗，退回龍溪十二洞，後來又聞你們向汝城桂東發展，為了減少山上糧彈消耗，及與你們連絡，共商反圍剿作戰計劃，乃決定以伍中豪指揮袁文才王佐部，及永新、遂川、寧岡各縣赤衛隊，固守井岡山，本人即率領三十一團兩個營，經由井岡山南面山徑，經十都到此，幸好能順利的會合。今後我們紅軍主力必須集中行動，特別是在有敵情顧慮時更不能分散兵力，因為我們的兵力集中就可以消滅較多的敵軍，分散則有被敵軍各個消滅的危險，你們切勿忽視等語。
朱德當即問他：現在是否立即合力，掃蕩湖南或江西一面之敵，以破壞國軍的圍剿計劃？毛澤東說：我們暫時不能輕舉妄動，破敵計劃，仍須稍待時機，以他的估計，井岡山的糧食彈藥，以現守山兵力，可維持一個月以上，目前尚無反攻之必要，我們主力應在外圍活動，避開敵軍主力之圍殲，待敵疲勞鬆懈時，選擇有利目標，各個擊破之，方為萬全之策。朱德聽了，沉思片刻，乃說道：既然如此，就照我們的原定計劃，擬在湖南之桂東、汝城，江西之上猷、崇義地區創造新蘇區，待機行動。毛澤東同意了這個計劃。
我們在桂東工作了幾天，因避免湖南國軍之攻擊，又轉移到江西之崇義、上猷兩縣毗連地區活動。當時，軍部及二十八團駐于崇義縣之思順、古亭，二十九團駐于上猷之左安、鵝形，毛澤東率三十一團駐于上猷之營前墟。我們經常派出探員偵察江西、湖南兩面的敵情，並特別關心井岡山的變化，對於部隊訓練，群眾工作，亦都表現得特別的積極和緊強，充份的準備和敵軍進行生死決鬥。
在這一期間，毛澤東很少到軍部，但來廿九團找我一次，並約我到營前墟他的駐地一次，所談的問題是：紅軍中的政治工作，紅軍紀律，而以克服廿八團士兵的流氓習氣，和廿九團士兵的農民意識為問題的中心。他對於廿九團第一營的失去，認為是重大損失，他對我的態度比前親密，且常以克服困難，共同艱苦為勉勵，使我一時覺得和他不難相處，心下甚慰。
二、袁崇全叛變與林彪陞官
我軍於八月二十三日轉移到上猷、崇義地區工作，二十五日發生了廿八團第二營營長袁崇全叛變事件。
袁崇全出身於黃埔軍官學校，他與該團團長王爾琢是同期同學，賀葉軍在潮汕失敗后即跟隨朱德，歷任連營長，他平時沉默寡言，但作戰尚勇敢，深得朱德和王爾琢喜愛，每在談論幹部時，常稱他是一位頗有修養的軍事幹部。自攻郴州失敗，又聞國軍圍剿井岡山，他精神頹喪，落落寡歡。是日早餐后，他以向外打游擊之名，率領機關槍連及一個步兵連，向上猷縣城方面進發。該營營部副官，以未奉有上級命令，事前又未談及，事有可疑，立即跑到團部，將情形報告團長，王爾琢聞報，以事情緊急，且自信與袁素有情感，立即手持駁殼手槍，隻身追趕，于接近隊伍時，即大叫：各連立即停止。各連長聞命后，即在路上沿途就地停止前進。王爾琢繼續追趕上前，通過了隊伍行列，發現袁崇全帶著四名傳達兵仍向前跑，他即大叫停止，袁即手握駁殼站于路側，待王爾琢接近時，即連放兩槍，王應聲倒地，當時斃命，袁僅帶傳達兵四人愴惶逃去。
朱德聞報，即與陳毅趕到現場，見王爾琢經已氣絕身亡，登時放聲痛哭，陳毅即命各連長率隊同原駐地，並即摻扶朱德回部，為王辦理身後各事。事件發生當日，我聞訊趕至軍部，見朱德愁容滿面，悲痛欲絕，我亦不免悲從中來，相對黯然。是晚我住在軍部．共商善後。
晚餐之後，朱德靠在床上，我與陳毅坐于床前，我對朱德說：王團長遭此不幸，固屬我們革命隊伍里的重大損失，但我軍正在準備回師井岡山，粉碎國軍二次圍剿之際，第二營營長不可一日無人，團長遺缺也要立即解決，請勿過於哀傷，考慮這兩個人選問題，以免指揮無人，貽誤大事。朱德凄然的說：「第二營四個連長都不如第一營第三連連長林彪，這是大家共知的，但若將林彪升任第二營營長，又恐第二營的連長不滿，如何是好？我現在心裏很亂，你們出點主意」。當時我和陳毅都認為林彪最好，年輕有為，驍勇善戰，對黨忠實，是本軍最優秀的青年軍官。經過研討，陳毅提出：將第一營營長周子崑調任第二營營長，加強該營的領導，以林彪升任第一營營長，至於團長人選，論資歷應以周子昆升任，但朱德認為他身體弱，缺乏朝氣，唯有暫由他自己兼任。這個問題便於當天晚上解決了。
第二天公布人事調動命令后，全團幹部都感滿意。我和周子昆平時有私人往還，那天我曾到第一營營部訪問他，談及人事問題時，他對我表示：這次人事安排很合情理，並認為林彪青年有為，肯負責，有決心，前途極有希望。
軍部將人事處理情形通知毛澤東，他對王爾琢之死，表示可惜，對袁崇全叛變表示不痛恨，並認為廿八團黨的組織領導太弱了，此後應切實注意。林彪之升任營長，引起了他對林彪的注意。並由此引起他對加強紅軍中黨的領導，及建立紅軍紀律的決心。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便是在此一期間定出的。
三、反圍剿經過概況
九月十九日，接到井岡山方面情報：國軍進攻井岡山以來，傷亡很大，但井岡山仍無法攻陷，但他們採取了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加上民團的報復行為，山下所有蘇區的村莊．概被燒搶剩盡了，被殺的工農群眾亦頗不少，往日混入革命隊伍中的地主富農階級份子，在國軍進攻時有不少叛變了，他們且帶領敵人到處搜索。工農組織被摧毀迨盡，遍地殘牆斷瓦，農村變了廢墟，其狀甚慘。
八月下旬我軍集中桂東時，湘軍誤以為紅軍集中進攻酃縣，其佔領寧岡之國軍，已於八月三十日撤回酃縣，嚴防我軍進攻。江西方面之國軍，仍盤據黃坳、龍源口及山下附近鄉村，嚴密封鎖，企圖困死井岡山。
我們得到上述情報，朱德判斷：國軍之攻勢已受到頓挫，現分兵駐守山下，正有利於我軍各個擊破，且我守山部隊已超過一個月，深恐糧彈不繼，有被困憊之虞，乃決先向黃坳進攻，繼續掃蕩龍源口，以解井岡山之圍。當我軍全部集中營前墟時，忽接探報：遂川縣城國軍劉士毅部有向上猷崇義進攻我軍之企圖，其前鋒已抵達寺下墟。寺下墟位於營前墟之東北約八十華里，一天的行置可抵．我們曾開了一次軍事會議，決定先消滅劉士毅部，再進攻黃坳。
作戰計劃大略如下：
（一）選擇高車坳附近（寺下墟至營前墟之間）之有利地形為決戰場。
（二）分兩路前進，區分如下：
1、廿九團為左翼，經隘前向高車坳前進；
2、廿八團、三十一團為右翼，沿通寺下墟大路前進。
（三）各路軍于到達高車坳附近時迅速佔領有利陣地，把握時機，向敵退攻。
我軍于次日上午四時即分路出發，我廿八團于上午九時左右即已到達預定戰場，佔領陣地，廿九團亦於稍後即到達，十時已發現國軍先頭部隊，旋即向我廿八團陣地進攻，我軍以吸引國軍主力展開后再行反攻之目的，先取守勢，至十一時三十分，國軍主力已被吸住於我軍陣地之前，乃即全線反攻，戰鬥不到一小時，即將國軍全部擊潰，向來路退卻，我軍立即跟蹤追擊，是晚午夜即佔領遂川縣城，追擊之猛和路程之遠為紅四軍作戰以來的第一次。
是役繳獲步槍四百余支、重機關槍六挺、彈藥甚多。
九月下旬，掃蕩了黃坳附近國軍，回抵井岡山。那時山上守軍及人民，均以番瓜、紅薯為食，備極艱苦，見我主力勝利回師，歡喜若狂。十月一日，我軍又進攻寧岡縣城，將國軍周渾元旅擊潰，附近之國軍及民團，亦旋即被肅清。地方的群眾，當國軍進攻時，多藏匿於深山中，聞紅軍勝利的消息，即扶老攜幼，返回他們的村莊，面對著殘垣斷瓦，及荒蕪了時田園，無不感到悲憤和凄愴。他們都缺乏糧食和衣物，人力又感不足，他們在互相幫助之下，重建他們簡陋的家園，並很快的恢復了群眾組織，準備著繼續的鬥爭。
那時桂東已被國軍閻仲儒部佔領，其官兵多屬四川人，他們素仰朱德威名。其中也有共產黨人，他們把握著紅軍勝利的消息，進行煽動叛變宣傳，爭取了一百二十餘人起義投入紅軍，朱毛即將該部編為特務營，以畢占云為營長。紅軍為了要乘機爭取更多的國軍來歸，朱毛又親率領全部紅軍向桂東縣城進攻，閻仲儒聞風逃去，紅軍又佔領桂東縣城及廣大鄉村。
十一月初旬，江西國軍周渾元旅一個團，乘紅軍主力在桂東之際，復佔領了寧岡。紅軍聞訊，立即回師進攻，國軍以強弱懸殊，迫得退守龍源口，紅軍跟蹤追擊，又將該團擊潰，並乘機克複了永新縣城。國軍第二次圍剿井岡山之役，至此已全線結束。
紅軍這次反圍剿作戰，打破了國軍的圍剿，收復了原有的蘇區，從表面看，無論軍事、政治都是勝利的，但官兵的傷亡，彈藥的消耗，損失甚大，特別是攻郴州之役，除了傷亡外還丟了廿九團一個最好的營，我們認為得不償失。至於人民的損失，更是無可估計，以後對第三次圍剿採取了逃跑主義的決策，可說種因於此。
國軍方面：進剿軍祗注意專力圍攻井岡山，對於紅軍主力消遙活動於附近各縣，視若無睹，我們認為國軍指揮官當然知道：消滅紅軍主力之後，井岡山不攻自下。但他們不採這一有利的戰略，原因是沒有與紅軍主力決戰的信心和決心。對於國軍圍攻井岡山的部署，犯了兵力過於分散的錯誤，形成處處薄弱的形勢，予紅軍以各個擊破之機。
遂川高車坳作戰之役，劉士毅部有四個團，裝備亦好，兵力對比，佔著絕對優勢，但因戰術運用錯誤，以主力暴露于紅軍陣地之前，不知集中主力向翼側進攻，致主戰鬥不到一小時即全線潰敗，我當時就認為這次作戰是僥倖的成功。至於國軍剿共的「三光政策」迫使人民向中共一面倒，徒增加人民對國軍的仇恨，於事無補。
四、毛澤東與朱德齟齬
朱德與毛澤東自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同年十月這一期間，發生了幾件極不愉快的事件。
（一）六月下旬，廿八、廿九兩團在新老七級嶺作戰，擊敗國軍金漢鼎部時，繳獲了幾百枝步槍及幾挺機槍，當時各團將繳獲的槍械均先行補充自己的裝備，並將自己不太好的槍械調換出來，剩餘的即送到井岡山後方，以補充卅一團及地方赤衛隊。毛澤東對此事大為不滿，要朱德將一部份好的步槍和機槍補充卅一團。朱德則因各團已自行處理，不便再命各團交出，致沒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理，毛澤東就指責朱德為「本位主義」。
（二）七月攻郴州之役，雖然是湖南省委的主張，其實是朱德有意藉此而離開井岡山，準備在湘南自行發展，擺脫毛澤東的控制；當時毛曾力加阻止，但朱德不理，仍執行攻郴州計劃，又適遇國軍第二次圍剿井岡山，那次井岡山雖未被國軍攻陷，但山下各縣及區鄉受國軍摧殘，損失甚大，當時毛澤東見形勢險惡，便親率卅一團主力離開井岡山到桂東，適在這時朱德部因攻郴州失敗，部隊停留在桂東整理，毛澤東則公開罵朱德是單純軍事觀點的冒險主義者。
（三）九月十三日，擊敗國軍劉士毅部佔領遂川后，毛澤東要立即進攻黃坳，而朱德卻想向贛南發展，致爭持了相當時日，延至九月下旬才攻黃坳重回井岡山。毛澤東便罵朱德不顧根據地，有流寇思想。
以上三件事是犖犖大者。然則，朱德為什麼不想回井岡山而想自由創造新局面？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毛澤東是個權力欲極強而又獨裁的人物，凡事都自行決定，而且非常固執，處處都想控制朱德為他守住井岡山，使朱德不滿。
（二）井岡山糧食十分缺乏，紅軍官兵常以番瓜作菜，蕃薯和米煮食，生活過於艱苦，致官兵多不願在井岡山附近駐留，影響朱德的決策很大；為了改善官兵生活，則非急向外發展不可，故對毛澤東要以井岡山為中心，作波浪式的緩緩向外發展的計劃。不感興趣。
（三）毛澤東常反對湖南省委及中央拘指示，朱德認為毛澤東完全為了他自己個人著想，有個人主義的思想；不惜反對上級，是嚴重的抗命錯誤，朱德不願跟住毛澤東作抗命行為。
（四）紅軍前敵委員會是中央指示成立的，紅軍的一切行動決策及地方黨工作的配合，均應由前敵委員會決定，但毛澤東為了便利自己獨裁，就自行組織紅軍黨與地方黨的聯席會議，以代替前敵委員會，將朱德和我等置諸于外，等於不願我們參加決策會議，因此朱德就罵毛澤東獨裁。
以上四點是構成朱德反對毛澤東領導的主要原因。
我對於朱毛的不和，認為主要的是因他們兩人的個性相反有以致之。其原因如下：
（一）毛澤東處事獨裁，一切軍政措施均由他個人決定，不想他人干預，而且個性固執，不接納他人的意見；朱德則有民主作風，凡事都和大家商量決定，然後施行。
（二）毛澤東處處以領袖自居，好似唯我獨尊，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十分濃厚，而朱德則處處謙讓，只求將事做好，而不顧個人利害與得失。
（三）毛澤東對人虛偽，凡事都轉彎抹角，以達到目的；而朱德則凡事坦白，為人誠實，是則是，非則非，絕不假以辭色。
有了以上幾種不同的性格，自然很難相處得融洽。不過我對毛澤東個人的觀感，除了他缺點的一面外，他的聰明才智實非常人可及，是有許多地方使人佩服的，比如：
（一）他不是軍人，但他提出紅軍作戰時的戰略戰術觀點是正確的，如：戰略持久戰，戰術速決戰，戰略一當十，戰術十當一；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積小勝為大勝，爭取主動，避免被動；及「鄉村包團城市」………等，確是劣勢對優勢作戰的不易原則。
（二）他有組織天才，如，井岡山附近縣、區鄉的黨及民眾組織，能很快的建立起來，並領導他們配合鬥爭。
（三）選擇以井岡山為根據地，緩緩向外圍發展，逐漸擴大蘇區，以至達到奪取全國政權，這種遠大的政治思想，是正確的而且是比較穩健的辦法。
（四）他對中國革命堅持武裝鬥爭，必須爭取廣大農民為鬥爭的主力，也是正確的，顯見他的眼光有獨到之處。
在當時來說，毛澤東的才智有領導革命的條件，但可惜的是和他相處不易，所以我對他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
對於朱德的優良品德則有：
（一）他凡事公開，不隱瞞，不欺詐。
（二）對人態度誠懇，不作偽。
（三）對革命的態度忠誠，他認為只是盡他的責任。他常對我們說：他的年齡老了，不可能享受革命的勝利果實，只希望能替窮苦的人民及你們青年人鋪平革命的道路。
（四）坦白，有「無事不可對人言」的作風。
他的坦白程度，我舉兩個他親口說的有趣事情為例。
（一）大約是一九二二年，他由四川來到上海，帶有六萬元銀洋，還有四個美麗的姨太太，他自知過去之非，準備參加革命工作，而且決心要到德國去留學，為了處置這四個姨太大，就和她們開了一次圓桌會議，當時他對她們說：現在我不做軍閥了，我要做一個革命者，凡是革命者，只許有一位太太，現在我尚有存款五萬多元，除二萬元留作我出國留學之外，還有三萬多元，可分作四份，每份有八千元，你們每人一份，但我只留一個太太，誰願跟我？請你們自己決定。當時四位姨太太都爭著要跟他，無法解決，他乃採取抽籤的辦法 ，結果最美麗的那位姓賀的四姨太抽得，其餘的三位立即給資遣散。
（二）朱德和他那位賀氏太大到德國后，因她年青貌美，又喜歡交際，於是她經常和中國的留學生來往，不久便有許多留學生追求，而她又毫不隱瞞的原原本本告訴了朱德。有一天，她將一大包情書交給朱德，並對他說：你替我看看這些情書，以你的判斷那一位男朋友最可靠?朱德看完了這些情書。很誠懇的對賀氏說：你喜歡那一個都可，我絕不反對。你自己的錢和衣物全部都可以帶去，不過你要小心，若到了你沒有辦法時，可再來找我。賀氏聽他這般說，便跟一位留學生去了，可是不到半年，賀氏的錢花光了，她的愛人也無法維持她，於是她又再去找朱德，要求重拾舊歡，再做他的太太。朱德又同意她回來，以後並和她一同到蘇聯去。
一九二六年秋初，朱德先行回國，賀氏則於一九二七年夏天才由蘇聯經北平到武漢。南昌暴動時，她去了上海替黨中央做交通連絡工作，又和一位情夫同居，黨知道了，以她有泄漏黨的機密之嫌疑，黨中央便帕特務人員將她刺殺，命中兩槍而未致命，她便和情夫逃去無蹤。
如上所述，可見朱德為人如何。
朱、毛之齟齬，只是開端，以後還是繼續發展，他們兩人之合作能夠維持到中國大陸變色之後，此不過是互相利用而巳。以毛澤東那種眥睚必報的胸懷，則朱德的失勢及被毛林斗批，此乃意料中事，也是必然的發展，不足為奇。
五、我離開了紅四軍
一九二八年十月間，毛澤正、朱德和我率領紅四軍進攻閻仲儒，佔領桂東，正在開展群眾工作的時候，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朱汝湘又到桂東，傳達黨中央調我到長沙工作的指示，當日召集了朱、毛、陳毅及我等人，宣布新的中共中央（是在莫斯科召開六全大會改組了的中央，向忠發為書記，李立三、周恩來分任組織、宣傳兩部長，八月間回抵上海工作，所以稱為新中央）為了要展開湖南全省革命鬥爭，必須要將湖南省委會由江西之安源礦區遷回長沙，同時要恢復長沙市委會，以領導長沙工人鬥爭，現因湘籍同志都不能在長沙活動，特調龔楚同志到長沙，首先建立長沙市委會，由龔楚同志任書記，同時要積極建立以長沙為中心的各地特委會的緊密連繫，準備湖南省委會遷回長沙時即由龔楚同志為書記領導湖南黨的工作。關於今後連絡問題，龔楚同志可先到資興龍溪十二洞與湘南特委連絡，再由湘南特委介紹龔同志和郴州縣委連絡。至於白區工作經費將由中央補助，請龔楚同志早日起程。
毛澤東聽了這一個報告，立即說：龔楚同志到長沙去領導湖南黨務及工農運動，是最適當的人選，我贊成他去。
朱德即要我考慮清楚，並對我說：你在軍隊工作已久，轉變地方工作環境，不一定適合，而且我們紅四軍實在需要你，尤其是廿九團的領導，你離開后，我很躭心……。看他的表情，確有依依不捨之意。
此時杜修經立即說：龔同志你必須要去，因為這是黨中央的決定。
我接到黨中央的命令，令我有點迷惘。因為我與紅四軍的關係太深了，特別是廿九團是我手創的，朱德、陳毅等又和我工作了大半年，從來沒有鬧過意見，而今一旦離開，心情總有點難過，而且新調的工作任務重大而艱苦，我是否勝任？這是我沒有把握的，不去嗎？我是個老黨員，豈能違抗黨的命令，於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得壓制著難說的心情，接受黨交給我的新任務。
我奉調的消息，很快時被紅四軍的同志知道了，那天晚上，廿八團第二營營長周子昆，廿九團的團、營長及各連黨代表都跑來團部問我，併為我的離開表示深切的關懷。甚至有幾位黨代表希望和我同去長沙，協助我工作，他們那種股殷惜別之情，至今使我回想起來，仍感嘆不已。
那晚我決定帶彭堃同志一同去，一方面是應她的堅決請求，同時我覺得總有一個助手較方便。出發之前，毛澤東送了六十個銀洋給我做旅費，朱德要我在廿九團選一排武裝護送我到龍溪十二洞。
次日，我在晨光曦微時，黯然離開了隊伍向著新的環境邁進。
第二天的下午到達了龍溪十二洞，首先和資興縣的赤衛除負責人李奇中同志（他是我的舊同事）取得連絡，我們在此再度重逢，喜不自承。他就請我們到他所住的一間造紙廠內休息，並請我吃飯。我要他替我找湘南特委來，他立即對我說：不用找了，我現在就兼任特委書記呀！我為之大喜。
晚上，他將一切情形告訴我：「從這兒向前直走，沿途都是國軍的封鎖線，反動地主組織的挨戶團、自衛隊、守望隊，到處都設下哨崗。最可惱的是以前土匪胡鳳璋部隊，因它們曾和紅軍數度作戰，是我們的死對頭，被湖南省主席何鍵所賞識，收編他們為保安團，並委胡為湘南區保安副司令，現正駐在汝城，虎視耽耽的窺伺著紅軍的動態。所以你們的行動須要特別謹慎，幸勿大意，否則就有生命危險」。
我自知兵力單薄，但身負重要任務，不能不冒險前進，所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在龍溪十二洞休息了一天，由一位資興的同志帶路，沿著山僻小徑行走。當晚到達汝城縣屬，距山店八里的一個只有七戶人家的小村落休息。這個小村落四面環山，有一條涓涓小溪流過村前。竹籬茅舍，非常幽靜，我們便在這小村落里宿營。我為了謹慎起見，派了一個覆啃向山店警戒。另外派了一位同志化裝農民去山店偵察。值察同志回來報告：山店並無敵情。我們便毫無顧慮的安然去睡了。
第二天，晨光初曉，哨兵發現敵人，放槍示警。跟著槍聲和喊殺聲大作，整個山谷中轟動起來，我們已被包圍住了。幸喜有松林和野草作掩蔽。我即率領隊伍向屋后高山爬越，希望能突出敵人的包圍圈，並可在山上居高臨下抵禦敵人的攻擊。可是，我們爬至半山，山頂已被服裝不整齊的敵人佔據了。此時我們已上下有敵．在密集的火網下，我們的二十多個武裝同志已有五六人受傷，其餘四散奔逃。女政工同志彭堃也蹤跡不明。我見形勢險惡，便就地一滾鑽入草叢深處，希望避免敵人的發現。
許多同志被敵人俘擄了，我潛匿在草叢中清晰地聽到他們被捕時的掙扎聲和被毒打的慘叫聲。他們的聲音似根針不斷的刺在我的心上。我含著仇恨和憤怒的心情，靜候著難以想象的變化。
因草叢深密，地勢凹凸不平，敵人兩次搜索都沒有發現我。到了下午四時許，敵人顧慮我們還有人潛伏草叢深處，放火將草叢焚燒，火從風勢，風助火威，頃刻便蔓延起來。不久，火已逼近到我潛伏之處。在不遠的小高地上，還有兩個敵人荷槍實彈上著刺刀，注視著燃燒的地方，不時還將刺刀向草叢中亂戳，這時，我惟有向著未燃燒的草叢中爬過去，但火在四周蔓燃，我的衣服也燒著了，我急忙甩手將它按息。一股熾烈的熱浪向我衝來，使我幾乎窒息。我真忍受不住了，正欲拿左輪手槍準備自殺，忽見那個守望的敵兵自動的走了，大概是他要避開火焰的侵襲。我頓覺機會難逢，求生的念頭使我恢復了清醒，便鼓起勇氣，從火海中一直滾落到山腰的田邊，很快的藏入一個僅可容身的土洞中，昏昏沉沉的伏著不動。
黃昏過後，明月當空，這大是十月廿八日（農曆九月十六日）晚風拂過我的臉，使我打了幾個寒噤。這時，我才發覺身上的衣服燒破了，頭部、手部、足部都被火灼傷，再仔細檢視身上物品，中共湖南特委給我赴郴縣良田墟和長沙的介紹信及連絡地址，全在火場中遺失了！我孤零零的呆坐在荒涼的山崗上，萬念紛集，百感叢生。
略一定神，月亮已在偏東天空上，才辨清了方向，估計此地離樂昌我的家鄉約有一百多華里。便決定先回家去療治火傷，休息些時，再作打算。於是便拖著疲憊和傷痛的身軀，一步高一步低地走著。晝伏夜行，在天未亮前便躲到徧僻山間的稻田草堆中。飢餓時，只靠喝些泉水來維持這一線的生命。艱難時走了兩個通宵，總算幸運的抵達家門。母親見我歸來，含淚為我里傷塗藥，慈愛與憐惜，使我忘記了一切的痛苦。
我的母親受的是舊式教育，她很鍾愛兒子，並了解我正從事革命王作，她不但不反對，而且還鼓勵我要謹慎行藏，因之，她對我的行動極端的保持秘密，只將我回到樂昌的消息秘密地轉告樂昌縣共黨的地下工作同志。所以我很快的便和中共北江特委取得連絡。
最難得是我的同村青年和朋友們，他們並不因我參加中共連累他們，使他們遭到政府的罰款和其它的損失而發生怨恨，反而在我療傷期間，他們為了我的安全，夜間輪流在村外放哨，提防敵人的搜查。熱情厚誼，使我感到無限的安慰。
我從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加入中國共產黨，便將生命投入一個不斷高漲時革命浪潮中，由組織北江農民運動，農軍北上，南昌暴動，潮汕失敗，湘南鬥爭，開展井岡山蘇區工作，以迄汝城山店附近的火海餘生。在這過程中，每天都在緊張而危險的情況下工作，唯一的願望是怎樣地去完成黨所賦予我的任務；從沒有能靜靜的去反省過一下，究竟我所做的工作，它的代價是什麼？在這廿一天的病榻中，使我想起了許多問題。
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忌，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這些問題，使我感到無限的困惑和煩擾。
同時，我更想到我們的紅軍，是共產革命的武裝，它的任務是要以戰爭來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以推翻舊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戰死沙場的，並不是高級統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產的工農貧苦大眾的士兵和中下級的軍官。戰爭的結果，還不是貧苦工農的自相殘殺嗎？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類？
我睡在床上，反覆的想著，越想越想不通？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不過，這時候國民黨方面，已出了二萬元賞金通緝我，勢成騎虎，不得不繼續跟著共產黨走。
在病榻中，我派了一位汝城籍的老工人楊聾古，到汝城去打探在山店附近被捕同志的情況，他回來告訴我：在山店附近被捕的紅軍，都解到汝城槍殺了，其中一位女同志，她在臨刑時，還高呼共產黨萬歲！我聽到這個消息，心裏非常難過。對那些在生死患難中吋親密同志悼念不已。雖然我這時對黨的作風，已有了懷疑。但卻給這一消息激起了我的憤怒。
在慈母的愛護下，休養了廿一天，身體已經複原，臉上的傷痕也已經褪去。當時我接到廣東省委的通知，要我到樂昌黃圃鄉，出席指導全縣黨代表會議。那時樂昌縣委書記李光中，已建立了三個支部。我參加了兩天會議，檢討了過去的工作和擬定了發展組織的計劃，便又乘夜趕回家中。母親告訴我：剛才接到在縣府工作的親戚通知，韶關的中共秘密機關已被破獲，捕去負責人二名，並供出你已潛回樂昌。縣長劉應福（第二次來樂昌當縣長）正在派人查緝你。我聞訊之後，立即搬到一個親戚家裡藏慝，並派人與韶關東河壩北江特委通訊連絡站連絡；確知韶關黨的機關已被破獲，搜出印刷機和很多印刷文件，捕去兩個向志。但特委通訊處未受影響。當晚我步行到韶開，慝居在東河壩一個農民劉福家裡。由一位廣西籍的共產黨的國軍軍官處，借了一套軍服及胸章，于第二天早晨，我化裝成國軍軍官乘南下的火車經廣州到達香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上旬）至於我被調的湖南省工作職務，此時黨中央已另行派人充任了。
共產黨員對黨齡與階級成份（工人為主）及其歷史關係，是很重視的。那時中央廣東省委書記黃超，組織部長盧永次，他們兩人都是工人出身。在當時黨中央雖未指定我在省委擔任什麼職務，但一切重要決策，他們都和我商量，徵詢我的意見。在這一期間，我主持了一個軍事研究班。積極培養軍事幹部。訓練的科目：特別注重大城市中暴動時的巷戰戰術，與夜間作戰的通訊連絡之研究。

一九二九年一月，這時，黨中央已注意在國軍內進行策反的工作，廣東省委由廣州及各縣調來了二十個同志接受滲入國軍府策反工作訓練，這項訓練工作，亦由我和石遲鋒同志負責（石是四川人，出身於黃埔軍校）。石的軍政理論很好，但缺乏實際工作經驗，所以我的工作特別繁重。同時，為了展開宣傳工作，首先籌辦了一張小報「正義報」，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又創辦「香港日報」，這都是我暗中策劃的，由於我沒有公開出面，所以很少人認識我的真面目。
我在香港工作的這段時間，使我認識了中國社會上存有許多普遍品質上的毛病，中國工人階級也不能例外，黨認為工人階級的革命品質最好，只有由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才能徹底實現，我對這種理論覺得很有問題。
因為中國是個落後的農業國家，由於農村經濟破產與雛型工業的興起，農民才流入城市，蛻變為工人。所以他們仍保留著濃厚的農民意識和半封建的保守觀念。所以他們的無產階極思想意識是薄弱的。因此，他們在革命鬥爭的過程中的表現，有時反而不及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富於革命性和堅強的毅力。

第七章
國軍第三次圍剿井岡山
一、彭德懷上井岡山
彭德懷是湖南湘潭縣人，出生於農村的貧農家庭，童年會讀書于本村私塾，失學后因生活艱困，投入湘軍當兵，以能克苦耐勞，勤謹好學受知于其直屬長官，選送入湖南講武堂受訓，畢業后仍在湘軍何鍵部服務，歷任排、連、營長，至一九二七年已升任團長。一九二八年夏，湘軍部署圍剿井岡山時，他的一個團及同師另一團的黃公略營，駐防于平江縣為湖南進剿軍的預備隊，並負責鎮壓當地工農革命運動。彭德懷于任團長后受中共女工作同志之煽動，成為預備共產黨員（據他說已准許他入黨但未正式入黨）。
黃公略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在黃埔時期已加入中共。當國軍第一次圍剿井岡山失利之後正準備部署第二次圍剿時，中共湘東特委書記滕代遠即策動彭、黃兩部起義，以牽制湖南方面之國軍。彭德懷等奉命后，即於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平江縣城起義，當時以彭德懷任總指揮兼第五軍長，黃公略任第三軍長，滕代遠為黨代表，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
當時平江工農群眾亦起來組織蘇維埃政府，展開革命鬥爭．殺人放火，擄人勒贖，鬧得滿城風雨。
何鍵那時己任湖南省府主席，併兼國軍軍長，聞彭、黃叛變，乃由長沙派兵兩團及抽調瀏陽剿匪軍由西、南兩方面向平江進剿。彭德懷見勢不可當，即率兩軍（兩千多人）退出平江向東北方面逃竄，平江工農群眾千多人亦跟隨著參加紅軍，這時他們的部隊已有三千多人。以後他們在湘、鄂、贛三省邊區游擊，但因國軍到處堵剿，無法建立民眾組織，惟有似流寇式的四處流竄，那時他們活動的地區，北至長江南岸湖北省之揚森、大冶，南達江西省之銅鼓、修水，但在國軍追剿下，他們的隊伍已傷亡慘重，很多舊部隊又逃向國軍投誠，至十一月中旬只剩下二千多人，為了分散國軍進剿目標，遂決定留黃公略的第三軍一千人在湘、鄂、贛邊區游擊，彭德懷、滕代遠率第五軍沿羅霄山脈南下，十二月初旬到達井岡山與朱毛會合。這時彭德懷的第五軍只剩一千人，半數是工農武裝。
毛澤東那時正苦於和朱德不甚融洽，忽然得到彭德懷率部到來，而彭又是他的同鄉（彭與毛都是湘潭人），且多了一千人來相助，自然是喜不自勝了。由此而更提高了毛澤東的氣焰。朱、毛之間的感情則更趨惡化。
二、國軍進攻形勢與紅軍決策
朱、毛紅軍自十一月初旬，粉碎了國軍第二次圍剿，恢復永新縣城后，積極推動井岡山四周之工農群眾，恢復一切革命組織及鄉村秩序，並發動民眾配合紅軍，分向外圍游擊區 及白區 搶運糧食，以備將來作戰之需。在執行這一行動計劃時，經常派出小部隊（一連至一營）掩護幾百民眾去搶運糧食，若有白軍駐守而兵力不大的地區，或地方民團控制區，紅軍常于夜間襲擊敵人。掩護民眾搬運糧食，白軍或民團因夜間情況不明，不敢外出，待至天亮時，紅軍與民眾均撤回根據地。
紅軍這種積極的游擊行動，更加速了國軍進行大規模圍剿的決心，於是國軍第三次圍剿井岡山又再出現了。
國軍的第三次圍剿井岡山，動員了湘、贛兩省的兵力，計有：江西省的熊式輝、朱培德兩軍，有四個師，分由安福、吉安、遂川三路向寧岡、永新、及遂川地區逐漸推進；湖南省的何鍵軍兩個師，分由茶陵、安仁兩路向酃縣推進；另有范石生軍兩個師由郴州向資興、桂東推進；胡鳳璋之保安團亦由汝城向桂東推進。
此次圍剿井岡山的兵力此過去大兩倍。且採取四面包圍，企圖逐漸推進，迫使朱、毛紅軍困斃于井岡山上，這是徹底殲滅的戰略。
國軍這次圍剿計劃，很快就由湖南省委通知朱、毛；同時湘南特委及遂川、吉安各縣黨委亦飛報朱、毛。
十二月初旬，敵軍已從東西兩面開始分向永新、酃縣進攻。
朱、毛知形勢嚴重，立即主動的撤退，逐漸向井岡山集中，並於十二月下旬召開了一次黨、政、軍緊急會議，參加者有：紅四軍的毛澤東、朱德、陳毅，紅五軍的彭德懷、滕代遠，湘贛邊區特委書記譚震林 等。
會議時，先由毛澤東報告敵情，繼由朱德提出一個方案，他說：井岡山是我們建設了一年的革命軍事根據地，防禦工事又做得很好，且有不能移動的重傷官兵五百餘人，我們是不能放棄的。但是若全部紅軍守住這個山頭，則糧食不能維持長久，有被困斃的危險，因此，我主張將紅軍分為兩部，以紅四軍之卅一團及紅五軍全部，由毛澤東、彭德懷兩位同志指揮，固守井岡山，我率紅四年廿八、廿九兩團突圍東征，轉移到閩、粵、贛三省邊區游擊，創造新根據地，如此便可分散圍攻的敵人，並可東西呼應作戰……
當時與會各人均同意朱德這一建議。毛澤東登時目瞪口呆！他稍事休息，略加思索后，便提出他的意見；他說：我原則上同意朱德同志的意見，但守山部隊仍嫌太多，突圍東征部隊則必須加強，方能達到吸引敵人跟蹤追擊，以解井岡山之圍的目的，所以他主張：
（一）由他（毛澤東）和朱德同志率領紅四軍全部，向贛南方面突圍，轉移到閩贛邊區游擊。
（二）彭德懷、滕代遠兩同志指揮紅五軍及袁文才、王佐部和遂川赤衛隊留守井岡山，並應以第五軍之主力在周圍展開游擊戰，以配合守備軍作戰。
（三）傷病官兵醫院，因地形險要，只有一條小路可通，應以一連步兵配重機兩挺防守，以策安全。
（四）輕傷病官兵應即疏散潛匿山外各村療養。
（五）守山部隊之彈藥均須盡量抽調補充，糧食亦須盡量收集儲備，準備持久作戰。
（六）邊區特委由譚震林同志負責，可轉移到永新縣地區，繼續領導邊區各縣黨委會，發動群眾鬥爭，以配合紅軍作戰。
毛澤東這一提議，得到全體一致通過，於是散會。
那天晚上，毛澤東又向朱德提出：
（一）廿九團自湘南八月失敗后損失了一個主力營，近來在各決戰鬥中傷亡甚大，現有兵力甚少，應並編為一個營，以利於作戰指揮。
（二）三十一團黨代表何挺穎任二十八團黨代表，並將二十九團政治幹部調二十八團工作，以加強二十八團的政治領導。
朱德同意了這一意見，並立即進行調整。
三、突圍
紅軍正在準備突圍時，國軍圍剿的大軍：江西方面，第一線已進佔寧岡、龍源口、黃坳、大汾之線，第二線：已推進至蓮花、永新、遂川各縣。湖南方面：第一線已佔領酃縣十都、沔渡之線，第二線推進至酃縣、桂東之線。
朱、毛見井岡山已處在國軍四面包圍中，即於一月初旬拂曉時，選擇一條久無人跡的小路，沿井岡山南面峯巒向大汾突圍。那時已是冬寒季節，山上遍布著薄薄的積雪，突圍部隊約有三千五百人，其中有男女政工隊員及眷屬等，毛澤東的太太賀子珍和她的妹賀怡，朱德的太太蕭貴蓮，均隨軍突圍。各自帶著一天的乾糧，踏著野草沒脛的山路，穿過叢林，爬過高山，越過一個高山又是一個山峯，突圍人員一個跟一個的前進。天快要黑時，到了一個山頭，名叫積石嶺，是砂石積成，泥土極松，夜間無法行走。各部按所在地形，互相依靠著渡過一夜。天剛亮，吃了一點乾糧，又繼續南行。整天在深山密林中前進，將近黃昏時，已可看見山下的大汾村。據偵探的報告，村內祇有國軍一營駐守。朱德即令部隊集結休息，吃過了乾糧，朱德親率部隊先行下山，于黑夜中將大汾包圍，立即以閃電的突擊，沖入村內，拍，拍的響了幾槍，即將國軍全部俘虜，並即布置警戒，以備戰的姿態，全部進入村內休息。時間已是午夜，因連日饑寒，乃即派隊搜集糧食，宰了幾隻肥豬，全軍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對於俘虜的處置，因為還要繼續前進，無時間教育爭取，即將他們全部釋放，並借他們傳播紅軍已經突圍的消息，引國軍向紅軍追擊，以解井岡山之圍。
紅軍在黎明時由大汾出發，向南急進，經過左安，營前，傑具，鉛廠，三天的征程，又擊潰了大庾縣城的民團，佔領縣城。由大汾至大庾所經過的鄉村，都是過去紅軍曾經佔領工作過的地區。紅軍一到，群眾即自動起來打土豪，殺地主，替紅軍送糧食，幹得熱熱鬧鬧。大庾縣城附近的工農群眾亦召開歡迎紅軍的民眾大會，紅軍使得到了三天的休息。
是時江西的國軍已由贛州、遂川追來，紅軍佔領城外北面山地，與國軍打了一天激烈硬戰，傷亡官兵三百餘人，新任二十八團黨代表的何挺穎亦負重傷（第三天斃命），他是毛澤東最信賴的能幹勇毅同志，毛澤東聞耗深為痛惜。
朱、毛深知國軍會越打越多，紅軍會越打越少，形勢極為不利，黃昏時即向東南之上下楊梅，及大庾嶺東之天馬山地區進發。翌日，經猷山進出廣東南雄縣屬之鳥徑、大塘埔，逃避江西國軍之追擊。次日，又進入江西境之鐵石口，在國軍窮追下向東南急進，經過龍南、定南及安遠、鄩烏以南地區，轉向北進，經吉潭、項山進入閩、贛兩省邊界之羅幛山地。該地位於福建之武平縣及江西之鄩烏、會昌縣的中間，是武夷山脈之南端，九連山脈之東端，崇山峻岭，地方潦闊，國軍不易進剿。但人煙極少，無法取得糧食，且正值隆冬，山地更為寒冷。
紅軍在疲憊饑寒的情況下僅休息了一天，首長們還開過一次會議，討論了紅軍的改組，人事，行動方向等問題。第三天便沿武平縣境北進，離開山區，進入人煙稠密的鄉村，以取得糧食的供應。但武平的民團有組織又有戰鬥力，民團團長鍾紹奎，領著三百多人駐于武平縣城，隨時增援各鄉作戰。此時紅軍只有千餘人，到處受到民團抵抗，被逼轉向江西，越過武夷山脈南段，進入江西之武陽圍宿營。這是個比較富裕的村莊，糧食問題隨時隨地可以解決，但他們鑒於由大庾至吉潭這一期間被國軍跟蹤追擊，損失了一半以上的官兵，甚至朱德的太太亦在這段時間被國軍俘去，直至進入羅幛山地后才擺脫了江西國軍的進擊。現在回到江西比較平坦的地區，又躭心被國軍追上。是晚朱德派出了十多名密探，四齣偵察敵情。
次日，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正是農曆除夕（農曆十二月三十日）本擬休息一天，但在上午接獲密探報告：瑞金縣城只有民團約千人，且無作戰準備，亦不知紅軍已到武陽外圍。朱德即決定出敵不意，向瑞金突襲，當即率隊向瑞金急進，至距瑞金二十里時又接報告：城內民團忙於過農曆新年，毫無準備等語，紅軍繼續急進，于黃昏時向縣城突擊。民團的官兵正在準備除夕夜宴，共渡良宵，紅軍突然如從天降，全體官兵便被紅軍俘虜了。夜宴的酒菜，正好供飢餓的紅軍享受，被俘的官兵卻空著肚子被關在一間大廟之內，在驚恐飢餓中渡過他們的除夕。
翌日（二月十日），紅軍處置了俘虜之後，繼續北進，到達大柏地山區（瑞金北約四十華里），在山區內紅軍官兵都比較有安全感，他們準備稍事休息，整頓隊伍，然後向東固前進。但是第二天，國軍一個師又由南面迫近大柏地，準備圍攻紅軍。此時朱德判斷，若非戰勝敵人則不能擺脫敵人的追擊，現在只南面有敵情，若有決心，則有戰勝敵人的把握，乃召集全體官兵開了一次大會，很嚴肅的告訴他們：現在面臨生死關頭，非戰勝即是死亡。全體官兵鑒於過去逃跑主義損失甚大，一致贊成和國軍進行一次生死決戰。朱德判斷了敵人的進攻部署，即派林彪（這時林彪已升任二十八團團長）率二十八團于夜間出發迂迴敵後，朱德指揮其餘部隊向國軍包圍攻擊，經過四小時的劇烈戰鬥，卒將國軍擊潰，俘擄國軍千人，繳獲械彈甚多，戰場上屍橫遍地，紅軍傷亡官兵二百餘人，其中有前二十九團之黨委書記胡世健，連黨代表彭暌等。
這次勝利是紅軍的大轉機，此後國軍則停止了跟蹤窮追，紅軍亦由此而得有喘息機會。經過休息整理后，即乘戰勝餘威，一鼓攻下寧都縣城，紅軍的衣服、糧食、械彈都得到補充，並在商場籌得現金五千元，加上打土豪沒收現金及罰款近萬元，官兵精神因之大振。
紅軍在寧都縣城休息了三天，召開群眾大會，收集了五天的預備糧食。為了保存實力，部隊必須進入比較安全而又有群眾基礎的地方，創造新根據地。於是發動群眾將二百多傷兵及繳獲的械彈，搬運去東固，群眾亦尚能踴躍參加搬運工作。
由寧都至龍岡墟有兩天的路程，沿途都有很好的群眾基礎。特別是龍岡，過去是農會組織健全的地方，工農群眾聽到紅軍來了的消息，很多聞風而來。幫助紅軍搬運物資、護理傷病人員，使紅軍兵員得到無限的安慰和鼓舞。
紅軍到達龍岡后，駐在東固的中共贛南特委即派游擊隊長李文林（黃埔軍校畢業）帶了一個連游擊隊來與朱、毛連絡，並帶同紅軍進入東固山區，時間約是二月下旬。
東固是吉安縣屬的一個區，位於贛江東岸，山深林密，地形複雜，是一個高原山地，農會組織尚稱健全，地方領導同志，多是當地知識分子，革命政策亦較為溫和，自國民黨反共后亦從來未被摧殘，可說是當時中國農村革命運動比較和平安全的地區。朱、毛至此，便決心將之建立為一個革命新根據地。
四、「擁毛反朱」與「擁朱反毛」
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環境，早已認識到：中共革命鬥爭，必須依靠軍事，沒有軍事的勝利，就不可能有蘇維埃政權割據的政治勝利。因此，自朱德的紅四軍與他會合后，如何控制紅四軍，是他夢寐不忘的問題。他深知朱德雖然是個樸實的忠於共黨的軍人，但對自己（指毛）的領導仍有不盡合作的表現。自井岡山突圍東竄后，毛澤東更須緊握紅四軍，否則今後不僅對革命工作無所憑藉，甚至個人生命亦非常危險。但四軍主力廿八團，是朱德兼任團長，其營級幹部，只有林彪和他認識，其餘的都是朱德的擁護者。當在井岡山準備突圍時，調三十一團黨代表任廿八團黨代表的目的，就是為了加強二十八團的控制。但仍覺不夠，唯有提升林彪為團長，以林彪來領導二十八團才能安心。
當紅軍佔領大庾縣城時，毛澤東即向朱德提出：在此軍事行動緊張時期，朱德應集中精力指揮整個四軍，不應兼任廿八團團長，分散精神。關於二十八團團長一職，應在現職三個營長中遴選一個年青有為的充任，才能分擔一部份責任。朱德答覆他：現在兵力不大，盡可兼顧，現正在行動時期，不應更動人事，以免影響軍心。而且現三個營長中，論資歷以周子昆為最好，可惜他的健康不佳；林彪則勇敢有餘而經驗仍嫌不足，且資歷太淺，恐難服眾；現時不主張更動。
毛澤東以朱德所說，確是有理，無可反駁，只得暫時忍耐，另行想法。那天的晚上他請林彪來談話，他對林彪說：我今天對朱軍長提出，升林任二十八團團長，但遭朱反對，勸林以後好好的努力，將來一定與他力爭，務達目的而後已，請他特別留意。那時林彪正是血氣方剛、自負不凡的青年，既感激毛澤東對他的賞識，更憎恨朱德不賞識自己，氣得滿臉通紅，他對毛澤東表示：感激毛主席提拔，並決心為中國革命奮鬥犧牲。由此，他就一面倒向毛澤東了。
當國軍反攻大庾縣城時，林彪更奮勇作戰，掩護退卻時亦由他擔任。以後由粵贛邊區流竄途中，因山地崎嶇，行軍困難，又被國軍跟蹤追擊，處在日夜逃跑及戰鬥中，傷兵棄置於農村，落伍者被國軍俘擄，損失慘重。一天，部隊進入了閩贛邊境的山地羅幛，脫離了國軍的追擊，部隊乃能集中休息。朱、毛、陳毅等開了一次會議，在討論部隊整理問題時，毛澤東提出了兩個方案：
第一個案，是將廿八團（缺第二營）改編為第一縱隊，以林彪為縱隊長；廿八團第二營（是廿九團改編的）及團部直屬隊之獨立營、特務營，合編為第二縱隊，以朱德或胡少海任縱隊長；三十一團改編為第三縱隊，以該團團長為縱隊長。
第二案：以林彪為二十八團團長，才能確實掌握部隊，隨機應變。
他並解釋說：我們是革命軍隊，任用幹部的原則：只問能力及對黨是否忠實，不能仍似軍閥軍隊那樣專講資歷或人事背境，你們對人事上的安排，必須打破舊觀念，樹立革命的新觀念，新作風，才能適合黨的要求，等語。朱德認為改編為三個縱隊一案，本屬可行。但倉卒編組，深恐動搖軍心，乃同意第二案，將林彪升任為二十八團團長。這一場爭執算是平息了。
紅軍到達東固后，見到當地有幾百游擊隊，號稱兩個團，給養又充足，而且是一個山區，官兵都有了安全感。贛南特委以朱、毛紅軍只有一千二百人左右，乃發動群眾參軍，幾天的時間補充了紅軍三百多人。那時興國縣城只有民團防守，乃配合東固游擊隊及興國民眾，一舉攻下興國縣城，建立了以東固為根據地的興國縣、新豐縣（龍岡）蘇維埃政府（時間是一九二九年三月上旬），奠下了建立閩贛邊區政權的初步基礎。
紅軍正在慶幸得到了這一小小勝利的時候，朱、毛之間的磨擦又發生了。毛澤東在東固召開了一次紅軍黨的幹部會議，檢討井岡山突圍決策，及突圍后的作戰行動，到會的除了紅四軍的高級黨軍幹部外並有贛南特委同志參加。
毛澤東在檢討會上作了以下的報告：略雲：
這次圍東進，紅軍的損失太大了，按由井岡山出發時的人數，損失了三份之二，我們突圍后，井岡山的情形，根據吉安縣委由贛江西岸來的報告：井岡山已於二月十日被國軍攻陷，所有山上的一切後方機關、民房、均被燒光，民眾除被殺外，全部被迫遷離山區，彭德懷同志的紅五軍已轉移到上猶、崇義地區游擊；袁文才、王佐所部轉移桂東地區游擊；永新、寧崗附近各縣蘇區均被摧殘，燒屋，殺人無數。由此，證明這次反國軍第三次圍剿的決策是錯誤的，諸各位多提意見，深入檢討，以糾正每一同志的錯誤，以為今後的教訓。
林彪的發言：認為突圍決策是朱德的積極主張，因這一決策錯誤，引致紅軍、蘇維埃政府、工農群眾都受到重大損失，這一責任應由朱德同志負責，並指朱德有軍閥習氣，無政治頭腦，打仗只知硬拼，無戰略戰術修養，黨今後對軍事領導應重行研討。
陳毅聽了毛林的報告后，起來發言，大略是：突圍會議，他是參加的一個，當時朱德同志祇是提出一個原則，具體的計劃還是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而且得到出席同志的一致通過，如果要負責，應該是毛澤東同志負主要責任，朱德同志負次要責任，他自己也要負責任。林彪同志既未出席那次會議，又不明實情，便將責任推在朱德同志一人身上，這不是一個布爾塞維克的同志應有時態度。至於軍事指揮問題，當敵軍十倍於我，到處遭敵追擊、堵截，誰能保證不失敗？且襲擊瑞金縣城的成功，大柏地主動採取攻勢，擊潰三倍於我的敵軍，我軍能以少勝多，固然是全體武裝同志拚命戰鬥所致，但當時是不是朱德同志堅決要打？又是不是朱德同志親在前線指揮？他本人和林彪同志都是同時隨同朱德同志參加軍事工作，每次作戰，我們都同在一起，這種事實是不容許抹殺的，黨對每個同志都是公正的，希望各同志，不要憑個人的喜怒而歪曲是非功事實。
前二十九團長胡少海過去在會議席上很少發言，但這次他亦忍無可忍，接著起來發言，他反對林彪的意見，認為是對領導同志的侮辱。（胡少海於是年率領新編的第四縱隊進攻閩西的碉堡陣亡）。
朱德在會議上表示：檢討會是大家平等的，任何人有錯誤皆應接受批評。關於他的錯誤，只要是事實，他很樂意接受。突圍決策如果認為錯誤，當然要負責，但不是一個人應負全責，軍閥殘餘習氣，他表示自己或許還有，但希望同志們幫助糾正。
毛澤東見會場情況惡劣，為免繼續惡化，立即起來說：各位發表的意見，都各有見解，我們是共產黨員，切不要感情用事。希望大家冷靜的自我檢討，今天暫告散會，容各人有詳思熟慮的時間，下次會議再行檢討。
散會後，議論紛紜，有人提出「擁毛反朱」的主張，企圖驅逐朱德。但另一方面有人提出「擁朱反毛」的主張，以對抗反朱派。於是鬧得滿城風雨，情勢嚴重。地方黨的同志最大多數是同情朱德，但又覺得黨政工作不能沒有毛澤東的領導，他們立即邀同陳毅、張際春（前廿九團營黨代表，宜章人，小學教員，湘南暴動后參加廿九團工作，解放戰爭時任第二野戰軍政治部主任）進行調解。
那時毛澤東身體精神均不太好，一時又無法打破這一僵局，只好暫時忍耐，對地方黨同志表示遺憾，希望同志們不要誤會。朱德卻不以為意，他表示：革命不是為個人的事，他早年做過軍閥，當他覺悟后，黨的同志能容納他參加革命工作，是他畢生之幸。現在他之去留，悉由黨決定。林彪亦知難而退，他對陳毅表示：因一時衝動，自知失言，恕他年輕，以後希多加指導。
一場「擁毛反朱」和「擁朱反毛」的風潮，暫告平息，檢討會議，亦未再召開。
福建方面，原有由地方黨員張鼎丞、鄧子恢、傅柏翠（後來反黨，自組社會民主黨，成為中共的對頭）等所領導的游擊隊，在閩西之永定、龍岩、長汀等縣活動，當朱毛紅軍佔領興國縣城后，即派人來與朱毛連絡，並報告閩西敵情。據稱：長汀城區只有新編的郭鳳鳴旅駐守，鄰近各縣無正式國軍。
朱德聞此消息甚喜，即與毛澤東商議向福建長汀進軍計劃，當時決定由朱德率二十八團及軍直屬隊進攻長汀，毛澤東率三十一團留興國發展附近各縣蘇區工作。這個決策毛澤東很不願意，但朱德認為非乘此機會回福建發展，恐失去創造閩贛兩省邊區的蘇維埃政權機會，且紅軍亦必須向外發展，方能擴大組織及解決給養問題。毛澤東以朱德的建議無可反對，最後同意了這一計劃。
四月初旬，朱德率領的紅軍主力，進入了長汀西北十余里汀江右岸溝山區。郭鳳鳴得到紅軍進攻長汀縣城（汀州）的消息，立即命令他的部隊（約有三千餘人）沿汀江向山區進攻，他自己亦坐著四人抬的大轎沿江邊前進。朱德得到這個消息，喜不自勝，蓋紅軍利於野戰，不利於攻城也。當即派一個營截斷國軍的退路，主力展開于有利的地形，待郭旅接近時，一聲信號槍響，全軍向敵突擊，戰鬥時間極短，郭旅除少數逃脫外，皆被俘虜或傷亡，郭鳳鳴旅長亦被當場俘虜，全旅的械彈均被紅軍繳獲，並乘勝追擊，佔領汀州城。
是年，紅軍主力，三次進入福建，曾攻下上杭、龍岩、永定各縣，及南下廣東，攻陷梅縣縣城。紅軍實力擴大了。
江西方面：以東固游擊隊擴編為紅二十軍。
福建方面：以閩西遊擊隊擴編為第四縱隊，以胡少海、傅柏萃為正副縱隊長，隸屬於紅四軍（那時廿八團，三十一團及直屬隊亦曾改編為第一、二、三縱隊。至一九三○年成立紅十二軍時，改編為三十四師，隸屬於十二軍；是時傅柏萃已叛變，胡少海已陣亡）。蘇維埃政權運動：是年擴大了贛東南，及閩西北蘇區。並先後成立了江西，福建兩省政府。閩贛邊的革命鬥爭形勢有了相當的發展基礎。
是年冬，朱德率軍深入廣東梅縣，目的是掠奪物資，以解決紅軍的服裝及軍費問題，但撤回時被粵軍追擊，損失不少。當他退回龍岩蘇區不久，毛澤東來了，於十二月在古田召開紅四軍黨代表大會，起草了一個議案，內容包括：加強紅軍黨的領導，糾正紅軍中的一切錯誤傾向，加強紅軍的政治教育，確立紅軍的政治體系和軍事體系，優待傷兵。並提出了反對紅軍錯誤傾向的口號如下：
（一）反對單純軍事觀點。
（二）反對極端民主化。
（三）反對非組織觀點。
（四）反對絕對平均主義。
（五）反對主觀主義。
（六）反對個人主義。
（七）反對流寇思想。
（八）反對盲動主義殘餘。
以上口號，當時毛澤東報告是根據中共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所擬訂，詳情請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八十七篇。
關於加強紅軍黨的領導問題，將黨代表制度改為政治委員制度，凡軍事主管的一切命令、訓令，必須有政治委員之簽署，方能生效，否則下級不得執行，這是黨代表制度時未付予的職權。
這些議案，出席會議的代表皆認為是毛澤東加強對紅軍的控制措施，雖然心內不盡同意，但亦無人敢於反對。朱德本人，素來遵從黨的領導，且在軍事失利歸來，又聞是中央的指示，更不敢提出意見。毛澤東起草的提案，便順利的通過了。此後，因為毛澤東是紅軍的政治委員，朱德便失去了單獨發布命令的權力。
朱、毛不和的事件，在井岡山時期，早已傳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曾於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發出指示，內容是：國軍圍剿井岡山，形勢嚴重，著朱、毛兩人暫時脫離紅軍，同回上海，將軍隊以營或連為單位，分散到各蘇區，配合地方赤衛隊進行游擊戰。中央此項措施，是因毛澤東常不接受中央指示，有意將毛澤東調離紅軍而發。可是遭毛澤東拒絕了，他說鬥爭嚴重時期，紅軍必須集中行動，既可加強領導，又可消滅較大的敵軍。紅軍是只有在敵情和緩、為了展開群眾工作時才能分散。他以這些理由，駁斥中央。毛澤東答覆中央指示，見於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澤東給中央的報告中。
朱、毛不和的情形，並沒有因古田會議而改善，但因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要依賴朱德，且紅軍幹部，對朱德多有好感，故不敢貿然除之。而朱德以忍讓為懷，得過且過。他們能夠維持到現在，是環境使然，當非毛澤東之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