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革命之認識 陳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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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中國共產革命之認識 陳永發
由 老蔣當年剿匪不力 » 2014年1月7日
《新階級》—— 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
密洛凡•德熱拉斯 著
陳逸 譯
作者簡介：
密洛凡•德熱拉斯（Милован•илас ,又譯吉拉斯 ）（1911-1995）南斯拉夫著名政治活動家，早年追隨鐵托革命，密切共事，一起領導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法西斯武裝鬥爭。他曾擔任過南聯盟副總統、南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等重要職務，是南共主要領導人之一。1953年以後，吉拉斯主張在南斯拉夫實行多黨派競爭的民主制，成為黨內異見（不讓提）人士，與鐵托決裂；因為他堅持不可妥協的「人類個人精神的自由，批評南斯拉夫黨內的斯大林思想，被撤銷所有職務，於1956年11月被捕，判刑三年。吉拉斯身陷囹圄期間，他在入獄前寫的《新階級》一書從南斯拉夫神秘地偷帶到西方出版，「罪加一等」，延長了十年刑期。1961年1月，南當局提前釋放了吉拉斯。
作為黨內反對派和著名政論家，吉拉斯以言獲罪，亦因此而名世。《新階級》在西方出版后，半年之內就再版了十次；中譯本也在1963年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理論室重印此書。除了《新階級》，吉拉斯至少還有兩本著作譯為中文：《鐵托內幕故事》和《同斯大林的談話》。
序
書中所敘述的一切本是可以用其他方式表達的；這一切可以寫成一本當代革命史，一本專提意見的文獻，或者一個革命家的自供。上述內容已經在本書中略為提到。不過，縱或這裏的有關歷史、意見和回憶的綜合併不完全，總能反映出我是如何努力以儘可能簡短的文字對當代共產主義作儘可能周全的描繪。有些特殊的或涉及技術方面的問題可能被忽略了，但我相信，這反使主要部分更簡單，更完全。
在本書中，我力求不涉及我個人的問題。但我的環境是兇險的，最好也不過是凶吉不可知,因此，我不得不在匆忙中草率地表達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我希望有一天能有機會對我個人的情況作更細密的檢查，這將可能補充，甚或改變我的一部分結論。
我不能描述我們當代世界這個慘痛歷程中衝突的所有方面。我也不能假裝知道共產主義世界以外的世界，那是我未曾生活過的世界，這可以說是我的幸運，也可以說是我的不幸。所以，當我說及我自己這個世界以外的世界時，我只是為了要把我自己的世界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上加以比較。 使它的真相更清楚。
書中所寫的一切幾乎都在別些地方以不同的方式表達過。不過，這裏或許會有一種新味道，新色彩，新心境和一些新思想。事實上，僅僅這一些東西就足夠珍貴了。 每個人的經驗都是獨特的，值得讓其他的人知道。
讀者請不要想在本書中找到什麼社會哲學或其他的哲學，即使是在我所作的概括性的陳述中也找不到。我的目的只是陳示共產主義世界的真相，儘管我發現有時不得不加以概括，但是，我並無意通過概括性的理論化陳述去解釋共產主義世界。
在我看來，本書中的材料以置身局外的觀察方式來提供，是最適當的方法。本來，我的前提和結論都可以由統計數字，權威言論和重要史實的引述來鞏固和證明。不過，為了使本書簡明扼要，我寧願儘可能少用統計數字和引證，而通過演繹或歸納的論證來表明我的觀察結果。
我認為我的方法對於陳述我個人的經驗以及對於我的工作和思維的方法都是適當的。
我成年以後，走過了一個共產黨人所能走的整個路程：從權力階梯的最低級爬到最高級，從地方性組織走進全國性組織以至國際組織，從真正共產黨的形成和組織革命直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在這段時期中，沒有人曾強迫我擁護共產主義，也沒有人強迫我反對共產主義。我是完全根據我個人的信念非常自由地決定一切的。儘管我是從迷夢中覺醒了，不過，我並不屬於那些突然覺醒的一群。我是從本書所陳述的逐步構成的事實真相和結論中逐漸地、自覺地醒過來的。當我對於當代共產主義現實愈來愈疏遠時，我就愈來愈接近民主社會主義的觀念。儘管本書的首要目的不在追溯我個人思想的演變，不過這一演變也反映出來了。
我認為把共產主義當作一種觀念來批評是多餘的，因為自有人類社會以來，人間就存在了各式各樣的平等和博愛的觀念（而當代共產主義是標榜這些觀念的），這些觀念是爭取進步和自由的戰士們一貫為之奮鬥的主要目標。批評這些基本的觀念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無效和愚蠢的。追求平等和博愛的鬥爭本是人類社會的一部分。
儘管對共產主義理論的詳細批評是需要的和有用的，但我並沒有把重點放在這上面。我把全部心神集中在對當代共產主義現實的描繪上，只有在必要時才涉及理論。
要在這部如此簡短的著作中把我個人全部的觀察和體驗都寫出來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最緊要的部分寫出米，在必要時還得用概括性的陳述來表達。
生活在共產主義世界以外的人可能覺得書中所述一切都很陌生，但在生活于共產主義世界中的人看來，那是再尋常不過的事，我並不想在對共產主義世界現實及其觀念的描述這件事上求得特殊的功勞和榮譽。書中所描繪的現象和觀念，僅僅是我所生活的世界中的真相和觀念。 我是那個世界的產兒。我曾對那個世界有所貢獻。而現在我是那個世界的批評者之一。
這種不一致只限於表面。過去我曾為一個較好的世界而奮鬥，而現在我仍在為一個較好的世界而奮鬥。我的奮鬥並不一定能產生它所希望的結果。然而，我個人行動的一致性卻存在於這個長期不斷奮鬥的過程中。
目 錄
第一章 起源
第二章 革命的性質
第三章 新階級
第四章 黨的國家
第五章 經濟上的教條主義
第六章 對思想的專制統治
第七章 目的與手段
第八章 本質
第九章 民族共產主義
第十章 今日世界
第二章 革命的性質
一
歷史告訴我們，在發生共產主義革命的國家中，其他政黨也都不滿現狀，最顯著的例子是俄國，除共產黨外，使共產主義革命成功的還有其他政黨。
然而，只有共產黨是既反對現狀而又堅決一貫地支持工業化運動。實際上，這是從根本上摧毀既有的所有權關係。在這一方面，其他的政黨沒有如此激烈。沒有一個政黨「熱心工業」到那種程度的。
為什麼這些政黨在它們的綱領中一定要具有社會主義的內容呢？其原因不那麼明顯。在帝俄的落後環境中，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度不只顯得不足以迅速完成工業化，而且事實上在阻撓工業化。俄國的資產階級是在一個極端強有力的封建關係依然存在的領域中發展起來的，同時這個原料豐富、市場廣大的國家一直是在其他比它先進的國家的控制之下。
由於歷史條件的影響，工業革命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不得不姍姍來遲。在歐洲國家中，俄國是唯一沒有經過宗教革命和文藝復興運動的國家。它同歐洲中世紀時的城市國家沒有一處相似。落後，半封建，君主專制，政府集權，有些地方的無產者人數激增，俄國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捲入近代資本主義漩渦，而成為世界各國大銀行中心攫取其經濟利益的目標。
列寧在他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說，俄國大銀行的資本有四分之三是外國資本家的。托洛茨基也在他的《俄國革命史》中強調這一點。他指出，外國資本家握有俄國工業資金的40%，在某些重要工業上的百分比甚至比這個數字還要高。就南斯拉夫來說，在南斯拉夫最重要的經濟部門中，外國人有決定性的勢力。這些事實的本身並不說明甚麼。但是，它們表明，外國資本家用他們的權力來阻止這些國家的進步，他們把這些地區當作他們所需要的原料和廉價勞力的供應地，結果使這些國家不會進步，甚至還開始衰落。
在這些國家中，凡是負有要發動革命這一歷史任務的政黨在對內政策上不得不反對資本主義，在對外政策上不得不反對帝國主義。
再就內部的情況說，本國資本是軟弱無力的，並且大部分是外國資本的工具或附屬物，因而，對工業革命真正有興趣的並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從日益貧困的農村中走出來的無產階級。就像消除殘酷的剝削是那些已經成為無產者的人們的生死大事一樣，工業化運動是那些即將成為無產者的人們的生死大事。代表這兩類人的運動必然是反資本主義的，那就是說，在觀念上、口號上和諾言上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除非革命的政黨能控制國內一切資源，特別是那些因實行嚴厲的剝削和使用不人道的方法而遭群眾痛恨的本國資本家的資源，否則，革命黨就不能認真地計劃實行工業革命。同時，革命黨還得對國外資本家採取同樣的對策。
其他政黨不能採用類似的政綱。它們不是想恢復從前的舊制度，就是想保持既得利益，或者最多也不過是謀求逐步地和平發展。甚至那些反對資本主義的政黨：如俄國的社會革命黨，都想把社會拉回到古時農人的田園生活。甚至像俄國的孟什維克這類社會主義的政黨，也只不過是想用激烈的手段推倒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孟什維克黨人的觀點是，為了這到日後的社會主義，就必須先充分地發展資本主義。然而，事實上，問題不是這麼一回事；在這些國家中，復古或者加速資本主義的發展都行不通。在特定的國內外條件限制下，兩者都不能解決這些國家進一步發展的迫切問題，即工業革命問題。
只有既主張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又主張迅速推行工業化運動的政黨才有成功的希望。此外，很明顯，這個黨必須確信社會主義。不過,由於這個政黨必須在既有的一般條件下，以及在工人運動或社會主義運動中活動，所以在意識形態上，這樣的一個政黨必須憑藉兩點，即近代工業必定會產生而且是有用的，以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信條。這種觀念已經存在，只須稍加修改就行了。這種觀念就是馬克思主義——它的革命的一面。於是，它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或與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結合起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後來，隨著革命的發展以及工業先進國家在組織上的變動，這個黨又必須與歐洲社會主義的改良派分手。
革命和迅速的工業化的不可避免，曾造成巨大的犧牲和採用暴力手段，這就不只需要諾言，而且對人間天國到來的可能性要有信心。革命和工業化運動的信徒和其他人的行動一樣，循著阻力最少的路線前進，他們常常離棄已確立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教條而另闢途徑。可是，他們並不能完全摒棄馬克思主義的教條。
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關係是適當的、而且在特定的時間內也是不可避免的形式與技術，社會可以通過它們表達其需要和願望，以謀求生產改進與擴大。在英國，在十九世紀的前五十年中，資本主義使生產有了改進和擴大。正像英國的工業家為了擴大生產而不得不摧毀農民的利益一樣，俄國的工業家或資產階級就不得不成為工業革命的犧牲品。參与人和形式井不相同，但規律卻完全一樣。
不論是在英國或俄國，社會主義總是不可避免地被用作口號和誓言，被當作一種信念和高尚的理想，並且在事實上被作為一種特別的政府形式和所有權形式，這種形式將便利工業革命並且使生產作可能的改進與擴大。
二
所有歷史上的革命都是在新的經濟或社會關係已開始抬頭、而舊有的政治制度已成為進一步發展的唯一障礙時才發生的。
所有這些革命者是要摧毀舊有的政治形式，併為舊社會中早已成熟的新的社會力量和關係開路。在某些革命中，革命者甚至要求得多點，例如，雅各賓黨人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中曾試圖以武力建立新的經濟和社會關係，但是他們不得不失敗並且很快被消滅。
在從前所有的革命中，武力與暴力主要是作為後果、作為新的但早已得勢的經濟和社會力量與關係的工具而出現。即使在進行革命時，武力與暴力超出了適當的限度，然而最後，革命的力量總不得不被導向一個積極的並且可以達到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恐怖與專制也許在所難免，但只是暫時的現象。
一切所謂資產階級革命，不論是由於下層的支持而取得成功，例如由群眾參加的法國革命，或是像德固俾士麥時代的來自上層的政變，都必然以政治民主告終。那是可以了解的事。那些革命者的任務主要是摧毀舊的專制政體，建立一種將能適台現有經濟及其他需要的政治關係，特別是適合商品自由生產的需要。
當代共產主義革命完全是另一種不同的革命。它們的發生並不是因為新的或社會主義的關係在經濟中早已存在，或者因為資本主義已經「過度發展」。恰恰相反，共產主義的發生正是因為資本主義不夠發達，或者因為這個社會沒能力使自己工業化。
在法國，在革命開始以前，資本主義早已存在於法國的經濟領域內，社會關係上，甚至公眾的良知中。這很難和俄國、中國或南斯拉夫等國的社會主義相比。
俄國革命的領袖們是明白這一事實的。當革命還在進行時，列寧曾於1918年3月7日在俄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說：
「……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區別之一就在於：對於從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來說，還在舊制度內部，新的經濟組織就逐漸形成起來，它逐漸改變著封建社會的一切方面。……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完成了這個任務，也就是完成了它所應做的一切：它加強資本主義的發展。
「社會主義革命卻處在完全另外一種情況中。由於歷史進程的曲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越落後，它由舊資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係就越困難。……
「社會主義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就在於：在資產階級革命時，現成的資本主義關係的形式已經具備了。而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政權，卻沒有這種現成關係，有的僅是那些實際上包括一小部分工業上層而很少觸及農業的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形式。」【見《列寧全集》第27卷，人層出版社1961年版，第77-78頁。——譯者】
我引述了列寧的話，但我還可以引錄任何一個共產主義革命領袖及其他許多作者的話來證實一項事實，即新社會中並無既定的關係存在，不過總有人必須來建立這種關係，而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由「蘇維埃政權」來建立。如果新的「社會主義」關係已在共產主義革命趨向勝利的國家裡有最充分的發展，那就無須環繞「建設社會主義」而作那麼多的保證、論證和努力了。
這一事實導致我們發現一個再明顯不過的矛盾。如果一個新社會所需要的條件還未充分具備，那末，是誰要革命的呢？再則，革命又怎麼可能呢？新的社會關係既然在舊社會中尚未成形，革命又如何能維持下去呢？
過去從未有任何革命或政黨把建立社會關係或新社會作為自己的任務。然而，這正是共產主義革命的首要目標。
共產主義革命的領袖們雖不比其他的革命領袖更熟知支配社會的規律，他們卻發現，在有可能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國家中，實行工業化也是可能的，特別是當他們使社會的改選按照他們的意識形態上的假設進行時，更有此可能。革命在「不利的」條件下取得成功的經驗證實了這一點，「社會主義建設」也證實了這一點。這就加強了他們的幻覺，以致他們自以為深知社會發展的規律。事實上，他們是先為一個新社會設計一幅藍圖，然後動手去建造，不對的地方就加以修改或廢棄，務求一切盡量合乎他們的計劃。
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國家中，工業化作為一種不可避免而合理的社會需要，便和共產主義的完成工業化的方式結合起來了。
革命與工業化雖在平行的軌道上齊頭並進，然而，不論是前者或後者都不能在一夜間完成。在革命成功后，必須有人肩負工業化的責任。在西方國家中，這一任務是由從專制的政治鎖鏈中解放出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力量擔當的，但在發生共產主義革命的國家中並無類似的經濟力量存在，所以只得由革命機構本身來擔當，也即由新政權，由革命政黨來擔當。
在以前的革命中，在舊秩序被推翻后，革命的武力和暴力便成為經濟上的一種障礙。在共產主義革命中，武力和暴力卻是進一步發展甚至進步的一個條件。在以前的革命者看來，武力和暴力只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弊害和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可是，在共產黨人的心目中，武力和暴力竟被提高到偶像和最後目標的崇高地位。在過去，構成一個新社會的階級和力量早在革命發生前就已存在。而共產主義革命卻是第一個不得不創造新社會和新的社會力量的革命。
正像西方國家的革命經過一番「偏差」與「撤退」后必然以民主告終一樣，東方國家的革命則必然形成專制。在西方國家中，恐怖與暴力已變成無用和可笑的東西，甚至成為革命者和革命政黨完成革命的障礙，而在東方國家，情形則恰恰相反。專制不只是由於工業化需要一段很長的時問而繼續存在，而且，我們以後將看到，即使在工業化完成以後，它仍將長期存在。
三
在共產主義革命和以前的革命之間還有其他的基本差別以前的革命雖然在經濟上和社會上已達到準備就緒的階段，但如果沒有有利條件，是不會爆發的。我們現在都知道一個革命爆發和成功所必需的一般條件。然而，除了這些一股條件之外，每次革命都還得有些特殊的條件才能使其計劃和實行成為可能。
戰爭，或者說得更準確一些，整個國家組織的崩潰，對於過去的革命，至少對那些較大的革命是不需要的。然而現在，這卻是共產主義革命勝利所必需的一個基本條件。對中國來說甚至是行之有效的，不錯，中國的革命開始於日本侵略中國之前，但它經過整整十年的時間來繼績擴大實力，終於在戰後取得了勝利。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可能是一個例外，但由於它未有足夠時間轉變為一個純粹的共產主義革命，因此未獲成功。
共產主義革命或打碎國家機器之所以需要戰爭，必然是由於經濟和社會條件不成熟。在一個制度土崩瓦解時，特別是噹噹時的純治階級和國家制度在戰爭中失利時，一個組織完善、訓練有素的小團體必然能夠取得政權。
因此，當十月革命發生時，俄國共產黨只有八萬名黨員。而南斯拉夫共產黨在1941年開始革命時只有一萬名黨員。為了奪取政權，至少必須有一部分人民的支持和積極的參与，但是，不論在哪一次革命中，領導革命並掌握權力的政黨總是一些完全依靠非常有利條件的少數人。而且，在這個黨的政權尚未穩固以前，它是不可能成為一個多數人的集團的。
要完成這樣一種艱巨的工作——在不利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摧毀舊秩序，建設一個新社會——只能吸引少數人，並且只有那些對它的可能性抱有狂熱信心的人才會被吸引。
特有的條件和一個特殊的黨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兩個基本特徵。
任何革命的成功以及戰爭的勝利都要求一切力量的集中。根據馬爾薩斯的說法，法國革命是第一次把「一個民族的一切資源——人民，食物，服裝——在戰爭中都交給當局」的革命。可是，在共產主義的「不成熟的」革命中，集中的程度卻超過法國的革命，不只一切物質資源，而且連一切智力資源在內都得交給黨，而黨的本身，作為一個組纖，又必須在政治上充分地集中權力。只有共產黨由於在政治上團結一致，堅定地團結在中央的周圍，並具有一致的思想意讖，才能實現這樣的革命。
一切力量和資源的集中以及革命政黨的某種性質的團結，是任何成功的革命所必需的條件。對共產主義革命來說，這些條件甚至更加重要，因為共產黨人在一開始就排斥其他獨立的政治團體或政黨，不讓他黨與之為友。同時，他們要求一切觀點一致，包括實用的政治觀點以及理論的、哲學的觀點，甚至道德觀點都得—致。俄國社會革命黨左派的參加十月革命，以及其他政黨的個人或團體的參加中國和南斯拉夫的革命的事實，非但沒有否定而且反而證實這一理論：這些團體只是共產黨的合作者，而且只是在鬥爭中進行一定限度的合作。革命后，這些與它合作的政黨都得解散，不然就是自行解散而併入共產黨。當社會革命黨左翼想獨立時，布爾什維克立刻將它擊潰，而南斯拉夫和中國的支持革命的非共產黨團體，也得放棄各自的政治活動。
以前的革命都不是單由一個政治團體來完成的。誠然，在進行革命的過程中，各個團體不免相互傾軋和破壞；不過，整個說來，革命並不只是一個團體的工作。在法國革命時期，雅各賓黨人的獨裁只維持一個很短的時期。從革命中出現的拿破崙的獨裁，一方面表明雅各賓黨人革命的結束，問時也表明資產階級統治的開始。不論怎樣，在以前的革命中，雖然有一個政黨會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其他政黨絕非附庸。雖然有壓制和解散的事，但這些事只能在短時期內強制執行。其他的政黨並不能被摧毀，並且常常會東山再起。甚至被共產黨人認為是他們的革命與國家先驅的巴黎公社，也是一個多黨的革命。
在革命的某一個特定階段中，可能由某一個黨派扮演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角色。不過，在以前的政黨中，沒有一個政黨在意識形態上或在組織上集中到像共產黨那樣的程度。不諭是英國革命中的清教徒或法國革命中的雅各賓黨人，在哲學上和意識形態上的觀點也並不完全一致，儘管清教徒還是個宗教派別。從組織的觀點看，雅各賓黨只是俱樂部的一個聯盟，清教徒甚至連聯盟都說可不上。只有當代的共產主義革命強使政黨在意識形態上和組織上一元化。
不論怎樣，有一件事是確切無疑的：在以前的革命中，隨著內戰以及國外干預戰事的結果，革命手段和革命政黨的需要就消失了，這些手段和政黨也不得不消逝。但在共產主義革命完成後，共產黨人依然保持革命的手段和形式，並且他們的黨立即在行政的集權上和意識形態的劃一上達到最高的程度。
在革命時期，列寧在列舉他的關於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時曾公然強調這一點：
「在目前激烈的國內戰爭時代，共產黨必須按照高度集 中的方式組織起來，在黨內實行像軍事紀律那樣的鐵的紀 律，黨的中央機關必須擁有廣泛的權力，得到全體黨員的普 遍信任，成為一個有權威的機構。只有這樣，黨才能覆行自己的義務。」【見《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5頁。——譯者】
斯大林在《列寧主義基礎》一書中又為列寧的話作了如下的補充：
「在爭得專政以前的鬥爭條件下，黨內紀律的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爭得專政后的黨內紀律也應該這樣說，而且更應該這樣說。」
【見《斯大林全集》 第6卷，人民出版杜1956年版，第159頁。——譯者】
在取得政權后，革命的氣氛和警惕性，意識形態的繼續保持統一，政治與意識形態的一元化，政治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中央集權等現象都未終止。恰恰相反，這些現象甚至更加強烈。
在以前的革命中，手段的殘暴、思想的統一以及權力的集中差不多總是與革命同時結束的。然而，由於在共產主義革命中，革命只是一個集團的專制極權當局的第一個行動，所以就很難預測這種權力的期限。
在以前的革命中，包括法國的恐怖統治時期在內，從表面上看，注意力總是放在消滅真正的反對上面，沒有人去注意消滅未來可能的反對者：只有在中世紀的宗教戰爭時期，才有對某些社會團體或意識形態不同的團體加以清除和迫害的事。共產黨人知道，不管是在理論上或實踐上,他們是同其他階級和意識形態對立的，因此，他們得對其他的階級和具有其他意識形態的人加以迫害和清除；他們不只對實際存在的反對者並且還對未來可能的反對者作戰、在波羅的海沿岸諸國中，一夜之間曾有數千人遭到清算，原因是查出他們以前曾持有其他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觀點。數千波蘭官員在卡亭森林被屠殺也是類似性質的事件。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在革命早已過去以後，還和繼續使用恐怖主義的壓制手段。有時，這些手段變得更加完整，並且比革命時期中用得更廣泛，如對富農的清算便是最好的例子。在革命后，意識形態的統一與不容忍是加強了，即使當肉體的迫害能夠減少時，執政黨還傾向於加強規定的意識形態——馬克思列寧主義。
以前的革命，特別是所謂資產階級革命，很重視在革命的恐怖停止后立即建立個人自由，甚至革命者還認為保證公民的合法地位甚為重要。司法獨立是所有這些革命必有的最後結果。蘇聯革命已經四十年了，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司法獨立的實現尚遙遙無期。以前歷次革命的最後結果往往是更大的法律保障和更多的公民自由。共產主義革命是談不上這一切的。
以前的革命和現在的共產主義革命還有另一個巨大的差別。以前的革命，特別是那些較大的革命，是工人階紐鬥爭的產物，可是，革命的最後果實則落在智力上並且常常是在組織上領導革命成功的另一個階級手中，在以資產階級的名義進行的革命中，農民和貧苦大眾的鬥爭果實在很大程度上被資產階級所享有。在共產主義革命中，國內的群眾也參加了革命，然而，革命的果實並未落入他們的手中，而是給了官僚集團。因為官僚集團正是使革命實現的黨組織。在共產主義革命中，只有實現革命的革命運動沒有被放棄。共產主義革命可能「吃掉自己的兒女」，可是並不是把它們全部吃光。
事實上，在一次共產主義革命完成時，在對未來路線持異議的各派系間，總不免使用無情而卑鄙的手段。
彼此的攻擊總是圍繞著教條，它們指責對方在「客觀上」或「主觀上」是反革命分子或國內外「資本主義」的代理人、不管這些異議在何種方式下解決，得勝的必然是最堅決而一貫地支持按照共產主義原則進行工業化的那一派，而共產主義原則也就是以黨的徹底壟斷、特別是由國家機構控制生產為基礎，共產主義革命並不吃掉將來工業化所需要的那些兒女。被清除掉的往往是那些從文字上接受革命的觀點與口號並天真地信它們將會實現的革命者，了解革命能在社會、政治和共產主義的基礎上取得權力並以此作為推行未來工業改革的工具的那一派總是勝利的。
革命者及其盟友，特別是行使權力的集團，在革命后還依然存在，這種事實，只見於共產主義革命。在以前的革命中，類似的集團都沒有做到這一點。共產主義革命是第一個為革命者帶來好處的革命。革命者以及圍繞他們而形成的官僚集團共享革命的果實。於是，這在革命者中以及在更廣大的黨的外圍群眾中便產生一種錯覺，以為他們的革命是歷史上第一個一直忠於它所標榜的口號的革命。
四
共產主義革命為它的真正目標所製造的幻想，比以前歷次命所製造的幻想更加經久而廣泛，因為共產主義革命以一種新的方式解決各種關係，並且帶來一種新的所有權形式。以前的革命當然也不免帶來或大或小的財產關係的變動。不過，那只是在一種私有財產制之下的所有權的更迭。而共產主義革命所帶來的變動則不是這樣，變動是徹底的、根本的，這是集體所有權代替了私人所有權。
當共產主義革命還在發展過程中時，它就已經在摧毀資本主義的、土地佔有的和私人的所有權，也即利用外國勞動力的所有權。這立刻造成一種信念，以為革命所允諾的一個新的平等而公正的社會已經實現。同時，黨或者在黨控制下的國家權力機構在採取廣泛的工業化措施。這也使群眾更加以為豐衣足食的日子終於來臨。專制與壓迫是有的，但人們認為那只是暫時的現象，財產被充公的以前有勢力的人們以及反革命分子的反抗一旦被消除，工業化一經完成，專制與壓迫就會結束。
在工業化過程中，有幾項根本的變化發生了。一個落後國家的工業化，特別是如果它沒有得到援助和遭受外力的阻礙時，必然要求一切資源的集中。工業財產及土地的國有化，是集中財產於新政權手中的第一步。然而，它並不就此止步，而且也不能就此止步。
這種新創立的所有權不可避免地要與其他形式的所有權衝突。新的所有權又以強力加在那些不僱工或僱工不多的小有產者身上，如手工業者，工人，小商人和農民。在剝奪小有產者的所有權時，甚至並不是由於經濟動機，即並不是為了提高生產率。
在工業化過程中，連那些不反對革命甚至對革命出過力的人們的財產也不免被政府沒收。在形式上，國家是這些財產的主人，由國家來經管這些財產。私有財產制被廢除了，或者降到次要的地位，但它的完全被消滅卻完全要看新當政者的興緻。
共產黨人及一部分群眾認為這是階級的徹底消滅，一個無階級社會的實現。事實上，工業化和集體化實現以後，革命前的舊階級的確是被消滅了。群眾中依然存在著不滿，這種不滿是自發的和沒有組織的，他們的不滿既未終止，亦位減輕。共產黨人依然以「階級敵人」的「殘餘」和「影響」來自欺欺人。儘管如此，他們卻以為用這些手段實現了長期夢想著的無階級社會，至少對共產黨人自己來說這種幻想是完整的。
每一次革命，甚至每一次戰爭，總會製造出一些幻想，並且是借一些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理想來進行的。在進行鬥爭的時期，戰鬥員們把這些理想看成真像是若有其事；可是到革命結束時，理想往往就破滅了。在共產主義革命中並不如此，在武裝戰鬥終止很久以後，參与共產主義革命的人和那些貧苦大眾仍保持著他們的幻想。某些人，特別是共產黨人，依然把他們的幻想保留在口號中，而對於壓迫、專制、公開的沒收財產，以及統治者享有特權等，則視若無睹。
雖然在開始發動共產主義革命時可能是仗著最理想的觀念，號召神奇的英雄主義與巨大的努力。但它所播種的卻是最遼闊最經久的幻想。
在國家的生命史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可能以專政告終，可是它也把國家帶上以前走不通的道路。
共產主義革命不能實現任何一種標榜為革命的推動力量的理想。可是，共產主義革命卻為歐亞兩洲廣闊的地區帶來某種程度的工業文明。這樣，事實上共產主義革命已為未來更自由的社會創造了物質基礎。因此，共產主義革命雖帶來最完備的專制制度，但它同時，也創造了廢除專政的基礎。就像十九世紀把近代工業引給西方一樣，二十世紀將把近代工業帶給東方。列寧的影子正以不同的方式籠罩在歐洲和亞洲的遼闊的土地上。在中國是專制形式，在印度和緬甸則是民主形式，不論怎．樣，所有其餘的亞洲國家及其他各國正無可避免地進入工業革命。俄國的革命是這個過程的先導。這一過程仍然是革命中不可估計的和具有歷史重要性的事實。
五
共產主義革命可能看來大部分都歷史上的騙局和偶然發生的事故。就某種意義來說，這是事實，其他任何革命都沒有需要這麼多的例外條件，也沒有其他任何革命許諾得如此之多完成得如此之少。在共產黨領袖的言論中都必然有煽惑與欺矇之詞，因為他們迫不得已而許諾一個最理想的社會，而且答應「廢除一切剝削」。
然而，我們並不能說共產覺人欺騙了人民。這也就是說，他們並不是故意言行不符，所做的與所許諾的完全兩樣。事實很簡單：他們根本不能完成他們狂熱地信以為可能實現的事，甚至當他們被迫去執行一種違反革命前及革命中所作諾言的政策時，他們還不承認這一點。從共產黨人的觀點看來，這種承認無異於自認革命是不需要的。同時，這也無異於自認共產黨人是多餘的累贅。對他們來說，這類事都是承認不得的。
一場社會鬥爭所得到的最後結果永遠不會如鬥爭推動者當初的理想。有些鬥爭取決於人的智力和行動所不能控制的一連串無限複雜的環境。要求超人的努力並要在社會上實行迅速而徹底的變化的革命尤其如此。這類革命必然得製造絕對的信心。堅信革命勝利后，人類繁榮和自由終將出現。法國革命是在常識性的口號下，在相信自由、平等、博愛終於要出現的情況下發動的。俄國的革命是在為創造一個無階級社會的"純科學"的世界觀號召下進行的。如果革命者和一部分人民不信仰他們的理想目標，就不可能有任何革命出現。
共產黨人對革命后所產生的各種可能性的幻想比一般附從的群眾更為強烈。共產黨人可能已經知道，事實上，他們也確實知道工業化的不可避免，不過，他們對於工業化所造成的社會後果和社會關係，只能猜測而已。
蘇聯和南斯拉夫官方的共產主義歷史學家，把革命描寫成好像完全是共產黨領導人事先計劃好的行動的結果。事實上只有革命本身和武裝鬥爭是有意識地計劃的，至於革命所採取的形式則完全是從突然發生的事件和直接行動中產生的。毫無疑問，列寧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家之一，甚至在俄國革命快爆發時，他都不能預見到革命何時發生，或以何種形式發生。l9l7年1月，即距「二月革希」爆發只一個月，距使列寧取得政權的「十月革命」爆發僅十個月，列寧在瑞士社會主義青年的一個集會上致詞說：
「我們這些老年人，也許活不到未來這次革命的決戰那個時候了。但是我認為，我能夠滿懷信心地表示這樣的希望，那就是現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出色地工作著的青年們，不僅會幸運地參加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而且會在這個革命中取得勝利。」【見《列寧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杜1961年版，第259頁。——譯者】
怎麼能說列寧或其他任何人能預見到長期而複雜的革命鬥爭所造成的社會後果呢？
儘管共產主義的理想本身並不真實，可是，共產黨人卻和以前的革命者不同，他們在創建可能辦到的事物時是非常認真的。他們用唯一可能的辦法去嘗試——行使絕對的極權主義的權威。在共產主義革命勝利后，不只革命者仍據守政治舞台，並且就最實際的意義來說，他們還在建立一種與他捫的信念和諾言完全相反的社會關係，這樣的革命是史無前例的。在稍後的工業的發展和改革時期，共產主義革命把革命者轉化為新社會的創造者和主人。
馬克思所作的具體預測已被證明為不準確。列寧也曾期待在獨裁製度的幫助下，一個自由的或無階級的社會將被創造出來，這當然更不準確。不過，使革命必然發生的需要已經實現了，也就是在現代技術的基礎上推行工業改革這一點已經實現了。
六
用抽象的邏輯可以推出，當共產主義革命在不同的條件下以政府的強制力得到西方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所得到的同樣東西時，共產主義革命無非是國家資本主義革命的一種形式。革命的勝利所創造的關係乃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關係。當我們發現新政府還管理一切政治、勞工等及其他關係時，更使我們相信這一點。而更重要的是，新政權還負責分配國家總收入、利潤以及實際已變為國家的財產的物資。
蘇聯以及其他的共產主義國家的各種關係是國家資本主義關係或社會主義關係或是其他關係呢?討論這些問題是相當武斷的。可是，這種討論卻具有基本意義。
儘管正如列寧所強調的，我們可以假定國家資本主義不過是「社會主義的前廳」，或者說，這是社會主義的第一個階段，這依然絲毫不能讓呻吟于共產主義專政下的人民稍感舒適，覺得日子容易挨一點。如果共產主義革命所帶來的財產和社會關係的特性有了更為肯定而明確的說明，那末人民從這種關係中解放出來的希望就會變得更實際一些。如果人民不明白他們生存其中的社會關係的性質，或者說，如果人民找不出如何改變它們的方法，那末他們的鬥爭就不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不管共產主義革命的諾言和幻想如何，如果共產主義革命只是依國家資本主義關係行事的國家資本主義，那末工作人員所能採取的唯一合法而積極的行動，必然是改進工作並且減少國家行政當局的壓力和不負責任的情形，共產黨人在理諭上並不承認他們是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作，可是，他們的領袖卻在以國家資本主義方式行事。他們不斷地白吹自擂，誇口如何改進行政工作和領導「反官僚主義」的鬥爭。
再則，實際的關係並不是國家資本主義關係；這些關係並不提供從基本上改進國家行政系統的方法。
為了確定興起於共產主義革命時期並在工業化和集體化的過程中終於建立了起來的各種關係的性質，我們必須進一步研究國家在共產主義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活動方式。這裏，我們所要指出的只是：在共產主義制度中，國家機器並不是真正決定社會關係和財產關係的工具，它只是保護這些關係的工具。實際上，每種事物都是在國家的名義下並通過國家的約束完成的。共產黨，包括職業性的黨的官僚在內，卻不受約束並在背後操縱國家的—切行動。
正式使用、管理並控制國有化和社會化財產以及整個社會生活的，是一群官僚。官僚在社會中居於一種特殊的特權地位，掌握行政大權，控制國民收入和國家物資。社會關係類似國家資本主義。而且由於工業化的實現並非得力于資本家的幫助，而是得力於國家機器的幫助，就更顯得如此。事實上，是這個特權階級在推行工業化，國家機器不過是它的護身和工具。
所有權不過是享有利潤和控制的權利。如果有人把階級利益解釋為這種權利，那麼分析到最後，我們可以說共產主義國家正有一種新的所有權形式在興起，或者說，正有一個新的統治剝削階級在興起。
實質上共產黨人的行動無法與以往的任何統治階級不同。他們相信他們正在建立起一個新的理想社會，他們用他們所能採取的方式為自己進行建設。他們的革命與他們的社會看來並非偶然，也非不自然，這隻是某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的某一階段中必然發生的事。因此，不管共產主義的暴政是如何廣泛和不人道，在繼續推行工業化的這個時期中，社會中的人民不得不忍受並且也能夠忍受共產主義的暴政。再則，這種暴政已不再儼然是不可避免的事，而完全是為了保障一個新階級的掠奪和特權。
與以前的革命相反，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其他的一切都不過是欺騙和錯覺而已。
第三章 新階級
一
在蘇聯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與那 些領導人物（甚至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卓越的領導人物）所預料的不同。他們預料國家將迅速消滅，而民主將會加強。然而，發生的事恰恰相反。他們預料生活水平將迅速提高——事實上在這方面卻很少變動。而在東歐衛星國家中甚至比過去還低。從一切事例看來，生活水平的提高並沒有能與工業化的速度相稱，工業化的速度要快得多。他們相信，城市和鄉村的差別以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將逐漸消失；可是，這差別卻在增加。 共產黨人對其他地區的頂測，包括對非共產主義世界發展的預測在內，也都未能突現。
他們最大的幻想是：在蘇聯實行工業化和集體化以及摧毀資本主義的所有權以後，將產生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在1936年新憲法頒布時，斯大林曾宣告「剝削階級」已不再存在，資產階級及古時傳下來的其他階級事實上是被消滅了，不過，一個歷史上前所未聞的新階級卻形成了。
像過去的其他階級一樣，這個階級會認為其權力的建立將使所有的人幸福和自由，他們作如此想法是可以了解的。這個新階級與其他階級的唯一差別是：它對它的幻想的遲遲不能實現用更粗暴的方式來處理。因此它肯定了它的權力比歷史上以前的任何其他階級更為完全，它的階級幻想和偏見因而也比其他任何階級更大。
這個新階級，這一群官僚，說得更準確點，這一群政治官僚，不只具有前此一切階級所共有的特質，還具有一些它獨有的新的特質，雖然從本質上說，它與其他階級開始時的情況類似，但它的起源仍有其獨特的性質。
其他的階級也是通過革命的途經而取得力量和權力的，它們曾摧毀途中所碰到的政治的、社會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秩序。然而，幾乎沒有例外，這些階級都是在新的經濟類型已在舊社會中成形以後才取得權力的。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新階級，其情況卻完全相反。它取得政權並不是為了去完成一個新的經濟秩序，而是為了建立一個它自己的經濟秩序，因此，它必須建立其控制社會的權力。
在以往，某一階級或某一階級的某一部分人、或某一個政黨的取得政權，都是它們的形成和發展的最後一件事。蘇聯的情況恰恰相反。新階級是在它取得政權后才形成的。它的階級意識不得不在它取得經濟的和物質的權力之前發展，因為這個階級並未在國家生活中生根。這個階級是從一個理想的觀點去看它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它的各種實際可能性並未因此而稍減。儘管它有種種幻想，它卻代表走向工業化的客觀趨勢，它的實際的傾向是從這個趨勢產生的。理想世界的諾言增加了新階級分子的信心，而且在群眾中散播了幻想。同時，它還激勵人們擔任龐大的物質建設任務。
由於這個階級未能在它取得政權前形成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它只能在一種特殊形式的組織中產生，它因具有成員的意識形態與哲學觀點一致的一種特殊的紀律而與眾不同。為了克服弱點，就必須信念一致和有鐵的紀律。
這個新階級植根於一個布爾什維克式的特殊的黨。列寧認為他的黨是在人類的歷史上沒有先例的，他的這個見解是對的，儘管他沒有想到這竟是一個新階級的起源。
說得更精確一點，這個新階級的創始人不是存在於整個布爾什維克式的黨內，而是存在於那些甚至在它還未取得政權前即已構成核心的職業革命家中。1905年的革命失敗后，列寧堅決認為只有職業革命家，即專以革命工作為職業的人們，才能建立一個布爾什維克式的新黨，這並不是偶然的。甚至斯大林，這個新階級的後來的創始人，也是一個這種職業革命家中的最典型人物，則更非由於偶然。這個新的統治階級是從這些極少數的職業革命家中逐漸發展出來的。這些革命者早就構成革命的核心了。托洛茨基曾指出，革命前的職業革命家正是日後斯大林官僚集團的來源。但他沒有覺察到，他們也正是一個所有者兼剝削者的新階級的起源。
這並不是說新黨與新階級是合二而一的。然而，黨卻是那個階級的核心和基礎。要明確這個新階級的範圍並指明這個階級的成員是非常困難的，或許是不可能的。也許我們可以說，這個階級是由那些因壟斷行政大權而享有種種特權和經濟優先權的人們構成的。
由於社會中免不了有行政，於是，必要的行政功能就可能與寄生作用同時存在於同一個人身上。就像並非每個工匠或城市人都是資產階級的成員一樣，共產黨人也並不是每一個都是這個新階級的成員。
粗略地說，當這個新階級愈來愈強、它的面貌愈來愈清楚時，黨的作用就日益減退。新階級的核心和基礎是在黨和黨的領導階層以及國家的政治機構中創造出來的。一度曾經是生氣勃勃、組織嚴密和充滿首創精神的黨正在消失，而逐漸轉變為這個新階級的傳統式的寡頭統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吸收那些一心希望加入新階級的人，壓制那些具有任何理想的人。
黨製造了這個階級，但是，這個階級靠黨長成並利用黨為其基礎。這個階級愈來愈強，而黨卻愈來愈弱；這是每一個執政的共產黨無可逃避的命運。
假如他不從物質上關心生產，或者說假如它本身沒有創造一個新階級的潛力，那麼沒有一個黨能夠以道德上和意識形態上如此愚妄的方式行動，更談不上還能長久執政。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后，斯大林宣稱："如果沒有創立機構，我們或許已經失敗！"他應該用"新階級"一詞來代替"機構"，要是這樣，一切事情就更清楚了。
一個政黨竟會是一個新階級的起源，這似乎並不尋常。政黨通常是在知識上和經濟上已相當強而有力的階級或階層的產物。可是，只要我們了解俄國革命前的情況以及在其他一些國家中共產主義已勝過民主力量的實際情況，我們就會明白：這種類型的黨是許多特殊機緣的產物，就這一點說，並沒有什麼不尋常，也並不偶然。儘管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俄國歷史上有其淵源，但部分說來，布爾什維克主義只是俄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所遭遇的獨特的國際關係的產物。那時候，俄國已不能再以一個君主專制國家生存於當代世界，同時，俄國的資本主義太弱，而且過分地依附於國外的利益，以致它不可能推動俄國的工業革命。所以這個革命只能由一個新的階級來推行，或者通過改變社會的秩序來進行。然而，當時並沒有這樣的階級。
在歷史上，誰推動一個進程並不重要，重要的指示這個進程要有人來推行。俄國和其他國家之所以發生了共產主義革命，就是這個道理。革命創造了她所必需的力量、領袖、組織和觀念。新階級的出現一方面是基於客觀原因，一方面也是出於黨的領袖的願望、機智和行動。
二
這個新階級的社會根源出自無產階級。正如貴族階級之興起於農民社會，以及資產階級之興起於商業工藝社會。當然也有例外，這全看國家的情況來決定，不過，經濟不發達的國家的無產階級，由於落後，就構成了這個新階級興起於原料。
關於為什麼這個新階級是以工人階級的保護者的姿態出現這一點，還有別的原因。新階級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因此，他當然依靠工人階級。新階級是靠無產階級鬥爭以及無產階級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中將無殘酷剝削的傳統信仰來支持的。對這個新階級來說，保證生產正常具有無根本的重要性，因此，它就永遠不能和無產階級失去聯繫。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沒有工人階級的幫助，他就不能完成工業化和鞏固他的權利。而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知道在工業的發展中，他們將從貧困與失望中被解救出來。經過一個長時期以後，這個新階級利益、觀念、信念和希望同一部分工人階級和貧農的利益、觀念、信念和希望相符而且結合在一起了。在歷史上，這種結合曾發生於各種距離甚遠的階級之間。在反封建制度的鬥爭中，資產階級不是曾代表農民嗎？
這個新階級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是工人階級和貧苦大眾努力的結果。這些人正是共產黨，或者說新階級必須依靠群眾，而新階級的利益同他們有最密切的聯繫。在新階級未取得政權和確立其權威地位以前，兩者的關係確是如此。在這以後，這個新階級對無產階級和貧民的興趣只限於利用他們去發展生產和控制這些最勇猛和最難駕馭的社會力量。
這個新階級以工人階級的名義所建立的對整個社會的壟斷，主要就是對工人階級本身的壟斷。首先是知識上的壟斷，現對所謂的無產階級先鋒隊，那是對整個無產階級。是個新階級所必須完成的最大的騙局，不過，它也表明，這個新階級的權利和利益主要還是寄托在工業中。沒有工業，這新階級就不能鞏固其地位和權威。
舊日工人階級的兒女是這個新階級最靠得住的成員。為主人供應最聰明最有天賦的代表本是奴隸不可避免的命運。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新的剝削和統治階級就從被剝削的階級中產生了。
三
當共產主義制度被拿來作批判性的分析時，我們發現，其基本特色在於官僚政治，有一個特殊的階層來統治全體人民。一般說來都是這樣。可是，更仔細地分析將表明，構成這個進行統治的官僚集團（或者，我的術語講，這個新階級）核心的只是官僚中的一個特殊階層，他們並不是行政官員。實際上，那是一群黨的官僚，或者說政治官僚。其他的官員實際上只是受這個新階級控制的機件；這些機件可能笨拙而不靈活，但是無論怎樣、任何社會主義社會中都免不了有它們存在。就社會學的理論說，我們是可以把各式官僚加以分類、但實際上它們之間實在難分彼此。師師部指使由於共產主義制度本質上就據有關兩性，而且因為共產黨人實際上控制著各種重要的行政任務。再則，如果這個政治官僚階層把自己桌上的殘羹施捨給其他類的官僚就難以享用他們的特權。
注意以上所說的政治官僚與那些隨現代經濟的每一集中制度（特別是那些促成集體所有制形式的集中制度，如壟斷組織、公司和國有制）而興起的官僚間的基本區別，是很重要的。在西方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企業或國有化工業中的靠薪金過活的工作人員人數在不斷地增加。杜賓在他的《行政工作中的人類關係》【普倫蒂斯-奈爾（prentice-hail）出版公司，紐約1951年版】（Human Relation in Administration）一書中說，經濟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正在轉變為社會的一個特殊階層。
「……這些在一起工作的職員有生死同命的意識。他們分享同樣的利益，特別是在聖城取決於資歷而彼此間很少競爭的情況下。於是，內部的摩擦減少到了極低的限度，因而這種安排被認為對官僚政治是有積極作用的。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典型的發展出來的團體精神與非正式的組織每每導致這些支援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不協助顧客和選任的上司。」
這些公務人員同共產主義國家中的官僚有許多類似之處，特別是在團體精神方面，但他們並不完全一樣。儘管在非共產主義國家中，國家的和其他方面的官僚形成一個特殊階層，可是，他們並沒有共產黨人那樣的權力。在非共產主義國家的官僚的上面通常有任選的政治主人和公司老闆，而在共產黨人之上卻既無主人也無老闆。非共產主義國家中的官僚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一些官員，而共產黨人卻是另一種不同的新東西：一個新階級.
要證實某一階級是否是一個特殊的階級，就在於他的所有權以及它與其他階級的特殊關係做好這正和其他享有所有權的階級中的情況一樣。同樣的話一個階級可以從所有權所給予他的成員的物質的及其它方面的特權標誌出來。
正如羅馬法所規定的，財產構成物資的利用、享受和存儲。而共產黨的政治官僚就利用、享受並存儲收歸國有的財產。
如果我們假定，這個官僚集團或這個享有所有權的新階級的成員的身份、是根據他們所使用的因所有權給予的特權 這裏指的是收歸國有物資 來確定的，那麼這個新階級和政治官僚的成員身份就由他們所得到物質上的收入和特權中反映出來，而他們所得到的物質上的享受和特權的社會上一般所應該給予他們的分量要多。實際上，這新階級的所有權這一特權表現為由政治官僚分配國民收入、規定工資、指導經濟發展方向、支配收歸國有的及其他方面的財產一種專門到權利和黨的壟斷權。所以在一般人看來，共產主義國家的官僚很富有，而且不用做工的人。
由於許多原因，私人財產所有權已經證明對於這個新階級的權威的樹立是不利的。此外要改變國家經濟，就必須毀滅私人所有權。這個新階級是從集體所有權這一特殊的所有權形式取得其權力、特權、意識形態和行事習慣的，他們以國家和社會的名義來行使並分配這種所有權。
這個新階級認為所有權導源於一種特定的社會關係。這便是壟斷行政大權的人（他們構成一個狹隘、門戶緊閉的階層）與沒有權利的生產群眾（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間的關係。然而，這種關係並不發生效力，因為共產黨官僚還有支配物質的全權。
壟斷行政權的人和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係的任何基本變化，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所有權的關係上。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社會、政治關係同所有權制度（政府的極權和權利的壟斷）被更加充分地融合在一起，這是其它任何一種制度都望塵莫及的。
剝奪共產黨人的所有權，就等於把他們這個階級消滅掉。強迫他們放棄他們的其他社會權利，使工人可以分享利潤（由於罷工和議會行動的結果，資本家們已不得不同意這一點），那就等於是剝奪了共產黨人對於財產、意識形態和政府的壟斷權。這將是共產主義制度下民主和自由的開始，是共產主義的壟斷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告終。在發生這種變化之前，就不能表明共產主義制度在發生重要的和基本的變化，至少那些認真考慮社會進步問題的人是這樣看的。
這個新階級和新階級成員所擁有的所有權方面的特權就是行政特權。這類特權從國家行政和經濟企業的行政一直伸展到體育、慈善機構的行政。政治的、黨的或所謂「總的領導」，是由這個階級的核心執行的。領導地位就包含著特權。奧羅夫(Orlov)在他的《斯大林時代》（「Stalin au pouvoir」，1951年在巴黎出版）一書中稱，蘇聯的一個工人在1935年的薪金平均一年是1,800盧布，而一個人造絲委員會秘書的薪金和津貼則每年高達45,000盧布，後來，雖然工人和黨的工作人員的情況都有所變動，不過它的本質依然沒有改變。其他的作者也得到相同的結論。工人和黨的工作人雖的薪金有天淵之別，這不可能瞞過最近幾年訪問過蘇聯及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人。
其他的制度也有它們的職業政客、不論你認為他們是好是壞，他們必然存在。社會不能離開國家或政府而存在，因此，社會也不能離開那些為它奮鬥的人而存在。
然而，其他制度中的職業政客與共產主義制度中的政客之間卻有基本上的差別。就極端的例子說，其他制度中的政客利用政府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同僚取得特權，或者照顧某一個社會階層的經濟利益。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共產主義國家中，權力和政府同國家的幾乎一切財物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一回事。掌握權力的人就握有特權，並間接地掌握著財產。因此，在共產主義制度下，那些想犧牲別人而讓自己過寄生蟲生活的人，就是以權力或政治作為一種職業。
在革命前，共產黨的黨籍是表示一種犧牲，做一個職業革命家是一種無尚的光榮。而現在，黨的權力已經鞏固，黨籍就表示屬於一個特權階級的人，而黨的核心人物就是掌握全權的剝削者和主人。
共產主義革命和共產主義制度曾把它們真正的性質隱瞞了一段很長的時期。社會主義的術語，而更重要的是財產所有權的新的集體形式，曾掩飾了新階級的出現。其實，所謂社會主義所有權不過是真正的政治官僚所有權的假面具。並且，起初這個官僚集團忙於完成工業化，而把它的階級成分隱藏在假面具里。
四
現代共產主義的發展，以及這個新階級的出現，從那些推動這兩件事的人的性格以及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來看，是很明顯的。
從馬克思到赫魯曉夫，共產黨的領袖以及他們所用的方法都各不相同，而且在不斷更易。馬克思從未阻止別人發表他自己的觀念。列寧容忍黨內的自由討論，並且沒有想到黨的集會，更不用說黨的領袖，應該規定誰的意見「適當」或「不適當」。斯大林則廢止一切形式的黨內討論，並且規定只有黨中央，或者說他自己，有權就意識形態發表意見。其他的共產主義運動就不同。例如，馬克思的國際工人協會（即所謂第一國際），並不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意識形態，而是一個許多團體的聯盟，只採納大家所同意的決議案。列寧的黨是使內部的革命道德和單一的思想結構同某種民主結合起來的先鋒隊。在斯大林的領導下，黨變成了一群對意識形態沒有興趣的人，他們的思想全是從上級得來的，可是，他們卻全心全意地一致維護那保證他們享有無可置疑的特權的制度。實際上，馬克思並未創造一個黨：列寧摧毀了包括社會黨在內的所有其他的黨，只留下了他自己的黨。斯大林甚至把布爾什維克黨降了一級，把黨的核心轉變為新階級的核心，並把黨轉變為無人性的和沒有生氣的特權集團。
階級的作用和社會中階級鬥爭的作用本身雖然不是馬克思發現的，但他創造了一套關於這類作用的學說，他還認為，人類大多數是由階級身份分明的成員構成的，雖然在這一點上他只是在重述特倫斯( Terence)的禁慾派哲學：「我知道人類的一切事物。」列寧認為，人們都各有其觀點，而不把人看作階級身份分明的成員。而在斯大林看來，人不是聽命的臣僕，就是敵人。馬克思作為一個窮困的僑民死於倫敦，不過有學問的人看得起他，他在共產主義運動上也受重視，列寧是作為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的領袖而逝世的，但同時他也是一個獨裁者，那時人們已經開始把他捧成一個偶像，當斯大林逝世時，他已經把他自己變成一個神了。
這些人的性格上的轉變不過是早已發生的轉變的反映，並且正是共產主義運動靈魂的改變。
儘管列寧並未意識到，但組成新階級這件事卻是由他開始的。他根據布爾什維克路線建黨，並且發展了關於黨在建設新社會中的特殊作用和領導作用的理論。這不過是他從事的多方面的巨大工程的一個方面；這是出自他的行動而並非出白他的心愿的一面。這也是導致新階級敬愛他的一面。
然而，這個新階級真正的直接創始人卻是斯大林。他是反應迅速而好弄粗俗幽默的人，受教育不多，也不善於詞令。不過，他卻是一個無情的教條主義者和偉大的行政家，他是一個喬治亞人，他比誰都了解大俄羅斯的新權力將把這個國家帶往何處。他以最野蠻的手段創造這個新階級，甚至對這個新階級本身也不惜犧牲。這個階級把他放在最高的地位，而後來就不免屈從於他那不羈而殘暴的性格。當新階級正在建立它自己並攫取權力時，他是這個階級的真正領袖。
這個新階級誕生於共產黨的革命鬥爭時期，發展于工業革命時期。沒有革命，沒有工業，這個階級的地位就不會穩固，其權力就會受到限制。
當蘇聯在推行工業化時，斯大林開始採用差異相當可觀的工資制，同時，又聽任各種特權繼續發展。他認為，如果不讓這個新階級在工業化過程中對物質發生興趣，使他們得到若干財產，這個運動就不會有任何成就。 沒有工業革命，這個新階級將會發現難以保持其自身的地位，因為既沒有歷史原因，也沒有物質資源來維持它的繼續存在。
黨員，或者說官僚集團的成員人數的增加是和這一點有密切關聯的。1927年，即工業化開始的前夕，蘇聯共產黨共有黨員887，233人。到1934年第一次五年計劃結束時，黨員已增加到1.874，488人。這是顯然與工業化有關係的一種現象：這個新階級的前途及其成員的特權都在漸入佳境。而且，特權和新階級比工業化發展得還要快， 雖然很難舉出統計數字來證明這一點，不過，如果有人記得下—事實，那末這個結論就不證自明了，這個事實就是生活水平跟不上工業生產，而這個新階級實際上即已攫奪了由於群眾的犧牲和努力而得來的大部分經濟果實和其他方面的果實。
新階級建立的過程並不順利，它遭遇到既存階級以及那些無法使現實與其所奮鬥的理想調和的革命者的激烈反對。在蘇聯，革命者最顯著的反對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的衝突可以看得最清楚。隨著工業化的進展以及這個新階級的政治權力和經濟特權的增加，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衝突，或者說，黨內反對派和斯大林之間的衝突，以及共產黨政權與農民之間的衝突則愈來愈緊張。
托洛茨基是一位卓越的演說家，優秀的作家，熟練的辯論家，是一個很有修養而極有智慧的人，他僅缺乏一項品質；現實感。當現實已強烈要求進行平凡的工作的時候，他還要做個革命家。他希望復興革命黨，因為它正在變得面目全非，正在轉變為一個不顧偉大理想而只關注日常生活享受的新階級。當新階級早已結實地掌握大權並開始嘗到特權的甜頭時，他卻指望那早已疲於戰爭、飢餓和死亡的群眾有所行動。托洛茨基的火炬照亮了遙遠的天空：但是他不能再在疲倦的人間燃起烽火。他銳利地注意到新現象的悲慘面，但他沒有了解它們的意義。再則，他從來不曾是一個布爾什維克。這是他的弱點，也是他的德行。在以革命的名義攻擊黨的官僚集團時，他攻擊了黨的偶像和這個新階級，儘管他並沒有意識到後者的存在。
斯大林既不看得太前也不看得太后。他把自己放在這個正在誕生的新權力——新階級、政治官僚和官僚主義——的頂峰，變成它的領袖和組織者。他並不傳道，他只作決定。他也許諾光明的未來，不過，他所許諾的只是官僚們認為眼光所能見的真實可靠的前途，因為他們的生活在天天改善，他們的地位在日益鞏固。他的話既不熱烈也不渲染，不過，這個新階級比較能了解這種現實的語言。托洛茨基希望把革命擴張到歐洲，斯大林並不反對這個主意，可是，這種冒險舉動總不免使他為他的祖國俄羅斯擔憂，特別是為鞏固新制度和加強俄羅斯國家的權力和威望的方法擔憂。托洛茨基是舊日革命的人物。斯大林則是今天的，因而也是明天的人物。
在斯大林的勝利中，托洛茨基見到反對革命的、類似讓法國革命中熱月黨式的反動，實際上也就是對蘇維埃政府的腐敗和革命目標的反對。他了解斯大林的卑鄙手段，並對此深為難受。托洛茨基是第一個發現當代共產主義本質而企圖挽救共產主義運動的人，雖然他並不自知。不過，他並沒有能徹底認清其面貌。他以為這隻是一時的現象，是官僚集團的積弊腐化了黨和革命，因而他的理論是：來個「宮廷革命」把上層變更一下就可以解決。然而，當斯大林死後「宮庭革命」確已發生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的本質並沒有任何改變，因為其中有些東西是比較根深蒂固、壽命經久的。斯大林的蘇維埃熱月黨式的革命不只導致一個比以往政府更專制的政府的建立，並且還導致一個新階級的建立。這是那個激烈的外國革命的延績。這個革命已經不可避免地產生，而且使新階級得到了鞏固。
就像托洛茨基那樣，斯大林至少有同等的資格倚仗列寧以及革命的一切。因為斯大林本是列寧和十月革命的合法後裔，雖然他為人狡黠。
列寧這樣的人物是史無前例的，以他的多才多能與堅忍不拔創造出人類歷史上幾個最偉大的革命之一。斯大林這樣的人物也是史無前例的。他在權力和財產方面擔負起鞏固新階級的巨大工作，這個新階級是從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和最偉大的革命之一中產生出來的。
在充滿熱情和思想的列寧的背後，站著遲鈍而灰暗的約瑟夫?斯大林，他是新階級以艱難、殘暴和不顧道德的方式取得政權的象徵。
在列寧和斯大林之後，發生了必然要發生的情況：即集體領導形式所表現的平庸狀態。並且貌似誠懇、善良而缺乏智力的「人民的人」尼基塔?赫魯曉夫也來了。這個新階級不再需要它曾經一度需要過的革命家或教條主義者了，它只要赫魯曉夫、馬林科夫、布爾加寧、謝皮洛夫這類簡單的人物就夠了，他們的一言一語都代表普通人。新階級本身已厭倦于教條式的清洗和訓練性的會讓。大家都想活得平靜點。這個新階級已十分鞏固了，它現在必須設法保護自身，甚至防範其所擁戴的領袖。當這個階級還是很弱的時候，當殘酷的手段還必須用來對付階級內部的異己分子時，斯大林依然能高踞其領導寶座。如今，這一切都不需要了。這個新階段絲毫未放棄斯大林領導下所創造的一切，可是，它看來卻在否定斯大林過去幾年中的權威。不過，它並不是真正在否定斯大林的權威，它所反對的只是斯大林的手段，這種手段在赫魯曉夫看來是傷害「好共產黨員」的。
列寧的革命時代為斯大林時代所代替，在斯大林時代中，權威、所有權和工業化都加強了，以致這個新階級能開始其非常渴望的和平而舒適的生活。列寧的革命的共產主義被代以斯大林的教條的共產主義，接著，又被代以非教條的共產主義，即所謂集體領導或一群寡頭政治的執行者。
這是新階級在蘇聯發展的三個階段，也是俄羅斯共產主義（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共產主義）發展的三個階段。
南斯拉夫共產主義的命運在於這三個階段都集於鐵托一身，不過附帶著民族的及個人的特性而已。鐵托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但沒有創造性思想，他已經得到個人的權力，但沒有斯大林的猜疑和教條主義。像赫魯曉夫一樣，鐵托是人民的一個代表，那就是說，是黨的中間階層的代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所走的路線——從革命成功，模仿斯大林主義，直到否定斯大林主義並尋求自己的形式——是能完全從鐵托的性格中看出來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比其他各國的共產黨都更能首尾一貫地保持共產主義的實質，直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否定過任何對共產主義的實質有價值的形式。
不論是就實質或觀念而言，這個新階級發展的三個階段——從列寧、斯大林到「集體領導」——並不是完全彼此脫節的。
列寧也是一個教條主義者，而斯大林也是一個革命家，就像集體領導在必要時也將訴諸教條主義和革命手段一樣。再則，集體領導的非教條主義原則的應用也只限於這個新階級的巨頭們本身。另一方面，人民依然得受教條「教育」，或者說，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而且比過去還要徹底。由於教條主義的嚴酷性和排他性的束縛已經放鬆，經濟地位已經鞏固的新階級，在未來行動上已可望有較大的伸縮性。
共產主義的英雄時代是過去了。共產主義偉大領袖的時代已經結束。現實人物的時代正在開始，新階級已經建立。如今它在權力和財富方面正處於巔峰狀態，不過，它缺少新觀念。它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向人民宣揚了。所剩下來的事，只是它為它自身辯護而已。
五
我們所以要在這裏肯定這一事實，指出當代共產主義所蘊含的不只是臨時的獨裁和專斷的官僚政治，而且一個享有所有權和具有剝削性的新階級已經產生，完全是因為過去有些反斯大林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包括托洛茨基和一些社會民主黨人在內，曾把統治階層描述為一種過渡的官僚主義現象，認為這是那個尚在嬰兒時代的理想的無階級社會所必須忍受的折磨，就像資產階般社會在克倫威爾和拿破崙的專制下不得不受蹂躪一樣。這兩回事必須分清。
這個新階級確是一個具有特殊成分和特殊權力的新階級。不論根據哪一個關於階級的科學定義，甚至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定義，即依照生產上的特定地位，某些階級較其他階級低，我們總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在蘇聯及其他共產主義國家中，一個作為握有所有權的人和剝削者的新階級已經存在。這個新階級的最大特色是它的集體所有制。共產主義的理論家斷言，並且有些人甚至相信，共產主義已經達到了集體所有制。
在早先的一切社會中曾存在過各式各樣的集體所有制。所有古代東方的專制制度都是甚於國家或者說國王的財產高於一切這一點。在埃及，直到公元前十五世紀后，可耕土地才變成私有物。在上遠時期以前，只有住宅及四周的附屬建築物才歸私人所有。國家的土地由國家官吏管理，分別佃給農民耕種而後課收租稅，渠道與設備以及一切重要工程都屬國家所有。直到公元第一世紀埃及失去其獨立為止， 國土內的一切都屬國家所有。
這一事實有助於我們了解埃及的法老以及古代東方各國的專制帝王何以受到人民的膜拜。這種所有權也使我們了解，像廟宇、陵墓、皇帝的城堡，以及運河、道路和堡壘等類的巨大工程何以能夠修建起來。
羅馬把新征服的土地當作國家的土地，並擁有相當可觀數目的奴隸。中世紀的教會也有集體財產。
直到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出現時為止，資本主義本質上就是集體所有制的敵人。儘管資本主義無法抗拒集體所有制活動區域的擴張以及它所造成的新的侵凌，但它今後依然是集體所有制的敵人。
集體所有制並不是共產黨人發明的，不過，他們卻發明了這一制度的包羅萬象的特性：比以前時期的一切集體所有制都包羅得多，甚至連法老的埃及都趕不上。共產黨人的發明僅此而已。
這個新階級的所有權及其特性是經過一段時期才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它也在經常改變。起先，國內只有少數人覺得需要把全國的一切經濟力量都集中在一個政黨手裡，以便有利於推行工業改革。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及「最開明的社會主義力量」的黨要求這種經濟權力的集中，但這隻有通過所有權的轉變才能辦到。這種改變在事實上和形式上首先是大企業的國有化，然後輪到較小的企業。可是，如果沒有社會的管理者和財產
的分配者的特殊身份，共產黨人就不能把他們自己轉變為一個新階級，這個新階級更不能形成並長期存在。物資逐漸被收歸國有，但事實上由於他們有權使用、享受和支配這些物資，於是所有的國家財產就成了黨內某一個明顯的階層以及環繞這個階層的官僚的財產。
鑒於所有權對其權力的意義（以及所有權本身果實的意 義），這批黨官僚自然就連小規模的生產單位也不能放鬆，而也將它們收歸國有。由於它所持的是政治極權主義與經濟壟斷主義，這個新階級不免覺得凡在它控制和管理以外的東西都是作戰的對象，因此一定要把它們摧毀或征服。
在農業集體化前夕，儘管蘇維埃政府當時並沒有遭到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很渙散的農民的嚴重反對，斯大林就說：「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被提出來了。只要國內尚有其他的有產者存在，這個新階級就會感到惴惴不安。它不能冒食物供應或農業原料遭到破壞的危險。這是共產黨要向農民進攻的直按理由。然而，還有第二個理由，這是有關階級的理由：在不穩定的情況下，農民可能危害這個階極。因此，這個新階級不得不使農民在經濟上和行政上同時處於從屬地位；通過集體農莊和拖拉機站而達到了控制農民的目的。但這就需要新階級的成員在農村中有所增加。結果，官僚也布滿了農村。
由於奪取了其他階級的財產，特別是小業主的財產，而導致的生產萎縮和經濟混亂，對這個新階級是沒有影響的。像歷史上其他的各種有產者一樣，對這個新階級最重要的事是所有權的獲得和鞏固。這個新階級可從新取得的財產獲得利益，儘管國家因此而受到了損失。如果新階級要穩掌政治權力和經濟所有權，農民財產的集體化就不可避免，雖然在經濟上並不合算。
我手頭並無可靠的統計數字，但所有的證據都證實，目前蘇聯每畝土地的平均生產量並沒有超過沙皇時代俄國的生產量，家畜的頭數還趕不上革命前的數量。
在農業生產和家畜上的捐失是能夠計算的，而在人力上，在被送入勞動營的千百萬農民身上的捐失是不可計算的。農業集體化是一場駭人的毀滅性戰爭，簡直像一件瘋狂的舉動，唯一的好處是從此這個新階級的權威有了保障。
通過國有化、強迫合作化、重稅以及價格的不平等種種方法，私人所有制被毀滅而轉變為集體所有制。從心理、生活方式、以及黨員物質地位等的改變上，也可以證實這個新階級所有權的確立，這些改變是由他們在權力階梯上所佔有的位置決定的。他們有的是郊外別墅，華廈美居，精巧的傢具及其他的設備。最高級的官僚，這個階級的精華，還有專用的居住區和特設的療養院。某些地區的黨書記和秘密警察首領不僅成為最高的權威，而且享有最好的住宅、汽車以及類似的特權。以下各級官僚則按地位的高低，分享各有等差的特權。國家的預算、「禮物」、為國家及其代表的需要而興建或重建的建築等，都是使政治官僚們受惠的取之不盡的源泉。
只有當新階級無法維持它所篡奪的所有權時，或這種所有權的代價太大，或者有政治性危險時，新階級才不得不將所有權轉讓給其他階層，或者製造出其他所有權形式。例如農業集體化在南斯拉夫被放棄了，這是因為農民抗拒集體化，而且因為集體化引起的生產逐步下降構成了共產豐義政權的潛在危機。然而，在這種種情況下，新階級從未放棄它再度攫取所有權或重新實行集體化的權利。新階級不能放棄這種權力，因為如果它放棄了這種權力，它就不再具有極權主義和壟斷主義的性質了。單是官僚政治就不會如此頑固地堅持其目標。只有掌握新形式的所有權並沿此途徑趨向新的生產形式的人，才會如此固執。
馬克思早就預知，無產階級在勝利后將會遭遇到從被推翻的階級和它自己的官僚方面來的危險。當共產黨人，特別是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批評斯大林的行政與官僚方式時，他們通常都援引馬克思的先見。可是，當今發生於共產主義國家的一切與馬克思很少有關聯，當然更與此項先見無關。馬克思曾想到寄生的官僚膨脹的危險，這也是出現於當今共產主義國家中的事實。但他從未想到，今日共產黨人中的有力人物就是他所想到的官僚，他們在經管並支配物資時，為自己小集團的打算實有過於為整個官僚階層的打算。在這種情況下，不論是批評這個新階級中的各階層的浪費奢華或者行政不良，共產黨人總全把馬克思作為一個很好的借口。
當今共產主義制度並不只是某種類型的政黨，或從壟斷性所有權及國家對經濟作過分干預中產生出來的官僚集團。 最重要的是，當代共產主義最主要的一面，是這個所有者兼剝削者的新階級。
六
儘管一個階級的得勢是有組織地進行的，而且還伴隨著自覺的鬥爭，但沒有一個階級單是由自己的行動確立的。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新階級也是如此。
因為新階級同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關係微弱，並且因為它必然發源於一個政黨中，所以這個新階級就不得不儘可能建立其有組織的結構。最後，它又不得不從早年的教條中作有計劃和有意識的撤退。因此，這個新階級在組織上和階級意識上比歷史上任何階級都高。
當然這種說法只是相對說來有它的真實性：意識和組織結構是必須就它與外在世界及其他階級、權力和社會力量的關係聯繫起來看的。在歷史上，沒有任何階級在保衛自己並控制其所掌握的一切時——集體和壟斷性質的所有權與極權的行政權力——是如此團結和一心一意的。
而在另一方面，這個階級也是最自欺的、最不自覺的。每一個資本家或封建地主都自覺他是屬於某一個特定社會階級的。他通常還相信他這個階級是註定要使人類快樂的，並且相信，如果沒有這個階級，混亂和毀滅就會跟著來。這個新階級的共產黨員也相信，沒有他的黨，社會將要倒退和解體。不過，他並不認為他屬於一個新的所有權階級，因為他並不認為他自己是有產者，因而，也不承認他享受什麼特權。他以為他只屬於一個具有限定的觀念、目的、態度和任務的團體。他所看到的就只是這些。他看不出他同時也屬於一個特定的社會階級：所有權階級。
集體所有制的作用在於削弱階級，同時，使這個階級不感覺到它的階級實質，並且，集體所有者中的每一個人都以為自己是獨特地屬於一個將廢除社會各階級的運動。
拿這個新階級的其他特性與其他所有權階級一比，我們就會發現他們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和不同之處。這個新階級是貪婪的而不能滿足的，就像資產階級一樣。不過，它並無資產階級所具有的樸素和節儉的美德。新階級的排斥異己正像貴族階級一樣，但沒有貴族階級的教養和騎士風格。
這個新階級也有勝過其他階級的優點。因為它的內部比較團結，所以它比較能夠作較大的犧牲並取得輝煌成就。個人完全服從整體；至少，現有的理想要求他們這樣做，甚至在向外自尋較好出路時也得服從整體。這個新階級有足夠力量去從事物質的及其他方面的冒險，那是其他階級從不能辦到的。由於它佔有全國的物資，這個新階級能夠為它所標榜的目的作宗教性的奉獻，並且指揮人民的全部力量來促使達到這些目標。
這個新的所有權並不就是政府，但它是由那個政府創造並得到那個政府的幫助的。財產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黨以及黨的領袖們的特權。
黨員們覺得，他們的特權是與權威和控制財產權一起來的。於是，野心勃勃，口是心非，奉承和嫉妒必然日見增加。追求地位和官僚集團的膨脹是共產主義的不治之症。因為共產黨人已把他們自己轉變為有產者，並且因為只有通過對黨，對這個階級，對「社會主義」表示「忠誠」，才能取得政治權力和經濟特權，於是，野心勃勃就成為主要的生活方式之一，也是發展共產主義的主要手段之一。
在非共產主義制度中，追求地位和野心勃勃是身為官僚必有好處的標記．或者，那就表示有產者己變為寄生分子，因此財產的管理得交給僱員。在共產主義制度中，追求地位和野心勃勃所證明的事實是：那兒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驅使官僚們爭取所有權和特權，也就是爭取物資和人的管理權。
在其他的掌握所有權的階級中，階級成員並不等於是某項特定財產的所有人。而在共產主義制度中，所有權既是集體的，其情形便不是如此。要在共產主義制度中成為一名有所有權的人或有集體所有權的人，只要他進入政治官僚的統治集團就夠了。
在這個新階級中，就像其他的階級一樣，經常有人跌下去，同時有人爬上來。在有私人所有權的階級中，個人把財產留給他的子孫。在這個新階級中，除了希望後人能向上爬以外，什麼財產都傳不下去，這個新階級實際上是不斷地從最底層和最廣大的人民中建立起來的，而且它經常在變動。儘管在社會學理論上能指明誰屬這個新階級，但事實上卻很難這樣做：這個新階級是滲入在人民中，滲入在其他低層階級中的，它是經常在變的。
在理論上人人有機會爬到頂峰，就像每一個拿破崙的士兵都在他的背囊上帶有一根將軍的指揮棒一樣。走向上進之路的唯一條件是對黨和新階級的忠誠和絕對效忠。新階級底層的大門是敞開著的，但愈往上去則愈窄狹。想向上爬的人不只要有慾望，還需要有了解和發揚教條的能力，在對敵鬥爭中堅定不移，在黨內鬥爭中要有無比的機靈與聰明，而且還得有鞏固階級的才能。許多人在這些方面力求有所表現，但被選中的只有極少數。雖則新階級在某些方面對局外人的開放有過於其他階級，但它的門禁比別的階級更為森嚴。由於這個新階級的最重要的特質之一是權威的獨佔，所以這種排他性因官僚體統的偏見而加強。
不論在何時何地，忠誠的人從來沒有享有較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更寬的出路。但是，爬到頂層的困難也是以共產主義制度為最甚，從來沒有一個制度要競爭者作這樣多的犧牲，需要有這樣多的殉難者。一方面，共產主義顯得寬大仁厚，而另一方面，共產主義則甚至對自己的黨徒也會排斥和不容忍。
七
共產主義國家中有一個新的所有權階級並不能解釋共產主義國家的一切，不過，這是了解共產主義國家中，特別是蘇聯，定期發生的變化的最重要的關鍵。
這並不是說，為了確定在特定環境中所發生的變動的影響範圍和意義，對於各別共產主義國家中以及整個共產主義制度所發生的每一種變動必須分開來研究。可是，要了解各個變動的影響與意義，必須儘可能把這個制度當作一個整體來研究。
指出當年發生於集體農莊的事將幫助我們了解蘇聯最近的變動。集體農莊的建立與蘇維埃政府對它們的政策清清楚楚地說明了新階級的剝削本質。
斯大林並不認為集體農莊是「合理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赫魯曉夫也如此。集體農莊的存在，正表示這個新階級沒有能把農村的管理權完全奪過來。通過集體農莊和強迫收購糧食的制度，新階級已使農民處於從屬地位，並且搶走了農民收入的大部分，不過，新階級還未能全權控制土地。斯大林完全明白這，一點。在他死前，他曾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推測集體農莊應讓變為國家財產，那就是說，官僚應該成為集體農莊的真正的所有者。儘管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濫行清洗，然而，他並不否定斯大林對於集體農莊財產權的意見。赫魯曉夫上台後，派了三萬名黨的幹部，它們大部分都任集體農莊的主席，這不過是追隨斯大林政策的措施之一。
就像斯大林統治下的政權一樣，赫魯曉夫新政權在執行所謂自由化政策時，實際上就是在擴強這個新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所有權。經濟權力的分散並不表示所有權的變動，只是給與新階級的低級官僚階層以較大的權利。 如果所謂自由化政策和經濟權力的分散還有什麼其他意義，那就是在政治權利上，至少有一部分人民可以對物資的處理髮生一些作用。至少，人民將有權批評寡頭政權的專斷。但這就會引起一種新的政治運動的出現，雖然它不過是一種忠貞的反對派而已。然而，這一點現在甚至還沒有人提起，就像還沒有人提起黨內民主一樣。自由化和分權的有效範圍只及於共產黨員，首先是及於寡頭集團，即這個新階級的領袖們，其次才惠及較低的幹部。這是適應變動中的環境而必然產生的新方法，是為了進步加強並鞏固新階級的獨佔所有權和極權的行政權。
在共產主義國家存在著一個新興的、享有所有權的、壟斷性的極權階極，這一事實就導致如下的結論：凡是共產黨的首腦所倡導的改變，首先是取決於新階級的利益與願望；像其他的社會集團一樣，新階級的一舉一動，或守或攻，都帶有增強其權力的目的。然而，這並不是說，這類變動對其餘的人民就不是同樣的重要。儘管這新階級本身所主動要求的變化尚未在實質上改變共產主義，但這些變化的意義卻不能低估。為了確定這些變化的範圍和意識，我們必須對它們的實質有深入的認識。
像其他的政權一樣，共產黨的政權必須考慮到群眾的心境和動向。由於共產黨的排他性以及黨內自由輿論的缺乏，這個政權就無法察覺群眾的真正情況。然而，共產黨高級領導人也深知他們的不滿。儘管這個新階級已把持了管理權，但它並不能免於遭受各種形式的反對。
一經取得政權，共產黨就輕而易舉地把資產階級和大地主收拾掉。歷史的發展對他們以及他們的財產不利，因而喚起群眾反對他們也是容易的事。沒收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的財產十分容易，可是當沒收小規模的財產時，就有困難了。共產黨人既在早先沒收財產的過程中取得了權力，所以對於這一困難也是能克服的。於是社會關係很快就澄清了，舊的階級和以往享有所有權的人都沒有了，社會已「沒有階級」了，或者說正在走向「沒有階級」的社會，而且人們已經開始以新的方式生活了。
在這些情況下，要求恢復革命前的關係，如果不是可笑的，也是不現實的。維持舊關係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已不復存在。共產黨人把這類要求只當作是笑話而已。
這個新階級對於人民要求某一特種自由最為敏感，對於要求一般自由或政治的自由則不然。它對於在現狀之下和在「社會主義」的範圍內要求思想自由與批評自由也特別敏感；當然對於恢復從前的社會關係和所有權關係的要求卻充耳不聞。這種敏感是由這個階級的特殊地位產生的。
這個新階級本能地覺得，國家的物資事實上本是它的財產。甚至也覺得「社會主義的」、「社會的」、「國家的」財產這些名詞不過是一般法律上的空洞字眼而已。這個新階級還認為，其極權權威任何一方面的肢解都可能危及它的所有權。所以這個新階級反對任何形式的自由，表面上是為了保持「社會主義的」所有權。對新階級壟斷財產管理權的批評引起了一種恐懼，它怕可能就此失去權力。這個新階級對於這方面的批評和要求的敏感，由它們對新階級統治與行使權力的態度揭露到什麼程度而定。
這是一個重要的矛盾，財產在法律上被認為是社會的和國家的。但實際上卻由一個小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以經管。名實不符的情況不斷地造成模糊不清的、不正常的社會和經濟關係。這也就是說，領導集團是言行不符的，他們的全部行動就在於鞏固其財產所有權和政治地位而已。
如果不危及這個新階級的地位，這個矛盾是不能解決的。其他的統治階級和有產階級也不能解決這種矛盾，除非以強力剝奪其獨佔的權力和所有權。如果整個一個社會有較高度的自由，統治階級就會被迫以種種方式放棄其對所有權的獨佔。這句話倒過來說也是對的：當獨佔所有權成為不可能時，某種程度的自由也就必然會出現。
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政權和所有權幾乎總是由同一集團掌握，不過，這個事實竟被法律的面具所隱蔽。在古典的資本主義下，儘管工人是被剝削者而資本家是剝削者，但在法律面前，工人和資本家是平等的。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在法律上說，物質方面的權利是人人平等的。形式上的所有者是國家。但在實質上，由於行政權的壟斷，只有極狹小的行政者階層享有所有權。
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對自由的任何真正要求，任何一種擊中共產主義本質的要求，歸根結蒂就在於要求物質和財產的關係符合法律的規定。
國家所生產的主要物資由社會經管要比由私人壟斷或由個人私人所有者經管更為有效，因此國家的主要物資就應該交社會控制，並由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代表去行使控制權。基於這一觀點所提出的要求必將迫使新階級採取行動，不是對其他的勢力讓步，便是悍然丟掉假面具，承認其統治和剝削的特質。這個新階級運用權威及行政特權而創造出來的所有權和剝削方式，是一種連這個階級自己也不敢承認的體制。這個新階級豈不是在強謂，它以整個國家的名義運用權威和行政職權都是為了保存國家財產嗎？
這使得這個新階級的法律地位不穩定，並且這也是新階級最大的內在困難的來源。這一矛盾暴露了新階級的言行不符：它一面許諾廢棄社會差別， —面卻又必須不斷地奪取國家工廠的產品並賜予其黨徒以種種特權，來增加社會的差別。這個階級雖然不得不大聲宣揚其教條，說它正在完成歷史使命：「一勞永逸」地把人類從不幸與災難中解放出來，而在實際上則恰恰反其道而行。
這個新階級的真正的所有權地位和其法律地位間的矛盾是最引起批評的基本原因。這個矛盾不只會招惹他人的批評，而也引致該階級內部的不滿，因為實際上真正享有特權的只是極少數幾個人。當這種矛盾緊張時，不管統治階級願意與否，就有促使共產主義制度真正改變的可能性。這個矛盾太明顯了，這一事實迫使新階級不得不作一些改變，特別是像所謂自由化和權力分散一類的改變。
這個新階級之所以肯被迫而對個別階層作一些退讓，其目的無非是遮蓋這個矛盾並鞏固其地位。由於這些讓步依然無損於它的政權和所有權，新階級所採取的措施，甚至包括那些含有民主色彩的措施在內，都顯示其加強政治官僚治理權的傾向。共產主義制度已把民主措施轉變為鞏固統治階級地位的積級手段。在古代的東方各國，奴隸制度不可避免地滲透到一切社會活動和社會成分中，連家庭也不能例外、同樣地，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就治階級的壟斷主義和極權主義也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儘管其政治首腦並無意如此。
南斯拉夫所實行的所謂工人管理和自治，是在進行反蘇維埃帝國主義鬥爭期間想出來作為剝奪黨壟斷行政權的影響遠大的民主措施，現在已日益成為黨的工作的一部分了。所以要改變現有的制度幾乎是不可能的，想通過這種類型的行政來創造一個新的民主制度是辦不到的。此外，也無法把自由給予大多數人。工人管理並未能使生產者自享其生產的利益，在國家的層次上未分到，在地方企業單位層次上也未分到。這種形式的行政制度已日益成為保障這個政權的可靠形式。通過各種賦稅及其他方法，這個政權甚至榨取了工人所認為應該分給他們的利潤。留下給工人的只是桌上剩下的麵包屑和幻想。如果沒有普遍的自由，那末即使工人自行管理也是不能帶來自由的。顯然，在一個不自由的社會中，沒有人能自由地決定任何事。當施予者好像是把自由當禮物送給工人時，最大的受益者還是施予者自己。
這並不是說這個新階級不會對人民讓步，儘管它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工人管理或權力分散就是對群眾的一種讓步。不管它是如何壟斷和如何極權，環境可以驅使這個新階級在群眾面前退卻；當1948年南斯拉夫和蘇聯發生衝突時，南斯拉夫的領袖們被逼執行一些改革。儘管可以說這是一種退一步的做法，可是當他們見到自己的危機時，他們就著手改革。今日東歐國家也正在發生著類似的變革。
為了維護其政權，每當情勢明顯到使人民能看出這個新階級正在把國家的財產當作自己的私有物時，這個統治階級不得不從事改革。他們並不把這些改革的真相宣布，而是把這些改革說成「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和「社會主義民豐」的一部分。當上述的矛盾大白時，改革的基礎就奠定了。從歷史的觀點看，儘管這個新階級一直在逃避事實，但它總是經常地被迫保衛其政權和所有權。它必須經常地證明，它是如何成功地創造著一個幸福人民的社會，人人都享有平等權利，並且已經廢除了一切形式的剝削。這個新階級不免經常地陷入內部矛盾的深淵：因為不管其歷史根源如何，它總不能使它的所有權合法；同時，它又不能放棄所有權而毀滅自身。因此，它總是被迫假借抽象而不真實的目的來為它日漸增長的權威辯護。
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對人民控制得最全面的一個階級。正因為如此，這是一個最缺乏真知灼見的階級， 它的觀點是假的，靠不住的。當新階級力量充沛、大權在握時，它必然對它自己的作用以及它周圍人民的作用作不真實的估價。
在工業化完成後，這個新階級除了加強其暴力統治並洗劫農民外，就無事可為了。它不再創造了。它的精神傳統已被黑暗所替代。
雖然這個新階級完成了革命中最偉大的一次勝利，但其統治方式卻是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篇章。後人將讚歎這個階級所完成的宏偉的冒險，同時，也將為它在完成其冒臉事業時所用的手段而感到羞恥。
當這個新階級退出歷史舞台時——這一天是必然要到來的——人類對於它的逝去將比對以往其他階級的逝去更少有惋惜之感。除開利己的東西外，使一切都窒息而死，因此它就必然會使自己遭到失敗和可恥的毀滅。
第四章 黨的國家
一
儘管共產主義的權力機構導致世界上最巧妙的暴虐統治和最殘酷的剝削，但它或許可以說是最簡單的權力機構。它之所以簡單，是由於整個政治、經濟及意識形態活動都以共產黨一個黨做骨幹。整個國家的公共生活是停滯或前進，是倒退或轉向，完全由黨的會議決定。
在共產主義制度下，人民可以迅速地領悟到，他們許可做什麼，不許可做什麼。法律和條例對他們並沒有根本的重要性。有關政府和人民間的關係的實際和不成文的規則反而重要。不管法律怎麼說，每一個人都知道，政府是在黨委員會和秘密警察手中。雖然並沒有明文規定黨的「指導作用」，但黨的權威則及於一切組織和地區。沒有一條法律曾規定秘密警察有權控制人民，但是，警察握有一切大權。沒有一條法律規定司法官和檢察官應該受秘密警察和黨委員會的控制，但他們事實上是受控制的。絕大多數人民都知道這一事實。任何人都知道，什麼能夠做，什麼不能夠做，以及某些事由誰決定，另一些事又由誰決定。人民只是適應環境和實際情況一切重要事務唯黨會議或由黨控制下的機構的馬首是瞻。
對於社會組織和社會機構的指揮都是用以下的簡單方法：共產黨員構成一個黨組，這個黨組在一切問題上都聽命于授權的政治會議。這是理論上如此，實際上是照下列方式進行的：當管理社會機構或社會組織的人在黨內也有地位時，在許多較小的事務處理上，他就可以獨斷獨行。共產黨人已熟悉黨的制度以及黨所創造出來的關係,他們已習慣於裁奪事務的重要與不重要，只有在特別重要的事務上他們才訴諸黨的會議。黨組的存在只是備而不用，重要的事由黨決定，選出政府或某些組織的管理機構的選舉人的意見完全不重要。
當共產黨準備從事革命時，共產主義的極權主義和新階級就早已生根了,共產黨人執行和維持權威的方法也發源於革命時代。在政府機關和社會組織中起「指導作用」的就是從前的黨小組，只是後來它已經擴大，發展和健全了起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所負的第二個「指導作用」就是關於黨在工人階級中的「先鋒作用」這個陳舊的理論，所不同的只是這一理論對當時社會的意義與目前有所不同。在共產黨人奪得政權前，這一理論是號召人們參加革命並建立革命機關所必需的；現在卻成了這個新階級作極權統治的借口。甲起源於乙，但兩者卻不相同。革命和革命的形式是不可避免的，而對於迫切嚮往工業與經濟進步的人說，甚至是需要的。
在革命時期形成的這個新階級的極權暴政和控制，如今已變成了驅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特別的革命形式已轉變為反革命的形式。黨小組也是如此。
共產黨人用以控制杜會機構的基本方法有二。第一是黨組，這是原則上和理論上的主要方法。第二是政府機構中的某些職務只許由黨員擔任，這是實際上常用的方法。這些職務包括警察，特別是秘密警察人員，還有外交官員和軍官，特別是負責情報並作政治活動的人員等，這些職務在任何制度的政府中都極為重要，但在共產主義國家的政府中卻尤其重要。早先，在司法機構中，只有最高的位置才由共產黨人擔任，因為司法機構從屬於黨和警察機構，通常待遇都很低，所以對共產黨人沒有吸引力。可是，目前的趨勢卻是司法行政人員的職位被視為只有黨員才許充任的一種特權，他們的特權也在增加。因此，今後對司法部門的控制如不完全解除，至少也會放鬆；因為他們已可放心，司法部門將根據黨的意志或「社會主義精神」行事。
只有在共產主義國家中才把若干專門的和非專門的職位保留給黨員。共產主義國家的政府雖然是一個階級機構，實質上就是黨的政府；共產主義國家的軍隊就是黨的軍隊，而國家也就是黨的國家。更確切地說：共產黨人有意把軍隊和國家當作他們的專用工具。
密洛凡•德熱拉斯 著
陳逸 譯
作者簡介：
密洛凡•德熱拉斯（Милован•илас ,又譯吉拉斯 ）（1911-1995）南斯拉夫著名政治活動家，早年追隨鐵托革命，密切共事，一起領導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法西斯武裝鬥爭。他曾擔任過南聯盟副總統、南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等重要職務，是南共主要領導人之一。1953年以後，吉拉斯主張在南斯拉夫實行多黨派競爭的民主制，成為黨內異見（不讓提）人士，與鐵托決裂；因為他堅持不可妥協的「人類個人精神的自由，批評南斯拉夫黨內的斯大林思想，被撤銷所有職務，於1956年11月被捕，判刑三年。吉拉斯身陷囹圄期間，他在入獄前寫的《新階級》一書從南斯拉夫神秘地偷帶到西方出版，「罪加一等」，延長了十年刑期。1961年1月，南當局提前釋放了吉拉斯。
作為黨內反對派和著名政論家，吉拉斯以言獲罪，亦因此而名世。《新階級》在西方出版后，半年之內就再版了十次；中譯本也在1963年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理論室重印此書。除了《新階級》，吉拉斯至少還有兩本著作譯為中文：《鐵托內幕故事》和《同斯大林的談話》。
序
書中所敘述的一切本是可以用其他方式表達的；這一切可以寫成一本當代革命史，一本專提意見的文獻，或者一個革命家的自供。上述內容已經在本書中略為提到。不過，縱或這裏的有關歷史、意見和回憶的綜合併不完全，總能反映出我是如何努力以儘可能簡短的文字對當代共產主義作儘可能周全的描繪。有些特殊的或涉及技術方面的問題可能被忽略了，但我相信，這反使主要部分更簡單，更完全。
在本書中，我力求不涉及我個人的問題。但我的環境是兇險的，最好也不過是凶吉不可知,因此，我不得不在匆忙中草率地表達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我希望有一天能有機會對我個人的情況作更細密的檢查，這將可能補充，甚或改變我的一部分結論。
我不能描述我們當代世界這個慘痛歷程中衝突的所有方面。我也不能假裝知道共產主義世界以外的世界，那是我未曾生活過的世界，這可以說是我的幸運，也可以說是我的不幸。所以，當我說及我自己這個世界以外的世界時，我只是為了要把我自己的世界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上加以比較。 使它的真相更清楚。
書中所寫的一切幾乎都在別些地方以不同的方式表達過。不過，這裏或許會有一種新味道，新色彩，新心境和一些新思想。事實上，僅僅這一些東西就足夠珍貴了。 每個人的經驗都是獨特的，值得讓其他的人知道。
讀者請不要想在本書中找到什麼社會哲學或其他的哲學，即使是在我所作的概括性的陳述中也找不到。我的目的只是陳示共產主義世界的真相，儘管我發現有時不得不加以概括，但是，我並無意通過概括性的理論化陳述去解釋共產主義世界。
在我看來，本書中的材料以置身局外的觀察方式來提供，是最適當的方法。本來，我的前提和結論都可以由統計數字，權威言論和重要史實的引述來鞏固和證明。不過，為了使本書簡明扼要，我寧願儘可能少用統計數字和引證，而通過演繹或歸納的論證來表明我的觀察結果。
我認為我的方法對於陳述我個人的經驗以及對於我的工作和思維的方法都是適當的。
我成年以後，走過了一個共產黨人所能走的整個路程：從權力階梯的最低級爬到最高級，從地方性組織走進全國性組織以至國際組織，從真正共產黨的形成和組織革命直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在這段時期中，沒有人曾強迫我擁護共產主義，也沒有人強迫我反對共產主義。我是完全根據我個人的信念非常自由地決定一切的。儘管我是從迷夢中覺醒了，不過，我並不屬於那些突然覺醒的一群。我是從本書所陳述的逐步構成的事實真相和結論中逐漸地、自覺地醒過來的。當我對於當代共產主義現實愈來愈疏遠時，我就愈來愈接近民主社會主義的觀念。儘管本書的首要目的不在追溯我個人思想的演變，不過這一演變也反映出來了。
我認為把共產主義當作一種觀念來批評是多餘的，因為自有人類社會以來，人間就存在了各式各樣的平等和博愛的觀念（而當代共產主義是標榜這些觀念的），這些觀念是爭取進步和自由的戰士們一貫為之奮鬥的主要目標。批評這些基本的觀念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無效和愚蠢的。追求平等和博愛的鬥爭本是人類社會的一部分。
儘管對共產主義理論的詳細批評是需要的和有用的，但我並沒有把重點放在這上面。我把全部心神集中在對當代共產主義現實的描繪上，只有在必要時才涉及理論。
要在這部如此簡短的著作中把我個人全部的觀察和體驗都寫出來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最緊要的部分寫出米，在必要時還得用概括性的陳述來表達。
生活在共產主義世界以外的人可能覺得書中所述一切都很陌生，但在生活于共產主義世界中的人看來，那是再尋常不過的事，我並不想在對共產主義世界現實及其觀念的描述這件事上求得特殊的功勞和榮譽。書中所描繪的現象和觀念，僅僅是我所生活的世界中的真相和觀念。 我是那個世界的產兒。我曾對那個世界有所貢獻。而現在我是那個世界的批評者之一。
這種不一致只限於表面。過去我曾為一個較好的世界而奮鬥，而現在我仍在為一個較好的世界而奮鬥。我的奮鬥並不一定能產生它所希望的結果。然而，我個人行動的一致性卻存在於這個長期不斷奮鬥的過程中。
目 錄
第一章 起源
第二章 革命的性質
第三章 新階級
第四章 黨的國家
第五章 經濟上的教條主義
第六章 對思想的專制統治
第七章 目的與手段
第八章 本質
第九章 民族共產主義
第十章 今日世界
第二章 革命的性質
一
歷史告訴我們，在發生共產主義革命的國家中，其他政黨也都不滿現狀，最顯著的例子是俄國，除共產黨外，使共產主義革命成功的還有其他政黨。
然而，只有共產黨是既反對現狀而又堅決一貫地支持工業化運動。實際上，這是從根本上摧毀既有的所有權關係。在這一方面，其他的政黨沒有如此激烈。沒有一個政黨「熱心工業」到那種程度的。
為什麼這些政黨在它們的綱領中一定要具有社會主義的內容呢？其原因不那麼明顯。在帝俄的落後環境中，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度不只顯得不足以迅速完成工業化，而且事實上在阻撓工業化。俄國的資產階級是在一個極端強有力的封建關係依然存在的領域中發展起來的，同時這個原料豐富、市場廣大的國家一直是在其他比它先進的國家的控制之下。
由於歷史條件的影響，工業革命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不得不姍姍來遲。在歐洲國家中，俄國是唯一沒有經過宗教革命和文藝復興運動的國家。它同歐洲中世紀時的城市國家沒有一處相似。落後，半封建，君主專制，政府集權，有些地方的無產者人數激增，俄國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捲入近代資本主義漩渦，而成為世界各國大銀行中心攫取其經濟利益的目標。
列寧在他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說，俄國大銀行的資本有四分之三是外國資本家的。托洛茨基也在他的《俄國革命史》中強調這一點。他指出，外國資本家握有俄國工業資金的40%，在某些重要工業上的百分比甚至比這個數字還要高。就南斯拉夫來說，在南斯拉夫最重要的經濟部門中，外國人有決定性的勢力。這些事實的本身並不說明甚麼。但是，它們表明，外國資本家用他們的權力來阻止這些國家的進步，他們把這些地區當作他們所需要的原料和廉價勞力的供應地，結果使這些國家不會進步，甚至還開始衰落。
在這些國家中，凡是負有要發動革命這一歷史任務的政黨在對內政策上不得不反對資本主義，在對外政策上不得不反對帝國主義。
再就內部的情況說，本國資本是軟弱無力的，並且大部分是外國資本的工具或附屬物，因而，對工業革命真正有興趣的並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從日益貧困的農村中走出來的無產階級。就像消除殘酷的剝削是那些已經成為無產者的人們的生死大事一樣，工業化運動是那些即將成為無產者的人們的生死大事。代表這兩類人的運動必然是反資本主義的，那就是說，在觀念上、口號上和諾言上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除非革命的政黨能控制國內一切資源，特別是那些因實行嚴厲的剝削和使用不人道的方法而遭群眾痛恨的本國資本家的資源，否則，革命黨就不能認真地計劃實行工業革命。同時，革命黨還得對國外資本家採取同樣的對策。
其他政黨不能採用類似的政綱。它們不是想恢復從前的舊制度，就是想保持既得利益，或者最多也不過是謀求逐步地和平發展。甚至那些反對資本主義的政黨：如俄國的社會革命黨，都想把社會拉回到古時農人的田園生活。甚至像俄國的孟什維克這類社會主義的政黨，也只不過是想用激烈的手段推倒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孟什維克黨人的觀點是，為了這到日後的社會主義，就必須先充分地發展資本主義。然而，事實上，問題不是這麼一回事；在這些國家中，復古或者加速資本主義的發展都行不通。在特定的國內外條件限制下，兩者都不能解決這些國家進一步發展的迫切問題，即工業革命問題。
只有既主張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又主張迅速推行工業化運動的政黨才有成功的希望。此外，很明顯，這個黨必須確信社會主義。不過,由於這個政黨必須在既有的一般條件下，以及在工人運動或社會主義運動中活動，所以在意識形態上，這樣的一個政黨必須憑藉兩點，即近代工業必定會產生而且是有用的，以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信條。這種觀念已經存在，只須稍加修改就行了。這種觀念就是馬克思主義——它的革命的一面。於是，它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或與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結合起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後來，隨著革命的發展以及工業先進國家在組織上的變動，這個黨又必須與歐洲社會主義的改良派分手。
革命和迅速的工業化的不可避免，曾造成巨大的犧牲和採用暴力手段，這就不只需要諾言，而且對人間天國到來的可能性要有信心。革命和工業化運動的信徒和其他人的行動一樣，循著阻力最少的路線前進，他們常常離棄已確立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教條而另闢途徑。可是，他們並不能完全摒棄馬克思主義的教條。
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關係是適當的、而且在特定的時間內也是不可避免的形式與技術，社會可以通過它們表達其需要和願望，以謀求生產改進與擴大。在英國，在十九世紀的前五十年中，資本主義使生產有了改進和擴大。正像英國的工業家為了擴大生產而不得不摧毀農民的利益一樣，俄國的工業家或資產階級就不得不成為工業革命的犧牲品。參与人和形式井不相同，但規律卻完全一樣。
不論是在英國或俄國，社會主義總是不可避免地被用作口號和誓言，被當作一種信念和高尚的理想，並且在事實上被作為一種特別的政府形式和所有權形式，這種形式將便利工業革命並且使生產作可能的改進與擴大。
二
所有歷史上的革命都是在新的經濟或社會關係已開始抬頭、而舊有的政治制度已成為進一步發展的唯一障礙時才發生的。
所有這些革命者是要摧毀舊有的政治形式，併為舊社會中早已成熟的新的社會力量和關係開路。在某些革命中，革命者甚至要求得多點，例如，雅各賓黨人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中曾試圖以武力建立新的經濟和社會關係，但是他們不得不失敗並且很快被消滅。
在從前所有的革命中，武力與暴力主要是作為後果、作為新的但早已得勢的經濟和社會力量與關係的工具而出現。即使在進行革命時，武力與暴力超出了適當的限度，然而最後，革命的力量總不得不被導向一個積極的並且可以達到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恐怖與專制也許在所難免，但只是暫時的現象。
一切所謂資產階級革命，不論是由於下層的支持而取得成功，例如由群眾參加的法國革命，或是像德固俾士麥時代的來自上層的政變，都必然以政治民主告終。那是可以了解的事。那些革命者的任務主要是摧毀舊的專制政體，建立一種將能適台現有經濟及其他需要的政治關係，特別是適合商品自由生產的需要。
當代共產主義革命完全是另一種不同的革命。它們的發生並不是因為新的或社會主義的關係在經濟中早已存在，或者因為資本主義已經「過度發展」。恰恰相反，共產主義的發生正是因為資本主義不夠發達，或者因為這個社會沒能力使自己工業化。
在法國，在革命開始以前，資本主義早已存在於法國的經濟領域內，社會關係上，甚至公眾的良知中。這很難和俄國、中國或南斯拉夫等國的社會主義相比。
俄國革命的領袖們是明白這一事實的。當革命還在進行時，列寧曾於1918年3月7日在俄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說：
「……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區別之一就在於：對於從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來說，還在舊制度內部，新的經濟組織就逐漸形成起來，它逐漸改變著封建社會的一切方面。……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完成了這個任務，也就是完成了它所應做的一切：它加強資本主義的發展。
「社會主義革命卻處在完全另外一種情況中。由於歷史進程的曲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越落後，它由舊資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係就越困難。……
「社會主義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就在於：在資產階級革命時，現成的資本主義關係的形式已經具備了。而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政權，卻沒有這種現成關係，有的僅是那些實際上包括一小部分工業上層而很少觸及農業的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形式。」【見《列寧全集》第27卷，人層出版社1961年版，第77-78頁。——譯者】
我引述了列寧的話，但我還可以引錄任何一個共產主義革命領袖及其他許多作者的話來證實一項事實，即新社會中並無既定的關係存在，不過總有人必須來建立這種關係，而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由「蘇維埃政權」來建立。如果新的「社會主義」關係已在共產主義革命趨向勝利的國家裡有最充分的發展，那就無須環繞「建設社會主義」而作那麼多的保證、論證和努力了。
這一事實導致我們發現一個再明顯不過的矛盾。如果一個新社會所需要的條件還未充分具備，那末，是誰要革命的呢？再則，革命又怎麼可能呢？新的社會關係既然在舊社會中尚未成形，革命又如何能維持下去呢？
過去從未有任何革命或政黨把建立社會關係或新社會作為自己的任務。然而，這正是共產主義革命的首要目標。
共產主義革命的領袖們雖不比其他的革命領袖更熟知支配社會的規律，他們卻發現，在有可能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國家中，實行工業化也是可能的，特別是當他們使社會的改選按照他們的意識形態上的假設進行時，更有此可能。革命在「不利的」條件下取得成功的經驗證實了這一點，「社會主義建設」也證實了這一點。這就加強了他們的幻覺，以致他們自以為深知社會發展的規律。事實上，他們是先為一個新社會設計一幅藍圖，然後動手去建造，不對的地方就加以修改或廢棄，務求一切盡量合乎他們的計劃。
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國家中，工業化作為一種不可避免而合理的社會需要，便和共產主義的完成工業化的方式結合起來了。
革命與工業化雖在平行的軌道上齊頭並進，然而，不論是前者或後者都不能在一夜間完成。在革命成功后，必須有人肩負工業化的責任。在西方國家中，這一任務是由從專制的政治鎖鏈中解放出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力量擔當的，但在發生共產主義革命的國家中並無類似的經濟力量存在，所以只得由革命機構本身來擔當，也即由新政權，由革命政黨來擔當。
在以前的革命中，在舊秩序被推翻后，革命的武力和暴力便成為經濟上的一種障礙。在共產主義革命中，武力和暴力卻是進一步發展甚至進步的一個條件。在以前的革命者看來，武力和暴力只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弊害和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可是，在共產黨人的心目中，武力和暴力竟被提高到偶像和最後目標的崇高地位。在過去，構成一個新社會的階級和力量早在革命發生前就已存在。而共產主義革命卻是第一個不得不創造新社會和新的社會力量的革命。
正像西方國家的革命經過一番「偏差」與「撤退」后必然以民主告終一樣，東方國家的革命則必然形成專制。在西方國家中，恐怖與暴力已變成無用和可笑的東西，甚至成為革命者和革命政黨完成革命的障礙，而在東方國家，情形則恰恰相反。專制不只是由於工業化需要一段很長的時問而繼續存在，而且，我們以後將看到，即使在工業化完成以後，它仍將長期存在。
三
在共產主義革命和以前的革命之間還有其他的基本差別以前的革命雖然在經濟上和社會上已達到準備就緒的階段，但如果沒有有利條件，是不會爆發的。我們現在都知道一個革命爆發和成功所必需的一般條件。然而，除了這些一股條件之外，每次革命都還得有些特殊的條件才能使其計劃和實行成為可能。
戰爭，或者說得更準確一些，整個國家組織的崩潰，對於過去的革命，至少對那些較大的革命是不需要的。然而現在，這卻是共產主義革命勝利所必需的一個基本條件。對中國來說甚至是行之有效的，不錯，中國的革命開始於日本侵略中國之前，但它經過整整十年的時間來繼績擴大實力，終於在戰後取得了勝利。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可能是一個例外，但由於它未有足夠時間轉變為一個純粹的共產主義革命，因此未獲成功。
共產主義革命或打碎國家機器之所以需要戰爭，必然是由於經濟和社會條件不成熟。在一個制度土崩瓦解時，特別是噹噹時的純治階級和國家制度在戰爭中失利時，一個組織完善、訓練有素的小團體必然能夠取得政權。
因此，當十月革命發生時，俄國共產黨只有八萬名黨員。而南斯拉夫共產黨在1941年開始革命時只有一萬名黨員。為了奪取政權，至少必須有一部分人民的支持和積極的參与，但是，不論在哪一次革命中，領導革命並掌握權力的政黨總是一些完全依靠非常有利條件的少數人。而且，在這個黨的政權尚未穩固以前，它是不可能成為一個多數人的集團的。
要完成這樣一種艱巨的工作——在不利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摧毀舊秩序，建設一個新社會——只能吸引少數人，並且只有那些對它的可能性抱有狂熱信心的人才會被吸引。
特有的條件和一個特殊的黨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兩個基本特徵。
任何革命的成功以及戰爭的勝利都要求一切力量的集中。根據馬爾薩斯的說法，法國革命是第一次把「一個民族的一切資源——人民，食物，服裝——在戰爭中都交給當局」的革命。可是，在共產主義的「不成熟的」革命中，集中的程度卻超過法國的革命，不只一切物質資源，而且連一切智力資源在內都得交給黨，而黨的本身，作為一個組纖，又必須在政治上充分地集中權力。只有共產黨由於在政治上團結一致，堅定地團結在中央的周圍，並具有一致的思想意讖，才能實現這樣的革命。
一切力量和資源的集中以及革命政黨的某種性質的團結，是任何成功的革命所必需的條件。對共產主義革命來說，這些條件甚至更加重要，因為共產黨人在一開始就排斥其他獨立的政治團體或政黨，不讓他黨與之為友。同時，他們要求一切觀點一致，包括實用的政治觀點以及理論的、哲學的觀點，甚至道德觀點都得—致。俄國社會革命黨左派的參加十月革命，以及其他政黨的個人或團體的參加中國和南斯拉夫的革命的事實，非但沒有否定而且反而證實這一理論：這些團體只是共產黨的合作者，而且只是在鬥爭中進行一定限度的合作。革命后，這些與它合作的政黨都得解散，不然就是自行解散而併入共產黨。當社會革命黨左翼想獨立時，布爾什維克立刻將它擊潰，而南斯拉夫和中國的支持革命的非共產黨團體，也得放棄各自的政治活動。
以前的革命都不是單由一個政治團體來完成的。誠然，在進行革命的過程中，各個團體不免相互傾軋和破壞；不過，整個說來，革命並不只是一個團體的工作。在法國革命時期，雅各賓黨人的獨裁只維持一個很短的時期。從革命中出現的拿破崙的獨裁，一方面表明雅各賓黨人革命的結束，問時也表明資產階級統治的開始。不論怎樣，在以前的革命中，雖然有一個政黨會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其他政黨絕非附庸。雖然有壓制和解散的事，但這些事只能在短時期內強制執行。其他的政黨並不能被摧毀，並且常常會東山再起。甚至被共產黨人認為是他們的革命與國家先驅的巴黎公社，也是一個多黨的革命。
在革命的某一個特定階段中，可能由某一個黨派扮演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角色。不過，在以前的政黨中，沒有一個政黨在意識形態上或在組織上集中到像共產黨那樣的程度。不諭是英國革命中的清教徒或法國革命中的雅各賓黨人，在哲學上和意識形態上的觀點也並不完全一致，儘管清教徒還是個宗教派別。從組織的觀點看，雅各賓黨只是俱樂部的一個聯盟，清教徒甚至連聯盟都說可不上。只有當代的共產主義革命強使政黨在意識形態上和組織上一元化。
不論怎樣，有一件事是確切無疑的：在以前的革命中，隨著內戰以及國外干預戰事的結果，革命手段和革命政黨的需要就消失了，這些手段和政黨也不得不消逝。但在共產主義革命完成後，共產黨人依然保持革命的手段和形式，並且他們的黨立即在行政的集權上和意識形態的劃一上達到最高的程度。
在革命時期，列寧在列舉他的關於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時曾公然強調這一點：
「在目前激烈的國內戰爭時代，共產黨必須按照高度集 中的方式組織起來，在黨內實行像軍事紀律那樣的鐵的紀 律，黨的中央機關必須擁有廣泛的權力，得到全體黨員的普 遍信任，成為一個有權威的機構。只有這樣，黨才能覆行自己的義務。」【見《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5頁。——譯者】
斯大林在《列寧主義基礎》一書中又為列寧的話作了如下的補充：
「在爭得專政以前的鬥爭條件下，黨內紀律的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爭得專政后的黨內紀律也應該這樣說，而且更應該這樣說。」
【見《斯大林全集》 第6卷，人民出版杜1956年版，第159頁。——譯者】
在取得政權后，革命的氣氛和警惕性，意識形態的繼續保持統一，政治與意識形態的一元化，政治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中央集權等現象都未終止。恰恰相反，這些現象甚至更加強烈。
在以前的革命中，手段的殘暴、思想的統一以及權力的集中差不多總是與革命同時結束的。然而，由於在共產主義革命中，革命只是一個集團的專制極權當局的第一個行動，所以就很難預測這種權力的期限。
在以前的革命中，包括法國的恐怖統治時期在內，從表面上看，注意力總是放在消滅真正的反對上面，沒有人去注意消滅未來可能的反對者：只有在中世紀的宗教戰爭時期，才有對某些社會團體或意識形態不同的團體加以清除和迫害的事。共產黨人知道，不管是在理論上或實踐上,他們是同其他階級和意識形態對立的，因此，他們得對其他的階級和具有其他意識形態的人加以迫害和清除；他們不只對實際存在的反對者並且還對未來可能的反對者作戰、在波羅的海沿岸諸國中，一夜之間曾有數千人遭到清算，原因是查出他們以前曾持有其他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觀點。數千波蘭官員在卡亭森林被屠殺也是類似性質的事件。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在革命早已過去以後，還和繼續使用恐怖主義的壓制手段。有時，這些手段變得更加完整，並且比革命時期中用得更廣泛，如對富農的清算便是最好的例子。在革命后，意識形態的統一與不容忍是加強了，即使當肉體的迫害能夠減少時，執政黨還傾向於加強規定的意識形態——馬克思列寧主義。
以前的革命，特別是所謂資產階級革命，很重視在革命的恐怖停止后立即建立個人自由，甚至革命者還認為保證公民的合法地位甚為重要。司法獨立是所有這些革命必有的最後結果。蘇聯革命已經四十年了，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司法獨立的實現尚遙遙無期。以前歷次革命的最後結果往往是更大的法律保障和更多的公民自由。共產主義革命是談不上這一切的。
以前的革命和現在的共產主義革命還有另一個巨大的差別。以前的革命，特別是那些較大的革命，是工人階紐鬥爭的產物，可是，革命的最後果實則落在智力上並且常常是在組織上領導革命成功的另一個階級手中，在以資產階級的名義進行的革命中，農民和貧苦大眾的鬥爭果實在很大程度上被資產階級所享有。在共產主義革命中，國內的群眾也參加了革命，然而，革命的果實並未落入他們的手中，而是給了官僚集團。因為官僚集團正是使革命實現的黨組織。在共產主義革命中，只有實現革命的革命運動沒有被放棄。共產主義革命可能「吃掉自己的兒女」，可是並不是把它們全部吃光。
事實上，在一次共產主義革命完成時，在對未來路線持異議的各派系間，總不免使用無情而卑鄙的手段。
彼此的攻擊總是圍繞著教條，它們指責對方在「客觀上」或「主觀上」是反革命分子或國內外「資本主義」的代理人、不管這些異議在何種方式下解決，得勝的必然是最堅決而一貫地支持按照共產主義原則進行工業化的那一派，而共產主義原則也就是以黨的徹底壟斷、特別是由國家機構控制生產為基礎，共產主義革命並不吃掉將來工業化所需要的那些兒女。被清除掉的往往是那些從文字上接受革命的觀點與口號並天真地信它們將會實現的革命者，了解革命能在社會、政治和共產主義的基礎上取得權力並以此作為推行未來工業改革的工具的那一派總是勝利的。
革命者及其盟友，特別是行使權力的集團，在革命后還依然存在，這種事實，只見於共產主義革命。在以前的革命中，類似的集團都沒有做到這一點。共產主義革命是第一個為革命者帶來好處的革命。革命者以及圍繞他們而形成的官僚集團共享革命的果實。於是，這在革命者中以及在更廣大的黨的外圍群眾中便產生一種錯覺，以為他們的革命是歷史上第一個一直忠於它所標榜的口號的革命。
四
共產主義革命為它的真正目標所製造的幻想，比以前歷次命所製造的幻想更加經久而廣泛，因為共產主義革命以一種新的方式解決各種關係，並且帶來一種新的所有權形式。以前的革命當然也不免帶來或大或小的財產關係的變動。不過，那只是在一種私有財產制之下的所有權的更迭。而共產主義革命所帶來的變動則不是這樣，變動是徹底的、根本的，這是集體所有權代替了私人所有權。
當共產主義革命還在發展過程中時，它就已經在摧毀資本主義的、土地佔有的和私人的所有權，也即利用外國勞動力的所有權。這立刻造成一種信念，以為革命所允諾的一個新的平等而公正的社會已經實現。同時，黨或者在黨控制下的國家權力機構在採取廣泛的工業化措施。這也使群眾更加以為豐衣足食的日子終於來臨。專制與壓迫是有的，但人們認為那只是暫時的現象，財產被充公的以前有勢力的人們以及反革命分子的反抗一旦被消除，工業化一經完成，專制與壓迫就會結束。
在工業化過程中，有幾項根本的變化發生了。一個落後國家的工業化，特別是如果它沒有得到援助和遭受外力的阻礙時，必然要求一切資源的集中。工業財產及土地的國有化，是集中財產於新政權手中的第一步。然而，它並不就此止步，而且也不能就此止步。
這種新創立的所有權不可避免地要與其他形式的所有權衝突。新的所有權又以強力加在那些不僱工或僱工不多的小有產者身上，如手工業者，工人，小商人和農民。在剝奪小有產者的所有權時，甚至並不是由於經濟動機，即並不是為了提高生產率。
在工業化過程中，連那些不反對革命甚至對革命出過力的人們的財產也不免被政府沒收。在形式上，國家是這些財產的主人，由國家來經管這些財產。私有財產制被廢除了，或者降到次要的地位，但它的完全被消滅卻完全要看新當政者的興緻。
共產黨人及一部分群眾認為這是階級的徹底消滅，一個無階級社會的實現。事實上，工業化和集體化實現以後，革命前的舊階級的確是被消滅了。群眾中依然存在著不滿，這種不滿是自發的和沒有組織的，他們的不滿既未終止，亦位減輕。共產黨人依然以「階級敵人」的「殘餘」和「影響」來自欺欺人。儘管如此，他們卻以為用這些手段實現了長期夢想著的無階級社會，至少對共產黨人自己來說這種幻想是完整的。
每一次革命，甚至每一次戰爭，總會製造出一些幻想，並且是借一些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理想來進行的。在進行鬥爭的時期，戰鬥員們把這些理想看成真像是若有其事；可是到革命結束時，理想往往就破滅了。在共產主義革命中並不如此，在武裝戰鬥終止很久以後，參与共產主義革命的人和那些貧苦大眾仍保持著他們的幻想。某些人，特別是共產黨人，依然把他們的幻想保留在口號中，而對於壓迫、專制、公開的沒收財產，以及統治者享有特權等，則視若無睹。
雖然在開始發動共產主義革命時可能是仗著最理想的觀念，號召神奇的英雄主義與巨大的努力。但它所播種的卻是最遼闊最經久的幻想。
在國家的生命史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可能以專政告終，可是它也把國家帶上以前走不通的道路。
共產主義革命不能實現任何一種標榜為革命的推動力量的理想。可是，共產主義革命卻為歐亞兩洲廣闊的地區帶來某種程度的工業文明。這樣，事實上共產主義革命已為未來更自由的社會創造了物質基礎。因此，共產主義革命雖帶來最完備的專制制度，但它同時，也創造了廢除專政的基礎。就像十九世紀把近代工業引給西方一樣，二十世紀將把近代工業帶給東方。列寧的影子正以不同的方式籠罩在歐洲和亞洲的遼闊的土地上。在中國是專制形式，在印度和緬甸則是民主形式，不論怎．樣，所有其餘的亞洲國家及其他各國正無可避免地進入工業革命。俄國的革命是這個過程的先導。這一過程仍然是革命中不可估計的和具有歷史重要性的事實。
五
共產主義革命可能看來大部分都歷史上的騙局和偶然發生的事故。就某種意義來說，這是事實，其他任何革命都沒有需要這麼多的例外條件，也沒有其他任何革命許諾得如此之多完成得如此之少。在共產黨領袖的言論中都必然有煽惑與欺矇之詞，因為他們迫不得已而許諾一個最理想的社會，而且答應「廢除一切剝削」。
然而，我們並不能說共產覺人欺騙了人民。這也就是說，他們並不是故意言行不符，所做的與所許諾的完全兩樣。事實很簡單：他們根本不能完成他們狂熱地信以為可能實現的事，甚至當他們被迫去執行一種違反革命前及革命中所作諾言的政策時，他們還不承認這一點。從共產黨人的觀點看來，這種承認無異於自認革命是不需要的。同時，這也無異於自認共產黨人是多餘的累贅。對他們來說，這類事都是承認不得的。
一場社會鬥爭所得到的最後結果永遠不會如鬥爭推動者當初的理想。有些鬥爭取決於人的智力和行動所不能控制的一連串無限複雜的環境。要求超人的努力並要在社會上實行迅速而徹底的變化的革命尤其如此。這類革命必然得製造絕對的信心。堅信革命勝利后，人類繁榮和自由終將出現。法國革命是在常識性的口號下，在相信自由、平等、博愛終於要出現的情況下發動的。俄國的革命是在為創造一個無階級社會的"純科學"的世界觀號召下進行的。如果革命者和一部分人民不信仰他們的理想目標，就不可能有任何革命出現。
共產黨人對革命后所產生的各種可能性的幻想比一般附從的群眾更為強烈。共產黨人可能已經知道，事實上，他們也確實知道工業化的不可避免，不過，他們對於工業化所造成的社會後果和社會關係，只能猜測而已。
蘇聯和南斯拉夫官方的共產主義歷史學家，把革命描寫成好像完全是共產黨領導人事先計劃好的行動的結果。事實上只有革命本身和武裝鬥爭是有意識地計劃的，至於革命所採取的形式則完全是從突然發生的事件和直接行動中產生的。毫無疑問，列寧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家之一，甚至在俄國革命快爆發時，他都不能預見到革命何時發生，或以何種形式發生。l9l7年1月，即距「二月革希」爆發只一個月，距使列寧取得政權的「十月革命」爆發僅十個月，列寧在瑞士社會主義青年的一個集會上致詞說：
「我們這些老年人，也許活不到未來這次革命的決戰那個時候了。但是我認為，我能夠滿懷信心地表示這樣的希望，那就是現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出色地工作著的青年們，不僅會幸運地參加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而且會在這個革命中取得勝利。」【見《列寧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杜1961年版，第259頁。——譯者】
怎麼能說列寧或其他任何人能預見到長期而複雜的革命鬥爭所造成的社會後果呢？
儘管共產主義的理想本身並不真實，可是，共產黨人卻和以前的革命者不同，他們在創建可能辦到的事物時是非常認真的。他們用唯一可能的辦法去嘗試——行使絕對的極權主義的權威。在共產主義革命勝利后，不只革命者仍據守政治舞台，並且就最實際的意義來說，他們還在建立一種與他捫的信念和諾言完全相反的社會關係，這樣的革命是史無前例的。在稍後的工業的發展和改革時期，共產主義革命把革命者轉化為新社會的創造者和主人。
馬克思所作的具體預測已被證明為不準確。列寧也曾期待在獨裁製度的幫助下，一個自由的或無階級的社會將被創造出來，這當然更不準確。不過，使革命必然發生的需要已經實現了，也就是在現代技術的基礎上推行工業改革這一點已經實現了。
六
用抽象的邏輯可以推出，當共產主義革命在不同的條件下以政府的強制力得到西方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所得到的同樣東西時，共產主義革命無非是國家資本主義革命的一種形式。革命的勝利所創造的關係乃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關係。當我們發現新政府還管理一切政治、勞工等及其他關係時，更使我們相信這一點。而更重要的是，新政權還負責分配國家總收入、利潤以及實際已變為國家的財產的物資。
蘇聯以及其他的共產主義國家的各種關係是國家資本主義關係或社會主義關係或是其他關係呢?討論這些問題是相當武斷的。可是，這種討論卻具有基本意義。
儘管正如列寧所強調的，我們可以假定國家資本主義不過是「社會主義的前廳」，或者說，這是社會主義的第一個階段，這依然絲毫不能讓呻吟于共產主義專政下的人民稍感舒適，覺得日子容易挨一點。如果共產主義革命所帶來的財產和社會關係的特性有了更為肯定而明確的說明，那末人民從這種關係中解放出來的希望就會變得更實際一些。如果人民不明白他們生存其中的社會關係的性質，或者說，如果人民找不出如何改變它們的方法，那末他們的鬥爭就不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不管共產主義革命的諾言和幻想如何，如果共產主義革命只是依國家資本主義關係行事的國家資本主義，那末工作人員所能採取的唯一合法而積極的行動，必然是改進工作並且減少國家行政當局的壓力和不負責任的情形，共產黨人在理諭上並不承認他們是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作，可是，他們的領袖卻在以國家資本主義方式行事。他們不斷地白吹自擂，誇口如何改進行政工作和領導「反官僚主義」的鬥爭。
再則，實際的關係並不是國家資本主義關係；這些關係並不提供從基本上改進國家行政系統的方法。
為了確定興起於共產主義革命時期並在工業化和集體化的過程中終於建立了起來的各種關係的性質，我們必須進一步研究國家在共產主義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活動方式。這裏，我們所要指出的只是：在共產主義制度中，國家機器並不是真正決定社會關係和財產關係的工具，它只是保護這些關係的工具。實際上，每種事物都是在國家的名義下並通過國家的約束完成的。共產黨，包括職業性的黨的官僚在內，卻不受約束並在背後操縱國家的—切行動。
正式使用、管理並控制國有化和社會化財產以及整個社會生活的，是一群官僚。官僚在社會中居於一種特殊的特權地位，掌握行政大權，控制國民收入和國家物資。社會關係類似國家資本主義。而且由於工業化的實現並非得力于資本家的幫助，而是得力於國家機器的幫助，就更顯得如此。事實上，是這個特權階級在推行工業化，國家機器不過是它的護身和工具。
所有權不過是享有利潤和控制的權利。如果有人把階級利益解釋為這種權利，那麼分析到最後，我們可以說共產主義國家正有一種新的所有權形式在興起，或者說，正有一個新的統治剝削階級在興起。
實質上共產黨人的行動無法與以往的任何統治階級不同。他們相信他們正在建立起一個新的理想社會，他們用他們所能採取的方式為自己進行建設。他們的革命與他們的社會看來並非偶然，也非不自然，這隻是某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的某一階段中必然發生的事。因此，不管共產主義的暴政是如何廣泛和不人道，在繼續推行工業化的這個時期中，社會中的人民不得不忍受並且也能夠忍受共產主義的暴政。再則，這種暴政已不再儼然是不可避免的事，而完全是為了保障一個新階級的掠奪和特權。
與以前的革命相反，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其他的一切都不過是欺騙和錯覺而已。
第三章 新階級
一
在蘇聯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與那 些領導人物（甚至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卓越的領導人物）所預料的不同。他們預料國家將迅速消滅，而民主將會加強。然而，發生的事恰恰相反。他們預料生活水平將迅速提高——事實上在這方面卻很少變動。而在東歐衛星國家中甚至比過去還低。從一切事例看來，生活水平的提高並沒有能與工業化的速度相稱，工業化的速度要快得多。他們相信，城市和鄉村的差別以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將逐漸消失；可是，這差別卻在增加。 共產黨人對其他地區的頂測，包括對非共產主義世界發展的預測在內，也都未能突現。
他們最大的幻想是：在蘇聯實行工業化和集體化以及摧毀資本主義的所有權以後，將產生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在1936年新憲法頒布時，斯大林曾宣告「剝削階級」已不再存在，資產階級及古時傳下來的其他階級事實上是被消滅了，不過，一個歷史上前所未聞的新階級卻形成了。
像過去的其他階級一樣，這個階級會認為其權力的建立將使所有的人幸福和自由，他們作如此想法是可以了解的。這個新階級與其他階級的唯一差別是：它對它的幻想的遲遲不能實現用更粗暴的方式來處理。因此它肯定了它的權力比歷史上以前的任何其他階級更為完全，它的階級幻想和偏見因而也比其他任何階級更大。
這個新階級，這一群官僚，說得更準確點，這一群政治官僚，不只具有前此一切階級所共有的特質，還具有一些它獨有的新的特質，雖然從本質上說，它與其他階級開始時的情況類似，但它的起源仍有其獨特的性質。
其他的階級也是通過革命的途經而取得力量和權力的，它們曾摧毀途中所碰到的政治的、社會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秩序。然而，幾乎沒有例外，這些階級都是在新的經濟類型已在舊社會中成形以後才取得權力的。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新階級，其情況卻完全相反。它取得政權並不是為了去完成一個新的經濟秩序，而是為了建立一個它自己的經濟秩序，因此，它必須建立其控制社會的權力。
在以往，某一階級或某一階級的某一部分人、或某一個政黨的取得政權，都是它們的形成和發展的最後一件事。蘇聯的情況恰恰相反。新階級是在它取得政權后才形成的。它的階級意識不得不在它取得經濟的和物質的權力之前發展，因為這個階級並未在國家生活中生根。這個階級是從一個理想的觀點去看它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它的各種實際可能性並未因此而稍減。儘管它有種種幻想，它卻代表走向工業化的客觀趨勢，它的實際的傾向是從這個趨勢產生的。理想世界的諾言增加了新階級分子的信心，而且在群眾中散播了幻想。同時，它還激勵人們擔任龐大的物質建設任務。
由於這個階級未能在它取得政權前形成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它只能在一種特殊形式的組織中產生，它因具有成員的意識形態與哲學觀點一致的一種特殊的紀律而與眾不同。為了克服弱點，就必須信念一致和有鐵的紀律。
這個新階級植根於一個布爾什維克式的特殊的黨。列寧認為他的黨是在人類的歷史上沒有先例的，他的這個見解是對的，儘管他沒有想到這竟是一個新階級的起源。
說得更精確一點，這個新階級的創始人不是存在於整個布爾什維克式的黨內，而是存在於那些甚至在它還未取得政權前即已構成核心的職業革命家中。1905年的革命失敗后，列寧堅決認為只有職業革命家，即專以革命工作為職業的人們，才能建立一個布爾什維克式的新黨，這並不是偶然的。甚至斯大林，這個新階級的後來的創始人，也是一個這種職業革命家中的最典型人物，則更非由於偶然。這個新的統治階級是從這些極少數的職業革命家中逐漸發展出來的。這些革命者早就構成革命的核心了。托洛茨基曾指出，革命前的職業革命家正是日後斯大林官僚集團的來源。但他沒有覺察到，他們也正是一個所有者兼剝削者的新階級的起源。
這並不是說新黨與新階級是合二而一的。然而，黨卻是那個階級的核心和基礎。要明確這個新階級的範圍並指明這個階級的成員是非常困難的，或許是不可能的。也許我們可以說，這個階級是由那些因壟斷行政大權而享有種種特權和經濟優先權的人們構成的。
由於社會中免不了有行政，於是，必要的行政功能就可能與寄生作用同時存在於同一個人身上。就像並非每個工匠或城市人都是資產階級的成員一樣，共產黨人也並不是每一個都是這個新階級的成員。
粗略地說，當這個新階級愈來愈強、它的面貌愈來愈清楚時，黨的作用就日益減退。新階級的核心和基礎是在黨和黨的領導階層以及國家的政治機構中創造出來的。一度曾經是生氣勃勃、組織嚴密和充滿首創精神的黨正在消失，而逐漸轉變為這個新階級的傳統式的寡頭統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吸收那些一心希望加入新階級的人，壓制那些具有任何理想的人。
黨製造了這個階級，但是，這個階級靠黨長成並利用黨為其基礎。這個階級愈來愈強，而黨卻愈來愈弱；這是每一個執政的共產黨無可逃避的命運。
假如他不從物質上關心生產，或者說假如它本身沒有創造一個新階級的潛力，那麼沒有一個黨能夠以道德上和意識形態上如此愚妄的方式行動，更談不上還能長久執政。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后，斯大林宣稱："如果沒有創立機構，我們或許已經失敗！"他應該用"新階級"一詞來代替"機構"，要是這樣，一切事情就更清楚了。
一個政黨竟會是一個新階級的起源，這似乎並不尋常。政黨通常是在知識上和經濟上已相當強而有力的階級或階層的產物。可是，只要我們了解俄國革命前的情況以及在其他一些國家中共產主義已勝過民主力量的實際情況，我們就會明白：這種類型的黨是許多特殊機緣的產物，就這一點說，並沒有什麼不尋常，也並不偶然。儘管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俄國歷史上有其淵源，但部分說來，布爾什維克主義只是俄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所遭遇的獨特的國際關係的產物。那時候，俄國已不能再以一個君主專制國家生存於當代世界，同時，俄國的資本主義太弱，而且過分地依附於國外的利益，以致它不可能推動俄國的工業革命。所以這個革命只能由一個新的階級來推行，或者通過改變社會的秩序來進行。然而，當時並沒有這樣的階級。
在歷史上，誰推動一個進程並不重要，重要的指示這個進程要有人來推行。俄國和其他國家之所以發生了共產主義革命，就是這個道理。革命創造了她所必需的力量、領袖、組織和觀念。新階級的出現一方面是基於客觀原因，一方面也是出於黨的領袖的願望、機智和行動。
二
這個新階級的社會根源出自無產階級。正如貴族階級之興起於農民社會，以及資產階級之興起於商業工藝社會。當然也有例外，這全看國家的情況來決定，不過，經濟不發達的國家的無產階級，由於落後，就構成了這個新階級興起於原料。
關於為什麼這個新階級是以工人階級的保護者的姿態出現這一點，還有別的原因。新階級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因此，他當然依靠工人階級。新階級是靠無產階級鬥爭以及無產階級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中將無殘酷剝削的傳統信仰來支持的。對這個新階級來說，保證生產正常具有無根本的重要性，因此，它就永遠不能和無產階級失去聯繫。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沒有工人階級的幫助，他就不能完成工業化和鞏固他的權利。而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知道在工業的發展中，他們將從貧困與失望中被解救出來。經過一個長時期以後，這個新階級利益、觀念、信念和希望同一部分工人階級和貧農的利益、觀念、信念和希望相符而且結合在一起了。在歷史上，這種結合曾發生於各種距離甚遠的階級之間。在反封建制度的鬥爭中，資產階級不是曾代表農民嗎？
這個新階級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是工人階級和貧苦大眾努力的結果。這些人正是共產黨，或者說新階級必須依靠群眾，而新階級的利益同他們有最密切的聯繫。在新階級未取得政權和確立其權威地位以前，兩者的關係確是如此。在這以後，這個新階級對無產階級和貧民的興趣只限於利用他們去發展生產和控制這些最勇猛和最難駕馭的社會力量。
這個新階級以工人階級的名義所建立的對整個社會的壟斷，主要就是對工人階級本身的壟斷。首先是知識上的壟斷，現對所謂的無產階級先鋒隊，那是對整個無產階級。是個新階級所必須完成的最大的騙局，不過，它也表明，這個新階級的權利和利益主要還是寄托在工業中。沒有工業，這新階級就不能鞏固其地位和權威。
舊日工人階級的兒女是這個新階級最靠得住的成員。為主人供應最聰明最有天賦的代表本是奴隸不可避免的命運。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新的剝削和統治階級就從被剝削的階級中產生了。
三
當共產主義制度被拿來作批判性的分析時，我們發現，其基本特色在於官僚政治，有一個特殊的階層來統治全體人民。一般說來都是這樣。可是，更仔細地分析將表明，構成這個進行統治的官僚集團（或者，我的術語講，這個新階級）核心的只是官僚中的一個特殊階層，他們並不是行政官員。實際上，那是一群黨的官僚，或者說政治官僚。其他的官員實際上只是受這個新階級控制的機件；這些機件可能笨拙而不靈活，但是無論怎樣、任何社會主義社會中都免不了有它們存在。就社會學的理論說，我們是可以把各式官僚加以分類、但實際上它們之間實在難分彼此。師師部指使由於共產主義制度本質上就據有關兩性，而且因為共產黨人實際上控制著各種重要的行政任務。再則，如果這個政治官僚階層把自己桌上的殘羹施捨給其他類的官僚就難以享用他們的特權。
注意以上所說的政治官僚與那些隨現代經濟的每一集中制度（特別是那些促成集體所有制形式的集中制度，如壟斷組織、公司和國有制）而興起的官僚間的基本區別，是很重要的。在西方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企業或國有化工業中的靠薪金過活的工作人員人數在不斷地增加。杜賓在他的《行政工作中的人類關係》【普倫蒂斯-奈爾（prentice-hail）出版公司，紐約1951年版】（Human Relation in Administration）一書中說，經濟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正在轉變為社會的一個特殊階層。
「……這些在一起工作的職員有生死同命的意識。他們分享同樣的利益，特別是在聖城取決於資歷而彼此間很少競爭的情況下。於是，內部的摩擦減少到了極低的限度，因而這種安排被認為對官僚政治是有積極作用的。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典型的發展出來的團體精神與非正式的組織每每導致這些支援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不協助顧客和選任的上司。」
這些公務人員同共產主義國家中的官僚有許多類似之處，特別是在團體精神方面，但他們並不完全一樣。儘管在非共產主義國家中，國家的和其他方面的官僚形成一個特殊階層，可是，他們並沒有共產黨人那樣的權力。在非共產主義國家的官僚的上面通常有任選的政治主人和公司老闆，而在共產黨人之上卻既無主人也無老闆。非共產主義國家中的官僚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一些官員，而共產黨人卻是另一種不同的新東西：一個新階級.
要證實某一階級是否是一個特殊的階級，就在於他的所有權以及它與其他階級的特殊關係做好這正和其他享有所有權的階級中的情況一樣。同樣的話一個階級可以從所有權所給予他的成員的物質的及其它方面的特權標誌出來。
正如羅馬法所規定的，財產構成物資的利用、享受和存儲。而共產黨的政治官僚就利用、享受並存儲收歸國有的財產。
如果我們假定，這個官僚集團或這個享有所有權的新階級的成員的身份、是根據他們所使用的因所有權給予的特權 這裏指的是收歸國有物資 來確定的，那麼這個新階級和政治官僚的成員身份就由他們所得到物質上的收入和特權中反映出來，而他們所得到的物質上的享受和特權的社會上一般所應該給予他們的分量要多。實際上，這新階級的所有權這一特權表現為由政治官僚分配國民收入、規定工資、指導經濟發展方向、支配收歸國有的及其他方面的財產一種專門到權利和黨的壟斷權。所以在一般人看來，共產主義國家的官僚很富有，而且不用做工的人。
由於許多原因，私人財產所有權已經證明對於這個新階級的權威的樹立是不利的。此外要改變國家經濟，就必須毀滅私人所有權。這個新階級是從集體所有權這一特殊的所有權形式取得其權力、特權、意識形態和行事習慣的，他們以國家和社會的名義來行使並分配這種所有權。
這個新階級認為所有權導源於一種特定的社會關係。這便是壟斷行政大權的人（他們構成一個狹隘、門戶緊閉的階層）與沒有權利的生產群眾（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間的關係。然而，這種關係並不發生效力，因為共產黨官僚還有支配物質的全權。
壟斷行政權的人和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係的任何基本變化，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所有權的關係上。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社會、政治關係同所有權制度（政府的極權和權利的壟斷）被更加充分地融合在一起，這是其它任何一種制度都望塵莫及的。
剝奪共產黨人的所有權，就等於把他們這個階級消滅掉。強迫他們放棄他們的其他社會權利，使工人可以分享利潤（由於罷工和議會行動的結果，資本家們已不得不同意這一點），那就等於是剝奪了共產黨人對於財產、意識形態和政府的壟斷權。這將是共產主義制度下民主和自由的開始，是共產主義的壟斷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告終。在發生這種變化之前，就不能表明共產主義制度在發生重要的和基本的變化，至少那些認真考慮社會進步問題的人是這樣看的。
這個新階級和新階級成員所擁有的所有權方面的特權就是行政特權。這類特權從國家行政和經濟企業的行政一直伸展到體育、慈善機構的行政。政治的、黨的或所謂「總的領導」，是由這個階級的核心執行的。領導地位就包含著特權。奧羅夫(Orlov)在他的《斯大林時代》（「Stalin au pouvoir」，1951年在巴黎出版）一書中稱，蘇聯的一個工人在1935年的薪金平均一年是1,800盧布，而一個人造絲委員會秘書的薪金和津貼則每年高達45,000盧布，後來，雖然工人和黨的工作人員的情況都有所變動，不過它的本質依然沒有改變。其他的作者也得到相同的結論。工人和黨的工作人雖的薪金有天淵之別，這不可能瞞過最近幾年訪問過蘇聯及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人。
其他的制度也有它們的職業政客、不論你認為他們是好是壞，他們必然存在。社會不能離開國家或政府而存在，因此，社會也不能離開那些為它奮鬥的人而存在。
然而，其他制度中的職業政客與共產主義制度中的政客之間卻有基本上的差別。就極端的例子說，其他制度中的政客利用政府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同僚取得特權，或者照顧某一個社會階層的經濟利益。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共產主義國家中，權力和政府同國家的幾乎一切財物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一回事。掌握權力的人就握有特權，並間接地掌握著財產。因此，在共產主義制度下，那些想犧牲別人而讓自己過寄生蟲生活的人，就是以權力或政治作為一種職業。
在革命前，共產黨的黨籍是表示一種犧牲，做一個職業革命家是一種無尚的光榮。而現在，黨的權力已經鞏固，黨籍就表示屬於一個特權階級的人，而黨的核心人物就是掌握全權的剝削者和主人。
共產主義革命和共產主義制度曾把它們真正的性質隱瞞了一段很長的時期。社會主義的術語，而更重要的是財產所有權的新的集體形式，曾掩飾了新階級的出現。其實，所謂社會主義所有權不過是真正的政治官僚所有權的假面具。並且，起初這個官僚集團忙於完成工業化，而把它的階級成分隱藏在假面具里。
四
現代共產主義的發展，以及這個新階級的出現，從那些推動這兩件事的人的性格以及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來看，是很明顯的。
從馬克思到赫魯曉夫，共產黨的領袖以及他們所用的方法都各不相同，而且在不斷更易。馬克思從未阻止別人發表他自己的觀念。列寧容忍黨內的自由討論，並且沒有想到黨的集會，更不用說黨的領袖，應該規定誰的意見「適當」或「不適當」。斯大林則廢止一切形式的黨內討論，並且規定只有黨中央，或者說他自己，有權就意識形態發表意見。其他的共產主義運動就不同。例如，馬克思的國際工人協會（即所謂第一國際），並不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意識形態，而是一個許多團體的聯盟，只採納大家所同意的決議案。列寧的黨是使內部的革命道德和單一的思想結構同某種民主結合起來的先鋒隊。在斯大林的領導下，黨變成了一群對意識形態沒有興趣的人，他們的思想全是從上級得來的，可是，他們卻全心全意地一致維護那保證他們享有無可置疑的特權的制度。實際上，馬克思並未創造一個黨：列寧摧毀了包括社會黨在內的所有其他的黨，只留下了他自己的黨。斯大林甚至把布爾什維克黨降了一級，把黨的核心轉變為新階級的核心，並把黨轉變為無人性的和沒有生氣的特權集團。
階級的作用和社會中階級鬥爭的作用本身雖然不是馬克思發現的，但他創造了一套關於這類作用的學說，他還認為，人類大多數是由階級身份分明的成員構成的，雖然在這一點上他只是在重述特倫斯( Terence)的禁慾派哲學：「我知道人類的一切事物。」列寧認為，人們都各有其觀點，而不把人看作階級身份分明的成員。而在斯大林看來，人不是聽命的臣僕，就是敵人。馬克思作為一個窮困的僑民死於倫敦，不過有學問的人看得起他，他在共產主義運動上也受重視，列寧是作為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的領袖而逝世的，但同時他也是一個獨裁者，那時人們已經開始把他捧成一個偶像，當斯大林逝世時，他已經把他自己變成一個神了。
這些人的性格上的轉變不過是早已發生的轉變的反映，並且正是共產主義運動靈魂的改變。
儘管列寧並未意識到，但組成新階級這件事卻是由他開始的。他根據布爾什維克路線建黨，並且發展了關於黨在建設新社會中的特殊作用和領導作用的理論。這不過是他從事的多方面的巨大工程的一個方面；這是出自他的行動而並非出白他的心愿的一面。這也是導致新階級敬愛他的一面。
然而，這個新階級真正的直接創始人卻是斯大林。他是反應迅速而好弄粗俗幽默的人，受教育不多，也不善於詞令。不過，他卻是一個無情的教條主義者和偉大的行政家，他是一個喬治亞人，他比誰都了解大俄羅斯的新權力將把這個國家帶往何處。他以最野蠻的手段創造這個新階級，甚至對這個新階級本身也不惜犧牲。這個階級把他放在最高的地位，而後來就不免屈從於他那不羈而殘暴的性格。當新階級正在建立它自己並攫取權力時，他是這個階級的真正領袖。
這個新階級誕生於共產黨的革命鬥爭時期，發展于工業革命時期。沒有革命，沒有工業，這個階級的地位就不會穩固，其權力就會受到限制。
當蘇聯在推行工業化時，斯大林開始採用差異相當可觀的工資制，同時，又聽任各種特權繼續發展。他認為，如果不讓這個新階級在工業化過程中對物質發生興趣，使他們得到若干財產，這個運動就不會有任何成就。 沒有工業革命，這個新階級將會發現難以保持其自身的地位，因為既沒有歷史原因，也沒有物質資源來維持它的繼續存在。
黨員，或者說官僚集團的成員人數的增加是和這一點有密切關聯的。1927年，即工業化開始的前夕，蘇聯共產黨共有黨員887，233人。到1934年第一次五年計劃結束時，黨員已增加到1.874，488人。這是顯然與工業化有關係的一種現象：這個新階級的前途及其成員的特權都在漸入佳境。而且，特權和新階級比工業化發展得還要快， 雖然很難舉出統計數字來證明這一點，不過，如果有人記得下—事實，那末這個結論就不證自明了，這個事實就是生活水平跟不上工業生產，而這個新階級實際上即已攫奪了由於群眾的犧牲和努力而得來的大部分經濟果實和其他方面的果實。
新階級建立的過程並不順利，它遭遇到既存階級以及那些無法使現實與其所奮鬥的理想調和的革命者的激烈反對。在蘇聯，革命者最顯著的反對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的衝突可以看得最清楚。隨著工業化的進展以及這個新階級的政治權力和經濟特權的增加，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衝突，或者說，黨內反對派和斯大林之間的衝突，以及共產黨政權與農民之間的衝突則愈來愈緊張。
托洛茨基是一位卓越的演說家，優秀的作家，熟練的辯論家，是一個很有修養而極有智慧的人，他僅缺乏一項品質；現實感。當現實已強烈要求進行平凡的工作的時候，他還要做個革命家。他希望復興革命黨，因為它正在變得面目全非，正在轉變為一個不顧偉大理想而只關注日常生活享受的新階級。當新階級早已結實地掌握大權並開始嘗到特權的甜頭時，他卻指望那早已疲於戰爭、飢餓和死亡的群眾有所行動。托洛茨基的火炬照亮了遙遠的天空：但是他不能再在疲倦的人間燃起烽火。他銳利地注意到新現象的悲慘面，但他沒有了解它們的意義。再則，他從來不曾是一個布爾什維克。這是他的弱點，也是他的德行。在以革命的名義攻擊黨的官僚集團時，他攻擊了黨的偶像和這個新階級，儘管他並沒有意識到後者的存在。
斯大林既不看得太前也不看得太后。他把自己放在這個正在誕生的新權力——新階級、政治官僚和官僚主義——的頂峰，變成它的領袖和組織者。他並不傳道，他只作決定。他也許諾光明的未來，不過，他所許諾的只是官僚們認為眼光所能見的真實可靠的前途，因為他們的生活在天天改善，他們的地位在日益鞏固。他的話既不熱烈也不渲染，不過，這個新階級比較能了解這種現實的語言。托洛茨基希望把革命擴張到歐洲，斯大林並不反對這個主意，可是，這種冒險舉動總不免使他為他的祖國俄羅斯擔憂，特別是為鞏固新制度和加強俄羅斯國家的權力和威望的方法擔憂。托洛茨基是舊日革命的人物。斯大林則是今天的，因而也是明天的人物。
在斯大林的勝利中，托洛茨基見到反對革命的、類似讓法國革命中熱月黨式的反動，實際上也就是對蘇維埃政府的腐敗和革命目標的反對。他了解斯大林的卑鄙手段，並對此深為難受。托洛茨基是第一個發現當代共產主義本質而企圖挽救共產主義運動的人，雖然他並不自知。不過，他並沒有能徹底認清其面貌。他以為這隻是一時的現象，是官僚集團的積弊腐化了黨和革命，因而他的理論是：來個「宮廷革命」把上層變更一下就可以解決。然而，當斯大林死後「宮庭革命」確已發生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的本質並沒有任何改變，因為其中有些東西是比較根深蒂固、壽命經久的。斯大林的蘇維埃熱月黨式的革命不只導致一個比以往政府更專制的政府的建立，並且還導致一個新階級的建立。這是那個激烈的外國革命的延績。這個革命已經不可避免地產生，而且使新階級得到了鞏固。
就像托洛茨基那樣，斯大林至少有同等的資格倚仗列寧以及革命的一切。因為斯大林本是列寧和十月革命的合法後裔，雖然他為人狡黠。
列寧這樣的人物是史無前例的，以他的多才多能與堅忍不拔創造出人類歷史上幾個最偉大的革命之一。斯大林這樣的人物也是史無前例的。他在權力和財產方面擔負起鞏固新階級的巨大工作，這個新階級是從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和最偉大的革命之一中產生出來的。
在充滿熱情和思想的列寧的背後，站著遲鈍而灰暗的約瑟夫?斯大林，他是新階級以艱難、殘暴和不顧道德的方式取得政權的象徵。
在列寧和斯大林之後，發生了必然要發生的情況：即集體領導形式所表現的平庸狀態。並且貌似誠懇、善良而缺乏智力的「人民的人」尼基塔?赫魯曉夫也來了。這個新階級不再需要它曾經一度需要過的革命家或教條主義者了，它只要赫魯曉夫、馬林科夫、布爾加寧、謝皮洛夫這類簡單的人物就夠了，他們的一言一語都代表普通人。新階級本身已厭倦于教條式的清洗和訓練性的會讓。大家都想活得平靜點。這個新階級已十分鞏固了，它現在必須設法保護自身，甚至防範其所擁戴的領袖。當這個階級還是很弱的時候，當殘酷的手段還必須用來對付階級內部的異己分子時，斯大林依然能高踞其領導寶座。如今，這一切都不需要了。這個新階段絲毫未放棄斯大林領導下所創造的一切，可是，它看來卻在否定斯大林過去幾年中的權威。不過，它並不是真正在否定斯大林的權威，它所反對的只是斯大林的手段，這種手段在赫魯曉夫看來是傷害「好共產黨員」的。
列寧的革命時代為斯大林時代所代替，在斯大林時代中，權威、所有權和工業化都加強了，以致這個新階級能開始其非常渴望的和平而舒適的生活。列寧的革命的共產主義被代以斯大林的教條的共產主義，接著，又被代以非教條的共產主義，即所謂集體領導或一群寡頭政治的執行者。
這是新階級在蘇聯發展的三個階段，也是俄羅斯共產主義（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共產主義）發展的三個階段。
南斯拉夫共產主義的命運在於這三個階段都集於鐵托一身，不過附帶著民族的及個人的特性而已。鐵托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但沒有創造性思想，他已經得到個人的權力，但沒有斯大林的猜疑和教條主義。像赫魯曉夫一樣，鐵托是人民的一個代表，那就是說，是黨的中間階層的代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所走的路線——從革命成功，模仿斯大林主義，直到否定斯大林主義並尋求自己的形式——是能完全從鐵托的性格中看出來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比其他各國的共產黨都更能首尾一貫地保持共產主義的實質，直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否定過任何對共產主義的實質有價值的形式。
不論是就實質或觀念而言，這個新階級發展的三個階段——從列寧、斯大林到「集體領導」——並不是完全彼此脫節的。
列寧也是一個教條主義者，而斯大林也是一個革命家，就像集體領導在必要時也將訴諸教條主義和革命手段一樣。再則，集體領導的非教條主義原則的應用也只限於這個新階級的巨頭們本身。另一方面，人民依然得受教條「教育」，或者說，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而且比過去還要徹底。由於教條主義的嚴酷性和排他性的束縛已經放鬆，經濟地位已經鞏固的新階級，在未來行動上已可望有較大的伸縮性。
共產主義的英雄時代是過去了。共產主義偉大領袖的時代已經結束。現實人物的時代正在開始，新階級已經建立。如今它在權力和財富方面正處於巔峰狀態，不過，它缺少新觀念。它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向人民宣揚了。所剩下來的事，只是它為它自身辯護而已。
五
我們所以要在這裏肯定這一事實，指出當代共產主義所蘊含的不只是臨時的獨裁和專斷的官僚政治，而且一個享有所有權和具有剝削性的新階級已經產生，完全是因為過去有些反斯大林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包括托洛茨基和一些社會民主黨人在內，曾把統治階層描述為一種過渡的官僚主義現象，認為這是那個尚在嬰兒時代的理想的無階級社會所必須忍受的折磨，就像資產階般社會在克倫威爾和拿破崙的專制下不得不受蹂躪一樣。這兩回事必須分清。
這個新階級確是一個具有特殊成分和特殊權力的新階級。不論根據哪一個關於階級的科學定義，甚至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定義，即依照生產上的特定地位，某些階級較其他階級低，我們總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在蘇聯及其他共產主義國家中，一個作為握有所有權的人和剝削者的新階級已經存在。這個新階級的最大特色是它的集體所有制。共產主義的理論家斷言，並且有些人甚至相信，共產主義已經達到了集體所有制。
在早先的一切社會中曾存在過各式各樣的集體所有制。所有古代東方的專制制度都是甚於國家或者說國王的財產高於一切這一點。在埃及，直到公元前十五世紀后，可耕土地才變成私有物。在上遠時期以前，只有住宅及四周的附屬建築物才歸私人所有。國家的土地由國家官吏管理，分別佃給農民耕種而後課收租稅，渠道與設備以及一切重要工程都屬國家所有。直到公元第一世紀埃及失去其獨立為止， 國土內的一切都屬國家所有。
這一事實有助於我們了解埃及的法老以及古代東方各國的專制帝王何以受到人民的膜拜。這種所有權也使我們了解，像廟宇、陵墓、皇帝的城堡，以及運河、道路和堡壘等類的巨大工程何以能夠修建起來。
羅馬把新征服的土地當作國家的土地，並擁有相當可觀數目的奴隸。中世紀的教會也有集體財產。
直到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出現時為止，資本主義本質上就是集體所有制的敵人。儘管資本主義無法抗拒集體所有制活動區域的擴張以及它所造成的新的侵凌，但它今後依然是集體所有制的敵人。
集體所有制並不是共產黨人發明的，不過，他們卻發明了這一制度的包羅萬象的特性：比以前時期的一切集體所有制都包羅得多，甚至連法老的埃及都趕不上。共產黨人的發明僅此而已。
這個新階級的所有權及其特性是經過一段時期才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它也在經常改變。起先，國內只有少數人覺得需要把全國的一切經濟力量都集中在一個政黨手裡，以便有利於推行工業改革。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及「最開明的社會主義力量」的黨要求這種經濟權力的集中，但這隻有通過所有權的轉變才能辦到。這種改變在事實上和形式上首先是大企業的國有化，然後輪到較小的企業。可是，如果沒有社會的管理者和財產
的分配者的特殊身份，共產黨人就不能把他們自己轉變為一個新階級，這個新階級更不能形成並長期存在。物資逐漸被收歸國有，但事實上由於他們有權使用、享受和支配這些物資，於是所有的國家財產就成了黨內某一個明顯的階層以及環繞這個階層的官僚的財產。
鑒於所有權對其權力的意義（以及所有權本身果實的意 義），這批黨官僚自然就連小規模的生產單位也不能放鬆，而也將它們收歸國有。由於它所持的是政治極權主義與經濟壟斷主義，這個新階級不免覺得凡在它控制和管理以外的東西都是作戰的對象，因此一定要把它們摧毀或征服。
在農業集體化前夕，儘管蘇維埃政府當時並沒有遭到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很渙散的農民的嚴重反對，斯大林就說：「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被提出來了。只要國內尚有其他的有產者存在，這個新階級就會感到惴惴不安。它不能冒食物供應或農業原料遭到破壞的危險。這是共產黨要向農民進攻的直按理由。然而，還有第二個理由，這是有關階級的理由：在不穩定的情況下，農民可能危害這個階極。因此，這個新階級不得不使農民在經濟上和行政上同時處於從屬地位；通過集體農莊和拖拉機站而達到了控制農民的目的。但這就需要新階級的成員在農村中有所增加。結果，官僚也布滿了農村。
由於奪取了其他階級的財產，特別是小業主的財產，而導致的生產萎縮和經濟混亂，對這個新階級是沒有影響的。像歷史上其他的各種有產者一樣，對這個新階級最重要的事是所有權的獲得和鞏固。這個新階級可從新取得的財產獲得利益，儘管國家因此而受到了損失。如果新階級要穩掌政治權力和經濟所有權，農民財產的集體化就不可避免，雖然在經濟上並不合算。
我手頭並無可靠的統計數字，但所有的證據都證實，目前蘇聯每畝土地的平均生產量並沒有超過沙皇時代俄國的生產量，家畜的頭數還趕不上革命前的數量。
在農業生產和家畜上的捐失是能夠計算的，而在人力上，在被送入勞動營的千百萬農民身上的捐失是不可計算的。農業集體化是一場駭人的毀滅性戰爭，簡直像一件瘋狂的舉動，唯一的好處是從此這個新階級的權威有了保障。
通過國有化、強迫合作化、重稅以及價格的不平等種種方法，私人所有制被毀滅而轉變為集體所有制。從心理、生活方式、以及黨員物質地位等的改變上，也可以證實這個新階級所有權的確立，這些改變是由他們在權力階梯上所佔有的位置決定的。他們有的是郊外別墅，華廈美居，精巧的傢具及其他的設備。最高級的官僚，這個階級的精華，還有專用的居住區和特設的療養院。某些地區的黨書記和秘密警察首領不僅成為最高的權威，而且享有最好的住宅、汽車以及類似的特權。以下各級官僚則按地位的高低，分享各有等差的特權。國家的預算、「禮物」、為國家及其代表的需要而興建或重建的建築等，都是使政治官僚們受惠的取之不盡的源泉。
只有當新階級無法維持它所篡奪的所有權時，或這種所有權的代價太大，或者有政治性危險時，新階級才不得不將所有權轉讓給其他階層，或者製造出其他所有權形式。例如農業集體化在南斯拉夫被放棄了，這是因為農民抗拒集體化，而且因為集體化引起的生產逐步下降構成了共產豐義政權的潛在危機。然而，在這種種情況下，新階級從未放棄它再度攫取所有權或重新實行集體化的權利。新階級不能放棄這種權力，因為如果它放棄了這種權力，它就不再具有極權主義和壟斷主義的性質了。單是官僚政治就不會如此頑固地堅持其目標。只有掌握新形式的所有權並沿此途徑趨向新的生產形式的人，才會如此固執。
馬克思早就預知，無產階級在勝利后將會遭遇到從被推翻的階級和它自己的官僚方面來的危險。當共產黨人，特別是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批評斯大林的行政與官僚方式時，他們通常都援引馬克思的先見。可是，當今發生於共產主義國家的一切與馬克思很少有關聯，當然更與此項先見無關。馬克思曾想到寄生的官僚膨脹的危險，這也是出現於當今共產主義國家中的事實。但他從未想到，今日共產黨人中的有力人物就是他所想到的官僚，他們在經管並支配物資時，為自己小集團的打算實有過於為整個官僚階層的打算。在這種情況下，不論是批評這個新階級中的各階層的浪費奢華或者行政不良，共產黨人總全把馬克思作為一個很好的借口。
當今共產主義制度並不只是某種類型的政黨，或從壟斷性所有權及國家對經濟作過分干預中產生出來的官僚集團。 最重要的是，當代共產主義最主要的一面，是這個所有者兼剝削者的新階級。
六
儘管一個階級的得勢是有組織地進行的，而且還伴隨著自覺的鬥爭，但沒有一個階級單是由自己的行動確立的。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新階級也是如此。
因為新階級同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關係微弱，並且因為它必然發源於一個政黨中，所以這個新階級就不得不儘可能建立其有組織的結構。最後，它又不得不從早年的教條中作有計劃和有意識的撤退。因此，這個新階級在組織上和階級意識上比歷史上任何階級都高。
當然這種說法只是相對說來有它的真實性：意識和組織結構是必須就它與外在世界及其他階級、權力和社會力量的關係聯繫起來看的。在歷史上，沒有任何階級在保衛自己並控制其所掌握的一切時——集體和壟斷性質的所有權與極權的行政權力——是如此團結和一心一意的。
而在另一方面，這個階級也是最自欺的、最不自覺的。每一個資本家或封建地主都自覺他是屬於某一個特定社會階級的。他通常還相信他這個階級是註定要使人類快樂的，並且相信，如果沒有這個階級，混亂和毀滅就會跟著來。這個新階級的共產黨員也相信，沒有他的黨，社會將要倒退和解體。不過，他並不認為他屬於一個新的所有權階級，因為他並不認為他自己是有產者，因而，也不承認他享受什麼特權。他以為他只屬於一個具有限定的觀念、目的、態度和任務的團體。他所看到的就只是這些。他看不出他同時也屬於一個特定的社會階級：所有權階級。
集體所有制的作用在於削弱階級，同時，使這個階級不感覺到它的階級實質，並且，集體所有者中的每一個人都以為自己是獨特地屬於一個將廢除社會各階級的運動。
拿這個新階級的其他特性與其他所有權階級一比，我們就會發現他們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和不同之處。這個新階級是貪婪的而不能滿足的，就像資產階級一樣。不過，它並無資產階級所具有的樸素和節儉的美德。新階級的排斥異己正像貴族階級一樣，但沒有貴族階級的教養和騎士風格。
這個新階級也有勝過其他階級的優點。因為它的內部比較團結，所以它比較能夠作較大的犧牲並取得輝煌成就。個人完全服從整體；至少，現有的理想要求他們這樣做，甚至在向外自尋較好出路時也得服從整體。這個新階級有足夠力量去從事物質的及其他方面的冒險，那是其他階級從不能辦到的。由於它佔有全國的物資，這個新階級能夠為它所標榜的目的作宗教性的奉獻，並且指揮人民的全部力量來促使達到這些目標。
這個新的所有權並不就是政府，但它是由那個政府創造並得到那個政府的幫助的。財產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黨以及黨的領袖們的特權。
黨員們覺得，他們的特權是與權威和控制財產權一起來的。於是，野心勃勃，口是心非，奉承和嫉妒必然日見增加。追求地位和官僚集團的膨脹是共產主義的不治之症。因為共產黨人已把他們自己轉變為有產者，並且因為只有通過對黨，對這個階級，對「社會主義」表示「忠誠」，才能取得政治權力和經濟特權，於是，野心勃勃就成為主要的生活方式之一，也是發展共產主義的主要手段之一。
在非共產主義制度中，追求地位和野心勃勃是身為官僚必有好處的標記．或者，那就表示有產者己變為寄生分子，因此財產的管理得交給僱員。在共產主義制度中，追求地位和野心勃勃所證明的事實是：那兒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驅使官僚們爭取所有權和特權，也就是爭取物資和人的管理權。
在其他的掌握所有權的階級中，階級成員並不等於是某項特定財產的所有人。而在共產主義制度中，所有權既是集體的，其情形便不是如此。要在共產主義制度中成為一名有所有權的人或有集體所有權的人，只要他進入政治官僚的統治集團就夠了。
在這個新階級中，就像其他的階級一樣，經常有人跌下去，同時有人爬上來。在有私人所有權的階級中，個人把財產留給他的子孫。在這個新階級中，除了希望後人能向上爬以外，什麼財產都傳不下去，這個新階級實際上是不斷地從最底層和最廣大的人民中建立起來的，而且它經常在變動。儘管在社會學理論上能指明誰屬這個新階級，但事實上卻很難這樣做：這個新階級是滲入在人民中，滲入在其他低層階級中的，它是經常在變的。
在理論上人人有機會爬到頂峰，就像每一個拿破崙的士兵都在他的背囊上帶有一根將軍的指揮棒一樣。走向上進之路的唯一條件是對黨和新階級的忠誠和絕對效忠。新階級底層的大門是敞開著的，但愈往上去則愈窄狹。想向上爬的人不只要有慾望，還需要有了解和發揚教條的能力，在對敵鬥爭中堅定不移，在黨內鬥爭中要有無比的機靈與聰明，而且還得有鞏固階級的才能。許多人在這些方面力求有所表現，但被選中的只有極少數。雖則新階級在某些方面對局外人的開放有過於其他階級，但它的門禁比別的階級更為森嚴。由於這個新階級的最重要的特質之一是權威的獨佔，所以這種排他性因官僚體統的偏見而加強。
不論在何時何地，忠誠的人從來沒有享有較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更寬的出路。但是，爬到頂層的困難也是以共產主義制度為最甚，從來沒有一個制度要競爭者作這樣多的犧牲，需要有這樣多的殉難者。一方面，共產主義顯得寬大仁厚，而另一方面，共產主義則甚至對自己的黨徒也會排斥和不容忍。
七
共產主義國家中有一個新的所有權階級並不能解釋共產主義國家的一切，不過，這是了解共產主義國家中，特別是蘇聯，定期發生的變化的最重要的關鍵。
這並不是說，為了確定在特定環境中所發生的變動的影響範圍和意義，對於各別共產主義國家中以及整個共產主義制度所發生的每一種變動必須分開來研究。可是，要了解各個變動的影響與意義，必須儘可能把這個制度當作一個整體來研究。
指出當年發生於集體農莊的事將幫助我們了解蘇聯最近的變動。集體農莊的建立與蘇維埃政府對它們的政策清清楚楚地說明了新階級的剝削本質。
斯大林並不認為集體農莊是「合理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赫魯曉夫也如此。集體農莊的存在，正表示這個新階級沒有能把農村的管理權完全奪過來。通過集體農莊和強迫收購糧食的制度，新階級已使農民處於從屬地位，並且搶走了農民收入的大部分，不過，新階級還未能全權控制土地。斯大林完全明白這，一點。在他死前，他曾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推測集體農莊應讓變為國家財產，那就是說，官僚應該成為集體農莊的真正的所有者。儘管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濫行清洗，然而，他並不否定斯大林對於集體農莊財產權的意見。赫魯曉夫上台後，派了三萬名黨的幹部，它們大部分都任集體農莊的主席，這不過是追隨斯大林政策的措施之一。
就像斯大林統治下的政權一樣，赫魯曉夫新政權在執行所謂自由化政策時，實際上就是在擴強這個新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所有權。經濟權力的分散並不表示所有權的變動，只是給與新階級的低級官僚階層以較大的權利。 如果所謂自由化政策和經濟權力的分散還有什麼其他意義，那就是在政治權利上，至少有一部分人民可以對物資的處理髮生一些作用。至少，人民將有權批評寡頭政權的專斷。但這就會引起一種新的政治運動的出現，雖然它不過是一種忠貞的反對派而已。然而，這一點現在甚至還沒有人提起，就像還沒有人提起黨內民主一樣。自由化和分權的有效範圍只及於共產黨員，首先是及於寡頭集團，即這個新階級的領袖們，其次才惠及較低的幹部。這是適應變動中的環境而必然產生的新方法，是為了進步加強並鞏固新階級的獨佔所有權和極權的行政權。
在共產主義國家存在著一個新興的、享有所有權的、壟斷性的極權階極，這一事實就導致如下的結論：凡是共產黨的首腦所倡導的改變，首先是取決於新階級的利益與願望；像其他的社會集團一樣，新階級的一舉一動，或守或攻，都帶有增強其權力的目的。然而，這並不是說，這類變動對其餘的人民就不是同樣的重要。儘管這新階級本身所主動要求的變化尚未在實質上改變共產主義，但這些變化的意義卻不能低估。為了確定這些變化的範圍和意識，我們必須對它們的實質有深入的認識。
像其他的政權一樣，共產黨的政權必須考慮到群眾的心境和動向。由於共產黨的排他性以及黨內自由輿論的缺乏，這個政權就無法察覺群眾的真正情況。然而，共產黨高級領導人也深知他們的不滿。儘管這個新階級已把持了管理權，但它並不能免於遭受各種形式的反對。
一經取得政權，共產黨就輕而易舉地把資產階級和大地主收拾掉。歷史的發展對他們以及他們的財產不利，因而喚起群眾反對他們也是容易的事。沒收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的財產十分容易，可是當沒收小規模的財產時，就有困難了。共產黨人既在早先沒收財產的過程中取得了權力，所以對於這一困難也是能克服的。於是社會關係很快就澄清了，舊的階級和以往享有所有權的人都沒有了，社會已「沒有階級」了，或者說正在走向「沒有階級」的社會，而且人們已經開始以新的方式生活了。
在這些情況下，要求恢復革命前的關係，如果不是可笑的，也是不現實的。維持舊關係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已不復存在。共產黨人把這類要求只當作是笑話而已。
這個新階級對於人民要求某一特種自由最為敏感，對於要求一般自由或政治的自由則不然。它對於在現狀之下和在「社會主義」的範圍內要求思想自由與批評自由也特別敏感；當然對於恢復從前的社會關係和所有權關係的要求卻充耳不聞。這種敏感是由這個階級的特殊地位產生的。
這個新階級本能地覺得，國家的物資事實上本是它的財產。甚至也覺得「社會主義的」、「社會的」、「國家的」財產這些名詞不過是一般法律上的空洞字眼而已。這個新階級還認為，其極權權威任何一方面的肢解都可能危及它的所有權。所以這個新階級反對任何形式的自由，表面上是為了保持「社會主義的」所有權。對新階級壟斷財產管理權的批評引起了一種恐懼，它怕可能就此失去權力。這個新階級對於這方面的批評和要求的敏感，由它們對新階級統治與行使權力的態度揭露到什麼程度而定。
這是一個重要的矛盾，財產在法律上被認為是社會的和國家的。但實際上卻由一個小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以經管。名實不符的情況不斷地造成模糊不清的、不正常的社會和經濟關係。這也就是說，領導集團是言行不符的，他們的全部行動就在於鞏固其財產所有權和政治地位而已。
如果不危及這個新階級的地位，這個矛盾是不能解決的。其他的統治階級和有產階級也不能解決這種矛盾，除非以強力剝奪其獨佔的權力和所有權。如果整個一個社會有較高度的自由，統治階級就會被迫以種種方式放棄其對所有權的獨佔。這句話倒過來說也是對的：當獨佔所有權成為不可能時，某種程度的自由也就必然會出現。
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政權和所有權幾乎總是由同一集團掌握，不過，這個事實竟被法律的面具所隱蔽。在古典的資本主義下，儘管工人是被剝削者而資本家是剝削者，但在法律面前，工人和資本家是平等的。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在法律上說，物質方面的權利是人人平等的。形式上的所有者是國家。但在實質上，由於行政權的壟斷，只有極狹小的行政者階層享有所有權。
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對自由的任何真正要求，任何一種擊中共產主義本質的要求，歸根結蒂就在於要求物質和財產的關係符合法律的規定。
國家所生產的主要物資由社會經管要比由私人壟斷或由個人私人所有者經管更為有效，因此國家的主要物資就應該交社會控制，並由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代表去行使控制權。基於這一觀點所提出的要求必將迫使新階級採取行動，不是對其他的勢力讓步，便是悍然丟掉假面具，承認其統治和剝削的特質。這個新階級運用權威及行政特權而創造出來的所有權和剝削方式，是一種連這個階級自己也不敢承認的體制。這個新階級豈不是在強謂，它以整個國家的名義運用權威和行政職權都是為了保存國家財產嗎？
這使得這個新階級的法律地位不穩定，並且這也是新階級最大的內在困難的來源。這一矛盾暴露了新階級的言行不符：它一面許諾廢棄社會差別， —面卻又必須不斷地奪取國家工廠的產品並賜予其黨徒以種種特權，來增加社會的差別。這個階級雖然不得不大聲宣揚其教條，說它正在完成歷史使命：「一勞永逸」地把人類從不幸與災難中解放出來，而在實際上則恰恰反其道而行。
這個新階級的真正的所有權地位和其法律地位間的矛盾是最引起批評的基本原因。這個矛盾不只會招惹他人的批評，而也引致該階級內部的不滿，因為實際上真正享有特權的只是極少數幾個人。當這種矛盾緊張時，不管統治階級願意與否，就有促使共產主義制度真正改變的可能性。這個矛盾太明顯了，這一事實迫使新階級不得不作一些改變，特別是像所謂自由化和權力分散一類的改變。
這個新階級之所以肯被迫而對個別階層作一些退讓，其目的無非是遮蓋這個矛盾並鞏固其地位。由於這些讓步依然無損於它的政權和所有權，新階級所採取的措施，甚至包括那些含有民主色彩的措施在內，都顯示其加強政治官僚治理權的傾向。共產主義制度已把民主措施轉變為鞏固統治階級地位的積級手段。在古代的東方各國，奴隸制度不可避免地滲透到一切社會活動和社會成分中，連家庭也不能例外、同樣地，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就治階級的壟斷主義和極權主義也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儘管其政治首腦並無意如此。
南斯拉夫所實行的所謂工人管理和自治，是在進行反蘇維埃帝國主義鬥爭期間想出來作為剝奪黨壟斷行政權的影響遠大的民主措施，現在已日益成為黨的工作的一部分了。所以要改變現有的制度幾乎是不可能的，想通過這種類型的行政來創造一個新的民主制度是辦不到的。此外，也無法把自由給予大多數人。工人管理並未能使生產者自享其生產的利益，在國家的層次上未分到，在地方企業單位層次上也未分到。這種形式的行政制度已日益成為保障這個政權的可靠形式。通過各種賦稅及其他方法，這個政權甚至榨取了工人所認為應該分給他們的利潤。留下給工人的只是桌上剩下的麵包屑和幻想。如果沒有普遍的自由，那末即使工人自行管理也是不能帶來自由的。顯然，在一個不自由的社會中，沒有人能自由地決定任何事。當施予者好像是把自由當禮物送給工人時，最大的受益者還是施予者自己。
這並不是說這個新階級不會對人民讓步，儘管它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工人管理或權力分散就是對群眾的一種讓步。不管它是如何壟斷和如何極權，環境可以驅使這個新階級在群眾面前退卻；當1948年南斯拉夫和蘇聯發生衝突時，南斯拉夫的領袖們被逼執行一些改革。儘管可以說這是一種退一步的做法，可是當他們見到自己的危機時，他們就著手改革。今日東歐國家也正在發生著類似的變革。
為了維護其政權，每當情勢明顯到使人民能看出這個新階級正在把國家的財產當作自己的私有物時，這個統治階級不得不從事改革。他們並不把這些改革的真相宣布，而是把這些改革說成「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和「社會主義民豐」的一部分。當上述的矛盾大白時，改革的基礎就奠定了。從歷史的觀點看，儘管這個新階級一直在逃避事實，但它總是經常地被迫保衛其政權和所有權。它必須經常地證明，它是如何成功地創造著一個幸福人民的社會，人人都享有平等權利，並且已經廢除了一切形式的剝削。這個新階級不免經常地陷入內部矛盾的深淵：因為不管其歷史根源如何，它總不能使它的所有權合法；同時，它又不能放棄所有權而毀滅自身。因此，它總是被迫假借抽象而不真實的目的來為它日漸增長的權威辯護。
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對人民控制得最全面的一個階級。正因為如此，這是一個最缺乏真知灼見的階級， 它的觀點是假的，靠不住的。當新階級力量充沛、大權在握時，它必然對它自己的作用以及它周圍人民的作用作不真實的估價。
在工業化完成後，這個新階級除了加強其暴力統治並洗劫農民外，就無事可為了。它不再創造了。它的精神傳統已被黑暗所替代。
雖然這個新階級完成了革命中最偉大的一次勝利，但其統治方式卻是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篇章。後人將讚歎這個階級所完成的宏偉的冒險，同時，也將為它在完成其冒臉事業時所用的手段而感到羞恥。
當這個新階級退出歷史舞台時——這一天是必然要到來的——人類對於它的逝去將比對以往其他階級的逝去更少有惋惜之感。除開利己的東西外，使一切都窒息而死，因此它就必然會使自己遭到失敗和可恥的毀滅。
第四章 黨的國家
一
儘管共產主義的權力機構導致世界上最巧妙的暴虐統治和最殘酷的剝削，但它或許可以說是最簡單的權力機構。它之所以簡單，是由於整個政治、經濟及意識形態活動都以共產黨一個黨做骨幹。整個國家的公共生活是停滯或前進，是倒退或轉向，完全由黨的會議決定。
在共產主義制度下，人民可以迅速地領悟到，他們許可做什麼，不許可做什麼。法律和條例對他們並沒有根本的重要性。有關政府和人民間的關係的實際和不成文的規則反而重要。不管法律怎麼說，每一個人都知道，政府是在黨委員會和秘密警察手中。雖然並沒有明文規定黨的「指導作用」，但黨的權威則及於一切組織和地區。沒有一條法律曾規定秘密警察有權控制人民，但是，警察握有一切大權。沒有一條法律規定司法官和檢察官應該受秘密警察和黨委員會的控制，但他們事實上是受控制的。絕大多數人民都知道這一事實。任何人都知道，什麼能夠做，什麼不能夠做，以及某些事由誰決定，另一些事又由誰決定。人民只是適應環境和實際情況一切重要事務唯黨會議或由黨控制下的機構的馬首是瞻。
對於社會組織和社會機構的指揮都是用以下的簡單方法：共產黨員構成一個黨組，這個黨組在一切問題上都聽命于授權的政治會議。這是理論上如此，實際上是照下列方式進行的：當管理社會機構或社會組織的人在黨內也有地位時，在許多較小的事務處理上，他就可以獨斷獨行。共產黨人已熟悉黨的制度以及黨所創造出來的關係,他們已習慣於裁奪事務的重要與不重要，只有在特別重要的事務上他們才訴諸黨的會議。黨組的存在只是備而不用，重要的事由黨決定，選出政府或某些組織的管理機構的選舉人的意見完全不重要。
當共產黨準備從事革命時，共產主義的極權主義和新階級就早已生根了,共產黨人執行和維持權威的方法也發源於革命時代。在政府機關和社會組織中起「指導作用」的就是從前的黨小組，只是後來它已經擴大，發展和健全了起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所負的第二個「指導作用」就是關於黨在工人階級中的「先鋒作用」這個陳舊的理論，所不同的只是這一理論對當時社會的意義與目前有所不同。在共產黨人奪得政權前，這一理論是號召人們參加革命並建立革命機關所必需的；現在卻成了這個新階級作極權統治的借口。甲起源於乙，但兩者卻不相同。革命和革命的形式是不可避免的，而對於迫切嚮往工業與經濟進步的人說，甚至是需要的。
在革命時期形成的這個新階級的極權暴政和控制，如今已變成了驅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特別的革命形式已轉變為反革命的形式。黨小組也是如此。
共產黨人用以控制杜會機構的基本方法有二。第一是黨組，這是原則上和理論上的主要方法。第二是政府機構中的某些職務只許由黨員擔任，這是實際上常用的方法。這些職務包括警察，特別是秘密警察人員，還有外交官員和軍官，特別是負責情報並作政治活動的人員等，這些職務在任何制度的政府中都極為重要，但在共產主義國家的政府中卻尤其重要。早先，在司法機構中，只有最高的位置才由共產黨人擔任，因為司法機構從屬於黨和警察機構，通常待遇都很低，所以對共產黨人沒有吸引力。可是，目前的趨勢卻是司法行政人員的職位被視為只有黨員才許充任的一種特權，他們的特權也在增加。因此，今後對司法部門的控制如不完全解除，至少也會放鬆；因為他們已可放心，司法部門將根據黨的意志或「社會主義精神」行事。
只有在共產主義國家中才把若干專門的和非專門的職位保留給黨員。共產主義國家的政府雖然是一個階級機構，實質上就是黨的政府；共產主義國家的軍隊就是黨的軍隊，而國家也就是黨的國家。更確切地說：共產黨人有意把軍隊和國家當作他們的專用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