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革命之认识 陈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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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革命之认识 陈永发

帖子别问我是谁 » 2012-05-26 17:01

中国共产革命之认识 陈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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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中国共产革命之认识 陈永发

帖子消灭斧头帮 » 2012-11-15 11:08

中国共产革命之认识 陈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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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中国共产革命之认识 陈永发

帖子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01-07 8:11

《新阶级》—— 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


密洛凡•德热拉斯 著


陈逸 译


作者简介:

密洛凡•德热拉斯(Милован•илас ,又译吉拉斯 )(1911-1995)南斯拉夫著名政治活动家,早年追随铁托革命,密切共事,一起领导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法西斯武装斗争。他曾担任过南联盟副总统、南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等重要职务,是南共主要领导人之一。1953年以后,吉拉斯主张在南斯拉夫实行多党派竞争的民主制,成为党内异见(不让提)人士,与铁托决裂;因为他坚持不可妥协的“人类个人精神的自由,批评南斯拉夫党内的斯大林思想,被撤销所有职务,于1956年11月被捕,判刑三年。吉拉斯身陷囹圄期间,他在入狱前写的《新阶级》一书从南斯拉夫神秘地偷带到西方出版,“罪加一等”,延长了十年刑期。1961年1月,南当局提前释放了吉拉斯。

  作为党内反对派和著名政论家,吉拉斯以言获罪,亦因此而名世。《新阶级》在西方出版后,半年之内就再版了十次;中译本也在1963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重印此书。除了《新阶级》,吉拉斯至少还有两本著作译为中文:《铁托内幕故事》和《同斯大林的谈话》。



书中所叙述的一切本是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的;这一切可以写成一本当代革命史,一本专提意见的文献,或者一个革命家的自供。上述内容已经在本书中略为提到。不过,纵或这里的有关历史、意见和回忆的综合并不完全,总能反映出我是如何努力以尽可能简短的文字对当代共产主义作尽可能周全的描绘。有些特殊的或涉及技术方面的问题可能被忽略了,但我相信,这反使主要部分更简单,更完全。

在本书中,我力求不涉及我个人的问题。但我的环境是凶险的,最好也不过是凶吉不可知,因此,我不得不在匆忙中草率地表达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我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对我个人的情况作更细密的检查,这将可能补充,甚或改变我的一部分结论。

我不能描述我们当代世界这个惨痛历程中冲突的所有方面。我也不能假装知道共产主义世界以外的世界,那是我未曾生活过的世界,这可以说是我的幸运,也可以说是我的不幸。所以,当我说及我自己这个世界以外的世界时,我只是为了要把我自己的世界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加以比较。 使它的真相更清楚。

书中所写的一切几乎都在别些地方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不过,这里或许会有一种新味道,新色彩,新心境和一些新思想。事实上,仅仅这一些东西就足够珍贵了。 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特的,值得让其他的人知道。

读者请不要想在本书中找到什么社会哲学或其他的哲学,即使是在我所作的概括性的陈述中也找不到。我的目的只是陈示共产主义世界的真相,尽管我发现有时不得不加以概括,但是,我并无意通过概括性的理论化陈述去解释共产主义世界。

在我看来,本书中的材料以置身局外的观察方式来提供,是最适当的方法。本来,我的前提和结论都可以由统计数字,权威言论和重要史实的引述来巩固和证明。不过,为了使本书简明扼要,我宁愿尽可能少用统计数字和引证,而通过演绎或归纳的论证来表明我的观察结果。

我认为我的方法对于陈述我个人的经验以及对于我的工作和思维的方法都是适当的。

我成年以后,走过了一个共产党人所能走的整个路程:从权力阶梯的最低级爬到最高级,从地方性组织走进全国性组织以至国际组织,从真正共产党的形成和组织革命直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在这段时期中,没有人曾强迫我拥护共产主义,也没有人强迫我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完全根据我个人的信念非常自由地决定一切的。尽管我是从迷梦中觉醒了,不过,我并不属于那些突然觉醒的一群。我是从本书所陈述的逐步构成的事实真相和结论中逐渐地、自觉地醒过来的。当我对于当代共产主义现实愈来愈疏远时,我就愈来愈接近民主社会主义的观念。尽管本书的首要目的不在追溯我个人思想的演变,不过这一演变也反映出来了。

我认为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观念来批评是多余的,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间就存在了各式各样的平等和博爱的观念(而当代共产主义是标榜这些观念的),这些观念是争取进步和自由的战士们一贯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批评这些基本的观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无效和愚蠢的。追求平等和博爱的斗争本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尽管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详细批评是需要的和有用的,但我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上面。我把全部心神集中在对当代共产主义现实的描绘上,只有在必要时才涉及理论。

要在这部如此简短的著作中把我个人全部的观察和体验都写出来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最紧要的部分写出米,在必要时还得用概括性的陈述来表达。

生活在共产主义世界以外的人可能觉得书中所述一切都很陌生,但在生活于共产主义世界中的人看来,那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我并不想在对共产主义世界现实及其观念的描述这件事上求得特殊的功劳和荣誉。书中所描绘的现象和观念,仅仅是我所生活的世界中的真相和观念。 我是那个世界的产儿。我曾对那个世界有所贡献。而现在我是那个世界的批评者之一。

这种不一致只限于表面。过去我曾为一个较好的世界而奋斗,而现在我仍在为一个较好的世界而奋斗。我的奋斗并不一定能产生它所希望的结果。然而,我个人行动的一致性却存在于这个长期不断奋斗的过程中。
目 录

第一章 起源
第二章 革命的性质
第三章 新阶级
第四章 党的国家
第五章 经济上的教条主义
第六章 对思想的专制统治
第七章 目的与手段
第八章 本质
第九章 民族共产主义
第十章 今日世界

第二章 革命的性质



历史告诉我们,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其他政党也都不满现状,最显著的例子是俄国,除共产党外,使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还有其他政党。

然而,只有共产党是既反对现状而又坚决一贯地支持工业化运动。实际上,这是从根本上摧毁既有的所有权关系。在这一方面,其他的政党没有如此激烈。没有一个政党“热心工业”到那种程度的。

为什么这些政党在它们的纲领中一定要具有社会主义的内容呢?其原因不那么明显。在帝俄的落后环境中,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不只显得不足以迅速完成工业化,而且事实上在阻挠工业化。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在一个极端强有力的封建关系依然存在的领域中发展起来的,同时这个原料丰富、市场广大的国家一直是在其他比它先进的国家的控制之下。

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工业革命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不得不姗姗来迟。在欧洲国家中,俄国是唯一没有经过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国家。它同欧洲中世纪时的城市国家没有一处相似。落后,半封建,君主专制,政府集权,有些地方的无产者人数激增,俄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卷入近代资本主义漩涡,而成为世界各国大银行中心攫取其经济利益的目标。

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说,俄国大银行的资本有四分之三是外国资本家的。托洛茨基也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强调这一点。他指出,外国资本家握有俄国工业资金的40%,在某些重要工业上的百分比甚至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就南斯拉夫来说,在南斯拉夫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中,外国人有决定性的势力。这些事实的本身并不说明甚么。但是,它们表明,外国资本家用他们的权力来阻止这些国家的进步,他们把这些地区当作他们所需要的原料和廉价劳力的供应地,结果使这些国家不会进步,甚至还开始衰落。

在这些国家中,凡是负有要发动革命这一历史任务的政党在对内政策上不得不反对资本主义,在对外政策上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

再就内部的情况说,本国资本是软弱无力的,并且大部分是外国资本的工具或附属物,因而,对工业革命真正有兴趣的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从日益贫困的农村中走出来的无产阶级。就像消除残酷的剥削是那些已经成为无产者的人们的生死大事一样,工业化运动是那些即将成为无产者的人们的生死大事。代表这两类人的运动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那就是说,在观念上、口号上和诺言上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除非革命的政党能控制国内一切资源,特别是那些因实行严厉的剥削和使用不人道的方法而遭群众痛恨的本国资本家的资源,否则,革命党就不能认真地计划实行工业革命。同时,革命党还得对国外资本家采取同样的对策。

其他政党不能采用类似的政纲。它们不是想恢复从前的旧制度,就是想保持既得利益,或者最多也不过是谋求逐步地和平发展。甚至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如俄国的社会革命党,都想把社会拉回到古时农人的田园生活。甚至像俄国的孟什维克这类社会主义的政党,也只不过是想用激烈的手段推倒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孟什维克党人的观点是,为了这到日后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先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然而,事实上,问题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这些国家中,复古或者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行不通。在特定的国内外条件限制下,两者都不能解决这些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问题,即工业革命问题。

只有既主张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又主张迅速推行工业化运动的政党才有成功的希望。此外,很明显,这个党必须确信社会主义。不过,由于这个政党必须在既有的一般条件下,以及在工人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中活动,所以在意识形态上,这样的一个政党必须凭借两点,即近代工业必定会产生而且是有用的,以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信条。这种观念已经存在,只须稍加修改就行了。这种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它的革命的一面。于是,它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或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后来,随着革命的发展以及工业先进国家在组织上的变动,这个党又必须与欧洲社会主义的改良派分手。

革命和迅速的工业化的不可避免,曾造成巨大的牺牲和采用暴力手段,这就不只需要诺言,而且对人间天国到来的可能性要有信心。革命和工业化运动的信徒和其他人的行动一样,循着阻力最少的路线前进,他们常常离弃已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条而另辟途径。可是,他们并不能完全摒弃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是适当的、而且在特定的时间内也是不可避免的形式与技术,社会可以通过它们表达其需要和愿望,以谋求生产改进与扩大。在英国,在十九世纪的前五十年中,资本主义使生产有了改进和扩大。正像英国的工业家为了扩大生产而不得不摧毁农民的利益一样,俄国的工业家或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成为工业革命的牺牲品。参与人和形式井不相同,但规律却完全一样。

不论是在英国或俄国,社会主义总是不可避免地被用作口号和誓言,被当作一种信念和高尚的理想,并且在事实上被作为一种特别的政府形式和所有权形式,这种形式将便利工业革命并且使生产作可能的改进与扩大。



所有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在新的经济或社会关系已开始抬头、而旧有的政治制度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障碍时才发生的。

所有这些革命者是要摧毁旧有的政治形式,并为旧社会中早已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和关系开路。在某些革命中,革命者甚至要求得多点,例如,雅各宾党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中曾试图以武力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但是他们不得不失败并且很快被消灭。

在从前所有的革命中,武力与暴力主要是作为后果、作为新的但早已得势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与关系的工具而出现。即使在进行革命时,武力与暴力超出了适当的限度,然而最后,革命的力量总不得不被导向一个积极的并且可以达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恐怖与专制也许在所难免,但只是暂时的现象。

一切所谓资产阶级革命,不论是由于下层的支持而取得成功,例如由群众参加的法国革命,或是像德固俾士麦时代的来自上层的政变,都必然以政治民主告终。那是可以了解的事。那些革命者的任务主要是摧毁旧的专制政体,建立一种将能适台现有经济及其他需要的政治关系,特别是适合商品自由生产的需要。

当代共产主义革命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革命。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新的或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中早已存在,或者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过度发展”。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发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能力使自己工业化。

在法国,在革命开始以前,资本主义早已存在于法国的经济领域内,社会关系上,甚至公众的良知中。这很难和俄国、中国或南斯拉夫等国的社会主义相比。

俄国革命的领袖们是明白这一事实的。当革命还在进行时,列宁曾于1918年3月7日在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

“……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它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它所应做的一切:它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却处在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中。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越落后,它由旧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越困难。……

“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包括一小部分工业上层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展的资本主义形式。”【见《列宁全集》第27卷,人层出版社1961年版,第77-78页。——译者】

我引述了列宁的话,但我还可以引录任何一个共产主义革命领袖及其他许多作者的话来证实一项事实,即新社会中并无既定的关系存在,不过总有人必须来建立这种关系,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由“苏维埃政权”来建立。如果新的“社会主义”关系已在共产主义革命趋向胜利的国家里有最充分的发展,那就无须环绕“建设社会主义”而作那么多的保证、论证和努力了。

这一事实导致我们发现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矛盾。如果一个新社会所需要的条件还未充分具备,那末,是谁要革命的呢?再则,革命又怎么可能呢?新的社会关系既然在旧社会中尚未成形,革命又如何能维持下去呢?

过去从未有任何革命或政党把建立社会关系或新社会作为自己的任务。然而,这正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

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们虽不比其他的革命领袖更熟知支配社会的规律,他们却发现,在有可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实行工业化也是可能的,特别是当他们使社会的改选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上的假设进行时,更有此可能。革命在“不利的”条件下取得成功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建设”也证实了这一点。这就加强了他们的幻觉,以致他们自以为深知社会发展的规律。事实上,他们是先为一个新社会设计一幅蓝图,然后动手去建造,不对的地方就加以修改或废弃,务求一切尽量合乎他们的计划。

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工业化作为一种不可避免而合理的社会需要,便和共产主义的完成工业化的方式结合起来了。

革命与工业化虽在平行的轨道上齐头并进,然而,不论是前者或后者都不能在一夜间完成。在革命成功后,必须有人肩负工业化的责任。在西方国家中,这一任务是由从专制的政治锁链中解放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担当的,但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并无类似的经济力量存在,所以只得由革命机构本身来担当,也即由新政权,由革命政党来担当。

在以前的革命中,在旧秩序被推翻后,革命的武力和暴力便成为经济上的一种障碍。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武力和暴力却是进一步发展甚至进步的一个条件。在以前的革命者看来,武力和暴力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弊害和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可是,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武力和暴力竟被提高到偶像和最后目标的崇高地位。在过去,构成一个新社会的阶级和力量早在革命发生前就已存在。而共产主义革命却是第一个不得不创造新社会和新的社会力量的革命。

正像西方国家的革命经过一番“偏差”与“撤退”后必然以民主告终一样,东方国家的革命则必然形成专制。在西方国家中,恐怖与暴力已变成无用和可笑的东西,甚至成为革命者和革命政党完成革命的障碍,而在东方国家,情形则恰恰相反。专制不只是由于工业化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问而继续存在,而且,我们以后将看到,即使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它仍将长期存在。



在共产主义革命和以前的革命之间还有其他的基本差别以前的革命虽然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已达到准备就绪的阶段,但如果没有有利条件,是不会爆发的。我们现在都知道一个革命爆发和成功所必需的一般条件。然而,除了这些一股条件之外,每次革命都还得有些特殊的条件才能使其计划和实行成为可能。

战争,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整个国家组织的崩溃,对于过去的革命,至少对那些较大的革命是不需要的。然而现在,这却是共产主义革命胜利所必需的一个基本条件。对中国来说甚至是行之有效的,不错,中国的革命开始于日本侵略中国之前,但它经过整整十年的时间来继绩扩大实力,终于在战后取得了胜利。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可能是一个例外,但由于它未有足够时间转变为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革命,因此未获成功。

共产主义革命或打碎国家机器之所以需要战争,必然是由于经济和社会条件不成熟。在一个制度土崩瓦解时,特别是当当时的纯治阶级和国家制度在战争中失利时,一个组织完善、训练有素的小团体必然能够取得政权。

因此,当十月革命发生时,俄国共产党只有八万名党员。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1941年开始革命时只有一万名党员。为了夺取政权,至少必须有一部分人民的支持和积极的参与,但是,不论在哪一次革命中,领导革命并掌握权力的政党总是一些完全依靠非常有利条件的少数人。而且,在这个党的政权尚未稳固以前,它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多数人的集团的。

要完成这样一种艰巨的工作——在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摧毁旧秩序,建设一个新社会——只能吸引少数人,并且只有那些对它的可能性抱有狂热信心的人才会被吸引。

特有的条件和一个特殊的党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两个基本特征。

任何革命的成功以及战争的胜利都要求一切力量的集中。根据马尔萨斯的说法,法国革命是第一次把“一个民族的一切资源——人民,食物,服装——在战争中都交给当局”的革命。可是,在共产主义的“不成熟的”革命中,集中的程度却超过法国的革命,不只一切物质资源,而且连一切智力资源在内都得交给党,而党的本身,作为一个组纤,又必须在政治上充分地集中权力。只有共产党由于在政治上团结一致,坚定地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并具有一致的思想意谶,才能实现这样的革命。

一切力量和资源的集中以及革命政党的某种性质的团结,是任何成功的革命所必需的条件。对共产主义革命来说,这些条件甚至更加重要,因为共产党人在一开始就排斥其他独立的政治团体或政党,不让他党与之为友。同时,他们要求一切观点一致,包括实用的政治观点以及理论的、哲学的观点,甚至道德观点都得—致。俄国社会革命党左派的参加十月革命,以及其他政党的个人或团体的参加中国和南斯拉夫的革命的事实,非但没有否定而且反而证实这一理论:这些团体只是共产党的合作者,而且只是在斗争中进行一定限度的合作。革命后,这些与它合作的政党都得解散,不然就是自行解散而并入共产党。当社会革命党左翼想独立时,布尔什维克立刻将它击溃,而南斯拉夫和中国的支持革命的非共产党团体,也得放弃各自的政治活动。

以前的革命都不是单由一个政治团体来完成的。诚然,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各个团体不免相互倾轧和破坏;不过,整个说来,革命并不只是一个团体的工作。在法国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的独裁只维持一个很短的时期。从革命中出现的拿破仑的独裁,一方面表明雅各宾党人革命的结束,问时也表明资产阶级统治的开始。不论怎样,在以前的革命中,虽然有一个政党会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他政党绝非附庸。虽然有压制和解散的事,但这些事只能在短时期内强制执行。其他的政党并不能被摧毁,并且常常会东山再起。甚至被共产党人认为是他们的革命与国家先驱的巴黎公社,也是一个多党的革命。

在革命的某一个特定阶段中,可能由某一个党派扮演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角色。不过,在以前的政党中,没有一个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或在组织上集中到像共产党那样的程度。不谕是英国革命中的清教徒或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党人,在哲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尽管清教徒还是个宗教派别。从组织的观点看,雅各宾党只是俱乐部的一个联盟,清教徒甚至连联盟都说可不上。只有当代的共产主义革命强使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一元化。

不论怎样,有一件事是确切无疑的:在以前的革命中,随着内战以及国外干预战事的结果,革命手段和革命政党的需要就消失了,这些手段和政党也不得不消逝。但在共产主义革命完成后,共产党人依然保持革命的手段和形式,并且他们的党立即在行政的集权上和意识形态的划一上达到最高的程度。

在革命时期,列宁在列举他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时曾公然强调这一点:

“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 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 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 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覆行自己的义务。”【见《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5页。——译者】
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又为列宁的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在争得专政以前的斗争条件下,党内纪律的问题就是这样。

“关于争得专政后的党内纪律也应该这样说,而且更应该这样说。”
【见《斯大林全集》 第6卷,人民出版杜1956年版,第159页。——译者】

在取得政权后,革命的气氛和警惕性,意识形态的继续保持统一,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政治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中央集权等现象都未终止。恰恰相反,这些现象甚至更加强烈。

在以前的革命中,手段的残暴、思想的统一以及权力的集中差不多总是与革命同时结束的。然而,由于在共产主义革命中,革命只是一个集团的专制极权当局的第一个行动,所以就很难预测这种权力的期限。

在以前的革命中,包括法国的恐怖统治时期在内,从表面上看,注意力总是放在消灭真正的反对上面,没有人去注意消灭未来可能的反对者:只有在中世纪的宗教战争时期,才有对某些社会团体或意识形态不同的团体加以清除和迫害的事。共产党人知道,不管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是同其他阶级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因此,他们得对其他的阶级和具有其他意识形态的人加以迫害和清除;他们不只对实际存在的反对者并且还对未来可能的反对者作战、在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中,一夜之间曾有数千人遭到清算,原因是查出他们以前曾持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数千波兰官员在卡亭森林被屠杀也是类似性质的事件。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革命早已过去以后,还和继续使用恐怖主义的压制手段。有时,这些手段变得更加完整,并且比革命时期中用得更广泛,如对富农的清算便是最好的例子。在革命后,意识形态的统一与不容忍是加强了,即使当肉体的迫害能够减少时,执政党还倾向于加强规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前的革命,特别是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很重视在革命的恐怖停止后立即建立个人自由,甚至革命者还认为保证公民的合法地位甚为重要。司法独立是所有这些革命必有的最后结果。苏联革命已经四十年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司法独立的实现尚遥遥无期。以前历次革命的最后结果往往是更大的法律保障和更多的公民自由。共产主义革命是谈不上这一切的。

以前的革命和现在的共产主义革命还有另一个巨大的差别。以前的革命,特别是那些较大的革命,是工人阶纽斗争的产物,可是,革命的最后果实则落在智力上并且常常是在组织上领导革命成功的另一个阶级手中,在以资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的革命中,农民和贫苦大众的斗争果实在很大程度上被资产阶级所享有。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国内的群众也参加了革命,然而,革命的果实并未落入他们的手中,而是给了官僚集团。因为官僚集团正是使革命实现的党组织。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只有实现革命的革命运动没有被放弃。共产主义革命可能“吃掉自己的儿女”,可是并不是把它们全部吃光。

事实上,在一次共产主义革命完成时,在对未来路线持异议的各派系间,总不免使用无情而卑鄙的手段。

彼此的攻击总是围绕着教条,它们指责对方在“客观上”或“主观上”是反革命分子或国内外“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不管这些异议在何种方式下解决,得胜的必然是最坚决而一贯地支持按照共产主义原则进行工业化的那一派,而共产主义原则也就是以党的彻底垄断、特别是由国家机构控制生产为基础,共产主义革命并不吃掉将来工业化所需要的那些儿女。被清除掉的往往是那些从文字上接受革命的观点与口号并天真地信它们将会实现的革命者,了解革命能在社会、政治和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取得权力并以此作为推行未来工业改革的工具的那一派总是胜利的。

革命者及其盟友,特别是行使权力的集团,在革命后还依然存在,这种事实,只见于共产主义革命。在以前的革命中,类似的集团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共产主义革命是第一个为革命者带来好处的革命。革命者以及围绕他们而形成的官僚集团共享革命的果实。于是,这在革命者中以及在更广大的党的外围群众中便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们的革命是历史上第一个一直忠于它所标榜的口号的革命。



共产主义革命为它的真正目标所制造的幻想,比以前历次命所制造的幻想更加经久而广泛,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以一种新的方式解决各种关系,并且带来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以前的革命当然也不免带来或大或小的财产关系的变动。不过,那只是在一种私有财产制之下的所有权的更迭。而共产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变动则不是这样,变动是彻底的、根本的,这是集体所有权代替了私人所有权。

当共产主义革命还在发展过程中时,它就已经在摧毁资本主义的、土地占有的和私人的所有权,也即利用外国劳动力的所有权。这立刻造成一种信念,以为革命所允诺的一个新的平等而公正的社会已经实现。同时,党或者在党控制下的国家权力机构在采取广泛的工业化措施。这也使群众更加以为丰衣足食的日子终于来临。专制与压迫是有的,但人们认为那只是暂时的现象,财产被充公的以前有势力的人们以及反革命分子的反抗一旦被消除,工业化一经完成,专制与压迫就会结束。

在工业化过程中,有几项根本的变化发生了。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特别是如果它没有得到援助和遭受外力的阻碍时,必然要求一切资源的集中。工业财产及土地的国有化,是集中财产于新政权手中的第一步。然而,它并不就此止步,而且也不能就此止步。

这种新创立的所有权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形式的所有权冲突。新的所有权又以强力加在那些不雇工或雇工不多的小有产者身上,如手工业者,工人,小商人和农民。在剥夺小有产者的所有权时,甚至并不是由于经济动机,即并不是为了提高生产率。

在工业化过程中,连那些不反对革命甚至对革命出过力的人们的财产也不免被政府没收。在形式上,国家是这些财产的主人,由国家来经管这些财产。私有财产制被废除了,或者降到次要的地位,但它的完全被消灭却完全要看新当政者的兴致。

共产党人及一部分群众认为这是阶级的彻底消灭,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实现。事实上,工业化和集体化实现以后,革命前的旧阶级的确是被消灭了。群众中依然存在着不满,这种不满是自发的和没有组织的,他们的不满既未终止,亦位减轻。共产党人依然以“阶级敌人”的“残余”和“影响”来自欺欺人。尽管如此,他们却以为用这些手段实现了长期梦想着的无阶级社会,至少对共产党人自己来说这种幻想是完整的。

每一次革命,甚至每一次战争,总会制造出一些幻想,并且是借一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来进行的。在进行斗争的时期,战斗员们把这些理想看成真像是若有其事;可是到革命结束时,理想往往就破灭了。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并不如此,在武装战斗终止很久以后,参与共产主义革命的人和那些贫苦大众仍保持着他们的幻想。某些人,特别是共产党人,依然把他们的幻想保留在口号中,而对于压迫、专制、公开的没收财产,以及统治者享有特权等,则视若无睹。

虽然在开始发动共产主义革命时可能是仗着最理想的观念,号召神奇的英雄主义与巨大的努力。但它所播种的却是最辽阔最经久的幻想。

在国家的生命史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可能以专政告终,可是它也把国家带上以前走不通的道路。

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实现任何一种标榜为革命的推动力量的理想。可是,共产主义革命却为欧亚两洲广阔的地区带来某种程度的工业文明。这样,事实上共产主义革命已为未来更自由的社会创造了物质基础。因此,共产主义革命虽带来最完备的专制制度,但它同时,也创造了废除专政的基础。就像十九世纪把近代工业引给西方一样,二十世纪将把近代工业带给东方。列宁的影子正以不同的方式笼罩在欧洲和亚洲的辽阔的土地上。在中国是专制形式,在印度和缅甸则是民主形式,不论怎.样,所有其余的亚洲国家及其他各国正无可避免地进入工业革命。俄国的革命是这个过程的先导。这一过程仍然是革命中不可估计的和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实。



共产主义革命可能看来大部分都历史上的骗局和偶然发生的事故。就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事实,其他任何革命都没有需要这么多的例外条件,也没有其他任何革命许诺得如此之多完成得如此之少。在共产党领袖的言论中都必然有煽惑与欺蒙之词,因为他们迫不得已而许诺一个最理想的社会,而且答应“废除一切剥削”。

然而,我们并不能说共产觉人欺骗了人民。这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故意言行不符,所做的与所许诺的完全两样。事实很简单:他们根本不能完成他们狂热地信以为可能实现的事,甚至当他们被迫去执行一种违反革命前及革命中所作诺言的政策时,他们还不承认这一点。从共产党人的观点看来,这种承认无异于自认革命是不需要的。同时,这也无异于自认共产党人是多余的累赘。对他们来说,这类事都是承认不得的。

一场社会斗争所得到的最后结果永远不会如斗争推动者当初的理想。有些斗争取决于人的智力和行动所不能控制的一连串无限复杂的环境。要求超人的努力并要在社会上实行迅速而彻底的变化的革命尤其如此。这类革命必然得制造绝对的信心。坚信革命胜利后,人类繁荣和自由终将出现。法国革命是在常识性的口号下,在相信自由、平等、博爱终于要出现的情况下发动的。俄国的革命是在为创造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纯科学"的世界观号召下进行的。如果革命者和一部分人民不信仰他们的理想目标,就不可能有任何革命出现。

共产党人对革命后所产生的各种可能性的幻想比一般附从的群众更为强烈。共产党人可能已经知道,事实上,他们也确实知道工业化的不可避免,不过,他们对于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和社会关系,只能猜测而已。
苏联和南斯拉夫官方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把革命描写成好像完全是共产党领导人事先计划好的行动的结果。事实上只有革命本身和武装斗争是有意识地计划的,至于革命所采取的形式则完全是从突然发生的事件和直接行动中产生的。毫无疑问,列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甚至在俄国革命快爆发时,他都不能预见到革命何时发生,或以何种形式发生。l9l7年1月,即距“二月革希”爆发只一个月,距使列宁取得政权的“十月革命”爆发仅十个月,列宁在瑞士社会主义青年的一个集会上致词说:

“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活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那个时候了。但是我认为,我能够满怀信心地表示这样的希望,那就是现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色地工作着的青年们,不仅会幸运地参加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且会在这个革命中取得胜利。”【见《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杜1961年版,第259页。——译者】

怎么能说列宁或其他任何人能预见到长期而复杂的革命斗争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呢?

尽管共产主义的理想本身并不真实,可是,共产党人却和以前的革命者不同,他们在创建可能办到的事物时是非常认真的。他们用唯一可能的办法去尝试——行使绝对的极权主义的权威。在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后,不只革命者仍据守政治舞台,并且就最实际的意义来说,他们还在建立一种与他扪的信念和诺言完全相反的社会关系,这样的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在稍后的工业的发展和改革时期,共产主义革命把革命者转化为新社会的创造者和主人。

马克思所作的具体预测已被证明为不准确。列宁也曾期待在独裁制度的帮助下,一个自由的或无阶级的社会将被创造出来,这当然更不准确。不过,使革命必然发生的需要已经实现了,也就是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推行工业改革这一点已经实现了。



用抽象的逻辑可以推出,当共产主义革命在不同的条件下以政府的强制力得到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所得到的同样东西时,共产主义革命无非是国家资本主义革命的一种形式。革命的胜利所创造的关系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当我们发现新政府还管理一切政治、劳工等及其他关系时,更使我们相信这一点。而更重要的是,新政权还负责分配国家总收入、利润以及实际已变为国家的财产的物资。

苏联以及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各种关系是国家资本主义关系或社会主义关系或是其他关系呢?讨论这些问题是相当武断的。可是,这种讨论却具有基本意义。

尽管正如列宁所强调的,我们可以假定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社会主义的前厅”,或者说,这是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阶段,这依然丝毫不能让呻吟于共产主义专政下的人民稍感舒适,觉得日子容易挨一点。如果共产主义革命所带来的财产和社会关系的特性有了更为肯定而明确的说明,那末人民从这种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希望就会变得更实际一些。如果人民不明白他们生存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或者说,如果人民找不出如何改变它们的方法,那末他们的斗争就不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不管共产主义革命的诺言和幻想如何,如果共产主义革命只是依国家资本主义关系行事的国家资本主义,那末工作人员所能采取的唯一合法而积极的行动,必然是改进工作并且减少国家行政当局的压力和不负责任的情形,共产党人在理谕上并不承认他们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可是,他们的领袖却在以国家资本主义方式行事。他们不断地白吹自擂,夸口如何改进行政工作和领导“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再则,实际的关系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关系;这些关系并不提供从基本上改进国家行政系统的方法。

为了确定兴起于共产主义革命时期并在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过程中终于建立了起来的各种关系的性质,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国家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活动方式。这里,我们所要指出的只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国家机器并不是真正决定社会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工具,它只是保护这些关系的工具。实际上,每种事物都是在国家的名义下并通过国家的约束完成的。共产党,包括职业性的党的官僚在内,却不受约束并在背后操纵国家的—切行动。

正式使用、管理并控制国有化和社会化财产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是一群官僚。官僚在社会中居于一种特殊的特权地位,掌握行政大权,控制国民收入和国家物资。社会关系类似国家资本主义。而且由于工业化的实现并非得力于资本家的帮助,而是得力于国家机器的帮助,就更显得如此。事实上,是这个特权阶级在推行工业化,国家机器不过是它的护身和工具。

所有权不过是享有利润和控制的权利。如果有人把阶级利益解释为这种权利,那么分析到最后,我们可以说共产主义国家正有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在兴起,或者说,正有一个新的统治剥削阶级在兴起。

实质上共产党人的行动无法与以往的任何统治阶级不同。他们相信他们正在建立起一个新的理想社会,他们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方式为自己进行建设。他们的革命与他们的社会看来并非偶然,也非不自然,这只是某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中必然发生的事。因此,不管共产主义的暴政是如何广泛和不人道,在继续推行工业化的这个时期中,社会中的人民不得不忍受并且也能够忍受共产主义的暴政。再则,这种暴政已不再俨然是不可避免的事,而完全是为了保障一个新阶级的掠夺和特权。

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


第三章 新阶级



在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与那 些领导人物(甚至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卓越的领导人物)所预料的不同。他们预料国家将迅速消灭,而民主将会加强。然而,发生的事恰恰相反。他们预料生活水平将迅速提高——事实上在这方面却很少变动。而在东欧卫星国家中甚至比过去还低。从一切事例看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能与工业化的速度相称,工业化的速度要快得多。他们相信,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渐消失;可是,这差别却在增加。 共产党人对其他地区的顶测,包括对非共产主义世界发展的预测在内,也都未能突现。

他们最大的幻想是:在苏联实行工业化和集体化以及摧毁资本主义的所有权以后,将产生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在1936年新宪法颁布时,斯大林曾宣告“剥削阶级”已不再存在,资产阶级及古时传下来的其他阶级事实上是被消灭了,不过,一个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新阶级却形成了。

像过去的其他阶级一样,这个阶级会认为其权力的建立将使所有的人幸福和自由,他们作如此想法是可以了解的。这个新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唯一差别是:它对它的幻想的迟迟不能实现用更粗暴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它肯定了它的权力比历史上以前的任何其他阶级更为完全,它的阶级幻想和偏见因而也比其他任何阶级更大。

这个新阶级,这一群官僚,说得更准确点,这一群政治官僚,不只具有前此一切阶级所共有的特质,还具有一些它独有的新的特质,虽然从本质上说,它与其他阶级开始时的情况类似,但它的起源仍有其独特的性质。

其他的阶级也是通过革命的途经而取得力量和权力的,它们曾摧毁途中所碰到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秩序。然而,几乎没有例外,这些阶级都是在新的经济类型已在旧社会中成形以后才取得权力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新阶级,其情况却完全相反。它取得政权并不是为了去完成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它自己的经济秩序,因此,它必须建立其控制社会的权力。

在以往,某一阶级或某一阶级的某一部分人、或某一个政党的取得政权,都是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的最后一件事。苏联的情况恰恰相反。新阶级是在它取得政权后才形成的。它的阶级意识不得不在它取得经济的和物质的权力之前发展,因为这个阶级并未在国家生活中生根。这个阶级是从一个理想的观点去看它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它的各种实际可能性并未因此而稍减。尽管它有种种幻想,它却代表走向工业化的客观趋势,它的实际的倾向是从这个趋势产生的。理想世界的诺言增加了新阶级分子的信心,而且在群众中散播了幻想。同时,它还激励人们担任庞大的物质建设任务。

由于这个阶级未能在它取得政权前形成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它只能在一种特殊形式的组织中产生,它因具有成员的意识形态与哲学观点一致的一种特殊的纪律而与众不同。为了克服弱点,就必须信念一致和有铁的纪律。

这个新阶级植根于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特殊的党。列宁认为他的党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他的这个见解是对的,尽管他没有想到这竟是一个新阶级的起源。

说得更精确一点,这个新阶级的创始人不是存在于整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内,而是存在于那些甚至在它还未取得政权前即已构成核心的职业革命家中。1905年的革命失败后,列宁坚决认为只有职业革命家,即专以革命工作为职业的人们,才能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新党,这并不是偶然的。甚至斯大林,这个新阶级的后来的创始人,也是一个这种职业革命家中的最典型人物,则更非由于偶然。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是从这些极少数的职业革命家中逐渐发展出来的。这些革命者早就构成革命的核心了。托洛茨基曾指出,革命前的职业革命家正是日后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来源。但他没有觉察到,他们也正是一个所有者兼剥削者的新阶级的起源。

这并不是说新党与新阶级是合二而一的。然而,党却是那个阶级的核心和基础。要明确这个新阶级的范围并指明这个阶级的成员是非常困难的,或许是不可能的。也许我们可以说,这个阶级是由那些因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的。

由于社会中免不了有行政,于是,必要的行政功能就可能与寄生作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就像并非每个工匠或城市人都是资产阶级的成员一样,共产党人也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个新阶级的成员。

粗略地说,当这个新阶级愈来愈强、它的面貌愈来愈清楚时,党的作用就日益减退。新阶级的核心和基础是在党和党的领导阶层以及国家的政治机构中创造出来的。一度曾经是生气勃勃、组织严密和充满首创精神的党正在消失,而逐渐转变为这个新阶级的传统式的寡头统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吸收那些一心希望加入新阶级的人,压制那些具有任何理想的人。

党制造了这个阶级,但是,这个阶级靠党长成并利用党为其基础。这个阶级愈来愈强,而党却愈来愈弱;这是每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无可逃避的命运。

假如他不从物质上关心生产,或者说假如它本身没有创造一个新阶级的潜力,那么没有一个党能够以道德上和意识形态上如此愚妄的方式行动,更谈不上还能长久执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斯大林宣称:"如果没有创立机构,我们或许已经失败!"他应该用"新阶级"一词来代替"机构",要是这样,一切事情就更清楚了。

一个政党竟会是一个新阶级的起源,这似乎并不寻常。政党通常是在知识上和经济上已相当强而有力的阶级或阶层的产物。可是,只要我们了解俄国革命前的情况以及在其他一些国家中共产主义已胜过民主力量的实际情况,我们就会明白:这种类型的党是许多特殊机缘的产物,就这一点说,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也并不偶然。尽管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国历史上有其渊源,但部分说来,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是俄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所遭遇的独特的国际关系的产物。那时候,俄国已不能再以一个君主专制国家生存于当代世界,同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太弱,而且过分地依附于国外的利益,以致它不可能推动俄国的工业革命。所以这个革命只能由一个新的阶级来推行,或者通过改变社会的秩序来进行。然而,当时并没有这样的阶级。

在历史上,谁推动一个进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指示这个进程要有人来推行。俄国和其他国家之所以发生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这个道理。革命创造了她所必需的力量、领袖、组织和观念。新阶级的出现一方面是基于客观原因,一方面也是出于党的领袖的愿望、机智和行动。



这个新阶级的社会根源出自无产阶级。正如贵族阶级之兴起于农民社会,以及资产阶级之兴起于商业工艺社会。当然也有例外,这全看国家的情况来决定,不过,经济不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由于落后,就构成了这个新阶级兴起于原料。

关于为什么这个新阶级是以工人阶级的保护者的姿态出现这一点,还有别的原因。新阶级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因此,他当然依靠工人阶级。新阶级是靠无产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将无残酷剥削的传统信仰来支持的。对这个新阶级来说,保证生产正常具有无根本的重要性,因此,它就永远不能和无产阶级失去联系。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他就不能完成工业化和巩固他的权利。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知道在工业的发展中,他们将从贫困与失望中被解救出来。经过一个长时期以后,这个新阶级利益、观念、信念和希望同一部分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利益、观念、信念和希望相符而且结合在一起了。在历史上,这种结合曾发生于各种距离甚远的阶级之间。在反封建制度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不是曾代表农民吗?

这个新阶级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努力的结果。这些人正是共产党,或者说新阶级必须依靠群众,而新阶级的利益同他们有最密切的联系。在新阶级未取得政权和确立其权威地位以前,两者的关系确是如此。在这以后,这个新阶级对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兴趣只限于利用他们去发展生产和控制这些最勇猛和最难驾驭的社会力量。

这个新阶级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所建立的对整个社会的垄断,主要就是对工人阶级本身的垄断。首先是知识上的垄断,现对所谓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那是对整个无产阶级。是个新阶级所必须完成的最大的骗局,不过,它也表明,这个新阶级的权利和利益主要还是寄托在工业中。没有工业,这新阶级就不能巩固其地位和权威。

旧日工人阶级的儿女是这个新阶级最靠得住的成员。为主人供应最聪明最有天赋的代表本是奴隶不可避免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剥削和统治阶级就从被剥削的阶级中产生了。



当共产主义制度被拿来作批判性的分析时,我们发现,其基本特色在于官僚政治,有一个特殊的阶层来统治全体人民。一般说来都是这样。可是,更仔细地分析将表明,构成这个进行统治的官僚集团(或者,我的术语讲,这个新阶级)核心的只是官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并不是行政官员。实际上,那是一群党的官僚,或者说政治官僚。其他的官员实际上只是受这个新阶级控制的机件;这些机件可能笨拙而不灵活,但是无论怎样、任何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免不了有它们存在。就社会学的理论说,我们是可以把各式官僚加以分类、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实在难分彼此。师师部指使由于共产主义制度本质上就据有关两性,而且因为共产党人实际上控制着各种重要的行政任务。再则,如果这个政治官僚阶层把自己桌上的残羹施舍给其他类的官僚就难以享用他们的特权。

注意以上所说的政治官僚与那些随现代经济的每一集中制度(特别是那些促成集体所有制形式的集中制度,如垄断组织、公司和国有制)而兴起的官僚间的基本区别,是很重要的。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企业或国有化工业中的靠薪金过活的工作人员人数在不断地增加。杜宾在他的《行政工作中的人类关系》【普伦蒂斯-奈尔(prentice-hail)出版公司,纽约1951年版】(Human Relation in Administration)一书中说,经济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在转变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

“……这些在一起工作的职员有生死同命的意识。他们分享同样的利益,特别是在圣城取决于资历而彼此间很少竞争的情况下。于是,内部的摩擦减少到了极低的限度,因而这种安排被认为对官僚政治是有积极作用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典型的发展出来的团体精神与非正式的组织每每导致这些支援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协助顾客和选任的上司。”

这些公务人员同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官僚有许多类似之处,特别是在团体精神方面,但他们并不完全一样。尽管在非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家的和其他方面的官僚形成一个特殊阶层,可是,他们并没有共产党人那样的权力。在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官僚的上面通常有任选的政治主人和公司老板,而在共产党人之上却既无主人也无老板。非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官僚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些官员,而共产党人却是另一种不同的新东西:一个新阶级.

要证实某一阶级是否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就在于他的所有权以及它与其他阶级的特殊关系做好这正和其他享有所有权的阶级中的情况一样。同样的话一个阶级可以从所有权所给予他的成员的物质的及其它方面的特权标志出来。

正如罗马法所规定的,财产构成物资的利用、享受和存储。而共产党的政治官僚就利用、享受并存储收归国有的财产。

如果我们假定,这个官僚集团或这个享有所有权的新阶级的成员的身份、是根据他们所使用的因所有权给予的特权 这里指的是收归国有物资 来确定的,那么这个新阶级和政治官僚的成员身份就由他们所得到物质上的收入和特权中反映出来,而他们所得到的物质上的享受和特权的社会上一般所应该给予他们的分量要多。实际上,这新阶级的所有权这一特权表现为由政治官僚分配国民收入、规定工资、指导经济发展方向、支配收归国有的及其他方面的财产一种专门到权利和党的垄断权。所以在一般人看来,共产主义国家的官僚很富有,而且不用做工的人。

由于许多原因,私人财产所有权已经证明对于这个新阶级的权威的树立是不利的。此外要改变国家经济,就必须毁灭私人所有权。这个新阶级是从集体所有权这一特殊的所有权形式取得其权力、特权、意识形态和行事习惯的,他们以国家和社会的名义来行使并分配这种所有权。

这个新阶级认为所有权导源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便是垄断行政大权的人(他们构成一个狭隘、门户紧闭的阶层)与没有权利的生产群众(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间的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并不发生效力,因为共产党官僚还有支配物质的全权。

垄断行政权的人和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任何基本变化,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所有权的关系上。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社会、政治关系同所有权制度(政府的极权和权利的垄断)被更加充分地融合在一起,这是其它任何一种制度都望尘莫及的。

剥夺共产党人的所有权,就等于把他们这个阶级消灭掉。强迫他们放弃他们的其他社会权利,使工人可以分享利润(由于罢工和议会行动的结果,资本家们已不得不同意这一点),那就等于是剥夺了共产党人对于财产、意识形态和政府的垄断权。这将是共产主义制度下民主和自由的开始,是共产主义的垄断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告终。在发生这种变化之前,就不能表明共产主义制度在发生重要的和基本的变化,至少那些认真考虑社会进步问题的人是这样看的。

这个新阶级和新阶级成员所拥有的所有权方面的特权就是行政特权。这类特权从国家行政和经济企业的行政一直伸展到体育、慈善机构的行政。政治的、党的或所谓“总的领导”,是由这个阶级的核心执行的。领导地位就包含着特权。奥罗夫(Orlov)在他的《斯大林时代》(“Stalin au pouvoir”,1951年在巴黎出版)一书中称,苏联的一个工人在1935年的薪金平均一年是1,800卢布,而一个人造丝委员会秘书的薪金和津贴则每年高达45,000卢布,后来,虽然工人和党的工作人员的情况都有所变动,不过它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其他的作者也得到相同的结论。工人和党的工作人虽的薪金有天渊之别,这不可能瞒过最近几年访问过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人。
其他的制度也有它们的职业政客、不论你认为他们是好是坏,他们必然存在。社会不能离开国家或政府而存在,因此,社会也不能离开那些为它奋斗的人而存在。

然而,其他制度中的职业政客与共产主义制度中的政客之间却有基本上的差别。就极端的例子说,其他制度中的政客利用政府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僚取得特权,或者照顾某一个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权力和政府同国家的几乎一切财物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一回事。掌握权力的人就握有特权,并间接地掌握着财产。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那些想牺牲别人而让自己过寄生虫生活的人,就是以权力或政治作为一种职业。

在革命前,共产党的党籍是表示一种牺牲,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是一种无尚的光荣。而现在,党的权力已经巩固,党籍就表示属于一个特权阶级的人,而党的核心人物就是掌握全权的剥削者和主人。

共产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制度曾把它们真正的性质隐瞒了一段很长的时期。社会主义的术语,而更重要的是财产所有权的新的集体形式,曾掩饰了新阶级的出现。其实,所谓社会主义所有权不过是真正的政治官僚所有权的假面具。并且,起初这个官僚集团忙于完成工业化,而把它的阶级成分隐藏在假面具里。



现代共产主义的发展,以及这个新阶级的出现,从那些推动这两件事的人的性格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来看,是很明显的。

从马克思到赫鲁晓夫,共产党的领袖以及他们所用的方法都各不相同,而且在不断更易。马克思从未阻止别人发表他自己的观念。列宁容忍党内的自由讨论,并且没有想到党的集会,更不用说党的领袖,应该规定谁的意见“适当”或“不适当”。斯大林则废止一切形式的党内讨论,并且规定只有党中央,或者说他自己,有权就意识形态发表意见。其他的共产主义运动就不同。例如,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即所谓第一国际),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而是一个许多团体的联盟,只采纳大家所同意的决议案。列宁的党是使内部的革命道德和单一的思想结构同某种民主结合起来的先锋队。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党变成了一群对意识形态没有兴趣的人,他们的思想全是从上级得来的,可是,他们却全心全意地一致维护那保证他们享有无可置疑的特权的制度。实际上,马克思并未创造一个党:列宁摧毁了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所有其他的党,只留下了他自己的党。斯大林甚至把布尔什维克党降了一级,把党的核心转变为新阶级的核心,并把党转变为无人性的和没有生气的特权集团。

阶级的作用和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作用本身虽然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但他创造了一套关于这类作用的学说,他还认为,人类大多数是由阶级身份分明的成员构成的,虽然在这一点上他只是在重述特伦斯( Terence)的禁欲派哲学:“我知道人类的一切事物。”列宁认为,人们都各有其观点,而不把人看作阶级身份分明的成员。而在斯大林看来,人不是听命的臣仆,就是敌人。马克思作为一个穷困的侨民死于伦敦,不过有学问的人看得起他,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上也受重视,列宁是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的领袖而逝世的,但同时他也是一个独裁者,那时人们已经开始把他捧成一个偶像,当斯大林逝世时,他已经把他自己变成一个神了。

这些人的性格上的转变不过是早已发生的转变的反映,并且正是共产主义运动灵魂的改变。

尽管列宁并未意识到,但组成新阶级这件事却是由他开始的。他根据布尔什维克路线建党,并且发展了关于党在建设新社会中的特殊作用和领导作用的理论。这不过是他从事的多方面的巨大工程的一个方面;这是出自他的行动而并非出白他的心愿的一面。这也是导致新阶级敬爱他的一面。

然而,这个新阶级真正的直接创始人却是斯大林。他是反应迅速而好弄粗俗幽默的人,受教育不多,也不善于词令。不过,他却是一个无情的教条主义者和伟大的行政家,他是一个格鲁吉亚人,他比谁都了解大俄罗斯的新权力将把这个国家带往何处。他以最野蛮的手段创造这个新阶级,甚至对这个新阶级本身也不惜牺牲。这个阶级把他放在最高的地位,而后来就不免屈从于他那不羁而残暴的性格。当新阶级正在建立它自己并攫取权力时,他是这个阶级的真正领袖。

这个新阶级诞生于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时期,发展于工业革命时期。没有革命,没有工业,这个阶级的地位就不会稳固,其权力就会受到限制。

当苏联在推行工业化时,斯大林开始采用差异相当可观的工资制,同时,又听任各种特权继续发展。他认为,如果不让这个新阶级在工业化过程中对物质发生兴趣,使他们得到若干财产,这个运动就不会有任何成就。 没有工业革命,这个新阶级将会发现难以保持其自身的地位,因为既没有历史原因,也没有物质资源来维持它的继续存在。

党员,或者说官僚集团的成员人数的增加是和这一点有密切关联的。1927年,即工业化开始的前夕,苏联共产党共有党员887,233人。到1934年第一次五年计划结束时,党员已增加到1.874,488人。这是显然与工业化有关系的一种现象:这个新阶级的前途及其成员的特权都在渐入佳境。而且,特权和新阶级比工业化发展得还要快, 虽然很难举出统计数字来证明这一点,不过,如果有人记得下—事实,那末这个结论就不证自明了,这个事实就是生活水平跟不上工业生产,而这个新阶级实际上即已攫夺了由于群众的牺牲和努力而得来的大部分经济果实和其他方面的果实。

新阶级建立的过程并不顺利,它遭遇到既存阶级以及那些无法使现实与其所奋斗的理想调和的革命者的激烈反对。在苏联,革命者最显着的反对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可以看得最清楚。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以及这个新阶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的增加,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冲突,或者说,党内反对派和斯大林之间的冲突,以及共产党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则愈来愈紧张。

托洛茨基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优秀的作家,熟练的辩论家,是一个很有修养而极有智慧的人,他仅缺乏一项品质;现实感。当现实已强烈要求进行平凡的工作的时候,他还要做个革命家。他希望复兴革命党,因为它正在变得面目全非,正在转变为一个不顾伟大理想而只关注日常生活享受的新阶级。当新阶级早已结实地掌握大权并开始尝到特权的甜头时,他却指望那早已疲于战争、饥饿和死亡的群众有所行动。托洛茨基的火炬照亮了遥远的天空:但是他不能再在疲倦的人间燃起烽火。他锐利地注意到新现象的悲惨面,但他没有了解它们的意义。再则,他从来不曾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这是他的弱点,也是他的德行。在以革命的名义攻击党的官僚集团时,他攻击了党的偶像和这个新阶级,尽管他并没有意识到后者的存在。

斯大林既不看得太前也不看得太后。他把自己放在这个正在诞生的新权力——新阶级、政治官僚和官僚主义——的顶峰,变成它的领袖和组织者。他并不传道,他只作决定。他也许诺光明的未来,不过,他所许诺的只是官僚们认为眼光所能见的真实可靠的前途,因为他们的生活在天天改善,他们的地位在日益巩固。他的话既不热烈也不渲染,不过,这个新阶级比较能了解这种现实的语言。托洛茨基希望把革命扩张到欧洲,斯大林并不反对这个主意,可是,这种冒险举动总不免使他为他的祖国俄罗斯担忧,特别是为巩固新制度和加强俄罗斯国家的权力和威望的方法担忧。托洛茨基是旧日革命的人物。斯大林则是今天的,因而也是明天的人物。

在斯大林的胜利中,托洛茨基见到反对革命的、类似让法国革命中热月党式的反动,实际上也就是对苏维埃政府的腐败和革命目标的反对。他了解斯大林的卑鄙手段,并对此深为难受。托洛茨基是第一个发现当代共产主义本质而企图挽救共产主义运动的人,虽然他并不自知。不过,他并没有能彻底认清其面貌。他以为这只是一时的现象,是官僚集团的积弊腐化了党和革命,因而他的理论是:来个“宫廷革命”把上层变更一下就可以解决。然而,当斯大林死后“宫庭革命”确已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因为其中有些东西是比较根深蒂固、寿命经久的。斯大林的苏维埃热月党式的革命不只导致一个比以往政府更专制的政府的建立,并且还导致一个新阶级的建立。这是那个激烈的外国革命的延绩。这个革命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而且使新阶级得到了巩固。

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斯大林至少有同等的资格倚仗列宁以及革命的一切。因为斯大林本是列宁和十月革命的合法后裔,虽然他为人狡黠。

列宁这样的人物是史无前例的,以他的多才多能与坚忍不拔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几个最伟大的革命之一。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也是史无前例的。他在权力和财产方面担负起巩固新阶级的巨大工作,这个新阶级是从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和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中产生出来的。

在充满热情和思想的列宁的背后,站着迟钝而灰暗的约瑟夫?斯大林,他是新阶级以艰难、残暴和不顾道德的方式取得政权的象征。

在列宁和斯大林之后,发生了必然要发生的情况:即集体领导形式所表现的平庸状态。并且貌似诚恳、善良而缺乏智力的“人民的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来了。这个新阶级不再需要它曾经一度需要过的革命家或教条主义者了,它只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谢皮洛夫这类简单的人物就够了,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代表普通人。新阶级本身已厌倦于教条式的清洗和训练性的会让。大家都想活得平静点。这个新阶级已十分巩固了,它现在必须设法保护自身,甚至防范其所拥戴的领袖。当这个阶级还是很弱的时候,当残酷的手段还必须用来对付阶级内部的异己分子时,斯大林依然能高踞其领导宝座。如今,这一切都不需要了。这个新阶段丝毫未放弃斯大林领导下所创造的一切,可是,它看来却在否定斯大林过去几年中的权威。不过,它并不是真正在否定斯大林的权威,它所反对的只是斯大林的手段,这种手段在赫鲁晓夫看来是伤害“好共产党员”的。

列宁的革命时代为斯大林时代所代替,在斯大林时代中,权威、所有权和工业化都加强了,以致这个新阶级能开始其非常渴望的和平而舒适的生活。列宁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被代以斯大林的教条的共产主义,接着,又被代以非教条的共产主义,即所谓集体领导或一群寡头政治的执行者。
这是新阶级在苏联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是俄罗斯共产主义(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命运在于这三个阶段都集于铁托一身,不过附带着民族的及个人的特性而已。铁托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但没有创造性思想,他已经得到个人的权力,但没有斯大林的猜疑和教条主义。像赫鲁晓夫一样,铁托是人民的一个代表,那就是说,是党的中间阶层的代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所走的路线——从革命成功,模仿斯大林主义,直到否定斯大林主义并寻求自己的形式——是能完全从铁托的性格中看出来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比其他各国的共产党都更能首尾一贯地保持共产主义的实质,直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否定过任何对共产主义的实质有价值的形式。

不论是就实质或观念而言,这个新阶级发展的三个阶段——从列宁、斯大林到“集体领导”——并不是完全彼此脱节的。

列宁也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斯大林也是一个革命家,就像集体领导在必要时也将诉诸教条主义和革命手段一样。再则,集体领导的非教条主义原则的应用也只限于这个新阶级的巨头们本身。另一方面,人民依然得受教条“教育”,或者说,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且比过去还要彻底。由于教条主义的严酷性和排他性的束缚已经放松,经济地位已经巩固的新阶级,在未来行动上已可望有较大的伸缩性。

共产主义的英雄时代是过去了。共产主义伟大领袖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实人物的时代正在开始,新阶级已经建立。如今它在权力和财富方面正处于巅峰状态,不过,它缺少新观念。它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人民宣扬了。所剩下来的事,只是它为它自身辩护而已。



我们所以要在这里肯定这一事实,指出当代共产主义所蕴含的不只是临时的独裁和专断的官僚政治,而且一个享有所有权和具有剥削性的新阶级已经产生,完全是因为过去有些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包括托洛茨基和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在内,曾把统治阶层描述为一种过渡的官僚主义现象,认为这是那个尚在婴儿时代的理想的无阶级社会所必须忍受的折磨,就像资产阶般社会在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专制下不得不受蹂躏一样。这两回事必须分清。

这个新阶级确是一个具有特殊成分和特殊权力的新阶级。不论根据哪一个关于阶级的科学定义,甚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即依照生产上的特定地位,某些阶级较其他阶级低,我们总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中,一个作为握有所有权的人和剥削者的新阶级已经存在。这个新阶级的最大特色是它的集体所有制。共产主义的理论家断言,并且有些人甚至相信,共产主义已经达到了集体所有制。

在早先的一切社会中曾存在过各式各样的集体所有制。所有古代东方的专制制度都是甚于国家或者说国王的财产高于一切这一点。在埃及,直到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可耕土地才变成私有物。在上远时期以前,只有住宅及四周的附属建筑物才归私人所有。国家的土地由国家官吏管理,分别佃给农民耕种而后课收租税,渠道与设备以及一切重要工程都属国家所有。直到公元第一世纪埃及失去其独立为止, 国土内的一切都属国家所有。

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了解埃及的法老以及古代东方各国的专制帝王何以受到人民的膜拜。这种所有权也使我们了解,像庙宇、陵墓、皇帝的城堡,以及运河、道路和堡垒等类的巨大工程何以能够修建起来。

罗马把新征服的土地当作国家的土地,并拥有相当可观数目的奴隶。中世纪的教会也有集体财产。

直到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出现时为止,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集体所有制的敌人。尽管资本主义无法抗拒集体所有制活动区域的扩张以及它所造成的新的侵凌,但它今后依然是集体所有制的敌人。

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共产党人发明的,不过,他们却发明了这一制度的包罗万象的特性:比以前时期的一切集体所有制都包罗得多,甚至连法老的埃及都赶不上。共产党人的发明仅此而已。

这个新阶级的所有权及其特性是经过一段时期才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在经常改变。起先,国内只有少数人觉得需要把全国的一切经济力量都集中在一个政党手里,以便有利于推行工业改革。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及“最开明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党要求这种经济权力的集中,但这只有通过所有权的转变才能办到。这种改变在事实上和形式上首先是大企业的国有化,然后轮到较小的企业。可是,如果没有社会的管理者和财产

的分配者的特殊身份,共产党人就不能把他们自己转变为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更不能形成并长期存在。物资逐渐被收归国有,但事实上由于他们有权使用、享受和支配这些物资,于是所有的国家财产就成了党内某一个明显的阶层以及环绕这个阶层的官僚的财产。

鉴于所有权对其权力的意义(以及所有权本身果实的意 义),这批党官僚自然就连小规模的生产单位也不能放松,而也将它们收归国有。由于它所持的是政治极权主义与经济垄断主义,这个新阶级不免觉得凡在它控制和管理以外的东西都是作战的对象,因此一定要把它们摧毁或征服。

在农业集体化前夕,尽管苏维埃政府当时并没有遭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很涣散的农民的严重反对,斯大林就说:“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只要国内尚有其他的有产者存在,这个新阶级就会感到惴惴不安。它不能冒食物供应或农业原料遭到破坏的危险。这是共产党要向农民进攻的直按理由。然而,还有第二个理由,这是有关阶级的理由: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农民可能危害这个阶极。因此,这个新阶级不得不使农民在经济上和行政上同时处于从属地位;通过集体农庄和拖拉机站而达到了控制农民的目的。但这就需要新阶级的成员在农村中有所增加。结果,官僚也布满了农村。

由于夺取了其他阶级的财产,特别是小业主的财产,而导致的生产萎缩和经济混乱,对这个新阶级是没有影响的。像历史上其他的各种有产者一样,对这个新阶级最重要的事是所有权的获得和巩固。这个新阶级可从新取得的财产获得利益,尽管国家因此而受到了损失。如果新阶级要稳掌政治权力和经济所有权,农民财产的集体化就不可避免,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合算。

我手头并无可靠的统计数字,但所有的证据都证实,目前苏联每亩土地的平均生产量并没有超过沙皇时代俄国的生产量,家畜的头数还赶不上革命前的数量。

在农业生产和家畜上的捐失是能够计算的,而在人力上,在被送入劳动营的千百万农民身上的捐失是不可计算的。农业集体化是一场骇人的毁灭性战争,简直像一件疯狂的举动,唯一的好处是从此这个新阶级的权威有了保障。

通过国有化、强迫合作化、重税以及价格的不平等种种方法,私人所有制被毁灭而转变为集体所有制。从心理、生活方式、以及党员物质地位等的改变上,也可以证实这个新阶级所有权的确立,这些改变是由他们在权力阶梯上所占有的位置决定的。他们有的是郊外别墅,华厦美居,精巧的家具及其他的设备。最高级的官僚,这个阶级的精华,还有专用的居住区和特设的疗养院。某些地区的党书记和秘密警察首领不仅成为最高的权威,而且享有最好的住宅、汽车以及类似的特权。以下各级官僚则按地位的高低,分享各有等差的特权。国家的预算、“礼物”、为国家及其代表的需要而兴建或重建的建筑等,都是使政治官僚们受惠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只有当新阶级无法维持它所篡夺的所有权时,或这种所有权的代价太大,或者有政治性危险时,新阶级才不得不将所有权转让给其他阶层,或者制造出其他所有权形式。例如农业集体化在南斯拉夫被放弃了,这是因为农民抗拒集体化,而且因为集体化引起的生产逐步下降构成了共产丰义政权的潜在危机。然而,在这种种情况下,新阶级从未放弃它再度攫取所有权或重新实行集体化的权利。新阶级不能放弃这种权力,因为如果它放弃了这种权力,它就不再具有极权主义和垄断主义的性质了。单是官僚政治就不会如此顽固地坚持其目标。只有掌握新形式的所有权并沿此途径趋向新的生产形式的人,才会如此固执。

马克思早就预知,无产阶级在胜利后将会遭遇到从被推翻的阶级和它自己的官僚方面来的危险。当共产党人,特别是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批评斯大林的行政与官僚方式时,他们通常都援引马克思的先见。可是,当今发生于共产主义国家的一切与马克思很少有关联,当然更与此项先见无关。马克思曾想到寄生的官僚膨胀的危险,这也是出现于当今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事实。但他从未想到,今日共产党人中的有力人物就是他所想到的官僚,他们在经管并支配物资时,为自己小集团的打算实有过于为整个官僚阶层的打算。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批评这个新阶级中的各阶层的浪费奢华或者行政不良,共产党人总全把马克思作为一个很好的借口。

当今共产主义制度并不只是某种类型的政党,或从垄断性所有权及国家对经济作过分干预中产生出来的官僚集团。 最重要的是,当代共产主义最主要的一面,是这个所有者兼剥削者的新阶级。



尽管一个阶级的得势是有组织地进行的,而且还伴随着自觉的斗争,但没有一个阶级单是由自己的行动确立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新阶级也是如此。
因为新阶级同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微弱,并且因为它必然发源于一个政党中,所以这个新阶级就不得不尽可能建立其有组织的结构。最后,它又不得不从早年的教条中作有计划和有意识的撤退。因此,这个新阶级在组织上和阶级意识上比历史上任何阶级都高。

当然这种说法只是相对说来有它的真实性:意识和组织结构是必须就它与外在世界及其他阶级、权力和社会力量的关系联系起来看的。在历史上,没有任何阶级在保卫自己并控制其所掌握的一切时——集体和垄断性质的所有权与极权的行政权力——是如此团结和一心一意的。

而在另一方面,这个阶级也是最自欺的、最不自觉的。每一个资本家或封建地主都自觉他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社会阶级的。他通常还相信他这个阶级是注定要使人类快乐的,并且相信,如果没有这个阶级,混乱和毁灭就会跟着来。这个新阶级的共产党员也相信,没有他的党,社会将要倒退和解体。不过,他并不认为他属于一个新的所有权阶级,因为他并不认为他自己是有产者,因而,也不承认他享受什么特权。他以为他只属于一个具有限定的观念、目的、态度和任务的团体。他所看到的就只是这些。他看不出他同时也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所有权阶级。

集体所有制的作用在于削弱阶级,同时,使这个阶级不感觉到它的阶级实质,并且,集体所有者中的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是独特地属于一个将废除社会各阶级的运动。

拿这个新阶级的其他特性与其他所有权阶级一比,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这个新阶级是贪婪的而不能满足的,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

这个新阶级也有胜过其他阶级的优点。因为它的内部比较团结,所以它比较能够作较大的牺牲并取得辉煌成就。个人完全服从整体;至少,现有的理想要求他们这样做,甚至在向外自寻较好出路时也得服从整体。这个新阶级有足够力量去从事物质的及其他方面的冒险,那是其他阶级从不能办到的。由于它占有全国的物资,这个新阶级能够为它所标榜的目的作宗教性的奉献,并且指挥人民的全部力量来促使达到这些目标。

这个新的所有权并不就是政府,但它是由那个政府创造并得到那个政府的帮助的。财产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党以及党的领袖们的特权。

党员们觉得,他们的特权是与权威和控制财产权一起来的。于是,野心勃勃,口是心非,奉承和嫉妒必然日见增加。追求地位和官僚集团的膨胀是共产主义的不治之症。因为共产党人已把他们自己转变为有产者,并且因为只有通过对党,对这个阶级,对“社会主义”表示“忠诚”,才能取得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于是,野心勃勃就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之一,也是发展共产主义的主要手段之一。

在非共产主义制度中,追求地位和野心勃勃是身为官僚必有好处的标记.或者,那就表示有产者己变为寄生分子,因此财产的管理得交给雇员。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追求地位和野心勃勃所证明的事实是:那儿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官僚们争取所有权和特权,也就是争取物资和人的管理权。

在其他的掌握所有权的阶级中,阶级成员并不等于是某项特定财产的所有人。而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所有权既是集体的,其情形便不是如此。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成为一名有所有权的人或有集体所有权的人,只要他进入政治官僚的统治集团就够了。

在这个新阶级中,就像其他的阶级一样,经常有人跌下去,同时有人爬上来。在有私人所有权的阶级中,个人把财产留给他的子孙。在这个新阶级中,除了希望后人能向上爬以外,什么财产都传不下去,这个新阶级实际上是不断地从最底层和最广大的人民中建立起来的,而且它经常在变动。尽管在社会学理论上能指明谁属这个新阶级,但事实上却很难这样做:这个新阶级是渗入在人民中,渗入在其他低层阶级中的,它是经常在变的。

在理论上人人有机会爬到顶峰,就像每一个拿破仑的士兵都在他的背囊上带有一根将军的指挥棒一样。走向上进之路的唯一条件是对党和新阶级的忠诚和绝对效忠。新阶级底层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但愈往上去则愈窄狭。想向上爬的人不只要有欲望,还需要有了解和发扬教条的能力,在对敌斗争中坚定不移,在党内斗争中要有无比的机灵与聪明,而且还得有巩固阶级的才能。许多人在这些方面力求有所表现,但被选中的只有极少数。虽则新阶级在某些方面对局外人的开放有过于其他阶级,但它的门禁比别的阶级更为森严。由于这个新阶级的最重要的特质之一是权威的独占,所以这种排他性因官僚体统的偏见而加强。

不论在何时何地,忠诚的人从来没有享有较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更宽的出路。但是,爬到顶层的困难也是以共产主义制度为最甚,从来没有一个制度要竞争者作这样多的牺牲,需要有这样多的殉难者。一方面,共产主义显得宽大仁厚,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则甚至对自己的党徒也会排斥和不容忍。



共产主义国家中有一个新的所有权阶级并不能解释共产主义国家的一切,不过,这是了解共产主义国家中,特别是苏联,定期发生的变化的最重要的关键。

这并不是说,为了确定在特定环境中所发生的变动的影响范围和意义,对于各别共产主义国家中以及整个共产主义制度所发生的每一种变动必须分开来研究。可是,要了解各个变动的影响与意义,必须尽可能把这个制度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

指出当年发生于集体农庄的事将帮助我们了解苏联最近的变动。集体农庄的建立与苏维埃政府对它们的政策清清楚楚地说明了新阶级的剥削本质。

斯大林并不认为集体农庄是“合理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赫鲁晓夫也如此。集体农庄的存在,正表示这个新阶级没有能把农村的管理权完全夺过来。通过集体农庄和强迫收购粮食的制度,新阶级已使农民处于从属地位,并且抢走了农民收入的大部分,不过,新阶级还未能全权控制土地。斯大林完全明白这,一点。在他死前,他曾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推测集体农庄应让变为国家财产,那就是说,官僚应该成为集体农庄的真正的所有者。尽管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滥行清洗,然而,他并不否定斯大林对于集体农庄财产权的意见。赫鲁晓夫上台后,派了三万名党的干部,它们大部分都任集体农庄的主席,这不过是追随斯大林政策的措施之一。

就像斯大林统治下的政权一样,赫鲁晓夫新政权在执行所谓自由化政策时,实际上就是在扩强这个新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所有权。经济权力的分散并不表示所有权的变动,只是给与新阶级的低级官僚阶层以较大的权利。 如果所谓自由化政策和经济权力的分散还有什么其他意义,那就是在政治权利上,至少有一部分人民可以对物资的处理发生一些作用。至少,人民将有权批评寡头政权的专断。但这就会引起一种新的政治运动的出现,虽然它不过是一种忠贞的反对派而已。然而,这一点现在甚至还没有人提起,就像还没有人提起党内民主一样。自由化和分权的有效范围只及于共产党员,首先是及于寡头集团,即这个新阶级的领袖们,其次才惠及较低的干部。这是适应变动中的环境而必然产生的新方法,是为了进步加强并巩固新阶级的独占所有权和极权的行政权。

在共产主义国家存在着一个新兴的、享有所有权的、垄断性的极权阶极,这一事实就导致如下的结论:凡是共产党的首脑所倡导的改变,首先是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像其他的社会集团一样,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都带有增强其权力的目的。然而,这并不是说,这类变动对其余的人民就不是同样的重要。尽管这新阶级本身所主动要求的变化尚未在实质上改变共产主义,但这些变化的意义却不能低估。为了确定这些变化的范围和意识,我们必须对它们的实质有深入的认识。

像其他的政权一样,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考虑到群众的心境和动向。由于共产党的排他性以及党内自由舆论的缺乏,这个政权就无法察觉群众的真正情况。然而,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也深知他们的不满。尽管这个新阶级已把持了管理权,但它并不能免于遭受各种形式的反对。

一经取得政权,共产党就轻而易举地把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收拾掉。历史的发展对他们以及他们的财产不利,因而唤起群众反对他们也是容易的事。没收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财产十分容易,可是当没收小规模的财产时,就有困难了。共产党人既在早先没收财产的过程中取得了权力,所以对于这一困难也是能克服的。于是社会关系很快就澄清了,旧的阶级和以往享有所有权的人都没有了,社会已“没有阶级”了,或者说正在走向“没有阶级”的社会,而且人们已经开始以新的方式生活了。

在这些情况下,要求恢复革命前的关系,如果不是可笑的,也是不现实的。维持旧关系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共产党人把这类要求只当作是笑话而已。

这个新阶级对于人民要求某一特种自由最为敏感,对于要求一般自由或政治的自由则不然。它对于在现状之下和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要求思想自由与批评自由也特别敏感;当然对于恢复从前的社会关系和所有权关系的要求却充耳不闻。这种敏感是由这个阶级的特殊地位产生的。

这个新阶级本能地觉得,国家的物资事实上本是它的财产。甚至也觉得“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国家的”财产这些名词不过是一般法律上的空洞字眼而已。这个新阶级还认为,其极权权威任何一方面的肢解都可能危及它的所有权。所以这个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表面上是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的”所有权。对新阶级垄断财产管理权的批评引起了一种恐惧,它怕可能就此失去权力。这个新阶级对于这方面的批评和要求的敏感,由它们对新阶级统治与行使权力的态度揭露到什么程度而定。
这是一个重要的矛盾,财产在法律上被认为是社会的和国家的。但实际上却由一个小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以经管。名实不符的情况不断地造成模糊不清的、不正常的社会和经济关系。这也就是说,领导集团是言行不符的,他们的全部行动就在于巩固其财产所有权和政治地位而已。

如果不危及这个新阶级的地位,这个矛盾是不能解决的。其他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也不能解决这种矛盾,除非以强力剥夺其独占的权力和所有权。如果整个一个社会有较高度的自由,统治阶级就会被迫以种种方式放弃其对所有权的独占。这句话倒过来说也是对的:当独占所有权成为不可能时,某种程度的自由也就必然会出现。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政权和所有权几乎总是由同一集团掌握,不过,这个事实竟被法律的面具所隐蔽。在古典的资本主义下,尽管工人是被剥削者而资本家是剥削者,但在法律面前,工人和资本家是平等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法律上说,物质方面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形式上的所有者是国家。但在实质上,由于行政权的垄断,只有极狭小的行政者阶层享有所有权。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对自由的任何真正要求,任何一种击中共产主义本质的要求,归根结蒂就在于要求物质和财产的关系符合法律的规定。

国家所生产的主要物资由社会经管要比由私人垄断或由个人私人所有者经管更为有效,因此国家的主要物资就应该交社会控制,并由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去行使控制权。基于这一观点所提出的要求必将迫使新阶级采取行动,不是对其他的势力让步,便是悍然丢掉假面具,承认其统治和剥削的特质。这个新阶级运用权威及行政特权而创造出来的所有权和剥削方式,是一种连这个阶级自己也不敢承认的体制。这个新阶级岂不是在强谓,它以整个国家的名义运用权威和行政职权都是为了保存国家财产吗?

这使得这个新阶级的法律地位不稳定,并且这也是新阶级最大的内在困难的来源。这一矛盾暴露了新阶级的言行不符:它一面许诺废弃社会差别, —面却又必须不断地夺取国家工厂的产品并赐予其党徒以种种特权,来增加社会的差别。这个阶级虽然不得不大声宣扬其教条,说它正在完成历史使命:“一劳永逸”地把人类从不幸与灾难中解放出来,而在实际上则恰恰反其道而行。

这个新阶级的真正的所有权地位和其法律地位间的矛盾是最引起批评的基本原因。这个矛盾不只会招惹他人的批评,而也引致该阶级内部的不满,因为实际上真正享有特权的只是极少数几个人。当这种矛盾紧张时,不管统治阶级愿意与否,就有促使共产主义制度真正改变的可能性。这个矛盾太明显了,这一事实迫使新阶级不得不作一些改变,特别是像所谓自由化和权力分散一类的改变。

这个新阶级之所以肯被迫而对个别阶层作一些退让,其目的无非是遮盖这个矛盾并巩固其地位。由于这些让步依然无损于它的政权和所有权,新阶级所采取的措施,甚至包括那些含有民主色彩的措施在内,都显示其加强政治官僚治理权的倾向。共产主义制度已把民主措施转变为巩固统治阶级地位的积级手段。在古代的东方各国,奴隶制度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成分中,连家庭也不能例外、同样地,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就治阶级的垄断主义和极权主义也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管其政治首脑并无意如此。

南斯拉夫所实行的所谓工人管理和自治,是在进行反苏维埃帝国主义斗争期间想出来作为剥夺党垄断行政权的影响远大的民主措施,现在已日益成为党的工作的一部分了。所以要改变现有的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想通过这种类型的行政来创造一个新的民主制度是办不到的。此外,也无法把自由给予大多数人。工人管理并未能使生产者自享其生产的利益,在国家的层次上未分到,在地方企业单位层次上也未分到。这种形式的行政制度已日益成为保障这个政权的可靠形式。通过各种赋税及其他方法,这个政权甚至榨取了工人所认为应该分给他们的利润。留下给工人的只是桌上剩下的面包屑和幻想。如果没有普遍的自由,那末即使工人自行管理也是不能带来自由的。显然,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中,没有人能自由地决定任何事。当施予者好像是把自由当礼物送给工人时,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施予者自己。

这并不是说这个新阶级不会对人民让步,尽管它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工人管理或权力分散就是对群众的一种让步。不管它是如何垄断和如何极权,环境可以驱使这个新阶级在群众面前退却;当1948年南斯拉夫和苏联发生冲突时,南斯拉夫的领袖们被逼执行一些改革。尽管可以说这是一种退一步的做法,可是当他们见到自己的危机时,他们就着手改革。今日东欧国家也正在发生着类似的变革。

为了维护其政权,每当情势明显到使人民能看出这个新阶级正在把国家的财产当作自己的私有物时,这个统治阶级不得不从事改革。他们并不把这些改革的真相宣布,而是把这些改革说成“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丰”的一部分。当上述的矛盾大白时,改革的基础就奠定了。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这个新阶级一直在逃避事实,但它总是经常地被迫保卫其政权和所有权。它必须经常地证明,它是如何成功地创造着一个幸福人民的社会,人人都享有平等权利,并且已经废除了一切形式的剥削。这个新阶级不免经常地陷入内部矛盾的深渊:因为不管其历史根源如何,它总不能使它的所有权合法;同时,它又不能放弃所有权而毁灭自身。因此,它总是被迫假借抽象而不真实的目的来为它日渐增长的权威辩护。

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人民控制得最全面的一个阶级。正因为如此,这是一个最缺乏真知灼见的阶级, 它的观点是假的,靠不住的。当新阶级力量充沛、大权在握时,它必然对它自己的作用以及它周围人民的作用作不真实的估价。

在工业化完成后,这个新阶级除了加强其暴力统治并洗劫农民外,就无事可为了。它不再创造了。它的精神传统已被黑暗所替代。

虽然这个新阶级完成了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但其统治方式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后人将赞叹这个阶级所完成的宏伟的冒险,同时,也将为它在完成其冒脸事业时所用的手段而感到羞耻。

当这个新阶级退出历史舞台时——这一天是必然要到来的——人类对于它的逝去将比对以往其他阶级的逝去更少有惋惜之感。除开利己的东西外,使一切都窒息而死,因此它就必然会使自己遭到失败和可耻的毁灭。

第四章 党的国家



尽管共产主义的权力机构导致世界上最巧妙的暴虐统治和最残酷的剥削,但它或许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权力机构。它之所以简单,是由于整个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活动都以共产党一个党做骨干。整个国家的公共生活是停滞或前进,是倒退或转向,完全由党的会议决定。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民可以迅速地领悟到,他们许可做什么,不许可做什么。法律和条例对他们并没有根本的重要性。有关政府和人民间的关系的实际和不成文的规则反而重要。不管法律怎么说,每一个人都知道,政府是在党委员会和秘密警察手中。虽然并没有明文规定党的“指导作用”,但党的权威则及于一切组织和地区。没有一条法律曾规定秘密警察有权控制人民,但是,警察握有一切大权。没有一条法律规定司法官和检察官应该受秘密警察和党委员会的控制,但他们事实上是受控制的。绝大多数人民都知道这一事实。任何人都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以及某些事由谁决定,另一些事又由谁决定。人民只是适应环境和实际情况一切重要事务唯党会议或由党控制下的机构的马首是瞻。

对于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的指挥都是用以下的简单方法:共产党员构成一个党组,这个党组在一切问题上都听命于授权的政治会议。这是理论上如此,实际上是照下列方式进行的:当管理社会机构或社会组织的人在党内也有地位时,在许多较小的事务处理上,他就可以独断独行。共产党人已熟悉党的制度以及党所创造出来的关系,他们已习惯于裁夺事务的重要与不重要,只有在特别重要的事务上他们才诉诸党的会议。党组的存在只是备而不用,重要的事由党决定,选出政府或某些组织的管理机构的选举人的意见完全不重要。

当共产党准备从事革命时,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和新阶级就早已生根了,共产党人执行和维持权威的方法也发源于革命时代。在政府机关和社会组织中起“指导作用”的就是从前的党小组,只是后来它已经扩大,发展和健全了起来。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负的第二个“指导作用”就是关于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先锋作用”这个陈旧的理论,所不同的只是这一理论对当时社会的意义与目前有所不同。在共产党人夺得政权前,这一理论是号召人们参加革命并建立革命机关所必需的;现在却成了这个新阶级作极权统治的借口。甲起源于乙,但两者却不相同。革命和革命的形式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于迫切向往工业与经济进步的人说,甚至是需要的。

在革命时期形成的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了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特别的革命形式已转变为反革命的形式。党小组也是如此。

共产党人用以控制杜会机构的基本方法有二。第一是党组,这是原则上和理论上的主要方法。第二是政府机构中的某些职务只许由党员担任,这是实际上常用的方法。这些职务包括警察,特别是秘密警察人员,还有外交官员和军官,特别是负责情报并作政治活动的人员等,这些职务在任何制度的政府中都极为重要,但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中却尤其重要。早先,在司法机构中,只有最高的位置才由共产党人担任,因为司法机构从属于党和警察机构,通常待遇都很低,所以对共产党人没有吸引力。可是,目前的趋势却是司法行政人员的职位被视为只有党员才许充任的一种特权,他们的特权也在增加。因此,今后对司法部门的控制如不完全解除,至少也会放松;因为他们已可放心,司法部门将根据党的意志或“社会主义精神”行事。

只有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才把若干专门的和非专门的职位保留给党员。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虽然是一个阶级机构,实质上就是党的政府;共产主义国家的军队就是党的军队,而国家也就是党的国家。更确切地说:共产党人有意把军队和国家当作他们的专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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