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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國網友

我在中共的統治之下生活了數十年，雖說未經歷過土改、鎮反、反右、大躍進等運動，但卻經歷過人民公社、文化革命、上山下鄉、改革開放、捌玖陸肆、市場經濟、三個代表、和諧社會、中國夢、新時代等諸多時期。就是說，我對中共雖算不上全面了解，但部分了解還是沒有問題的。故此，在讀了李偉東先生《中華民國丟失大陸70年祭及戰略檢討》以後，我也願意來談壹點自己的看法。和李先生主要檢討國民黨在大陸的失誤不同，我主要談中共的謊言和騙術。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中共帶領大家的奮鬥目標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幹部是人民的公僕，吃苦在前、享受在後；人民當家作主，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推行公有制，消滅私有制，徹底掃清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障礙；壹開始先搞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昂首闊步進入無剝削、無壓迫，大家壹律平等，物質高度豐富，按需分配這樣壹種夢想中的無階級社會。
那麼，怎樣才能實現這壹宏偉藍圖？主要手段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狠抓階級鬥爭，繼續革命。就是說，壹定要把被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竊取的政權，從它們手中用暴力流血的方式奪過來，然後再對它們及其殘餘勢力實施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換言之，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最廣大的勞苦大眾，要對過去的剝削階級實施強制改造和鎮壓，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亦即：這部分曾經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剝削階級，如今也得反過來讓勞動人民騎在頭上任由其復讎，此所謂「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要讓過去的剝削階級永世不得翻身。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剝奪他們的自由、平等、言論、選舉、人格等權利，讓他們始終低頭認罪，永遠成為政治賤民和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
這是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先決條件。否則，如若讓剝削階級搞復辟，反攻倒算，那共產主義偉大理想如何能順利實現？
以上這些是我們從小接受的紅色教育，它無疑代表了中共的「初心」。不久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新城也撰文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壹句話：消滅私有制」。當然，我們還可以從中共各個歷史時期制訂的黨章中去找到這份「初心」的根據，那裡面有更為詳盡的論述。
我們上學期間才十來歲，自然什麼也不懂，老師怎麼講就怎麼聽，有時也免不了心馳神往。數十年以後的今天，再回過來審視這套共產幽靈的理論，整個就是壹通烏托邦的邪說和美妙動人的謊言，幾乎沒有壹條是能夠經得起推敲的。

對這個所謂的「初心」提出質疑，其實是很容易的。比如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全國的公共資源都歸自己這個階級所有和支配，此時的「無產階級」還是原來的無產階級嗎？而曾經的有產階級(地主資本家等資產階級)由於被無條件剝奪了各種財產和權利，此時實際已變得壹無所有，他們還是原來的那個有產階級嗎？依我看，後者才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無產階級。既如此，那麼請問，此時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的劃分還合理嗎？
當然妳可以辯白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每個個體並不佔有私有財產，所以他們還是無產階級。然而，我們親眼目睹的事實是，掌握公共資源支配權的無產階級幹部(即為人民服務的「公僕」或「先鋒隊」)，卻可以通過各種明裡暗裡的手段化公為私；更不要說他們還享受著各類特權、特供和其它壹些特殊待遇和福利。這個時候，普通百姓當然還是無產階級，但這些為人民服務的「公僕」或「先鋒隊」還是所謂的「無產階級」嗎？
事實上，此時的無產階級隊伍至少已分化成兩部分。壹部分是少數掌握公權力的「先鋒隊」或「公僕」，另壹部分則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前壹部分掌握公權力的「先鋒隊」，控制了全國所有的公共設施和資源，以及公共事務的決策權與各種利益的分配權，他們實際已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有產者。而後壹部分的人民群眾，自然還是壹無所有；他們與那些被剝奪了財產和權利的曾經的有產階級壹道，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前者僅僅在政治地位上略高於後者而已。
問題的關鍵在於，此時如何來界定掌握公權力的「先鋒隊」的階級屬性？說它是無產階級，它分明掌控著全國的所有資源和經濟命脈，以及享受著各種特權特供，權力大無邊，自然也少不了以權謀私和化公為私等的罪惡勾當。而說它是有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它分明又代表著確系無產階級的人民群眾。「先鋒隊」這種代表權是誰賦予的？如果沒有人賦予「先鋒隊」這種代表權，而僅是他們壹廂情願自封的，那他們的階級屬性還能如他們自己所宣稱的那樣，是「無產階級」嗎？
因此，也難怪毛澤東當初總是要號召反修防修、批判資產階級，並聲言走資派就在共產黨內、走資派還在走了。我認為毛說的沒錯，當時中共的「先鋒隊」們，實際上確已成了資產階級或有產階級。
可問題是，假如毛澤東指出走資派就在共產黨內是壹針見血的話，那麼我們就不禁要問：毛自己是屬於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
我相信，就當時他所掌握的權力和其私有財產來講，所有中共的「先鋒隊」或「公僕」們，沒有哪個能及得上他老人家。為他出行花費巨資所修的行宮(如滴水洞)，我們姑且不提，單就他的稿費而言是否十分可觀？
妳可以為他辯護說，稿費是他老人家的合法收入。問題是，第壹，他的「紅寶書」都是靠行政指令推銷下去的，並非市場行為。第二，禁止言論和出版自由，知識分子很少還在寫作，就是寫，也發不出去；比如沈從文先生就放棄寫作而去研究服飾。這麼壹個八億人的大國，就只有毛壹個人在思想、在出書，整個出版行業被「紅寶書」壟斷了半壁江山。此時毛拿這麼多的稿費正常嗎？
我這麼說是想指出，此時的毛不僅是個典型的有產階級(大資本家)，而且其收入來源還算不上完全正當和合法。即是說，毛是壹個憑藉權力集聚資源的大資產階級分子。這樣壹個大資產階級分子帶領的「先鋒隊」(「走資派」)，如何能代表廣大勞苦大眾的無產階級呢？中共能否解決這種邏輯和情理上的悖謬？

講到這裏，又要引出另外壹個話題，那就是壹直被中共有意無意忽略的權力來源問題。
我們姑且承認，江山是中共打下的，他們的政權是從有產階級的國民黨手裡奪得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依靠暴力革命搶奪來的政權，從形式上看是否正當合法，我們可以不去管它。我們要問的是，中共奪取了政權以後，除了進壹步鞏固政權以外，是否還要解決權力的來源問題？即是說，就算壹開始「打江山、坐江山」是正當的，那它的正當性按理也只能滿足於壹時；它是否能滿足於永久，則頗可懷疑。這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奪取政權以後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別的不說，單就妳這個「先鋒隊」的階級屬性問題，就已經成了妳繼續執政下去的現實障礙。因為妳這個「先鋒隊」已經成了有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公有制實際已成了官有制(黨有制)，這時的妳，還能代表無產階級對曾經的有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嗎？依照妳這個「先鋒隊」的階級鬥爭和報仇雪恨理論，此時真正的無產階級(廣大人民群眾和被剝奪了各種權利的曾經的有產階級)，應該再發動起來推翻妳這個已經資產階級化了的「先鋒隊」。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講，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如果妳這個資產階級化了的「先鋒隊」不想再被真正的無產階級推翻，那妳就必須解決權力的來源問題。它是檢驗政權正當性、合法性不可迴避的壹步。古代王權或皇權憑藉「君權神授」來證明自己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民主國家，政府權力靠的是公民選舉來確認自己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無產階級「先鋒隊」掌握了政權，靠什麼來證明自己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就算妳壹開始暴力奪取江山是不得不採用的方式，那妳獲得天下以後，難道還能壹直以此表明自己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嗎？至少挑選未來的接班人，妳不能再沿用「馬上得之」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吧？所以，此時啟動民主選舉，讓無產階級的人民群眾來投票選出自己認為信得過的執政者，當是最明智的選擇。
可毛澤東從來沒有想到過要這麼做。雖然他認為走資派就在共產黨內，但他並不認為自己就是資產階級，哪怕他實際已是這個「先鋒隊」里財富最多、資格最老的大資本家。他堅信自己始終是無產階級的代表，他必須「為民請命」、「為民作主」，並要把這個「先鋒隊」里被他認為已經異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壹個個都整倒。
其實，毛思想與專制帝王的想法壹脈相承，江山是他打下來的，他「坐江山、保江山」是絕對正當的。故此，必須把所有危及自己執政根基的不利因素統統清除掉。這就是所謂「馬克思加秦始皇」的由來。馬克思是他的初心，即民眾的大聯合，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和繼續革命。而秦始皇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手段就是剷除異己，鞏固政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目的就是由黨天下歸於家天下。
實際上，此時的中共「先鋒隊」(馬克思政黨組織)，已經成了老大(秦始皇)鞏固自己執政地位的工具。老大想怎麼做，只要把自己的意願包裝成中共「先鋒隊」的意志，以此來宣示自己的正當性和合法性，隨後便可順理成章地搞掉異己或對手。毛沒有壹絲壹毫的法律意識，他心裏只有政策。所謂政策，實際就是他壹時壹地的主觀好惡和詩人般的即興想象。毛就講過，他雖然主持過1954年憲法的起草，但當時憲法有幾條幾款，他根本就不記得。他認為，治國不能依靠法律，而是要依靠政策。他的政策首先就是要充當人民的代言人，為民作主；他所做的壹切，都是為老百姓著想，都是要剷除形形式式的牛鬼蛇神，確保江山萬代紅。至於老百姓的肚子是否填得飽，是否有最基本的權利，那都不在話下。毛從來沒有想過，自己作為黨內財富最巨的大資本家，代表壹貧如洗的廣大人民群眾(無產階級)來整倒另外的那些小走資派，是多麼荒誕和自相矛盾。

毛澤東雖然也講過民主，但那是他處於弱勢地位時玩的口號，壹旦自己處於強勢地位，那他就不待見民主了。如果真要搞民主，讓老百姓實實在在當家作主，那置他毛澤東的獨尊地位於何地？實際上，他和這個世界里所有處於強勢地位的君王壹樣，全然不喜歡民主。哪怕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他們心裏其實也不喜歡民主而喜歡獨裁，他們只是礙於制度而不得不遵守民主的規則罷了。民主天生只能是弱勢者的追求。
中共建政70年，壹直延續毛澤東的路數，不喜歡民主乃至敵視民主，自然也從來不去考慮權力的來源問題。倒是為著鞏固政權，竭力排斥異己和打壓所有對自己的執政安全構成不利的潛在因素，直至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這個政權必須牢牢堅持壹黨專政，老大要壹手遮天，絕不允許出現異己力量和競爭對手。而且其正當性和合法性資源越是近於耗盡和枯竭，越是要末路狂奔，越是要顯示出前所未有的強勢。由於民主自由等是削弱和監督專制極權最有效的制度設計，故壹黨專政的中共將其視作是對自身權力穩固的最大威脅，也就不奇怪了。
中共死保政權出於何種考量？提出這個問題其實很可笑，但我還是要這麼問。因為中共的「初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是要救民於水火的，是要解放全人類的；中共自己也宣稱不謀求自身的特殊利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即要實現共產主義。可是現在老百姓提出自己的民主自由人權等訴求，為什麼又要遭到中共無所不至的打壓呢？換言之，既然妳宣稱「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壹切以老百姓的利益為利益，可為什麼妳做的又與宣傳的完全相反，即說壹套做壹套？此種反常行為自然也可以從中共處於弱勢時高喊民主自由，而到了強勢時又特別敵視民主自由的分裂舉動里得到印證。
指出這點，是想提這麼壹個問題：中共的「初心」，是否起初就摻了假？也就是說，他們這個「先鋒隊」是否壹開始就如古代專制皇權的改朝換代壹樣，君臣主導打江山，老百姓不過是替他們賣命的工具？區別僅在於，古代打江山的君臣可以直接宣示自己的目標就是建立家天下和官天下；而中共不敢這麼直白，因為皇帝已不存在了，他們動員平民子弟「拋頭顱、曬熱血」的目標是實現烏托邦的共產主義。這個共產主義通俗地講，天下是大家的，中共的幹部僅是大家的公僕，是為人民服務的。試想，數千年暗無天日的家天下和官天下，現在壹下要變成大家的，當官的反過來要做老百姓的僕人，這對大多是文盲的平民子弟來說，有多麼大的誘惑力！他們能不豁出命去拚死壹搏嗎？
如果中共的「初心」原本就摻了假，那麼後來他們這個「先鋒隊」專為自身謀利益而不顧老百姓的死活，也就順理成章了。想想也是，如果死保這個政權對自身並無多大好處，守它則甚？死守，是因為它能給自己這個「先鋒隊」的成員，尤其是黨內大佬們帶來巨大的利益和榮華富貴。如此，他們才有巨大的動力去死保這個政權。
我想，這也屬人之常情，完全符合壹般人的認知，中共自然也不例外。可問題是，中共從來不願公開承認這點，他們非要把自己打扮成大善大德、大慈大悲的救世主不可。過去是為了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現在又換了新說法，所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全過程民主」、「人民領袖愛人民」之類。中共總是要以聖人自居，他們所做的壹切都是為了人民的幸福。可實際情況呢？回答是：正好相反，他們壹個個都成了巨貪國蠹；而老百姓，都是有苦說不出，有冤無處訴，連最基本的食品安全和言論自由都沒有，天生壹張嘴兩大生理功能，吃飯和講話都成了大問題。換句話說，中共從「初心」開始直至現在，都是用謊言在忽悠天下蒼生的。
明白了這點，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的真正目的就昭然若揭了。說穿了，中共保政權就是保黨天下和家天下，就是保權貴利益，保權貴地位，保權貴江山萬代紅。至於真是無產階級的窮苦百姓，永遠只能是韭菜，被他們壹茬又壹茬地割下去，而且必須規規矩矩、服服帖帖，不允許有任何怨言；哪怕妳完全清楚他們是在用謊言糊弄自己，妳也壹定要配合他們把這齣戲演下去。
這應該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邪惡的統治術。就是說，中共要比他們宣稱必須堅決推翻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等所有剝削階級的邪惡還要邪惡。因為這些以前的剝削階級雖然也會使用壹點騙術，但並非全部是騙術，其間也會夾帶部分真誠。而自從進入文明社會，尤其當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憲政等成為普世價值以後，現今的「剝削階級」再要行騙，已變得越來越不容易。畢竟老百姓有了民主自由以後，只要自己願意，都可以隨時監督政府的壹言壹行。然而中共治下，妳敢監督政府？中共的邪惡就在於，它不僅自始至終在欺騙老百姓，而且當妳明知它在欺騙，妳還不敢揭穿它，為了自保，妳還非得感恩和配合它不可！

有人會說，中共的「初心」裡邊，也包括民主或曾經包括民主。對此，我可以說，中共早先確實提到過民主這件事，比如笑蜀先生編選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中，中共領袖及其喉舌就連篇累牘談到過民主、自由、平等、憲政之類西方價值觀。但正如上面所講，當時中共與國民黨相比，明顯處於弱勢；為了贏得話語權和壹席之地，中共必須以民主這個武器來跟強勢的國民黨叫板。就是說，對中共而言，民主此時只是壹種手段而並非目的。
國民黨代表政府，它的地位正當合法且非常強勢，它不待見民主也在情理之中。輿論認為蔣介石搞專制獨裁，那也是事實。中國數千年的王權專制史，有個壹成不變的傳統或曰規矩，那就是天下壹統，王權或皇權至上，唯我獨尊，壹山不容二虎，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蔣介石不願中共跟自己分享權力，實屬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他做的並不比別的獨裁者做的更出格。因此，中共要想為自己贏得正當合法的地位而不是被斥為共匪，除了戰場上拼個妳死我活之外，別的方式就只能通過議會或政協等公共平台以及報紙廣播等輿論工具來高調宣示民主，以此博得社會各界的同情及爭取道義上的支持。
民主雖然是舶來品，缺乏傳統根基，但它當時已成為強勢話語，並在社會中上層達成壹定程度的共識。以民主相號召，就能佔據道德高地，給對手造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壹句話，妳蔣介石若反對民主，不尊重民意，那就是專制獨裁，企圖壹黨獨大，搞蔣家皇朝。與此同時，中共在其解放區，也搞了壹些類似於民主的仿冒品，如土地改革、男女平等、基層選舉、掃盲識字等。這在當時似乎頗具吸引力和號召力，因為國統區尚看不到類似的跡象，故也難怪壹些進步的知識青年要投奔延安而去。
問題在於，中共的這些動作是否屬於信仰和追求民主的真誠之舉？應該承認，當時大家都看不清楚，它能迷惑很大壹部分人也並不違背常情。尤其是壹些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他們從中共的這些舉措里看到了些許民主的希望，認為中共有可能代表了未來中國的方向。哪怕現在，還有少數知識分子如李偉東、榮劍等，都還認為中共當初喊的民主以及與國民黨的談判是比較真誠的。由此可見，當初較多的人被中共所迷惑也就無可厚非了。
然而，數十年以後再回過去審視這段歷史，我們便會發現，中共當初搞的這些所謂的民主，很難說不是壹種臨時性的策略。就是說，中共鑒於自身所處的弱勢地位以及需要迎合社會各界的民主訴求，他們不能不做出某種姿態。其實用現在的眼光看，這些姿態並非本來意義上的民主，而只是「為民作主」而已。就是說，中共所謂的民主，都是表面的、膚淺的，是毛澤東等黨內大佬依照當時的理解有意設定的。因為中共的「初心」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無產階級的，如果真要搞西式民主，讓人民群眾獲得貨真價實的民主、自由、自治等權利，那樣置中共於何地？中共這支「先鋒隊」還如何代表無產階級？實際上，此時解放區的老百姓不僅素質低下，毫無民主自由人權意識；而且他們也根本做不了主，只是依據中共的意志行事，近於被操弄的木偶壹般。就是中共自己，對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普世價值也都壹知半解，根本缺乏深刻的認識，僅是鸚鵡學舌而已。再說，中共內部的整肅清洗和等級森嚴等幫規，也實與民主自由人權等水火不容，這樣壹種極權政黨如何可能容納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呢？比如毛澤東自己就著有《反對自由主義》壹文。
不過有壹點中共是清楚的，雖然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很難見容於中共，但這類口號畢竟可以拿來向國民黨施壓，逼他們放棄壹黨專政，從而為自己贏得正當合法的參政權來炒作造勢。畢竟妳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包含了近於民主的價值追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攻擊妳的軟肋，妳不能不有所顧忌。壹句話，中共的民主遊戲，並非出於真誠，而只是壹種實用主義的策略，或曰騙術而已。退壹步講，即便我們可以用善意來推測中共，認為他們主觀上可能並非為了行騙，然而客觀上他們還是落下了行騙之實。其實，這個壹點也不奇怪，中共玩的這類遊戲，與他們壹以貫之忽悠社會大眾的手法並無二致。以軍事和地下鬥爭起家的中共，玩詐術和謀略是其看家的絕活，中共的大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哪個不是這方面的行家裡手？

在中共的觀念里，他們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個個都是正人君子，天生的道德模範，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他們執政的正當性合法性來源，既非君權神授，也非民主選舉，而是來源於整個「先鋒隊」道德品格前所未有的偉光正、高大上。儘管它不過是延續了儒家的聖人政治(德政)，毫無新意可言，事實上他們也知道都是用來騙人的；但中共還是要把這種儒家的聖人政治推向極致。謊言重複壹千遍就成了真理，連他們自己騙著騙著都信以為真了。

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在列舉了共產黨員「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沒有任何私心，無所畏懼」、「他實事求是，在革命實踐中檢驗壹切理論和是非」、「他能夠『慎獨』，不做任何壞事」、「甚至在必要的時候能夠忍受各種誤解和屈辱而毫無怨恨之心……他能夠毫不推辭地擔負最困難而最重要的任務，絕不把困難推給人家」 等五大修養以後，劉接著宣稱：
「共產黨員應該具有人類最偉大、最高尚的壹切美德，具有明確堅定的黨的、無產階級的立場。我們的道德之所以偉大，正因為它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道德。這種道德，不是建築在保護個人和少數剝削者的利益的基礎上，而是建築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的基礎上，建築在最後解放全人類、拯救世界脫離資本主義災難、建設幸福美麗的共產主義世界的利益的基礎上，建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上。在我們共產黨員看來，為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而犧牲，是最不值得、最不應該的……我們有無數的共產黨員就是這樣視死如歸地、毫無猶豫地犧牲了他們的壹切。『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在必要的時候，對於多數共產黨員來說，是被視為當然的事情……除了這種最偉大、最崇高的共產主義道德以外，在階級社會中沒有什麼比這更偉大、更崇高的道德。所謂超階級的、壹般的道德，只是騙人的鬼話，事實上這是保障少數剝削者利益的『道德』……把道德觀建立在歷史唯物論的科學基礎上，公開地宣稱我們的道德是為著保障無產階級解放和人類解放的戰鬥利益，這隻有共產黨人能夠做到……」
妳看，這支無產階級「先鋒隊」里的全體黨員具有如此偉大崇高的道德操守，若由其來代表最廣泛的勞苦大眾，並由其帶領大家來推翻剝削階級及其走狗，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當仁不讓的嗎？在中共看來，他們這支「先鋒隊」現在是、將來也必定是全體人民的大救星。這樣的大救星是普度眾生、超凡入聖的，是根本用不著民眾來監督的，他們個個是道德聖徒，都有著百分之百的自覺道德意識，是不可能犯錯的。假如沒有他們這支「先鋒隊」來帶領大家，那整個無產階級隊伍就將變成壹盤散沙，窮苦百姓註定要被剝削階級繼續奴役而難以獲得解救。
看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不由得令我想起後來在毛澤東胡折騰發動大躍進導致餓死人的災難面前，劉少奇採取的救災措施之壹的「保幹部」之舉。當時全國各地鬧糧荒，到處都傳餓死人的消息。劉少奇首先想到的不是保百姓，而是保黨員幹部。他的理由很簡單，現在要黨員幹部站出來賑糧救災，如果他們吃不飽喝不好，那讓誰來奮戰在第壹線？黨員幹部保護不好，何談保護百姓？據說他當時就斷然「為民作主」，要求壹些地方政府召集黨員幹部到上面來開會培訓，好飯好菜款待半個月，全部吃得紅光滿面，然後精力充沛地開赴前線賑濟災民。
我想劉少奇這種救災舉措很難說對日後中共的腐敗不產生影響，誰能說近些年的清理低端人口、毀棺焚屍等喪盡天良的事不是它的延續？不知道少奇同志當時為什麼就想不起《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里那些大言不慚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等夸夸其談了。這事要發生在民主國家，老百姓肯定鬧翻天。民眾選出的並要靠納稅人供養的領導敢這麼胡來，這種人還能讓他呆在台上上躥下跳？然而中共治下，我們的百姓雖然不斷被餓死，卻仍然認為這種做法是合情合理的。是啊，公僕不吃好喝好，如何全心全意為災民服務啊？
這裏，我倒是無意質疑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里誇耀黨員的道德修養是何等偉大高尚，何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以及他的先保護黨員幹部的做法是何等荒唐惡拙；而是要質疑，中共控制了全國的資源，他們想要給誰活命就可以給誰活命，它是否有力地證明了中共推行的公有制剝奪民眾的私有財產權，就是為了最終變成徹頭徹尾的官有制？如果不是，災難臨頭公有制的救災資源本該大家有份，中共哪來權力先安排黨員幹部吃好喝好？如果妳認為自己有這份權力，因為江山是妳中共打下的；那麼我就有理由認為，貴黨之所以要推行公有制，實際就是為了有朝壹日偷換成官有制。本來，這些糧食都是老百姓生產的，按理，糧食的支配權應歸老百姓自己所有，這也是民主自由自治的先決條件之壹。可現在生產糧食的老百姓卻被剝奪了支配權，而那些高高在上發號施令的官員卻掌控了糧食的支配權，老百姓只能眼巴巴地被餓死，三千多萬啊！妳說，妳這種共產黨員的崇高修養和共產主義公有制的偉大理想，連老百姓的死活都不顧，還如何能自圓其說？妳曾經拿民主自由人權批評國民黨的壹黨專政，請問，如今妳的做法難道就是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權？國民黨的壹黨專政是反動的，妳中共的壹黨專政就壹定是執持公義的？國民黨的私有制是為剝削壓榨的，妳中共的公有制(官有制)就必定是樂善好施的？

以道德自居者必然成為道德的毀壞者，以救世主自詡並要為民作主者必然成為民主和民眾利益的踐踏者。我之所以說中共是天底下最邪惡的政權，是因為其「滿嘴仁義道德，壹肚子男盜女娼」。
古代專制王朝確實很邪惡，但其邪惡與中共比，還只能甘拜下風。 原因不難解釋，雖然儒家的聖人政治是騙人的，但專制君臣本來就沒想聽它，他們「打江山、坐江山」就是為了自己和自己的家屬，老百姓僅是他們使喚和利用的工具。這壹點他們從來都不想對世人隱瞞，相反，他們還高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他們以帝王和老爺自居，老百姓就是他們的奴隸或奴才。即是說，他們很邪惡，但他們還知道實話實說，並沒打算騙人。中共就不同了，它的邪惡不在於邪惡本身，而在於它愛用謊言欺世盜名。中共「打江山、坐江山」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窮苦百姓，為了解放全人類。中共的幹部不叫老爺，而叫公僕；老百姓不是奴隸，而是主人。換言之，中共彷彿是奴隸，老百姓倒是老爺。而實際情況又怎麼樣呢？大家對此都心知肚明，無需多言。
民主國家沒有宣傳部，因為他們只要真相，不要宣傳。古代王朝設有吏部、兵部、戶部、禮部，但不設宣傳部；因為古代王朝本來就是家天下、官天下，普天之下都是他們的私產，他們沒有必要向老百姓宣傳「打江山、坐江山」是為了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唯有中共，宣傳部遍及黨政軍各級機關，現今甚至還滲透到海外，所謂的「大外宣」即是。這些可都是中共的要害部門，管宣傳的頭目壹般都能青雲直上。宣傳部實際就是「謊言部」、「忽悠部」，都是得了戈培爾真傳的。他們除了向老百姓宣傳中共的「政治正確」，給老百姓洗腦，還要把老百姓的思想統壹到他們所希望的軌道上來，比如要愛國愛黨愛領袖，要堅決抵制民主自由等禍國殃民的煽顛等。為了「政治正確」，就得妖言惑眾，即要把中共的邪惡和真相，用花言巧語包裹起來，以使民眾相信中共是多麼的偉光正、高大上，他們「為民作主」是為了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要引領全世界的發展方向。鄧小平在總結陸肆的教訓時曾說，十年改革開放最大的失誤在教育。教育即宣傳，在中共的語境里有「宣傳教育」這麼壹個詞彙，中國古代不會有，民主國家更不會有。鄧的意思是說，宣傳教育部門沒把中共的「政治正確」宣傳好，妖言惑眾沒做到家。妳只要讀壹讀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就會明白中共的宣傳教育是怎麼回事了。
如今出現的全民皆騙和全民皆愚，固然是中共「先鋒隊」帶頭行騙和愚民造成的，但中共文宣系統的宣傳教育應該更加功不可沒。中共建政70年，靠謊言治國，早已罪惡昭彰；如今再靠謊言維繫政權已越來越難以為繼。不過不要緊，除了謊言，還有越來越花樣翻新的維穩手段以及源源不斷的經費支持，更有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暴力侍候。


再回到「為民作主」。為民作主，不是民主，它恰是對民主的反動。真正的民主，不應該由毛澤東和中共來「為民作主」，而應該由「民」來作毛澤東和中共的主。這裏的「民」作主，最主要的標誌就是全民選舉，由「民」來決定自己的領導人，民眾不信任的領導，必須下台。
不過這還只是壹個方面。第二個方面，民主制度的設計是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礎上的。或者說，正是因為「人性惡」，才需要建立民主制度，亦即要由民眾來選舉和監督領導人。由於人性是靠不住的，所以才需要儘可能挑選好壹點的領導人。不過，就是挑選了相對好的領導人，仍然靠不住；因為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所以才壹定要隨時監督領導人的壹言壹行、壹舉壹動。領導和政府是壹種必要的惡。不管什麼人和什麼政府，壹旦被賦予權力，就壹定會奔向惡。但領導和政府又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有許多公共事務需要領導和政府來治理；所以明知它是惡的，還是不能不讓其存在下去。只不過存在是有條件的，壹定不可以放任它，而是必須約束它。這是民主政治的壹個主要特質。
可中共的存在就不是這樣。它的存在不是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礎上的，它的「初心」基於「人性善」，或者至少，中共這支「先鋒隊」是屬於「人性善」的。這壹點，我們可以從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和毛澤東的「老三篇」等著作中找到根據。正是因為中共自認「人性善」，故他們才相信自己能夠「為民作主」。老百姓是群氓，素質低下，他們也不懂民主；所以必須由他們的代表——中共來代為行使權利。就是說，中共治下民眾的權利都歸了中共，民眾其實什麼權利也沒有。不過這並不要緊，因為中共個個都是道德模範，個個都是天使，他們完全能夠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意願和利益。由他們來「為民作主」，只能比民眾自己作主來得更好更善。不僅如此，也正是由於中共個個都是道德聖人，故也就有條件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中共的「初心」之所以崇高偉大，就是由其道德默認作為依託的。
然而問題是，如果人性真是善的，那還要建立民主制度幹什麼？領導個個是天使，個個是道德模範，個個都大公無私，再要拿民主制度來監督領導的所作所為豈非多此壹舉？畢竟民主制度是低效的，它是為了約束權力的任性才設計出了壹套必不可少的程序來防其失范的，這也使得其運作成本增加並導致低效。假如中共「先鋒隊」里的每個成員都道德高尚，不可能產生任何私心雜念，那讓他們代表人民群眾以及「為民作主」，似也未嘗不可；因為這樣至少可省掉許多繁複的民主程序，辦事效率也會迅速得到提升。
可歷史和現實都壹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人性是惡的，人性善是靠不住的。如果對人性惡缺乏足夠的認識和必要的防範，那麼無論誰掌權，哪怕由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中共來掌權，都將無可避免地走向天使的反面，變成魔鬼。因此，我們不能不十分遺憾地指出，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中共犯了致命的不可饒恕的大錯。
眾所周知，只要是人，就都有自私自利之心，這是人性惡的根源所在。可中共並不這麼認為，他們偏要自誇是特殊材料製成的，壹個個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聖徒。所以他們的「初心」里描繪的都是偉光正、高大上的宏偉藍圖，比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後，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等等。即便「先鋒隊」里出了個把蛻化變質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中共也只是使用秘密或暗箱的方式清洗掉；而決不會用民主制度下公開透明的法律和輿論監督等方式將其暴露在社會公眾面前。這裏需要注意的是，無論用秘密還是暗箱的方式，都是與謊言和冤假錯案相伴而行的。可能正是因為這點，中共才天然地排斥公開透明的方式；而這也恰好是中共的道德默認和高大上的「初心」所需要的——遮醜的需要。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做法偏偏就是壹種大邪大惡。即是說，中共明明是大邪大惡，可它卻不願正視，反而要繼續宣稱自己是多麼的大善大德、大仁大義。正是在這點上，它與民主制度「人性惡」的認知背道而馳。民主制度由於洞穿了「人性惡」，才設計出壹整套程序和機制去努力防範它；而中共的專制體制非要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不願公開承認「人性惡」，並始終排斥外力的監督和批評，比如講政治規矩、不準妄議中央等。這樣也就導致壹連串的失誤接踵而至。在國內，壹而再再而三地失信於民，群體事件頻發，維穩壓力倍增。在國際，貿易戰、香港等問題上誤判連連，昏招疊出，以致翻雲復雨，出爾反爾，信義喪盡。
說到這裏，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中共如今的無官不貪、謊言盛行、毫無誠信，完全是因其「初心」的高大上和道德默認的超凡入聖所致。原因不言自明，越是道德高尚，越是虛偽冷酷；越是作惡多端，越是言行不壹；越是謊話連篇，越是自吹自擂。可悲之處還在於，中共明知吹噓偉光正、高大上等都是自欺欺人的把戲，但欺騙早就成了他們的生存之道、政治規矩和價值觀，融進血液，深入骨髓，故積重難返，哪怕壹句謊言要用十句、壹百句更大的謊言來圓，還是不能不騙下去。正如索爾仁尼琴說的：「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因此，即便我們願意承認中共曾經宣示過「民主」，那也只是將其視作拿民主當手段使的壹種演戲而已。中共對內認可的「民主」就是「為民作主」。也就是說，人民群眾必須由中共和毛澤東等來充當代言人，且這個代言人是無須經由被代言人授權的，民眾同不同意根本不重要。民主民主，中共就是民之主宰。民眾的壹切，包括生命，都是大救星給的。所以餓死三千萬，不過是大救星身上拔根毛，小菜壹碟。
這就是中共所稱民主的本質。有鑒於此，我們真的很難相信，當初中共對付國民黨時高喊的民主壹定是真誠的，而不是壹場騙局。

1945年的重慶談判，理性地看，國共談判成功的可能性基本是不存在的。兩黨都是以暴力革命起家的，不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他們都迷信武力統壹天下，這自然也是延續中國古代專制王朝的傳統，即「打江山、坐江山」的規矩。認為兩黨都不習慣和平談判、妥協退讓、包容雙贏的政治操作，毋寧說中國數千年的專制史里從來就沒有形成過政治和談的傳統。漫長的改朝換代史，幾乎沒有壹次是通過和談解決的，每次都充滿血腥。毛澤東指出「槍杆子裏面出政權」，雖然反人類、反和平、反文明，但他也的確道出了中國數千年的專制史都是靠武力解決政權交替這壹事實。因此，這樣壹種傳統慣性不可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國共雙方的政治選擇。至少毛澤東對此堅信不疑。那麼蔣介石能不受這種傳統慣性的左右？
這還只是壹個方面，更主要的方面還在於，國共雙方所秉持的價值觀，距離遠得幾乎不可以道里計。
通常認為，國民黨的「初心」是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在壹次演講中這樣解釋「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就是拿中國要做到同現在的列強處在平等地位，也就是圖國際上的平等地位。民權主義，就是要拿本國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壹個平等地位，以民為主、拿民來治國家。民生主義就是弄到人人在生計上、經濟上平等。那麼這個樣的三民主義，如果我們能實行，中國也可以跟到列強來進步，不久也可以變成壹個富強的國家。」不管孫先生的解釋如何地粗淺，我們仍然可以從中嗅到壹絲民主的氣息。

但是中共的「初心」又如何？我們開頭已經講過，中共的「初心」是推翻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人民當家作主，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個「初心」里的「人民當家作主」看起來也有點像「民主」的意思，但正如我們前面討論過的，中共的「民主」或「人民當家作主」，其實質是「為民作主」，它的主語是中共或乾脆就是毛澤東。中共和毛澤東是人民的大救星，是天使和道德模範，他們天然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孫中山先生說「以民為主、拿民來治國家」，中共大約不是這麼認為的。中共要的是「為民作主」，而不是由「民」來為中共作主。這是國共雙方各自「初心」的顯著區別之壹。

誠然，毛澤東與民主人士黃炎培曾經有過壹次著名的「窯洞對話」，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面對黃炎培先生就中共是否能跳出歷史周期率而產生的難以釋懷的疑慮，毛澤東信心滿滿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先生希望中共能跳出歷史的興亡周期率，言外之意，國民黨腐敗透頂，已不可能跳出這個周期率；不過既然有國民黨這個鏡戒，中共應該有所吸取了吧？毛澤東顯得非常自信，指明跳出周期率的新路就是「民主」。應當承認，毛澤東的回答不能說沒有道理。然而問題是，他嘴裏的「人民」，是有獨立意識的現代「公民」，還是被中共馴化了的皇權下的「順民」？他講的「民主」，是公民社會的自由選舉、自由議政，還是專制聖君的「為民作主」？他講的「人民監督政府」，是指「公民」有言論自由權，還是指「順民」必須「壹切行動聽指揮」？他說的「政府」，其行政是公開透明的、權力運作是在陽光下進行的，還是壹應決策仍舊在暗箱下操作、遇事仍然遮遮掩掩？
尤其要指出的是，他認為「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這裏用了壹個「讓」字，十分刺眼。真正的民主，公民監督政府，本來是他們應有的權利，這不是「讓」不「讓」的問題。妳「讓」，他要監督；妳「不讓」，他也要監督。公民的監督權並不以權力的「讓」與「不讓」為轉移。再說，如果公民行使監督權還要某個權力來「讓」妳這麼做，妳才可以這麼做，那它還是本來意義上的監督嗎？
它看上去好像只是老毛的壹種語言習慣，比如他後來還說過，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也同樣使用了壹個「讓」字。但他這種語言習慣，顯然不是壹種無意之失，而是表明了他的內心深處，其實對民主的認識是存在誤區的。可以說他嘴裏的「民主」其實和真正意義上的「民主」並不是壹回事，很可能只是「為民作主」。就是說，人民可否監督政府，要由他老毛來「作主」，由他來「讓」妳監督；他不「讓」，妳就不能監督。
至於那句「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也很成問題。民選的政府施政，只能是官員負責，民眾是無需負責的。如果說民眾要起來負責，那也只是為自己的權利負責。憲法賦予的權利，政府壹旦侵犯，民眾就必須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就是對自己的權利負責。民眾監督政府，除了維護自己的權利以外，另外就是防範權力越界和權力腐敗，這說到底仍是為著維護自己的權利。這方面的認知老毛是否具備，恐怕多少有點令人懷疑。
因此，如果當初毛澤東連這些問題都搞不清楚或只是想隨便開出空頭支票，那能說他懂民主嗎？他說「找到了新路」，真的是「新路」嗎？我想，其時中共既然以道德聖人和大救星自居並要代表人民，那人民又如何可能「當家作主」和「監督政府」？
更不容忽視的壹點是，當時中共是在野黨，在國民黨和蔣介石眼裡，他們不過是共匪，連正當性和合法性都很成問題。即是說，他們並不掌握國家政權，他們與強勢的國民黨相比，顯得十分弱小而又缺乏話語權。這種時候，中共要與國民黨爭地位和權力，唯壹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拿起「民主」的武器，儘管他們對「民主」尚無深刻認識。再者說，黃老先生本來就是民主人士，即便從投其所好的角度考慮，以「民主」相號召也是明智之舉，何況中共還要與國民黨爭地位、爭權力？
當時的現實是，雖然我們不否認國民黨的「初心」里包含了壹點民主的價值，但由於其很強勢，似乎根本用不著講民主；而中共的「初心」里儘管民主價值語焉不詳，甚至與民主價值完全相左，但為現實所迫，也不能不實用主義地拿「民主」這個對方的軟肋說事。而等到中共奪取了政權變得強勢以後，他們就跟當初的國民黨壹樣，如法炮製地置民主價值于不顧了。甚而至於在專制獨裁的道路上比國民黨走得更遠。原因大概就在於其「初心」本來就與民主價值難以兼容。

我們之所以認為國共談判不可能成功，它除了中國數千年「打江山，坐江山」的武力傳統不支持和談以外，最主要的還在於雙方的價值觀距離太遠。這裏的價值觀當然也包括「初心」的不壹樣。
那麼雙方的價值觀及「初心」存在哪些方面的距離？

打個比方，國民黨維護私有制，尊重個人的私有財產權，反對公有制；中共正好相反，他們要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實際是官有制)。國民黨要推行資本主義，注重民生民有民享；中共反向而行，要推翻資本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最終實現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國民黨先由軍政，再行訓政，最後實行憲政，講求民權平等；共產黨則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將國人劃分成「貧下中農」和「地富反壞右」兩大敵對陣營，並宣稱前者要對後者進行無情鬥爭和堅決鎮壓，並要讓後者永世不得翻身……
可以這麼說，國共兩黨間的價值觀和執政理念形如水火，根本不能兼容。這樣兩個「雞同鴨講」的政黨進行談判，妳說，他們的共同基礎何在？
比方說，美國實行兩黨制，共和黨和民主黨在執政理念和價值觀方面基本是壹致的，僅在策略、方式、路徑上稍有不同，它們所要達到的目標無非是自由、平等、人權、尊嚴等。換言之，雖然兩黨施政方法稍有區別，但最終卻能殊途同歸。假如拿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與中國的國共兩黨相比較，妳就會看出後者的國共兩黨是很難在壹口大鍋里吃飯和在壹座議會大廳里議政的。
退壹步說，就算1945年國共談判能夠成功，那組成所謂的聯合政府，接下來的輪流執政，雙方各自又如何操作？國民黨先搞五年私有制，然後再讓共產黨來搞五年公有制？或者，國民黨先搞五年資本主義，然後再由共產黨來搞五年社會主義？抑或，國民黨先搞五年資產階級憲政，然後再給共產黨來搞五年無產階級專政？
雖然中共曾提出先以「新民主主義」作為過渡階段，但它畢竟只是暫時的。而且「新民主主義」本身在邏輯上也難以自洽，它與國民黨所秉持的價值觀和「初心」同樣水火不容。
所以認為國共雙方的談判存在成功的可能，僅僅因為當事者未能審時度勢，致使功虧壹簣，這個假設很難說不是個偽命題。實際上當時雙方根本就不存在哪怕最低限度的談判基礎。此問題與雙方的談判誠意基本無關，卻與雙方的價值觀和「初心」以及傳統慣性密不可分。退壹步說，就算雙方確有誠意，或至少中共有誠意，那又能如何？它能將雙方價值觀和「初心」上存在的鴻溝填平嗎？比如，現今的中美貿易戰和香港問題之所以難解決，不就是因為雙方的價值觀距離太遠嗎？更何況，當時國共雙方處在戰時，誰有時間和內心耗下去啊？
李偉東先生四萬言長文的建言獻策部分，提出「穿越」，假定自己回到當時的現實場景中，充當蔣介石的策士，為老蔣出謀劃策，應該如何如何謀篇布局云云，難免有點壹廂情願和主觀臆斷。再者說，即便真可以「穿越」，妳也只能在宏觀上假定壹個大方向、大框架，如何可能在具體的操作細節上提得如此詳備和絲絲入扣？
假如讓我也如李先生那樣搞「穿越」，那我要說，若想談判成功，只存在壹種可能：不是搞「聯合政府」，而是要搞「聯邦政府」。具體來講，國共雙方划江而治，各搞壹攤，雙方在各自的區域內完全自治。國民黨搞自己的私有制、民主憲政和資本主義；共產黨搞自己的公有制、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假如中共在屬於自己的區域內想搞思想改造、反右、大躍進、文革、陸肆和禁言洗腦等，都可自便。不過有壹點，不能禁止民眾用腳投票，因為國共兩個自治區域內同屬中華民國，國民應有遷徙自由。就是說，決不能像南北朝鮮那樣彼此隔絕，當然也不能像東德西德那樣構築柏林牆。

我們注意到，李文在「當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建議方案」中提出回歸中共的「初心」，他說：
「共產黨是因為拿出了當時看起來更民主的方案，才在國共內戰中最後勝出的。就是說，因為民主才贏得了人心……實際上，毛澤東去世后，當年跟著他壹起向國民黨爭民主的同志，想起了當年的承諾（為人民服務），所以把經濟制度改了，差不多改回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所以才獲得了空前的經濟進步。那為什麼不能改回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呢？……而共產黨當年設計的新民主主義方案，不僅可以戰勝國民黨，也可以很好地治理和建設國家，因為它暗合了中國政治經濟民主化和現代化的歷史大趨勢。看到共產黨當年在議會裡與國民黨爭論民主的場景，我覺得妳們的父輩是懂民主的，會民主的……現在是徹底做好事的時候了——去兌現民主吧。」
基於此，李先生提出建議方案供大家參考：
1. 利用共產黨自身的歷史資源，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內涵，定義為全面回歸新民主主義。2. 適度放開黨禁，不是放開自由組黨，而是放開對已有的八個民主黨派的思想和組織束縛，讓他們成為共產黨的友好諍黨和監督行政及監督腐敗的黨。3. 回到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4. 經過十年左右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的回歸，如果實驗順利，共產黨可以像毛澤東當年設想的那樣改變自己的名稱，建議用：中華共生黨……
李先生認為，中共若要進行政治轉型，比較明智的壹步是先要回歸中共的「初心」，即「新民主主義」。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的1940年曾寫過壹篇《新民主主義論》，他在文章中這樣說：

「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壹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壹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種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並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將成為壹切工業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那種共和國，在壹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因此，壹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壹定歷史時期中所採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壹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

首先，我們要質疑的是，中共的「初心」是不是「新民主主義」？有關此點，我在本文的開頭部分已經開宗明義，中共的「初心」是：推翻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毛澤東之提出「新民主主義」，是鑒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既不能走舊式民主革命的「資本主義」之路，又不能走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之路，它不過是「在壹定歷史時期中所採取的國家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說白了，就是權宜之計。權宜多長時間？也許十年，也許二十年，但肯定不會很久。最終中共要回歸到自己的「初心」，即「實現共產主義」。

毛澤東在1945年4月發表的《論聯合政府》里說：「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鬥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衊、謾罵或譏笑；對於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
正是由於毛澤東講得如此斬釘截鐵、不容置疑，我們才有理由認為，「新民主主義」決不是中共的「初心」，它僅是壹種暫時的「過渡形式」而已。
其次，既然「新民主主義」只是「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那麼，改開后的「分田到戶」等舉措能說是回到「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嗎？改開時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嗎？「耕者有其田」是任何正常社會都應該有的經濟制度，並非「新民主主義」所特有。恢復「耕者有其田」不是「改回到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而是回歸正常社會。當時的真實情況是，安徽小崗村農民為解決飢餓問題不得不抵制中共大鍋飯的領導而干出的冒險之舉，它與「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何干？再說，那時的「分田到戶」也不徹底，因為它還不是「耕者」的私產。
當初連鄧小平自己都說，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發達了，而與美國作對的國家都窮得壹塌糊塗。他既然有此認識，何不虛心學習美國的政治制度？何以要反過來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摸著石頭過河？我想，除了為維護中共的壹黨之私，把十億老百姓當作韭菜來收割，而若學習美國的制度卻做不到這點之外，難道還有別的解釋嗎？
鄧小平的悖理之舉也可以拿來反襯李先生「改回到新民主主義政治」的善意考量之同樣悖理。妳說放著普世價值的民主憲政的陽關大道不走，卻偏要改回到連中共自己都棄之如敝屣的「新民主主義」之路，何以讓人信服？

就算「分田到戶」等舉措是「改回到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那它能否因此得出，政治體制改革也要改回到「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斷言「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難道經過百余年的血雨腥風和瞎折騰以後，我們追求的民主自由憲政法治，還只是改回到毛澤東的「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和「民主集中制」的拙劣水平嗎？我們不禁要問，此時誰是「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應如何理解？是不是「聯合專制」？「民主集中制」，誰的民主？誰的集中？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里談到「人民的自由」時這樣說：「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麼人恩賜的。中國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爭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應該爭得這種自由。中國人民爭得的自由越多，有組織的民主力量越大，壹個統壹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這種聯合政府壹經成立，它將轉過來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鞏固聯合政府的基礎。然後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後，在全部國土上進行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產生民主的國民大會，成立統壹的正式的聯合政府。沒有人民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就沒有真正民選的政府。難道還不清楚嗎？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是徹底地實現了。」
依照毛澤東的說法，人民的這幾項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是徹底地實現了。實際情況是否真的如此呢？餘生也晚，未曾親歷，不敢妄加揣測。但自己畢竟「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在毛澤東時代和后毛澤東時代也生活了五六十年，所謂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尊嚴」等究竟是怎樣的壹種情形，自己還是有所體驗的。李先生的「改回到新民主主義政治」，直到現在，還讓我心有餘悸。
又次，適度放開黨禁，卻不可以自由組黨，僅放開對已有的八個所謂的民主黨派的思想和組織束縛，讓他們成為共產黨的友好諍黨和監督行政及監督腐敗的黨。「讓他們辦報（適度放開言論限制）對政府政策進行批評和建議。讓人民有更多的渠道對政府進行監督和批評以及建議。回到建政初年那種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局面，回到新民主主義政治。」
妳看看，「適度開放黨禁」，還不過是對原有的被中共控制的八個所謂的民主黨「適度」解除限制，辦報和言論也只是這八個民主黨派的權利。老百姓要想監督政府也只能通過這八個民主黨的報紙「適度」發聲！且不說這八個被中共壹直操控洗腦的所謂民主黨是否還能代表民意，就是拿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里提出的「廢止國民黨壹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以及「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是徹底地實現了」這些標準來衡量，李先生「回歸新民主主義政治」的建議也已經是大大縮水和倒退了。


這裏，我們不妨再引證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里指出「聯合政府」是真做還是假做中的「假做」壹段話來回答李先生：
「第二種，假做。不顧廣大人民和壹切民主黨派的要求，壹意孤行地召開壹個由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壹手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在這個會上通過壹個實際上維持獨裁反對民主的所謂『憲法』，使那個僅僅由幾十個國民黨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沒有民意基礎的、強安在人民頭上的、不合法的所謂國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裝模作樣地『還政於民』，實際上，依然是『還政』於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誰要不贊成，就說他是破壞『民主』，破壞『統壹』，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討伐令。這是壹個分裂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反對這個方針的。」
「假做」是醜事，誰都會反對。可毛澤東為什麼偏要擔心這個誰都反對的醜事會發生呢？原因就在於國民黨是執政黨，處於強勢地位；相對而言，共產黨不僅在野，而且其合法性都還受到質疑，既弱小又憋屈。就是說，國民黨會利用自己的強勢地位來操控壹切，使得「聯合政府」、「國民大會」、「民主自由」等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成為徒有其表、掩人耳目的演戲。而中共由於弱勢，難以左右局面，又沒法監督強勢的對方，所以也就不可能放心國民黨會依照各黨派和社會各界的約定真心實意地履行承諾。假如中共此時十分強勢而國民黨倒很弱勢，中共完全有能力掌控局面，那毛澤東還會如此疑神疑鬼嗎？此時恐怕國民黨要反過來疑神疑鬼了吧？
《論聯合政府》里還說：「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壹個無產階級專政和壹黨制度 。」對此，毛澤東予以否認。從這件事里也可看出，那些弱勢者對「得勢」的強勢者，確實是存有戒心的。無論共產黨成了弱勢者還是國民黨成了弱勢者，或者別的黨派成了弱勢者，都會懷疑強勢者搞暗箱操作、掛羊頭賣狗肉等的把戲。哪怕西方民主國家，只要存在權力上的強勢者，其餘弱勢者都會毫無例外地懷疑對方可能弄虛作假。也正因此，西方發達國家才漸漸形成民主、自由、憲政、法治等價值觀，並用壹整套制度設計和監督手段來制約強勢者，限制和削弱它的權力；同時盡壹切所能來保護弱勢者的權利，使得弱勢者有足夠的能力來抗衡強勢者。
中國數千年以來壹直延續專制人治的傳統，對權力從來都缺乏制約和監督的手段。那樣，強勢的權力要想胡搞，幾乎不費吹灰之力。既然如此，如今已經壹黨獨大且十分強勢的中共，僅有八個「有限開放黨禁」的徒具虛名的民主黨派，又如何可能成為「友好政黨」？這八個「友好政黨」哪來底氣堅拒強勢中共的威逼利誘而不是與之沆瀣壹氣？
這方面，同樣也可以用中共在打下江山後迅即變臉，成為比國民黨還要專制獨裁的統治者這壹點來證明壹黨獨大的強勢者必定難以駕馭並不斷自我膨脹的規律性。究其因，乃是中國的傳統政治，從來沒有思考過對權力尤其是王權(皇權)進行監督和制約，更缺乏這方面的制度安排，專制權力總是能夠為所欲為，且不用付出任何代價這樣壹種叢林法則自然演進的結果。國民黨的權力是如此，中共的權力更是如此。權力只要是強勢的，不受監督和制約的，那麼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或別的什麼黨，他們的承諾和標榜哪怕再美妙動人，都將是不可信的。

因此既然當初弱勢的毛澤東都懷疑壹黨專政的強勢者國民黨可能「假做」；那麼，如今更加弱勢的我等小民百姓有什麼理由相信比國民黨還要專制獨裁的中共，僅靠八個花瓶壹般的「友好政黨」來「監督」，就會心甘情願地「真做」？何況「假做」本來就是中共擅長的拿手好戲。
問題的關鍵還在於，壹黨獨大官有制的中共，是個暴利的壟斷行業，進入這個體制的「先鋒隊」們，本來就是奔著利益而去的。若沒有超出他們承受限度的內外壓力的逼迫，他們如何可能放棄利益而去擁抱民主、自由、憲政、法治、人權等的普世價值？我看不出他們作出這種選擇存在哪怕最低限度的理由，難道就因為「新民主主義政治」的感召力強大到難以抗拒？

李先生還稱中共是懂民主的。對此，我要說，中共在自己弱勢時或許懂壹點「民主」，但壹旦強勢就會翻臉不認「民」。當然話也得說回來，中共弱勢時高喊「民主」，其實也不過是用來籠絡人心，跟國民黨爭奪話語權的。如果不是為了這個，那中共所謂的「民主」，至多也只是「為民作主」。曾經的解放區如此，建國后更是如此。君不見，後來的陳永貴、吳桂賢、李素文等壹干平民出身的草根之所以能身居高位，其實與「民主」半毛錢關係都沒有，它不過是毛式「民主」(「為民作主」)的招牌而已。後來據說陳永貴還曾當過日本鬼子的「偽保長」，有漢奸劣跡，弄得中共大佬們好不尷尬；可既然老毛「民主」過了，也就板上釘釘、沒法改變了。此時老毛強勢得早就「壹覽眾山小」，誰還敢說壹個「不」字？
正是基於此，我們才說民主是中共弱勢時玩的遊戲，強勢者從來都不喜歡民主。中共和毛澤東的「民主」，就是他們自己作主；他們是民眾的代言人，由他們來作主就是「民主」。因此，假如說中共弱勢時曾高調宣示過「民主」，那也只是為了自己在跟國民黨爭鬥時能佔據道德的制高點，故不能不製造壹點「民主」的假象以取悅社會各界人士，從而贏得民心。這就叫「玩民主」。如今中共已今非昔比，它自己已經如當初的國民黨壹樣壹黨獨大，強勢到可以目空壹切；這樣，曾經製造過的假象也就不需要了，「民主」便理所當然成了「民主集中制」，最後都得由毛澤東來「集中」或獨裁。所以也難怪會出現漢奸當副總理這樣的鬧劇上演，且沒法糾錯了。
由於真正的民主是對付強勢者和保護弱勢者的利器，故強勢者對其有近乎本能的抵觸也就不足為怪，毛澤東的中共作為強勢者自然也不例外。而弱勢者之所以愛民主，不在於他們要與強勢者分享權力，而在於他們要維護自己應有的權利和做人的尊嚴，這些問題只有民主政治才可能解決。但這恰恰是強勢者不願解決的，解決就意味著自己的權力和利益的削弱和減少。從這個意義上講，稱民主是專制者的天敵壹點也不為過；強勢的專制者壹聽到民主權利的訴求，便如臨大敵也就可以理解了。
因此我認為，中國是否如李先生建議的那樣，「改回到新民主主義政治」或別的什麼主義政治，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民眾應有的權利能否落到實處。正如胡適先生說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重要的是「多研究些問題」。現今中國政治的「問題」是什麼？依我看，歸根到底還是民眾的民主自由權利的問題，以及權力的來源和如何監督制約權力的問題。這兩方面的問題也正是所謂的馬列政黨最大的短板問題，根源就在於其信奉共產和專政學說。這兩方面的問題不解決，妳再怎麼改回到什麼漂亮的主義都不管用。權力還是搶奪、自封和私相授受，權力運作還是愈益暗箱化，權力壹黨獨大的強勢和傲慢仍然得不到限制和抨擊，民眾的民主自由等權利越來越缺失或難以保障；那樣，專制者的「中國夢」就只能成為廣大勞苦大眾的噩夢。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以及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雄文里，都曾誇下海口，談了不少「主義」。請問，有哪壹點哪壹條管用了？毛劉兩位黨首白紙黑字許下的無數響徹寰宇的諾言，不要說他們在「得勢」后不願兌現，就是當初在解放區，難道就真的實現過？回答無疑是否定的。以毛劉的見識，他們對民主的理解與西方認同的普世價值，根本就不是壹回事，可以說，風馬牛不相及。所以，「改回到新民主主義政治」，無異於複製中共過去的錯誤認知和壹貫有的騙局。
至於中共改名為「共生黨」，似可視同戲言，不說也罷。

眾所周知，中共壹黨獨大，排斥異己。自打從國民黨手裡奪取政權以後，它就立刻拋棄了自己處在弱勢地位時高喊的民主自由，而回歸到曾經被它批倒批臭的「壹黨專政」、「專制獨裁」等的老套路。不僅要搞「黨禁」、「言禁」、「報禁」、「書禁」、「網禁」以及設置各種五花八門的禁區；而且還要加強思想改造、意識形態管控、靈魂深處鬧革命等的洗腦教育。就是說，中共建政變得強勢以後，迅即「華麗轉身」，很快走向了民主自由的反面，甚至比當初的國民黨還要來得專制獨裁。原因很簡單，國民黨統治大陸時，至少還有中共在跟它唱反調，所以其在維持專制統治時，多少還有所顧忌，不能走得太遠；而中共在奪得政權以後，就成了徹頭徹尾的「壹黨獨大」，其不可壹世、捨我其誰的派頭令自由世界為之側目。很快，幾個所謂的民主黨派最終也被收編成「花瓶」，因而此時再也沒有別的黨派和民間力量能牽制中共了。妳說，壹個完全失去外在力量制約和監督的政權，它不變得越來越邪惡，才真是壹件怪事呢。所以從這點上講，中共建政后變得比國民黨更專制獨裁，也確乎不難理解。
實事求是講，當初中共之所以能從國民黨手裡奪得政權，高舉民主大旗，不能不說是其主要的手段之壹。可為什麼壹旦贏得天下，中共要立馬翻臉，恩將仇報，不但拋棄民主這面曾經為自己立下汗馬功勞的旗幟，而且還將之視若寇讎，極盡打壓之能事，取而代之的就是中共「初心」的無產階級專政大棒，橫掃千軍如卷席呢？究其因，乃在於中共大佬們深知，既然民主能顛復蔣家皇朝，那民主同樣也能撼動中共的執政根基。為了鞏固來之不易的政權，就必須清除和打壓任何要求民主自由的聲音。
我曾見到網上披露過陳雲有關這方面的壹個說法，大致是講，人民決不可有民主和言論自由，因為國民黨就是被我們的民主和言論自由給整垮的，我們決不能再重複上壹次國民黨曾經上過的當了。換句話說，民主只能用來奪取政權，卻不能用來鞏固政權，鞏固政權必須壓制民主自由，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權貴專政」)。要不的話，大佬們這些年從老百姓那裡忽悠來的財富就別想保住了。因此也難怪陳雲和鄧小平要在私底下達成共識，還是咱自己的後輩可靠。中共權貴為何要竭力抵制公布他們的財產？壹是他們這些年借無產階級專政之名撈取的都是不義之財；二是這些不義之財若與他們宣稱的「初心」放在壹起公開亮相，那他們這種靠謊言維持的執政合法性正當性便會在頃刻間蕩然無存。這是他們無法接受的，所以必須竭力捂蓋子，繼續用更多的謊言來欺騙民眾，哪怕殺他二十萬，穩定二十年，也要確保紅色江山萬年長。
據稱，大老粗王震等黨內大佬曾針對學生們的民主訴求叫喊道，誰若是要共產黨的江山，就拿三千萬人頭來換！聽口氣，這三千萬人頭就是中共黨有制或官有制的私產。其實三千萬人頭的主人大多是受共產主義學說欺騙而不惜賣命的平民子弟，就像大躍進中餓死的三千萬也都是窮苦的平民百姓壹樣。而這些平民子弟的家屬至今還照樣是被中共奴役的「無產階級」，其壹無所獲之狀較之中共建政前並無多大改善，有的還大不如前。王震們呢，這些中共大佬壹個個都撈得盆滿缽滿，早已成為了比他們曾經號召三千萬平民子弟要推翻的資產階級更大更凶的資產階級。權貴資本主義這台絞肉機的幕後推手實際就是這些中共大佬們。由此可見，大佬們要維護這台專政絞肉機的願望有何等強烈，又是何等的不擇手段；哪怕公開與主流文明的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對著干，與整個世界為敵也在所不惜。陸肆事件的爆發就依循著這樣的專政邏輯。
實際上，中共這種專政邏輯，無論從其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還是數千年的皇權專制傳統來看，民主自由等的價值觀也必定是天然的敵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與皇權專制傳統是壹對孿生兄弟。這裏的「無產階級」，其實僅是個幌子，實際是指它的「先鋒隊」，或者乾脆說，主要指黨內大佬。兩者的奇妙結合正好成為強勢權力打壓民主自由的有力工具。所以，中共的華麗轉身，恩將仇報，實際並未違背其自身的專政邏輯，恰恰相反，它倒是與中共「初心」所宣示的「共產主義理想」(馬克思)和「無產階級專政」(秦始皇)是壹脈相承的，是符合其政治正確的。不過這裏的「無產階級」，已不是指那些勞苦大眾，而是主要指那些黨內大佬(秦始皇)。
任何時候，權力的強勢都必定是民主自由的大敵，何況它們手裡還有意識形態化了的「馬克思加秦始皇」。民主所追求的，是民眾的強勢，權力的弱勢，這樣民眾才有能力制約權力。如果反過來，權力強勢，民眾弱勢，那權力就會成為洪水猛獸。中共的權力正是如此。所以，照我看，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首先要做的並不是追求民主自由本身，而是要努力尋求削弱權力強勢的辦法。只有在權力變得弱勢時，追求民主自由才成為可能。
而如今的中共，其統治權力越來越強勢，且近於無恥，民間力量被打壓得已是奄奄壹息。這種時候妳跟它談民主自由，要它順應文明大勢，無異於與虎謀皮。中共根本不信奉民主自由，相反還視其為大敵。以民主自由為武器，對中共不可能構成多大壓力。因為他們要維護的不是這些東西，而是能夠確保他們利益不受損害的政權。我們只有拿他們最想維護的利益和政權作為靶子進行施壓，才可能有效。施壓是必須的，關鍵是用什麼武器，民主自由不應該成為武器，它只是目的而不能當作武器來使用。
這點上正好與當初中共以民主作為武器(手段)向國民黨施壓相反。中共不信奉民主自由，它打出這面旗幟只是假戲真做，是壹種鬥爭策略；故我們才說民主是其弱勢時玩的遊戲。這點也可以從其建政后迅速變臉中得到證實。中共當初之所以拿民主作為手段，不是因為民主是其追求的目標，而是因為它是國民黨三民主義追求的價值的壹部分。妳國民黨既然信奉這些價值，為什麼又要說壹套做壹套呢？這也算有的放矢，是另壹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我們現在當然不能再步中共陰謀的後塵，還是拿其曾經使用過的武器再反戈壹擊，儘管這也算壹種策略。但中共「初心」的專政和共產理論，壓根就不承認民主自由；所以拿這個攻擊它，等於給它撓痒痒，中共根本不怕妳拿這東西來施壓。妳想，壹個撒謊都不臉紅，甚至還要倒打壹耙，反誣揭露真相者是造謠的政權，它還能怕這東西？
中共真正懼怕的是妳動搖它的執政根基。動了執政根基，它壹定跟妳玩命。執政根基當然不是共產理論，共產理論就是大忽悠，他們自己也知道。前面已講過，公有制實際就是官有制(比如國企)。只有確保中共權貴利益的官有制及其經濟基礎，最終發生了危機，他們才會感到末日來臨。這方面的施壓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歸根結底壹句話，面對強勢的專制權力，妳不能選擇跟它講道理，而是要選擇尋求削弱和動搖它的方法。
這方面，台灣和香港民眾的抗爭也許是個可以參照的樣本。

國民黨跑到台灣后，依照傳統慣性，還是延續導致在大陸失敗的那壹套專制高壓統治，最終激起台灣本土民眾的反抗。此時，從掌權的兩蔣方面來說，似乎處於強勢地位，所以肯定要打壓和抓捕那些要求民主自由的本土人士。而從其情感根基來講，兩蔣畢竟屬於外省統治者，與本土人士所處的鄉土環境和人脈資源相比，他們其實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自從蔣經國遭到刺殺以後，他就常常自問壹句話：「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言外之意，他也確乎認為自己不是台灣人，而真正的台灣人其實是非常恨他並要殺死他的。若真是如此，作為壹個外省跑來的執政者，要想得到台灣本土人士的認可，應該如何做才是明智的安全的？是繼續依靠強權來打壓本土人士的民主自由訴求，還是順應世界大勢和文明潮流？
問題的癥結在於，這裏不是大陸而是台灣。要是原先在大陸，他們自己就是本土人士，大陸就是他們的家天下，他們的統治基礎牢不可破，難以撼動。可如今是在台灣，他們這種統治基礎無疑要相對薄弱壹些，台灣這塊土地很難說還是他們的家天下。實際上，此時連他們自己都認為不過是暫避海島，寄人籬下，梁園雖好，豈是久戀之家？如此，這批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就與台灣的本土人士在感情上有著難以彌合的鴻溝，至少短時間內難以融合。
假如這批外省來的統治者對本土人士實施寬鬆治理，寬鬆到比本土人士原本有的生活狀態還要自由自在，或者至少不比原先的生活狀態差；那麼台灣本土人士也許還會認可兩蔣的統治，雙方的敵對氣氛或許不會太過緊張。
然而現在卻不是這樣，自從兩蔣入駐台灣后，便對全島實施戒嚴，其專制高壓政策比之在大陸時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此壹來，原先差不多處於相對自治狀態的台灣人，如何能容忍這批外省人的肆意妄為？所以發展到後來，于曾經有過的二二八事件的基礎上，又爆發了「美麗島事件」。畢竟台灣本土人佔了絕大多數，台灣是他們自己的家園，他們要求民主自由，要求自己管理自己的家園，要求本土人士參政議政，這本來應該是合情合理的正當訴求。

在這種大趨勢面前，蔣經國審時度勢，順應了台灣本土人士的正當意願。其因恐怕在於，雖然以蔣家為代表的外省人把持了政府的權力，但這種強勢與台灣本土人士相對弱勢的力量對比只是暫時的；最終，這批外省人將變得越來越勢單力薄，而本土人將變得越來越鋒芒畢露，難以遏制。這種強弱易位的趨勢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不可逆轉。
蔣經國認清了這種不可逆的大趨勢，在關鍵時刻作出了正確的選擇。1987年6月，蔣經國與本省耆老面晤時說：「這裏不久就是妳們的。」7月15日，宣布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7月27日，他進壹步說：「我雖是中國人，但吃了40年的台灣米，也是台灣人啦。」真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番發自肺腑的話十分有力地表明，這個外省來的統治者，最終也不能不與台灣本土人士達成和解，並自認是台灣人。這種身份認同是個驚天巨變，因為它不是台灣人自認中國人，而是中國人自認台灣人。
說到底，這是壹種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導致的結果。外省統治者貌似很強勢，壹直打壓本土弱勢者的民主、自由、自治等的訴求；但隨著外省統治者由強變弱時，他們也不能不低下傲慢的頭顱 ，接受本土人的訴求，與本土人達成和解。

台灣的這段歷史與如今香港面對的局面十分近似。曾經承諾香港人的民主自由自治，中共作為非本土的統治者，現在卻要將其不斷收緊甚至收回，妳說，香港本土人士如何能答應呢？這裏尤其要指出，在這個問題上香港與台灣還是稍有不同。原先台灣本土的民主自由自治等的基礎，其實比較薄弱；台灣本土人士表達這方面的訴求，基本上屬於從無到有或從少到多。最終由於他們由弱勢日益變得強勢，而外省統治者的國民黨又由曾經的強勢漸趨變弱；這樣，本土人的訴求就因日結月累的抗爭而逐漸獲得了成功。如今的香港人似乎正沿著相反的路徑在演化，他們原本有的民主自由自治狀態，正在從有到無或從多到少地漸漸失去。
打個比方，我曾經問幾個我們本地的農民兄弟，對農田補貼逐步減少有什麼看法。他們幾乎眾口壹詞地回答：共產黨能給點錢妳就算不錯了，它要是壹點不給妳，妳就不過日子了嗎？從這些農民兄弟的回答里可以看出，他們根本就沒有哪怕最低限度的權利意識，也從來沒有想過這些錢其實不是共產黨的，而是納稅人的。說明白壹點，這些錢實際就是他們自己上交的稅款，政府只是將這些稅款重新分配，再回過來適當補貼農民而已。說得通俗壹點，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於他們認識不到這點，還壹直以為是政府的恩賜，故他們始終不認為這是他們應享的權利。所以也難怪當政府不再「恩賜」時，他們只有認命而毫無怨言。然而，如果某件財物本來就是他們的私有財產，突然間要被政府或某個外來者強行收走，此時他們會如何反應呢？我想即使這些毫無權利意識的農民兄弟，也是會拚死抵抗的，這就如同各類強征強拆必定要遭到大家的抵抗壹樣。原因就在於這些財物本來就是他們的私產而不是什麼人的恩賜。
但抵抗是需要力量的，當政府或外來者的力量遠遠大於妳時，妳的抵抗會出現怎樣的結果？如果說台灣本土人士爭取民主自由自治的運動需要自身力量不斷地由弱變強的話，那麼香港本土人士捍衛自己的民主自由自治的權利，同樣也需要讓自身的力量由弱變得強起來。現在的問題恰恰在於，當初處在台灣本土人士對立面的外省統治者，從總體趨勢來看是由強變弱；而如今處在香港本土人士對立面的港府和中共卻並非如此，這個對立面是龐然大物，既強勢傲慢，又不講誠信，且暴力血腥。這種時候，香港本土人士捍衛自身權利的行動會朝怎樣的壹種方向演化？這就需要考驗香港人的智慧、意志和毅力了。

李先生的文章最後建議，大陸和台灣為完成統壹大業，可組成「邦聯」。我們知道，「聯邦」是指「聯盟國家」；「邦聯」則是指「國家聯盟」。「邦聯」大約類似於「獨聯體」或「歐盟」之類國家間的聯合組織，它和「聯邦」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前面已經探討過，國共兩黨間的價值觀距離太遠，幾近水火不容，所以不可能通過重慶談判取得成功。現在台灣與大陸遇到幾乎同樣的問題，兩方之間壹個是民主政權，壹個還是專制政權，價值觀的距離不是縮小而是更拉大了。即便僅就制度架構而論，雙方也截然不同，很難尋找到彼此的公約數。何況，台灣如今已實行多黨輪替制，而大陸還是壹黨專政。無論「聯邦」還是「邦聯」，兩地之間都缺乏哪怕最低限度的共同基礎。換言之，假如1945年由於兩黨價值觀距離太大以及各自都想吃掉對方，以致談判不能不走向破裂的話；那麼，面對如今台灣和大陸在價值觀和壹些別的方面距離拉得愈來愈大的情況下，要想坐下來和談，不能不說更加困難。尤其是，1945年時民眾幾乎沒有什麼發言權，主導政治走向的主要是國共雙方間的精英人士；而如今，儘管大陸民眾仍然不具有發言權，但至少台灣民眾已經有了很大的話語空間，他們對兩岸的統壹與否完全可以盡情發聲，並有可能最終影響台灣高層的選擇。這樣，留給雙方和平統壹的機會，恐怕微乎其微。
建立「聯邦」或組成「邦聯」，都算是某種程度的統壹。統壹至少必須滿足三個方面的前提條件：
壹是雙方價值觀比較接近，即民主政權可與民主政權談統壹，民主政權不可與專制政權談統壹。二是文明必須統壹野蠻，而不能讓野蠻來統壹文明；就像西德必須統壹東德，而不是讓東德來統壹西德壹樣，這個次序決不能搞顛倒。三是多黨制政權可談統壹，壹黨專制的政權不能談統壹；因為多黨制的統治權力是相對弱勢的，是能夠被監督和制約的，而壹黨專政的統治權力是十分強勢的，是不允許外力監督和制約的。換言之，具有包容力的政權可談統壹，反之則不可談。
必須申明，我既非統派，也非獨派，我更傾向於公民自決或順其自然。亦即，無論是統壹還是獨立或是維持原狀，都必須有利於雙方民眾的福祉以及尊重雙方民眾的意願。如果選擇統壹，雙方或某壹方民眾的福祉受損，那就不可行；如果選擇獨立，雙方或某壹方民眾的福祉受損，那同樣不可行；維持原狀亦然。這是兩岸作出政治選擇的大前提，即必須有利於民眾的福祉和尊重民眾的意願。
設置這個大前提的原因非常簡單，依照現代民主政治的原則，建立國家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保護民眾的權利和安全；如果不是為了保護民眾的權利和安全，那國家的存在就沒有什麼意義。同理，兩個政治實體的統壹還是獨立或是維持原狀，也必須遵循這壹原則，即要以民眾的福祉(權利)和意願(安全)為依歸，任何有違民眾福祉和意願的政治選擇，都不能被看作是正當的、合法的、合理的。
故「聯邦」也好，「邦聯」也罷，或諸如此類的建言獻策和方案設計，都必須順應兩岸民眾的意願和增進兩岸民眾的福祉，而不是撇開這壹大前提，為投合某個利益集團的意志，壹廂情願地閉門造車、自說自話。我想，這個大前提本身也是我們討論民主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

從國民黨由強勢朝著弱勢演化與中共由弱勢朝著強勢演化這兩者的軌跡里可以看出，國共所秉持的價值觀和「初心」，本來就預示著今天的結果。就是說，國民黨的價值觀和「初心」里有著某種民主自由的基因，只要條件成熟到壹定程度，它就有可能往政治文明的方向演進。而中共所執持的專政和共產理論，要想最終棄惡向善則斷無可能。
假如說中共早期還持有共產主義邪說的價值觀的話，那麼現今的中共連這種邪說的價值觀都沒有了。他們之所以要提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等口號，不在於他們還相信中共的「初心」，而在於不能不拿它來忽悠。說穿了，他們要維護的並不是這種烏托邦的邪惡價值觀，而是要維護這種價值觀背後巨大的官有制利益。只有維護這種官有制的利益才是他們真正的價值觀。可以這麼說，我們上面探討過的國共兩黨間價值觀的距離，早期主要是指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不相容；到了如今就不是這樣了，這不壹樣主要是指中共現在已不再相信共產學說，而僅是以它作為意識形態的招牌來強調政治正確，真正要維護的是意識形態背後的官有制利益這個價值觀。如今的中共，虛偽邪惡已無以復加，怎麼可能棄惡從善？
這樣的判斷，我們同樣可以從眼下難以破局的中美貿易戰、香港、新疆等問題上找到答案。比如貿易戰，中共之所以在結構性改革上不願讓步哪怕半分，就在於結構性改革正好動了中共的命門，也就是動了官有制的暴利之源。香港問題更顯而易見，中共自己承諾的壹國兩制、港人治港、自由自治、雙普選等，現在都不願認賬，甚至連《中英聯合聲明》都單方面宣布是過了時的歷史性文件。何以如此？就在於要防止香港的民主自由自治等價值滲透進大陸，如茂名的環保維權，能說與香港抗爭無關嗎？如果不下血本防止連鎖反應，那就會對中共的獨裁政權造成極大的威脅。所以必須不惜運用壹切手段，包括以政府信譽為代價實施血腥鎮壓，乃至不排除製造新的陸肆。香港和新疆等地近期出現的無底線的暴政，正好為中共維護自身的官有制政權而毫不手軟的證明。
壹言以蔽之，如果說國民黨在台灣的民主轉型充分驗證了其價值觀和「初心」本來就預示著最終有向善可能的話；那麼中共如今在貿易戰、香港、新疆以及扶持國企、打壓私企等的所作所為上，也恰好印證了其價值觀和「初心」本來就預示其最終只能朝更惡的方向狂奔的宿命。因此我們對中共政治轉型的任何善良願望都可能是不切實際和徒勞的，這其中也包括李先生的建言獻策。
毋容置疑的事實是，台灣的民主自由自治，是在從無到有或從少到多的抗爭中逐步取得成功的；而香港的民主自由自治，卻是從有到無或從多到少地漸漸失去。我們通過觀察兩者逆向而行、漸行漸遠的軌跡，可以看出台灣是不斷走向善的，而中共是不斷奔向惡的。這樣兩個價值觀截然相反，並在不斷逆向而行、背道而馳的政治實體，他們談邦聯、談統壹的共識何在？兩者團結相容、和睦共處的基礎何在？難道妳還想用曾經屢試不爽的騙術，拿在香港已經壹敗塗地的壹國兩制，去愚弄民主自由的台灣同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