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思德煉鴉片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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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德煉鴉片而死
由 洛神露 » 2020年4月10日
張思德煉鴉片而死
傳統的弱民之術是吸食鴉片，現代的弱民之術是投毒，投放新冠病毒和三聚氰胺。2019年9月18日，湖北當局在武漢機場舉行了「新冠病毒釋放演習」。其實，這種官方放毒舉措在官辦三鹿企業就是公開的投毒三聚氰胺。《邱會作回憶錄》披露，1938年前後，中央軍委供給部急需經費，絞盡腦汁搞創收，通過開騾馬店、販運食鹽等各種方式，積累了幾十萬元。他們生產的假人丹，用樹皮做原料，銷路也很好。有一次，楊梅生拿走了一大包，要送給毛澤東，邱會作一路狂奔，追上后告以實情，楊梅生的臉都嚇白了。中共不僅販賣假藥，還販賣毒藥鴉片。張思德是熬制鴉片而死的！可見，「為人民服務」一開始就是「為人民幣服務」的謊言。謊言與暴力是馬克思的共產黨的特徵，更是病毒的特徵。病毒未找到宿主前，它就裝死（耍陰謀）；一旦它貼上宿主細胞，就打洞侵入進去，鳩佔鵲巢，直到殺死了宿主還要掠奪宿主的物資（暴力掠奪）。病毒雖然不會說謊言，但它裝死和共產黨說謊是一回事。事實上，共產黨是最毒的病毒，天下人必須共滅之。
一，吸食鴉片只在中國成為「時尚」
鴉片是一種供吸食用的麻醉性毒品。在瑞士發掘的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考古學家便發現了「鴉片罌粟」的種子和果實的遺迹，並且屬於人工雜交種植的品種。到公元前3400年，兩河流域的人們已大面積地種植鴉片了，而且給它以「快樂植物」的美名。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鴉片已經成為獸醫和婦科藥品。已經發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鴉片」已經屬於高級品牌。到公元前300年，古希臘已經把鴉片作為普遍的飲料。在《聖經》與荷馬的《奧德賽》里，鴉片被描述成為「忘憂葯」。
公元前139年張騫出使西域時，鴉片就傳到了中國。在唐干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鴉片進口的記錄，唐代阿拉伯鴉片被稱為「阿芙蓉」。9世紀，漢中與成都盆地已開始種植罌粟，詩人雍陶就有詩云：「行過險棧出褒斜，出盡平川似到家。萬里客愁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米囊花即罌粟花的別名，詩人看見罌粟花，產生了一種到家的親切感，真是一個癮君子。晚唐的《江南雜題三十首》中也有「碧抽書帶草,紅節米囊花」的句子，由此可知，唐末江南已開始種植罌粟。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開寶本草》中，鴉片定名為罌粟粟，這后一個「粟」當蒴果解。大概到了16世紀，人們發現它可以被燒成煙霧吞到肚子里，萬曆皇帝、明神宗朱詡鈞，1582年才20歲，剛親政就開始吸鴉片；吸鴉片的普及程度令明代的統治者恐慌，崇禎皇帝下令禁煙。
鴉片作為藥物使用，長期或過量使用，則造成藥物依賴性；作為毒品吸食，對人體產生難以挽回損害甚至造成死亡。吸食鴉片后，可以初致欣快感、無法集中精神、產生夢幻，導致高度心理及生理依賴性，長期使用后停止則會發生渴求藥物、不安、流淚、流汗、流鼻水、易怒、發抖、寒戰、打冷顫、厭食、便秘、腹瀉、身體捲曲、抽筋等癥狀。雲南的一項調查表明：吸毒者走出戒毒所以後，復吸率在80%以上。過量使用鴉片造成急性中毒，癥狀包括昏迷、呼吸抑制、低血壓、瞳孔變小，嚴重的引起呼吸抑止致人死亡。長期使用還能破壞內分泌和免疫系統功能，使吸毒者的抵抗力大大降低。
1729年，雍正帝以其淫蕩傷人，予以禁止，但所指為煙草與鴉片合制的鴉片煙，並非鴉片本身。時每年進口約200箱，每箱重約140磅；至1767年，已達千箱。177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種植鴉片，統制運銷。中國每年進口增至4千余箱，漸至6千余箱，每箱售價自白銀140兩上漲至350兩，開始感到鴉片貿易的壓力。1800年，清廷詔再禁鴉片販賣。自是東印度公司不再自運，全部委之港腳商人，進口有增無減。在19世紀的最初十年，滿清的國際收支結算大約盈餘（出超）2600萬元。從1828到1836年，滿清的國際收支結算大約虧空（入超）3800萬元。使國際收支逆轉的正是鴉片煙。這些鴉片讓清人成了「東亞病夫」。有學者根據國外輸入中國的鴉片數量加上本土自產推算：吸食者人數可能在250萬到1500萬之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非常驚人，鴉片戰爭前流入印度的白銀高達每年500-600萬兩。
有人說「是鴉片毀了中國」。其實，英國也有吸食鴉片者。那個年代鴉片並非「毒品」，世界各國都無禁令。怪就怪在，吸食鴉片只在中國成為「時尚」。周作人分析國人嗜鴉片主因是「中國人富的閑得無聊，窮的苦得不堪，（俱）以麻醉消遣。」嚴復晚年（20世紀初）也吸鴉片，徐志摩的老婆陸小曼（1930年代）也吸鴉片。對於國人借鴉片來排遣苦悶之說，史學大師史景遷（JonathanSpence）也表認同。中國本來沒有鴉片，現在卻是全世界最大的鴉片種植與消費國！直到今天，印度吸毒人員仍然遠不如中國癮君子多。可見，中國人與印度人相比，是又貪又饞。
二，鴉片販子的伎倆
中國1930年的鴉片產量為驚人的12000噸，相當於世界產值的7倍。即使這樣，當時世界各國學者依然普遍認為這一數據極大低估了當時中國的鴉片產能。抗戰前的中國基層社會對鴉片沒有什麼太多的偏見，大煙也是富裕人家的必備之物。毫無疑問，中國一度是世界第一毒品消費國。據統計，1932年中國人口為4.74億，但全國吸毒人口達到8000萬人，佔總人口的16.8%。考慮到當時國民政府數據統計能力的不足，真實的吸毒人口只會更多。
1941年6月20日，朱德致函八路軍第359旅717團、718團；表揚這兩個團在生產運動中所取得的成績，要求他們時刻不要忘記人民的利益，要嚴守紀律不貪污腐化。「不貪污腐化」的要求暴露了中共做的是大買賣。要是像公開宣傳那樣，359旅去開荒種糧食，那幾車麥子，能值幾個錢？多吃幾碗糧食能叫腐化？朱總司令擔憂是：個人貪污鴉片。因為鴉片價值極高。按當時物價比較，鴉片一斤值小米5376斤。延安時期，糧食供應標準每人每天吃糧一斤四兩，按這個標準計算，只需1000斤鴉片即可解決一萬人一年的口糧問題。毛澤東拍板同意大量種植鴉片后，地點就選在了南泥灣。
南泥灣在陝西延安城東南45公里處的一條狹窄溪谷，未開墾前經常有野獸出沒，是延安地區唯一的原始森林，人際罕至。1940年秋冬，中央財經處計劃開發。1941年初，就有中秘、中財、中組、中青4個農場，7月增至14個。5月，八團到金盆灣；7月，炮兵團到南盤龍川，11月中央警衛營開到。1942年，成立農場管理處，以軍委農場李世俊為主任，種植了大片的鴉片。另外賀龍的120師所在地也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一時間，做鴉片生意形成高潮。並形成一條龍的產業鏈。各地生產鴉片，成立銷售公司，在國統區接壤地區建立商店。當時商店林立：120師後勤部有晉綏過載棧，這個棧就是客棧商店；359旅旅部有大光店；中央警衛團，也有自己的鴉片商店，叫做民興店；陝甘寧邊區政府也有自己的商店，積極出售鴉片。延安黃俄政府1941年8月15日－11月30日，三個半月，銷9260.5斤鴉片，平均每月約3000斤。1942年銷出3.12萬斤鴉片。1943年3.6萬斤，1944年的銷量約6萬斤。用毒品從國統區換回商品，過上了「豐衣足食的日子」。
中央警衛團的張思德和他的戰友們忙著熬制熟鴉片。張思德因為熬制鴉片的窯塌而被埋死！張1943年擔任毛警衛。1944年響應大生產號召，在延安附近的安塞縣挖燒木炭所需的泥時，9月5日，因窯洞塌方，被活埋而死，死時年僅29歲。有位記者專門去延安調查，找到了見過張的當地老人。令這位記者不解的是，那窯的地方，四周舉目見不到樹林。老人在記者不斷地質疑下，最後嘆氣說，張確實是燒窯而死的，但那不是炭窯，而是燒鴉片的窯。為什麼這種秘密任務要讓中央警衛團的人去干？因為：燒制鴉片是見不得人的，因此參与者必須是信得過之人。可見，所謂的「為人民服務」一開始就是「為人民幣服務」的欺世盜名。http://www.yhcqw.com/33/9232_2.html
當年的中華民國政府開始了嚴格的禁煙運動。然而，延安將鴉片生產和貿易合法化，將鴉片源源不斷的運往國統區和敵占區去坑害同胞，等到自己上台了，又把當年大張旗鼓進行的鴉片生產，改寫成「抗日大生產運動」。當今世界，朝鮮、伊斯蘭國、塔利班都選擇了國家名義來種植和販賣毒品，以渡危難。只不過，說實話，他們還缺一點兒火候，缺乏用藝術形式，用「花籃的花兒香」這樣的經典革命歌曲，來美化那一段難以啟齒的鴉片歷史：「南泥灣好地方，鮮花開滿山。三五九旅是模範，咱么走向前，鮮花送模範，鮮花送模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進一步把鴉片的功用發揚光大，竟然把它應用到烹調上面去。開餐館酒樓的為了令客人成為長客，任其宰割，竟於烹調時暗中添加罌粟殼或罌粟籽之類，令客人吃後上癮，繞樑不去。據報道，中國多個地方的食店所供應的火鍋或湯料，甚至其他食品，竟然高達三到四成的含有鴉片。其中一個報導更加驚人：「新密市向河南省防疫站送檢五份樣品，竟有4份含有罌粟殼！洛陽市衛生局突擊抽檢了廿三家糊辣魚及燒雞等飲食店，十家飯店使用了該類物質」（見2000年6月19日《質量時報》）。2004年6月中，貴州竟有215家餐館因被發現在飲食中摻入罌粟而遭停業整頓，消息震驚全國。含有嗎啡的「罌粟調味粉」、「罌粟籽調味油」等罌粟製品相繼驚現廣州雲南太原多地。2005年底，據香港《東方日報》題為《罌粟毒火鍋悄悄襲港》的報導，發現「部分本港廚師為求『箍客』，不惜鋌而走險北上深圳買入內地違禁品罌粟殼，炮製成秘制『罌粟毒火鍋』，使客人在不知不覺間吃上癮。」鴉片餐甚至蔓延到西藏。據《西藏日報》2007年11月報導：「在年初，拉薩市禁毒大隊在一家火鍋店曾一次查獲數百斤罌粟殼，而這隻是火鍋店在鍋底中添加罌粟殼的冰山一角。一位在火鍋店打工人員稱，現在拉薩的飲食行業競爭非常激烈，火鍋店也不少，而火鍋沒有多少特色，要在拉薩立足、發展非常不容易，很多火鍋店都在火鍋添加罌粟殼。」
世上還沒有哪個地方的飲食業會為錢把人命作賤到中國人這個地步。如果當年英國的鴉片商人是可恥的話，現在這些賣鴉片餐的中國商人則可恥十倍，因為前者是明買明賣，願者上勾，但後者就是暗中下毒，令人防不勝防。2018報道的毒疫苗事件、毒降壓藥事件都是鴉片販子的假大空伎倆。鴉片販子在產品中下毒，譬如三鹿奶粉集團暗中放了三聚氰胺，對外鼓吹其是質量第一的免檢產品，結果30萬兒童吃后得了腎結石。這30萬兒童為此又要吃藥打針動手術，這又要創造出多少帶血的GDP啊！大家熟知的河南的血漿經濟，省衛生廳號召農民賣血漿，結果賣血者得了艾滋病。農民為看病傾家蕩產了，而衛生部門卻賺得盆滿缽滿，GDP飆升了，這就是鴉片販子的「富強」之路。
三，古人的弱民之術
鴉片販子的伎倆就是古人的弱民之術。姜子牙認為，民不可富，只有使民處於死亡邊緣才好統治；必須堅持人人都要守三年之孝而且不勞動（窮人因此淪為債務奴隸），其目的就是讓人民貧窮愚弱。晉國的韓獻子說：「國饒則民驕佚」，民驕就不敬王了，就會造反。
商鞅說：「民強國弱，民弱國強」。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說民》）。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鞅的弱民之術在經濟上通過行政手段使民不停地由窮變富、再由富變窮。譬如：通過剝奪個人資產的毀商，讓民眾依附國家併產生「富則禍」（富則修）恐怖預期。《商君書》主張禁止糧食貿易，商人和農民都不得賣糧，甚至連為商業貿易和人口流動服務的旅館業也予以剷除。人民都被禁錮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離開半步，無法獲得知識更新，只能成為君主的生產工具。商鞅的弱民之術在政治上表現為嚴刑苛罰和獎勵告奸。通過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實行流氓政治；實行一教即思想控制，禁詩書、禁遊說，老百姓只能以法令為書、以官吏為師。商鞅認為「君尊則令行」，君主只有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君主的法令才能得到遵守。商鞅通過辱民、貧民、弱民，使人民貧窮、軟弱，實現民弱國強。如果還有強民依然沒殺光，還有殺手鐧——發動戰爭，通過對外戰爭，外殺強敵，內殺強民。可見，國家的「富強」術就是榨取民脂民膏的吸血鬼！
商鞅這幾招，就是中國曆朝歷代君主治國馭民心照不宣的詭秘暗器，是他們不惜以民生的代價來化解內憂外患矛盾，獲得長治久安的看家本領！這就是中國曆朝歷代君主都重農輕商、實行土地國有、利出一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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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狂馬克思崇拜謊言與暴力
唯物派說：「意識是客觀世界在人腦中的（主觀）映象」。這樣的定義，人腦就被說成了照相機。人腦不是鏡子，不可能將客觀事物原封不動地反照、反射出去。客觀世界並沒有是非善惡，但意識中卻有，使用「映象」是無法解釋這些的。把意識說成是客觀世界在人腦中的「反映」或「映象」，就抹煞了意識的獨立性、主動性、選擇性和加工性，實際上是為製造「社會存在決社會意識」以及「存在就是合理的」埋下伏筆。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必然導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詭辯，從而共產主義的假醜惡提供了遮羞布。黑格爾有一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這是明顯地把事實（真假）判斷與價值（善惡）判斷等同起來的謬論。存在與否屬於事實判斷，合理與否屬於價值判斷。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確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則不一定成立，存在的不必是合理的。
馬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不是人們的意志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也就是說：有何種社會存在就會有何種意識，意識只能被動地服從「存在」，並由它來決定。如果真象馬設想的：先有存在，後有意識；而意識始終由存在來決定，必然滯後於存在，超前意識不可能出現。這就否定了思想自由或超前意識。這一理論不能解釋一切非自然之物（原不存在的東西）的由來。人類的祖先住在天然的洞穴中，沒有房屋，更沒高樓大廈；何以會產生蓋房屋的意識？並且在蓋房的意識的指揮下行動，爾後才有了茅棚、土屋。因此也可以說：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存在。鼓吹「存在決定意識」，必然取消了人的獨立性，獨立性的喪失必然導致階級性和奴性的泛濫，導致疾風暴雨式的階級決鬥。馬在《共產黨宣言》說：「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係、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這就為共產黨人強制灌輸共產主義教條提供了理論基礎。
馬克思認為：有權能使鬼推磨，有權能使神下跪。「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的支配的」即不存在著思想自由。馬克思認為：統治階級「作為思維著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而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馬恩全集》第3卷第52頁）。既然人的精神活動可以被納入到冷冰冰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過程，那麼在「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上占支配地位的階級」的意識形態必將大規模侵入「精神生產資料的生產」，也就是說，作為功利性的精神產品，必然帶有功利性，就不可能中立、客觀。不客觀就是主觀，主觀就是非科學，非科學必然祭拜謊言。馬克思由此推導出一個堅定的目標，這就是革命階級為了使自己獲得統治地位，必須奪取政權：「每一個力圖取得自己統治的階級，如果它的統治就像無產階級的統治那樣，預定要消滅整箇舊的社會形態和一切統治，都必須首先奪取政權，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普遍的利益，而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馬恩全集》第3卷第38頁）。
請注意，「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普遍的利益」；「說成」就是指鹿為馬，以此考察他人是否順從，然後對不從者大開殺戒——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隨心所欲地偽造和掩蓋歷史，隨心所欲地偽造和掩蓋現實，「說成」的統治方略必然導致謊言盛行。
既然「有權能使神下跪」。掌權者支配著物質和精神，這樣，就沒有任何力量制約和監督權力，它如入無人之境，橫衝直撞，野蠻而殘忍……中國的專制社會文字獄密布，朱元璋殺了數萬讀書人，雍正、乾隆製造了無數的文字獄，死者延頸相望。可與毛澤東的文字獄相比，那是小巫見大巫，自嘆弗如。毛澤東以超越秦始皇100倍的力度迫害中國知識分子。毛澤東製造胡風冤案共牽連130萬無辜之人。1957年開展「反右」運動，將500多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予以不同等級的懲處。《劉志丹》小說冤案，6萬多人受害，許多人喪命。文革是八億人口相互思想鬥爭，人人過關，整死2千萬人。
在一個一黨專權的社會裡，不受制約的權力是破壞思想尊嚴的敵人。絕對的領導權扼殺了任何自由思想，只有對自由思想的絕對破壞。在這樣的社會裡，沒有自由，沒有平等，沒有善，權力當道，肆無忌憚地吞食思想的領地。思想灌輸成為權力者執政亂國、執政禍國、執政殃民的基本要務，通過思想灌輸達到控制人的精神的目的，使人成為行屍走肉。戈爾巴喬夫說，極權機器無恥地說別人的壞話，不要臉說自己的好話，睜眼說瞎話還禁止人們說實話。權力者通過踐踏意志來擴張權力的本能與衝動，把人降到了動物的境地。
謊言與暴力是馬克思的共產黨的特徵，更是病毒的特徵。病毒未找到宿主前，它就裝死（耍陰謀）；一旦它貼上宿主細胞，就打洞侵入進去，鳩佔鵲巢，直到殺死了宿主還要掠奪宿主的物資（暴力掠奪）。病毒雖然不會說謊言，但它裝死和共產黨說謊是一回事。事實上，共產黨是最毒的病毒，天下人必須共滅之。
傳統的弱民之術是吸食鴉片，現代的弱民之術是投毒，投放新冠病毒和三聚氰胺。2019年9月18日，湖北當局在武漢機場舉行了「新冠病毒釋放演習」。其實，這種官方放毒舉措在官辦三鹿企業就是公開的投毒三聚氰胺。《邱會作回憶錄》披露，1938年前後，中央軍委供給部急需經費，絞盡腦汁搞創收，通過開騾馬店、販運食鹽等各種方式，積累了幾十萬元。他們生產的假人丹，用樹皮做原料，銷路也很好。有一次，楊梅生拿走了一大包，要送給毛澤東，邱會作一路狂奔，追上后告以實情，楊梅生的臉都嚇白了。中共不僅販賣假藥，還販賣毒藥鴉片。張思德是熬制鴉片而死的！可見，「為人民服務」一開始就是「為人民幣服務」的謊言。謊言與暴力是馬克思的共產黨的特徵，更是病毒的特徵。病毒未找到宿主前，它就裝死（耍陰謀）；一旦它貼上宿主細胞，就打洞侵入進去，鳩佔鵲巢，直到殺死了宿主還要掠奪宿主的物資（暴力掠奪）。病毒雖然不會說謊言，但它裝死和共產黨說謊是一回事。事實上，共產黨是最毒的病毒，天下人必須共滅之。
一，吸食鴉片只在中國成為「時尚」
鴉片是一種供吸食用的麻醉性毒品。在瑞士發掘的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考古學家便發現了「鴉片罌粟」的種子和果實的遺迹，並且屬於人工雜交種植的品種。到公元前3400年，兩河流域的人們已大面積地種植鴉片了，而且給它以「快樂植物」的美名。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鴉片已經成為獸醫和婦科藥品。已經發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鴉片」已經屬於高級品牌。到公元前300年，古希臘已經把鴉片作為普遍的飲料。在《聖經》與荷馬的《奧德賽》里，鴉片被描述成為「忘憂葯」。
公元前139年張騫出使西域時，鴉片就傳到了中國。在唐干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鴉片進口的記錄，唐代阿拉伯鴉片被稱為「阿芙蓉」。9世紀，漢中與成都盆地已開始種植罌粟，詩人雍陶就有詩云：「行過險棧出褒斜，出盡平川似到家。萬里客愁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米囊花即罌粟花的別名，詩人看見罌粟花，產生了一種到家的親切感，真是一個癮君子。晚唐的《江南雜題三十首》中也有「碧抽書帶草,紅節米囊花」的句子，由此可知，唐末江南已開始種植罌粟。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開寶本草》中，鴉片定名為罌粟粟，這后一個「粟」當蒴果解。大概到了16世紀，人們發現它可以被燒成煙霧吞到肚子里，萬曆皇帝、明神宗朱詡鈞，1582年才20歲，剛親政就開始吸鴉片；吸鴉片的普及程度令明代的統治者恐慌，崇禎皇帝下令禁煙。
鴉片作為藥物使用，長期或過量使用，則造成藥物依賴性；作為毒品吸食，對人體產生難以挽回損害甚至造成死亡。吸食鴉片后，可以初致欣快感、無法集中精神、產生夢幻，導致高度心理及生理依賴性，長期使用后停止則會發生渴求藥物、不安、流淚、流汗、流鼻水、易怒、發抖、寒戰、打冷顫、厭食、便秘、腹瀉、身體捲曲、抽筋等癥狀。雲南的一項調查表明：吸毒者走出戒毒所以後，復吸率在80%以上。過量使用鴉片造成急性中毒，癥狀包括昏迷、呼吸抑制、低血壓、瞳孔變小，嚴重的引起呼吸抑止致人死亡。長期使用還能破壞內分泌和免疫系統功能，使吸毒者的抵抗力大大降低。
1729年，雍正帝以其淫蕩傷人，予以禁止，但所指為煙草與鴉片合制的鴉片煙，並非鴉片本身。時每年進口約200箱，每箱重約140磅；至1767年，已達千箱。177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種植鴉片，統制運銷。中國每年進口增至4千余箱，漸至6千余箱，每箱售價自白銀140兩上漲至350兩，開始感到鴉片貿易的壓力。1800年，清廷詔再禁鴉片販賣。自是東印度公司不再自運，全部委之港腳商人，進口有增無減。在19世紀的最初十年，滿清的國際收支結算大約盈餘（出超）2600萬元。從1828到1836年，滿清的國際收支結算大約虧空（入超）3800萬元。使國際收支逆轉的正是鴉片煙。這些鴉片讓清人成了「東亞病夫」。有學者根據國外輸入中國的鴉片數量加上本土自產推算：吸食者人數可能在250萬到1500萬之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非常驚人，鴉片戰爭前流入印度的白銀高達每年500-600萬兩。
有人說「是鴉片毀了中國」。其實，英國也有吸食鴉片者。那個年代鴉片並非「毒品」，世界各國都無禁令。怪就怪在，吸食鴉片只在中國成為「時尚」。周作人分析國人嗜鴉片主因是「中國人富的閑得無聊，窮的苦得不堪，（俱）以麻醉消遣。」嚴復晚年（20世紀初）也吸鴉片，徐志摩的老婆陸小曼（1930年代）也吸鴉片。對於國人借鴉片來排遣苦悶之說，史學大師史景遷（JonathanSpence）也表認同。中國本來沒有鴉片，現在卻是全世界最大的鴉片種植與消費國！直到今天，印度吸毒人員仍然遠不如中國癮君子多。可見，中國人與印度人相比，是又貪又饞。
二，鴉片販子的伎倆
中國1930年的鴉片產量為驚人的12000噸，相當於世界產值的7倍。即使這樣，當時世界各國學者依然普遍認為這一數據極大低估了當時中國的鴉片產能。抗戰前的中國基層社會對鴉片沒有什麼太多的偏見，大煙也是富裕人家的必備之物。毫無疑問，中國一度是世界第一毒品消費國。據統計，1932年中國人口為4.74億，但全國吸毒人口達到8000萬人，佔總人口的16.8%。考慮到當時國民政府數據統計能力的不足，真實的吸毒人口只會更多。
1941年6月20日，朱德致函八路軍第359旅717團、718團；表揚這兩個團在生產運動中所取得的成績，要求他們時刻不要忘記人民的利益，要嚴守紀律不貪污腐化。「不貪污腐化」的要求暴露了中共做的是大買賣。要是像公開宣傳那樣，359旅去開荒種糧食，那幾車麥子，能值幾個錢？多吃幾碗糧食能叫腐化？朱總司令擔憂是：個人貪污鴉片。因為鴉片價值極高。按當時物價比較，鴉片一斤值小米5376斤。延安時期，糧食供應標準每人每天吃糧一斤四兩，按這個標準計算，只需1000斤鴉片即可解決一萬人一年的口糧問題。毛澤東拍板同意大量種植鴉片后，地點就選在了南泥灣。
南泥灣在陝西延安城東南45公里處的一條狹窄溪谷，未開墾前經常有野獸出沒，是延安地區唯一的原始森林，人際罕至。1940年秋冬，中央財經處計劃開發。1941年初，就有中秘、中財、中組、中青4個農場，7月增至14個。5月，八團到金盆灣；7月，炮兵團到南盤龍川，11月中央警衛營開到。1942年，成立農場管理處，以軍委農場李世俊為主任，種植了大片的鴉片。另外賀龍的120師所在地也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一時間，做鴉片生意形成高潮。並形成一條龍的產業鏈。各地生產鴉片，成立銷售公司，在國統區接壤地區建立商店。當時商店林立：120師後勤部有晉綏過載棧，這個棧就是客棧商店；359旅旅部有大光店；中央警衛團，也有自己的鴉片商店，叫做民興店；陝甘寧邊區政府也有自己的商店，積極出售鴉片。延安黃俄政府1941年8月15日－11月30日，三個半月，銷9260.5斤鴉片，平均每月約3000斤。1942年銷出3.12萬斤鴉片。1943年3.6萬斤，1944年的銷量約6萬斤。用毒品從國統區換回商品，過上了「豐衣足食的日子」。
中央警衛團的張思德和他的戰友們忙著熬制熟鴉片。張思德因為熬制鴉片的窯塌而被埋死！張1943年擔任毛警衛。1944年響應大生產號召，在延安附近的安塞縣挖燒木炭所需的泥時，9月5日，因窯洞塌方，被活埋而死，死時年僅29歲。有位記者專門去延安調查，找到了見過張的當地老人。令這位記者不解的是，那窯的地方，四周舉目見不到樹林。老人在記者不斷地質疑下，最後嘆氣說，張確實是燒窯而死的，但那不是炭窯，而是燒鴉片的窯。為什麼這種秘密任務要讓中央警衛團的人去干？因為：燒制鴉片是見不得人的，因此參与者必須是信得過之人。可見，所謂的「為人民服務」一開始就是「為人民幣服務」的欺世盜名。http://www.yhcqw.com/33/9232_2.html
當年的中華民國政府開始了嚴格的禁煙運動。然而，延安將鴉片生產和貿易合法化，將鴉片源源不斷的運往國統區和敵占區去坑害同胞，等到自己上台了，又把當年大張旗鼓進行的鴉片生產，改寫成「抗日大生產運動」。當今世界，朝鮮、伊斯蘭國、塔利班都選擇了國家名義來種植和販賣毒品，以渡危難。只不過，說實話，他們還缺一點兒火候，缺乏用藝術形式，用「花籃的花兒香」這樣的經典革命歌曲，來美化那一段難以啟齒的鴉片歷史：「南泥灣好地方，鮮花開滿山。三五九旅是模範，咱么走向前，鮮花送模範，鮮花送模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進一步把鴉片的功用發揚光大，竟然把它應用到烹調上面去。開餐館酒樓的為了令客人成為長客，任其宰割，竟於烹調時暗中添加罌粟殼或罌粟籽之類，令客人吃後上癮，繞樑不去。據報道，中國多個地方的食店所供應的火鍋或湯料，甚至其他食品，竟然高達三到四成的含有鴉片。其中一個報導更加驚人：「新密市向河南省防疫站送檢五份樣品，竟有4份含有罌粟殼！洛陽市衛生局突擊抽檢了廿三家糊辣魚及燒雞等飲食店，十家飯店使用了該類物質」（見2000年6月19日《質量時報》）。2004年6月中，貴州竟有215家餐館因被發現在飲食中摻入罌粟而遭停業整頓，消息震驚全國。含有嗎啡的「罌粟調味粉」、「罌粟籽調味油」等罌粟製品相繼驚現廣州雲南太原多地。2005年底，據香港《東方日報》題為《罌粟毒火鍋悄悄襲港》的報導，發現「部分本港廚師為求『箍客』，不惜鋌而走險北上深圳買入內地違禁品罌粟殼，炮製成秘制『罌粟毒火鍋』，使客人在不知不覺間吃上癮。」鴉片餐甚至蔓延到西藏。據《西藏日報》2007年11月報導：「在年初，拉薩市禁毒大隊在一家火鍋店曾一次查獲數百斤罌粟殼，而這隻是火鍋店在鍋底中添加罌粟殼的冰山一角。一位在火鍋店打工人員稱，現在拉薩的飲食行業競爭非常激烈，火鍋店也不少，而火鍋沒有多少特色，要在拉薩立足、發展非常不容易，很多火鍋店都在火鍋添加罌粟殼。」
世上還沒有哪個地方的飲食業會為錢把人命作賤到中國人這個地步。如果當年英國的鴉片商人是可恥的話，現在這些賣鴉片餐的中國商人則可恥十倍，因為前者是明買明賣，願者上勾，但後者就是暗中下毒，令人防不勝防。2018報道的毒疫苗事件、毒降壓藥事件都是鴉片販子的假大空伎倆。鴉片販子在產品中下毒，譬如三鹿奶粉集團暗中放了三聚氰胺，對外鼓吹其是質量第一的免檢產品，結果30萬兒童吃后得了腎結石。這30萬兒童為此又要吃藥打針動手術，這又要創造出多少帶血的GDP啊！大家熟知的河南的血漿經濟，省衛生廳號召農民賣血漿，結果賣血者得了艾滋病。農民為看病傾家蕩產了，而衛生部門卻賺得盆滿缽滿，GDP飆升了，這就是鴉片販子的「富強」之路。
三，古人的弱民之術
鴉片販子的伎倆就是古人的弱民之術。姜子牙認為，民不可富，只有使民處於死亡邊緣才好統治；必須堅持人人都要守三年之孝而且不勞動（窮人因此淪為債務奴隸），其目的就是讓人民貧窮愚弱。晉國的韓獻子說：「國饒則民驕佚」，民驕就不敬王了，就會造反。
商鞅說：「民強國弱，民弱國強」。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說民》）。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鞅的弱民之術在經濟上通過行政手段使民不停地由窮變富、再由富變窮。譬如：通過剝奪個人資產的毀商，讓民眾依附國家併產生「富則禍」（富則修）恐怖預期。《商君書》主張禁止糧食貿易，商人和農民都不得賣糧，甚至連為商業貿易和人口流動服務的旅館業也予以剷除。人民都被禁錮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離開半步，無法獲得知識更新，只能成為君主的生產工具。商鞅的弱民之術在政治上表現為嚴刑苛罰和獎勵告奸。通過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實行流氓政治；實行一教即思想控制，禁詩書、禁遊說，老百姓只能以法令為書、以官吏為師。商鞅認為「君尊則令行」，君主只有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君主的法令才能得到遵守。商鞅通過辱民、貧民、弱民，使人民貧窮、軟弱，實現民弱國強。如果還有強民依然沒殺光，還有殺手鐧——發動戰爭，通過對外戰爭，外殺強敵，內殺強民。可見，國家的「富強」術就是榨取民脂民膏的吸血鬼！
商鞅這幾招，就是中國曆朝歷代君主治國馭民心照不宣的詭秘暗器，是他們不惜以民生的代價來化解內憂外患矛盾，獲得長治久安的看家本領！這就是中國曆朝歷代君主都重農輕商、實行土地國有、利出一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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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狂馬克思崇拜謊言與暴力
唯物派說：「意識是客觀世界在人腦中的（主觀）映象」。這樣的定義，人腦就被說成了照相機。人腦不是鏡子，不可能將客觀事物原封不動地反照、反射出去。客觀世界並沒有是非善惡，但意識中卻有，使用「映象」是無法解釋這些的。把意識說成是客觀世界在人腦中的「反映」或「映象」，就抹煞了意識的獨立性、主動性、選擇性和加工性，實際上是為製造「社會存在決社會意識」以及「存在就是合理的」埋下伏筆。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必然導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詭辯，從而共產主義的假醜惡提供了遮羞布。黑格爾有一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這是明顯地把事實（真假）判斷與價值（善惡）判斷等同起來的謬論。存在與否屬於事實判斷，合理與否屬於價值判斷。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確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則不一定成立，存在的不必是合理的。
馬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不是人們的意志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也就是說：有何種社會存在就會有何種意識，意識只能被動地服從「存在」，並由它來決定。如果真象馬設想的：先有存在，後有意識；而意識始終由存在來決定，必然滯後於存在，超前意識不可能出現。這就否定了思想自由或超前意識。這一理論不能解釋一切非自然之物（原不存在的東西）的由來。人類的祖先住在天然的洞穴中，沒有房屋，更沒高樓大廈；何以會產生蓋房屋的意識？並且在蓋房的意識的指揮下行動，爾後才有了茅棚、土屋。因此也可以說：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存在。鼓吹「存在決定意識」，必然取消了人的獨立性，獨立性的喪失必然導致階級性和奴性的泛濫，導致疾風暴雨式的階級決鬥。馬在《共產黨宣言》說：「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係、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這就為共產黨人強制灌輸共產主義教條提供了理論基礎。
馬克思認為：有權能使鬼推磨，有權能使神下跪。「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的支配的」即不存在著思想自由。馬克思認為：統治階級「作為思維著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而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馬恩全集》第3卷第52頁）。既然人的精神活動可以被納入到冷冰冰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過程，那麼在「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上占支配地位的階級」的意識形態必將大規模侵入「精神生產資料的生產」，也就是說，作為功利性的精神產品，必然帶有功利性，就不可能中立、客觀。不客觀就是主觀，主觀就是非科學，非科學必然祭拜謊言。馬克思由此推導出一個堅定的目標，這就是革命階級為了使自己獲得統治地位，必須奪取政權：「每一個力圖取得自己統治的階級，如果它的統治就像無產階級的統治那樣，預定要消滅整箇舊的社會形態和一切統治，都必須首先奪取政權，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普遍的利益，而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馬恩全集》第3卷第38頁）。
請注意，「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普遍的利益」；「說成」就是指鹿為馬，以此考察他人是否順從，然後對不從者大開殺戒——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隨心所欲地偽造和掩蓋歷史，隨心所欲地偽造和掩蓋現實，「說成」的統治方略必然導致謊言盛行。
既然「有權能使神下跪」。掌權者支配著物質和精神，這樣，就沒有任何力量制約和監督權力，它如入無人之境，橫衝直撞，野蠻而殘忍……中國的專制社會文字獄密布，朱元璋殺了數萬讀書人，雍正、乾隆製造了無數的文字獄，死者延頸相望。可與毛澤東的文字獄相比，那是小巫見大巫，自嘆弗如。毛澤東以超越秦始皇100倍的力度迫害中國知識分子。毛澤東製造胡風冤案共牽連130萬無辜之人。1957年開展「反右」運動，將500多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予以不同等級的懲處。《劉志丹》小說冤案，6萬多人受害，許多人喪命。文革是八億人口相互思想鬥爭，人人過關，整死2千萬人。
在一個一黨專權的社會裡，不受制約的權力是破壞思想尊嚴的敵人。絕對的領導權扼殺了任何自由思想，只有對自由思想的絕對破壞。在這樣的社會裡，沒有自由，沒有平等，沒有善，權力當道，肆無忌憚地吞食思想的領地。思想灌輸成為權力者執政亂國、執政禍國、執政殃民的基本要務，通過思想灌輸達到控制人的精神的目的，使人成為行屍走肉。戈爾巴喬夫說，極權機器無恥地說別人的壞話，不要臉說自己的好話，睜眼說瞎話還禁止人們說實話。權力者通過踐踏意志來擴張權力的本能與衝動，把人降到了動物的境地。
謊言與暴力是馬克思的共產黨的特徵，更是病毒的特徵。病毒未找到宿主前，它就裝死（耍陰謀）；一旦它貼上宿主細胞，就打洞侵入進去，鳩佔鵲巢，直到殺死了宿主還要掠奪宿主的物資（暴力掠奪）。病毒雖然不會說謊言，但它裝死和共產黨說謊是一回事。事實上，共產黨是最毒的病毒，天下人必須共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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