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德炼鸦片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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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德炼鸦片而死
由 洛神露 » 2020年4月10日
张思德炼鸦片而死
传统的弱民之术是吸食鸦片，现代的弱民之术是投毒，投放新冠病毒和三聚氰胺。2019年9月18日，湖北当局在武汉机场举行了“新冠病毒释放演习”。其实，这种官方放毒举措在官办三鹿企业就是公开的投毒三聚氰胺。《邱会作回忆录》披露，1938年前后，中央军委供给部急需经费，绞尽脑汁搞创收，通过开骡马店、贩运食盐等各种方式，积累了几十万元。他们生产的假人丹，用树皮做原料，销路也很好。有一次，杨梅生拿走了一大包，要送给毛泽东，邱会作一路狂奔，追上后告以实情，杨梅生的脸都吓白了。中共不仅贩卖假药，还贩卖毒药鸦片。张思德是熬制鸦片而死的！可见，“为人民服务”一开始就是“为人民币服务”的谎言。谎言与暴力是马克思的共产党的特征，更是病毒的特征。病毒未找到宿主前，它就装死（耍阴谋）；一旦它贴上宿主细胞，就打洞侵入進去，鸠占鹊巢，直到杀死了宿主还要掠夺宿主的物资（暴力掠夺）。病毒虽然不会说谎言，但它装死和共产党说谎是一回事。事实上，共产党是最毒的病毒，天下人必须共灭之。
一，吸食鸦片只在中国成为“时尚”
鸦片是一种供吸食用的麻醉性毒品。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考古学家便发现了“鸦片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到公元前3400年，两河流域的人们已大面积地种植鸦片了，而且给它以“快乐植物”的美名。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鸦片已经成为兽医和妇科药品。已经发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到公元前300年，古希腊已经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赛》里，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
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在唐干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鸦片進口的记录，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9世纪，汉中与成都盆地已开始种植罂粟，诗人雍陶就有诗云：“行过险栈出褒斜，出尽平川似到家。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米囊花即罂粟花的别名，诗人看见罂粟花，产生了一种到家的亲切感，真是一个瘾君子。晚唐的《江南杂题三十首》中也有“碧抽书带草,红节米囊花”的句子，由此可知，唐末江南已开始种植罂粟。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大概到了16世纪，人们发现它可以被烧成烟雾吞到肚子里，万历皇帝、明神宗朱诩钧，1582年才20岁，刚亲政就开始吸鸦片；吸鸦片的普及程度令明代的统治者恐慌，崇祯皇帝下令禁烟。
鸦片作为药物使用，长期或过量使用，则造成药物依赖性；作为毒品吸食，对人体产生难以挽回损害甚至造成死亡。吸食鸦片后，可以初致欣快感、无法集中精神、产生梦幻，导致高度心理及生理依赖性，长期使用后停止则会发生渴求药物、不安、流泪、流汗、流鼻水、易怒、发抖、寒战、打冷颤、厌食、便秘、腹泻、身体卷曲、抽筋等症状。云南的一项调查表明：吸毒者走出戒毒所以后，复吸率在80%以上。过量使用鸦片造成急性中毒，症状包括昏迷、呼吸抑制、低血压、瞳孔变小，严重的引起呼吸抑止致人死亡。长期使用还能破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功能，使吸毒者的抵抗力大大降低。
1729年，雍正帝以其淫荡伤人，予以禁止，但所指为烟草与鸦片合制的鸦片烟，并非鸦片本身。时每年進口约200箱，每箱重约140磅；至1767年，已达千箱。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种植鸦片，统制运销。中国每年進口增至4千余箱，渐至6千余箱，每箱售价自白银140两上涨至350两，开始感到鸦片贸易的压力。1800年，清廷诏再禁鸦片贩卖。自是东印度公司不再自运，全部委之港脚商人，進口有增无减。在19世纪的最初十年，满清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出超）2600万元。从1828到1836年，满清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亏空（入超）3800万元。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片烟。这些鸦片让清人成了“东亚病夫”。有学者根据国外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加上本土自产推算：吸食者人数可能在250万到1500万之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常惊人，鸦片战争前流入印度的白银高达每年500-600万两。
有人说“是鸦片毁了中国”。其实，英国也有吸食鸦片者。那个年代鸦片并非“毒品”，世界各国都无禁令。怪就怪在，吸食鸦片只在中国成为“时尚”。周作人分析国人嗜鸦片主因是“中国人富的闲得无聊，穷的苦得不堪，（俱）以麻醉消遣。”严复晚年（20世纪初）也吸鸦片，徐志摩的老婆陆小曼（1930年代）也吸鸦片。对于国人借鸦片来排遣苦闷之说，史学大师史景迁（JonathanSpence）也表认同。中国本来没有鸦片，现在却是全世界最大的鸦片种植与消费国！直到今天，印度吸毒人员仍然远不如中国瘾君子多。可见，中国人与印度人相比，是又贪又馋。
二，鸦片贩子的伎俩
中国1930年的鸦片产量为惊人的12000吨，相当于世界产值的7倍。即使这样，当时世界各国学者依然普遍认为这一数据极大低估了当时中国的鸦片产能。抗战前的中国基层社会对鸦片没有什么太多的偏见，大烟也是富裕人家的必备之物。毫无疑问，中国一度是世界第一毒品消费国。据统计，1932年中国人口为4.74亿，但全国吸毒人口达到8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8%。考虑到当时国民政府数据统计能力的不足，真实的吸毒人口只会更多。
1941年6月20日，朱德致函八路军第359旅717团、718团；表扬这两个团在生产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要求他们时刻不要忘记人民的利益，要严守纪律不贪污腐化。“不贪污腐化”的要求暴露了中共做的是大买卖。要是像公开宣传那样，359旅去开荒种粮食，那几车麦子，能值几个钱？多吃几碗粮食能叫腐化？朱总司令担忧是：个人贪污鸦片。因为鸦片价值极高。按当时物价比较，鸦片一斤值小米5376斤。延安时期，粮食供应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按这个标准计算，只需1000斤鸦片即可解决一万人一年的口粮问题。毛泽东拍板同意大量种植鸦片后，地点就选在了南泥湾。
南泥湾在陕西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的一条狭窄溪谷，未开垦前经常有野兽出没，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人际罕至。1940年秋冬，中央财经处计划开发。1941年初，就有中秘、中财、中组、中青4个农场，7月增至14个。5月，八团到金盆湾；7月，炮兵团到南盘龙川，11月中央警卫营开到。1942年，成立农场管理处，以军委农场李世俊为主任，种植了大片的鸦片。另外贺龙的120师所在地也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一时间，做鸦片生意形成高潮。并形成一条龙的产业链。各地生产鸦片，成立销售公司，在国统区接壤地区建立商店。当时商店林立：120师后勤部有晋绥过载栈，这个栈就是客栈商店；359旅旅部有大光店；中央警卫团，也有自己的鸦片商店，叫做民兴店；陕甘宁边区政府也有自己的商店，积极出售鸦片。延安黄俄政府1941年8月15日－11月30日，三个半月，销9260.5斤鸦片，平均每月约3000斤。1942年销出3.12万斤鸦片。1943年3.6万斤，1944年的销量约6万斤。用毒品从国统区换回商品，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
中央警卫团的张思德和他的战友们忙着熬制熟鸦片。张思德因为熬制鸦片的窑塌而被埋死！张1943年担任毛警卫。1944年响应大生产号召，在延安附近的安塞县挖烧木炭所需的泥时，9月5日，因窑洞塌方，被活埋而死，死时年仅29岁。有位记者专门去延安调查，找到了见过张的当地老人。令这位记者不解的是，那窑的地方，四周举目见不到树林。老人在记者不断地质疑下，最后叹气说，张确实是烧窑而死的，但那不是炭窑，而是烧鸦片的窑。为什么这种秘密任务要让中央警卫团的人去干？因为：烧制鸦片是见不得人的，因此参与者必须是信得过之人。可见，所谓的“为人民服务”一开始就是“为人民币服务”的欺世盗名。http://www.yhcqw.com/33/9232_2.html
当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开始了严格的禁烟运动。然而，延安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将鸦片源源不断的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坑害同胞，等到自己上台了，又把当年大张旗鼓進行的鸦片生产，改写成“抗日大生产运动”。当今世界，朝鲜、伊斯兰国、塔利班都选择了国家名义来种植和贩卖毒品，以渡危难。只不过，说实话，他们还缺一点儿火候，缺乏用艺术形式，用“花篮的花儿香”这样的经典革命歌曲，来美化那一段难以启齿的鸦片历史：“南泥湾好地方，鲜花开满山。三五九旅是模范，咱么走向前，鲜花送模范，鲜花送模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進一步把鸦片的功用发扬光大，竟然把它应用到烹调上面去。开餐馆酒楼的为了令客人成为长客，任其宰割，竟于烹调时暗中添加罂粟壳或罂粟籽之类，令客人吃后上瘾，绕梁不去。据报道，中国多个地方的食店所供应的火锅或汤料，甚至其他食品，竟然高达三到四成的含有鸦片。其中一个报导更加惊人：“新密市向河南省防疫站送检五份样品，竟有4份含有罂粟壳！洛阳市卫生局突击抽检了廿三家糊辣鱼及烧鸡等饮食店，十家饭店使用了该类物质”（见2000年6月19日《质量时报》）。2004年6月中，贵州竟有215家餐馆因被发现在饮食中掺入罂粟而遭停业整顿，消息震惊全国。含有吗啡的“罂粟调味粉”、“罂粟籽调味油”等罂粟制品相继惊现广州云南太原多地。2005年底，据香港《东方日报》题为《罂粟毒火锅悄悄袭港》的报导，发现“部分本港厨师为求‘箍客’，不惜铤而走险北上深圳买入内地违禁品罂粟壳，炮制成秘制‘罂粟毒火锅’，使客人在不知不觉间吃上瘾。”鸦片餐甚至蔓延到西藏。据《西藏日报》2007年11月报导：“在年初，拉萨市禁毒大队在一家火锅店曾一次查获数百斤罂粟壳，而这只是火锅店在锅底中添加罂粟壳的冰山一角。一位在火锅店打工人员称，现在拉萨的饮食行业竞争非常激烈，火锅店也不少，而火锅没有多少特色，要在拉萨立足、发展非常不容易，很多火锅店都在火锅添加罂粟壳。”
世上还没有哪个地方的饮食业会为钱把人命作贱到中国人这个地步。如果当年英国的鸦片商人是可耻的话，现在这些卖鸦片餐的中国商人则可耻十倍，因为前者是明买明卖，愿者上勾，但后者就是暗中下毒，令人防不胜防。2018报道的毒疫苗事件、毒降压药事件都是鸦片贩子的假大空伎俩。鸦片贩子在产品中下毒，譬如三鹿奶粉集团暗中放了三聚氰胺，对外鼓吹其是质量第一的免检产品，结果30万儿童吃后得了肾结石。这30万儿童为此又要吃药打针动手术，这又要创造出多少带血的GDP啊！大家熟知的河南的血浆经济，省卫生厅号召农民卖血浆，结果卖血者得了艾滋病。农民为看病倾家荡产了，而卫生部门却赚得盆满钵满，GDP飙升了，这就是鸦片贩子的“富强”之路。
三，古人的弱民之术
鸦片贩子的伎俩就是古人的弱民之术。姜子牙认为，民不可富，只有使民处于死亡边缘才好统治；必须坚持人人都要守三年之孝而且不劳动（穷人因此沦为债务奴隶），其目的就是让人民贫穷愚弱。晋国的韩献子说：“国饶则民骄佚”，民骄就不敬王了，就会造反。
商鞅说：“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说民》）。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的弱民之术在经济上通过行政手段使民不停地由穷变富、再由富变穷。譬如：通过剥夺个人资产的毁商，让民众依附国家并产生“富则祸”（富则修）恐怖预期。《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商鞅的弱民之术在政治上表现为严刑苛罚和奖励告奸。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即思想控制，禁诗书、禁游说，老百姓只能以法令为书、以官吏为师。商鞅认为“君尊则令行”，君主只有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君主的法令才能得到遵守。商鞅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可见，国家的“富强”术就是榨取民脂民膏的吸血鬼！
商鞅这几招，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这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实行土地国有、利出一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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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狂马克思崇拜谎言与暴力
唯物派说：“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这样的定义，人脑就被说成了照相机。人脑不是镜子，不可能将客观事物原封不动地反照、反射出去。客观世界并没有是非善恶，但意识中却有，使用“映象”是无法解释这些的。把意识说成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或“映象”，就抹煞了意识的独立性、主动性、选择性和加工性，实际上是为制造“社会存在决社会意识”以及“存在就是合理的”埋下伏笔。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必然导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诡辩，从而共产主义的假丑恶提供了遮羞布。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这是明显地把事实（真假）判断与价值（善恶）判断等同起来的谬论。存在与否属于事实判断，合理与否属于价值判断。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确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则不一定成立，存在的不必是合理的。
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不是人们的意志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也就是说：有何种社会存在就会有何种意识，意识只能被动地服从“存在”，并由它来决定。如果真象马设想的：先有存在，后有意识；而意识始终由存在来决定，必然滞后于存在，超前意识不可能出现。这就否定了思想自由或超前意识。这一理论不能解释一切非自然之物（原不存在的东西）的由来。人类的祖先住在天然的洞穴中，没有房屋，更没高楼大厦；何以会产生盖房屋的意识？并且在盖房的意识的指挥下行动，尔后才有了茅棚、土屋。因此也可以说：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鼓吹“存在决定意识”，必然取消了人的独立性，独立性的丧失必然导致阶级性和奴性的泛滥，导致疾风暴雨式的阶级决斗。马在《共产党宣言》说：“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就为共产党人强制灌输共产主义教条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有权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神下跪。“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的支配的”即不存在着思想自由。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進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马恩全集》第3卷第52页）。既然人的精神活动可以被纳入到冷冰冰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过程，那么在“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必将大规模侵入“精神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就是说，作为功利性的精神产品，必然带有功利性，就不可能中立、客观。不客观就是主观，主观就是非科学，非科学必然祭拜谎言。马克思由此推导出一个坚定的目标，这就是革命阶级为了使自己获得统治地位，必须夺取政权：“每一个力图取得自己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马恩全集》第3卷第38页）。
请注意，“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说成”就是指鹿为马，以此考察他人是否顺从，然后对不从者大开杀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随心所欲地伪造和掩盖历史，随心所欲地伪造和掩盖现实，“说成”的统治方略必然导致谎言盛行。
既然“有权能使神下跪”。掌权者支配着物质和精神，这样，就没有任何力量制约和监督权力，它如入无人之境，横冲直撞，野蛮而残忍……中国的专制社会文字狱密布，朱元璋杀了数万读书人，雍正、乾隆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死者延颈相望。可与毛泽东的文字狱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毛泽东以超越秦始皇100倍的力度迫害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制造胡风冤案共牵连130万无辜之人。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将500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予以不同等级的惩处。《刘志丹》小说冤案，6万多人受害，许多人丧命。文革是八亿人口相互思想斗争，人人过关，整死2千万人。
在一个一党专权的社会里，不受制约的权力是破坏思想尊严的敌人。绝对的领导权扼杀了任何自由思想，只有对自由思想的绝对破坏。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没有善，权力当道，肆无忌惮地吞食思想的领地。思想灌输成为权力者执政乱国、执政祸国、执政殃民的基本要务，通过思想灌输达到控制人的精神的目的，使人成为行尸走肉。戈尔巴乔夫说，极权机器无耻地说别人的坏话，不要脸说自己的好话，睁眼说瞎话还禁止人们说实话。权力者通过践踏意志来扩张权力的本能与冲动，把人降到了动物的境地。
谎言与暴力是马克思的共产党的特征，更是病毒的特征。病毒未找到宿主前，它就装死（耍阴谋）；一旦它贴上宿主细胞，就打洞侵入進去，鸠占鹊巢，直到杀死了宿主还要掠夺宿主的物资（暴力掠夺）。病毒虽然不会说谎言，但它装死和共产党说谎是一回事。事实上，共产党是最毒的病毒，天下人必须共灭之。
传统的弱民之术是吸食鸦片，现代的弱民之术是投毒，投放新冠病毒和三聚氰胺。2019年9月18日，湖北当局在武汉机场举行了“新冠病毒释放演习”。其实，这种官方放毒举措在官办三鹿企业就是公开的投毒三聚氰胺。《邱会作回忆录》披露，1938年前后，中央军委供给部急需经费，绞尽脑汁搞创收，通过开骡马店、贩运食盐等各种方式，积累了几十万元。他们生产的假人丹，用树皮做原料，销路也很好。有一次，杨梅生拿走了一大包，要送给毛泽东，邱会作一路狂奔，追上后告以实情，杨梅生的脸都吓白了。中共不仅贩卖假药，还贩卖毒药鸦片。张思德是熬制鸦片而死的！可见，“为人民服务”一开始就是“为人民币服务”的谎言。谎言与暴力是马克思的共产党的特征，更是病毒的特征。病毒未找到宿主前，它就装死（耍阴谋）；一旦它贴上宿主细胞，就打洞侵入進去，鸠占鹊巢，直到杀死了宿主还要掠夺宿主的物资（暴力掠夺）。病毒虽然不会说谎言，但它装死和共产党说谎是一回事。事实上，共产党是最毒的病毒，天下人必须共灭之。
一，吸食鸦片只在中国成为“时尚”
鸦片是一种供吸食用的麻醉性毒品。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考古学家便发现了“鸦片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到公元前3400年，两河流域的人们已大面积地种植鸦片了，而且给它以“快乐植物”的美名。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鸦片已经成为兽医和妇科药品。已经发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到公元前300年，古希腊已经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赛》里，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
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在唐干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鸦片進口的记录，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9世纪，汉中与成都盆地已开始种植罂粟，诗人雍陶就有诗云：“行过险栈出褒斜，出尽平川似到家。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米囊花即罂粟花的别名，诗人看见罂粟花，产生了一种到家的亲切感，真是一个瘾君子。晚唐的《江南杂题三十首》中也有“碧抽书带草,红节米囊花”的句子，由此可知，唐末江南已开始种植罂粟。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大概到了16世纪，人们发现它可以被烧成烟雾吞到肚子里，万历皇帝、明神宗朱诩钧，1582年才20岁，刚亲政就开始吸鸦片；吸鸦片的普及程度令明代的统治者恐慌，崇祯皇帝下令禁烟。
鸦片作为药物使用，长期或过量使用，则造成药物依赖性；作为毒品吸食，对人体产生难以挽回损害甚至造成死亡。吸食鸦片后，可以初致欣快感、无法集中精神、产生梦幻，导致高度心理及生理依赖性，长期使用后停止则会发生渴求药物、不安、流泪、流汗、流鼻水、易怒、发抖、寒战、打冷颤、厌食、便秘、腹泻、身体卷曲、抽筋等症状。云南的一项调查表明：吸毒者走出戒毒所以后，复吸率在80%以上。过量使用鸦片造成急性中毒，症状包括昏迷、呼吸抑制、低血压、瞳孔变小，严重的引起呼吸抑止致人死亡。长期使用还能破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功能，使吸毒者的抵抗力大大降低。
1729年，雍正帝以其淫荡伤人，予以禁止，但所指为烟草与鸦片合制的鸦片烟，并非鸦片本身。时每年進口约200箱，每箱重约140磅；至1767年，已达千箱。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种植鸦片，统制运销。中国每年進口增至4千余箱，渐至6千余箱，每箱售价自白银140两上涨至350两，开始感到鸦片贸易的压力。1800年，清廷诏再禁鸦片贩卖。自是东印度公司不再自运，全部委之港脚商人，進口有增无减。在19世纪的最初十年，满清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出超）2600万元。从1828到1836年，满清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亏空（入超）3800万元。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片烟。这些鸦片让清人成了“东亚病夫”。有学者根据国外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加上本土自产推算：吸食者人数可能在250万到1500万之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常惊人，鸦片战争前流入印度的白银高达每年500-600万两。
有人说“是鸦片毁了中国”。其实，英国也有吸食鸦片者。那个年代鸦片并非“毒品”，世界各国都无禁令。怪就怪在，吸食鸦片只在中国成为“时尚”。周作人分析国人嗜鸦片主因是“中国人富的闲得无聊，穷的苦得不堪，（俱）以麻醉消遣。”严复晚年（20世纪初）也吸鸦片，徐志摩的老婆陆小曼（1930年代）也吸鸦片。对于国人借鸦片来排遣苦闷之说，史学大师史景迁（JonathanSpence）也表认同。中国本来没有鸦片，现在却是全世界最大的鸦片种植与消费国！直到今天，印度吸毒人员仍然远不如中国瘾君子多。可见，中国人与印度人相比，是又贪又馋。
二，鸦片贩子的伎俩
中国1930年的鸦片产量为惊人的12000吨，相当于世界产值的7倍。即使这样，当时世界各国学者依然普遍认为这一数据极大低估了当时中国的鸦片产能。抗战前的中国基层社会对鸦片没有什么太多的偏见，大烟也是富裕人家的必备之物。毫无疑问，中国一度是世界第一毒品消费国。据统计，1932年中国人口为4.74亿，但全国吸毒人口达到8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8%。考虑到当时国民政府数据统计能力的不足，真实的吸毒人口只会更多。
1941年6月20日，朱德致函八路军第359旅717团、718团；表扬这两个团在生产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要求他们时刻不要忘记人民的利益，要严守纪律不贪污腐化。“不贪污腐化”的要求暴露了中共做的是大买卖。要是像公开宣传那样，359旅去开荒种粮食，那几车麦子，能值几个钱？多吃几碗粮食能叫腐化？朱总司令担忧是：个人贪污鸦片。因为鸦片价值极高。按当时物价比较，鸦片一斤值小米5376斤。延安时期，粮食供应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按这个标准计算，只需1000斤鸦片即可解决一万人一年的口粮问题。毛泽东拍板同意大量种植鸦片后，地点就选在了南泥湾。
南泥湾在陕西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的一条狭窄溪谷，未开垦前经常有野兽出没，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人际罕至。1940年秋冬，中央财经处计划开发。1941年初，就有中秘、中财、中组、中青4个农场，7月增至14个。5月，八团到金盆湾；7月，炮兵团到南盘龙川，11月中央警卫营开到。1942年，成立农场管理处，以军委农场李世俊为主任，种植了大片的鸦片。另外贺龙的120师所在地也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一时间，做鸦片生意形成高潮。并形成一条龙的产业链。各地生产鸦片，成立销售公司，在国统区接壤地区建立商店。当时商店林立：120师后勤部有晋绥过载栈，这个栈就是客栈商店；359旅旅部有大光店；中央警卫团，也有自己的鸦片商店，叫做民兴店；陕甘宁边区政府也有自己的商店，积极出售鸦片。延安黄俄政府1941年8月15日－11月30日，三个半月，销9260.5斤鸦片，平均每月约3000斤。1942年销出3.12万斤鸦片。1943年3.6万斤，1944年的销量约6万斤。用毒品从国统区换回商品，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
中央警卫团的张思德和他的战友们忙着熬制熟鸦片。张思德因为熬制鸦片的窑塌而被埋死！张1943年担任毛警卫。1944年响应大生产号召，在延安附近的安塞县挖烧木炭所需的泥时，9月5日，因窑洞塌方，被活埋而死，死时年仅29岁。有位记者专门去延安调查，找到了见过张的当地老人。令这位记者不解的是，那窑的地方，四周举目见不到树林。老人在记者不断地质疑下，最后叹气说，张确实是烧窑而死的，但那不是炭窑，而是烧鸦片的窑。为什么这种秘密任务要让中央警卫团的人去干？因为：烧制鸦片是见不得人的，因此参与者必须是信得过之人。可见，所谓的“为人民服务”一开始就是“为人民币服务”的欺世盗名。http://www.yhcqw.com/33/9232_2.html
当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开始了严格的禁烟运动。然而，延安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将鸦片源源不断的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坑害同胞，等到自己上台了，又把当年大张旗鼓進行的鸦片生产，改写成“抗日大生产运动”。当今世界，朝鲜、伊斯兰国、塔利班都选择了国家名义来种植和贩卖毒品，以渡危难。只不过，说实话，他们还缺一点儿火候，缺乏用艺术形式，用“花篮的花儿香”这样的经典革命歌曲，来美化那一段难以启齿的鸦片历史：“南泥湾好地方，鲜花开满山。三五九旅是模范，咱么走向前，鲜花送模范，鲜花送模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進一步把鸦片的功用发扬光大，竟然把它应用到烹调上面去。开餐馆酒楼的为了令客人成为长客，任其宰割，竟于烹调时暗中添加罂粟壳或罂粟籽之类，令客人吃后上瘾，绕梁不去。据报道，中国多个地方的食店所供应的火锅或汤料，甚至其他食品，竟然高达三到四成的含有鸦片。其中一个报导更加惊人：“新密市向河南省防疫站送检五份样品，竟有4份含有罂粟壳！洛阳市卫生局突击抽检了廿三家糊辣鱼及烧鸡等饮食店，十家饭店使用了该类物质”（见2000年6月19日《质量时报》）。2004年6月中，贵州竟有215家餐馆因被发现在饮食中掺入罂粟而遭停业整顿，消息震惊全国。含有吗啡的“罂粟调味粉”、“罂粟籽调味油”等罂粟制品相继惊现广州云南太原多地。2005年底，据香港《东方日报》题为《罂粟毒火锅悄悄袭港》的报导，发现“部分本港厨师为求‘箍客’，不惜铤而走险北上深圳买入内地违禁品罂粟壳，炮制成秘制‘罂粟毒火锅’，使客人在不知不觉间吃上瘾。”鸦片餐甚至蔓延到西藏。据《西藏日报》2007年11月报导：“在年初，拉萨市禁毒大队在一家火锅店曾一次查获数百斤罂粟壳，而这只是火锅店在锅底中添加罂粟壳的冰山一角。一位在火锅店打工人员称，现在拉萨的饮食行业竞争非常激烈，火锅店也不少，而火锅没有多少特色，要在拉萨立足、发展非常不容易，很多火锅店都在火锅添加罂粟壳。”
世上还没有哪个地方的饮食业会为钱把人命作贱到中国人这个地步。如果当年英国的鸦片商人是可耻的话，现在这些卖鸦片餐的中国商人则可耻十倍，因为前者是明买明卖，愿者上勾，但后者就是暗中下毒，令人防不胜防。2018报道的毒疫苗事件、毒降压药事件都是鸦片贩子的假大空伎俩。鸦片贩子在产品中下毒，譬如三鹿奶粉集团暗中放了三聚氰胺，对外鼓吹其是质量第一的免检产品，结果30万儿童吃后得了肾结石。这30万儿童为此又要吃药打针动手术，这又要创造出多少带血的GDP啊！大家熟知的河南的血浆经济，省卫生厅号召农民卖血浆，结果卖血者得了艾滋病。农民为看病倾家荡产了，而卫生部门却赚得盆满钵满，GDP飙升了，这就是鸦片贩子的“富强”之路。
三，古人的弱民之术
鸦片贩子的伎俩就是古人的弱民之术。姜子牙认为，民不可富，只有使民处于死亡边缘才好统治；必须坚持人人都要守三年之孝而且不劳动（穷人因此沦为债务奴隶），其目的就是让人民贫穷愚弱。晋国的韩献子说：“国饶则民骄佚”，民骄就不敬王了，就会造反。
商鞅说：“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说民》）。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的弱民之术在经济上通过行政手段使民不停地由穷变富、再由富变穷。譬如：通过剥夺个人资产的毁商，让民众依附国家并产生“富则祸”（富则修）恐怖预期。《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商鞅的弱民之术在政治上表现为严刑苛罚和奖励告奸。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即思想控制，禁诗书、禁游说，老百姓只能以法令为书、以官吏为师。商鞅认为“君尊则令行”，君主只有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君主的法令才能得到遵守。商鞅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可见，国家的“富强”术就是榨取民脂民膏的吸血鬼！
商鞅这几招，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这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实行土地国有、利出一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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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狂马克思崇拜谎言与暴力
唯物派说：“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这样的定义，人脑就被说成了照相机。人脑不是镜子，不可能将客观事物原封不动地反照、反射出去。客观世界并没有是非善恶，但意识中却有，使用“映象”是无法解释这些的。把意识说成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或“映象”，就抹煞了意识的独立性、主动性、选择性和加工性，实际上是为制造“社会存在决社会意识”以及“存在就是合理的”埋下伏笔。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必然导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诡辩，从而共产主义的假丑恶提供了遮羞布。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这是明显地把事实（真假）判断与价值（善恶）判断等同起来的谬论。存在与否属于事实判断，合理与否属于价值判断。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确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则不一定成立，存在的不必是合理的。
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不是人们的意志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也就是说：有何种社会存在就会有何种意识，意识只能被动地服从“存在”，并由它来决定。如果真象马设想的：先有存在，后有意识；而意识始终由存在来决定，必然滞后于存在，超前意识不可能出现。这就否定了思想自由或超前意识。这一理论不能解释一切非自然之物（原不存在的东西）的由来。人类的祖先住在天然的洞穴中，没有房屋，更没高楼大厦；何以会产生盖房屋的意识？并且在盖房的意识的指挥下行动，尔后才有了茅棚、土屋。因此也可以说：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鼓吹“存在决定意识”，必然取消了人的独立性，独立性的丧失必然导致阶级性和奴性的泛滥，导致疾风暴雨式的阶级决斗。马在《共产党宣言》说：“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就为共产党人强制灌输共产主义教条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有权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神下跪。“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的支配的”即不存在着思想自由。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進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马恩全集》第3卷第52页）。既然人的精神活动可以被纳入到冷冰冰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过程，那么在“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必将大规模侵入“精神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就是说，作为功利性的精神产品，必然带有功利性，就不可能中立、客观。不客观就是主观，主观就是非科学，非科学必然祭拜谎言。马克思由此推导出一个坚定的目标，这就是革命阶级为了使自己获得统治地位，必须夺取政权：“每一个力图取得自己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马恩全集》第3卷第38页）。
请注意，“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说成”就是指鹿为马，以此考察他人是否顺从，然后对不从者大开杀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随心所欲地伪造和掩盖历史，随心所欲地伪造和掩盖现实，“说成”的统治方略必然导致谎言盛行。
既然“有权能使神下跪”。掌权者支配着物质和精神，这样，就没有任何力量制约和监督权力，它如入无人之境，横冲直撞，野蛮而残忍……中国的专制社会文字狱密布，朱元璋杀了数万读书人，雍正、乾隆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死者延颈相望。可与毛泽东的文字狱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毛泽东以超越秦始皇100倍的力度迫害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制造胡风冤案共牵连130万无辜之人。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将500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予以不同等级的惩处。《刘志丹》小说冤案，6万多人受害，许多人丧命。文革是八亿人口相互思想斗争，人人过关，整死2千万人。
在一个一党专权的社会里，不受制约的权力是破坏思想尊严的敌人。绝对的领导权扼杀了任何自由思想，只有对自由思想的绝对破坏。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没有善，权力当道，肆无忌惮地吞食思想的领地。思想灌输成为权力者执政乱国、执政祸国、执政殃民的基本要务，通过思想灌输达到控制人的精神的目的，使人成为行尸走肉。戈尔巴乔夫说，极权机器无耻地说别人的坏话，不要脸说自己的好话，睁眼说瞎话还禁止人们说实话。权力者通过践踏意志来扩张权力的本能与冲动，把人降到了动物的境地。
谎言与暴力是马克思的共产党的特征，更是病毒的特征。病毒未找到宿主前，它就装死（耍阴谋）；一旦它贴上宿主细胞，就打洞侵入進去，鸠占鹊巢，直到杀死了宿主还要掠夺宿主的物资（暴力掠夺）。病毒虽然不会说谎言，但它装死和共产党说谎是一回事。事实上，共产党是最毒的病毒，天下人必须共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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