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中國的社會氛圍的基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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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中國的社會氛圍的基本特徵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5月5日
作者 唐宋民
每逢勞動節，大家都喜歡說句套話：勞動者光榮。不過有不少勞動者似乎只剩下「光榮」二字，並沒有因光榮的勞動而真正過上好生活。
勞動者光榮，可是勞動者無產並不光榮，甚至可恥。但如果把所有雖然勤奮勞動卻仍無產的人都看作無恥，那又大錯特錯了。這類例證在中國大陸可以舉出無數。
真正的無產者大約是忌諱說自己無產的，這也人之常情。就像壹個人，特別是中國人，只有在發達后才不怕對人講出自己悲慘的身世，甚至還會總結出「苦難是壹筆人生財富」。
不知諸位注意到沒有，人類史上從來沒有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學習的範例，而總是看到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學習。當然也沒看到貴族向奴隸學習。道理壹樣。壹個無產者就算是後來富了起來，也絕不會反過來說他要學習無產階級。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大城市壹些資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即中國人喜歡說的富家子弟（中國人在幾百年裡沒有資產階級這個概念）跑到延安，似乎就是要脫離自己的資產階級家庭。後來坐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位置的韋君宜，當時父親（參加過孫中山革命）想的是讓她去美國留學，她不幹，非要去延安不可，用她女兒楊團的說話：「這機會被母親棄之如敝屣，她義無反顧奔向了延安。」（《〈思痛錄〉成書始末》）而韋君宜自己說的是：「……我們這個革命隊伍里有好多當年得獎學金的、受校長賞識的、考第壹的，要在科學上有所建樹當非難事。但是我們把這壹切都拋棄了，義無反顧。把我們的聰明才智全部貢獻給了中國共產黨的事業。」（《思痛錄·增訂紀念版》第8頁）
現在想想這些人跑到延安是為了什麼，還不是為了讓更多窮人過上好生活？
「好生活」是什麼生活？為什麼窮人要過好生活就是對的，所謂資產階級過好生活就是錯的？「好生活」有階級性嗎？有部電視連續劇寫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當年他到廣東鄉下考察，農婦告訴他，在他們那兒（其實是在整個中國），養3隻鴨子是社會主義，養4隻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被「割尾巴」。
大家說說，剔除別的條件，是養3隻鴨子的人家過的生活好，還是養4隻或更多鴨子的人家過得生活好？估計只要會講人話的都會說是後者，所以電視連續劇中鄧小平告訴那農婦，不僅可以養4隻，而且養的越多越好。可那些年事實上似乎就是不想讓人民過上好生活。也就是說，有不算短的壹個時間段里，這個國家非但不讓所有資產階級過上好生活，也不讓無產階級即窮人過上好生活。有人說這是「極左」，可當時誰有資格「極左」？大概是有人認為無產階級（當然不包括有資格極左的「有人」）壹旦過上好生活，就會變成資產階級，變成修正主義，所以當年大街小巷的牆上刷的大標語都是「反修、防修」。
現在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了，如果允許說真話（這句話很悲哀，壹定會上史書），我就覺得中國人其實還是生活在壹個養3隻鴨子是社會主義，養4隻鴨子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社會環境中。很多中國人包括央視主持人，甚至他們請的專家、評論員，好像依舊還是這種思維，或者假裝這種思維，以至於整個社會壹直是個「說不通」。
回過頭說，我們發現，在人類史上，貴族且不說，資產階級中的先進分子不遺餘力地推動社會文明進步，而這個進步中就包括要讓窮人也過上好生活。妳翻壹翻五百年來那些顯然屬於貴族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出版的著作，幾乎都是為了推動人類社會文明進步。
像洛克的《政府論》、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盧梭的《論人類社會的不平等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舊制度與大革命》、密爾的《論自由》、《代議制政府》，絕沒有說只是為了資產階級。即使五百年前出版《烏托邦》的莫爾，現在認定他是西方「空想社會主義的鼻祖」，可妳認真讀壹讀，《烏托邦》也要比後世的社會主義進步得多。《烏托邦》第壹部中就說：「人民選擇國王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原因，而不是為了國王的原因」。二十世紀至今哪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領頭人這麼說過？
反過來無產階級中的革命者，包括我們常說的「先進分子」，強調的也不過是要解放普天下無產者或叫「勞動大眾」，而對資產階級有著天生的厭惡；並且解放無產者的先決條件似乎就是要打倒資產階級，推翻他們那種制度，把他們的財富拿或叫奪過來，不讓他們過好生活。兩相比較，孰高孰低，無需爭辯。在這方面，中國直到現在也沒有完全尊重事實。
事實上所有無產者都不喜歡本階級（如果他們確有這種階級意識的話）。如果沒有人給他們洗腦，他們壹般是不會仇視資產階級的，最多只是羨慕或有所嫉妒。要仇視也只仇視資產階級中那些不良者，即中國人所謂「為富不仁」的東西。而我們看到，隨著西方社會文明的進步，幾乎所有已經實現高度文明的資產階級國家中的人們，其善意往往大過這個星球上所有落後貧窮的地區——不管是亞洲還是非洲，特別是這些地區壹些文明程度還不高的國家的人們，並不比西方人更善良更有愛心。
前幾天在微信上見壹短視頻，壹個臉部有嚴重缺陷的中國男孩，三個月大時被其親生父母遺棄在天橋（不知是中國哪個城市的天橋，不能妄猜），在七歲時被來自美國的壹對夫婦領養。這就是高度文明社會的壹種象徵或叫標誌。我不知道有哪壹個中國家庭肯領養這樣壹個有殘疾的外國棄嬰——當然我也不能說就絕對沒有。
現在越來越的中國人大概也相信，壹個社會，整體上越富足越自由也就越文明，再也不信有那麼壹個時間段胡說八道的「越窮越光榮」的鬼話。這無疑是中國社會的進步。我只希望這種進步再快壹點，再大壹點，不再有將自己親生而有殘疾的孩子遺棄這種現象出現。當然這好像需要國家社會或叫政府做出更大的努力。因為扔掉雖有殘疾卻是自己親生的孩子，壹定有那父母的苦衷，而這個「苦衷」恰恰是應該由社會尤其是政府來了解並幫助解決的。
每逢勞動節，大家都喜歡說句套話：勞動者光榮。不過有不少勞動者似乎只剩下「光榮」二字，並沒有因光榮的勞動而真正過上好生活。
勞動者光榮，可是勞動者無產並不光榮，甚至可恥。但如果把所有雖然勤奮勞動卻仍無產的人都看作無恥，那又大錯特錯了。這類例證在中國大陸可以舉出無數。
真正的無產者大約是忌諱說自己無產的，這也人之常情。就像壹個人，特別是中國人，只有在發達后才不怕對人講出自己悲慘的身世，甚至還會總結出「苦難是壹筆人生財富」。
不知諸位注意到沒有，人類史上從來沒有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學習的範例，而總是看到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學習。當然也沒看到貴族向奴隸學習。道理壹樣。壹個無產者就算是後來富了起來，也絕不會反過來說他要學習無產階級。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大城市壹些資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即中國人喜歡說的富家子弟（中國人在幾百年裡沒有資產階級這個概念）跑到延安，似乎就是要脫離自己的資產階級家庭。後來坐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位置的韋君宜，當時父親（參加過孫中山革命）想的是讓她去美國留學，她不幹，非要去延安不可，用她女兒楊團的說話：「這機會被母親棄之如敝屣，她義無反顧奔向了延安。」（《〈思痛錄〉成書始末》）而韋君宜自己說的是：「……我們這個革命隊伍里有好多當年得獎學金的、受校長賞識的、考第壹的，要在科學上有所建樹當非難事。但是我們把這壹切都拋棄了，義無反顧。把我們的聰明才智全部貢獻給了中國共產黨的事業。」（《思痛錄·增訂紀念版》第8頁）
現在想想這些人跑到延安是為了什麼，還不是為了讓更多窮人過上好生活？
「好生活」是什麼生活？為什麼窮人要過好生活就是對的，所謂資產階級過好生活就是錯的？「好生活」有階級性嗎？有部電視連續劇寫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當年他到廣東鄉下考察，農婦告訴他，在他們那兒（其實是在整個中國），養3隻鴨子是社會主義，養4隻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被「割尾巴」。
大家說說，剔除別的條件，是養3隻鴨子的人家過的生活好，還是養4隻或更多鴨子的人家過得生活好？估計只要會講人話的都會說是後者，所以電視連續劇中鄧小平告訴那農婦，不僅可以養4隻，而且養的越多越好。可那些年事實上似乎就是不想讓人民過上好生活。也就是說，有不算短的壹個時間段里，這個國家非但不讓所有資產階級過上好生活，也不讓無產階級即窮人過上好生活。有人說這是「極左」，可當時誰有資格「極左」？大概是有人認為無產階級（當然不包括有資格極左的「有人」）壹旦過上好生活，就會變成資產階級，變成修正主義，所以當年大街小巷的牆上刷的大標語都是「反修、防修」。
現在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了，如果允許說真話（這句話很悲哀，壹定會上史書），我就覺得中國人其實還是生活在壹個養3隻鴨子是社會主義，養4隻鴨子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社會環境中。很多中國人包括央視主持人，甚至他們請的專家、評論員，好像依舊還是這種思維，或者假裝這種思維，以至於整個社會壹直是個「說不通」。
回過頭說，我們發現，在人類史上，貴族且不說，資產階級中的先進分子不遺餘力地推動社會文明進步，而這個進步中就包括要讓窮人也過上好生活。妳翻壹翻五百年來那些顯然屬於貴族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出版的著作，幾乎都是為了推動人類社會文明進步。
像洛克的《政府論》、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盧梭的《論人類社會的不平等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舊制度與大革命》、密爾的《論自由》、《代議制政府》，絕沒有說只是為了資產階級。即使五百年前出版《烏托邦》的莫爾，現在認定他是西方「空想社會主義的鼻祖」，可妳認真讀壹讀，《烏托邦》也要比後世的社會主義進步得多。《烏托邦》第壹部中就說：「人民選擇國王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原因，而不是為了國王的原因」。二十世紀至今哪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領頭人這麼說過？
反過來無產階級中的革命者，包括我們常說的「先進分子」，強調的也不過是要解放普天下無產者或叫「勞動大眾」，而對資產階級有著天生的厭惡；並且解放無產者的先決條件似乎就是要打倒資產階級，推翻他們那種制度，把他們的財富拿或叫奪過來，不讓他們過好生活。兩相比較，孰高孰低，無需爭辯。在這方面，中國直到現在也沒有完全尊重事實。
事實上所有無產者都不喜歡本階級（如果他們確有這種階級意識的話）。如果沒有人給他們洗腦，他們壹般是不會仇視資產階級的，最多只是羨慕或有所嫉妒。要仇視也只仇視資產階級中那些不良者，即中國人所謂「為富不仁」的東西。而我們看到，隨著西方社會文明的進步，幾乎所有已經實現高度文明的資產階級國家中的人們，其善意往往大過這個星球上所有落後貧窮的地區——不管是亞洲還是非洲，特別是這些地區壹些文明程度還不高的國家的人們，並不比西方人更善良更有愛心。
前幾天在微信上見壹短視頻，壹個臉部有嚴重缺陷的中國男孩，三個月大時被其親生父母遺棄在天橋（不知是中國哪個城市的天橋，不能妄猜），在七歲時被來自美國的壹對夫婦領養。這就是高度文明社會的壹種象徵或叫標誌。我不知道有哪壹個中國家庭肯領養這樣壹個有殘疾的外國棄嬰——當然我也不能說就絕對沒有。
現在越來越的中國人大概也相信，壹個社會，整體上越富足越自由也就越文明，再也不信有那麼壹個時間段胡說八道的「越窮越光榮」的鬼話。這無疑是中國社會的進步。我只希望這種進步再快壹點，再大壹點，不再有將自己親生而有殘疾的孩子遺棄這種現象出現。當然這好像需要國家社會或叫政府做出更大的努力。因為扔掉雖有殘疾卻是自己親生的孩子，壹定有那父母的苦衷，而這個「苦衷」恰恰是應該由社會尤其是政府來了解並幫助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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