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黨》李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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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黨》李先念
本卷集中共第一代黨匪的主要人物,並通過每位些許的歷史事件來顯現其人的惡劣稟性,同時也將一些被埋沒的歷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開。所有內容皆來自網路。人們可以看到,但凡捲入了這似絞肉機的共產體制,如不儘早脫離,像陳獨秀、張國濤等,那麼其結果,不是為爭權奪利在傾軋互斗中悲慘痛苦地被滅亡,能活下來的,就幾近魔鬼了。與前兩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義,並附上鏈接網址;閱者欲知詳情,把文章題目或網址輸入互聯網即可。
--整編者注
2015年10月31日 朱健國: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再曝「信陽事件」真相
迄今為止,真正作為「信陽事件」全局性核心機密或現場知情者的回憶錄,只有三篇文章,一是1993年春天,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因身患直腸癌,抱病寫出近二萬字的《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刪節稿載《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在患賁門癌歷經八年的思索醞釀后,於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萬多字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載2002年卷《中國農村研究》,中國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極少數人中流傳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
在一系列「信陽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是一個未能正式刊出的文稿(也許因為路憲文在「信陽事件」屬於反面角色而一直難以公開發表),卻具有極其獨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價值。其特徵是:
「信陽事件」主要責任者是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毛、吳皆無關於「信陽事件」的全面回憶與反思,而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有諸多為自己推卸責任和自我表揚的非客觀敘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張樹藩、余德鴻等人所不知曉的重要史料,如毛澤東對「餓死人」只算「工作問題」輕描淡寫態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強行徵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的餓死率,如鄧小平對「信陽事件」的無動於衷。
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是迫害者和責任者談「信陽事件」。在其問世之前,所有關於「信陽事件」的研究文章,都是出於受害者和研究者,而路憲文具有雙重性,他既是毛澤東、吳芝圃極權專制的受害者,也是積極主動甚至創造性地助紂為虐者,是致使信陽地區至少餓死150萬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禍首——路憲文在 「信陽事件」時身為信陽地區土皇帝(中共信陽地委第一書記),在信陽地區有「一言堂」之威,如果他對毛、吳的「大躍進」不是那麼創造性地呼應,如果他不在本區遂平嵖岈山創辦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由此創辦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餓死人後還殘酷無情地「反瞞產」,「堵外逃」,「截信件」,讓農民失去在家做飯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說真話的自由,那麼「信陽事件」可能不會發生,至少不會死那麼多人。
張樹藩關於「信陽事件」的回憶文章的重要貢獻,是第一次公開揭露「信陽事件」大量餓死人;余德鴻文章的獨到貢獻,是第一次說出了「信陽事件」不僅至少餓死105萬人,而且有大面積人相食現象,「信陽幾乎村村人相食」;與張樹藩、余德鴻文章等人關於「信陽事件」的披露相比,路憲文的回憶則在揭露了毛澤東和中共高層明知「大躍進」造成大量餓死人,仍然要堅持「大躍進」專制,對大量餓死人無所謂。
路文說——
1959年2月,中央就知道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但並不調查也不追究責任。「1959年春(2月),在豫東商丘、豫北新鄉造成嚴重的餓死人現象。河南省委並沒吸取經驗教訓,卻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當時信陽就曾支援他們每個地區1億斤糧食。對餓死人的地區領導,只當工作問題輕描淡寫地作了批評。然而他們對反映餓死人和浮夸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是給三面紅旗抹黑。這樣顛倒是非,使整個河南的左傾思想愈演愈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個個看領導意圖行事,說假話。從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範圍內餓死人的思想根源。」然而,1959年3月10日,毛主席來到河南,召集省、地委書記在火車上開座談會,沒有一句話提及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此時毛澤東不可能不知道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河南省委雖然只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但餓死五千人也是驚天動地的,必然要報告毛。如若此時中央重處當地官員和吳芝圃,必不會有「信陽事件」,而沒有「信陽事件」,也就不會有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全國餓死三千七百五十四萬八千人。然而,以毛澤東為首的「英明黨中央」,偏偏對河南省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無所謂,繼續放任吳芝圃、路憲文以「大躍進」殺人。)
路文又說: 「(1960年)5月,省委召開夏糧徵購會議,這時災情已停止(其實仍在繼續)。中央派紀檢會處長李堅帶領一個小組到信陽檢查。他找我談話說:『死人不是8萬,10萬也不止,20萬也不止,推算有30萬人』『你為什麼不揭省委,你有那麼大的本事,能頂得住嗎?』我把這些給省委(吳芝圃)彙報了。他們說:這些辦事人員就不了解中央意圖,毛主席說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問題,要總結經驗教訓,一般不要處分人。」
李先念以前一直作為正面形象出現在「信陽事件」中,但路文說,李先念提出「提前強行徵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餓死率,也是「信陽事件」的責任者之一。 「(1959年)9月初,省委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在傳達廬山會議精神之後,省財貿書記宋致和傳達中央糧食工作會議精神。他說:『李先念同志講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現在如果不抓徵購糧食,廬山會議精神貫徹后群眾就把糧食吃光了。征不到糧食城市生活怎樣安排。要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同時,兩手一齊抓,一手抓征糧食,一手抓精神貫徹,早秋下來群眾邊收割邊徵購。』宋致和要求各地委書記向回打電話,讓各縣彙報產量,分配徵購任務(往年都是從省里開會後回去再開會,動員,統計,最後分配任務)。」1960年夏天副總理李先念到光山縣調查,車被滿路的餓殍擋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強行徵購糧食」逼死了信陽農民。
--http://difangwenge.org/simple/?t12173.html
2015年11月1日 央視不敢報:信陽事件以慘烈之巨載入吉尼斯紀錄
中國人因糧食留下的吉尼斯世界紀錄進入人們的視線,即1959至1961年間空前絕後的大飢荒,其死亡人數約4000萬,已被列入2002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見該書第114 頁)。而這場大飢荒的縮影即是「信陽事件」。
「信陽事件」指的是1959、1960冬春之間河南省信陽地區餓死一百多萬人的災難。信陽市委離休幹部魯嘉賓撰寫的文章,原題為《以慘烈載入吉尼斯紀錄的信陽事件前因後果》。如今「信陽事件」已過去快半個世紀。作者寫道:「隨著時光的流逝,那段悲慘歷史的親歷者,多數已經離開了人世,他們記憶中那些珍貴的資料,隨著他們的逝去已永遠消失了。」
「信陽事件」的成因和發展過程
位於豫南的信陽地區,歷史上素有「魚米之鄉」「豫南糧倉」之稱。
信陽地區在「反右」之前強迫命令之風颳起。凡是反映真實情況、講了真話的人,幾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區大約劃了一萬多個「右派」。
信陽地區不僅划的「右派」多,對「右派」的懲罰也特別嚴酷。有數以千計的「右派」在絕境中喪生,拋骨荒野;更多的人妻離子散,家破身殘。以信陽地委改造「右派」的重點場所萬勝山林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餓死、打死、折磨死、自殺的有一半之多。
「反右」之後,幹部們時時處處小心翼翼看領導臉色說話做事。此後信陽地區的「大躍進」迅速風起,出現了許多神話般的「奇迹」。遂平縣嵖岈山公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個畝產小麥3200斤的「大衛星」,鄰縣西平放出小麥畝產7320斤的「特大衛星」。
信陽地區左風越刮越猛,假話越說越玄,造假越造越離奇,強迫命令瞎指揮也越搞越驚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達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畝下種一百、二百、三百斤,調集幾十萬勞力上山砍樹劈柴鍊鋼鐵,砸鍋賣鐵制農具投入小土爐中放「衛星」。信陽縣雞公山公社水稻畝產48925.7斤,息縣南瓜畝產202735斤,商城縣日產鐵29074.6噸,上蔡縣一頭母豬一次生下64隻小豬仔,配種模範李桂英養的騾子竟然生下了小騾駒……
1959年糧食產量比上年減產一半。這些「奇迹」「衛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貨,上自省委,下至社、隊的中共幹部們人人心中明白,但卻沒有一個人說破。信陽地委9個常委中除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外,其餘一致認為形勢大好:「『大躍進』創出『大奇迹』,大災年奪得大豐收。」幹部群眾中誰稍有懷疑,就被指責為「搖頭派」「算賬派」而遭到批判鬥爭。
當年秋後在中共省委召開的三次幹部會議上,信陽地區各縣上報的產量竟高達350億斤,張樹藩憂心如焚,又不敢批評,只是一再要求各縣、市一定要冷靜,上報數字才逐次下降為250億斤、150億斤。時任中共地委書記路憲文對張樹藩的「潑冷水」大為惱火,在大會上指責張為「右傾機會主義」,自己定了個單位數,讓工作人員按總畝數推算產量,得出結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億斤。張樹藩還是不同意,當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後,地委決定上報72億斤。這樣,省委就按72億斤總產下達了徵購任務。徵購中不擇手段,強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庫16.8億斤后,就進行不下去了。因為,全年實際產量只有30億斤(這是落實的數字),交徵購糧16.8億斤后,只剩下13.2億斤,農業人口每人全年佔有糧食只有160斤,扣除種子、飼料,人均口糧只有100斤。夏糧已吃了幾個月,所以徵購未完成,許多社、隊就沒有糧食了。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斷糧停伙,民眾開始逃荒,餓死人事件相繼發生。
在廬山會議精神「鼓舞」下,社隊幹部不得不把種子、飼料和剩下的一點口糧作為「餘糧」交了徵購。就這樣仍未完成徵購任務。糧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樹皮、草根吃光了,農民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眾當作「階級敵人」和「流竄犯」對待,到處設卡攔截,當年冬季共攔截收容46萬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餓死在收容站內。
「大躍進」開始后,糧食連年大減產。把大減產說成大豐收,又來個反瞞產、高徵購,擠光了農民活命的口糧和農業再生產的種子。可憐的百姓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餓死床頭,倒斃路邊。
此外還有一種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陽地區在「反瞞產」追逼糧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於獄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於拘留所,死因不明。
「信陽事件」的曝光、定性、發展變化和處理結果
1960年2月路憲文找張樹藩談話說,從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對於把張划為「右傾」連續批鬥幾十次,一字不提。
在信陽地區的民間記憶中,「信陽事件」和大飢荒被叫做「過糧食關」。這有兩種含義:在「反瞞產」中被打死、逼死和死於監獄、拘留所中的中共基層幹部,沒有闖過「糧食關」;被餓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沒有闖過「糧食關」。
1960年,全國面臨嚴重的糧食危機,許多地區都出現了餓死人現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陽調查,目睹了許多村莊房倒屋塌、屍骨遍地、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等慘相,曾多次落淚。
「信陽事件」曝光后,毛澤東批示「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需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
耗時幾個月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沒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國許多地方都爆出同類問題,促使毛放棄了「反革命復辟」的定性和殺、關、管政策。
「信陽事件」造成的嚴重後果
(一)在這一系列運動中濫用「階級鬥爭」「法寶」。
(二)農業生產元氣大傷。
(三)森林資源大受破壞。
(四)「信陽事件」曝光后,共產黨民心大失。
張樹藩病危遺言中有一段振聾發聵的話:「……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民眾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更催人淚下。--https://www.aboluowang.com/2015/1101/637765.html
2016年1月18日 趙紫陽:是他反對鄧小平 將仇恨轉嫁我
在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中,趙的談話錄音提到,早在「六四事件」之前的1988年,中共內部就已出現幾位中共元老「倒趙」的跡象。
早在1988年舉行「全國工會代表大會」時,李先念就已經找鄧小平「談了趙紫陽的一些問題」。至少在1989年前的1988、1987、1986年或更早,李先念同陳雲、李鵬就已經策劃過打倒現任總書記趙紫陽的宮廷政變,並提出江澤民繼任總書記、李鵬任總理的政變后的新班底。
那麼,李先念為會何仇恨趙紫陽呢?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李先念這個人,可以說是老人中反對改革開放最突出的一個代表。他不便公開反對鄧,所以集中目標在我身上。」
據記錄,當年李先念記恨趙紫陽「只聽鄧小平的話,不聽他李先念的話」,他還曾經讓王任重傳話給趙紫陽說:「對幾個老人的話都要聽嘛!不能只聽一個人的話!」
《改革歷程》中分析指出,由於文革期間及文革后三年這段時期,都是李先念在主持經濟工作,所以他對鄧小平否定或不肯定那段時期的經濟工作「非常不滿意」,因此李先念常說:『經濟工作的成績不都是改革開放以後搞的,過去也有成績嘛!過去打下了基礎嘛!』」
本來他指望和鄧小平、陳雲一起充當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婆婆」,但是鄧小平偏偏說「只有一個婆婆」。所以,「氣不打一處出」的李先念便把仇恨發泄在趙紫陽身上。
據李鵬的「六四日記」,當鄧小平決定罷免趙紫陽的總書記職務后,李先念和薄一波更火上澆油地要求對趙要「一抹到底」。
最終,「李先念成了『八九風波』中達到預定目標的勝利者,學生付出了血的代價,鄧小平在道德上徹底輸了,只有李先念在暗笑,而且至今未受到輿論的嚴厲指責。」
--https://www.ntdtv.com/gb/2016/01/18/a1247721.html
--整編者注
2015年10月31日 朱健國: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再曝「信陽事件」真相
迄今為止,真正作為「信陽事件」全局性核心機密或現場知情者的回憶錄,只有三篇文章,一是1993年春天,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因身患直腸癌,抱病寫出近二萬字的《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刪節稿載《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在患賁門癌歷經八年的思索醞釀后,於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萬多字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載2002年卷《中國農村研究》,中國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極少數人中流傳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
在一系列「信陽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是一個未能正式刊出的文稿(也許因為路憲文在「信陽事件」屬於反面角色而一直難以公開發表),卻具有極其獨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價值。其特徵是:
「信陽事件」主要責任者是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毛、吳皆無關於「信陽事件」的全面回憶與反思,而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有諸多為自己推卸責任和自我表揚的非客觀敘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張樹藩、余德鴻等人所不知曉的重要史料,如毛澤東對「餓死人」只算「工作問題」輕描淡寫態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強行徵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的餓死率,如鄧小平對「信陽事件」的無動於衷。
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是迫害者和責任者談「信陽事件」。在其問世之前,所有關於「信陽事件」的研究文章,都是出於受害者和研究者,而路憲文具有雙重性,他既是毛澤東、吳芝圃極權專制的受害者,也是積極主動甚至創造性地助紂為虐者,是致使信陽地區至少餓死150萬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禍首——路憲文在 「信陽事件」時身為信陽地區土皇帝(中共信陽地委第一書記),在信陽地區有「一言堂」之威,如果他對毛、吳的「大躍進」不是那麼創造性地呼應,如果他不在本區遂平嵖岈山創辦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由此創辦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餓死人後還殘酷無情地「反瞞產」,「堵外逃」,「截信件」,讓農民失去在家做飯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說真話的自由,那麼「信陽事件」可能不會發生,至少不會死那麼多人。
張樹藩關於「信陽事件」的回憶文章的重要貢獻,是第一次公開揭露「信陽事件」大量餓死人;余德鴻文章的獨到貢獻,是第一次說出了「信陽事件」不僅至少餓死105萬人,而且有大面積人相食現象,「信陽幾乎村村人相食」;與張樹藩、余德鴻文章等人關於「信陽事件」的披露相比,路憲文的回憶則在揭露了毛澤東和中共高層明知「大躍進」造成大量餓死人,仍然要堅持「大躍進」專制,對大量餓死人無所謂。
路文說——
1959年2月,中央就知道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但並不調查也不追究責任。「1959年春(2月),在豫東商丘、豫北新鄉造成嚴重的餓死人現象。河南省委並沒吸取經驗教訓,卻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當時信陽就曾支援他們每個地區1億斤糧食。對餓死人的地區領導,只當工作問題輕描淡寫地作了批評。然而他們對反映餓死人和浮夸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是給三面紅旗抹黑。這樣顛倒是非,使整個河南的左傾思想愈演愈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個個看領導意圖行事,說假話。從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範圍內餓死人的思想根源。」然而,1959年3月10日,毛主席來到河南,召集省、地委書記在火車上開座談會,沒有一句話提及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此時毛澤東不可能不知道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河南省委雖然只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但餓死五千人也是驚天動地的,必然要報告毛。如若此時中央重處當地官員和吳芝圃,必不會有「信陽事件」,而沒有「信陽事件」,也就不會有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全國餓死三千七百五十四萬八千人。然而,以毛澤東為首的「英明黨中央」,偏偏對河南省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無所謂,繼續放任吳芝圃、路憲文以「大躍進」殺人。)
路文又說: 「(1960年)5月,省委召開夏糧徵購會議,這時災情已停止(其實仍在繼續)。中央派紀檢會處長李堅帶領一個小組到信陽檢查。他找我談話說:『死人不是8萬,10萬也不止,20萬也不止,推算有30萬人』『你為什麼不揭省委,你有那麼大的本事,能頂得住嗎?』我把這些給省委(吳芝圃)彙報了。他們說:這些辦事人員就不了解中央意圖,毛主席說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問題,要總結經驗教訓,一般不要處分人。」
李先念以前一直作為正面形象出現在「信陽事件」中,但路文說,李先念提出「提前強行徵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餓死率,也是「信陽事件」的責任者之一。 「(1959年)9月初,省委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在傳達廬山會議精神之後,省財貿書記宋致和傳達中央糧食工作會議精神。他說:『李先念同志講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現在如果不抓徵購糧食,廬山會議精神貫徹后群眾就把糧食吃光了。征不到糧食城市生活怎樣安排。要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同時,兩手一齊抓,一手抓征糧食,一手抓精神貫徹,早秋下來群眾邊收割邊徵購。』宋致和要求各地委書記向回打電話,讓各縣彙報產量,分配徵購任務(往年都是從省里開會後回去再開會,動員,統計,最後分配任務)。」1960年夏天副總理李先念到光山縣調查,車被滿路的餓殍擋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強行徵購糧食」逼死了信陽農民。
--http://difangwenge.org/simple/?t12173.html
2015年11月1日 央視不敢報:信陽事件以慘烈之巨載入吉尼斯紀錄
中國人因糧食留下的吉尼斯世界紀錄進入人們的視線,即1959至1961年間空前絕後的大飢荒,其死亡人數約4000萬,已被列入2002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見該書第114 頁)。而這場大飢荒的縮影即是「信陽事件」。
「信陽事件」指的是1959、1960冬春之間河南省信陽地區餓死一百多萬人的災難。信陽市委離休幹部魯嘉賓撰寫的文章,原題為《以慘烈載入吉尼斯紀錄的信陽事件前因後果》。如今「信陽事件」已過去快半個世紀。作者寫道:「隨著時光的流逝,那段悲慘歷史的親歷者,多數已經離開了人世,他們記憶中那些珍貴的資料,隨著他們的逝去已永遠消失了。」
「信陽事件」的成因和發展過程
位於豫南的信陽地區,歷史上素有「魚米之鄉」「豫南糧倉」之稱。
信陽地區在「反右」之前強迫命令之風颳起。凡是反映真實情況、講了真話的人,幾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區大約劃了一萬多個「右派」。
信陽地區不僅划的「右派」多,對「右派」的懲罰也特別嚴酷。有數以千計的「右派」在絕境中喪生,拋骨荒野;更多的人妻離子散,家破身殘。以信陽地委改造「右派」的重點場所萬勝山林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餓死、打死、折磨死、自殺的有一半之多。
「反右」之後,幹部們時時處處小心翼翼看領導臉色說話做事。此後信陽地區的「大躍進」迅速風起,出現了許多神話般的「奇迹」。遂平縣嵖岈山公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個畝產小麥3200斤的「大衛星」,鄰縣西平放出小麥畝產7320斤的「特大衛星」。
信陽地區左風越刮越猛,假話越說越玄,造假越造越離奇,強迫命令瞎指揮也越搞越驚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達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畝下種一百、二百、三百斤,調集幾十萬勞力上山砍樹劈柴鍊鋼鐵,砸鍋賣鐵制農具投入小土爐中放「衛星」。信陽縣雞公山公社水稻畝產48925.7斤,息縣南瓜畝產202735斤,商城縣日產鐵29074.6噸,上蔡縣一頭母豬一次生下64隻小豬仔,配種模範李桂英養的騾子竟然生下了小騾駒……
1959年糧食產量比上年減產一半。這些「奇迹」「衛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貨,上自省委,下至社、隊的中共幹部們人人心中明白,但卻沒有一個人說破。信陽地委9個常委中除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外,其餘一致認為形勢大好:「『大躍進』創出『大奇迹』,大災年奪得大豐收。」幹部群眾中誰稍有懷疑,就被指責為「搖頭派」「算賬派」而遭到批判鬥爭。
當年秋後在中共省委召開的三次幹部會議上,信陽地區各縣上報的產量竟高達350億斤,張樹藩憂心如焚,又不敢批評,只是一再要求各縣、市一定要冷靜,上報數字才逐次下降為250億斤、150億斤。時任中共地委書記路憲文對張樹藩的「潑冷水」大為惱火,在大會上指責張為「右傾機會主義」,自己定了個單位數,讓工作人員按總畝數推算產量,得出結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億斤。張樹藩還是不同意,當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後,地委決定上報72億斤。這樣,省委就按72億斤總產下達了徵購任務。徵購中不擇手段,強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庫16.8億斤后,就進行不下去了。因為,全年實際產量只有30億斤(這是落實的數字),交徵購糧16.8億斤后,只剩下13.2億斤,農業人口每人全年佔有糧食只有160斤,扣除種子、飼料,人均口糧只有100斤。夏糧已吃了幾個月,所以徵購未完成,許多社、隊就沒有糧食了。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斷糧停伙,民眾開始逃荒,餓死人事件相繼發生。
在廬山會議精神「鼓舞」下,社隊幹部不得不把種子、飼料和剩下的一點口糧作為「餘糧」交了徵購。就這樣仍未完成徵購任務。糧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樹皮、草根吃光了,農民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眾當作「階級敵人」和「流竄犯」對待,到處設卡攔截,當年冬季共攔截收容46萬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餓死在收容站內。
「大躍進」開始后,糧食連年大減產。把大減產說成大豐收,又來個反瞞產、高徵購,擠光了農民活命的口糧和農業再生產的種子。可憐的百姓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餓死床頭,倒斃路邊。
此外還有一種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陽地區在「反瞞產」追逼糧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於獄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於拘留所,死因不明。
「信陽事件」的曝光、定性、發展變化和處理結果
1960年2月路憲文找張樹藩談話說,從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對於把張划為「右傾」連續批鬥幾十次,一字不提。
在信陽地區的民間記憶中,「信陽事件」和大飢荒被叫做「過糧食關」。這有兩種含義:在「反瞞產」中被打死、逼死和死於監獄、拘留所中的中共基層幹部,沒有闖過「糧食關」;被餓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沒有闖過「糧食關」。
1960年,全國面臨嚴重的糧食危機,許多地區都出現了餓死人現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陽調查,目睹了許多村莊房倒屋塌、屍骨遍地、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等慘相,曾多次落淚。
「信陽事件」曝光后,毛澤東批示「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需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
耗時幾個月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沒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國許多地方都爆出同類問題,促使毛放棄了「反革命復辟」的定性和殺、關、管政策。
「信陽事件」造成的嚴重後果
(一)在這一系列運動中濫用「階級鬥爭」「法寶」。
(二)農業生產元氣大傷。
(三)森林資源大受破壞。
(四)「信陽事件」曝光后,共產黨民心大失。
張樹藩病危遺言中有一段振聾發聵的話:「……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民眾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更催人淚下。--https://www.aboluowang.com/2015/1101/637765.html
2016年1月18日 趙紫陽:是他反對鄧小平 將仇恨轉嫁我
在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中,趙的談話錄音提到,早在「六四事件」之前的1988年,中共內部就已出現幾位中共元老「倒趙」的跡象。
早在1988年舉行「全國工會代表大會」時,李先念就已經找鄧小平「談了趙紫陽的一些問題」。至少在1989年前的1988、1987、1986年或更早,李先念同陳雲、李鵬就已經策劃過打倒現任總書記趙紫陽的宮廷政變,並提出江澤民繼任總書記、李鵬任總理的政變后的新班底。
那麼,李先念為會何仇恨趙紫陽呢?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李先念這個人,可以說是老人中反對改革開放最突出的一個代表。他不便公開反對鄧,所以集中目標在我身上。」
據記錄,當年李先念記恨趙紫陽「只聽鄧小平的話,不聽他李先念的話」,他還曾經讓王任重傳話給趙紫陽說:「對幾個老人的話都要聽嘛!不能只聽一個人的話!」
《改革歷程》中分析指出,由於文革期間及文革后三年這段時期,都是李先念在主持經濟工作,所以他對鄧小平否定或不肯定那段時期的經濟工作「非常不滿意」,因此李先念常說:『經濟工作的成績不都是改革開放以後搞的,過去也有成績嘛!過去打下了基礎嘛!』」
本來他指望和鄧小平、陳雲一起充當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婆婆」,但是鄧小平偏偏說「只有一個婆婆」。所以,「氣不打一處出」的李先念便把仇恨發泄在趙紫陽身上。
據李鵬的「六四日記」,當鄧小平決定罷免趙紫陽的總書記職務后,李先念和薄一波更火上澆油地要求對趙要「一抹到底」。
最終,「李先念成了『八九風波』中達到預定目標的勝利者,學生付出了血的代價,鄧小平在道德上徹底輸了,只有李先念在暗笑,而且至今未受到輿論的嚴厲指責。」
--https://www.ntdtv.com/gb/2016/01/18/a12477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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