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下载 | 禁书 - 禁书网

本卷集中共第一代党匪的主要人物，并通过每位些许的历史事件来显现其人的恶劣禀性，同时也将一些被埋没的历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开。所有内容皆来自网络。人们可以看到，但凡卷入了这似绞肉机的共产体制，如不尽早脱离，像陈独秀、张国涛等，那么其结果，不是为争权夺利在倾轧互斗中悲惨痛苦地被灭亡，能活下来的，就几近魔鬼了。与前两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
－－整编者注

2015年10月31日 朱健国：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再曝“信阳事件”真相
迄今为止，真正作为“信阳事件”全局性核心机密或现场知情者的回忆录，只有三篇文章，一是1993年春天，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因身患直肠癌，抱病写出近二万字的《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删节稿载《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在患贲门癌历经八年的思索酝酿后，于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万多字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载2002年卷《中国农村研究》，中国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极少数人中流传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在一系列“信阳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是一个未能正式刊出的文稿（也许因为路宪文在“信阳事件”属于反面角色而一直难以公开发表），却具有极其独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价值。其特征是：
“信阳事件”主要责任者是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毛、吴皆无关于“信阳事件”的全面回忆与反思，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有诸多为自己推卸责任和自我表扬的非客观叙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张树藩、余德鸿等人所不知晓的重要史料，如毛泽东对“饿死人”只算“工作问题”轻描淡写态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的饿死率，如邓小平对“信阳事件”的无动于衷。
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是迫害者和责任者谈“信阳事件”。在其问世之前，所有关于“信阳事件”的研究文章，都是出于受害者和研究者，而路宪文具有双重性，他既是毛泽东、吴芝圃极权专制的受害者，也是积极主动甚至创造性地助纣为虐者，是致使信阳地区至少饿死150万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祸首——路宪文在 “信阳事件”时身为信阳地区土皇帝（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在信阳地区有“一言堂”之威，如果他对毛、吴的“大跃進”不是那么创造性地呼应，如果他不在本区遂平嵖岈山创办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由此创办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饿死人后还残酷无情地“反瞒产”，“堵外逃”，“截信件”，让农民失去在家做饭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说真话的自由，那么“信阳事件”可能不会发生，至少不会死那么多人。
张树藩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文章的重要贡献，是第一次公开揭露“信阳事件”大量饿死人；余德鸿文章的独到贡献，是第一次说出了“信阳事件”不仅至少饿死105万人，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信阳几乎村村人相食”；与张树藩、余德鸿文章等人关于“信阳事件”的披露相比，路宪文的回忆则在揭露了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明知“大跃進”造成大量饿死人，仍然要坚持“大跃進”专制，对大量饿死人无所谓。
路文说——
1959年2月，中央就知道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但并不调查也不追究责任。“1959年春（2月），在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造成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河南省委并没吸取经验教训，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当时信阳就曾支援他们每个地区1亿斤粮食。对饿死人的地区领导，只当工作问题轻描淡写地作了批评。然而他们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整个河南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从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范围内饿死人的思想根源。”然而，1959年3月10日，毛主席来到河南，召集省、地委书记在火车上开座谈会，没有一句话提及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此时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河南省委虽然只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但饿死五千人也是惊天动地的，必然要报告毛。如若此时中央重处当地官员和吴芝圃，必不会有“信阳事件”，而没有“信阳事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饿死三千七百五十四万八千人。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英明党中央”，偏偏对河南省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无所谓，继续放任吴芝圃、路宪文以“大跃進”杀人。）
路文又说： “（1960年）5月，省委召开夏粮征购会议，这时灾情已停止（其实仍在继续）。中央派纪检会处长李坚带领一个小组到信阳检查。他找我谈话说：‘死人不是8万，10万也不止，20万也不止，推算有30万人’‘你为什么不揭省委，你有那么大的本事，能顶得住吗？’我把这些给省委（吴芝圃）汇报了。他们说：这些办事人员就不了解中央意图，毛主席说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问题，要总结经验教训，一般不要处分人。”
李先念以前一直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信阳事件”中，但路文说，李先念提出“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饿死率，也是“信阳事件”的责任者之一。 “（1959年）9月初，省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之后，省财贸书记宋致和传达中央粮食工作会议精神。他说：‘李先念同志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后群众就把粮食吃光了。征不到粮食城市生活怎样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手一齐抓，一手抓征粮食，一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征购。’宋致和要求各地委书记向回打电话，让各县汇报产量，分配征购任务（往年都是从省里开会后回去再开会，动员，统计，最后分配任务）。”1960年夏天副总理李先念到光山县调查，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逼死了信阳农民。
－－http://difangwenge.org/simple/?t12173.html

2015年11月1日 央视不敢报：信阳事件以惨烈之巨载入吉尼斯纪录
中国人因粮食留下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進入人们的视线，即1959至1961年间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其死亡人数约4000万，已被列入2002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见该书第114 页）。而这场大饥荒的缩影即是“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1960冬春之间河南省信阳地区饿死一百多万人的灾难。信阳市委离休干部鲁嘉宾撰写的文章，原题为《以惨烈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如今“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作者写道：“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
“信阳事件”的成因和发展过程
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
信阳地区在“反右”之前强迫命令之风刮起。凡是反映真实情况、讲了真话的人，几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区大约划了一万多个“右派”。
信阳地区不仅划的“右派”多，对“右派”的惩罚也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一半之多。
“反右”之后，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此后信阳地区的“大跃進”迅速风起，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
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亩下种一百、二百、三百斤，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卫星”。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48925.7斤，息县南瓜亩产202735斤，商城县日产铁29074.6吨，上蔡县一头母猪一次生下64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
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一半。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中共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一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進’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而遭到批判斗争。
当年秋后在中共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张树藩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一再要求各县、市一定要冷静，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150亿斤。时任中共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進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这是落实的数字），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民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
“大跃進”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又来个反瞒产、高征购，挤光了农民活命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死因不明。
“信阳事件”的曝光、定性、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
1960年2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从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对于把张划为“右倾”连续批斗几十次，一字不提。
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中共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
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调查，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曾多次落泪。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补课”。
耗时几个月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同类问题，促使毛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信阳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一）在这一系列运动中滥用“阶级斗争”“法宝”。
（二）农业生产元气大伤。
（三）森林资源大受破坏。
（四）“信阳事件”曝光后，共产党民心大失。
张树藩病危遗言中有一段振聋发聩的话：“……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民众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更催人泪下。－－https://www.aboluowang.com/2015/1101/637765.html

2016年1月18日 赵紫阳：是他反对邓小平 将仇恨转嫁我
在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赵的谈话录音提到，早在“六四事件”之前的1988年，中共内部就已出现几位中共元老“倒赵”的迹象。
早在1988年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就已经找邓小平“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至少在1989年前的1988、1987、1986年或更早，李先念同陈云、李鹏就已经策划过打倒现任总书记赵紫阳的宫廷政变，并提出江泽民继任总书记、李鹏任总理的政变后的新班底。
那么，李先念为会何仇恨赵紫阳呢？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李先念这个人，可以说是老人中反对改革开放最突出的一个代表。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
据记录，当年李先念记恨赵紫阳“只听邓小平的话，不听他李先念的话”，他还曾经让王任重传话给赵紫阳说：“对几个老人的话都要听嘛！不能只听一个人的话！”
《改革历程》中分析指出，由于文革期间及文革后三年这段时期，都是李先念在主持经济工作，所以他对邓小平否定或不肯定那段时期的经济工作“非常不满意”，因此李先念常说：‘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
本来他指望和邓小平、陈云一起充当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婆婆”，但是邓小平偏偏说“只有一个婆婆”。所以，“气不打一处出”的李先念便把仇恨发泄在赵紫阳身上。
据李鹏的“六四日记”，当邓小平决定罢免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后，李先念和薄一波更火上浇油地要求对赵要“一抹到底”。
最终，“李先念成了‘八九风波’中达到预定目标的胜利者，学生付出了血的代价，邓小平在道德上彻底输了，只有李先念在暗笑，而且至今未受到舆论的严厉指责。”
－－https://www.ntdtv.com/gb/2016/01/18/a12477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