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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王若望：（1918年2月4日－2001年12月19日），原名王壽華，筆名若望、若涵、若木。民運人士。1934年，因參加罷工，被國民政府逮捕並判刑。1937年8月，抗日戰爭爆發，獲釋后赴延安，加入中共黨。1944年在中共山東分局工作期間，公開批評上級領導黎玉，認為他有「八大盲目性」，「路線方針都錯了」。后在審干運動中，王若望被認為煽動其他人反黨，在中共山東分局內部，舒同等人已經決定將其定性為「特務」，並把定性情況通報延安，也得到了延安方面的批准。後來由於羅榮桓出面，認定王若望是思想作風問題，並非特務和敵人，挽回定性。曾任《文藝月報》副主編等職。1957年，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下鄉勞動，前妻精神分裂死亡。1968年，因批判毛澤東，入獄四年。1978年，獲得平反，出任《上海文學》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87年，被鄧小平點名開除出黨。1989年，因參与八九民運被捕，入獄14個月。1991年1月，明報出版社出版自傳體長篇小說《王若望自傳》（原名自我感覺良好第一卷）。1992年流亡美國。2001年12月19日，因肺癌于紐約逝世。

王名衡：（1912年8月10日－1984年4月13日），又名王若海，筆名天藍、白木、白木次郎。中國作家、詩人。少年時在家鄉南昌王家村讀私塾。1926年，在南昌心遠中學念初中時，王名衡開始發表舊體詩。1932年，王名衡發表了第一首新詩《一個蒼蠅的自殺》。同年，考入浙江大學。因參加學生運動而被開除。隨後轉入燕京大學外文系。1935年，任北平左冀作家聯盟委員兼出版委員，主編北平左翼作家聯盟機關刊物《聯合文學》，同時主編北平各大學文藝青年團體的刊物《大學文藝》。同年9月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他還創作並發表了許多自由體詩歌。1935年參加北平一二•九運動並任10個學生支隊的支隊長之一。1937年春，經中共北平市委某位負責人介紹，來到黃河八路軍防區，在山西臨汾參加八路軍，由一位羅將軍介紹赴延安。1938年到延安，后在山西八路軍總司令部任秘書、翻譯及《前線》雜誌助理編輯。在山西前線，他創作出一批反映抗戰生活的詩歌。調回延安后，1938年加入中共黨。歷任軍委總政治部通訊股股長、火線通訊社社長。1943年任魯迅藝術文學院教員、文學編譯科科長、文學系黨支部書記。在延安期間，寫出《隊長騎馬去了》等詩歌，參加了《馬克屎、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一書的翻譯。1945年，作為赴東北幹部大隊領導之一率隊開赴中國東北，曾任黑龍江勃利土改工作團團長，曾經主編中共遼西省委機關報《勝利報》主編、西滿分局機關報《西滿日報》副主編、《東北工人》報主編，還曾任東北總工會宣傳部長、本溪煤鐵公司鐵礦部部長。1947年，任《北滿日報》主編，在《新華日報》、《東北日報》、《人民日報》發表許多文章。中共國成立后，1949年任東北煤礦總工會副主席。1952年調任中央高級黨校語文教研室主任。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詩集《像太陽般升起》、《隊長騎馬去了》、《預言》、《天藍詩選》等；譯著有《演劇教程》、《馬克屎、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馬克屎致庫格曼書信集》、《演劇教程》、達•芬奇《美學筆記》、亞里士多德《詩學》等。1956年受「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牽連。1958年在反右運動中被划為「右派」，下放到中共山西省委黨校任資料員。1966年文革中下放到保德縣農村務農。1978年獲得平反，調到山西省社會科學研究所任負責人，從事文學、美學等研究及翻譯工作。1982年調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1984年4月13日，王名衡病逝。

王命夫：（1924年10月11日－l969年7月15日），原名高崇禮。劇作家。1945年畢業於天津師範學校。1946年就讀於張家口正定華北聯合大學，歷任校文工團創作員，華北大學第三部研究部創作室，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劇本創作室、國家文化部藝術局劇本創作室、中國戲劇家協會創作委員會編劇，青島市話劇團編劇、藝委會主任，青島市文聯副主席。中國劇協理事，山東省政協常委。1946年開始發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簡況：著有中篇小說《何家店》，小歌劇劇本《報名》(合作)，話劇劇本《飢餓》、《如此教育》、《敢想敢做的人》、《三八紅旗手》、《皆大歡喜》，評劇劇本《鬧家務》，歌劇劇本《大報冤讎》，獨幕話劇劇本《如此記者》等。文革中遭受迫害,l969年7月15日含冤離世。終年45歲。
王宗元：(1919年－1971年10月21日)，原名王鈞元。作家。1933年參加北平學生組織的抗日救護隊，曾到張家口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當宣傳員。1935年因參加戲劇演出等抗日救國活動被國民黨軍警逮捕。獲釋後到陝西西安，進衛生助理員訓練班學習。1937年奔赴延安，進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畢業後任《綏德日報》編輯，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統計科科長等。抗日戰爭勝利后，曾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股股長。1949年加入中共黨。後任中共軍西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副團長、文化部創作組組長兼文藝科副科長。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後轉業到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任專業作家。1956年後曾任青藏公路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陝西日報》副總編輯等。主要作品有：劇本《一個紅布條》、《見面》、《英雄劉四虎》；曲藝《開國盛典》、《中國人民志願軍朝鮮大捷》、《翻身記》；短篇小說集《惠嫂》；與任萍合作編寫電影劇本《智取華山》等。文革中，因《惠嫂》等作品，遭受殘酷批鬥迫害至死，終年52歲。

王丹鳳：（1924年8月23日－2018年5月2日），原名王玉鳳，中國大陸女演員。中國民主同盟成員。她是中國電影界最有影響力的女演員之一，1949年被評為香港四大女演員之一。她於1962年獲得官方認可，成為「新中國電影明星」，並在2013年獲得兩項終身成就獎。在過去四十多年的職業生涯中，她主演了60多部電影。她是中國大陸膾炙人口的兒歌《小燕子》的原唱者。1924年，王玉鳳出生在上海，父親是旅店老闆，父母都喜好看戲。16歲時，她陪同朋友舒麗娟去合眾影片公司看拍戲，被導演朱石麟看中，並且幫她改名「王丹鳳」，后出演多部電影。1948年，王丹鳳去英屬香港。1949年7月，香港選出滬港四大女星，王丹鳳與李麗華、周璇、白光並列。1950年，王丹鳳與陶金、劉瓊、韓非前往廣州演出。1951年新年，王丹鳳與柳和清結婚。1951年，王丹鳳回到上海，擔任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女演員。1958年，毛澤東發起上山下鄉運動，王丹鳳下放到上海新橋公社勞動。1963年，王丹鳳出演西安電影製片廠製片的《桃花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封為「毒草」批鬥，而該片也被封為「十大毒草」，之後發配到奉賢五七幹校勞動改造。1978年，鄧小平執政之後，實行改革開放，1989年，柳和清從上海電影製片廠卸任，王丹鳳和丈夫柳和清去了英屬香港開辦「功德林上海素食館」。21世紀初期，柳和清把餐館轉讓給朋友，兩人回上海，居住在上海陝南村。2017年6月17日在第20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盛典獲得上海國際電影節華語電影終身成就獎。2018年5月2日，王丹鳳因病在上海市華東醫院逝世，享壽94歲。

王聰文：（1898年－1966年12月21日）， 上黨戲表演藝術家。曾任長治專區人民劇團團長、山西省藝術學校晉南分校副校長、中國劇協會員。文革開始后，被殘害致死，終年68歲。

鄧叔群：(1902年12月12日－1970年5月1日），中國真菌學家、植物病理學家、森林學家。1915年，考入北平清華學堂留美預備班學習，1923年畢業，旋即以公費赴美留學，后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先後獲得森林碩士學位和植物病理學博士學位。由於成績優異，先後榮獲「斐陶斐」獎和選為Sigma－Xi榮譽會員。1928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森林學碩士及植物病理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歷任嶺南大學任教。1932年起先後應邀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和中央自然歷史博物館任研究員，中華文教基金董事會任研究員，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林業實驗研究所任副所長等，從事真菌學研究。1941年，辭去中央研究院林業實驗研究所的職務，自願赴西北任甘肅省水利林牧公司林業部經理，為黃河上游的水土保持和森林保護作出了重大貢獻。1945年在上海設立森林生態研究室。1946年，回到中央研究院，繼續從事科研工作，除從事森林生態和高等真菌學的研究外，併兼任《植物學報》編委。在此期間，他創設了森林生態研究室，並恢復了真菌研究室。1948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卻拒絕撤往台灣。1949年起歷任瀋陽農學院、東北農學院教育長、副院長。1955年，鄧叔群調北京中國科學院工作，歷任中國科學院真菌學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長。在此期間曾受中國科學院派遣訪問了匈牙利；受林業部派遣作為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出席了第四屆國際林業會議。同年加入中共黨；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1956年和1962年，曾兩次參加了制定全國科學規劃會議，負責林業及微生物學規劃的部分工作。1960年，受林業部的委託主持了森林病理專業人才培訓班。1963年，在廣州創建中國科學院中南真菌研究室（后改為廣東省微生物研究所）。他在真菌研究方面，曾發現4個新屬、120個新種；在森林研究方面，他制訂一套科學經營管理森林的制度，對黃河上游水土保持和林業保護貢獻卓著。他生前發表的有關真菌的近40篇論文和兩部專著為中國真菌學事業奠定了基礎。他在國際上享有聲譽：蘇聯曾將他1939年出版的專著《中國高等真菌》譯成俄文；蘇聯著名多孔菌專家邦達爾采夫（Бондарцев）、法國著名傘菌專家厄姆（Heim）多次向他函索著作；1957年捷克斯洛伐克與中國交換標本時，指名要他親自鑒定的高等真菌標本；美、英、法、日、蘇、匈、葡、加拿大、瑞典等國學者把自己的著作贈給他，並要求交換著作。文革中鄧叔群是科學界最早遭批判的，因其胞弟鄧拓是「三家村」反黨集團主帥，鄧叔群自然受株連，被扣上「三家村黑幫」、「三家村科學顧問」、「學閥」、「惡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受盡摧殘凌辱。鄧的家庭和子女無一倖免，家破人亡。鄧叔群本人於1970年5月1日去世，去世時遺體上還留著大面積淤血的印跡。終年68歲。

鄧廣銘：（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中國著名歷史學家。1920年，秋，考入臨邑縣立第一高等小學。 1923年夏，鄧廣銘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27年，因反對軍閥任命之守舊派新校長，參与發起全校學生罷課，被開除學籍。1931年，第一次報考北京大學，未被錄取，便考入私立的輔仁大學英語系就讀。次年再次投考北大，入史學系就讀。在北大求學期間，鄧廣銘遇到了對他學術生涯影響最大的兩位導師：胡適與傅斯年。大學四年級時，鄧廣銘選修了胡適開設的「傳記文學習作」課程。他所寫的畢業論文：《陳龍川傳》受到了胡適的高度評價，這使得當時的鄧廣銘大受鼓舞。而傅斯年在北大史學系開設的史學方法導論，提出的「史學即是史料學」的觀點，對鄧廣銘的治史方法也產生了巨大影響。1936年，從北大史學系畢業后，胡適將鄧廣銘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員，併兼史學系助教。留校以後，鄧廣銘主要從事的工作是與羅爾綱一起整理北大圖書館所藏曆代石刻拓片，並且協助錢穆點校整理為編寫《國史大綱》而搜集的資料。就在畢業后的一年間，鄧廣銘確定了他今後的學術方向。1937年，鄧廣銘的《〈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辨正》刊出，獲得胡適、陳寅恪、夏承燾等的一致好評，為鄧廣銘的成名作。此後不久，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鄧廣銘轉往北平圖書館繼續研究，在趙萬里、傅斯年的幫助下，完成了《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辛稼軒詩文鈔存》三部書稿。1939年8月，鄧廣銘輾轉上海、香港、河內前往昆明，來到西南聯大，在北大文研所做陳寅恪的助教。1940年，鄧廣銘隨傅斯年的史語所遷往四川南溪縣李庄。1940年底至1942年春，鄧廣銘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資助，從事《宋史》的考訂工作，後來發表的《宋史職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都是在此期間完成的。1943年7月，經傅斯年舉薦，鄧廣銘被內遷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聘為史地系副教授。由於他講授的「中國通史」受到學生歡迎，兩年後晉陞為教授。在此期間，《陳龍川傳》、《韓世忠年譜》、《岳飛傳》三部作品也相繼刊行。抗戰勝利后，鄧廣銘回到北大擔任校長秘書（代理校長為傅斯年），不久后擔任歷史系副教授。1949年傅斯年、胡適欲隨蔣介石到台灣，邀鄧廣銘同往，但遭到鄧廣銘拒絕。1950年，轉為北大歷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史綱要•宋遼金史綱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飛傳》、《辛棄疾傳》、《陳龍川傳》、《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宋史職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1958年因在教學過程中提出年代學、職官制度、歷史地理與目錄學為研究中國歷史的「四把鑰匙」而受到批判。歷史系的學生以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要拔掉他這面資產階級白旗，結果是剝奪了他上講台的權力，一直到1963年才重新獲得為學生授課的資格。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全國高等院校一律「停課鬧革命」。鄧廣銘旋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免去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職務，成為革命之「對象」。自9月開始，鄧廣銘或在北大勞動基地太平庄勞動，或回校于「勞改大院」住牛棚參加改造。其後雖曾一度獲准至北京中華書局參加《二十四史》中之《宋史》標點工作，但不久鄧廣銘即被校內「新北大」、「井岡山」兩派組織押回北京大學，進行批鬥。1969年10月，根據軍宣隊決定，與北大教職工一起下放至江西鄱陽湖畔的鯉魚洲從事圍湖造田勞動。1978年，鄧廣銘任北京市「政協」委員。出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在教學科研工作中撥亂反正。

鄧拓：（1912年－1966年5月18日），乳名旭初，原名鄧子健，筆名叫馬南邨（不宜簡化為馬南村）、鄧雲特、于遂安、卜無忌等。當代傑出的新聞工作者、政論家、歷史學家、詩人和雜文家，書畫收藏家。著有《鄧拓全集》5卷。1928年，和傅衣凌等組織「野草社」，出版自編自印的刊物《野草》。1929年進入上海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經濟系。1931年轉入上海政法學院。1932年參加上海紀念「廣州暴動」五周年遊行時被捕。翌年秋，保釋出獄。是年冬，參加「福建事變」，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員會、外交部任職。「閩變」失敗，逃回上海，后經其兄鄧伯宇的介紹，轉入河南大學社會經濟系續學。1934年畢業於河南大學。1937年6月，出版專著《中國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變后獲釋。9月，進入五台山抗日根據地。先後任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晉察冀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新華社晉察冀分社社長、晉察冀文聯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組組長等職。鄧拓率領新聞隊伍，轉戰太行山，既是總編輯，也是指揮員。同年赴晉察冀邊區任《抗戰報》社長兼主編，擔任《晉察冀日報》總編輯、社長。後任新華通訊社晉察冀總分社社長等職。1944年夏，時任晉察冀日報社長兼主編的鄧拓被調入分局黨校學習，適逢審干運動，鄧拓也遭到政治審查。同年5月，主持編輯出版5卷本《毛澤東選集》（晉察冀版），是中國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澤東選集》。1948年6月與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合併創辦新的「大黨報」《人民日報》后，鄧拓調任華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10月起轉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組組長，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彭真兼任這個新成立的政策研究室主任。49年後，主持過首部《毛澤東選集》的編印工作，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社長，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傳部長。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56年《人民日報》改版，6月10日脫稿《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先後經過陸定一、胡喬木、劉少奇三人審閱，送至毛澤東處，毛收到后批了三個字：「不看了」。時任《人民日報》總編的鄧拓收到退回的稿件后十分為難，經過再三考慮，決定用新5號字（比老五號字小一號）發表，在6月20日頭版顯著位置刊登。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人民日報》由於未接指示，故沒有宣傳，更沒有發表社論。同樣，在雙百方針開始后，《人民日報》依然沒有動靜，讓毛澤東很不滿意。自4月10日後毛澤東多次批評鄧拓和人民日報編輯，指斥鄧拓為「書生辦報、死人辦報」。鄧拓感到自己處境十分難堪，請求辭職。毛澤東說，「你只知道養尊處優，不能佔著茅坑不拉屎。」6月13日，鄧拓被撤銷總編職務，只保留社長名義，總編由吳冷西繼任。19 61年，鄧拓應《北京晚報》之約，用馬南邨的筆名在《北京晚報》副刊寫《燕山夜話》專欄文章。同年還跟吳晗、廖沫沙合寫《三家村札記》，共用吳南星筆名，寫到1964年7月總共六十五篇，其中鄧拓寫了十八篇，最有名的一篇是《偉大的空話》。鄧拓在《燕山夜話》當中對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進行了尖銳的評判，在《愛護勞動力的學說》一篇當中，借古諷今對強迫使用農業勞動力和大規模無計劃的工程建設提出抗議。《燕山夜話》的另一篇則迂迴地為當時被打倒的彭德懷而辯護，試圖為彭爭取公正的待遇。鄧拓以古代直言進諫的學者自詡，稱讚的「雜家」（具有非正統觀點的知識分子）對國家工作的重要意義，並且屢次舉明末的東林黨人積極參政的範例，鄧拓寫過若干首詩來稱許東林黨人，其中有「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力抗權奸志不移，東林一代好男兒」等句。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的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報》刊登關於《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批判材料，「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團」；《解放軍報》發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射穢主義的黑線開火》，點明鄧拓「為資產階級復辟鳴鑼開道」后，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後發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針對鄧拓的批判文章，揭發鄧拓是「反黨反射穢主義頭目」，並且聲稱：「鄧拓是什麼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身心受到極大摧殘的鄧拓在1966年5月17日夜，給彭真、劉仁寫了封絕筆信，用不少篇幅分析自己寫《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時的背景和不足，竭力表白自己並非「反黨反射穢主義反毛澤東思想」，5月18日，在北京家裡服藥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