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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王若望：（1918年2月4日－2001年12月19日），原名王寿华，笔名若望、若涵、若木。民运人士。1934年，因参加罢工，被国民政府逮捕并判刑。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获释后赴延安，加入中共党。1944年在中共山东分局工作期间，公开批评上级领导黎玉，认为他有“八大盲目性”，“路线方针都错了”。后在审干运动中，王若望被认为煽动其他人反党，在中共山东分局内部，舒同等人已经决定将其定性为“特务”，并把定性情况通报延安，也得到了延安方面的批准。后来由于罗荣桓出面，认定王若望是思想作风问题，并非特务和敌人，挽回定性。曾任《文艺月报》副主编等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乡劳动，前妻精神分裂死亡。1968年，因批判毛泽东，入狱四年。1978年，获得平反，出任《上海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7年，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出党。1989年，因参与八九民运被捕，入狱14个月。1991年1月，明报出版社出版自传体长篇小说《王若望自传》（原名自我感觉良好第一卷）。1992年流亡美国。2001年12月19日，因肺癌于纽约逝世。

王名衡：（1912年8月10日－1984年4月13日），又名王若海，笔名天蓝、白木、白木次郎。中国作家、诗人。少年时在家乡南昌王家村读私塾。1926年，在南昌心远中学念初中时，王名衡开始发表旧体诗。1932年，王名衡发表了第一首新诗《一个苍蝇的自杀》。同年，考入浙江大学。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随后转入燕京大学外文系。1935年，任北平左冀作家联盟委员兼出版委员，主编北平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联合文学》，同时主编北平各大学文艺青年团体的刊物《大学文艺》。同年9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还创作并发表了许多自由体诗歌。1935年参加北平一二•九运动并任10个学生支队的支队长之一。1937年春，经中共北平市委某位负责人介绍，来到黄河八路军防区，在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由一位罗将军介绍赴延安。1938年到延安，后在山西八路军总司令部任秘书、翻译及《前线》杂志助理编辑。在山西前线，他创作出一批反映抗战生活的诗歌。调回延安后，1938年加入中共党。历任军委总政治部通讯股股长、火线通讯社社长。1943年任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员、文学编译科科长、文学系党支部书记。在延安期间，写出《队长骑马去了》等诗歌，参加了《马克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一书的翻译。1945年，作为赴东北干部大队领导之一率队开赴中国东北，曾任黑龙江勃利土改工作团团长，曾经主编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主编、西满分局机关报《西满日报》副主编、《东北工人》报主编，还曾任东北总工会宣传部长、本溪煤铁公司铁矿部部长。1947年，任《北满日报》主编，在《新华日报》、《东北日报》、《人民日报》发表许多文章。中共国成立后，1949年任东北煤矿总工会副主席。1952年调任中央高级党校语文教研室主任。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像太阳般升起》、《队长骑马去了》、《预言》、《天蓝诗选》等；译著有《演剧教程》、《马克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马克屎致库格曼书信集》、《演剧教程》、达•芬奇《美学笔记》、亚里士多德《诗学》等。1956年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1958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下放到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任资料员。1966年文革中下放到保德县农村务农。1978年获得平反，调到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负责人，从事文学、美学等研究及翻译工作。1982年调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84年4月13日，王名衡病逝。

王命夫：（1924年10月11日－l969年7月15日），原名高崇礼。剧作家。1945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1946年就读于张家口正定华北联合大学，历任校文工团创作员，华北大学第三部研究部创作室，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剧本创作室、国家文化部艺术局剧本创作室、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编剧，青岛市话剧团编剧、艺委会主任，青岛市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理事，山东省政协常委。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简况：著有中篇小说《何家店》，小歌剧剧本《报名》(合作)，话剧剧本《饥饿》、《如此教育》、《敢想敢做的人》、《三八红旗手》、《皆大欢喜》，评剧剧本《闹家务》，歌剧剧本《大报冤仇》，独幕话剧剧本《如此记者》等。文革中遭受迫害,l969年7月15日含冤离世。终年45岁。
王宗元：(1919年－1971年10月21日)，原名王钧元。作家。1933年参加北平学生组织的抗日救护队，曾到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当宣传员。1935年因参加戏剧演出等抗日救国活动被国民党军警逮捕。获释后到陕西西安，進卫生助理员训练班学习。1937年奔赴延安，進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任《绥德日报》编辑，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统计科科长等。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股股长。1949年加入中共党。后任中共军西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文化部创作组组长兼文艺科副科长。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转业到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任专业作家。1956年后曾任青藏公路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陕西日报》副总编辑等。主要作品有：剧本《一个红布条》、《见面》、《英雄刘四虎》；曲艺《开国盛典》、《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大捷》、《翻身记》；短篇小说集《惠嫂》；与任萍合作编写电影剧本《智取华山》等。文革中，因《惠嫂》等作品，遭受残酷批斗迫害至死，终年52岁。

王丹凤：（1924年8月23日－2018年5月2日），原名王玉凤，中国大陆女演员。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她是中国电影界最有影响力的女演员之一，1949年被评为香港四大女演员之一。她于1962年获得官方认可，成为“新中国电影明星”，并在2013年获得两项终身成就奖。在过去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她主演了60多部电影。她是中国大陆脍炙人口的儿歌《小燕子》的原唱者。1924年，王玉凤出生在上海，父亲是旅店老板，父母都喜好看戏。16岁时，她陪同朋友舒丽娟去合众影片公司看拍戏，被导演朱石麟看中，并且帮她改名“王丹凤”，后出演多部电影。1948年，王丹凤去英属香港。1949年7月，香港选出沪港四大女星，王丹凤与李丽华、周璇、白光并列。1950年，王丹凤与陶金、刘琼、韩非前往广州演出。1951年新年，王丹凤与柳和清结婚。1951年，王丹凤回到上海，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1958年，毛泽东发起上山下乡运动，王丹凤下放到上海新桥公社劳动。1963年，王丹凤出演西安电影制片厂制片的《桃花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封为“毒草”批斗，而该片也被封为“十大毒草”，之后发配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8年，邓小平执政之后，实行改革开放，1989年，柳和清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卸任，王丹凤和丈夫柳和清去了英属香港开办“功德林上海素食馆”。21世纪初期，柳和清把餐馆转让给朋友，两人回上海，居住在上海陕南村。2017年6月17日在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2018年5月2日，王丹凤因病在上海市华东医院逝世，享寿94岁。

王聪文：（1898年－1966年12月21日）， 上党戏表演艺术家。曾任长治专区人民剧团团长、山西省艺术学校晋南分校副校长、中国剧协会员。文革开始后，被残害致死，终年68岁。

邓叔群：(1902年12月12日－1970年5月1日），中国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1915年，考入北平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学习，1923年毕业，旋即以公费赴美留学，后進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森林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先后荣获“斐陶斐”奖和选为Sigma－Xi荣誉会员。1928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森林学硕士及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岭南大学任教。1932年起先后应邀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中央自然历史博物馆任研究员，中华文教基金董事会任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中央研究院林业实验研究所任副所长等，从事真菌学研究。1941年，辞去中央研究院林业实验研究所的职务，自愿赴西北任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林业部经理，为黄河上游的水土保持和森林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在上海设立森林生态研究室。1946年，回到中央研究院，继续从事科研工作，除从事森林生态和高等真菌学的研究外，并兼任《植物学报》编委。在此期间，他创设了森林生态研究室，并恢复了真菌研究室。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却拒绝撤往台湾。1949年起历任沈阳农学院、东北农学院教育长、副院长。1955年，邓叔群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历任中国科学院真菌学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在此期间曾受中国科学院派遣访问了匈牙利；受林业部派遣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出席了第四届国际林业会议。同年加入中共党；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56年和1962年，曾两次参加了制定全国科学规划会议，负责林业及微生物学规划的部分工作。1960年，受林业部的委托主持了森林病理专业人才培训班。1963年，在广州创建中国科学院中南真菌研究室（后改为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他在真菌研究方面，曾发现4个新属、120个新种；在森林研究方面，他制订一套科学经营管理森林的制度，对黄河上游水土保持和林业保护贡献卓著。他生前发表的有关真菌的近40篇论文和两部专著为中国真菌学事业奠定了基础。他在国际上享有声誉：苏联曾将他1939年出版的专著《中国高等真菌》译成俄文；苏联著名多孔菌专家邦达尔采夫（Бондарцев）、法国著名伞菌专家厄姆（Heim）多次向他函索著作；1957年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交换标本时，指名要他亲自鉴定的高等真菌标本；美、英、法、日、苏、匈、葡、加拿大、瑞典等国学者把自己的著作赠给他，并要求交换著作。文革中邓叔群是科学界最早遭批判的，因其胞弟邓拓是“三家村”反党集团主帅，邓叔群自然受株连，被扣上“三家村黑帮”、“三家村科学顾问”、“学阀”、“恶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受尽摧残凌辱。邓的家庭和子女无一幸免，家破人亡。邓叔群本人于1970年5月1日去世，去世时遗体上还留着大面积淤血的印迹。终年68岁。

邓广铭：（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中国著名历史学家。1920年，秋，考入临邑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1923年夏，邓广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7年，因反对军阀任命之守旧派新校长，参与发起全校学生罢课，被开除学籍。1931年，第一次报考北京大学，未被录取，便考入私立的辅仁大学英语系就读。次年再次投考北大，入史学系就读。在北大求学期间，邓广铭遇到了对他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两位导师：胡适与傅斯年。大学四年级时，邓广铭选修了胡适开设的“传记文学习作”课程。他所写的毕业论文：《陈龙川传》受到了胡适的高度评价，这使得当时的邓广铭大受鼓舞。而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开设的史学方法导论，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对邓广铭的治史方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1936年，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胡适将邓广铭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员，并兼史学系助教。留校以后，邓广铭主要从事的工作是与罗尔纲一起整理北大图书馆所藏历代石刻拓片，并且协助钱穆点校整理为编写《国史大纲》而搜集的资料。就在毕业后的一年间，邓广铭确定了他今后的学术方向。1937年，邓广铭的《〈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刊出，获得胡适、陈寅恪、夏承焘等的一致好评，为邓广铭的成名作。此后不久，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邓广铭转往北平图书馆继续研究，在赵万里、傅斯年的帮助下，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三部书稿。1939年8月，邓广铭辗转上海、香港、河内前往昆明，来到西南联大，在北大文研所做陈寅恪的助教。1940年，邓广铭随傅斯年的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1940年底至1942年春，邓广铭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从事《宋史》的考订工作，后来发表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1943年7月，经傅斯年举荐，邓广铭被内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聘为史地系副教授。由于他讲授的“中国通史”受到学生欢迎，两年后晋升为教授。在此期间，《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传》三部作品也相继刊行。抗战胜利后，邓广铭回到北大担任校长秘书（代理校长为傅斯年），不久后担任历史系副教授。1949年傅斯年、胡适欲随蒋介石到台湾，邀邓广铭同往，但遭到邓广铭拒绝。1950年，转为北大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史纲要•宋辽金史纲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陈龙川传》、《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1958年因在教学过程中提出年代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与目录学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而受到批判。历史系的学生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拔掉他这面资产阶级白旗，结果是剥夺了他上讲台的权力，一直到1963年才重新获得为学生授课的资格。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全国高等院校一律“停课闹革命”。邓广铭旋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免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职务，成为革命之“对象”。自9月开始，邓广铭或在北大劳动基地太平庄劳动，或回校于“劳改大院”住牛棚参加改造。其后虽曾一度获准至北京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中之《宋史》标点工作，但不久邓广铭即被校内“新北大”、“井冈山”两派组织押回北京大学，進行批斗。1969年10月，根据军宣队决定，与北大教职工一起下放至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从事围湖造田劳动。1978年，邓广铭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在教学科研工作中拨乱反正。

邓拓：（1912年－1966年5月18日），乳名旭初，原名邓子健，笔名叫马南邨（不宜简化为马南村）、邓云特、于遂安、卜无忌等。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书画收藏家。著有《邓拓全集》5卷。1928年，和傅衣凌等组织“野草社”，出版自编自印的刊物《野草》。1929年進入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经济系。1931年转入上海政法学院。1932年参加上海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游行时被捕。翌年秋，保释出狱。是年冬，参加“福建事变”，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外交部任职。“闽变”失败，逃回上海，后经其兄邓伯宇的介绍，转入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续学。193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1937年6月，出版专著《中国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变后获释。9月，進入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先后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晋察冀文联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等职。邓拓率领新闻队伍，转战太行山，既是总编辑，也是指挥员。同年赴晋察冀边区任《抗战报》社长兼主编，担任《晋察冀日报》总编辑、社长。后任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1944年夏，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邓拓被调入分局党校学习，适逢审干运动，邓拓也遭到政治审查。同年5月，主持编辑出版5卷本《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创办新的“大党报”《人民日报》后，邓拓调任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10月起转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彭真兼任这个新成立的政策研究室主任。49年后，主持过首部《毛泽东选集》的编印工作，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社长，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6月10日脱稿《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先后经过陆定一、胡乔木、刘少奇三人审阅，送至毛泽东处，毛收到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时任《人民日报》总编的邓拓收到退回的稿件后十分为难，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用新5号字（比老五号字小一号）发表，在6月20日头版显着位置刊登。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人民日报》由于未接指示，故没有宣传，更没有发表社论。同样，在双百方针开始后，《人民日报》依然没有动静，让毛泽东很不满意。自4月10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邓拓和人民日报编辑，指斥邓拓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邓拓感到自己处境十分难堪，请求辞职。毛泽东说，“你只知道养尊处优，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6月13日，邓拓被撤销总编职务，只保留社长名义，总编由吴冷西继任。19 61年，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用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写《燕山夜话》专栏文章。同年还跟吴晗、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共用吴南星笔名，写到1964年7月总共六十五篇，其中邓拓写了十八篇，最有名的一篇是《伟大的空话》。邓拓在《燕山夜话》当中对毛泽东的大跃進政策進行了尖锐的评判，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篇当中，借古讽今对强迫使用农业劳动力和大规模无计划的工程建设提出抗议。《燕山夜话》的另一篇则迂回地为当时被打倒的彭德怀而辩护，试图为彭争取公正的待遇。邓拓以古代直言進谏的学者自诩，称赞的“杂家”（具有非正统观点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且屡次举明末的东林党人积极参政的范例，邓拓写过若干首诗来称许东林党人，其中有“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力抗权奸志不移，东林一代好男儿”等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刊登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材料，“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团”；《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射秽主义的黑线开火》，点明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后，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针对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反党反射秽主义头目”，并且声称：“邓拓是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邓拓在1966年5月17日夜，给彭真、刘仁写了封绝笔信，用不少篇幅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的背景和不足，竭力表白自己并非“反党反射秽主义反毛泽东思想”，5月18日，在北京家里服药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