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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鄧均吾：（1898年11月5日－1969年9月3日），本名鄧成均，筆名均吾、默聲。現代詩人，翻譯家，教育家，文學家。1909年，鄧均吾隨父親到河北上學，受正統儒家教育，但開始接觸一些新書刊。1912年，鄧均吾考入重慶廣益中學。1916年，就讀於重慶廣益中學，酷愛新舊詩詞，結識吳方吉，交往甚密。1920年，鄧均吾離家遠行，從重慶沿江東下上海，尋求人生的新理想。1921年）4月，在上海泰東書局編輯所工作，海結識了郭沫若和成仿吾。同年冬天，鄧均吾參加創造社，是創造社在國內發展的首批社員之一。1922年，與林如稷等組織淺草社，創辦《淺草》文藝季刊。同年下半年起，鄧均吾和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一起編輯《創造季刊》。1923年同郁達夫、成仿吾主辦《中華新報》副刊。1924年淺草社的林如稷、陳翔鶴先後離去，《創造日》、《創造季刊》、《創造周報》皆相繼停刊。創造社前期活動趨於停止。同年夏天，鄧均吾六旬老母邱氏正在病中，他便離滬返川。其後至1932年上半年，相繼在湘西川軍陳渠珍部任書記，在古藺縣立小學任教，在北碚溫泉工作，在重慶聯中和廣益中學執教，為生計東奔西走，很為苦悶。1927年，逐步接受科學射穢主義思想，這個時期，他的文學活動不多，創作新舊體詩詞《烏江道中》、《野菊花》、《友誼》等。1932年經友人介紹再次赴滬，在楊伯凱、任白戈、沙汀等積資創辦的辛墾書店譯書，預支稿費維持生活。他翻譯了英國著名科學家湯姆生的《科學概論》，被恩格斯稱讚的英國著名哲學家約翰•洛克的《人類悟性論》，均由辛墾書店出版。1933年底鄧均吾再度回川。1934年至1936年，鄧均吾積極倡導興辦古藺縣立中學，並出任教務主任、校長。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路過古藺時，他支持學生參加紅軍。1937年秋，鄧均吾到成都，在《大聲周刊》社工作。1938年初，參加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被選為分會理事，任研究部負責人和《筆陣》編委。1938年夏，鄧均吾常與車耀先及黨員作家周文、沙汀、趙其文等來往，在他們的幫助下，在抗日救亡運動的鍛煉中，同年加入中共黨。1939年秋，鄧均吾因老母病故，返回故里。按照黨組織的委派，從1939年秋至1941年春，任中共地下黨古藺縣委書記，以教育職業為掩護，對該縣地下黨組織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以及該縣開展抗日救亡，統一戰線工作皆有較大貢獻。1941年春皖南事變后，鄧均吾按照上級指示，撤離古藺，利用同鄉關係隨赴彭水縣任縣長的朱彥林在縣政府任秘書。他在彭水縣立足后，協助上級轉移隱蔽黨員，並協助在該縣建立特別支部。1942年春，鄧均吾按照黨的安排再返古藺。1943年，鄧均吾任古藺縣教育科長；利用中學校長及縣參議員的公開身份開展合法鬥爭，掩護地下黨的秘密活動達四年之久。后因有『戴紅帽子」之嫌，被當局撤去校長職務，旋到北碚、金堂等地中學任教。1947年冬，鄧均吾又隨同鄉朱彥林宦營山縣長之便，任營山晉德中學教席，兼縣政府秘書，他利用縣政府秘書工作搞情報工作，在危急關頭多次保護了組織和同志。1949年3月，鄧均吾到重慶，經民主人士柯堯仿介紹在參議會任秘書。此時他失掉了黨的組織關係，仍積极參加黨領導下的革命活動，聯繫民主人士。1949年後，鄧均吾任重慶市文聯副主席，重慶市文史研究館館長，《紅岩》雜誌主編。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主要作品有詩集《心潮篇》、《白鷗》、《遺失的星》、《鄧均吾詩詞選》等。譯有《人類悟性論》、《希臘神話》、《科學概論》、《貧民》、《虛無鄉消息》等作品。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鄧均吾遭到迫害，他的許多詩詞，被顛倒是非的隨意閹割、曲解，打成「反詩」、「毒草」。1969年9月3日，慘遭文革迫害的鄧均吾，因病逝世于重慶，享年71歲。

方勵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12歲時加入中共黨的地下外圍組織，后就讀於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共黨。1956年大學畢業后，于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7年，由於反右運動方勵之被划為右派，開除黨籍。1958年秋，籌辦不久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第一、二任書記郁文、劉達決定把方勵之等三十多位當時已被打成「右派」或遭受批判的人士請到科大來任教。方勵之前後擔任助教、講師和天體物理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恢復了他的黨籍，而且委以重任，1984年9月17日到1987年1月12日任第一副校長。當時的校長是管惟炎。方勵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相對論是唯心主義」的大環境下，率先開展相對論天體物理（1970年起）及宇宙學研究，著有《宇宙的創生》、《相對論天體物理的基本概念》、《從牛頓定律到愛因斯坦相對論》（科學出版社出版）等著作，譯作則有《引力論》（正中書局1998年版），他還是首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卷（1980年初版）天體物理學分支的主編；在校內他擔任多個職務，如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主任、天體物理中心主任、該校學報主編等；曾任中國天文學會副理事長、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宇宙學分組組委等職。1985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方勵之在浙江大學談民主的演講傳到外地高校。上海同濟大學研究生陳破空等人以同濟大學研究生會的名義，編輯《方勵之姚蜀平演講集》，印刷800份，傳向全國各地。該演講集的封底印有「歡迎傳播，功德無量」八個字。更多複印件在各地高校印發並張貼，方勵之觀點在全國高校迅速傳播，形成極大影響力。1986年9月，方勵之談到中國科大的辦學思想時說：「大學的環境應當充滿科學、民主、創造和獨立的精神。」11月18日，方勵之應邀出席同濟大學校研究生會和學生會聯合舉辦的「同濟大學文化潮」活動。同濟大學研究生陳破空等人為方勵之組織了最大規模的演講會，近萬人出席。方勵之在演講中表示：他「恨透了（解放以來）三十年這種東西，三十年沒幹多少好事情」；「中國現在沒有一樣不落後」；「我們這三十年乾的事情，我覺得從射穢主義體系來看，是失敗的。從馬克屎、列寧到斯大林、毛澤東，這種正統的射穢主義到現在我們做的這種結果，實際上是失敗的。」 1986年11月，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科學家許良英和記者、作家劉賓雁共同發起召開《反右運動三十年歷史學術討論會》。由方勵之起草了一份會議通知，經許、劉修改散發給"可能參加者"。「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一信成為標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文件之一被收入中共中央的文件。方勵之曾經力圖在中國科技大學搞民主辦學，主張「大學是獨立於政府的」。方勵之提出的民主辦學的八字方針，即「科學、民主、創造、獨立」，意思是大學要獨立於政府之外，大學培養什麼樣的人完全由學校決定。當時有人問：「聽說科大正在推行西方先進的管理，幾乎有點『西化』，請你發表意見。」方勵之答：「科大的管理也在試探。我們提倡一些至少是思想上的自由……在我們那裡，至少你講話不會受到任何制約，出點小報也不會受到任何干涉。對學生管理，我們取消了『政治輔導員制度』」。1986年12月初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部分學生因對人大代表的「橡皮圖章」性質不滿而抗議，進而引發的全國性的八六學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學生集會上他說：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而是從下到上爭取的。翌日，他阻止學生上街遊行沒有成功。方勵之在整個學潮過程中，對學生的民主訴求沒有打壓。1987年春，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鄧小平點名開除中共黨籍（1987年1月17日）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一職（安徽省紀委文件公布日期為1987年1月12日），並被調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員。1987年總部設於美國加州舊金山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頒發「第二屆傑出民主人士獎」給方勵之、費希平、王若望與李柱銘。1988年秋起，方勵之開始積极參加當時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會，並接受外國傳媒採訪公開批評四項基本原則，也受到當時北京學生的認同。1989年1月6日，他向當時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發表公開信，建議該年為紀念中共國40周年，釋放民運人士魏京生等。1989年2月，方勵之撰寫了《中國的希望和失望》，並由王丹、沈彤等以大字報形式在北大張貼：＂邏輯的結論只能是：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會制度本身。這就是為什麼，如今在中國，對現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對主義的信仰，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式的射穢主義已經相當徹底地喪失了吸引力。這也就是為什麼，五四運動時的口號「民主與科學」又重新流行，又重新變成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希望。……再之，中國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澤東的反知識反文化的政治原則的摧殘，以致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與四十年前相比較，並無多大變化。今天的教育經費在國民經濟產值中的比例，與毛澤東時期完全一樣，它比同等經濟水平國家的平均比例要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愚昧有利於專制的政體。所以，摧殘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由於在六四事件期間與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學生訴求，六四事件翌日與妻子避入美國駐華大使館，6月12日起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緝（理由指他們夫婦煽動王丹等學運學生「搞動亂」）。6月12日人民日報以一個中年知識分子的名義刊文："這次反革命暴亂，方勵之是主要煽動者之一。方勵之夥同極少數人，拿一些學生（學生中的歹徒除外）做人質，做政治賭注，製造動亂，煽動暴亂，妄圖搞亂全國，亂中奪權，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是你失敗了，因為違背人民的意願，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你溜了，溜到外國大使館去了。"次日，人民日報稱：「方勵之、李淑嫻是在最近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中進行大肆煽動和幕後策劃的重要人物。」1989年7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輯的《方勵之的真面目》一書。7月31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通知中國科學院，決定撤銷方勵之的學科評議組天文學分組成員和博士生指導教師資格。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決定撤銷方勵之所任各職務。1989年10月，美國肯尼迪紀念基金會決定授予方勵之「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六四事件發生后，美國帶頭對中國實施制裁。1989年11月10日，鄧小平提出解決方案，包括在方勵之夫婦承認有罪並保證出國后不從事任何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美國承諾不利用方勵之夫婦從事反共活動這個前提下，解決方勵之問題，讓方勵之夫婦離開美國駐華使館，到美國或第三國去。1990年6月25日公安部發言人宣布原北京天文台研究員方勵之、原北京大學副教授李淑嫻已於6月25日獲准寬大處理，出國治病。在使館中滯留一年之後，方勵之夫婦乘坐美軍飛機前往英國，半年後至美國。2012年4月6日早上準備出門到學校前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圖桑市寓所書房突然去世，終年76歲。

方然：（1919年－1966年6月21日），原名朱聲，筆名穆海清、柏寒等。文藝批評家、翻譯家。1938年赴延安陝北公學學習，1940年延安方面為減輕國民黨封鎖邊區造成的壓力，經組織疏散，方然到成都考入金陵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在成都、重慶等地中學教書。在蜀期間，他通過文學結識了胡風、綠原等大批詩人，成為七月詩派的重要成員。1947年，紀念「五四」運動28周年之際，方然正在重慶通惠中學任教，他參加師生罷教、罷課活動，並起草了《告全校師生書》、《告全市市民書》，提出「反飢餓、反內戰」口號。5月底，重慶《新華日報》遭查封，當局在未及銷毀的文件中發現了方然寫的文章。6月1日，特務將方然抓捕，關進監獄。方然小時候過繼給伯父朱鏡鋆(國民黨國防部高參)，他的姑父方治(桐城人)是國民黨上海市主任委員。方然的妻子錢瑛利用這些特殊關係，急忙去找重慶行轅參謀長肖毅肅，沒有見到肖，只好發電報給朱鏡鋆求救。朱鏡鋆來重慶直接找肖毅肅交涉后將方然帶出來了，「軟禁」在南京家中。正因為方然是如此出獄的，他後來交待歷史就難洗「清白」了。方然寫評論像魯迅，特別尖銳，他認為批評不是「提虛勁，打空拳」，而是從「苟安、萎靡中，抬起頭來，看一看人生的高大目的與藝術的高大目的」(《新文學史料》)。可有時難免過激，對此胡風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們的過激文字，往往產生了不利於團結的影響。最突出的是，方然對陳白塵《陞官圖》的批評和對郭沫若《想起了斫櫻桃樹的故事》的反批評，都使文藝界吃驚，有些惱火。這些過激的情緒也表露在私人的信件中，到了l955年，一起拿了出來，就成了激起群眾憤怒的寶貴材料！」如果說方然於四十年代的文學批評，只是使文藝界「惱火」，那麼到了五十年代，他依然以普羅米修斯盜天火以拯救人類(文壇)的精神，與胡風一起反對「以庸俗社會學看內容，以形式主義看形式」的理論，而批評楊朔小說《三千里江山》(當時楊朔的作品在國內深受好評，並有多篇選入教科書)就成為他反革命的罪狀之一了。1950年，方然加入中共黨，調任浙江省文聯編審部部長，后又調入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1955年，方然被列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而遭逮捕。1966年文革開始后遭受迫害自沉於水渠，終年47歲。

方干民：（1906年2月15日－1984年1月19日），藝術家，油畫家，美術教育家，中國現代藝術的開拓者之一。1921年，他進入杭州安定中學（現杭七中前身）就讀。1924年夏赴上海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插入二年級，向俄籍畫家普特古斯基（V. Podgurisiey）學了一年素描。 1925年底，方干民離開上海赴法國留學，到法國后進入法國里昂美術學院學習。1927年，方干民考入巴黎美術學院並進入皮爾•洛朗斯（Jean-Pierre Laurens）的畫室學習，與顏文梁、周碧初、汪日章同學，並認識了同在巴黎留學的蘇愛蘭（后改名蘇蘭）。1929年回國任教於上海新華藝專、國立西湖藝術學院，並創辦「長風西畫研究會」。與林風眠、 林文錚等同為當時以杭州為基地，倡導現代藝術而且卓有成效的藝術家集群的核心人物，並進入上海市教育局任視察。1930年，經蔡元培的引薦，25歲的方干民應聘到國立藝術院（后改名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任西畫教授。1931年，創作油畫《白鴿》，參加中華獨立美協展覽。同年創作《秋曲》。1933年，創作《節日里的西湖》。1936年，完成大型歷史畫《孫中山先生授囑圖》。11月日軍在浙東登陸，隨杭州藝專師生西遷。1939年，被委任為教務長（主任），主持學校的教育行政工作，頗見成效。同年，方加聘留日雕塑家肖傳玖、留法畫家及藝術評論家唐雋等為教授。1940年，由於校內人士矛盾，該年暑假末被續聘，引起學生不滿，攘成嚴重學潮，藤固、常書鴻均被解職，數名學生如丁天缺等被迫離校。該事件后被稱為「安江學潮」。同年秋，方干民為天主教神父雷鳴遠繪製大幅油畫像，及為梵蒂岡中國天主教會總主教於斌畫像，于斌回贈一張自己的照片留念。1941年，會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編篡委員會主任張繼，建議設立一史畫部門，得張氏允許，並擔任專員、總幹事、整理科長等職。方在三年內完成十多幅肖像以及巨幅歷史畫《鄒容著革命軍團》、《肇和軍艦起義之時》、《陳英士被刺圖》。1944年，杭州藝專奉教育部令與國立北平藝專合併，改稱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潘天壽出任校長，立刻聘方干民回校。次年，國立藝專創建西畫畫室制，分設了林風眠、方干民、李超士和呂霞光四個畫室。1945年，國立藝專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舉辦了為期四天的「現代繪畫聯展」，方干民、林風眠、龐薰琹、趙無極、關良等13人參加，共展出作品83幅，提倡「現代中國繪畫藝術與現代世界藝術合流」。同年6月1日，第一屆「中華獨立美展」在戰時陪都重慶舉辦，方干民、胡善余、丁衍鏞、朱德群、汪日章、李可染、倪貽德、林風眠、趙無極參展，八大山人、吳昌碩、齊白石也在附展部分一併參展。1946月，國立藝專複員完成，10月10日在杭州正式開學，學校分設兩種學制，西畫科實行畫室制，李超士、林風眠、方干民、倪貽德分別主持各畫室。1949年，中華藝術研究會在上海成立，方干民擔任會長。成員包括閔希文、冒懷蘇等。方干民又曾在中國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史畫部門任職。1958年，調浙江美術學院，擔任油畫系教授。1962年，國立藝專油畫系實行畫室制，擔任油畫系第一工作室主持人，負責法國畫派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第一、第二、第三畫室分別由方干民、黎冰鴻、倪貽德主持教學。1949年始，方干民創作解放軍軍史畫，巨幅油畫《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以淮海戰役為背景。代表作品有《白鴿》、《秋曲》、《孫中山授遺囑圖》、《偉大的會見》等。1966年文革開始，方干民被污衊為「反動學術權威」、「國民黨特務」，遭到殘酷批鬥。據盧炘著的《大筆淋漓：潘天壽傳》 記載，那時潘天壽、吳茀之、方干民同關一室。方干民被踢得全身烏青，實在忍受不住，服大量安眠藥自盡。幸虧發現得早，總算救活了。他的學生鄭勝天回憶道：「一九六六年夏天的一天下午，方先生和往日一樣，衣冠整齊，略顯凝重的地步入校園，走上油畫系大樓的梯階。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等待他的是一群狂熱而充滿惡意的紅衛兵。他們把預先準備好的墨水，顏料汁從方先生的頭上淋下，潑染到他的全身。一頂紙糊的高帽子被粗暴地戴到他頭上。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手足無措，完全沒有招架的能力，只有在酷烈的烈日下聽憑這些狂熱份子的侮辱。」 1978年，方干民重拾畫筆，主要以風景題材為主。

孔厥：（1914年－1966年），原名鄭志萬，字雲鵬，改名鄭摯，筆名沈毅、孔厥。著名作家。孔厥自幼喜好文學，14歲即在《少年》雜誌發表作品，並獲獎。后曾在商務印書館蘇州分館當學徒，肄業吳縣縣中，因鬧學潮被開除。1935年畢業於江蘇測量專科學校，畢業后在吳江、宜興等縣測量隊當技術員。抗戰後在宜興任《抗戰日報》編輯，參加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1938年到延安，入魯藝學習，後任研究員、助教，並從事專業創作。1947年隨黨中央轉移到晉察冀邊區。1949年秋旋調中國人民大學、中央電影局。任《人民日報》副刊編輯、文化部電影局編劇、北京通俗讀物出版社編輯、中國作協第一屆理事。1951年赴朝鮮。后因生活問題犯錯誤被開除黨籍，並服刑數年。1957年在家寫作。著有長篇小說《新兒女英雄傳》（與袁靜合作）、《新兒女英雄續傳》，短篇小說集《受苦人》，《生死緣》，另有《中朝兒女》、《白洋淀水戰》、《血屍案》等。1966年文革中被迫投陶然亭湖自盡。1980年其冤屈予以昭雪。

孔令境：（1904年－1972年9月18日），原名令俊、若君，筆名東方曦。作家。早年畢業於上海大學中文系。1925年加入中共黨。多年從事文化教育和宣傳工作。曾主編過《大時代文藝叢書》、《劇本叢刊》、《新文學叢刊》、《今文學叢刊》等。創作有散文、小說《斧聲集》、《秋窗集》、《庸園集》、《沉箱記》、《春秋怨》、《鳳還巢》、《蠱惑》及戲劇《李太白》等。 中共國成立后，曾任山東齊魯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文藝出版社編審，春明出版社總編輯等。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終年6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