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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邓均吾：（1898年11月5日－1969年9月3日），本名邓成均，笔名均吾、默声。现代诗人，翻译家，教育家，文学家。1909年，邓均吾随父亲到河北上学，受正统儒家教育，但开始接触一些新书刊。1912年，邓均吾考入重庆广益中学。1916年，就读于重庆广益中学，酷爱新旧诗词，结识吴方吉，交往甚密。1920年，邓均吾离家远行，从重庆沿江东下上海，寻求人生的新理想。1921年）4月，在上海泰东书局编辑所工作，海结识了郭沫若和成仿吾。同年冬天，邓均吾参加创造社，是创造社在国内发展的首批社员之一。1922年，与林如稷等组织浅草社，创办《浅草》文艺季刊。同年下半年起，邓均吾和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一起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同郁达夫、成仿吾主办《中华新报》副刊。1924年浅草社的林如稷、陈翔鹤先后离去，《创造日》、《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皆相继停刊。创造社前期活动趋于停止。同年夏天，邓均吾六旬老母邱氏正在病中，他便离沪返川。其后至1932年上半年，相继在湘西川军陈渠珍部任书记，在古蔺县立小学任教，在北碚温泉工作，在重庆联中和广益中学执教，为生计东奔西走，很为苦闷。1927年，逐步接受科学射秽主义思想，这个时期，他的文学活动不多，创作新旧体诗词《乌江道中》、《野菊花》、《友谊》等。1932年经友人介绍再次赴沪，在杨伯凯、任白戈、沙汀等积资创办的辛垦书店译书，预支稿费维持生活。他翻译了英国著名科学家汤姆生的《科学概论》，被恩格斯称赞的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的《人类悟性论》，均由辛垦书店出版。1933年底邓均吾再度回川。1934年至1936年，邓均吾积极倡导兴办古蔺县立中学，并出任教务主任、校长。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古蔺时，他支持学生参加红军。1937年秋，邓均吾到成都，在《大声周刊》社工作。1938年初，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被选为分会理事，任研究部负责人和《笔阵》编委。1938年夏，邓均吾常与车耀先及党员作家周文、沙汀、赵其文等来往，在他们的帮助下，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锻炼中，同年加入中共党。1939年秋，邓均吾因老母病故，返回故里。按照党组织的委派，从1939年秋至1941年春，任中共地下党古蔺县委书记，以教育职业为掩护，对该县地下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以及该县开展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工作皆有较大贡献。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邓均吾按照上级指示，撤离古蔺，利用同乡关系随赴彭水县任县长的朱彦林在县政府任秘书。他在彭水县立足后，协助上级转移隐蔽党员，并协助在该县建立特别支部。1942年春，邓均吾按照党的安排再返古蔺。1943年，邓均吾任古蔺县教育科长；利用中学校长及县参议员的公开身份开展合法斗争，掩护地下党的秘密活动达四年之久。后因有‘戴红帽子”之嫌，被当局撤去校长职务，旋到北碚、金堂等地中学任教。1947年冬，邓均吾又随同乡朱彦林宦营山县长之便，任营山晋德中学教席，兼县政府秘书，他利用县政府秘书工作搞情报工作，在危急关头多次保护了组织和同志。1949年3月，邓均吾到重庆，经民主人士柯尧仿介绍在参议会任秘书。此时他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仍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联系民主人士。1949年后，邓均吾任重庆市文联副主席，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红岩》杂志主编。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作品有诗集《心潮篇》、《白鸥》、《遗失的星》、《邓均吾诗词选》等。译有《人类悟性论》、《希腊神话》、《科学概论》、《贫民》、《虚无乡消息》等作品。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邓均吾遭到迫害，他的许多诗词，被颠倒是非的随意阉割、曲解，打成“反诗”、“毒草”。1969年9月3日，惨遭文革迫害的邓均吾，因病逝世于重庆，享年71岁。

方励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12岁时加入中共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后就读于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共党。1956年大学毕业后，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7年，由于反右运动方励之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1958年秋，筹办不久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第一、二任书记郁文、刘达决定把方励之等三十多位当时已被打成“右派”或遭受批判的人士请到科大来任教。方励之前后担任助教、讲师和天体物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而且委以重任，1984年9月17日到1987年1月12日任第一副校长。当时的校长是管惟炎。方励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相对论是唯心主义”的大环境下，率先开展相对论天体物理（1970年起）及宇宙学研究，著有《宇宙的创生》、《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基本概念》、《从牛顿定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科学出版社出版）等著作，译作则有《引力论》（正中书局1998年版），他还是首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1980年初版）天体物理学分支的主编；在校内他担任多个职务，如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主任、天体物理中心主任、该校学报主编等；曾任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宇宙学分组组委等职。198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励之在浙江大学谈民主的演讲传到外地高校。上海同济大学研究生陈破空等人以同济大学研究生会的名义，编辑《方励之姚蜀平演讲集》，印刷800份，传向全国各地。该演讲集的封底印有“欢迎传播，功德无量”八个字。更多复印件在各地高校印发并张贴，方励之观点在全国高校迅速传播，形成极大影响力。1986年9月，方励之谈到中国科大的办学思想时说：“大学的环境应当充满科学、民主、创造和独立的精神。”11月18日，方励之应邀出席同济大学校研究生会和学生会联合举办的“同济大学文化潮”活动。同济大学研究生陈破空等人为方励之组织了最大规模的演讲会，近万人出席。方励之在演讲中表示：他“恨透了（解放以来）三十年这种东西，三十年没干多少好事情”；“中国现在没有一样不落后”；“我们这三十年干的事情，我觉得从射秽主义体系来看，是失败的。从马克屎、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射秽主义到现在我们做的这种结果，实际上是失败的。” 1986年11月，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科学家许良英和记者、作家刘宾雁共同发起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年历史学术讨论会》。由方励之起草了一份会议通知，经许、刘修改散发给"可能参加者"。“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一信成为标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件之一被收入中共中央的文件。方励之曾经力图在中国科技大学搞民主办学，主张“大学是独立于政府的”。方励之提出的民主办学的八字方针，即“科学、民主、创造、独立”，意思是大学要独立于政府之外，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完全由学校决定。当时有人问：“听说科大正在推行西方先進的管理，几乎有点‘西化’，请你发表意见。”方励之答：“科大的管理也在试探。我们提倡一些至少是思想上的自由……在我们那里，至少你讲话不会受到任何制约，出点小报也不会受到任何干涉。对学生管理，我们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1986年12月初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部分学生因对人大代表的“橡皮图章”性质不满而抗议，進而引发的全国性的八六学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学生集会上他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翌日，他阻止学生上街游行没有成功。方励之在整个学潮过程中，对学生的民主诉求没有打压。1987年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1987年1月17日）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一职（安徽省纪委文件公布日期为1987年1月12日），并被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1987年总部设于美国加州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颁发“第二届杰出民主人士奖”给方励之、费希平、王若望与李柱铭。1988年秋起，方励之开始积极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传媒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也受到当时北京学生的认同。1989年1月6日，他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建议该年为纪念中共国40周年，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等。1989年2月，方励之撰写了《中国的希望和失望》，并由王丹、沈彤等以大字报形式在北大张贴：＂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会制度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对主义的信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射秽主义已经相当彻底地丧失了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时的口号“民主与科学”又重新流行，又重新变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希望。……再之，中国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原则的摧残，以致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与四十年前相比较，并无多大变化。今天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例，与毛泽东时期完全一样，它比同等经济水平国家的平均比例要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愚昧有利于专制的政体。所以，摧残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由于在六四事件期间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学生诉求，六四事件翌日与妻子避入美国驻华大使馆，6月12日起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理由指他们夫妇煽动王丹等学运学生“搞动乱”）。6月12日人民日报以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名义刊文："这次反革命暴乱，方励之是主要煽动者之一。方励之伙同极少数人，拿一些学生（学生中的歹徒除外）做人质，做政治赌注，制造动乱，煽动暴乱，妄图搞乱全国，乱中夺权，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你失败了，因为违背人民的意愿，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你溜了，溜到外国大使馆去了。"次日，人民日报称：“方励之、李淑娴是在最近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中進行大肆煽动和幕后策划的重要人物。”1989年7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厅编辑的《方励之的真面目》一书。7月31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知中国科学院，决定撤销方励之的学科评议组天文学分组成员和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决定撤销方励之所任各职务。1989年10月，美国肯尼迪纪念基金会决定授予方励之“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六四事件发生后，美国带头对中国实施制裁。1989年11月10日，邓小平提出解决方案，包括在方励之夫妇承认有罪并保证出国后不从事任何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美国承诺不利用方励之夫妇从事反共活动这个前提下，解决方励之问题，让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驻华使馆，到美国或第三国去。1990年6月25日公安部发言人宣布原北京天文台研究员方励之、原北京大学副教授李淑娴已于6月25日获准宽大处理，出国治病。在使馆中滞留一年之后，方励之夫妇乘坐美军飞机前往英国，半年后至美国。2012年4月6日早上准备出门到学校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市寓所书房突然去世，终年76岁。

方然：（1919年－1966年6月21日），原名朱声，笔名穆海清、柏寒等。文艺批评家、翻译家。1938年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40年延安方面为减轻国民党封锁边区造成的压力，经组织疏散，方然到成都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成都、重庆等地中学教书。在蜀期间，他通过文学结识了胡风、绿原等大批诗人，成为七月诗派的重要成员。1947年，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之际，方然正在重庆通惠中学任教，他参加师生罢教、罢课活动，并起草了《告全校师生书》、《告全市市民书》，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口号。5月底，重庆《新华日报》遭查封，当局在未及销毁的文件中发现了方然写的文章。6月1日，特务将方然抓捕，关進监狱。方然小时候过继给伯父朱镜鋆(国民党国防部高参)，他的姑父方治(桐城人)是国民党上海市主任委员。方然的妻子钱瑛利用这些特殊关系，急忙去找重庆行辕参谋长肖毅肃，没有见到肖，只好发电报给朱镜鋆求救。朱镜鋆来重庆直接找肖毅肃交涉后将方然带出来了，“软禁”在南京家中。正因为方然是如此出狱的，他后来交待历史就难洗“清白”了。方然写评论像鲁迅，特别尖锐，他认为批评不是“提虚劲，打空拳”，而是从“苟安、萎靡中，抬起头来，看一看人生的高大目的与艺术的高大目的”(《新文学史料》)。可有时难免过激，对此胡风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的过激文字，往往产生了不利于团结的影响。最突出的是，方然对陈白尘《升官图》的批评和对郭沫若《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的反批评，都使文艺界吃惊，有些恼火。这些过激的情绪也表露在私人的信件中，到了l955年，一起拿了出来，就成了激起群众愤怒的宝贵材料！”如果说方然于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只是使文艺界“恼火”，那么到了五十年代，他依然以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以拯救人类(文坛)的精神，与胡风一起反对“以庸俗社会学看内容，以形式主义看形式”的理论，而批评杨朔小说《三千里江山》(当时杨朔的作品在国内深受好评，并有多篇选入教科书)就成为他反革命的罪状之一了。1950年，方然加入中共党，调任浙江省文联编审部部长，后又调入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1955年，方然被列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而遭逮捕。1966年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自沉于水渠，终年47岁。

方干民：（1906年2月15日－1984年1月19日），艺术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现代艺术的开拓者之一。1921年，他進入杭州安定中学（现杭七中前身）就读。1924年夏赴上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入二年级，向俄籍画家普特古斯基（V. Podgurisiey）学了一年素描。 1925年底，方干民离开上海赴法国留学，到法国后進入法国里昂美术学院学习。1927年，方干民考入巴黎美术学院并進入皮尔•洛朗斯（Jean-Pierre Laurens）的画室学习，与颜文梁、周碧初、汪日章同学，并认识了同在巴黎留学的苏爱兰（后改名苏兰）。1929年回国任教于上海新华艺专、国立西湖艺术学院，并创办“长风西画研究会”。与林风眠、 林文铮等同为当时以杭州为基地，倡导现代艺术而且卓有成效的艺术家集群的核心人物，并進入上海市教育局任视察。1930年，经蔡元培的引荐，25岁的方干民应聘到国立艺术院（后改名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任西画教授。1931年，创作油画《白鸽》，参加中华独立美协展览。同年创作《秋曲》。1933年，创作《节日里的西湖》。1936年，完成大型历史画《孙中山先生授嘱图》。11月日军在浙东登陆，随杭州艺专师生西迁。1939年，被委任为教务长（主任），主持学校的教育行政工作，颇见成效。同年，方加聘留日雕塑家肖传玖、留法画家及艺术评论家唐隽等为教授。1940年，由于校内人士矛盾，该年暑假末被续聘，引起学生不满，攘成严重学潮，藤固、常书鸿均被解职，数名学生如丁天缺等被迫离校。该事件后被称为“安江学潮”。同年秋，方干民为天主教神父雷鸣远绘制大幅油画像，及为梵蒂冈中国天主教会总主教于斌画像，于斌回赠一张自己的照片留念。1941年，会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编篡委员会主任张继，建议设立一史画部门，得张氏允许，并担任专员、总干事、整理科长等职。方在三年内完成十多幅肖像以及巨幅历史画《邹容著革命军团》、《肇和军舰起义之时》、《陈英士被刺图》。1944年，杭州艺专奉教育部令与国立北平艺专合并，改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潘天寿出任校长，立刻聘方干民回校。次年，国立艺专创建西画画室制，分设了林风眠、方干民、李超士和吕霞光四个画室。1945年，国立艺专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为期四天的“现代绘画联展”，方干民、林风眠、庞薰琹、赵无极、关良等13人参加，共展出作品83幅，提倡“现代中国绘画艺术与现代世界艺术合流”。同年6月1日，第一届“中华独立美展”在战时陪都重庆举办，方干民、胡善余、丁衍镛、朱德群、汪日章、李可染、倪贻德、林风眠、赵无极参展，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也在附展部分一并参展。1946月，国立艺专复员完成，10月10日在杭州正式开学，学校分设两种学制，西画科实行画室制，李超士、林风眠、方干民、倪贻德分别主持各画室。1949年，中华艺术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方干民担任会长。成员包括闵希文、冒怀苏等。方干民又曾在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史画部门任职。1958年，调浙江美术学院，担任油画系教授。1962年，国立艺专油画系实行画室制，担任油画系第一工作室主持人，负责法国画派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第一、第二、第三画室分别由方干民、黎冰鸿、倪贻德主持教学。1949年始，方干民创作解放军军史画，巨幅油画《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以淮海战役为背景。代表作品有《白鸽》、《秋曲》、《孙中山授遗嘱图》、《伟大的会见》等。1966年文革开始，方干民被污蔑为“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特务”，遭到残酷批斗。据卢炘著的《大笔淋漓：潘天寿传》 记载，那时潘天寿、吴茀之、方干民同关一室。方干民被踢得全身乌青，实在忍受不住，服大量安眠药自尽。幸亏发现得早，总算救活了。他的学生郑胜天回忆道：“一九六六年夏天的一天下午，方先生和往日一样，衣冠整齐，略显凝重的地步入校园，走上油画系大楼的梯阶。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一群狂热而充满恶意的红卫兵。他们把预先准备好的墨水，颜料汁从方先生的头上淋下，泼染到他的全身。一顶纸糊的高帽子被粗暴地戴到他头上。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手足无措，完全没有招架的能力，只有在酷烈的烈日下听凭这些狂热份子的侮辱。” 1978年，方干民重拾画笔，主要以风景题材为主。

孔厥：（1914年－1966年），原名郑志万，字云鹏，改名郑挚，笔名沈毅、孔厥。著名作家。孔厥自幼喜好文学，14岁即在《少年》杂志发表作品，并获奖。后曾在商务印书馆苏州分馆当学徒，肄业吴县县中，因闹学潮被开除。1935年毕业于江苏测量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吴江、宜兴等县测量队当技术员。抗战后在宜兴任《抗战日报》编辑，参加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1938年到延安，入鲁艺学习，后任研究员、助教，并从事专业创作。1947年随党中央转移到晋察冀边区。1949年秋旋调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电影局。任《人民日报》副刊编辑、文化部电影局编剧、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编辑、中国作协第一届理事。1951年赴朝鲜。后因生活问题犯错误被开除党籍，并服刑数年。1957年在家写作。著有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与袁静合作）、《新儿女英雄续传》，短篇小说集《受苦人》，《生死缘》，另有《中朝儿女》、《白洋淀水战》、《血尸案》等。1966年文革中被迫投陶然亭湖自尽。1980年其冤屈予以昭雪。

孔令境：（1904年－1972年9月18日），原名令俊、若君，笔名东方曦。作家。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学中文系。1925年加入中共党。多年从事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曾主编过《大时代文艺丛书》、《剧本丛刊》、《新文学丛刊》、《今文学丛刊》等。创作有散文、小说《斧声集》、《秋窗集》、《庸园集》、《沉箱记》、《春秋怨》、《凤还巢》、《蛊惑》及戏剧《李太白》等。 中共国成立后，曾任山东齐鲁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春明出版社总编辑等。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终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