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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嚴獨鶴：（1889年－1968年），名楨，字子材，別號知我、檳芳館主，筆名獨鶴、老卒、晚晴。著名撰稿者，報人。嚴獨鶴14歲中秀才。次年，進上海江南製造局所屬兵工學校，接受現代教育。后升入廣方言館習法文、英文及數理化各科。19歲喪父，離校就業，贍養全家。初任上海南區小學教師，后赴江西上饒廣信中學任教。辛亥革命后回滬任兵工學校文牘員。1913年，進中華書局任英文部編輯，並從事文藝創作。時沈知方創辦世界書局，延聘嚴獨鶴和平海瀾等編輯英語書刊。自1914年起，嚴獨鶴在上海主持《新聞報》副刊筆政長達30餘年，編有《快活林》、《新園林》等，以「獨鶴」之名，立足於《新聞報》的讀者定位，同時結合副刊特點，每天親撰一篇「談話」，積萬余篇，多為針砭時弊之文，得到讀者的讚賞。1931年，任該報副總編輯兼文藝副刊主編，后又兼任《新聞夜報》總編輯。《新聞報》副刊原名《庄諧錄》，嚴獨鶴接編后更名《快活林》。他在新聞報最快意之事，是從1929年起在所編《快活林》上連載張恨水的《啼笑因緣》，既有趣味性，又有時代感，圖文並茂，雅俗共賞，擁有眾多讀者。小說一出，使張恨水名滿天下，成為南北婦孺皆知的作家，這在現代文學史上是一異數。此外，嚴獨鶴不僅首開副刊辦言論之風，而且還以今天的品牌理念來經營這個欄目，這種意識體現在「談話」的延續性與持久性中。「談話」欄自1914年《快活林》創刊始，每日一篇，其間因日本人攻佔上海停斷過幾年外，直到1949年上半年仍在堅持。解放后，嚴獨鶴參与籌建上海新聞圖書館並主持工作。歷任上海市報界聯合圖書館副館長、上海圖書館副館長、《解放日報》編輯顧問。出席第二屆全國文代會。1968年文革中遭殘酷迫害，含恨而死。

阿英：（1900年2月6日－1977年6月17日），原名錢德富，筆名阿英、錢杏邨。中國現代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作家。阿英曾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開始發表作品。1926年加入中共黨。1927年從蕪湖逃亡到武漢，同年到上海。他與蔣光慈、孟超等人發起組織太陽社，倡導無產階級文學。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同盟，曾任「左聯」和「文總」常委。1933年為地下黨電影領導小組成員之一，先後與夏衍、鄭伯奇、鄭正秋等合作創作了一批電影劇本。1941年冬阿英到蘇北，在新四軍從事文藝、新聞和統戰工作。1944年郭沫若寫了《甲申三百年祭》之後，毛澤東要去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也以此為主題進行創作，阿英寫了話劇《李闖王》。中共國成立后阿英曾任任天津市文化局長，天津文聯主席，兼任《民間文學》主編，主要從事文學史和文學評論的撰寫。阿英曾任中國文聯副秘書長。文革中受到迫害，1977年因癌症去世，終年77歲。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阿英全集》 。

阿壠：（1907年－1967年3月15日），原名陳守梅。中國文藝理論家、作家、詩人。又名陳亦門。"七月詩派"骨幹成員之一。著有長篇小說《南京》（《南京血祭》），詩集《無弦琴》，文藝論集《人和詩》《詩與現實》《作家的性格和人》。他利用夜晚的時間自學，20歲時就在杭州的報刊發表舊體詩和小品文。1933年他考入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訓。畢業后在國民黨第88師任見習軍官及少尉排長。沒過多久，他就參加了淞滬會戰。他身先士卒，帶領士兵們來到閘北最前線。在一次敵機轟炸中，阿壠臉部受傷，不得不離開隊伍治療。1938年7月，胡風在武漢第一次見到阿壠。他們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阿壠向胡風透露了對國民黨政治體制和人事作風的不滿，對中共黨則充滿信任和希望。1938年11月，阿壠動身去延安。為掩人耳目，他隻身從衡陽步行到西安，與18集團軍取得聯繫后，再進入他「夢想的王國」（阿壠語）。1941年至1947年在四川、成都、重慶的六年間，阿壠以來自延安的隱蔽身份，一直在國民黨的軍事部門工作，他因之而把自己的處所稱之為「虎穴」。經黃埔同學介紹，他進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任少校參謀。后又考入陸軍大學，畢業後任戰術教官。他為中共黨提供了大量情報。1950年3月，阿壠受魯藜和蘆甸之邀來到天津，被安排在文聯工作。不久，阿壠連續發表了兩篇論文《論傾向性》和《略論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提出了自己對當時高度敏感的文學與政治關係的理解。他反對政治內容的概念化表現，反對除工農兵以外不能寫的論調，反對對正面人物的神話和對反面人物的醜化。阿壠沒想到這兩篇文章會為他惹下大禍。1955年5月，阿壠以「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和「反動軍官」的罪名被捕入獄，秘密關押。1966年2月，被監禁了10年之後，阿壠開始正式在法庭受審，最後判決阿壠有期徒刑12年。1967年3月15日，阿壠死在獄中，身邊沒有親人。

余瑞璜：（1906年3月10日－1997年5月19日），著名X—光晶體學家、金屬物理學家。作為我國資深的老一輩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余瑞璜，他以奠定結晶學研究的基礎而載入科學史冊，並贏得了「國際第一流結晶學家」的美譽。40年代研製出中國第一台抽氣式X光機，1950年研製出中國第一支醫用封閉式X光管。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1937年獲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理學博士學位。當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研究工作結束，並準備轉去麻省理工學院時，突然從國內傳來了中共軍隊渡過大江的喜訊。驚喜、振奮之下，他把去波士頓的事完全拋在了腦後，毅然登上去香港的飛機。他從香港秘密回到廣州，接出正等待去美國的家眷，登上英國太古輪船公司第一艘開往中共國的輪船。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參加中共國的開國大典時，他激動得熱淚盈眶，欣喜若狂。1956年在召開的「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會議上，余瑞璜提出了發展半導體、電子學及鈦與其他輕金屬的合金等3個科學項目的建議，受到了國家的重視。1957年，在反右鬥爭中，余瑞璜憑著愛國知識分子的至誠和天真，發表的「四類幹部論」被認為是攻擊、誣衊黨的領導幹部，與「余、丁、徐反黨集團」的其他成員丁則良、徐利治於1958年4月均被定為「右派」。他從一級教授降為四級，撤消了校內外一切職務。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在北京大學掀起狂瀾，吉林大學的「反動學術權威」余瑞璜當然不能倖免，他先於1969年秋，下放到長春第一汽車廠勞動改造，後來又下放到伊通縣板石廟公社落戶。從此消聲匿跡。
余上沅：（1897年10月4日－1970年4月30日），中國戲劇教育家、理論家。被譽為中國現代戲劇的奠基人之一。畢業於北京大學英文系，留美學習戲劇學，1935年任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校長，＂解放＂後任復旦大學教授，上海戲劇學院教授，中共建政後任上海市公安局長。1955年因潘漢年、楊帆事件牽連，余上沅被關押一年。楊帆（石蘊華）曾是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的教師，曾是余上沅的學生。1966年文革中余上沅再次受到衝擊，是日因癌症得不到治療，體力枯竭而死，終年74歲。

孟君謀：(1903年 －1969年12月12日)，中國電影事業家。曾在上海洋行當學徒,業餘時間到青年會夜中學讀書，並加入青年會,結識應雲衛，一起參加少年宣講團和文明戲的演出活動。1923年參加戲劇協社，從事劇務工作。1924年 8月，考進商務印書館創辦的國語師範學校。1925年10月，經洪深介紹進神州影片公司；1926年 9月轉入天一影片公司；1933年又轉入明星影片公司。同年由於蔡楚生導演的影片《都會的早晨》缺一位劇務，孟君謀應邀進入聯華影業公司擔任蔡楚生的助手；后又負責《新女性》(1934)、《迷途的羔羊》（1936）等影片的劇務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和夏雲瑚等組織影人劇團，到後方宣傳抗日。1941年，負責中華劇藝社後勤工作。1942年進中央電影攝影場。抗日戰爭勝利后，他返回上海，參加崑崙影業公司，任副廠長兼廠務主任，參与拍攝了《一江春水向東流》、《八千里路雲和月》、《萬家燈火》、《希望在人間》和《烏鴉與麻雀》等影片。中共國成立后，任上海電影製片廠製片處副處長；1953年為拍攝彩色戲曲片《梁山伯與祝英台》積極籌備器材，保證影片的攝製完成。1954年 6月，調到上海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任副廠長，對發展射穢主義科學教育電影事業作出有益貢獻。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起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運動，這猶如晴天霹靂，從天而降！影片編導孫瑜和主演趙丹以及製片主任孟君謀等都嚇傻了眼，心想闖了禍！孟君謀回憶當年在重慶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向孫瑜推薦「武訓辦學」的崇高精神，並希望將武訓的一生拍成電影。如今被說成是「反動的」，孟君謀一時搞不懂，但有一點很清楚，自己到了＂新社會＂，必須「思想改造」「接受教育」，不得己只得與大家一起參加文藝整風「學習班」，寫交代檢查，牢記「不改造好思想，不能拍電影」的教導。然而好景不長，時光不緊不慢到了1966年5月，噩夢般的文化大革命爆發，當時孟君謀早已退休，且年老多病，患有嚴重的哮喘病，可「造反派」硬是把他揪回科影廠，美其名曰「參加運動，接受批評」，把他定為「三十年代」文藝黑線人物，開始還允許下班回家，隨著運動不斷升級，到了第二年，竟然勒令孟君謀不得回家，白天黑夜都把他關在廠內，強迫寫檢查交代。斥責孟君謀「交代不老實」「檢查不徹底」，長期獨自一人被關押在廠內設立的牢房裡，有病不讓治，有話無處說，以致把孟君謀折磨得全身癱瘓了，也不通知家屬，喪盡天良地任由他孤身一人在骯髒不堪、極度寒冷的孤牢里喘息掙扎，直到他一個親人也沒見到，一句話也沒留下，活活被病死、餓死、凍死在文革所設的人間地獄里，此時為1968年12月12日。

孟秋江：（1910年4月－1967年3月），原名孟可權，中國新聞記者。1935年，孟秋江遇到范長江，兩人相約一起當旅行記者。1936年夏，孟秋江整理了考察西北的所有旅行通訊，與范長江共同出版了《中國的西北角》，在中國引起極大震動。此後，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斯諾來到中國西北訪問。許多親共左翼人士也赴西北宣傳中國工農紅軍，宣傳延安，促使中國左翼人士普遍支持延安共黨政權。1937年七七事變后，孟秋江作為《大公報》記者，參加了南口、平型關、潼關、徐州、中條山等戰役以及江西東戰場的採訪，發表《南口迂迴線上》、《烽火潼關》、《大戰平型關》、《晉東鏖戰記》等戰地通訊。他在《大戰平型關》的通訊中提出「記者的道德，即尊重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就是根據事實說實話的一個原則」，但實質上只是偏重替共黨宣傳鼓動。從他在家書中自稱 「在中國社會第二個變動時期——抗日戰爭時期，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可知其親共立場。1937年冬，孟秋江在周恩來的安排下訪問了毛澤東，將與毛澤東的談話發為專電，向國內外宣傳鼓吹「中共黨抗戰到底的決心」。離開延安之時，毛主席贈送孟秋江馬列主義書籍。1937年11月11日，國軍在日軍壓境下不得不棄守太原，孟秋江隨中共方面的周恩來、彭雪楓，以及國軍衛立煌、孫連仲、傅作義等人同坐一輛軍車撤往汾河。孟秋江就此寫出了《退出太原城》一文。1940年，隨著國共關係趨於緊張，政治環境日益惡化，孟秋江領導青年記者們貫徹中共的方針政策，宣傳所謂「抗日、團結、民主」，專門組織力量宣傳中共領導的軍隊擊退日軍、第四戰區司令張發奎率軍收復南寧、愛國人士陳嘉庚抗日救國事迹。抗戰勝利前夕，孟秋江按照黨的指示南下上海開展地下工作。任上海《文匯報》採訪部主任，安排以「青記」、「國新社」成員為主的20多名中共地下黨員及進步人士進入《文匯報》工作。孟秋江還擔任《文萃》總經理，《文萃》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形成了很強的作者隊伍。經常撰稿者有郭沫若、茅盾、馬敘倫、吳晗、田漢、許廣平、姚溱、胡繩等。1949年1月15日，周恩來指示孟秋江、楊剛隨中共軍部隊進入天津，接管《大公報》，改組為《進步日報》，孟秋江擔任《進步日報》經理。1962年，孟秋江擔任香港《文匯報》社社長，同時接手原由廖承志領導的香港《循環日報》。任內，孟秋江開展了促進祖國統一的活動。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孟秋江在北京遭到殘酷迫害。1967年3月16日，孟秋江在北京遭迫害死於非命（千家駒稱其是自殺身亡）。身後沒有留下錢財，也沒有子女。

鄒岳生：（1896年－1966年），公路、鐵路工程師。1924年天津北洋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后，擔任主任工程師。早年，他在江蘇、安徽、浙江、福建等省修建公路，擔任公路局工程師、主任工程師及總段長之職，由於他的突出才能和深入一線的實幹精神，在同行中獲得「公路巨子」的美譽。1935年3月任行營公路處湘黔、黔滇公路主任工程師兼總段長，1936年9月調任軍事委員會湘桂黔公路、鐵路工程師、副主任兼測量總隊長等職。1938年10月—1945年先後任滇緬鐵路多處工程處處長和軍事委員會工程委員會副總工程師（以上均摘自他的自傳和有關檔案材料）。抗戰期間，主持修建西南的公路、鐵路、機場，包括著名的貴州「二十四道拐」等戰略工程。抗戰勝利后，鄒岳生擔任浙贛鐵路南春段工程處處長兼辦事處主任三年多。1949年鄒岳生拒絕一些上司、好友前往台灣的勸告，堅守崗位，把他所掌控的一段鐵路完好地交付給了中共黨。此後，他調任上海鐵路局正工程師,還擔任湘黔鐵路測量總隊長和集白線第二測量總隊長之職。三反五反運動時被誣陷貪污，被判處五年徒刑。后被遣返回原籍。文革開始后又遭受迫害，憤而離家出走，不知所終，姑且算作是年去世，終年70歲。

汪篯：（1916年－1966年6月11日），中國當代歷史學家。師從陳寅恪，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毛澤東親自指定陳伯達擔任主任。歷史委員會於當年創辦學術刊物《歷史研究》。郭沫若親自在創刊號上撰文指出：「學習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歷史委員會還決定成立由三個所組成的歷史研究所，在這份初步擬定的名單中，出現了郭沫若、陳寅恪、範文瀾三個人的名字，委員會初步決定此三人分別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這是「政府希望陳先生北返」的信息。如何讓遠在廣州的陳寅恪接受任命，成了一個問題。北大歷史系副教授汪篯被委以勸陳寅恪北返的任務，他曾是陳的學生和助手。1953年11月，尚未從馬列學院畢業的汪篯帶著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李四光的兩封信南下廣州，拜見老師陳寅恪。1953年11月21日晚，他將兩封信交給了陳寅恪。同時他努力向師母唐篔了解老師的狀況。唐篔對他說，陳寅恪最不願意看到別人寫文章時時提到馬列主義，一看頭就痛，但他在上課及平時「決無諷刺現在政府等情事」。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中描述了1950年代的學術生態：「五十年代初學馬列的熱潮聲勢浩大，風氣所及，人人言必稱馬列，著文論說以引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原文原話為榮事。最有影響的一批知名的專家學者，撰文表示與『舊我』決裂。許多學人大半生追求的『只問學術、不問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開始被摧毀。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開始樹立了在學術研究中的權威地位。」12月1日上午，陳寅恪與汪篯作了一次正式長談。汪篯如實記錄下了陳寅恪自述的對科學院的最後答覆：『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陳寅恪的答覆，在1953年的中國，堪稱驚世駭俗。而此時的汪篯，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的身份勸說陳寅恪北歸任職無功而返后，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學教育界高層人士的信任，同時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輕視。反右鬥爭開始，郭沫若於1958年公開點名批判陳寅恪之後，作為陳門弟子的汪篯隨之地位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來自同一陣營「革命戰友」的批判和圍攻。面對突如其來的巨變奇劫，不諳世事的汪篯精神受到極大刺激，身體一下子垮了下來，大病一場后體重一下子減去20多斤，差點在悠忽中登了鬼錄——這是一個信號，此次的劫數，為他在七年之後含恨死去埋下了伏筆。文革風潮剛剛興起，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生們就盯上了汪篯這位早已失勢的陳寅恪的得意門生，特意在他家的房門上貼上了「封條狀」的大字報，以示警告。翌日，當造反的「革命闖將」前來檢查時，發現大字報竟變成了幾塊碎片在地下飄搖。關於這一變故有兩種說法：一說大字報是被風自然吹掉的；另一種說法是汪要出入房門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報撕扯下來。憤怒的「革命闖將」見狀，開始指責汪出於仇視文革而故意破壞搗亂，企圖阻止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行動。事情很快被告發到中央文革駐北大工作組，工作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來，命令他當面向「闖將」們認錯並回去把大字報貼好複原。汪篯只得在「闖將」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組的要求一一照辦，但他的內心卻無法忍受「革命者」對自己這位「黨內專家」的羞辱。或許是「士可殺，不可辱」的古老教義和內心的道德律不斷在敲擊他那敏感脆弱的心弦，就在當天夜裡，汪氏壓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發，于不能自制中，遂打開家中備藏的殺蟲劑「敵敵畏」喝了下去。未久，「敵敵畏」毒性發作，汪篯痛苦不已，開始在家中號叫並且以頭撞擊水泥牆壁。鄰居於漆黑的夜幕中聽到隔壁突然傳出如此凄慘可怕的聲音，于惶恐中急忙招呼眾人前來施救。但汪顯然是去意已決，早已反鎖了家門，外人無法進入。當眾人把門強行撞開時，發現他早已氣絕身亡。——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年僅50歲。汪氏成為北京大學在文革中的首例殉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