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下载 | 禁书 - 禁书网

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严独鹤：（1889年－1968年），名桢，字子材，别号知我、槟芳馆主，笔名独鹤、老卒、晚晴。著名撰稿者，报人。严独鹤14岁中秀才。次年，進上海江南制造局所属兵工学校，接受现代教育。后升入广方言馆习法文、英文及数理化各科。19岁丧父，离校就业，赡养全家。初任上海南区小学教师，后赴江西上饶广信中学任教。辛亥革命后回沪任兵工学校文牍员。1913年，進中华书局任英文部编辑，并从事文艺创作。时沈知方创办世界书局，延聘严独鹤和平海澜等编辑英语书刊。自1914年起，严独鹤在上海主持《新闻报》副刊笔政长达30余年，编有《快活林》、《新园林》等，以“独鹤”之名，立足于《新闻报》的读者定位，同时结合副刊特点，每天亲撰一篇“谈话”，积万余篇，多为针砭时弊之文，得到读者的赞赏。1931年，任该报副总编辑兼文艺副刊主编，后又兼任《新闻夜报》总编辑。《新闻报》副刊原名《庄谐录》，严独鹤接编后更名《快活林》。他在新闻报最快意之事，是从1929年起在所编《快活林》上连载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既有趣味性，又有时代感，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拥有众多读者。小说一出，使张恨水名满天下，成为南北妇孺皆知的作家，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异数。此外，严独鹤不仅首开副刊办言论之风，而且还以今天的品牌理念来经营这个栏目，这种意识体现在“谈话”的延续性与持久性中。“谈话”栏自1914年《快活林》创刊始，每日一篇，其间因日本人攻占上海停断过几年外，直到1949年上半年仍在坚持。解放后，严独鹤参与筹建上海新闻图书馆并主持工作。历任上海市报界联合图书馆副馆长、上海图书馆副馆长、《解放日报》编辑顾问。出席第二届全国文代会。1968年文革中遭残酷迫害，含恨而死。

阿英：（1900年2月6日－1977年6月17日），原名钱德富，笔名阿英、钱杏邨。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作家。阿英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开始发表作品。1926年加入中共党。1927年从芜湖逃亡到武汉，同年到上海。他与蒋光慈、孟超等人发起组织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文学。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同盟，曾任“左联”和“文总”常委。1933年为地下党电影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先后与夏衍、郑伯奇、郑正秋等合作创作了一批电影剧本。1941年冬阿英到苏北，在新四军从事文艺、新闻和统战工作。1944年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之后，毛泽东要去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也以此为主题進行创作，阿英写了话剧《李闯王》。中共国成立后阿英曾任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天津文联主席，兼任《民间文学》主编，主要从事文学史和文学评论的撰写。阿英曾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文革中受到迫害，1977年因癌症去世，终年77岁。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阿英全集》 。

阿垅：（1907年－1967年3月15日），原名陈守梅。中国文艺理论家、作家、诗人。又名陈亦门。"七月诗派"骨干成员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南京》（《南京血祭》），诗集《无弦琴》，文艺论集《人和诗》《诗与现实》《作家的性格和人》。他利用夜晚的时间自学，20岁时就在杭州的报刊发表旧体诗和小品文。1933年他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训。毕业后在国民党第88师任见习军官及少尉排长。没过多久，他就参加了淞沪会战。他身先士卒，带领士兵们来到闸北最前线。在一次敌机轰炸中，阿垅脸部受伤，不得不离开队伍治疗。1938年7月，胡风在武汉第一次见到阿垅。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阿垅向胡风透露了对国民党政治体制和人事作风的不满，对中共党则充满信任和希望。1938年11月，阿垅动身去延安。为掩人耳目，他只身从衡阳步行到西安，与18集团军取得联系后，再進入他“梦想的王国”（阿垅语）。1941年至1947年在四川、成都、重庆的六年间，阿垅以来自延安的隐蔽身份，一直在国民党的军事部门工作，他因之而把自己的处所称之为“虎穴”。经黄埔同学介绍，他進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少校参谋。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战术教官。他为中共党提供了大量情报。1950年3月，阿垅受鲁藜和芦甸之邀来到天津，被安排在文联工作。不久，阿垅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提出了自己对当时高度敏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他反对政治内容的概念化表现，反对除工农兵以外不能写的论调，反对对正面人物的神话和对反面人物的丑化。阿垅没想到这两篇文章会为他惹下大祸。1955年5月，阿垅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和“反动军官”的罪名被捕入狱，秘密关押。1966年2月，被监禁了10年之后，阿垅开始正式在法庭受审，最后判决阿垅有期徒刑12年。1967年3月15日，阿垅死在狱中，身边没有亲人。

余瑞璜：（1906年3月10日－1997年5月19日），著名X—光晶体学家、金属物理学家。作为我国资深的老一辈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余瑞璜，他以奠定结晶学研究的基础而载入科学史册，并赢得了“国际第一流结晶学家”的美誉。4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抽气式X光机，1950年研制出中国第一支医用封闭式X光管。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37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当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工作结束，并准备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时，突然从国内传来了中共军队渡过大江的喜讯。惊喜、振奋之下，他把去波士顿的事完全抛在了脑后，毅然登上去香港的飞机。他从香港秘密回到广州，接出正等待去美国的家眷，登上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第一艘开往中共国的轮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中共国的开国大典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欣喜若狂。1956年在召开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议上，余瑞璜提出了发展半导体、电子学及钛与其他轻金属的合金等3个科学项目的建议，受到了国家的重视。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余瑞璜凭着爱国知识分子的至诚和天真，发表的“四类干部论”被认为是攻击、诬蔑党的领导干部，与“余、丁、徐反党集团”的其他成员丁则良、徐利治于1958年4月均被定为“右派”。他从一级教授降为四级，撤消了校内外一切职务。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北京大学掀起狂澜，吉林大学的“反动学术权威”余瑞璜当然不能幸免，他先于1969年秋，下放到长春第一汽车厂劳动改造，后来又下放到伊通县板石庙公社落户。从此消声匿迹。
余上沅：（1897年10月4日－1970年4月30日），中国戏剧教育家、理论家。被誉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留美学习戏剧学，1935年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解放＂后任复旦大学教授，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中共建政后任上海市公安局长。1955年因潘汉年、杨帆事件牵连，余上沅被关押一年。杨帆（石蕴华）曾是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教师，曾是余上沅的学生。1966年文革中余上沅再次受到冲击，是日因癌症得不到治疗，体力枯竭而死，终年74岁。

孟君谋：(1903年 －1969年12月12日)，中国电影事业家。曾在上海洋行当学徒,业余时间到青年会夜中学读书，并加入青年会,结识应云卫，一起参加少年宣讲团和文明戏的演出活动。1923年参加戏剧协社，从事剧务工作。1924年 8月，考進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国语师范学校。1925年10月，经洪深介绍進神州影片公司；1926年 9月转入天一影片公司；1933年又转入明星影片公司。同年由于蔡楚生导演的影片《都会的早晨》缺一位剧务，孟君谋应邀進入联华影业公司担任蔡楚生的助手；后又负责《新女性》(1934)、《迷途的羔羊》（1936）等影片的剧务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夏云瑚等组织影人剧团，到后方宣传抗日。1941年，负责中华剧艺社后勤工作。1942年進中央电影摄影场。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返回上海，参加昆仑影业公司，任副厂长兼厂务主任，参与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和《乌鸦与麻雀》等影片。中共国成立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制片处副处长；1953年为拍摄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积极筹备器材，保证影片的摄制完成。1954年 6月，调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任副厂长，对发展射秽主义科学教育电影事业作出有益贡献。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这犹如晴天霹雳，从天而降！影片编导孙瑜和主演赵丹以及制片主任孟君谋等都吓傻了眼，心想闯了祸！孟君谋回忆当年在重庆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向孙瑜推荐“武训办学”的崇高精神，并希望将武训的一生拍成电影。如今被说成是“反动的”，孟君谋一时搞不懂，但有一点很清楚，自己到了＂新社会＂，必须“思想改造”“接受教育”，不得己只得与大家一起参加文艺整风“学习班”，写交代检查，牢记“不改造好思想，不能拍电影”的教导。然而好景不长，时光不紧不慢到了1966年5月，噩梦般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孟君谋早已退休，且年老多病，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可“造反派”硬是把他揪回科影厂，美其名曰“参加运动，接受批评”，把他定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开始还允许下班回家，随着运动不断升级，到了第二年，竟然勒令孟君谋不得回家，白天黑夜都把他关在厂内，强迫写检查交代。斥责孟君谋“交代不老实”“检查不彻底”，长期独自一人被关押在厂内设立的牢房里，有病不让治，有话无处说，以致把孟君谋折磨得全身瘫痪了，也不通知家属，丧尽天良地任由他孤身一人在肮脏不堪、极度寒冷的孤牢里喘息挣扎，直到他一个亲人也没见到，一句话也没留下，活活被病死、饿死、冻死在文革所设的人间地狱里，此时为1968年12月12日。

孟秋江：（1910年4月－1967年3月），原名孟可权，中国新闻记者。1935年，孟秋江遇到范长江，两人相约一起当旅行记者。1936年夏，孟秋江整理了考察西北的所有旅行通讯，与范长江共同出版了《中国的西北角》，在中国引起极大震动。此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斯诺来到中国西北访问。许多亲共左翼人士也赴西北宣传中国工农红军，宣传延安，促使中国左翼人士普遍支持延安共党政权。1937年七七事变后，孟秋江作为《大公报》记者，参加了南口、平型关、潼关、徐州、中条山等战役以及江西东战场的采访，发表《南口迂回线上》、《烽火潼关》、《大战平型关》、《晋东鏖战记》等战地通讯。他在《大战平型关》的通讯中提出“记者的道德，即尊重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就是根据事实说实话的一个原则”，但实质上只是偏重替共党宣传鼓动。从他在家书中自称 “在中国社会第二个变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可知其亲共立场。1937年冬，孟秋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访问了毛泽东，将与毛泽东的谈话发为专电，向国内外宣传鼓吹“中共党抗战到底的决心”。离开延安之时，毛主席赠送孟秋江马列主义书籍。1937年11月11日，国军在日军压境下不得不弃守太原，孟秋江随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彭雪枫，以及国军卫立煌、孙连仲、傅作义等人同坐一辆军车撤往汾河。孟秋江就此写出了《退出太原城》一文。1940年，随着国共关系趋于紧张，政治环境日益恶化，孟秋江领导青年记者们贯彻中共的方针政策，宣传所谓“抗日、团结、民主”，专门组织力量宣传中共领导的军队击退日军、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率军收复南宁、爱国人士陈嘉庚抗日救国事迹。抗战胜利前夕，孟秋江按照党的指示南下上海开展地下工作。任上海《文汇报》采访部主任，安排以“青记”、“国新社”成员为主的2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及進步人士進入《文汇报》工作。孟秋江还担任《文萃》总经理，《文萃》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形成了很强的作者队伍。经常撰稿者有郭沫若、茅盾、马叙伦、吴晗、田汉、许广平、姚溱、胡绳等。1949年1月15日，周恩来指示孟秋江、杨刚随中共军部队進入天津，接管《大公报》，改组为《進步日报》，孟秋江担任《進步日报》经理。1962年，孟秋江担任香港《文汇报》社社长，同时接手原由廖承志领导的香港《循环日报》。任内，孟秋江开展了促進祖国统一的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孟秋江在北京遭到残酷迫害。1967年3月16日，孟秋江在北京遭迫害死于非命（千家驹称其是自杀身亡）。身后没有留下钱财，也没有子女。

邹岳生：（1896年－1966年），公路、铁路工程师。1924年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担任主任工程师。早年，他在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省修建公路，担任公路局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及总段长之职，由于他的突出才能和深入一线的实干精神，在同行中获得“公路巨子”的美誉。1935年3月任行营公路处湘黔、黔滇公路主任工程师兼总段长，1936年9月调任军事委员会湘桂黔公路、铁路工程师、副主任兼测量总队长等职。1938年10月—1945年先后任滇缅铁路多处工程处处长和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副总工程师（以上均摘自他的自传和有关档案材料）。抗战期间，主持修建西南的公路、铁路、机场，包括著名的贵州“二十四道拐”等战略工程。抗战胜利后，邹岳生担任浙赣铁路南春段工程处处长兼办事处主任三年多。1949年邹岳生拒绝一些上司、好友前往台湾的劝告，坚守岗位，把他所掌控的一段铁路完好地交付给了中共党。此后，他调任上海铁路局正工程师,还担任湘黔铁路测量总队长和集白线第二测量总队长之职。三反五反运动时被诬陷贪污，被判处五年徒刑。后被遣返回原籍。文革开始后又遭受迫害，愤而离家出走，不知所终，姑且算作是年去世，终年70岁。

汪篯：（1916年－1966年6月11日），中国当代历史学家。师从陈寅恪，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历史委员会于当年创办学术刊物《历史研究》。郭沫若亲自在创刊号上撰文指出：“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历史委员会还决定成立由三个所组成的历史研究所，在这份初步拟定的名单中，出现了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三个人的名字，委员会初步决定此三人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这是“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的信息。如何让远在广州的陈寅恪接受任命，成了一个问题。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篯被委以劝陈寅恪北返的任务，他曾是陈的学生和助手。1953年11月，尚未从马列学院毕业的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信南下广州，拜见老师陈寅恪。1953年11月21日晚，他将两封信交给了陈寅恪。同时他努力向师母唐筼了解老师的状况。唐筼对他说，陈寅恪最不愿意看到别人写文章时时提到马列主义，一看头就痛，但他在上课及平时“决无讽刺现在政府等情事”。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描述了1950年代的学术生态：“五十年代初学马列的热潮声势浩大，风气所及，人人言必称马列，著文论说以引用马列及毛泽东著作原文原话为荣事。最有影响的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撰文表示与‘旧我’决裂。许多学人大半生追求的‘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开始被摧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开始树立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权威地位。”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作了一次正式长谈。汪篯如实记录下了陈寅恪自述的对科学院的最后答复：‘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陈寅恪的答复，在1953年的中国，堪称惊世骇俗。而此时的汪篯，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的身份劝说陈寅恪北归任职无功而返后，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学教育界高层人士的信任，同时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轻视。反右斗争开始，郭沫若于1958年公开点名批判陈寅恪之后，作为陈门弟子的汪篯随之地位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来自同一阵营“革命战友”的批判和围攻。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奇劫，不谙世事的汪篯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大病一场后体重一下子减去20多斤，差点在悠忽中登了鬼录——这是一个信号，此次的劫数，为他在七年之后含恨死去埋下了伏笔。文革风潮刚刚兴起，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就盯上了汪篯这位早已失势的陈寅恪的得意门生，特意在他家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状”的大字报，以示警告。翌日，当造反的“革命闯将”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在地下飘摇。关于这一变故有两种说法：一说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汪要出入房门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报撕扯下来。愤怒的“革命闯将”见状，开始指责汪出于仇视文革而故意破坏捣乱，企图阻止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事情很快被告发到中央文革驻北大工作组，工作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来，命令他当面向“闯将”们认错并回去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只得在“闯将”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或许是“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老教义和内心的道德律不断在敲击他那敏感脆弱的心弦，就在当天夜里，汪氏压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发，于不能自制中，遂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惶恐中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显然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進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年仅50岁。汪氏成为北京大学在文革中的首例殉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