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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趙紫宸：（1888年2月14日－1979年11月21日），中國基督教新教神學家、教育家，著名翻譯家趙蘿蕤的父親。13歲時，因家道中落，曾輟學預備隨父從商。15歲再入學，入讀蘇州的教會學校萃英書院，接受西式教育。之後轉入東吳大學附屬中學，並考入監理會辦的東吳大學。1907年，他受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總幹事約翰?穆德（John R. Mott）及東吳大學校長孫樂文（D. L. Anderson）影響，受洗成為基督徒。1910年，東吳大學畢業，趙氏留校在東吳中學任教。1914年，趙紫宸代表在華的監理會前往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參加美南監理會總會會議。同年秋，他進入監理會背景的田納西州范德堡大學的大學宗教學院，主修社會學及哲學，1916年獲社會學碩士學位，1917年獲神道學學士學位，並獲頒授「創辦人獎章」。1917年，學成回國，在東吳大學任教授。1922年升任教務長，併兼任文學院院長。同年出席清華大學舉行的「第11屆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上海的「基督教全國大會」及在牯嶺舉行的「全國立志佈道團第一次全國大會」。1926年，趙紫宸應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之邀，由東吳大學轉職燕京大學，擔任宗教學院教授，兼任中文系教授。1928年升任宗教學院院長，直至1952年大學結束，共26年。1941年7月，趙紫宸在香港被聖公會何明華會督按立為聖公會會長（牧師），他正式由監理會轉入中華聖公會，華北教區主教聘他為華北教區任會長。同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發生數小時后，日本憲兵隊包圍燕京大學，趙紫宸等11位教授被捕，趙氏被日軍囚禁至1942年6月18日始獲釋。抗戰勝利后，他恢復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的職務，兼任中國文學教授。1947年，趙紫宸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頒授榮譽神學博士學位。1949年9月，趙氏成為中國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會議。之後他成為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發起人之一，1954年當選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常務委員。但自1951年開始的「三反五反運動」，以及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殘酷迫害。1979年11月21日在北京病逝。

趙蘿蕤：（1912年5月9日－1998年1月1日），女，翻譯家和比較文學家，為首位將英詩《荒原》漢譯為中文的譯者。趙蘿蕤幼年居於蘇州，1919年起就讀於蘇州景海女子師範學校，1928年入燕京大學中文系，1930年轉入英語系，1932年畢業；同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為英美文學研究生，1935年畢業後任教於燕京大學西語系，長期從事英國文學家狄更斯、勃朗特姊妹和美國文學家惠特曼、詹姆斯的研究。1936年與陳夢家結婚。1937年6月出版《荒原》中譯本，僅印350冊，1944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英語語言文學；1946年夏天，詩人艾略特由英國回美探親，７月９日晚上，艾略特邀請趙蘿蕤和陳夢家夫婦在哈佛俱樂部共進晚餐，詩人即席朗誦《四個四重奏》的片段，又在趙蘿蕤帶去的《1909-1935年詩歌集》和《四個四重奏》二書上簽名，還在扉頁上題寫「為趙蘿蕤簽署，感謝她翻譯了荒原」的英文題詞。1948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后擔任燕京大學西語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主要著譯：《荒原》（1937）、《哈依瓦薩之歌》（1957）、《黛茜．密勒》（1981）、《叢林猛獸》（1981）、《草葉集》（1991）。1957年反右運動中，因其夫陳夢家被定為右派，遭迫害，因此患精神分裂症，住進北京安定醫院。在文化大革命中，持續遭到批鬥。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1983年後任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趙少咸：（1884年－1966年12月），字世忠。中國音韻文字學家。自小師從祝彥和學習。辛亥革命前後加入中國同盟會，與會中不少重要人物有來往。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期間，參加保路同志會，並成為積極分子。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在前槍殺請願群眾三十餘人，被稱為「成都血案」，趙少咸亦參加了其後的反清起義。袁世凱稱帝后，大規模搜捕同盟會員、保路同志會等革命黨人。趙少咸也在名單上，被軍政府逮捕。他不承認自己曾經參加反袁運動，被判入獄。獄中無事可做，他託人在帶了許慎的《說文解字》，研讀數月。出獄后，對語言文字學產生了興趣。同時他看到軍閥割據，戰爭四起，對政治失望，遂開始研究學術，專攻音韻文字學。1919年，趙少咸開始研究《廣韻》。1921年開始校勘《廣韻》。1933年，完成《新校廣韻》一書。1935年，重慶中央大學的音韻學教授黃季剛去世。1937年，趙少咸應中央大學之邀到重慶教授音韻學。1943年，他又回到四川大學任教，兼職中文系主任。 他還曾在成都石室中學、成都師範學校、成都大學、華西大學任教。1953年，開始在《新校廣韻》的基礎上寫《廣韻疏證》。1956年書稿初成，五年後定稿。全書28冊，共260萬字。1966年10月，《廣韻疏證》即將付梓之時，趙少咸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紅衛兵衝擊，被抄家，藏書手稿全部被焚毀或被抄走。一個多月後在成都市華西醫院病逝。

胡風：（1902年11月2日－1985年6月8日），原名張光人，筆名谷非、高荒、張果等。文藝理論家，文學評論家，翻譯家，七月派詩人，中國左翼文化代表人之一。因家中貧寒，11歲才上學。1922年入國立東南大學附屬中學（后改為中央大學實驗中學與附屬中學、南京大學附中、南師附中），曾與巴金等人同學，加入中國共青團。1925年下半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預科，1926年又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未轉團組織關係。1926年回到湖北家鄉參加打倒軍閥的鬥爭。大革命失敗后他從鄂東家鄉逃到武漢，正逢汪精衛主持武漢國民政府「清黨」，於1927年至1928年期間，先後在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宣傳部任幹事、在江西剿共軍第三十一軍政治部宣傳科擔任了28天科長，負責編輯湖北省黨部機關刊物《武漢評論》、江西省黨部機關報《國民日報》副刊，據說曾撰寫《反共宣傳大綱》等有反共內容的文章。(1980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公安部給胡風案平反時，認定胡風的這一段歷史，屬於政治歷史問題，不應以歷史反革命論罪。1985年4月，公安部對胡風歷史上的問題（關於胡自動退團問題；在國民黨省黨部任職；在剿共軍任反動職務；寫「反共宣傳大綱」等又進一步複查，經研究並請示中央書記處同意，認為胡申訴的五個歷史問題，有的仍然證據不足，如「撰寫反共宣傳大綱」僅一人檢舉，胡一直否認。)胡風於1929年赴日慶應大學英文科留學，加入日本普羅科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會，並在日本刊物《藝術學研究》和《普羅文學講座》上介紹過中國左翼革命文學。加入了日本共黨、反帝同盟和日本左翼作家組織，擔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分盟負責人之一。由於胡風在留日中國學生中宣傳馬主義和參加反戰（918事變）活動，1933年3月被日本政治警察機關特高科密捕，6月被驅逐回國。同年到上海參加左翼文藝運動，曾任左聯宣傳部長、行政書記。1935年，編輯秘密叢刊《木屑文叢》發表小說，反映蘇區鬥爭，並且介紹蘇聯射穢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1936年初，合作編輯《海燕》，翻譯反映朝鮮、台灣人民反殖民抗爭的短篇小說集《山靈》，收錄台灣左翼作家用日本語創作的小說，如楊逵《送報伕》、呂赫若《牛車》等，是世界漢譯日本語台灣文學的第1人。1937年抗戰爆發后，胡風在上海編輯《七月》文學周刊，出版了《七月詩叢》和《七月文叢》叢書。1938年，當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常委，兼任復旦大學教授，著有詩集《為祖國而歌》、雜文集《棘原草》、文藝批評論文集《劍•文藝•人民》、《論民族形式問題》，譯文集《人與文學》。1941年，皖南事變后他編輯出版了文學雜誌《希望》，其間著有文藝批評論文集《為了明天》《論現實主義的路》等。1949年中共國建國后，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著有抒情長詩《時間開始了！》和特寫集《和新人物在一起》，雜文短記《從源頭到洪流》，長詩《為了朝鮮•為了人類》。胡風雖然在政治上擁護中共，但在文藝理論的主張上多次與中共在文藝界領導人（如周揚）的觀點相衝突，從1945年起，他的文藝理論多次受到批評，性情直率的胡風則也毫不客氣的做反批評。1951年起，一些人寫信給《文藝報》編輯部，要求再次批評胡風文藝思想。1952年初，《〈文藝報〉通訊員內部通報》陸續刊登了這些來信，1952年6月8日，《人民日報》轉載胡風舊友舒蕪的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在「編者按」中指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從此拉開運動序幕。1953年，林默涵和何其芳撰文對胡風進行了批判。1954年7月，胡風向中央政治局遞交《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反駁52年6月8日《人民日報》轉載舒蕪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編者按」中對胡風的批評。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2月，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決定對胡風文藝思想進行全面批判。4月13日，舒蕪在《人民日報》上再次發表抨擊文章《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同時還交出了在1940年代與胡風的私人通信。5月13日至6月10日毛澤東發起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運動，認為胡風反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因此令《人民日報》在5月13日至6月10日發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共三批，並親自寫編者按。在此期間，《人民日報》還在每天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幅整版，刊登聲討文章、讀者來信和漫畫鼓動聲勢。胡風隨後被判為反革命，並於同年5月18日被捕。同時還涉及2100多人，逮捕其中92人，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骨幹23人。胡風入獄十年後被正式判刑14年。1965年12月底，胡風從秦城監獄出獄。春節過後，離開北京到四川成都。文化大革命開始，胡風夫婦被送到成都西邊的蘆山縣苗溪勞改農場監護勞動。1967年11月，胡風再度入獄。1970年1月，胡風以「寫反動詩詞」和「在毛主席像上寫反動詩詞」(其實是在報紙空白處寫詩)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會加判無期徒刑，不準上訴。1979年獲釋，1980年、1986年、1988年，經歷三次平反過程，才徹底平反。而在1985年6月8日，胡風已因病逝世，終年83歲。在中國文壇胡風是一位創作頗豐、活躍的文藝理論批評家，他的理論涉及詩歌、報告文學、小說、戲劇、電影、兒童文學、小品文等，其文學理論著述輯成三卷本《胡風評論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胡風一生主要致力於文學理論研究，著有《為祖國而歌》，雜文集《棘原草》，文藝批評論文集《劍•文藝•人民》、《論民族形式問題》、《在混亂裏面》、《逆流的日子》、《為了明天》、《論現實主義的路》，散文集《人環二記》，譯文集《人與文學》，特寫集《和新人物在一起》，雜文短記《從源頭到洪流》，《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等。

胡先驦：（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中研院院士。中國近代植物學、生物學先驅之一。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中，胡不願罵「蔣匪」，萬言檢討三次不過關。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說：胡先驌是可不帶上右派帽子的右派份子。文革中，胡因有留美經歷，是「裡通外國」；因發表過其文的《Taxon》雜誌也發過台灣學者文章，有「製造兩個中國」之嫌；更根本說不清他曾受命創辦「中正大學」的彌天大罪。批鬥無盡無日，人身摧殘精神侮辱無以復加，掛牌、戴高帽、下跪、反剪、噴氣式、扇耳光、拳打腳踢、吐唾沫是日常功課。胡一家從原住300平米房子被掃地出門，龜縮在10平米斗室；平生藏書文物科研資料悉數遭劫，片紙無存。1968年7月16日，胡先驦不堪斗辱，悲憤交集，心臟病突發逝于北京。

胡明：（１９０８年—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筆名安熙、韶華、蕪田、亮之，北師範教授，翻譯家。幼年就讀於高安縣第一高等小學，１９２３年入江西省第十二中學讀書，受進步思想影響，參加了１９２５年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共黨，任縣委組織委員，並以共黨身份參加國民黨，任國民黨高安縣黨部組織部長。１９２７年南昌起義后，于高安組織農民自衛軍與反動武裝進行鬥爭，後作戰失敗，被通緝。１９２８年逃亡上海，失掉中共組織關係。１９２９年入北平大學俄文法政學院預科學習，１９３１年升入該院國際貿易系，１９３４年轉入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次年畢業。在求學期間，曾經擔任北平新報副刊編輯，為進步團體做宣傳工作。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后，參加平津流亡學生團體。１９３８ 初至１９４２年在上海，先後任光明書店特約編輯和培明圖書公司編輯，併為生活書店寫稿。１９４３年７月至１９４５年７月，回江西，在宜春師範學校任教。１９４５年７月後，又去上海任光華書店編輯，直至＂新中國＂成立。在此期間，１９４７年９月至１２月，因從事進步活動曾被國民黨中統局上海辦事處抓捕關押。１９５０年，經數學家傅種孫（高安人，時任北京師大教務長，後為北京師大副校長 ）推薦，胡明被聘為北京師範大學政治經濟學二級教授，兼任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陪審員 、高等教育部俄文教學編輯部編輯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俄文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併為中央馬列著作翻譯局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翻譯校訂馬列著作。從１９５３年起任北京師大俄語系主任。１９５７年反右運動中被划為右派分子（１９６３年摘帽），遂調入資料室。早在１９３６年，他翻譯的列昂節夫著《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便已經出版，此後翻譯了大量有關著作，包括維特維爾著《資本主義世界地理》，米丁著《新興哲學體系》《蘇聯內戰史》，羅遜夫著《最新哲學辭典》，高爾基著《夜店》，傅爾曼諾夫著《 三人集》，波利亞可夫著《敵後》，彼得洛夫著《反裂》，阜德洛夫著《生路》，波齊涅爾著《辯證唯物論講話》，莫洛托夫著《向斯大林學習》，等等。文革中慘遭迫害，不堪侮辱的俄語系教授胡明，從教工宿舍樓四層家中跳樓身亡。 　　　 　　 　

胡先驌：（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字步曾，號懺庵，植物學家、教育家、文化學者。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與錢崇澍等同為中國近代植物學的先驅，也是中國近代生物學的開創人之一。1920年代初，與梅光迪、吳宓、柳詒徵等發起成立綜合性人文學術刊物《學衡》，致力於維護中國文化，發展國學。對新青年派打倒中國文化、推崇西方文化的觀點不以為然。1950年代初，對於當時蘇聯流行的李森科獲得性遺傳理論，胡先驌在《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中公開表示批評。與談家楨等主張發展基於基因的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1913—1916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農學院森林系學習，獲農學學士學位。1923—1925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習，獲碩士和植物分類學哲學博士學位。1928年與秉志等，在北京創辦了靜生生物調查所（後來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1928—1932年任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部主任。長期主持編輯《靜生生物調查所彙報》。 兼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生物學系教授。1932—1940年任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兼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生物學系教授。參与發起中國植物學會，為中國植物學會第一任會長。 主建廬山森林植物園、雲南省農林植物研究所（現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1940—1944年任中正大學（后更名為國立南昌大學）首任校長。1946—1949年任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1946年與國立中央大學鄭萬鈞教授發現並命名採集於四川萬縣的「活化石」水杉，引起了各國植物學家的關注。1950—1968年任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研究員。1966年文革爆發遭中共黨斗垮，胡先驌家被抄了六七次之多，絕大部分的生活用品，大量的書籍、文物字畫、文稿、信件和首飾等物均被抄走，連過冬的大衣也未留下一件，每次抄家都在對胡先驌進行人身侮辱，逼其寫檢討、思想彙報，還要到植物所接受批鬥。1968年7月15日，即胡先驌去世前一天，單位來人通知，命他第二天暫時離家，到單位集中接受批鬥。當晚，由夫人準備了一小碗蛋炒飯，吃過之後，他獨自去睡覺，一隻腳還沒有放到床上，突發心肌梗塞，就此辭世。
　　
胡煥庸：（1901年11月20日－1998年4月30日），字肖堂，地理學家，中國現代人文地理學和自然地理學的奠基人。提出了著名的胡煥庸線。1915年就讀於江蘇省立第五中學（今常州中學）。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師從竺可楨等名師，1921年畢業於南京高師地學系。1923年到1926年，在江蘇省立第八中學（今揚州中學）任教。1926年，回到南京補讀國立東南大學學分，獲得理學士學位。同年和凌純聲等幾個貧寒同學採用互助互濟的辦法，集資赴歐留學。在法國巴黎大學和法蘭西學院學習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師從白呂納（Jean Brunhes）等名師。1928年回國，任國立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研究員，是竺可楨的得力助手。1930年任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抗日期間，隨中央大學西遷入川。1941年任中央大學研究院地理學部主任。1943年任中大教務長，同年被推舉為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1946年，應美國馬里蘭大學之聘，擔任地理系研究教授。中共國成立后，在華北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后在治淮委員會技術委員會工作。1953年，任華東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1957年，胡煥庸在華東師範大學創辦人口地理研究室，這是全國大學中第一個有關人口的研究機構。文革期間，被打成反革命，入獄多年。1983年人口地理研究室改為人口研究所，擔任所長，華東師大人口研究所是全國唯一的人口地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