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文革中文化精英沉冤录》姓氏笔划 九笔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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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文革中文化精英沉冤录》姓氏笔划 九笔 (二)
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赵紫宸:(1888年2月14日-1979年11月21日),中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著名翻译家赵萝蕤的父亲。13岁时,因家道中落,曾辍学预备随父从商。15岁再入学,入读苏州的教会学校萃英书院,接受西式教育。之后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并考入监理会办的东吴大学。1907年,他受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约翰?穆德(John R. Mott)及东吴大学校长孙乐文(D. L. Anderson)影响,受洗成为基督徒。1910年,东吴大学毕业,赵氏留校在东吴中学任教。1914年,赵紫宸代表在华的监理会前往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参加美南监理会总会会议。同年秋,他進入监理会背景的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的大学宗教学院,主修社会学及哲学,1916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17年获神道学学士学位,并获颁授“创办人奖章”。1917年,学成回国,在东吴大学任教授。1922年升任教务长,并兼任文学院院长。同年出席清华大学举行的“第11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上海的“基督教全国大会”及在牯岭举行的“全国立志布道团第一次全国大会”。1926年,赵紫宸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邀,由东吴大学转职燕京大学,担任宗教学院教授,兼任中文系教授。1928年升任宗教学院院长,直至1952年大学结束,共26年。1941年7月,赵紫宸在香港被圣公会何明华会督按立为圣公会会长(牧师),他正式由监理会转入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聘他为华北教区任会长。同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数小时后,日本宪兵队包围燕京大学,赵紫宸等11位教授被捕,赵氏被日军囚禁至1942年6月18日始获释。抗战胜利后,他恢复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的职务,兼任中国文学教授。1947年,赵紫宸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颁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949年9月,赵氏成为中国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之后他成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人之一,1954年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但自1951年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残酷迫害。1979年11月21日在北京病逝。
赵萝蕤:(1912年5月9日-1998年1月1日),女,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为首位将英诗《荒原》汉译为中文的译者。赵萝蕤幼年居于苏州,1919年起就读于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1928年入燕京大学中文系,1930年转入英语系,1932年毕业;同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为英美文学研究生,1935年毕业后任教于燕京大学西语系,长期从事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勃朗特姊妹和美国文学家惠特曼、詹姆斯的研究。1936年与陈梦家结婚。1937年6月出版《荒原》中译本,仅印350册,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语语言文学;1946年夏天,诗人艾略特由英国回美探亲,7月9日晚上,艾略特邀请赵萝蕤和陈梦家夫妇在哈佛俱乐部共進晚餐,诗人即席朗诵《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又在赵萝蕤带去的《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二书上签名,还在扉页上题写“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的英文题词。194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主要著译:《荒原》(1937)、《哈依瓦萨之歌》(1957)、《黛茜.密勒》(1981)、《丛林猛兽》(1981)、《草叶集》(1991)。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其夫陈梦家被定为右派,遭迫害,因此患精神分裂症,住進北京安定医院。在文化大革命中,持续遭到批斗。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3年后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少咸:(1884年-1966年12月),字世忠。中国音韵文字学家。自小师从祝彦和学习。辛亥革命前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与会中不少重要人物有来往。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期间,参加保路同志会,并成为积极分子。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前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余人,被称为“成都血案”,赵少咸亦参加了其后的反清起义。袁世凯称帝后,大规模搜捕同盟会员、保路同志会等革命党人。赵少咸也在名单上,被军政府逮捕。他不承认自己曾经参加反袁运动,被判入狱。狱中无事可做,他托人在带了许慎的《说文解字》,研读数月。出狱后,对语言文字学产生了兴趣。同时他看到军阀割据,战争四起,对政治失望,遂开始研究学术,专攻音韵文字学。1919年,赵少咸开始研究《广韵》。1921年开始校勘《广韵》。1933年,完成《新校广韵》一书。1935年,重庆中央大学的音韵学教授黄季刚去世。1937年,赵少咸应中央大学之邀到重庆教授音韵学。1943年,他又回到四川大学任教,兼职中文系主任。 他还曾在成都石室中学、成都师范学校、成都大学、华西大学任教。1953年,开始在《新校广韵》的基础上写《广韵疏证》。1956年书稿初成,五年后定稿。全书28册,共260万字。1966年10月,《广韵疏证》即将付梓之时,赵少咸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红卫兵冲击,被抄家,藏书手稿全部被焚毁或被抄走。一个多月后在成都市华西医院病逝。
胡风:(1902年11月2日-1985年6月8日),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七月派诗人,中国左翼文化代表人之一。因家中贫寒,11岁才上学。1922年入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实验中学与附属中学、南京大学附中、南师附中),曾与巴金等人同学,加入中国共青团。1925年下半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预科,1926年又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未转团组织关系。1926年回到湖北家乡参加打倒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从鄂东家乡逃到武汉,正逢汪精卫主持武汉国民政府“清党”,于1927年至1928年期间,先后在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部任干事、在江西剿共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担任了28天科长,负责编辑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武汉评论》、江西省党部机关报《国民日报》副刊,据说曾撰写《反共宣传大纲》等有反共内容的文章。(198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给胡风案平反时,认定胡风的这一段历史,属于政治历史问题,不应以历史反革命论罪。1985年4月,公安部对胡风历史上的问题(关于胡自动退团问题;在国民党省党部任职;在剿共军任反动职务;写“反共宣传大纲”等又進一步复查,经研究并请示中央书记处同意,认为胡申诉的五个历史问题,有的仍然证据不足,如“撰写反共宣传大纲”仅一人检举,胡一直否认。)胡风于1929年赴日庆应大学英文科留学,加入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并在日本刊物《艺术学研究》和《普罗文学讲座》上介绍过中国左翼革命文学。加入了日本共党、反帝同盟和日本左翼作家组织,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负责人之一。由于胡风在留日中国学生中宣传马主义和参加反战(918事变)活动,1933年3月被日本政治警察机关特高科密捕,6月被驱逐回国。同年到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曾任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发表小说,反映苏区斗争,并且介绍苏联射秽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1936年初,合作编辑《海燕》,翻译反映朝鲜、台湾人民反殖民抗争的短篇小说集《山灵》,收录台湾左翼作家用日本语创作的小说,如杨逵《送报伕》、吕赫若《牛车》等,是世界汉译日本语台湾文学的第1人。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风在上海编辑《七月》文学周刊,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丛书。1938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译文集《人与文学》。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编辑出版了文学杂志《希望》,其间著有文艺批评论文集《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等。1949年中共国建国后,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和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长诗《为了朝鲜•为了人类》。胡风虽然在政治上拥护中共,但在文艺理论的主张上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如周扬)的观点相冲突,从1945年起,他的文艺理论多次受到批评,性情直率的胡风则也毫不客气的做反批评。1951年起,一些人写信给《文艺报》编辑部,要求再次批评胡风文艺思想。1952年初,《〈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陆续刊登了这些来信,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胡风旧友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从此拉开运动序幕。1953年,林默涵和何其芳撰文对胡风進行了批判。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政治局递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反驳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编者按”中对胡风的批评。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進行全面批判。4月13日,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再次发表抨击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同时还交出了在19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5月13日至6月10日毛泽东发起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运动,认为胡风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令《人民日报》在5月13日至6月10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三批,并亲自写编者按。在此期间,《人民日报》还在每天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幅整版,刊登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鼓动声势。胡风随后被判为反革命,并于同年5月18日被捕。同时还涉及2100多人,逮捕其中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骨干23人。胡风入狱十年后被正式判刑14年。1965年12月底,胡风从秦城监狱出狱。春节过后,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再度入狱。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1979年获释,1980年、1986年、1988年,经历三次平反过程,才彻底平反。而在1985年6月8日,胡风已因病逝世,终年83岁。在中国文坛胡风是一位创作颇丰、活跃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他的理论涉及诗歌、报告文学、小说、戏剧、电影、儿童文学、小品文等,其文学理论著述辑成三卷本《胡风评论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胡风一生主要致力于文学理论研究,著有《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散文集《人环二记》,译文集《人与文学》,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等。
胡先骦:(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中研院院士。中国近代植物学、生物学先驱之一。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胡不愿骂“蒋匪”,万言检讨三次不过关。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胡先骕是可不带上右派帽子的右派份子。文革中,胡因有留美经历,是“里通外国”;因发表过其文的《Taxon》杂志也发过台湾学者文章,有“制造两个中国”之嫌;更根本说不清他曾受命创办“中正大学”的弥天大罪。批斗无尽无日,人身摧残精神侮辱无以复加,挂牌、戴高帽、下跪、反剪、喷气式、扇耳光、拳打脚踢、吐唾沫是日常功课。胡一家从原住300平米房子被扫地出门,龟缩在10平米斗室;平生藏书文物科研资料悉数遭劫,片纸无存。1968年7月16日,胡先骦不堪斗辱,悲愤交集,心脏病突发逝于北京。
胡明:(1908年—1966年9月5日),笔名安熙、韶华、芜田、亮之,北师范教授,翻译家。幼年就读于高安县第一高等小学,1923年入江西省第十二中学读书,受進步思想影响,参加了1925年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共党,任县委组织委员,并以共党身份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高安县党部组织部长。1927年南昌起义后,于高安组织农民自卫军与反动武装進行斗争,后作战失败,被通缉。1928年逃亡上海,失掉中共组织关系。1929年入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预科学习,1931年升入该院国际贸易系,1934年转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次年毕业。在求学期间,曾经担任北平新报副刊编辑,为進步团体做宣传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参加平津流亡学生团体。1938 初至1942年在上海,先后任光明书店特约编辑和培明图书公司编辑,并为生活书店写稿。1943年7月至1945年7月,回江西,在宜春师范学校任教。1945年7月后,又去上海任光华书店编辑,直至"新中国"成立。在此期间,1947年9月至12月,因从事進步活动曾被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抓捕关押。1950年,经数学家傅种孙(高安人,时任北京师大教务长,后为北京师大副校长 )推荐,胡明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二级教授,兼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陪审员 、高等教育部俄文教学编辑部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俄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并为中央马列著作翻译局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校订马列著作。从1953年起任北京师大俄语系主任。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3年摘帽),遂调入资料室。早在1936年,他翻译的列昂节夫著《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便已经出版,此后翻译了大量有关著作,包括维特维尔著《资本主义世界地理》,米丁著《新兴哲学体系》《苏联内战史》,罗逊夫著《最新哲学辞典》,高尔基著《夜店》,傅尔曼诺夫著《 三人集》,波利亚可夫著《敌后》,彼得洛夫著《反裂》,阜德洛夫著《生路》,波齐涅尔著《辩证唯物论讲话》,莫洛托夫著《向斯大林学习》,等等。文革中惨遭迫害,不堪侮辱的俄语系教授胡明,从教工宿舍楼四层家中跳楼身亡。
胡先骕:(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字步曾,号忏庵,植物学家、教育家、文化学者。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与钱崇澍等同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先驱,也是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创人之一。1920年代初,与梅光迪、吴宓、柳诒徵等发起成立综合性人文学术刊物《学衡》,致力于维护中国文化,发展国学。对新青年派打倒中国文化、推崇西方文化的观点不以为然。1950年代初,对于当时苏联流行的李森科获得性遗传理论,胡先骕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公开表示批评。与谈家桢等主张发展基于基因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1913—1916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学习,获农学学士学位。1923—192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获硕士和植物分类学哲学博士学位。1928年与秉志等,在北京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后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1928—1932年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主任。长期主持编辑《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 兼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教授。1932—1940年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兼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教授。参与发起中国植物学会,为中国植物学会第一任会长。 主建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省农林植物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1940—1944年任中正大学(后更名为国立南昌大学)首任校长。1946—1949年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1946年与国立中央大学郑万钧教授发现并命名采集于四川万县的“活化石”水杉,引起了各国植物学家的关注。1950—1968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66年文革爆发遭中共党斗垮,胡先骕家被抄了六七次之多,绝大部分的生活用品,大量的书籍、文物字画、文稿、信件和首饰等物均被抄走,连过冬的大衣也未留下一件,每次抄家都在对胡先骕進行人身侮辱,逼其写检讨、思想汇报,还要到植物所接受批斗。1968年7月15日,即胡先骕去世前一天,单位来人通知,命他第二天暂时离家,到单位集中接受批斗。当晚,由夫人准备了一小碗蛋炒饭,吃过之后,他独自去睡觉,一只脚还没有放到床上,突发心肌梗塞,就此辞世。
胡焕庸:(1901年11月20日-1998年4月30日),字肖堂,地理学家,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提出了著名的胡焕庸线。1915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常州中学)。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师从竺可桢等名师,1921年毕业于南京高师地学系。1923年到1926年,在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任教。1926年,回到南京补读国立东南大学学分,获得理学士学位。同年和凌纯声等几个贫寒同学采用互助互济的办法,集资赴欧留学。在法国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学习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师从白吕纳(Jean Brunhes)等名师。1928年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是竺可桢的得力助手。1930年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抗日期间,随中央大学西迁入川。1941年任中央大学研究院地理学部主任。1943年任中大教务长,同年被推举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1946年,应美国马里兰大学之聘,担任地理系研究教授。中共国成立后,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在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工作。195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1957年,胡焕庸在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人口地理研究室,这是全国大学中第一个有关人口的研究机构。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入狱多年。1983年人口地理研究室改为人口研究所,担任所长,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是全国唯一的人口地理研究中心。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赵紫宸:(1888年2月14日-1979年11月21日),中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著名翻译家赵萝蕤的父亲。13岁时,因家道中落,曾辍学预备随父从商。15岁再入学,入读苏州的教会学校萃英书院,接受西式教育。之后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并考入监理会办的东吴大学。1907年,他受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约翰?穆德(John R. Mott)及东吴大学校长孙乐文(D. L. Anderson)影响,受洗成为基督徒。1910年,东吴大学毕业,赵氏留校在东吴中学任教。1914年,赵紫宸代表在华的监理会前往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参加美南监理会总会会议。同年秋,他進入监理会背景的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的大学宗教学院,主修社会学及哲学,1916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17年获神道学学士学位,并获颁授“创办人奖章”。1917年,学成回国,在东吴大学任教授。1922年升任教务长,并兼任文学院院长。同年出席清华大学举行的“第11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上海的“基督教全国大会”及在牯岭举行的“全国立志布道团第一次全国大会”。1926年,赵紫宸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邀,由东吴大学转职燕京大学,担任宗教学院教授,兼任中文系教授。1928年升任宗教学院院长,直至1952年大学结束,共26年。1941年7月,赵紫宸在香港被圣公会何明华会督按立为圣公会会长(牧师),他正式由监理会转入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聘他为华北教区任会长。同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数小时后,日本宪兵队包围燕京大学,赵紫宸等11位教授被捕,赵氏被日军囚禁至1942年6月18日始获释。抗战胜利后,他恢复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的职务,兼任中国文学教授。1947年,赵紫宸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颁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949年9月,赵氏成为中国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之后他成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人之一,1954年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但自1951年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残酷迫害。1979年11月21日在北京病逝。
赵萝蕤:(1912年5月9日-1998年1月1日),女,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为首位将英诗《荒原》汉译为中文的译者。赵萝蕤幼年居于苏州,1919年起就读于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1928年入燕京大学中文系,1930年转入英语系,1932年毕业;同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为英美文学研究生,1935年毕业后任教于燕京大学西语系,长期从事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勃朗特姊妹和美国文学家惠特曼、詹姆斯的研究。1936年与陈梦家结婚。1937年6月出版《荒原》中译本,仅印350册,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语语言文学;1946年夏天,诗人艾略特由英国回美探亲,7月9日晚上,艾略特邀请赵萝蕤和陈梦家夫妇在哈佛俱乐部共進晚餐,诗人即席朗诵《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又在赵萝蕤带去的《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二书上签名,还在扉页上题写“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的英文题词。194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主要著译:《荒原》(1937)、《哈依瓦萨之歌》(1957)、《黛茜.密勒》(1981)、《丛林猛兽》(1981)、《草叶集》(1991)。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其夫陈梦家被定为右派,遭迫害,因此患精神分裂症,住進北京安定医院。在文化大革命中,持续遭到批斗。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3年后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少咸:(1884年-1966年12月),字世忠。中国音韵文字学家。自小师从祝彦和学习。辛亥革命前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与会中不少重要人物有来往。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期间,参加保路同志会,并成为积极分子。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前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余人,被称为“成都血案”,赵少咸亦参加了其后的反清起义。袁世凯称帝后,大规模搜捕同盟会员、保路同志会等革命党人。赵少咸也在名单上,被军政府逮捕。他不承认自己曾经参加反袁运动,被判入狱。狱中无事可做,他托人在带了许慎的《说文解字》,研读数月。出狱后,对语言文字学产生了兴趣。同时他看到军阀割据,战争四起,对政治失望,遂开始研究学术,专攻音韵文字学。1919年,赵少咸开始研究《广韵》。1921年开始校勘《广韵》。1933年,完成《新校广韵》一书。1935年,重庆中央大学的音韵学教授黄季刚去世。1937年,赵少咸应中央大学之邀到重庆教授音韵学。1943年,他又回到四川大学任教,兼职中文系主任。 他还曾在成都石室中学、成都师范学校、成都大学、华西大学任教。1953年,开始在《新校广韵》的基础上写《广韵疏证》。1956年书稿初成,五年后定稿。全书28册,共260万字。1966年10月,《广韵疏证》即将付梓之时,赵少咸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红卫兵冲击,被抄家,藏书手稿全部被焚毁或被抄走。一个多月后在成都市华西医院病逝。
胡风:(1902年11月2日-1985年6月8日),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七月派诗人,中国左翼文化代表人之一。因家中贫寒,11岁才上学。1922年入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实验中学与附属中学、南京大学附中、南师附中),曾与巴金等人同学,加入中国共青团。1925年下半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预科,1926年又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未转团组织关系。1926年回到湖北家乡参加打倒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从鄂东家乡逃到武汉,正逢汪精卫主持武汉国民政府“清党”,于1927年至1928年期间,先后在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部任干事、在江西剿共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担任了28天科长,负责编辑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武汉评论》、江西省党部机关报《国民日报》副刊,据说曾撰写《反共宣传大纲》等有反共内容的文章。(198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给胡风案平反时,认定胡风的这一段历史,属于政治历史问题,不应以历史反革命论罪。1985年4月,公安部对胡风历史上的问题(关于胡自动退团问题;在国民党省党部任职;在剿共军任反动职务;写“反共宣传大纲”等又進一步复查,经研究并请示中央书记处同意,认为胡申诉的五个历史问题,有的仍然证据不足,如“撰写反共宣传大纲”仅一人检举,胡一直否认。)胡风于1929年赴日庆应大学英文科留学,加入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并在日本刊物《艺术学研究》和《普罗文学讲座》上介绍过中国左翼革命文学。加入了日本共党、反帝同盟和日本左翼作家组织,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负责人之一。由于胡风在留日中国学生中宣传马主义和参加反战(918事变)活动,1933年3月被日本政治警察机关特高科密捕,6月被驱逐回国。同年到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曾任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发表小说,反映苏区斗争,并且介绍苏联射秽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1936年初,合作编辑《海燕》,翻译反映朝鲜、台湾人民反殖民抗争的短篇小说集《山灵》,收录台湾左翼作家用日本语创作的小说,如杨逵《送报伕》、吕赫若《牛车》等,是世界汉译日本语台湾文学的第1人。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风在上海编辑《七月》文学周刊,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丛书。1938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译文集《人与文学》。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编辑出版了文学杂志《希望》,其间著有文艺批评论文集《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等。1949年中共国建国后,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和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长诗《为了朝鲜•为了人类》。胡风虽然在政治上拥护中共,但在文艺理论的主张上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如周扬)的观点相冲突,从1945年起,他的文艺理论多次受到批评,性情直率的胡风则也毫不客气的做反批评。1951年起,一些人写信给《文艺报》编辑部,要求再次批评胡风文艺思想。1952年初,《〈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陆续刊登了这些来信,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胡风旧友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从此拉开运动序幕。1953年,林默涵和何其芳撰文对胡风進行了批判。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政治局递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反驳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编者按”中对胡风的批评。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進行全面批判。4月13日,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再次发表抨击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同时还交出了在19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5月13日至6月10日毛泽东发起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运动,认为胡风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令《人民日报》在5月13日至6月10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三批,并亲自写编者按。在此期间,《人民日报》还在每天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幅整版,刊登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鼓动声势。胡风随后被判为反革命,并于同年5月18日被捕。同时还涉及2100多人,逮捕其中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骨干23人。胡风入狱十年后被正式判刑14年。1965年12月底,胡风从秦城监狱出狱。春节过后,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再度入狱。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1979年获释,1980年、1986年、1988年,经历三次平反过程,才彻底平反。而在1985年6月8日,胡风已因病逝世,终年83岁。在中国文坛胡风是一位创作颇丰、活跃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他的理论涉及诗歌、报告文学、小说、戏剧、电影、儿童文学、小品文等,其文学理论著述辑成三卷本《胡风评论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胡风一生主要致力于文学理论研究,著有《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散文集《人环二记》,译文集《人与文学》,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等。
胡先骦:(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中研院院士。中国近代植物学、生物学先驱之一。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胡不愿骂“蒋匪”,万言检讨三次不过关。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胡先骕是可不带上右派帽子的右派份子。文革中,胡因有留美经历,是“里通外国”;因发表过其文的《Taxon》杂志也发过台湾学者文章,有“制造两个中国”之嫌;更根本说不清他曾受命创办“中正大学”的弥天大罪。批斗无尽无日,人身摧残精神侮辱无以复加,挂牌、戴高帽、下跪、反剪、喷气式、扇耳光、拳打脚踢、吐唾沫是日常功课。胡一家从原住300平米房子被扫地出门,龟缩在10平米斗室;平生藏书文物科研资料悉数遭劫,片纸无存。1968年7月16日,胡先骦不堪斗辱,悲愤交集,心脏病突发逝于北京。
胡明:(1908年—1966年9月5日),笔名安熙、韶华、芜田、亮之,北师范教授,翻译家。幼年就读于高安县第一高等小学,1923年入江西省第十二中学读书,受進步思想影响,参加了1925年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共党,任县委组织委员,并以共党身份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高安县党部组织部长。1927年南昌起义后,于高安组织农民自卫军与反动武装進行斗争,后作战失败,被通缉。1928年逃亡上海,失掉中共组织关系。1929年入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预科学习,1931年升入该院国际贸易系,1934年转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次年毕业。在求学期间,曾经担任北平新报副刊编辑,为進步团体做宣传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参加平津流亡学生团体。1938 初至1942年在上海,先后任光明书店特约编辑和培明图书公司编辑,并为生活书店写稿。1943年7月至1945年7月,回江西,在宜春师范学校任教。1945年7月后,又去上海任光华书店编辑,直至"新中国"成立。在此期间,1947年9月至12月,因从事進步活动曾被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抓捕关押。1950年,经数学家傅种孙(高安人,时任北京师大教务长,后为北京师大副校长 )推荐,胡明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二级教授,兼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陪审员 、高等教育部俄文教学编辑部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俄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并为中央马列著作翻译局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校订马列著作。从1953年起任北京师大俄语系主任。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3年摘帽),遂调入资料室。早在1936年,他翻译的列昂节夫著《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便已经出版,此后翻译了大量有关著作,包括维特维尔著《资本主义世界地理》,米丁著《新兴哲学体系》《苏联内战史》,罗逊夫著《最新哲学辞典》,高尔基著《夜店》,傅尔曼诺夫著《 三人集》,波利亚可夫著《敌后》,彼得洛夫著《反裂》,阜德洛夫著《生路》,波齐涅尔著《辩证唯物论讲话》,莫洛托夫著《向斯大林学习》,等等。文革中惨遭迫害,不堪侮辱的俄语系教授胡明,从教工宿舍楼四层家中跳楼身亡。
胡先骕:(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字步曾,号忏庵,植物学家、教育家、文化学者。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与钱崇澍等同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先驱,也是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创人之一。1920年代初,与梅光迪、吴宓、柳诒徵等发起成立综合性人文学术刊物《学衡》,致力于维护中国文化,发展国学。对新青年派打倒中国文化、推崇西方文化的观点不以为然。1950年代初,对于当时苏联流行的李森科获得性遗传理论,胡先骕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公开表示批评。与谈家桢等主张发展基于基因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1913—1916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学习,获农学学士学位。1923—192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获硕士和植物分类学哲学博士学位。1928年与秉志等,在北京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后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1928—1932年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主任。长期主持编辑《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 兼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教授。1932—1940年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兼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教授。参与发起中国植物学会,为中国植物学会第一任会长。 主建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省农林植物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1940—1944年任中正大学(后更名为国立南昌大学)首任校长。1946—1949年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1946年与国立中央大学郑万钧教授发现并命名采集于四川万县的“活化石”水杉,引起了各国植物学家的关注。1950—1968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66年文革爆发遭中共党斗垮,胡先骕家被抄了六七次之多,绝大部分的生活用品,大量的书籍、文物字画、文稿、信件和首饰等物均被抄走,连过冬的大衣也未留下一件,每次抄家都在对胡先骕進行人身侮辱,逼其写检讨、思想汇报,还要到植物所接受批斗。1968年7月15日,即胡先骕去世前一天,单位来人通知,命他第二天暂时离家,到单位集中接受批斗。当晚,由夫人准备了一小碗蛋炒饭,吃过之后,他独自去睡觉,一只脚还没有放到床上,突发心肌梗塞,就此辞世。
胡焕庸:(1901年11月20日-1998年4月30日),字肖堂,地理学家,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提出了著名的胡焕庸线。1915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常州中学)。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师从竺可桢等名师,1921年毕业于南京高师地学系。1923年到1926年,在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任教。1926年,回到南京补读国立东南大学学分,获得理学士学位。同年和凌纯声等几个贫寒同学采用互助互济的办法,集资赴欧留学。在法国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学习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师从白吕纳(Jean Brunhes)等名师。1928年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是竺可桢的得力助手。1930年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抗日期间,随中央大学西迁入川。1941年任中央大学研究院地理学部主任。1943年任中大教务长,同年被推举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1946年,应美国马里兰大学之聘,担任地理系研究教授。中共国成立后,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在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工作。195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1957年,胡焕庸在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人口地理研究室,这是全国大学中第一个有关人口的研究机构。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入狱多年。1983年人口地理研究室改为人口研究所,担任所长,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是全国唯一的人口地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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