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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胡正祥：（1896年－1966年），著名病理學家。1921年畢業於美國哈佛醫學院，后在美國麻省總醫院繼續學習病理學5年。回國后歷任北京協和醫學院副院長，病理系教授、系主任等職，在病理學研究中頗有建樹。於30年代證實了白蛉子傳染利杜氏體的途徑，發現嚴重貧血可在顱骨內板形成局灶性髓外骨髓增生，證明了一種主要由大單核細胞形成的單核細胞腫瘤，提出了病毒性肝炎的病理診斷標準，惡性淋巴瘤的形態學與預后的關係等。在國內外發表論文60餘篇，於1951年合作編寫並出版了我國第一部以國內病理資料為主體的病理學參考書。曾任中國協和醫學院病理學系主任、祖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等職。曾任第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中華醫學會理事、中華醫學會病理學會主任委員、《中華醫學雜誌》編輯，於1955年創辦《中華病理學雜誌》並擔任總編輯等職至1966年。文革中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批鬥迫害，因為他研究細菌和疾病，竟有人硬說美國在朝鮮使用的細菌武器是他製造的。1966年8月某日造反派登門抄家並毒打胡正祥夫婦，事後他倆先後自殺。

胡登輝：（1941年－1968年8月），足球運動員。1962年，胡登輝從北京市體校畢業了，想進入專業隊踢球，但當時的北京隊考慮過幾次，終於還是因為身材矮的原因投了否決票。但沒想到，當時八一隊卻「相中」了他，立刻將已經分配到中學教書的胡登輝調進八一青年隊。1965年，時任國家隊主教練的年維泗在重新組建國家隊時，欣喜地發現了這個進步飛快的小夥子，把他視為「最有潛質和前途的年輕隊員」。就這樣，短短三年間，胡登輝完成了從八一青年隊到八一隊到國家隊的效率驚人的「三級跳」。1965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胡登輝隨國家隊出訪非、歐三國，國家隊取得對幾內亞1勝1平1負、對馬里2勝1負、對阿爾巴尼亞2平2負的不俗戰績，他的才華得以充分施展，進入運動員渴求的「上升期」。比賽果然連連告捷：6比0勝葉門隊、7比0勝巴勒斯坦隊、4比0勝柬埔寨隊。胡登輝發揮得淋漓盡致，驍勇異常。在與越南隊比賽時，因與對方後衛相撞，胡登輝的胳膊脫臼，疼痛難忍，躺在地上，蒼白的臉上豆大汗珠直淌。＂可以堅持嗎？」戰友圍上來，著急地問。因為這是關鍵之戰，勝了才可能參加冠亞軍決戰。「豁出去了！」他發狠地咬咬牙，在大夫用繃帶纏上夾板為他固定后，又投入了戰鬥。中國隊終以2比1獲勝。1966年歲末的北京，滿街的大字報、遊行隊伍和震耳欲聾的口號聲向他們呼嘯而來。國家運動集訓隊的大樓也貼滿了大字報：「年維泗教練不教人的資反路線必須批判」、「足球隊的同志們猛醒，投入大批判行列」，陰風四起，一些新老「國腳」被列入「另冊」，張宏根被列入「白專道路」典型，史萬春等被視為舊社會殘渣餘孽，被關進牛棚，「球王」孫錦順以莫須有的「特嫌」專政，八一隊的陳福賚、朱一先等老教練也被划進勞改隊。25歲的胡登輝被冠以「反革命孝子賢孫」的罪名，成為接受批判的對象。胡登輝的父親曾因歷史問題(據說是「海外關係」)入獄，后因病死在獄中。他在自己的日記中曾記下「如不是在監獄里，父親的病可能被治好，不致死去」的話。當晚他被關在一間宿舍里，痛苦、沮喪、失落纏繞著他年輕的心。他有自己的志向，自己的追求，可是球場被封，訓練中斷，大家都「幹革命」去了。正值青春年華的他在文革前曾與一位女運動員相戀，但文革開始后，造反派們不斷逼著這位女運動員與胡登輝「劃清階級界線」，最終他們只好放棄。愛情的萌芽未及綻開，就遭到了摧殘。1968年夏的一天，八一足球造反派要批鬥一位領導，將胡從國家隊揪回八一隊，當晚，剛好駐地上演革命樣板戲，胡趁機從關押的房子逃出，跑到中央黨校內一個小院，觸電自盡，未成功，再在一顆樹上上吊自殺，終年27歲。死後幾天，屍體才被發現，隊友戚務生、伊秋文用板車拖去火化。（胡死亡具體月日不詳。新浪一篇「馬三」的博文《電影<中鋒在黎明前死去>與原中國隊中鋒胡登輝之死》對胡之死知之最詳細，也只提到是「夏天」，姑且放到「8月」。）

俞鴻模：（1908年－1968年3月17日），又名少歧，編輯家。早年曾就讀於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學和復旦大學，1933年赴日本明治大學留學。留日期間，積极參加「左聯」東京支部所領導的進步文藝團體的活動。1937年「七七」事變前回上海，旋即赴印尼任茉莉芬中學國文教員。1938年回到國內，隨即前往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任文書和教員。不久，在艾思奇等人的幫助下，到漢口創辦海燕書店，出版進步文學書刊，宣傳革命思想。1939年奉命前往香港籌辦新知書店香港辦事處。鴻模從印尼帶回所分得的家產全部用於開辦書店和充作革命活動經費。同年冬，鴻模回到上海籌建海燕書店，出版了《地下》、《前夜》等大量進步書籍。日軍侵佔上海租界后，新知書店和海燕書店均被迫停業。此後，他秘密加入了新四軍，從事進步文化活動和抗日文化活動。抗日戰爭勝利后，海燕書店又復業，繼續出版郭沫若的《少年時代》、《革命春秋》、《今昔蒲劍》等進步書籍。中共國成立后，俞鴻模歷任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副社長、古典文學出版社副社長、文獻資料編輯所編審等，主持出版《蘇聯文學史》、《新兒女英雄傳》等大量書籍資料。在「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受到牽連，審查期間自殺未遂；文化大革命期間再慘遭迫害，終於不堪迫害在1968年3月17日自殺身亡。終年61歲。

俞大紱：（1901年2月19日－1993年5月15日），字叔佳，中國植物病理學與微生物學家。中國植物病理學科奠基人之一。1915年進入復旦中學，1918年進入復旦大學預科專修數理，1924年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他主學農科、兼修化學，畢業后留校任助教、講師。1928年懷著「科學救國」的理念赴美深造，攻讀動植物病理學，1932年獲得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博士學位，成為美國植物病理學會會員，Sigma－Xi榮譽會員，並獲得斐陶斐獎。1932年回國后，歷任金陵大學教授（1932年-1938年）、昆明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教授（1938年-1945年）、北京大學農學院教授兼院長（1946年-1948年）。1948年被選聘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評議員。中共國成立后，歷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校長、名譽校長至1982年。1955年獲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院士，1956年當選為蘇聯農業科學院通訊院士，中國農學會第二屆副理事長、中國植物病理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理事長，中國真菌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農業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俞大紱的成就：早年從事穀類作物的抗病育種工作，先後培育並推廣抗黑粉病小麥、大麥良種，以及具有抗莢斑病含油量高的大豆良種、抗稻瘟病的水稻品種。提出了小米病害的防治措施；首創中國禾本科作物黑粉病菌生理小種的研究；對粟病及蠶豆病害進行了全面系統研究。晚年在真菌異核現象研究方面獲得成果，並得到國際上的肯定。1951年，在中國東北地區發生了嚴重的蘋果樹腐爛病。當時，300多萬棵蘋果樹瀕臨死亡。俞大紱帶領防治小組奔赴病區，對發病規律及侵染循環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制定了防治措施。地方政府配合號召數萬群眾，共同參与這場防治蘋果樹腐爛病的工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終於制止了病害，讓果樹又恢復了生機。俞大紱和中國科學院微生物所的同事一起進行防治穀子紅葉病的任務。他們在華北、西北等地採集標本，深入生產第一線反覆試驗，終於找出了藥物防治和抗病育種的有效措施。這項工作不僅在穀子紅葉病的防治方面取得成果，在病毒病害的深入研究以及學科的發展方面，也做出了貢獻。50年代中期，俞大紱主持開創了中國的植物抗疫工作。開辦了植物檢疫培訓班，在培養檢疫人才、發展植物檢疫工作、普及植物檢疫知識上各方面做出了貢獻，也填補了中國在相關領域發展的空白。俞大紱曾帶領學生到浙江黃岩，以柑桔皰痂病作為主要檢疫對象進行防治和檢疫工作，經過長期努力，終於控制了病害。同時也培養了一批檢疫技術幹部。同一時期，他還在四川進行柑桔潰瘍病的防治工作，受到各界肯定。1959年俞大紱在北京農業大學成立了農業微生物專業，他不僅創辦並領導專業工作多年，為培養農業微生物人才工作奉獻良多。1966年俞大紱和他的助手們在水稻惡苗病菌（能夠產生赤霉素，也稱赤黴菌）的異核遺傳研究中，發現了該菌在自然界中有三種不同的組成異核體，並證明各異核菌在赤霉素產量和寄生力上均有差異。這項研究在「異核現象在自然界中是否普遍存在？」這個爭論的問題上面取得答案，也說明異核體內致病力極弱或根本無致病力的異核怎麼傳遞下去。此項研究結果《赤黴菌的自然變異研究》，發表在1966年的《中國科學》（英文版）上。由於當時只有少數先進國家在這方面研究有所投入，俞大紱及其助手們的研究成果受到各國相關研究領域的重視，並被多種各國相關刊物引用。泯滅人性的文化大革命中，俞大紱被折磨至右眼失明，其家族遭整肅至死者6人：表兄陳寅恪、唐篔夫婦、胞妹俞大絪曾昭掄夫婦、堂妹俞珊、趙太侔夫婦。

俞珊：（1908年－1968年），女，中國演員，表演藝術家，最早的話劇演員之一。20年代中期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精通英語、熱愛戲劇。1929年田漢至該校導演《湖上的悲劇》，邀入其南國社。國人大都知道周恩來1914年至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讀書期間，曾是南開新劇團的積極分子，而他當年在戲中扮演的，也是女角色。在話劇男扮女的情況下，真正在中國話劇舞台上一舉成名的女演員，是南國社在1929年公演《莎樂美》時扮演女主角的俞珊。俞珊是南國社後期一顆明星。她在入社當年7～8月舉行的南國社第二期公演中主演英國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名劇《莎樂美》，據吳作人回憶：俞珊主演的《莎樂美》的演出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於莎樂美的扮演者，啟用了「容貌既美，表現又生動」的舞台新秀俞珊。她的表演激情四射，大胆潑辣，生動地再現了這一求愛不得，便割下所愛者頭顱捧著親吻的猶太公主形象，從此聲譽鵲起。她那張求愛不得便割下所愛者頭顱捧著親吻的劇照，成了中國話劇史上的經典形象，直至2003年，還作為標誌性的畫面用在了新出版的一部《插圖中國話劇史》的封面和封底上。1930年，俞珊又參加了南國社的第三期公演，在田漢改編的《卡門》一劇中任主角。因為她的個性和舞台形象十分適合具有叛逆性格的角色，塑造了一個熱愛自由、富有反抗精神的吉卜賽女子形象，所以評論者予以高度評價：「俞珊演得熱情潑辣，十分動人。」以後她隨京劇名伶水仙花（郭際湘）習旦角，30年代在京、津，抗戰時至重慶，常作業餘演出。中共國成立后，俞珊先在江蘇省京劇團工作，及中國戲曲研究院工作。1966年夏天，就在「紅衛兵」到俞珊家裡抄家的時候，田漢已經被打成「黑幫分子」關進「牛棚」。1967年2月17日，田漢被關入秦城監獄，后因冠心病和糖尿病被化名李伍送進301醫院，一邊接受治療一邊接受審訊，直到1968年12月10日病逝于醫院，終年70歲。1968年4月24日，與俞珊離異的趙太侔在青島投海自盡，終年79歲。而60歲的俞珊，則正被紅衛兵抄家剃陰陽頭批鬥，最終被迫害致死。

俞平伯：（1900年1月8日－1990年10月15日），原名俞銘衡，字平伯。現代詩人、作家、紅學家、散文家。與胡適並稱「新紅學派」的創始人。1915年他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7年與杭州才女許寶馴結婚，開始愛好崑曲。1918年5月，俞平伯的第一首新詩《春水》和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一起刊登在《新青年》上，成為中國白話詩創作的先驅者之一。同年，他與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發起成立了新潮社。以後陸續發表過《冬夜》等詩集。1919年12月俞平伯畢業於北京大學。1923年，俞平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紅學學術地位的專著《紅樓夢辨》。考證出《紅樓夢》原書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鶚續作。與胡適一同成為新紅學的奠基人。1925年任教於燕京大學，並介紹朱自清前往清華學校教書。1928年去清華大學。1935年在清華園成立「清華谷音社」，推廣崑曲。1946年轉入北京大學任教授。1949年1月，俞平伯與北京文化界、教育界民主人士及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院校30名教授發表對全面和平書面意見，一致擁護中共黨。1953年入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典文學研究室，將舊著《紅樓夢辯》修訂后易名《紅樓夢研究》出版，1954年起陸續出版《脂硯齋紅樓夢輯評》、《紅樓夢八十回校本》《讀〈紅樓夢〉隨筆》。3月，俞平伯在《新建設》第3期上發表了《紅樓夢簡論》，對他的觀點進行陳述。同年，毛澤東親自發動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反動思想」的全國性政治大批判，是當時的著名事件。俞平伯遭受非學術的政治批判，長期受到迫害，然而他仍不放棄對《紅樓夢》的研究，並出版了《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同年11月5日，《人民日報》登出了題為《肅清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兼評俞平伯研究〈紅樓夢〉錯誤觀點和方法》一文，對俞平伯進行了批判。據統計，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個多月的時間里，共組織各種層次的座談會、批判會110多次，發表批判文章500多篇。這期間，俞平伯忙得暈頭轉向。他的任務是哪裡有批判會就到哪裡。作為胡適的弟子，俞平伯不得不表態。1955年3月15日，《文藝報》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檢討：《堅決與反動的胡適思想劃清界限－－關於有關個人〈紅樓夢〉研究的初步檢討》。檢討發表后，俞平伯也就從這場轟轟烈烈的大批判中淡出了。十年動亂期間，文革中俞平伯受到更多迫害，受到抄家批鬥，在逆境中俞平伯和夫人許寶馴相依為命，頑強地生活著。1969年11月，兩位年愈七旬的老人被迫赴河南幹校勞動。1971年1月，作為特殊照顧對象，俞平伯夫婦從幹校回到北京，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以90高齡逝于北京三里河南沙溝寓所。著有《俞平伯全集》共計十卷。

賀綠汀：（1903年7月20日－1999年4月27日），名楷，號抱真，當代著名音樂家、教育家。1931年考入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師從音樂家黃自。1934年所作鋼琴曲《牧童短笛》和《搖籃曲》在亞歷山大•齊爾品舉辦的「徵求中國風味的鋼琴曲」評選中獲第一獎。同年加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聶耳介紹他到明星電影公司任作曲股長，參与左翼電影事業。他為影片《船家女》、《都市風光》、《十字街頭》、《馬路天使》和話劇《復活》、《武則天》等20多部影劇作品配樂作曲，創作了《搖船歌》、《背纖歌》、《春天裡》、《怨別離》、《懷鄉曲》、《戀歌》、《秋水伊人》等上百首歌曲，膾炙人口，傳唱不已。他為影片《馬路天使》譜寫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兩支歌，成為他的電影歌曲創作和30年代進步電影的經典代表作品。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他在煤油燈下創作了不朽的抗日戰歌《游擊隊歌》，傳遍大江南北。1938年到武漢，在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第三廳所屬的中國電影製片廠任音樂科長兼該廠中國合唱團的總幹事。1938年8月武漢失守以後撤到重慶，任職中央廣播電台音樂組，兼任育才學校音樂教師。同時創作了《全面抗戰》、《上戰場》、《弟兄們拉起手來》、《保家鄉》、《中華兒女》、《勝利進行曲》、《還我河山》等充滿戰鬥熱情的歌曲，鼓舞全國人民的抗日鬥志。1943年到延安，後去東北。1946年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黨校文藝工作研究室音樂組長，並與李伯釗等負責籌建中央管弦樂團，並任團長兼合唱隊長。1949年2月，任北平師大音樂系主任及籌建中的國立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前身)副院長，還被選為全國文聯常務理事及中國音協副主席。1949年9月任上海音樂學院院長。還創辦了上海音樂學院附中、附小，為國家培養初、中、高級優秀音樂人才。他曾根據一首民間曲子創作了曲名為《倒卷珠簾》的哀樂，震撼人心，動人心弦，后修改成常用的《哀樂》。1966年6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召開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上海市長曹荻秋在動員報告中點名指控8名藝術家、作家、編輯、和教授是「反黨反射穢主義分子」，賀綠汀是其中之一。由此賀綠汀在全國性報紙上受到點名批判攻擊。教育界和藝術界都是文革規劃好的重點打擊對象，賀綠汀身為音樂家以及大學校長，身兼二罪，在劫難逃。紅衛兵運動興起以後，賀綠汀進而遭到肉體攻擊和折磨。9月16日，賀綠汀及妻子姜瑞芝被該校紅衛兵綁架到學校。賀綠汀被一塊黑布蒙住頭，被皮帶抽打，直打得身上的衣服稀爛，與血水混合在一起。姜瑞芝也被逼在牆角打得滿身是傷。這一群人打過以後，另一群人圍上來，將他們分別綁架，又整整折磨一夜。他們的家被抄，家裡的東西都被砸碎。文革中，只有三百多人的上海音樂學院發生了十七起所謂「非正常死亡」。這些死亡就發生在這樣的暴力虐待的基礎上。1968年3月21日，賀綠汀被上海當局關進正式監獄。他被關了5年，1973年才被釋放。在這期間，他多次被押到「鬥爭大會」上遭到「鬥爭」，其中包括在電視上被「鬥爭」。「鬥爭會」一直開到了電視上，也算是上海對高科技的特別使用，儘管當時私人很少人有電視機，在上海之外的地方也沒有電視節目播送。在文革中，他的三個女兒因拒絕與父親劃清界限而被定為「翻案集團骨幹」，次女賀曉秋在受打擊后在家中開煤氣自殺。1979年，賀綠汀復任上海音樂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