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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駱賓基：（1917年－1994年6月），原名張璞君，中國作家。1935年在上海，蕭軍、蕭紅在魯迅幫助下，分別出版了《八月的鄉村》、《生死場》。駱賓基讀後受到震動。1936年5月初，駱賓基來到上海。在上海法租界汶林路一處亭子間住下后，長篇小說《邊陲線上》剛寫完前兩章，就寄給魯迅。重病的魯迅回信稱：「體力不支，一時恐難看稿；況且既是長篇，僅憑開端也無以觀其全貌……」駱賓基失望地給魯迅回信：「退稿已經收到，請勿懸念，祝願先生早日痊癒……」1936年10月，寫作《邊陲線上》即將收尾時，駱賓基得知魯迅病逝，悲痛難抑。過了一段時間，駱賓基又致信茅盾，很快收到茅盾回信，茅盾答應看稿，駱賓基迅速將《邊陲線上》寫完，謄清並寄去。不久茅盾回信說，從《邊陲線上》的「氛圍氣」看得出青年作者的筆力與未來，並同意在修改後介紹出版。后經茅盾三次推薦，1937年5月，上海天馬書店主編巴人（王任叔）約見駱賓基，表示準備出版《邊陲線上》。1937年8月，上海八一三事變發生，王任叔從印刷廠里搶出《邊陲線上》的書稿還給茅盾。此後，茅盾第四次推薦，將書稿給了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11月出版。上海八一三事變發生后，駱賓基要到浙東前線從事戰地服務。行前，茅盾知道駱賓基的書稿未付印，沒有經濟來源，便資助駱賓基40塊大洋。1940年秋後，駱賓基到浙東義烏拜訪馮雪峰。經馮雪峰支持，駱賓基1940年底赴廣西桂林從事文學創作。在桂林，剛寫完第二部長篇小說《人與土地》，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駱賓基乃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期間，駱賓基曾受蕭紅的丈夫端木蕻良之託，幫助照看病中的蕭紅，陪她走完人生最後一程。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駱賓基回桂林。他和聶紺弩合編《文學報》，很快遭到查禁，乃寫作自傳體長篇小說《姜步畏家史》。這部小說奠定了駱賓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這一時期是他創作的豐產期，除了《姜步畏家史》，他還創作了短篇小說《老女僕》、《北望園的春天》、《鄉親康天剛》等。1947年春，駱賓基通過中國民主同盟的關係，到東北動員一股地方武裝接受八路軍改編，途經長春市郊時，遭到杜聿明手下的特刑隊逮捕，當夜押往瀋陽秘密監所。對方勸他在報紙上發表聲明稱「在戡亂政策下作一個守法公民」，馬上可獲釋。他回答：「我又不是國民黨，我怎麼能站在戡亂政策底下呢？我到東北來就是為了反對戡亂，反對打內戰的！」「你們公開槍斃我好啦！我們搞文學藝術的人，是講氣節的！」此後，他被當作「頑固不化」的要犯，專機押到南京軍法局監獄，以「武裝叛亂」的罪名待決。1949年1月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釋放政治犯，駱賓基才獲釋，再度流亡香港。1949年6月，駱賓基自香港啟程北上北平，被分配到人民日報社工作。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3年，調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劇本創作所，當專業作家，從事專業創作。歷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館研究員，北京市文聯委員，中國作協理事，中國文聯全委，北京市作協副主席。1956年，駱賓基因胡風問題受牽連，被審查一年，其中有3個月不準回家。1957年，去北京南郊農業社體驗生活。1958年，下放黑龍江省農村人民公社體驗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間，駱賓基度過8年「牛棚」及半「牛棚」生活，身心受到很大摧殘，曾與老舍等一起被批鬥。但他堅持原則。1967年，在單位的一次批鬥會上，駱賓基站起來說：「邵荃麟是活著的焦裕祿！」全場皆驚。後來，造反派將他叫到辦公室，要他揭發邵荃麟、馮雪峰，被他拒絕。駱賓基的妻子鄒民才回憶：「因為駱先生堅持不改變對邵荃麟、馮雪峰的看法，一直沒有工作，每月只有極少的生活費，家裡不得不靠變賣東西過日子。當時有人好心勸他下個台階，他毅然拒絕，說：『這台階太高了。』＂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當天地震剛發生，駱賓基就從地安門的住處出門，到大雅寶衚衕的邵荃麟家看望邵荃麟的遺孀及女兒，那時邵荃麟的遺孀尚頂著「叛徒、走資派」帽子。1972年起，由於無法繼續自由從事文學創作，駱賓基開始研究金文。寫出專著《金文新考》。

倪貽德：（1901年－1970年5月13日），美術家。1919年進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1922年上海美專畢業並留校任教。1927年秋赴日本，在川端繪畫學校學習。1928年回國。先後在武昌、廣州、上海藝術專科學校任教。並組織「摩社」，主編《藝術旬刊》雜誌。1932年秋，他和龐薰琴等組織決瀾社，以表現新藝術形式舉辦三次畫展，富有狂風般的激情，向沉寂、庸俗、衰頹的畫界衝擊，使中國畫壇出現新興氣象。抗日戰爭爆發后，曾跟隨郭沫若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一度任郭沫若領導下的第三廳美術科長，后在西南聯大、英士大學、國立藝專等校任教。1940年在香港被推為「中華美術協會」理事。1941年從香港回上海，在上海美專任教授。1944年四川重慶國立藝專任教授，1948年因支持進步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被解聘。同年下半年自辦《西湖藝專研究所》。1949年杭州解放，奉軍事管制委員會之命，在國立藝專留校任教並肩副校長。1953年調北京中央美術學院任教。1958年調回浙江美術學院任教，為理論教研室主任。1961年成立倪貽德教授油畫工作室，擔任繪畫教學工作。著作有《畫人行腳》、《現代繪畫概觀》、《藝術漫談》、《近代藝術》、《水彩畫概論》、《西洋美術史綱要》、《西洋畫研究》、《西畫論叢》等。1966年在文革中長期遭受嚴重摺磨。1970年5月13日，被迫害致死。

鍾道泉：（1902年－1969年4月），字本立。國畫家。1927年秋，與武昌藝專的創始人蔣蘭圃等，成立了以「闡揚國故，振起藝術」為宗旨的湖北第一家民間學術團體「梅社」，號稱「梅社十友」。1930年又與唐一禾發起成立武美藝術研究會，舉辦多次畫展及公演，湖北藝術日趨活躍。作品又相繼參加了中華民國第一、二屆《全國美術展覽會》。1935年在武漢舉辦湖北省有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展覽《漢口市美術展覽》、湖北美術界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時，年僅33歲的鍾道泉在國畫界已名聞遐邇，其作品被譽「大氣磅礴」。抗戰後期回四川成都，在省南虹藝專等校一直從事美術教學與創作工作，同時在四川各地舉辦或參加各類畫展，1944年參加教育部第三次全國美展，1947年以個人名義舉辦「收集歐洲名畫片展」，圖片中已包含歐洲印象派作品。其間與張大千、徐悲鴻、馮玉祥、李一目、蔡紹序等各界大家交往頻繁。在畫風上注重兼容並收、道法自然，同時不斷探究拓寬中國畫的筆、墨、色、紙的表現力。其深厚的藝術造詣和在各地產生的影響，使其在美術界已享有「西南地區國畫宗師」之譽。1949年後任四川省文聯國畫組組長。1956年赴重慶，在四川美術學院繪畫系任教，1958年入中國美術家協會。其間政治運動頻發，他與世無爭，潛心藝術創作與教學，低調入世，高調作畫。1961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為其出版《花鳥畫小輯》。曾任武昌藝專教師、西南藝專成都分校部教授、成都南虹藝校國畫教師、四川文聯國畫組組長、四川美術學院講師。以其功底深厚，深得自然之道的中國寫意花鳥畫著稱於世。50年代末，前蘇聯油畫家馬克西莫夫觀看鍾道泉現場作畫，曾被其胸有成竹、能在短短几分鐘時間內筆飛墨舞，轉眼間完成一幅出神入化、無懈可擊的作品的絕招徹底傾倒。然正值鍾道泉爐火純青之時，不幸於1969年4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享年67歲。
　　
荀慧生：（1900年1月5日－1968年12月26日），字慧聲，號留香，藝名白牡丹，一名詞，初名秉超，后改名秉彝；與余叔岩合演《打漁殺家》起，改用荀慧生為名。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四大名旦」之一。1909年開始以「白牡丹」藝名隨龐啟發在冀東、冀中一帶農村集鎮廟會上演出。1910年隨龐啟發進燕京，搭班演出梆子戲。1911年去天津，曾與王鐘聲同台演出文明戲。民國后又到北京，跟李壽山等學習京劇，后拜王瑤卿，學習正工青衣。1915年本應出徒，但是龐啟發利用合同上的漏洞，又拖延了兩年，直到1917年放荀慧生自立。1919年加入楊小樓的永勝社，隨楊小樓、尚小雲、譚小培赴上海演出，擔任「刀馬旦」，引起轟動。因喜作畫，1924年正式拜吳昌碩為師，也向齊白石、陳半丁、傅抱石、李苦禪、王雪濤等名師求教。1925年改藝名為荀慧生。1949年以後，歷任荀慧生京劇團團長，北京市戲曲研究所所長、中國戲曲家協會藝委會副主任。一生演出了三百多齣戲，其中代表作為《元宵謎》、《玉堂春》、《棋盤山》等，與楊小樓、尚小雲、譚小培一起稱為「三小一白」。文革時期荀慧生被批鬥，身掛「牛鬼蛇神」的牌子，頭被剃成陰陽頭，被押往北京孔廟，與老舍、蕭軍等作家一起被罰跪著焚燒戲服，並受鞭笞。當他被放回家的時候，脊背上血跡斑斑，襯衣已被打得破爛不堪，與血痂粘在一起，揭下來都十分困難。后被送到「沙河農場」勞改，從事重體力勞動。1968年12月下旬的一天，荀慧生實在支撐不住，倒卧在冰天雪地中，無人理會達4小時之久。12月26日，荀慧生氣絕。

聞捷：（1923年－1971年1月10日），原名趙文節，曾用名巫之祿，現代著名詩人。歷任新華通訊社西北總社採訪部主任、新疆分社社長，中國作協第二屆理事、蘭州分會副主席。1938年入黨。1940年到延安，先後在陝北文工團﹑陝北公學工作﹑學習﹐並寫作反映陝甘寧邊區軍民鬥爭生活的詩﹑散文﹑小說﹑劇本等。1952年起﹐聞捷在新疆工作期間﹐就開始進行詩的寫作。1955年在《人民文學》上陸續發表了《吐魯番情歌》﹑《博斯騰湖濱》﹑《水兵的心》﹑《果子溝山謠》﹑《撒在十字路口的傳單》等組詩和敘事詩《哈薩克牧民夜送「千里駒」》。這些作品﹐除一部分寫東南沿海水兵生活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外﹐大部分表現新疆兄弟民族新的生活。後來﹐它們與作者其它表現新疆風貌的詩作一起結集為《天山牧歌》(1955)。從1959年起﹐聞捷開始發表長篇敘事詩《復讎的火焰》。按計劃﹐長詩共三部。第一部《動蕩的年代》和第二部《叛亂的草原》分別出版於1959年和1962年。第三部因文化大革命的衝擊而未能完成。1968年，聞捷成為上海作協第一批被整肅的對象，在被下放牛棚，接受隔離審查的時候，他的妻子已跳樓自殺，女兒也被趕出了家門。1970年3月7日，上海作協全部進入五七幹校勞動。此時的戴厚英正因為和丈夫長期兩地分居、感情不和而離了婚。青梅竹馬的情感破裂使戴厚英非常痛苦，而經審查被解放了的聞捷雖然還在住牛棚，但由於他人高馬大體力好做了連隊下屬的生產隊長，他的上司恰恰是戴厚英。兩人一個養豬一個種菜，一起負責每天生產勞動的安排，漸漸地彼此之間發生了感情。很快，一紙結婚申請交到了工宣隊的手裡，兩人公開了戀情。他們希望早日結婚，互相有個照應。一個多月過去了，結婚申請杳無音信。月底連隊休假四天，正當戴厚英和聞捷商量著要用這四天假籌備婚事的時候，連隊領導突然宣布要聞捷留下值班，兩人馬上意識到這是人為的阻撓，那天兩人在大堤上久久徘徊。事情的發展對他們愈來愈不利，每次放假聞捷都會被留下值班，而戴厚英卻即將被調往吉林。聞捷終於按捺不住和領導吵了起來，一個住牛棚的文藝黑線人物和造反派領導吵架，這可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形勢馬上急轉直下，12月30日下午，五七幹校召開了關於聞捷的批判會。聞捷被說成是對抗運動，是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和反撲，有人甚至說聞捷是從狗洞里爬出來的叛徒。為了讓戴厚英好過一些，聞捷提出暫時停止戀愛，但保留兩人關係。而戴厚英的性格寧折不彎，她對聞捷的回答是要斷就堅決地斷。1971年春節前夕，五七幹校的人全部拉練回上海，聞捷也不例外。當戴厚英站在聞捷面前還給他的家門鑰匙的時候，這位身高一米九的東北大漢跪倒在地，失聲痛哭。1月10日，市黨代會開到晚上結束之後，因與管理調查他的領導戴厚英的婚姻被上級阻止，曾經充滿紅色理想的聞捷，終於感覺了徹底的絕望，在住地開煤氣自殺了。時年48歲。

惲逸群：(1905年1月24日－1978年12月10日)，原名鑰勛，字長安，當記者后改名逸群。著名記者，中共情報工作者。中國文化、新聞界的傑出人士。1921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數理專修科求學。中途輟學。1923年入無錫電話公司當練習生。1925年五卅事件后，參加國民黨，先後任國民黨武進區、縣黨部常委。後接觸馬列主義，1926年由喬心全介紹加入中共黨。1927年「四•一二事件」之後被捕入獄，因證據不足釋放。出獄后擔任中共武進、宜進縣委書記。1930年擔任浙江蕭山縣委書記、浙北特委秘書長，後來浙北特委被撤銷，轉到江蘇灌雲響水中學任教。在浙江時，曾任浙江省立湘湖村鄉村師範學校(陶行知創辦)擔任教師。后建立浙江省第一個中共地下黨支部。1932年8月惲逸群進入上海新聞界，在新聲通訊社當記者，此時已經失去和黨組聯繫。為躲避追捕，改名逸群。1934年5月5日，《申報》已故翻譯秦理齋的夫人母子四人全部服毒自殺。惲逸群發表連續報道，引起社會關注。同時，惲逸群與中共黨組恢復聯繫，並加入地下情報系統。1935年8月，惲逸群進入成舍我等在上海創辦的《立報》。1936年，惲逸群受鄒韜奮邀請，前往香港協辦《生活日報》及《生活日報周刊》。後來回到上海，擔任《立報》主筆。1937年10月，惲逸群與范長江發起，二十四人署名在漢口成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惲生前回憶，提供了16個人的姓名：惲逸群、范長江、邵宗漢、夏衍、石西民、陸詒、劉祖澄、袁殊、楊潮、朱明、戴湘雲、陳憲章、章丹楓、孟秋江、蕭芳、金摩雲) 。1937年上海淪陷后，他奉命轉到地下黨以外商名義在租界出版《導報》、《譯報》，活躍在孤島新聞界。1938年在《導報》上發表《異哉汪精衛之言》一文，質疑汪的言論行為，一月之後，汪精衛公開發表艷電，新聞業界嘩然。1939年《導報》、《譯報》被搗毀，被迫出走香港，負責國新社香港分社的工作。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惲逸群受中共地下黨之命回到上海，「投降」做了「漢奸」。后進入日本特務機關「岩井公館」，身份是上海編譯社社長。1944年10月，被日本憲兵隊以共黨嫌疑罪逮捕，但在獄中未露實情，1945年6月30日獲釋。抗戰勝利后，戴笠曾下令以漢奸罪逮捕他。1945年11月到1949 年5月近4年的時間內，他主持《新華日報》華中版、《大眾日報》和《新民主報》工作，先後擔任《新華日報》華中版的編委，新華社華東分社的社長，新華社山東總分社副社長，濟南分社社長，大眾日報的副社長、總編輯，濟南市委機關報《新民主報》的社長兼總編輯。1948年，應《新華文摘》之約寫下《三十年見聞雜記》，1949年在山東出版社印行，各地廣泛翻印。(后改名《蔣黨真相》) 。1949年5月，惲隨軍進入上海，負責上海《解放日報》，擔任社長。歷任華東新聞學院院長、華東新聞出版局局長。1952年2月，「三反」中因為1951年《解放日報》報紙漏登一則斯大林致毛澤東的賀電而被饒漱石藉機陷害，開除出黨，降職三級。1953年3月，國家出版總署負責人胡愈之、陳克寒出面將他調任北京新華辭書社副社長，並甄別錯案，同時和葉聖陶一起組織編纂了第一本《新華字典》。1955年5月，他又受潘漢年案牽連，以漢奸、叛徒罪被捕，被單獨關押，隔絕外界聯繫，受偵訊一年，儘管查無「叛徒、漢奸」實據，仍繼續關押在監獄。196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秘密判處其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不得上訴。至此，惲逸群已經被關押近11年。12月8日，被假釋出京，並不允許他對別人談論被捕經過和判決內容，判決書也被收走。1965年12月，惲逸群被發配至蘇北阜寧中學管理圖書。月給生活費37元，無職級。文革期間成為「專政」對象，從事重體力勞役，歷經磨難，子女與其斷絕關係。但他仍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講出《平凡的真理》：「凡是把國家最高領導人（不論他的稱號是皇帝、國王、元首、主席……）神化的（不論說他是『天縱聖明』，是『救世主——大救星』，或是『幾千年才出現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權，篡奪權力。」對於頻見於「兩報一刊」的那些先引語錄，認為是霸氣十足的文章，他斥之為「新八股」，並指出「它比老八股的危害性要大得多」，「因為它斷章取義，妄加議論，且不容置疑。」「評法批儒」轟轟烈烈時，他譏誚道：「甚至指斥孟子的『善戰者服上刑』一語是反對人民戰爭，不知哪一天在夢中見到了戰國時代的人民戰爭……」文革結束后，惲逸群進京申冤，但無人過問。1978年12月10日晚9時，惲逸群病逝于南京省中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