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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骆宾基：（1917年－1994年6月），原名张璞君，中国作家。1935年在上海，萧军、萧红在鲁迅帮助下，分别出版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骆宾基读后受到震动。1936年5月初，骆宾基来到上海。在上海法租界汶林路一处亭子间住下后，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刚写完前两章，就寄给鲁迅。重病的鲁迅回信称：“体力不支，一时恐难看稿；况且既是长篇，仅凭开端也无以观其全貌……”骆宾基失望地给鲁迅回信：“退稿已经收到，请勿悬念，祝愿先生早日痊愈……”1936年10月，写作《边陲线上》即将收尾时，骆宾基得知鲁迅病逝，悲痛难抑。过了一段时间，骆宾基又致信茅盾，很快收到茅盾回信，茅盾答应看稿，骆宾基迅速将《边陲线上》写完，誊清并寄去。不久茅盾回信说，从《边陲线上》的“氛围气”看得出青年作者的笔力与未来，并同意在修改后介绍出版。后经茅盾三次推荐，1937年5月，上海天马书店主编巴人（王任叔）约见骆宾基，表示准备出版《边陲线上》。1937年8月，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王任叔从印刷厂里抢出《边陲线上》的书稿还给茅盾。此后，茅盾第四次推荐，将书稿给了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11月出版。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后，骆宾基要到浙东前线从事战地服务。行前，茅盾知道骆宾基的书稿未付印，没有经济来源，便资助骆宾基40块大洋。1940年秋后，骆宾基到浙东义乌拜访冯雪峰。经冯雪峰支持，骆宾基1940年底赴广西桂林从事文学创作。在桂林，刚写完第二部长篇小说《人与土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骆宾基乃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期间，骆宾基曾受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之托，帮助照看病中的萧红，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骆宾基回桂林。他和聂绀弩合编《文学报》，很快遭到查禁，乃写作自传体长篇小说《姜步畏家史》。这部小说奠定了骆宾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丰产期，除了《姜步畏家史》，他还创作了短篇小说《老女仆》、《北望园的春天》、《乡亲康天刚》等。1947年春，骆宾基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到东北动员一股地方武装接受八路军改编，途经长春市郊时，遭到杜聿明手下的特刑队逮捕，当夜押往沈阳秘密监所。对方劝他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称“在戡乱政策下作一个守法公民”，马上可获释。他回答：“我又不是国民党，我怎么能站在戡乱政策底下呢？我到东北来就是为了反对戡乱，反对打内战的！”“你们公开枪毙我好啦！我们搞文学艺术的人，是讲气节的！”此后，他被当作“顽固不化”的要犯，专机押到南京军法局监狱，以“武装叛乱”的罪名待决。1949年1月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释放政治犯，骆宾基才获释，再度流亡香港。1949年6月，骆宾基自香港启程北上北平，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3年，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剧本创作所，当专业作家，从事专业创作。历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北京市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文联全委，北京市作协副主席。1956年，骆宾基因胡风问题受牵连，被审查一年，其中有3个月不准回家。1957年，去北京南郊农业社体验生活。1958年，下放黑龙江省农村人民公社体验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间，骆宾基度过8年“牛棚”及半“牛棚”生活，身心受到很大摧残，曾与老舍等一起被批斗。但他坚持原则。1967年，在单位的一次批斗会上，骆宾基站起来说：“邵荃麟是活着的焦裕禄！”全场皆惊。后来，造反派将他叫到办公室，要他揭发邵荃麟、冯雪峰，被他拒绝。骆宾基的妻子邹民才回忆：“因为骆先生坚持不改变对邵荃麟、冯雪峰的看法，一直没有工作，每月只有极少的生活费，家里不得不靠变卖东西过日子。当时有人好心劝他下个台阶，他毅然拒绝，说：‘这台阶太高了。’＂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当天地震刚发生，骆宾基就从地安门的住处出门，到大雅宝胡同的邵荃麟家看望邵荃麟的遗孀及女儿，那时邵荃麟的遗孀尚顶着“叛徒、走资派”帽子。1972年起，由于无法继续自由从事文学创作，骆宾基开始研究金文。写出专著《金文新考》。

倪贻德：（1901年－1970年5月13日），美术家。1919年進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22年上海美专毕业并留校任教。1927年秋赴日本，在川端绘画学校学习。1928年回国。先后在武昌、广州、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组织“摩社”，主编《艺术旬刊》杂志。1932年秋，他和庞薰琴等组织决澜社，以表现新艺术形式举办三次画展，富有狂风般的激情，向沉寂、庸俗、衰颓的画界冲击，使中国画坛出现新兴气象。抗日战争爆发后，曾跟随郭沫若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一度任郭沫若领导下的第三厅美术科长，后在西南联大、英士大学、国立艺专等校任教。1940年在香港被推为“中华美术协会”理事。1941年从香港回上海，在上海美专任教授。1944年四川重庆国立艺专任教授，1948年因支持進步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解聘。同年下半年自办《西湖艺专研究所》。1949年杭州解放，奉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命，在国立艺专留校任教并肩副校长。1953年调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任教。1958年调回浙江美术学院任教，为理论教研室主任。1961年成立倪贻德教授油画工作室，担任绘画教学工作。著作有《画人行脚》、《现代绘画概观》、《艺术漫谈》、《近代艺术》、《水彩画概论》、《西洋美术史纲要》、《西洋画研究》、《西画论丛》等。1966年在文革中长期遭受严重折磨。1970年5月13日，被迫害致死。

钟道泉：（1902年－1969年4月），字本立。国画家。1927年秋，与武昌艺专的创始人蒋兰圃等，成立了以“阐扬国故，振起艺术”为宗旨的湖北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梅社”，号称“梅社十友”。1930年又与唐一禾发起成立武美艺术研究会，举办多次画展及公演，湖北艺术日趋活跃。作品又相继参加了中华民国第一、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1935年在武汉举办湖北省有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汉口市美术展览》、湖北美术界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时，年仅33岁的钟道泉在国画界已名闻遐迩，其作品被誉“大气磅礴”。抗战后期回四川成都，在省南虹艺专等校一直从事美术教学与创作工作，同时在四川各地举办或参加各类画展，1944年参加教育部第三次全国美展，1947年以个人名义举办“收集欧洲名画片展”，图片中已包含欧洲印象派作品。其间与张大千、徐悲鸿、冯玉祥、李一目、蔡绍序等各界大家交往频繁。在画风上注重兼容并收、道法自然，同时不断探究拓宽中国画的笔、墨、色、纸的表现力。其深厚的艺术造诣和在各地产生的影响，使其在美术界已享有“西南地区国画宗师”之誉。1949年后任四川省文联国画组组长。1956年赴重庆，在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任教，1958年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其间政治运动频发，他与世无争，潜心艺术创作与教学，低调入世，高调作画。196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为其出版《花鸟画小辑》。曾任武昌艺专教师、西南艺专成都分校部教授、成都南虹艺校国画教师、四川文联国画组组长、四川美术学院讲师。以其功底深厚，深得自然之道的中国写意花鸟画著称于世。50年代末，前苏联油画家马克西莫夫观看钟道泉现场作画，曾被其胸有成竹、能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笔飞墨舞，转眼间完成一幅出神入化、无懈可击的作品的绝招彻底倾倒。然正值钟道泉炉火纯青之时，不幸于1969年4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享年67岁。
　　
荀慧生：（1900年1月5日－1968年12月26日），字慧声，号留香，艺名白牡丹，一名词，初名秉超，后改名秉彝；与余叔岩合演《打渔杀家》起，改用荀慧生为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1909年开始以“白牡丹”艺名随庞启发在冀东、冀中一带农村集镇庙会上演出。1910年随庞启发進燕京，搭班演出梆子戏。1911年去天津，曾与王钟声同台演出文明戏。民国后又到北京，跟李寿山等学习京剧，后拜王瑶卿，学习正工青衣。1915年本应出徒，但是庞启发利用合同上的漏洞，又拖延了两年，直到1917年放荀慧生自立。1919年加入杨小楼的永胜社，随杨小楼、尚小云、谭小培赴上海演出，担任“刀马旦”，引起轰动。因喜作画，1924年正式拜吴昌硕为师，也向齐白石、陈半丁、傅抱石、李苦禅、王雪涛等名师求教。1925年改艺名为荀慧生。1949年以后，历任荀慧生京剧团团长，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戏曲家协会艺委会副主任。一生演出了三百多出戏，其中代表作为《元宵谜》、《玉堂春》、《棋盘山》等，与杨小楼、尚小云、谭小培一起称为“三小一白”。文革时期荀慧生被批斗，身挂“牛鬼蛇神”的牌子，头被剃成阴阳头，被押往北京孔庙，与老舍、萧军等作家一起被罚跪着焚烧戏服，并受鞭笞。当他被放回家的时候，脊背上血迹斑斑，衬衣已被打得破烂不堪，与血痂粘在一起，揭下来都十分困难。后被送到“沙河农场”劳改，从事重体力劳动。1968年12月下旬的一天，荀慧生实在支撑不住，倒卧在冰天雪地中，无人理会达4小时之久。12月26日，荀慧生气绝。

闻捷：（1923年－1971年1月10日），原名赵文节，曾用名巫之禄，现代著名诗人。历任新华通讯社西北总社采访部主任、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兰州分会副主席。1938年入党。1940年到延安，先后在陕北文工团﹑陕北公学工作﹑学习﹐并写作反映陕甘宁边区军民斗争生活的诗﹑散文﹑小说﹑剧本等。1952年起﹐闻捷在新疆工作期间﹐就开始進行诗的写作。1955年在《人民文学》上陆续发表了《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滨》﹑《水兵的心》﹑《果子沟山谣》﹑《撒在十字路口的传单》等组诗和叙事诗《哈萨克牧民夜送“千里驹”》。这些作品﹐除一部分写东南沿海水兵生活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外﹐大部分表现新疆兄弟民族新的生活。后来﹐它们与作者其它表现新疆风貌的诗作一起结集为《天山牧歌》(1955)。从1959年起﹐闻捷开始发表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按计划﹐长诗共三部。第一部《动荡的年代》和第二部《叛乱的草原》分别出版于1959年和1962年。第三部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未能完成。1968年，闻捷成为上海作协第一批被整肃的对象，在被下放牛棚，接受隔离审查的时候，他的妻子已跳楼自杀，女儿也被赶出了家门。1970年3月7日，上海作协全部進入五七干校劳动。此时的戴厚英正因为和丈夫长期两地分居、感情不和而离了婚。青梅竹马的情感破裂使戴厚英非常痛苦，而经审查被解放了的闻捷虽然还在住牛棚，但由于他人高马大体力好做了连队下属的生产队长，他的上司恰恰是戴厚英。两人一个养猪一个种菜，一起负责每天生产劳动的安排，渐渐地彼此之间发生了感情。很快，一纸结婚申请交到了工宣队的手里，两人公开了恋情。他们希望早日结婚，互相有个照应。一个多月过去了，结婚申请杳无音信。月底连队休假四天，正当戴厚英和闻捷商量着要用这四天假筹备婚事的时候，连队领导突然宣布要闻捷留下值班，两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人为的阻挠，那天两人在大堤上久久徘徊。事情的发展对他们愈来愈不利，每次放假闻捷都会被留下值班，而戴厚英却即将被调往吉林。闻捷终于按捺不住和领导吵了起来，一个住牛棚的文艺黑线人物和造反派领导吵架，这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形势马上急转直下，12月30日下午，五七干校召开了关于闻捷的批判会。闻捷被说成是对抗运动，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反扑，有人甚至说闻捷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为了让戴厚英好过一些，闻捷提出暂时停止恋爱，但保留两人关系。而戴厚英的性格宁折不弯，她对闻捷的回答是要断就坚决地断。1971年春节前夕，五七干校的人全部拉练回上海，闻捷也不例外。当戴厚英站在闻捷面前还给他的家门钥匙的时候，这位身高一米九的东北大汉跪倒在地，失声痛哭。1月10日，市党代会开到晚上结束之后，因与管理调查他的领导戴厚英的婚姻被上级阻止，曾经充满红色理想的闻捷，终于感觉了彻底的绝望，在住地开煤气自杀了。时年48岁。

恽逸群：(1905年1月24日－1978年12月10日)，原名钥勋，字长安，当记者后改名逸群。著名记者，中共情报工作者。中国文化、新闻界的杰出人士。1921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修科求学。中途辍学。1923年入无锡电话公司当练习生。1925年五卅事件后，参加国民党，先后任国民党武進区、县党部常委。后接触马列主义，1926年由乔心全介绍加入中共党。1927年“四•一二事件”之后被捕入狱，因证据不足释放。出狱后担任中共武進、宜進县委书记。1930年担任浙江萧山县委书记、浙北特委秘书长，后来浙北特委被撤销，转到江苏灌云响水中学任教。在浙江时，曾任浙江省立湘湖村乡村师范学校(陶行知创办)担任教师。后建立浙江省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1932年8月恽逸群進入上海新闻界，在新声通讯社当记者，此时已经失去和党组联系。为躲避追捕，改名逸群。1934年5月5日，《申报》已故翻译秦理斋的夫人母子四人全部服毒自杀。恽逸群发表连续报道，引起社会关注。同时，恽逸群与中共党组恢复联系，并加入地下情报系统。1935年8月，恽逸群進入成舍我等在上海创办的《立报》。1936年，恽逸群受邹韬奋邀请，前往香港协办《生活日报》及《生活日报周刊》。后来回到上海，担任《立报》主笔。1937年10月，恽逸群与范长江发起，二十四人署名在汉口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恽生前回忆，提供了16个人的姓名：恽逸群、范长江、邵宗汉、夏衍、石西民、陆诒、刘祖澄、袁殊、杨潮、朱明、戴湘云、陈宪章、章丹枫、孟秋江、萧芳、金摩云) 。1937年上海沦陷后，他奉命转到地下党以外商名义在租界出版《导报》、《译报》，活跃在孤岛新闻界。1938年在《导报》上发表《异哉汪精卫之言》一文，质疑汪的言论行为，一月之后，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新闻业界哗然。1939年《导报》、《译报》被捣毁，被迫出走香港，负责国新社香港分社的工作。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恽逸群受中共地下党之命回到上海，“投降”做了“汉奸”。后進入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身份是上海编译社社长。1944年10月，被日本宪兵队以共党嫌疑罪逮捕，但在狱中未露实情，1945年6月30日获释。抗战胜利后，戴笠曾下令以汉奸罪逮捕他。1945年11月到1949 年5月近4年的时间内，他主持《新华日报》华中版、《大众日报》和《新民主报》工作，先后担任《新华日报》华中版的编委，新华社华东分社的社长，新华社山东总分社副社长，济南分社社长，大众日报的副社长、总编辑，济南市委机关报《新民主报》的社长兼总编辑。1948年，应《新华文摘》之约写下《三十年见闻杂记》，1949年在山东出版社印行，各地广泛翻印。(后改名《蒋党真相》) 。1949年5月，恽随军進入上海，负责上海《解放日报》，担任社长。历任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1952年2月，“三反”中因为1951年《解放日报》报纸漏登一则斯大林致毛泽东的贺电而被饶漱石借机陷害，开除出党，降职三级。1953年3月，国家出版总署负责人胡愈之、陈克寒出面将他调任北京新华辞书社副社长，并甄别错案，同时和叶圣陶一起组织编纂了第一本《新华字典》。1955年5月，他又受潘汉年案牵连，以汉奸、叛徒罪被捕，被单独关押，隔绝外界联系，受侦讯一年，尽管查无“叛徒、汉奸”实据，仍继续关押在监狱。196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秘密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不得上诉。至此，恽逸群已经被关押近11年。12月8日，被假释出京，并不允许他对别人谈论被捕经过和判决内容，判决书也被收走。1965年12月，恽逸群被发配至苏北阜宁中学管理图书。月给生活费37元，无职级。文革期间成为“专政”对象，从事重体力劳役，历经磨难，子女与其断绝关系。但他仍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讲出《平凡的真理》：“凡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论他的称号是皇帝、国王、元首、主席……）神化的（不论说他是‘天纵圣明’，是‘救世主——大救星’，或是‘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权，篡夺权力。”对于频见于“两报一刊”的那些先引语录，认为是霸气十足的文章，他斥之为“新八股”，并指出“它比老八股的危害性要大得多”，“因为它断章取义，妄加议论，且不容置疑。”“评法批儒”轰轰烈烈时，他讥诮道：“甚至指斥孟子的‘善战者服上刑’一语是反对人民战争，不知哪一天在梦中见到了战国时代的人民战争……”文革结束后，恽逸群進京申冤，但无人过问。1978年12月10日晚9时，恽逸群病逝于南京省中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