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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莫桂新：（1917年－1958年8月15日），中國音樂家。莫桂新從小喜歡畫畫、排球、唱歌。自南開中學畢業后，1936年考入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圖案系學油畫，在校期間他是排球隊主力。因嗓音出色而被一位俄國籍聲樂教授動員學習聲樂。與莫桂新同年進入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張權在聲樂系學習，在該校二人相識。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11月該校內遷，二人隨之輾轉經貴州省、湖南省、雲南省到陪都重慶。到重慶后，兩人轉入青木關國立音樂院學習聲樂。1942年元旦，莫桂新和張權自青木關國立音樂院畢業后結婚。1943年和1945年，女兒莫紀綱、莫紀嵐先後出生。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莫桂新全家北上定居天津明華里。莫桂新在耀華中學任音樂教師，與一些音樂人組織了「黃鐘合唱團」，常一起唱《黃河大合唱》等歌曲，其中羅忻祖、王秉銳、華正文、莫桂新等人後來都成為音樂家。1947年6月，張權到美國學習聲樂。中共國成立后，1950年4月，莫桂新進入華北軍政大學學習。1951年9月20日，受周恩來之邀，已在美國依斯特曼音樂學院研究院獲碩士學位的張權啟程回國，經廣州、上海、天津抵達北京。全家定居在北京市東城區無量大人衚衕15號四合院。1953年，小女兒莫燕出生。莫桂新、張權先後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後來又一起調入中央實驗歌劇院。1955年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中，莫桂新被處理。據《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記載：莫桂新「1941年重慶音樂院入國民黨，與美蔣特分子發生聯繫，加入天主教。日降后在天津成為國民黨文化界要人，國民黨音樂節主席，宣傳歌詠團團長。主持電台進行反革命宣傳，唱反革命歌曲，誣衊共產黨八路軍……解放后隱瞞歷史參加工作。」莫桂新被用這些虛構的情節羅織罪名，定為歷史反革命。《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記載：1957年「整風開始，（莫桂新）親自找藝術領導，質問肅反對他（的）處理問題，『肅反依法進行搜查，根據是什麼。』要求重查他的問題，進行翻案。」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拉開了反右運動的序幕。莫桂新因為所謂「解放后隱瞞歷史」，以及1957年鳴放期間攻擊肅反、妄圖翻案，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兼右派」，並被划為6類右派分子里最嚴重的一類：保留公職、勞動教養，送往興凱湖農場勞動教養。妻子張權因為寫了《關於我》一文，被中央實驗歌劇院領導視為向黨進攻，定為右派，工資降三級，暫留中央實驗歌劇院為演員拆洗演出服。1958年8月15日，莫桂新因食物中毒在興凱湖農場逝世，年僅41歲。1961年3月，張權被逐出北京，獨自攜小女兒莫燕和莫桂新的四伯母下放到黑龍江省哈爾濱歌舞團。

奚嘯伯：（1910年－1977年12月10日），京劇演員，工生行。奚嘯伯師承言菊朋先生學習京劇表演藝術。曾參加梅蘭芳的劇團，唱二路老生（副生），后自組嘯聲京劇團。1955年起擔任北京京劇四團團長。期間與汪曾祺合作取材自吳敬梓《儒林外史》新編古裝京劇《范進中舉》。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划為右派，離開北京京劇四團，到石家莊京劇團工作。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變成摘帽右派。1966年文革開始后，受到迫害。1977年12月10日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去世。死後才得到平反。他開創世稱奚派的京劇生行藝術流派，大弟子歐陽中石。兒子奚延宏工凈行，孫奚中路工生行。

聶紺弩：（1903年1月28日－1986年3月26日），原名聶國棪，筆名紺弩、耳耶、臧其人、史青文、甘努、二鴉、簫今度、邁斯等，中國著名詩人、散文家。1910年，聶紺弩進入申家祠堂讀書，啟蒙老師是孫鐵人。1915年，升入縣立高等小學。1916年從縣立高等小學畢業后，失學在家。1920年，孫鐵人從上海給家鄉來信，願資助培養3個家鄉的子弟，聶紺弩被鄉親們推舉成為3個人之一，赴上海。經孫鐵人安排，聶紺弩進入上海高等英文學校學習3個月。1921年，又經孫鐵人安排，到福建泉州，任中國國民黨的東路討賊軍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為何成濬）秘書處擔任錄事，並由孫鐵人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其間接觸了劉師復的《無政府主義討論集》。1922年，經孫鐵人介紹而結識的同鄉鮑慧僧給聶紺弩來信，將他請到英屬馬來亞吉隆坡任運懷義學教員（運懷義學是一所華僑小學）。1923年秋冬之際，應董鋤平之邀，聶紺弩到達緬甸仰光任《覺民日報》編輯。不久，被《覺民日報》開除。1924年，聶紺弩從仰光抵達廣州，在鮑慧僧、廖干五的勸告下，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二期。因為鮑慧僧和包惠僧同住一室，所以聶紺弩在鮑慧僧處結識了包惠僧。聶紺弩還初識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1925年，隨黃埔軍校第二期全體學生編入部隊，參加第一次東征，隨部隊開入廣東海豐，在海豐參与了彭湃領導的農民運動工作，任海豐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官兼政治部科員。1925年從黃埔軍校畢業后，考入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1926年到達莫斯科上學。在學校期間，他始終未掌握俄語，但自修了全部文科大學課程；他「專心文藝，不問政治」。1927年，聶紺弩回國來到南京，經過半年審查，聶紺弩由中央黨務學校的臨時輔導員轉為正式輔導員，並結識了該校學生周之芹（即周穎）。同年，因為給在南京的聶紺弩寫信，聶紺弩的朋友敖少瓊在海豐被革命同志當作反革命、通敵叛變分子而處決。1928年，聶紺弩因和周穎戀愛，遭到中央黨務學校全體學生反對。康澤也因對學生太嚴格，遭到中央黨務學校學生反對。因此，聶紺弩和康澤都被調離。聶紺弩調任中央通訊社編輯（後來逐漸升為副主任）。1929年與周穎結婚，婚後周穎到日本留學。1931年，經中央通訊社主任蕭惟一介紹，附帶幫《新京日報》編副刊《雨花》。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聶紺弩利用和金滿城組織「什麼詩社」的辦法，組織創辦了「文藝青年反日會」，由聶紺弩起草請願書，發給每個會員，又拿到全國學生請願示威大會現場散發。同時，聶紺弩還在《雨花》上發表宣傳抗日的文章。中國國民黨當局為此通緝聶紺弩。1931年9月25日，聶紺弩棄職潛逃到上海，隨後赴日本與妻子周穎會合。1932年在日本，經周穎介紹，結識了胡風。經胡風介紹，參加左聯，與胡風、方天一、王達夫、周穎共辦「新興文化研究會」，出版反日刊物《文化鬥爭》。1933年櫻花節，聶紺弩夫婦及胡風、方天一、王達夫被日本警方逮捕，關押在早稻田三個月，7月，聶紺弩夫婦及胡風及其他20多個中國學生，被日本政府從東京驅逐出境，押送至中國上海。經留蘇同學孟十還推薦，被留蘇同學林柏生聘為上海《中華日報》文學副刊《動向》的編輯。1934年1月1日《動向》發刊，聶紺弩經左聯同意，找來葉紫擔任助手。魯迅向《動向》投稿數十篇。1934年8月31日，《動向》停刊。同年，聶紺弩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又經同鄉吳奚如的介紹，聶紺弩加入中共黨。1935年，在魯迅支持下，聶紺弩參与主編《海燕》，同年初創刊，僅出兩期便被迫停辦。1936年9月，聶紺弩奉中共黨組織之命，護送剛從南京脫險的丁玲到西安，次日見到專程從陝北來接丁玲的潘漢年。在潘漢年建議下，聶紺弩返回上海。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聶紺弩趕回上海，與懷孕的妻子周穎共同參加了魯迅治喪辦事處的工作。1937年2月25日，周穎生下一女，取名「海燕」，以紀念與魯迅共同創辦《海燕》時的經歷。抗日戰爭爆發，輾轉去了延安。1938年春，聶紺弩從延安經西安到武漢。1938年8月，抵達院南雲嶺新四軍軍部，先擔任政治部宣傳科科員，後來調到服務團任創作委員，最後任新四軍軍部文化委員會委員兼秘書，並負責編新四軍軍部刊物《抗敵》的文藝部分。1939年離開新四軍，到浙江金華的中共浙江省委刊物《文化戰士》任主編。1940年四、五月間，在廣西桂林與張雅琴、歐陽敏訥、胡希明等人辦《力報》，聶紺弩任副刊《新墾地》主編，8月20日，刊物《野草》在桂林創刊。1941年2月，國民黨當局封閉桂林生活書店，並霸佔其房屋另開國防書店，還追捕桂林生活書店經理邵公文等人。聶紺弩為此寫下《韓康的藥店》一文，轟動桂林。同年，周穎帶著女兒聶海燕到重慶鄧穎超處，通過吳奚如與聶紺弩取得了聯繫。1942年春，在桂林與胡風、彭燕郊、艾峰、米軍、盧華澤、朱谷懷等籌組南天出版社，出版胡風主編的《七月文叢》和《七月詩叢》。1942年夏，到重慶見周穎，但因工作需要，同年10月返回桂林。1944年，遠在重慶的周穎會同朱學范、易禮容等人共同籌建中國勞動協會。1945年，聶紺弩也來到重慶，任西南學院教授、重慶《商務日報》副刊《茶座》編輯。1946年，任《新民報》副刊《呼吸》編輯，8月，周穎被捕，出獄后先到上海，後到香港。同年，聶紺弩因刊載揭露兵痞惡行的文章，重慶警備司令部派一個連的軍警包圍了《新民報》，勒令交出文章作者，中共黨組織讓聶紺弩撤到香港。聶紺弩遂到香港、與在中國勞動協會任職的妻子周穎會面。1947年，從香港「六一」大搜捕中漏網，開始為香港《文匯報》撰寫社論，後來又寫短評。他還為在香港復刊的《野草》撰稿。在香港，周穎參加民革，當選為民革中央委員。1948年冬，周穎應鄧穎超之邀，乘船經朝鮮到天津，而後來到西柏坡參加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籌委會。1949年，聶紺弩繼周穎之後回到北平，參加第一次全國文代會。1949年10月1日，他參加了中共國開國大典。1950年，任香港《文匯報》總主筆。1951年春，回到北京，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第二編輯室（古典文學編輯室）主任。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兼古典文學研究部副部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1955年，「胡風事件」發生，隨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開始肅反運動。聶紺弩因受胡風、康澤的牽連，在肅反運動中被隔離審查，反省3個月。最後受到留黨察看和撤職處分。1957年被划為右派，開除黨籍，1958年7月送北大荒的黑龍江省密山農墾局850農場勞動。因一場火災，以「故意縱火」罪被捕入獄。周穎得知后，北上北大荒營救，經託人疏通，使他以「判刑一年，緩刑一年」假釋出獄。1959年初夏，被分配到《北大荒》文藝編輯部工作。1961年春回到北京，1961年秋摘掉右派帽子。經過他的朋友張執一（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幫助，1962年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擔任文史專員。大約從1962年9月起，聶紺弩的寫作及言論就被公安機關通過各種渠道搜集起來，多次被摘編報送高層領導。1964年12月，公安機關的簡報上曾以《聶紺弩反對文藝界整風，惡毒攻擊毛主席》為題，編報了聶紺弩的言論。1964年，聶紺弩到廣東廣州銀河公墓瞻仰蕭紅墓，並重訪廣東海豐看望彭湃的母親，與其合影，還寫下《重到海城呈彭母》詩二首，也看望了丘東平的母親。（後來文化大革命中，因聶紺弩此訪等原因，彭湃的母親和兒子遭到批鬥致死。）文化大革命爆發后，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公安六條》，其中第二條規定：「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1967年1月25日，因為「攻擊誣衊無產階級司令部」，聶紺弩在北京東直門外新源里寓所被作為「現行反革命」逮捕，先後羈押在功德林監獄、半步橋監獄。1969年10月，根據中共軍總參謀長黃永勝發布的「林彪副主席第一號令」，以疏散首都的犯人、加強備戰為由，聶紺弩被轉押到山西省，在山西省運城地區稷山縣看守所羈押5年。1972年6月，公安機關將聶紺弩案起訴到法院審理，12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了一次審訊。1974年5月8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現行反革命罪」，一審判處他無期徒刑。1974年10月末，他被移送臨汾的山西省第三監獄服刑。1976年9月25日聶紺弩獲得釋放，11月1日回到北京后，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通知，自1977年1月起每月在街道居民委員會領取生活費18元。1979年3月10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對聶紺弩的再審判決，撤銷原判，宣告無罪。同日，到聶紺弩的住地宣布並送達判決書。1979年4月7日，人民文學出版社作出關於聶紺弩「右派」問題的改正決定，恢復中共黨黨籍，恢複名譽，恢復聶紺弩原文藝二級工資級別，任命聶紺弩為人民文學出版社顧問。聶紺弩的女兒聶海燕，在1976年8月自殺身亡；女婿方誌訓，聶海燕的丈夫，在聶海燕死後一周，也自殺身亡。
　　
浦熙修：（1910年10月29日－1970年4月23日），中國女記者。1927年，浦熙修進入京華美術專科學校學習，併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附小教員。1936年春，隨丈夫袁子英遷居南京，被推薦到《新民報》社從事廣告、發行工作。因為文採好，不久便調任記者。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新民報》遷往重慶。浦熙修經過周折，於1939年赴重慶，擔任《新民報》採訪部主任。1945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會見了浦熙修。浦熙修對中共及各民主黨派的和平建國主張進行了大量報道，指責中國國民黨不顧和平、擴大內戰。1946年春發生了「校場口事件」，浦熙修協同《新華日報》發動新聞工作者聯名發表公開信，與中央通訊社作出了互相矛盾的報導。1946年4月，浦熙修隨《新民報》社遷回南京。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請願代表赴南京，發生「下關慘案」，浦熙修也遭到毆打，身受重傷，被送往醫院。1947年5月，6000多名南京學生向國民參政會請願，遭到政府鎮壓，釀成「五•二○慘案」。浦熙修率《新民報》記者採訪，以整版篇幅報道。1948年7月，中華民國政府以「為匪宣傳」的罪名，勒令《新民報》永久停刊。同年11月，浦熙修被逮捕。1949年9月，浦熙修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共國成立后，浦熙修歷任第二至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文匯報》副總編輯兼駐北京辦事處主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候補委員、全國婦聯委員。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她曾三次赴抗美援朝前線慰問，回國之後到各地宣傳抗美援朝的勝利。還撰寫了《朝鮮紀行》和《新疆紀行》等報告文學。1957年，浦熙修被毛澤東點名，指羅隆基透過她在《文匯報》發表反動言論，她因此在反右運動中遭到批判，被打成「右派」。此後，浦熙修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化教育組副組長。1965年底，浦熙修患癌症。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浦熙修又受到迫害。1970年4月23日，浦熙修在北京病逝，享年60歲。

耿庸：（1921年－2008年），本名鄭炳中。雜文家。13歲起在《閩南日報》、《江聲報》發表詩和散文。1938年至1945年，先後在福建《閩北日報》、江西《青年日報》、重慶《新中華》雜誌等報刊任編輯，此後在宣懷經濟研究所研究近代經濟思想史。1947年8月去台灣，任台灣《公論報》編輯、華南商業銀行研究所研究員。1949年11月返回大陸，先後任廣東《新商》晚報副總編、上海震旦大學教授、新文藝出版社編審。1955年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耿庸被捕后，妻子王皓也進了監獄，被關了兩年後出獄，王皓即給毛澤東寫信訴冤，當時正值「反右」期間，把她也算上了一個，她無處申訴，終於憤而在9月的一天跳了上海黃浦江自殺身亡。1955年5月13日，耿庸被逮捕后，失去人身自由長達25年，直到1980年才獲得平反。從1936年起發表作品，此後至1955年入獄前發表雜文、評論等近千篇，約百萬字，多半散失。主要著作有論著《（阿Q正傳）研究》（1952年）、《文學對話》（與何滿子合著，1983年）、雜文集《回收》（1985年）、《逢時筆記》（1998年）、評論及回憶文集《文學：理想與遺憾》（2004年）等；晚年著有《未完成的人生大雜文》。

賈植芳：（1915年－2008年），著名作家、翻譯家、學者，比較文學學科奠基人之一。1929年7月考入太原的私立成成中學，兩年後開始嘗試寫作，以筆名「冷魂」在《太原晚報》上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一個兵的日記》。1932年9月，考入北平教會學校崇實中學，並繼續寫作，兩年後在北平《京報》文藝周刊《飛鴻》、天津《大公報•小公園》、上海《申報•自由談》等報刊上發表小說、雜文等。1936年1月，賈植芳因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被北平警察局以「共產黨嫌疑犯」逮捕，3月由伯父花錢保釋出獄，5月被安排資助到日本留學，入東京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學日文，9月考進日本大學經濟科，不久轉社會科，同年參加留學生文學刊物《文海》的創刊編務工作。1937年，在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工作與學習叢刊》上發表小說《人的悲哀——自一個記憶》，6月收到該刊及編者胡風的信，由此開始相互通信。1937年，日本侵華的 「七七事變」爆發，賈植芳9月回國，12月進入南京的「中央政治學校留日學生特別訓練班」，半年後畢業派往山西南部中條山戰區抗戰前線，任陸軍第三軍第七師政治部上尉日文幹事。1938年7月，在《七月》雜誌上發表追悼亡妻的獨幕劇《家——呈嬋娥君之亡靈》，8月擔任 「七月社」西北戰地特派員和特約撰稿人。1939年 11月，到重慶的國民黨政府軍事機關報《掃蕩報》任編輯。1940年3月，調陝西宜川縣秋林鎮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山西新聞檢查處，任中校副主任，此年3月又被調往陝西新聞檢查處，因受懷疑而辭職，專事寫作。1942年 10月，考入國軍獨立工兵第三團，任少校日文翻譯，11月與任敏結婚。1944年4月，又因受懷疑辭職，12月到徐州擔任汪偽淮海省政府參議，暗中從事抗日策反工作，次年5月被拘捕，3個月後日本投降而獲釋。同年9月，應邀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校聯絡組長、徐州分站主任參加接收的先遣工作，1個月後因把接收倉庫中的武器送給了新四軍，而被斷絕工作關係，隨後為維持生計而開始做賣顏料的小生意，同時仍繼續寫作並一直保持與胡風的通信聯繫。1946年6月，與妻子任敏一起到上海，寄居胡風家，從此專事寫作，在《大公報•文藝》、《文匯報》、《聯合晚報》、《時代日報》等報刊上發表政論性雜文，並協助胡風主編的《希望》雜誌、《七月文叢》編審稿件， 11月受邀主編《時事新報》文藝周刊《青光》，次年2月因受政治形勢壓力被迫停刊。1947年9月，因在地下學聯的《學生新報》發表的文章而被捕，一年後被留日同學保釋出獄。1949年8月，賈植芳加入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中國作家協會前身），9月出版論著《近代中國經濟社會》，10月出版中篇小說集《人的證據》，次年4月出譯著《人民民主的長成與發展》。1950年10月，到震旦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次年 3月受聘為專職教授，7月出版蘇聯巴魯哈蒂《契訶夫的戲劇藝術》譯著，11月出版恩格斯《住宅問題》譯著。1951年12月，被列入上海高等教育界第一批參加「思想改造」的名單，到蘇州的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三個月。1952年3月，受聘為震旦大學中文系主任；同年8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調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和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1953-1954年，先後出版捷克基希《論報告文學》、《契訶夫手記》、蘇聯巴魯哈蒂《契訶夫的戲劇藝術》、蘇聯謝爾賓娜等《俄國文學研究》譯著。1955年 5月15日，賈植芳被召到上海高等教育局交待與胡風的關係，他仍堅持肯定兩人是共過患難的朋友，併為胡風辯護，隨即被宣布拘捕審查，關入上海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單人監房，其家被抄，兩日後其妻任敏被關押到上海南市監獄；同日，胡風夫婦被逮捕並抄家。6月初，賈植芳被開除中國作家協會會籍。同年 9月，其妻任敏獲釋。1959年春賈植芳被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半牧區當小學教師，12月又被關入當地公安局看守所，到1963年3月出獄，被遣送到青海回族自治州勞改農場農牧機械廠勞動。1966年3月30日，賈植芳被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4月9日被提前一年多釋放，但被押回復旦大學，在校印刷廠接受「監督勞動」，每月領取生活費30元；6月文革爆發后，被作為「反革命分子」遭受批鬥、凌辱和毆打； 9月其妻獲准首次探親，相聚十余天。1974年7月，賈植芳從校印刷廠轉到校區宿舍建築工地 「勞動改造」，次年1月生活費提高到每月領取65.5元。1978年9月，賈植芳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回中文系資料室工作，並允許與親友自由通信；12月，其妻任敏調回上海，1980年8月被青海化隆法院複查后判決「無罪」，同年 12月，賈植芳被上海中級人民法院複查后判決「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