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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莫桂新：（1917年－1958年8月15日），中国音乐家。莫桂新从小喜欢画画、排球、唱歌。自南开中学毕业后，1936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图案系学油画，在校期间他是排球队主力。因嗓音出色而被一位俄国籍声乐教授动员学习声乐。与莫桂新同年進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张权在声乐系学习，在该校二人相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该校内迁，二人随之辗转经贵州省、湖南省、云南省到陪都重庆。到重庆后，两人转入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学习声乐。1942年元旦，莫桂新和张权自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毕业后结婚。1943年和1945年，女儿莫纪纲、莫纪岚先后出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莫桂新全家北上定居天津明华里。莫桂新在耀华中学任音乐教师，与一些音乐人组织了“黄钟合唱团”，常一起唱《黄河大合唱》等歌曲，其中罗忻祖、王秉锐、华正文、莫桂新等人后来都成为音乐家。1947年6月，张权到美国学习声乐。中共国成立后，1950年4月，莫桂新進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1951年9月20日，受周恩来之邀，已在美国依斯特曼音乐学院研究院获硕士学位的张权启程回国，经广州、上海、天津抵达北京。全家定居在北京市东城区无量大人胡同15号四合院。1953年，小女儿莫燕出生。莫桂新、张权先后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来又一起调入中央实验歌剧院。1955年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中，莫桂新被处理。据《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记载：莫桂新“1941年重庆音乐院入国民党，与美蒋特分子发生联系，加入天主教。日降后在天津成为国民党文化界要人，国民党音乐节主席，宣传歌咏团团长。主持电台進行反革命宣传，唱反革命歌曲，诬蔑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后隐瞒历史参加工作。”莫桂新被用这些虚构的情节罗织罪名，定为历史反革命。《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记载：1957年“整风开始，（莫桂新）亲自找艺术领导，质问肃反对他（的）处理问题，‘肃反依法進行搜查，根据是什么。’要求重查他的问题，進行翻案。”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运动的序幕。莫桂新因为所谓“解放后隐瞒历史”，以及1957年鸣放期间攻击肃反、妄图翻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兼右派”，并被划为6类右派分子里最严重的一类：保留公职、劳动教养，送往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妻子张权因为写了《关于我》一文，被中央实验歌剧院领导视为向党進攻，定为右派，工资降三级，暂留中央实验歌剧院为演员拆洗演出服。1958年8月15日，莫桂新因食物中毒在兴凯湖农场逝世，年仅41岁。1961年3月，张权被逐出北京，独自携小女儿莫燕和莫桂新的四伯母下放到黑龙江省哈尔滨歌舞团。

奚啸伯：（1910年－1977年12月10日），京剧演员，工生行。奚啸伯师承言菊朋先生学习京剧表演艺术。曾参加梅兰芳的剧团，唱二路老生（副生），后自组啸声京剧团。1955年起担任北京京剧四团团长。期间与汪曾祺合作取材自吴敬梓《儒林外史》新编古装京剧《范進中举》。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离开北京京剧四团，到石家庄京剧团工作。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变成摘帽右派。1966年文革开始后，受到迫害。1977年12月10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去世。死后才得到平反。他开创世称奚派的京剧生行艺术流派，大弟子欧阳中石。儿子奚延宏工净行，孙奚中路工生行。

聂绀弩：（1903年1月28日－1986年3月26日），原名聂国棪，笔名绀弩、耳耶、臧其人、史青文、甘努、二鸦、箫今度、迈斯等，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1910年，聂绀弩進入申家祠堂读书，启蒙老师是孙铁人。1915年，升入县立高等小学。1916年从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失学在家。1920年，孙铁人从上海给家乡来信，愿资助培养3个家乡的子弟，聂绀弩被乡亲们推举成为3个人之一，赴上海。经孙铁人安排，聂绀弩進入上海高等英文学校学习3个月。1921年，又经孙铁人安排，到福建泉州，任中国国民党的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为何成濬）秘书处担任录事，并由孙铁人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其间接触了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讨论集》。1922年，经孙铁人介绍而结识的同乡鲍慧僧给聂绀弩来信，将他请到英属马来亚吉隆坡任运怀义学教员（运怀义学是一所华侨小学）。1923年秋冬之际，应董锄平之邀，聂绀弩到达缅甸仰光任《觉民日报》编辑。不久，被《觉民日报》开除。1924年，聂绀弩从仰光抵达广州，在鲍慧僧、廖干五的劝告下，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二期。因为鲍慧僧和包惠僧同住一室，所以聂绀弩在鲍慧僧处结识了包惠僧。聂绀弩还初识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1925年，随黄埔军校第二期全体学生编入部队，参加第一次东征，随部队开入广东海丰，在海丰参与了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工作，任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兼政治部科员。1925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考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26年到达莫斯科上学。在学校期间，他始终未掌握俄语，但自修了全部文科大学课程；他“专心文艺，不问政治”。1927年，聂绀弩回国来到南京，经过半年审查，聂绀弩由中央党务学校的临时辅导员转为正式辅导员，并结识了该校学生周之芹（即周颖）。同年，因为给在南京的聂绀弩写信，聂绀弩的朋友敖少琼在海丰被革命同志当作反革命、通敌叛变分子而处决。1928年，聂绀弩因和周颖恋爱，遭到中央党务学校全体学生反对。康泽也因对学生太严格，遭到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反对。因此，聂绀弩和康泽都被调离。聂绀弩调任中央通讯社编辑（后来逐渐升为副主任）。1929年与周颖结婚，婚后周颖到日本留学。1931年，经中央通讯社主任萧惟一介绍，附带帮《新京日报》编副刊《雨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聂绀弩利用和金满城组织“什么诗社”的办法，组织创办了“文艺青年反日会”，由聂绀弩起草请愿书，发给每个会员，又拿到全国学生请愿示威大会现场散发。同时，聂绀弩还在《雨花》上发表宣传抗日的文章。中国国民党当局为此通缉聂绀弩。1931年9月25日，聂绀弩弃职潜逃到上海，随后赴日本与妻子周颖会合。1932年在日本，经周颖介绍，结识了胡风。经胡风介绍，参加左联，与胡风、方天一、王达夫、周颖共办“新兴文化研究会”，出版反日刊物《文化斗争》。1933年樱花节，聂绀弩夫妇及胡风、方天一、王达夫被日本警方逮捕，关押在早稻田三个月，7月，聂绀弩夫妇及胡风及其他20多个中国学生，被日本政府从东京驱逐出境，押送至中国上海。经留苏同学孟十还推荐，被留苏同学林柏生聘为上海《中华日报》文学副刊《动向》的编辑。1934年1月1日《动向》发刊，聂绀弩经左联同意，找来叶紫担任助手。鲁迅向《动向》投稿数十篇。1934年8月31日，《动向》停刊。同年，聂绀弩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又经同乡吴奚如的介绍，聂绀弩加入中共党。1935年，在鲁迅支持下，聂绀弩参与主编《海燕》，同年初创刊，仅出两期便被迫停办。1936年9月，聂绀弩奉中共党组织之命，护送刚从南京脱险的丁玲到西安，次日见到专程从陕北来接丁玲的潘汉年。在潘汉年建议下，聂绀弩返回上海。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聂绀弩赶回上海，与怀孕的妻子周颖共同参加了鲁迅治丧办事处的工作。1937年2月25日，周颖生下一女，取名“海燕”，以纪念与鲁迅共同创办《海燕》时的经历。抗日战争爆发，辗转去了延安。1938年春，聂绀弩从延安经西安到武汉。1938年8月，抵达院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先担任政治部宣传科科员，后来调到服务团任创作委员，最后任新四军军部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并负责编新四军军部刊物《抗敌》的文艺部分。1939年离开新四军，到浙江金华的中共浙江省委刊物《文化战士》任主编。1940年四、五月间，在广西桂林与张雅琴、欧阳敏讷、胡希明等人办《力报》，聂绀弩任副刊《新垦地》主编，8月20日，刊物《野草》在桂林创刊。1941年2月，国民党当局封闭桂林生活书店，并霸占其房屋另开国防书店，还追捕桂林生活书店经理邵公文等人。聂绀弩为此写下《韩康的药店》一文，轰动桂林。同年，周颖带着女儿聂海燕到重庆邓颖超处，通过吴奚如与聂绀弩取得了联系。1942年春，在桂林与胡风、彭燕郊、艾峰、米军、卢华泽、朱谷怀等筹组南天出版社，出版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1942年夏，到重庆见周颖，但因工作需要，同年10月返回桂林。1944年，远在重庆的周颖会同朱学范、易礼容等人共同筹建中国劳动协会。1945年，聂绀弩也来到重庆，任西南学院教授、重庆《商务日报》副刊《茶座》编辑。1946年，任《新民报》副刊《呼吸》编辑，8月，周颖被捕，出狱后先到上海，后到香港。同年，聂绀弩因刊载揭露兵痞恶行的文章，重庆警备司令部派一个连的军警包围了《新民报》，勒令交出文章作者，中共党组织让聂绀弩撤到香港。聂绀弩遂到香港、与在中国劳动协会任职的妻子周颖会面。1947年，从香港“六一”大搜捕中漏网，开始为香港《文汇报》撰写社论，后来又写短评。他还为在香港复刊的《野草》撰稿。在香港，周颖参加民革，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1948年冬，周颖应邓颖超之邀，乘船经朝鲜到天津，而后来到西柏坡参加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筹委会。1949年，聂绀弩继周颖之后回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1949年10月1日，他参加了中共国开国大典。1950年，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1951年春，回到北京，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第二编辑室（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开始肃反运动。聂绀弩因受胡风、康泽的牵连，在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反省3个月。最后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1958年7月送北大荒的黑龙江省密山农垦局850农场劳动。因一场火灾，以“故意纵火”罪被捕入狱。周颖得知后，北上北大荒营救，经托人疏通，使他以“判刑一年，缓刑一年”假释出狱。1959年初夏，被分配到《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1961年春回到北京，1961年秋摘掉右派帽子。经过他的朋友张执一（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帮助，1962年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大约从1962年9月起，聂绀弩的写作及言论就被公安机关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起来，多次被摘编报送高层领导。1964年12月，公安机关的简报上曾以《聂绀弩反对文艺界整风，恶毒攻击毛主席》为题，编报了聂绀弩的言论。1964年，聂绀弩到广东广州银河公墓瞻仰萧红墓，并重访广东海丰看望彭湃的母亲，与其合影，还写下《重到海城呈彭母》诗二首，也看望了丘东平的母亲。（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因聂绀弩此访等原因，彭湃的母亲和儿子遭到批斗致死。）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967年1月25日，因为“攻击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聂绀弩在北京东直门外新源里寓所被作为“现行反革命”逮捕，先后羁押在功德林监狱、半步桥监狱。1969年10月，根据中共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布的“林彪副主席第一号令”，以疏散首都的犯人、加强备战为由，聂绀弩被转押到山西省，在山西省运城地区稷山县看守所羁押5年。1972年6月，公安机关将聂绀弩案起诉到法院审理，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進行了一次审讯。1974年5月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一审判处他无期徒刑。1974年10月末，他被移送临汾的山西省第三监狱服刑。1976年9月25日聂绀弩获得释放，11月1日回到北京后，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通知，自1977年1月起每月在街道居民委员会领取生活费18元。1979年3月1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对聂绀弩的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同日，到聂绀弩的住地宣布并送达判决书。1979年4月7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出关于聂绀弩“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恢复中共党党籍，恢复名誉，恢复聂绀弩原文艺二级工资级别，任命聂绀弩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聂绀弩的女儿聂海燕，在1976年8月自杀身亡；女婿方志训，聂海燕的丈夫，在聂海燕死后一周，也自杀身亡。
　　
浦熙修：（1910年10月29日－1970年4月23日），中国女记者。1927年，浦熙修進入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小教员。1936年春，随丈夫袁子英迁居南京，被推荐到《新民报》社从事广告、发行工作。因为文采好，不久便调任记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新民报》迁往重庆。浦熙修经过周折，于1939年赴重庆，担任《新民报》采访部主任。1945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会见了浦熙修。浦熙修对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和平建国主张進行了大量报道，指责中国国民党不顾和平、扩大内战。1946年春发生了“校场口事件”，浦熙修协同《新华日报》发动新闻工作者联名发表公开信，与中央通讯社作出了互相矛盾的报导。1946年4月，浦熙修随《新民报》社迁回南京。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赴南京，发生“下关惨案”，浦熙修也遭到殴打，身受重伤，被送往医院。1947年5月，6000多名南京学生向国民参政会请愿，遭到政府镇压，酿成“五•二○惨案”。浦熙修率《新民报》记者采访，以整版篇幅报道。1948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以“为匪宣传”的罪名，勒令《新民报》永久停刊。同年11月，浦熙修被逮捕。1949年9月，浦熙修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共国成立后，浦熙修历任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妇联委员。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她曾三次赴抗美援朝前线慰问，回国之后到各地宣传抗美援朝的胜利。还撰写了《朝鲜纪行》和《新疆纪行》等报告文学。1957年，浦熙修被毛泽东点名，指罗隆基透过她在《文汇报》发表反动言论，她因此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批判，被打成“右派”。此后，浦熙修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化教育组副组长。1965年底，浦熙修患癌症。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浦熙修又受到迫害。1970年4月23日，浦熙修在北京病逝，享年60岁。

耿庸：（1921年－2008年），本名郑炳中。杂文家。13岁起在《闽南日报》、《江声报》发表诗和散文。1938年至1945年，先后在福建《闽北日报》、江西《青年日报》、重庆《新中华》杂志等报刊任编辑，此后在宣怀经济研究所研究近代经济思想史。1947年8月去台湾，任台湾《公论报》编辑、华南商业银行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11月返回大陆，先后任广东《新商》晚报副总编、上海震旦大学教授、新文艺出版社编审。1955年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耿庸被捕后，妻子王皓也進了监狱，被关了两年后出狱，王皓即给毛泽东写信诉冤，当时正值“反右”期间，把她也算上了一个，她无处申诉，终于愤而在9月的一天跳了上海黄浦江自杀身亡。1955年5月13日，耿庸被逮捕后，失去人身自由长达25年，直到1980年才获得平反。从1936年起发表作品，此后至1955年入狱前发表杂文、评论等近千篇，约百万字，多半散失。主要著作有论著《（阿Q正传）研究》（1952年）、《文学对话》（与何满子合著，1983年）、杂文集《回收》（1985年）、《逢时笔记》（1998年）、评论及回忆文集《文学：理想与遗憾》（2004年）等；晚年著有《未完成的人生大杂文》。

贾植芳：（1915年－2008年），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1929年7月考入太原的私立成成中学，两年后开始尝试写作，以笔名“冷魂”在《太原晚报》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一个兵的日记》。1932年9月，考入北平教会学校崇实中学，并继续写作，两年后在北平《京报》文艺周刊《飞鸿》、天津《大公报•小公园》、上海《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杂文等。1936年1月，贾植芳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北平警察局以“共产党嫌疑犯”逮捕，3月由伯父花钱保释出狱，5月被安排资助到日本留学，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日文，9月考進日本大学经济科，不久转社会科，同年参加留学生文学刊物《文海》的创刊编务工作。1937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上发表小说《人的悲哀——自一个记忆》，6月收到该刊及编者胡风的信，由此开始相互通信。1937年，日本侵华的 “七七事变”爆发，贾植芳9月回国，12月進入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学生特别训练班”，半年后毕业派往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区抗战前线，任陆军第三军第七师政治部上尉日文干事。1938年7月，在《七月》杂志上发表追悼亡妻的独幕剧《家——呈婵娥君之亡灵》，8月担任 “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和特约撰稿人。1939年 11月，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报《扫荡报》任编辑。1940年3月，调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山西新闻检查处，任中校副主任，此年3月又被调往陕西新闻检查处，因受怀疑而辞职，专事写作。1942年 10月，考入国军独立工兵第三团，任少校日文翻译，11月与任敏结婚。1944年4月，又因受怀疑辞职，12月到徐州担任汪伪淮海省政府参议，暗中从事抗日策反工作，次年5月被拘捕，3个月后日本投降而获释。同年9月，应邀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校联络组长、徐州分站主任参加接收的先遣工作，1个月后因把接收仓库中的武器送给了新四军，而被断绝工作关系，随后为维持生计而开始做卖颜料的小生意，同时仍继续写作并一直保持与胡风的通信联系。1946年6月，与妻子任敏一起到上海，寄居胡风家，从此专事写作，在《大公报•文艺》、《文汇报》、《联合晚报》、《时代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政论性杂文，并协助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七月文丛》编审稿件， 11月受邀主编《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次年2月因受政治形势压力被迫停刊。1947年9月，因在地下学联的《学生新报》发表的文章而被捕，一年后被留日同学保释出狱。1949年8月，贾植芳加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9月出版论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10月出版中篇小说集《人的证据》，次年4月出译著《人民民主的长成与发展》。1950年10月，到震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次年 3月受聘为专职教授，7月出版苏联巴鲁哈蒂《契诃夫的戏剧艺术》译著，11月出版恩格斯《住宅问题》译著。1951年12月，被列入上海高等教育界第一批参加“思想改造”的名单，到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三个月。1952年3月，受聘为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同年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调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53-1954年，先后出版捷克基希《论报告文学》、《契诃夫手记》、苏联巴鲁哈蒂《契诃夫的戏剧艺术》、苏联谢尔宾娜等《俄国文学研究》译著。1955年 5月15日，贾植芳被召到上海高等教育局交待与胡风的关系，他仍坚持肯定两人是共过患难的朋友，并为胡风辩护，随即被宣布拘捕审查，关入上海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单人监房，其家被抄，两日后其妻任敏被关押到上海南市监狱；同日，胡风夫妇被逮捕并抄家。6月初，贾植芳被开除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同年 9月，其妻任敏获释。1959年春贾植芳被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半牧区当小学教师，12月又被关入当地公安局看守所，到1963年3月出狱，被遣送到青海回族自治州劳改农场农牧机械厂劳动。1966年3月30日，贾植芳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4月9日被提前一年多释放，但被押回复旦大学，在校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每月领取生活费30元；6月文革爆发后，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受批斗、凌辱和殴打； 9月其妻获准首次探亲，相聚十余天。1974年7月，贾植芳从校印刷厂转到校区宿舍建筑工地 “劳动改造”，次年1月生活费提高到每月领取65.5元。1978年9月，贾植芳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回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并允许与亲友自由通信；12月，其妻任敏调回上海，1980年8月被青海化隆法院复查后判决“无罪”，同年 12月，贾植芳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后判决“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