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文革中文化精英沉冤錄》姓氏筆劃 十五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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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文革中文化精英沉冤錄》姓氏筆劃 十五筆 (一)
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原名光,后署名光旦,又名保同,字仲昂,近代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優生學家和民族學家。1913年江蘇省政府咨送北京清華學校。1922年9月20日入讀美國東部的達特茅斯學院,插班進入三年級學習。這所學校位於美國東北部新罕布希爾州,屬美國開化較早的新英格蘭地區。潘光旦留美時期,大學和研究生時期的專業上主要學習的是生物學,中間曾有一年半專攻優生學。1922至1924年他在達特茅斯學院學習生物學,於1924年夏獲生物學學士學位。1923年暑期、1924年夏至1925年夏,在紐約州長島冷泉港的優生學館學習優生學、人類學一年有半。1925年夏同時在冷泉港的卡納奇研究院,參加內分泌學的暑期講習班。1925年9月至1926年夏,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生物學,獲碩士學位。1926年夏在麻塞諸塞州林洞鎮的海濱生物研究所學習單細胞生物學。留美四年後,潘光旦於1926年秋回國。據1923年11月26日的《達特茅斯報》報導,他原計劃在達特茅斯學院畢業後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習醫學,後來他改變了主意,改去優生學紀錄館學習了一年,后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生物學一年。潘光旦返國后歷任上海吳淞國立自治學校(創辦於1923年,以吳淞商埠局舊址為校舍)教務長,東吳大學法律學院預科主任,光華大學社會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暨南大學講師,中國優生學會會長等職務。1927年春,與胡適、徐志摩等在上海籌設新月書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屆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代表團代表。1934年秋任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后兼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1937年10月任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教務長。1938年5月臨時大學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務長。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任第2至4屆全國政協委員,後任中央民族學院專門教授。著有《優生學》、《優生概論》、《政學罪言》、《人文史觀》、《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等,譯作有哈夫洛克•靄理士所著的《性心理學》。《潘光旦文集》共14卷本。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被划為右派分子,是人類學、民族學界五大右派(潘光旦、吳澤霖、黃現璠、吳文藻、費孝通)之一,因在土家族民族識別研究的成果而成為「破壞民族關係」的「罪名」。潘光旦和費孝通愛散步,傍晚時分,二人常到校門外散步,有些小學生爭相圍觀,呼叫著那個大胖子(費孝通)是右派人物,並向他們扔石塊。文化大革命期間,潘光旦被抄家、批鬥,在醫院,潘光旦因膀胱及前列腺發炎成為危重的病人,卻無任何治療。潘光旦在去世前,用四個S開頭的英文詞,即「投降」、「屈服」、「活命」和「滅亡」,來描述自己的一生。1967年6月10日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況不佳,急請隔壁的費孝通過來,潘光旦向費孝通索要止痛藥,費孝通沒有,他又要安眠藥,費孝通也沒有。隨後,費孝通將潘光旦擁入懷中, 潘光旦遂逐漸停止呼吸,費孝通哀嘆「日夕旁伺,無力拯援,凄風慘雨,徒呼奈何」。
潘梓年:(1893年-1972年),哲學家,「中共第一報人」。1923年,潘梓年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到保定中學任教。1927年加入中共黨,接著被派回宜興重建黨組織。他利用縣教育局長的公開身份積極開展工作,在家鄉發動過宜興暴動。1927年9月,潘梓年調赴上海,在北新書局主編《北新》、《洪流》等進步刊物和中共江蘇省委主辦的《真話報》。1929年6月潘梓年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一任書記,他成了當時中共革命文化運動的最高領導人。同時他還於1930年秋兼任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日報》上海地區總採訪。1930年任社會科學家聯盟的負責人,后調任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兼文化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人。1932年春,主持丁玲、田漢等人的入黨儀式。1933年5月14日與丁玲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入獄,他無視酷刑,幾次昏死仍如「入定老僧」般閉口不言。在獄中,他筆耕不輟,一方面創辦了「黑屋詩社」,出《詩刊》,鼓勵獄友;另一方面,嘔心瀝血,完成了長篇哲學專著《邏輯和邏輯學》,翻譯了柏格森的《時間和意志自由》等書,著譯達上百萬言。特別是《邏輯和邏輯學》反響巨大,書中的「質量互變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見解相當獨到。經中共中央營救,1937年6月出獄。同年12月根據中共的指示以社長的身份赴南京籌辦《新華日報》的出版,於1938年1月在武漢創刊,潘任社長。潘在繁忙的公務中,擠出時間,寫社論、專論、雜文、總結,經他精心審改的稿件,不計其數。他注意改進業務,《新華日報》從內容到版面都顯現出鮮明的特色,報紙堅持到1938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日軍之手,報社不得不內遷重慶。轉移過程中,船行至燕窩江畔慘遭日軍轟炸,16位同志遇難,其中就包括時任報社編輯及文書的潘梓年胞弟潘美年。在重慶其間,潘梓年還以哲學家特有的智慧和遠見,寫下了許多發人深省的文章,如《抗戰的現階段》、《投降主義及其各種表現》、《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戰時圖書雜誌審查問題》、《民眾變動問題商榷》等,僅在《新華日報》刊載的署名文章就達80多篇,在《群眾》周刊和其他報刊發表的文章更難以計數。抗戰勝利后,奉命去上海籌辦《新華日報》總館,仍然為重慶《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寫稿。1947年至延安,在黨中央城市工作部任研究室主任。1948年輾轉于鄭州、開封、武漢籌辦中原大學,並任副校長、校長和黨委書記。培養革命幹部的中原大學在河南成立,潘調任該校校長,同時任中原人民政府教育部長。1949年5月16日隨中共軍南下武漢,任中共軍武漢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接管部部長,在短期內完成城市的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的接管工作。中南軍政委員會成立,任文教委員會主任、教育部長。領導中南6省學校接管工作,正確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著有《物質與精神的關係》、《大家來學點哲學》、《邏輯與邏輯學》、《文學概論》、《辯證法是哲學的核心》等。報刊文字收入《潘梓年文集》。文化大革命中被捕入獄,1972年4月10日死於獄中。
潘天壽:(1897年3月14日-1971年9月5日),字大頤,自署阿壽、壽者。現代畫家、教育家。1915年至1920年,于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1920年春,參加浙一師進步學潮。夏,畢業,回寧海下正學高小教書。工作之餘刻苦自習繪畫、書法、詩詞、篆刻。為趙平福(柔石)作《疏林寒鴉》、《晚山疏鍾》。1923年春,任教於上海民國女子工校。夏,兼任上海美專中國畫系國畫習作課和理論課教師。結識吳昌碩、王一亭、黃賓虹、吳茀之、朱屺瞻,畫風向吳昌碩接近,由原先的恣肆揮灑向深邃蘊藉發展。作《秋華濕露》等。改"天授"為"天壽"。1924年,任上海美專教授,著手編著《中國繪畫史》。1926年7月,所編《中國繪畫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28年初春,應邀擔任杭州國立藝術院中國畫主任教授,兼書畫研究會指導教師。自此一直定居杭州。同時兼任上海美專、新華藝專等校授課教師。1932年,出版二集《白社畫集》,參加"新華藝專教授近作展覽"。1933年,作品參加徐悲鴻在法國巴黎主持的"中國近代繪畫展覽"。10月17日到22日,"白社"第二屆畫展在中央大學禮堂舉行。修改《中國繪畫史》,編寫《中國書法史》初稿。1936年,所編《中國繪畫史》經修改後再版,列入"大學叢書"。8月,"白社"第四屆畫展在蘇州公園圖書館舉辦。作《夢遊黃山》。1937年4月1日,潘天壽作品《墨貓》、《行書立軸》在南京美術陳列館舉辦的"第二屆全國美術展覽會"展出。《江洲夜泊圖》在"中國畫會第六屆展覽會"展出。1943年,編寫《中國畫院考》。整理歷年詩作,編為《聽天閣詩存》付梓。作《秋酣》、《行書畫論手卷》。1944年至1947年,任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1950年,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民族美術研究室"主任,與吳茀之竺一起大量收購、鑒定民間藏畫,分類造冊,裝裱修整,充實院系收藏,為教學提供了充分的直觀教材。作人物畫《踴躍爭繳農業稅》、《文藝工作者訪問貧僱農》、《種瓜度春荒》。1957年,在《美術》1957年第1期上發表《回憶吳昌碩先生》一文。在《美術研究》1957年第1期上發表《吳道子的生平概況》,第4期上發表《誰說"中國畫必然淘汰"》。作《記寫雁盪山花》、《瑩瑩山水》。1959年4月1日在《文匯報》上發表《要有更美的畫》。撰寫《花鳥畫簡史》初稿。應邀以《鷲鷹》、《小篷船》、《江天新霽》等作品參加蘇聯舉辦的《我們同時代人》展覽。1962年4月,在《東海》雜誌1962年10月號上發表《談黃賓虹山水畫的成就》。為緬甸駐華大使館作《雨霽》。1963年元旦,"潘天壽畫展"由上海美協、中國畫院主辦,在上海美術館展出。在潘天壽主持下,學生馬進良(敬良)等協助,美院正式成立書法篆刻科。1966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爆發,在浙江美院的「打潘戰役」中被連續批鬥。被關進牛棚監禁達三年之久。1969年初,被押往家鄉寧海縣等地游斗,回杭州途中在一張香煙殼紙背面寫下最後一首詩:「莫此籠縶狹,心如天地寬。是非在羅織,自古有沉冤。」4月,重病中被押往工廠勞動。由於心力衰竭引起昏迷,送醫院搶救,此後即卧床不起。文革期間,潘天壽被滿臉塗上墨汁挨斗,讓他交代罪狀,他說:「我畫畫創新不好」。群眾大叫「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潘天壽!」他說「去掉反動兩字就可以」! 1971年9月5日,潘天壽在受盡折磨之後悲慘地死去。
黎錦暉:(1891年9月5日-1967年2月15日),字均荃。中國近代音樂教育學家,流行音樂奠基人,被譽為「中國流行音樂之父」,也是"三大文妖"(藝術家劉海粟、現代性教育先驅張競生)之一。自幼學習古琴和彈撥樂器。1912年畢業於國立高等師範圖工科。1916年參加北京大學音樂團。1920年受聘于上海中華書局編輯國語教科書。1922年回長沙,先後任明德、周南等校音樂教師。青年時代受到長兄教育改革思想之影響,提倡新音樂運動,主張新音樂與新文學運動並進。他創作了大量兒童歌劇、歌舞及歌曲。兒童歌劇《麻雀與小孩》、《葡萄仙子》、《三蝴蝶》、《小小畫家》等,歌曲《神仙妹妹》、《可憐的秋香》、《月明之夜》、《老虎叫門》等。這些作品文字通俗易懂,音樂簡練明快,流傳極廣。此外,黎錦暉又投入流行音樂的創作。如《毛毛雨》、《妹妹我愛你》等作品,標志著中國流行歌曲的誕生。1927年起,先後在上海創辦中華歌舞學校及中華歌舞團。1928年,率領中華歌舞團遠赴香港、泰國、印尼、馬來亞、新加坡等地巡迴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與他的兒童歌舞一起成為主要節目。1929年,組織明月歌舞團,到全國各地巡迴演出,培養出周璇、聶耳、王人美、嚴華、黎錦光、黎明暉、黎莉莉、白虹、陳燕燕等著名藝術家及演藝工作者。同年,因經費困難滯留新加坡,編寫流行曲一百首寄回上海,包括《桃花江》、《特別快車》等,由文明書局出版。1931年,明月歌舞團併入聯華影業公司。1949年後,于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擔任作曲。然黎錦暉一直遭到「封殺」,成人的東西不能碰,只能做一些兒童文藝。後來文藝出版機構還接到內部文件,規定黎錦暉的東西不能用。他自己說了一句話:「別人是蓋棺論定,我是棺未蓋,論已定!」非常凄涼。黎錦暉一直背負著「黃色」十字架。1957年「百家爭鳴」之際,他曾要求重新考慮他的《毛毛雨》、《葡萄仙子》等是否沾有「黃色」,但在那種政治形勢下,終未有人敢作正面回答。其實,黎錦暉所寫的情愛歌曲,多為情非所願,他自己就有「十不寫」的準則,如妓女唱的不寫,猥褻的不寫,「三妻四妾十美圖」不寫等等。但為了事業,他又不得不生產一些「賣身」之作。比如「明月歌舞社」曾因經費緊張而一度向米店賒賬,險些被米店老闆告到警方。為了籌錢,黎錦暉只得到英商百代唱片公司,按老闆要求違心寫歌,以「風花雪月」為演員換米換肉。又如赴南洋演出,因經營不善,歌舞社竟無回程路費,他只好向國內「賣歌求款」,在半年內寫出百余首戀愛歌曲,以稿費把演員帶回祖國。而文革前被判「十足」色情的《桃花江》,則是「十足」的蒙冤,這是黎錦暉及歌舞社被困馬來西亞時,與夫人徐來在海邊思念湖南家鄉風景如畫的桃花江,有感而作。1967年,文革爆發后不久,黎錦暉受到紅衛兵衝擊,在每日心驚膽戰看著街坊和同事一個個被拖出去批鬥的黎錦暉終於支持不住了,那年冬天上海不被允許用火爐(杜絕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黎錦暉又冷又怕導致心臟病發作在上海去世。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原名光,后署名光旦,又名保同,字仲昂,近代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優生學家和民族學家。1913年江蘇省政府咨送北京清華學校。1922年9月20日入讀美國東部的達特茅斯學院,插班進入三年級學習。這所學校位於美國東北部新罕布希爾州,屬美國開化較早的新英格蘭地區。潘光旦留美時期,大學和研究生時期的專業上主要學習的是生物學,中間曾有一年半專攻優生學。1922至1924年他在達特茅斯學院學習生物學,於1924年夏獲生物學學士學位。1923年暑期、1924年夏至1925年夏,在紐約州長島冷泉港的優生學館學習優生學、人類學一年有半。1925年夏同時在冷泉港的卡納奇研究院,參加內分泌學的暑期講習班。1925年9月至1926年夏,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生物學,獲碩士學位。1926年夏在麻塞諸塞州林洞鎮的海濱生物研究所學習單細胞生物學。留美四年後,潘光旦於1926年秋回國。據1923年11月26日的《達特茅斯報》報導,他原計劃在達特茅斯學院畢業後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習醫學,後來他改變了主意,改去優生學紀錄館學習了一年,后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生物學一年。潘光旦返國后歷任上海吳淞國立自治學校(創辦於1923年,以吳淞商埠局舊址為校舍)教務長,東吳大學法律學院預科主任,光華大學社會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暨南大學講師,中國優生學會會長等職務。1927年春,與胡適、徐志摩等在上海籌設新月書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屆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代表團代表。1934年秋任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后兼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1937年10月任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教務長。1938年5月臨時大學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務長。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任第2至4屆全國政協委員,後任中央民族學院專門教授。著有《優生學》、《優生概論》、《政學罪言》、《人文史觀》、《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等,譯作有哈夫洛克•靄理士所著的《性心理學》。《潘光旦文集》共14卷本。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被划為右派分子,是人類學、民族學界五大右派(潘光旦、吳澤霖、黃現璠、吳文藻、費孝通)之一,因在土家族民族識別研究的成果而成為「破壞民族關係」的「罪名」。潘光旦和費孝通愛散步,傍晚時分,二人常到校門外散步,有些小學生爭相圍觀,呼叫著那個大胖子(費孝通)是右派人物,並向他們扔石塊。文化大革命期間,潘光旦被抄家、批鬥,在醫院,潘光旦因膀胱及前列腺發炎成為危重的病人,卻無任何治療。潘光旦在去世前,用四個S開頭的英文詞,即「投降」、「屈服」、「活命」和「滅亡」,來描述自己的一生。1967年6月10日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況不佳,急請隔壁的費孝通過來,潘光旦向費孝通索要止痛藥,費孝通沒有,他又要安眠藥,費孝通也沒有。隨後,費孝通將潘光旦擁入懷中, 潘光旦遂逐漸停止呼吸,費孝通哀嘆「日夕旁伺,無力拯援,凄風慘雨,徒呼奈何」。
潘梓年:(1893年-1972年),哲學家,「中共第一報人」。1923年,潘梓年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到保定中學任教。1927年加入中共黨,接著被派回宜興重建黨組織。他利用縣教育局長的公開身份積極開展工作,在家鄉發動過宜興暴動。1927年9月,潘梓年調赴上海,在北新書局主編《北新》、《洪流》等進步刊物和中共江蘇省委主辦的《真話報》。1929年6月潘梓年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一任書記,他成了當時中共革命文化運動的最高領導人。同時他還於1930年秋兼任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日報》上海地區總採訪。1930年任社會科學家聯盟的負責人,后調任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兼文化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人。1932年春,主持丁玲、田漢等人的入黨儀式。1933年5月14日與丁玲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入獄,他無視酷刑,幾次昏死仍如「入定老僧」般閉口不言。在獄中,他筆耕不輟,一方面創辦了「黑屋詩社」,出《詩刊》,鼓勵獄友;另一方面,嘔心瀝血,完成了長篇哲學專著《邏輯和邏輯學》,翻譯了柏格森的《時間和意志自由》等書,著譯達上百萬言。特別是《邏輯和邏輯學》反響巨大,書中的「質量互變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見解相當獨到。經中共中央營救,1937年6月出獄。同年12月根據中共的指示以社長的身份赴南京籌辦《新華日報》的出版,於1938年1月在武漢創刊,潘任社長。潘在繁忙的公務中,擠出時間,寫社論、專論、雜文、總結,經他精心審改的稿件,不計其數。他注意改進業務,《新華日報》從內容到版面都顯現出鮮明的特色,報紙堅持到1938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日軍之手,報社不得不內遷重慶。轉移過程中,船行至燕窩江畔慘遭日軍轟炸,16位同志遇難,其中就包括時任報社編輯及文書的潘梓年胞弟潘美年。在重慶其間,潘梓年還以哲學家特有的智慧和遠見,寫下了許多發人深省的文章,如《抗戰的現階段》、《投降主義及其各種表現》、《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戰時圖書雜誌審查問題》、《民眾變動問題商榷》等,僅在《新華日報》刊載的署名文章就達80多篇,在《群眾》周刊和其他報刊發表的文章更難以計數。抗戰勝利后,奉命去上海籌辦《新華日報》總館,仍然為重慶《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寫稿。1947年至延安,在黨中央城市工作部任研究室主任。1948年輾轉于鄭州、開封、武漢籌辦中原大學,並任副校長、校長和黨委書記。培養革命幹部的中原大學在河南成立,潘調任該校校長,同時任中原人民政府教育部長。1949年5月16日隨中共軍南下武漢,任中共軍武漢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接管部部長,在短期內完成城市的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的接管工作。中南軍政委員會成立,任文教委員會主任、教育部長。領導中南6省學校接管工作,正確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著有《物質與精神的關係》、《大家來學點哲學》、《邏輯與邏輯學》、《文學概論》、《辯證法是哲學的核心》等。報刊文字收入《潘梓年文集》。文化大革命中被捕入獄,1972年4月10日死於獄中。
潘天壽:(1897年3月14日-1971年9月5日),字大頤,自署阿壽、壽者。現代畫家、教育家。1915年至1920年,于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1920年春,參加浙一師進步學潮。夏,畢業,回寧海下正學高小教書。工作之餘刻苦自習繪畫、書法、詩詞、篆刻。為趙平福(柔石)作《疏林寒鴉》、《晚山疏鍾》。1923年春,任教於上海民國女子工校。夏,兼任上海美專中國畫系國畫習作課和理論課教師。結識吳昌碩、王一亭、黃賓虹、吳茀之、朱屺瞻,畫風向吳昌碩接近,由原先的恣肆揮灑向深邃蘊藉發展。作《秋華濕露》等。改"天授"為"天壽"。1924年,任上海美專教授,著手編著《中國繪畫史》。1926年7月,所編《中國繪畫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28年初春,應邀擔任杭州國立藝術院中國畫主任教授,兼書畫研究會指導教師。自此一直定居杭州。同時兼任上海美專、新華藝專等校授課教師。1932年,出版二集《白社畫集》,參加"新華藝專教授近作展覽"。1933年,作品參加徐悲鴻在法國巴黎主持的"中國近代繪畫展覽"。10月17日到22日,"白社"第二屆畫展在中央大學禮堂舉行。修改《中國繪畫史》,編寫《中國書法史》初稿。1936年,所編《中國繪畫史》經修改後再版,列入"大學叢書"。8月,"白社"第四屆畫展在蘇州公園圖書館舉辦。作《夢遊黃山》。1937年4月1日,潘天壽作品《墨貓》、《行書立軸》在南京美術陳列館舉辦的"第二屆全國美術展覽會"展出。《江洲夜泊圖》在"中國畫會第六屆展覽會"展出。1943年,編寫《中國畫院考》。整理歷年詩作,編為《聽天閣詩存》付梓。作《秋酣》、《行書畫論手卷》。1944年至1947年,任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1950年,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民族美術研究室"主任,與吳茀之竺一起大量收購、鑒定民間藏畫,分類造冊,裝裱修整,充實院系收藏,為教學提供了充分的直觀教材。作人物畫《踴躍爭繳農業稅》、《文藝工作者訪問貧僱農》、《種瓜度春荒》。1957年,在《美術》1957年第1期上發表《回憶吳昌碩先生》一文。在《美術研究》1957年第1期上發表《吳道子的生平概況》,第4期上發表《誰說"中國畫必然淘汰"》。作《記寫雁盪山花》、《瑩瑩山水》。1959年4月1日在《文匯報》上發表《要有更美的畫》。撰寫《花鳥畫簡史》初稿。應邀以《鷲鷹》、《小篷船》、《江天新霽》等作品參加蘇聯舉辦的《我們同時代人》展覽。1962年4月,在《東海》雜誌1962年10月號上發表《談黃賓虹山水畫的成就》。為緬甸駐華大使館作《雨霽》。1963年元旦,"潘天壽畫展"由上海美協、中國畫院主辦,在上海美術館展出。在潘天壽主持下,學生馬進良(敬良)等協助,美院正式成立書法篆刻科。1966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爆發,在浙江美院的「打潘戰役」中被連續批鬥。被關進牛棚監禁達三年之久。1969年初,被押往家鄉寧海縣等地游斗,回杭州途中在一張香煙殼紙背面寫下最後一首詩:「莫此籠縶狹,心如天地寬。是非在羅織,自古有沉冤。」4月,重病中被押往工廠勞動。由於心力衰竭引起昏迷,送醫院搶救,此後即卧床不起。文革期間,潘天壽被滿臉塗上墨汁挨斗,讓他交代罪狀,他說:「我畫畫創新不好」。群眾大叫「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潘天壽!」他說「去掉反動兩字就可以」! 1971年9月5日,潘天壽在受盡折磨之後悲慘地死去。
黎錦暉:(1891年9月5日-1967年2月15日),字均荃。中國近代音樂教育學家,流行音樂奠基人,被譽為「中國流行音樂之父」,也是"三大文妖"(藝術家劉海粟、現代性教育先驅張競生)之一。自幼學習古琴和彈撥樂器。1912年畢業於國立高等師範圖工科。1916年參加北京大學音樂團。1920年受聘于上海中華書局編輯國語教科書。1922年回長沙,先後任明德、周南等校音樂教師。青年時代受到長兄教育改革思想之影響,提倡新音樂運動,主張新音樂與新文學運動並進。他創作了大量兒童歌劇、歌舞及歌曲。兒童歌劇《麻雀與小孩》、《葡萄仙子》、《三蝴蝶》、《小小畫家》等,歌曲《神仙妹妹》、《可憐的秋香》、《月明之夜》、《老虎叫門》等。這些作品文字通俗易懂,音樂簡練明快,流傳極廣。此外,黎錦暉又投入流行音樂的創作。如《毛毛雨》、《妹妹我愛你》等作品,標志著中國流行歌曲的誕生。1927年起,先後在上海創辦中華歌舞學校及中華歌舞團。1928年,率領中華歌舞團遠赴香港、泰國、印尼、馬來亞、新加坡等地巡迴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與他的兒童歌舞一起成為主要節目。1929年,組織明月歌舞團,到全國各地巡迴演出,培養出周璇、聶耳、王人美、嚴華、黎錦光、黎明暉、黎莉莉、白虹、陳燕燕等著名藝術家及演藝工作者。同年,因經費困難滯留新加坡,編寫流行曲一百首寄回上海,包括《桃花江》、《特別快車》等,由文明書局出版。1931年,明月歌舞團併入聯華影業公司。1949年後,于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擔任作曲。然黎錦暉一直遭到「封殺」,成人的東西不能碰,只能做一些兒童文藝。後來文藝出版機構還接到內部文件,規定黎錦暉的東西不能用。他自己說了一句話:「別人是蓋棺論定,我是棺未蓋,論已定!」非常凄涼。黎錦暉一直背負著「黃色」十字架。1957年「百家爭鳴」之際,他曾要求重新考慮他的《毛毛雨》、《葡萄仙子》等是否沾有「黃色」,但在那種政治形勢下,終未有人敢作正面回答。其實,黎錦暉所寫的情愛歌曲,多為情非所願,他自己就有「十不寫」的準則,如妓女唱的不寫,猥褻的不寫,「三妻四妾十美圖」不寫等等。但為了事業,他又不得不生產一些「賣身」之作。比如「明月歌舞社」曾因經費緊張而一度向米店賒賬,險些被米店老闆告到警方。為了籌錢,黎錦暉只得到英商百代唱片公司,按老闆要求違心寫歌,以「風花雪月」為演員換米換肉。又如赴南洋演出,因經營不善,歌舞社竟無回程路費,他只好向國內「賣歌求款」,在半年內寫出百余首戀愛歌曲,以稿費把演員帶回祖國。而文革前被判「十足」色情的《桃花江》,則是「十足」的蒙冤,這是黎錦暉及歌舞社被困馬來西亞時,與夫人徐來在海邊思念湖南家鄉風景如畫的桃花江,有感而作。1967年,文革爆發后不久,黎錦暉受到紅衛兵衝擊,在每日心驚膽戰看著街坊和同事一個個被拖出去批鬥的黎錦暉終於支持不住了,那年冬天上海不被允許用火爐(杜絕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黎錦暉又冷又怕導致心臟病發作在上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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