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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原名光，后署名光旦，又名保同，字仲昂，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和民族学家。1913年江苏省政府咨送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9月20日入读美国东部的达特茅斯学院，插班進入三年级学习。这所学校位于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属美国开化较早的新英格兰地区。潘光旦留美时期，大学和研究生时期的专业上主要学习的是生物学，中间曾有一年半专攻优生学。1922至1924年他在达特茅斯学院学习生物学，于1924年夏获生物学学士学位。1923年暑期、1924年夏至1925年夏，在纽约州长岛冷泉港的优生学馆学习优生学、人类学一年有半。1925年夏同时在冷泉港的卡纳奇研究院，参加内分泌学的暑期讲习班。1925年9月至1926年夏，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生物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夏在麻塞诸塞州林洞镇的海滨生物研究所学习单细胞生物学。留美四年后，潘光旦于1926年秋回国。据1923年11月26日的《达特茅斯报》报导，他原计划在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后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医学，后来他改变了主意，改去优生学纪录馆学习了一年，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生物学一年。潘光旦返国后历任上海吴淞国立自治学校(创办于1923年，以吴淞商埠局旧址为校舍)教务长，东吴大学法律学院预科主任，光华大学社会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讲师，中国优生学会会长等职务。1927年春，与胡适、徐志摩等在上海筹设新月书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代表团代表。1934年秋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后兼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1937年10月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教务长。1938年5月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务长。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任第2至4届全国政协委员，后任中央民族学院专门教授。著有《优生学》、《优生概论》、《政学罪言》、《人文史观》、《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译作有哈夫洛克•霭理士所著的《性心理学》。《潘光旦文集》共14卷本。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五大右派(潘光旦、吴泽霖、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因在土家族民族识别研究的成果而成为“破坏民族关系”的“罪名”。潘光旦和费孝通爱散步，傍晚时分，二人常到校门外散步，有些小学生争相围观，呼叫着那个大胖子（费孝通）是右派人物，并向他们扔石块。文化大革命期间，潘光旦被抄家、批斗，在医院，潘光旦因膀胱及前列腺发炎成为危重的病人，却无任何治疗。潘光旦在去世前，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词，即“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描述自己的一生。1967年6月10日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况不佳，急请隔壁的费孝通过来，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药，费孝通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随后，费孝通将潘光旦拥入怀中， 潘光旦遂逐渐停止呼吸，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

潘梓年：（1893年－1972年），哲学家，“中共第一报人”。1923年，潘梓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保定中学任教。1927年加入中共党，接着被派回宜兴重建党组织。他利用县教育局长的公开身份积极开展工作，在家乡发动过宜兴暴动。1927年9月，潘梓年调赴上海，在北新书局主编《北新》、《洪流》等進步刊物和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真话报》。1929年6月潘梓年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他成了当时中共革命文化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他还于1930年秋兼任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日报》上海地区总采访。1930年任社会科学家联盟的负责人，后调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兼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1932年春，主持丁玲、田汉等人的入党仪式。1933年5月14日与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他无视酷刑，几次昏死仍如“入定老僧”般闭口不言。在狱中，他笔耕不辍，一方面创办了“黑屋诗社”，出《诗刊》，鼓励狱友；另一方面，呕心沥血，完成了长篇哲学专著《逻辑和逻辑学》，翻译了柏格森的《时间和意志自由》等书，著译达上百万言。特别是《逻辑和逻辑学》反响巨大，书中的“质量互变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见解相当独到。经中共中央营救，1937年6月出狱。同年12月根据中共的指示以社长的身份赴南京筹办《新华日报》的出版，于1938年1月在武汉创刊，潘任社长。潘在繁忙的公务中，挤出时间，写社论、专论、杂文、总结，经他精心审改的稿件，不计其数。他注意改進业务，《新华日报》从内容到版面都显现出鲜明的特色，报纸坚持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军之手，报社不得不内迁重庆。转移过程中，船行至燕窝江畔惨遭日军轰炸，16位同志遇难，其中就包括时任报社编辑及文书的潘梓年胞弟潘美年。在重庆其间，潘梓年还以哲学家特有的智慧和远见，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文章，如《抗战的现阶段》、《投降主义及其各种表现》、《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战时图书杂志审查问题》、《民众变动问题商榷》等，仅在《新华日报》刊载的署名文章就达80多篇，在《群众》周刊和其他报刊发表的文章更难以计数。抗战胜利后，奉命去上海筹办《新华日报》总馆，仍然为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写稿。1947年至延安，在党中央城市工作部任研究室主任。1948年辗转于郑州、开封、武汉筹办中原大学，并任副校长、校长和党委书记。培养革命干部的中原大学在河南成立，潘调任该校校长，同时任中原人民政府教育部长。1949年5月16日随中共军南下武汉，任中共军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部长，在短期内完成城市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的接管工作。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任文教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领导中南6省学校接管工作，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著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大家来学点哲学》、《逻辑与逻辑学》、《文学概论》、《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等。报刊文字收入《潘梓年文集》。文化大革命中被捕入狱，1972年4月10日死于狱中。

潘天寿：（1897年3月14日－1971年9月5日），字大颐，自署阿寿、寿者。现代画家、教育家。1915年至1920年，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1920年春，参加浙一师進步学潮。夏，毕业，回宁海下正学高小教书。工作之余刻苦自习绘画、书法、诗词、篆刻。为赵平福（柔石）作《疏林寒鸦》、《晚山疏钟》。1923年春，任教于上海民国女子工校。夏，兼任上海美专中国画系国画习作课和理论课教师。结识吴昌硕、王一亭、黄宾虹、吴茀之、朱屺瞻，画风向吴昌硕接近，由原先的恣肆挥洒向深邃蕴藉发展。作《秋华湿露》等。改"天授"为"天寿"。1924年，任上海美专教授，着手编著《中国绘画史》。1926年7月，所编《中国绘画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8年初春，应邀担任杭州国立艺术院中国画主任教授，兼书画研究会指导教师。自此一直定居杭州。同时兼任上海美专、新华艺专等校授课教师。1932年，出版二集《白社画集》，参加"新华艺专教授近作展览"。1933年，作品参加徐悲鸿在法国巴黎主持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10月17日到22日，"白社"第二届画展在中央大学礼堂举行。修改《中国绘画史》，编写《中国书法史》初稿。1936年，所编《中国绘画史》经修改后再版，列入"大学丛书"。8月，"白社"第四届画展在苏州公园图书馆举办。作《梦游黄山》。1937年4月1日，潘天寿作品《墨猫》、《行书立轴》在南京美术陈列馆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展出。《江洲夜泊图》在"中国画会第六届展览会"展出。1943年，编写《中国画院考》。整理历年诗作，编为《听天阁诗存》付梓。作《秋酣》、《行书画论手卷》。1944年至1947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5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民族美术研究室"主任，与吴茀之竺一起大量收购、鉴定民间藏画，分类造册，装裱修整，充实院系收藏，为教学提供了充分的直观教材。作人物画《踊跃争缴农业税》、《文艺工作者访问贫雇农》、《种瓜度春荒》。1957年，在《美术》1957年第1期上发表《回忆吴昌硕先生》一文。在《美术研究》1957年第1期上发表《吴道子的生平概况》，第4期上发表《谁说"中国画必然淘汰"》。作《记写雁荡山花》、《莹莹山水》。1959年4月1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要有更美的画》。撰写《花鸟画简史》初稿。应邀以《鹫鹰》、《小篷船》、《江天新霁》等作品参加苏联举办的《我们同时代人》展览。1962年4月，在《东海》杂志1962年10月号上发表《谈黄宾虹山水画的成就》。为缅甸驻华大使馆作《雨霁》。1963年元旦，"潘天寿画展"由上海美协、中国画院主办，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在潘天寿主持下，学生马進良（敬良）等协助，美院正式成立书法篆刻科。1966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浙江美院的“打潘战役”中被连续批斗。被关進牛棚监禁达三年之久。1969年初，被押往家乡宁海县等地游斗，回杭州途中在一张香烟壳纸背面写下最后一首诗：“莫此笼絷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4月，重病中被押往工厂劳动。由于心力衰竭引起昏迷，送医院抢救，此后即卧床不起。文革期间，潘天寿被满脸涂上墨汁挨斗，让他交代罪状，他说：“我画画创新不好”。群众大叫“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潘天寿！”他说“去掉反动两字就可以”！ 1971年9月5日，潘天寿在受尽折磨之后悲惨地死去。

黎锦晖：（1891年9月5日－1967年2月15日），字均荃。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学家，流行音乐奠基人，被誉为“中国流行音乐之父”，也是＂三大文妖＂(艺术家刘海粟、现代性教育先驱张竞生)之一。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1912年毕业于国立高等师范图工科。1916年参加北京大学音乐团。1920年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国语教科书。1922年回长沙，先后任明德、周南等校音乐教师。青年时代受到长兄教育改革思想之影响，提倡新音乐运动，主张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并進。他创作了大量儿童歌剧、歌舞及歌曲。儿童歌剧《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三蝴蝶》、《小小画家》等，歌曲《神仙妹妹》、《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老虎叫门》等。这些作品文字通俗易懂，音乐简练明快，流传极广。此外，黎锦晖又投入流行音乐的创作。如《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作品，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1927年起，先后在上海创办中华歌舞学校及中华歌舞团。1928年，率领中华歌舞团远赴香港、泰国、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与他的儿童歌舞一起成为主要节目。1929年，组织明月歌舞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培养出周璇、聂耳、王人美、严华、黎锦光、黎明晖、黎莉莉、白虹、陈燕燕等著名艺术家及演艺工作者。同年，因经费困难滞留新加坡，编写流行曲一百首寄回上海，包括《桃花江》、《特别快车》等，由文明书局出版。1931年，明月歌舞团并入联华影业公司。1949年后，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然黎锦晖一直遭到“封杀”，成人的东西不能碰，只能做一些儿童文艺。后来文艺出版机构还接到内部文件，规定黎锦晖的东西不能用。他自己说了一句话：“别人是盖棺论定，我是棺未盖，论已定！”非常凄凉。黎锦晖一直背负着“黄色”十字架。1957年“百家争鸣”之际，他曾要求重新考虑他的《毛毛雨》、《葡萄仙子》等是否沾有“黄色”，但在那种政治形势下，终未有人敢作正面回答。其实，黎锦晖所写的情爱歌曲，多为情非所愿，他自己就有“十不写”的准则，如妓女唱的不写，猥亵的不写，“三妻四妾十美图”不写等等。但为了事业，他又不得不生产一些“卖身”之作。比如“明月歌舞社”曾因经费紧张而一度向米店赊账，险些被米店老板告到警方。为了筹钱，黎锦晖只得到英商百代唱片公司，按老板要求违心写歌，以“风花雪月”为演员换米换肉。又如赴南洋演出，因经营不善，歌舞社竟无回程路费，他只好向国内“卖歌求款”，在半年内写出百余首恋爱歌曲，以稿费把演员带回祖国。而文革前被判“十足”色情的《桃花江》，则是“十足”的蒙冤，这是黎锦晖及歌舞社被困马来西亚时，与夫人徐来在海边思念湖南家乡风景如画的桃花江，有感而作。1967年，文革爆发后不久，黎锦晖受到红卫兵冲击，在每日心惊胆战看着街坊和同事一个个被拖出去批斗的黎锦晖终于支持不住了，那年冬天上海不被允许用火炉(杜绝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黎锦晖又冷又怕导致心脏病发作在上海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