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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國網友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兩點半，結束了與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會談后，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 立即投入下一步計劃--訪問英國工黨。但在與英國駐瑞典大使館聯繫后，所得答覆是， 辦理簽證手續需一星期。這樣，即使拿到簽證赴倫敦，也會錯過與法國社會黨約定好的會 見時間。代表團三成員經過討論，決定改變計劃，這次就不訪問英國工黨，取道南下， 訪問不在原計劃中的丹麥、荷蘭等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由於時間還有富餘，我們決定去拜訪陳世忠 先生。

五月二十二號傍晚，代表團一行三人應邀到流亡瑞典的著名民主人士陳世忠先生家作 客。五月下旬的南瑞典氣候溫暖而清涼，十分宜人。大西洋暖流使接近北緯60度的斯德 哥爾莫比位於北緯45度的哈爾濱還要溫暖得多。世忠先生家所在的小鎮離斯德哥爾莫市 區約一小時車程。小鎮處處綠草如茵、大樹挺拔。安靜清潔的街道蜿蜒在綠色大自然 中。下了公共汽車后，沿著小徑走向不遠處一群掩映在樹林后的公寓樓。世忠先生指著 那裡說：「看，那就是我的家。」

雖是第一拜訪，亦不知下一次拜訪會在何年何月，世忠先生一家仍像歡迎多年不見的老朋友那樣熱情洋溢地接待了他們，使我們深受感動。陳太太在熱情地招呼我們之後，就立即下廚作菜，未幾，幾碟美味的中式佳肴就端了上來。已近一星期沒有嘗到中餐美味的我們道謝之後就大快朵頤了。

餐間，陳世忠先生的子女與我們攀談，氣氛十分輕鬆融洽。聊談間，我們才省悟到，世忠一家都在以極其頑強的意志和努力吸收異國文化。世忠先生的女兒在就讀大學，短短几年間已基本掌握相當困難的瑞典語，各科學業成績優異。她對未來充滿信心，決心今後在以學到的專長服務社會的同時，還以自己的雙語優勢來促進中瑞文化交流，和增進中瑞人民的友誼。世忠的兒子，比世忠晚來瑞典一年半。現在也在大學學習，並且積极參加各項活動。生活在瑞典這個真正民主、自由的社會，他感到非常幸運和幸福。所以他也特別地希望能為中國的自由和民主做些事情!

世忠先生家所在的小鎮華人數量屈指可數。世忠先生一家除與這些華人家庭聯絡外，還積極融入當地社會。世忠先生全家經常參加各種社區活動，既有政治性的也有其他，如體育運動。世忠先生參加了瑞典社會民主黨，他的理念和熱忱得到許多黨員朋友的讚賞 和推崇，他所在的黨組織已決定推舉他參加所在選區的議員競選。世忠先生已經接受，併為此作各方面的準備工作。世忠先生原已通曉英文，現在為了在瑞典更有效地投入各種活動，他又刻苦地學習瑞典文。



瑞典流行一種比較特殊的球類運動--檯球。世忠先生一家興趣盎然地參加這項運動。本來檯球運動需要很大的肌肉爆發力。對於身材較細瘦東亞人來說，先天性地不佔優勢。但是世忠先生一家經過刻苦鍛煉，成為瑞典國家隊的成員，並在好幾次比賽中活得獎牌、獎狀。世忠先生把這些獎牌、獎狀拿來給我們看，眼中閃爍中自豪的光彩。

由於晚間車次所限，我們不能久留。晚飯後不久我們就起身告辭返回斯德哥爾莫。世忠先生把我們送到車站。瑞典的公共汽車真是準時，踏著分針來到。世忠先生立在車外，車開動后仍向我們揮手告別。世忠先生一家在瑞典的生活給我們以極大的啟思。猶如一株生命力旺盛的小草，在任何土地上都能積極紮根，頑強生長。這是我們民族精神的體現。華夏民族的勤勞、聰慧、好學、善良，使之有著無限的生命力、適應力。這種精神在世忠先生一家有著典型的體現。他們對生活積極的態度深刻地嵌印在我們的腦海之中，成為激勵我們的榜樣。

當世忠先生的身影已消失在馬路的轉彎處；當那個小鎮已模糊在黝黑的夜幕中時，我們心中都默默為世忠先生一家祝福，希望你們的家庭在這裏開花結果，把中華文化嫁接在北歐文化上，那遠源的遺傳基因優勢會結出尤其優秀的果實。

返回斯德哥爾莫的火車，車廂里乘客稀少。劉國凱等一眼看到車廂那頭有位東亞面孔的人。瑞典中國人極少，那是個中國人嗎？劉國凱等很自然地走過去，用英語向他詢問。得到肯定的答覆后，就在他身邊坐下並攀談起來。

王先生來瑞典已將近二十年。在國內醫科大學畢業后再留學瑞典。學成后在瑞典做外科 醫生。照算王先生的年紀有四十多歲，但看上去只是個三十齣頭的大青年。我們問他有 什麼保持青春的秘方，他說沒有哇，在瑞典這種安寧的社會中生活，人心情輕鬆愉快， 就會顯得年青些，如在中國那種爭奪性很強的環境中生活，人都會快衰老些。你們知道 ，瑞典人均壽命是全世界最長的。

幾句話使我們對王先生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和好感。我們像老朋友一樣縱橫談起來。王先 生告訴我們他每月收入有七萬多克朗，稅後只有四萬多。幾種稅加起來拿走了他工資的 百分之四十五，但他對此並無微詞。他對瑞典國民收入的相對均衡而造就的社會和諧、 人心安定深表認同。

我們笑對他說：「外科醫生在國內可是一大神聖呀！像你這樣有國內醫科大學文憑，又 有留學學歷，再加上多年臨床經驗，回國去可真是前(錢)途無量呀！」

王先生聽懂了，笑笑說：「是錢途無量吧？我知道，國內一些從前的大學同學也建議我 回去。可是國內那種生活氣氛我已經不能適應了。」



「為什麼？」

「人際關係太勢利。回國探親過幾次，實在不慣那種喧鬧奢侈。還有他們小聲卻津津有味講的紅包。醫者救死扶傷，醫德喪失到這樣的地步，還有什麼好說的？」

聽了王先生這幾句肺腑之言，我們對他更對肅然起敬。王先生表示，他寧願留在瑞典過 這種踏實的、連刷刷牆壁都要親自動手的平凡生活，也不回去分享以出賣醫德換取的優裕奢華。

後來，教育工作者出身的周延風三句不離本行地與王先生興緻勃勃地談起怎麼教育好少年兒童時期子女的心理學問題。劉國凱、劉因全對此是門外漢，遂漸漸出局昏睡。直到周延風對他們大聲說，到站了！才一骨碌站起來倉促對王先生揮手告別。

在我們逗留斯德哥爾莫的三天中，有兩次去一間店名叫「亞洲城」 的中餐館就餐。吃 的是每人一大碗牛肉湯麵。單價95克朗。這是餐牌上最便宜的項目。五月二十四日我們第二次去時，大概由於是熟客了，waitress張小姐除了照例的招呼外，有了點題外話。

她問道：「你們是大陸來的嗎？」

我們反問她：「你看像嗎？」

「不像。」

「為什麼？」

「大陸來的旅行團會有導遊帶著，但你們也不像大陸來公幹的。」

周延風說：「大陸來的共產黨官兒怎麼會到這裏來呢？」

劉因全說：「就算來了也不會只吃大碗面。」

張小姐說：「大陸來的公幹也有到我們店子里來的，可那氣派可不同了。一坐下就大呼小 喝地叫『喂！服務員，過來！』一點禮貌都沒有。」

我們一聽，樂了，問她：「你看我們怎樣？」

「明顯不同啦！」

劉國凱說：「共產黨的官來了不會像我們這樣只吃大腕面，而會叫很多上菜，給你們店子帶來一大筆生意不是很好嗎？」

「生意多少是老闆的，反正我就知道他們吃的是公費。我就氣他們拿公家的錢大吃大喝，要的酒都是最名貴的。」

聽了張小姐這翻話，我們都明白她雖是個waitress，但很有正義感、是非感。果然在送上湯麵來后，乘著還沒有其他客人要招呼，張小姐還跟我們談到她的回國見聞。她說：「回國一趟，看到可氣的事真是太多。我孩子病了，把他送到醫院時，就親眼看見醫生護士把受了傷，交不起押金的民工硬是推出醫院。一點人道都沒有。我們瑞典這裏哪會那樣。還有，我帶孩子看病時，醫生護士的那臉色啊！後來知道我們是從瑞典回國探親的，又都換上笑臉。真正一副勢利相！……」

吃完面結賬離開時，周延風向張小姐亮出了我們的真實身份，並對張小姐說：「社會民 主主義最關注社會公正。瑞典這麼國富民安、社會和諧就是因為實行了社會民主主義。 以後若有機會我們請你到中國講你在瑞典生活的親身感受，你願意嗎？」

張小姐爽快地回答：「沒有問題！」

從王醫生到張小姐的這些言談，我們深深體會到潛藏於民間的正義，增強了我們為在中國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信念。

我們乘坐的長途巴士於五月二十四日夜十一點多鍾到達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在我們的想象中，作為一國首都的城市，其長途汽車總站一定會有相當的規模。到達哥本哈根，就算太晚找不到旅店，就在汽車總站里候車室的凳子上打個盹。位於北緯五十幾度的哥本哈根這個季節不到四點就天亮了。幾個鐘頭不難挨，還正好節省一晚的旅店費。

不料情況大大出乎我們的預想。哥本哈根的長途汽車站根本沒有什麼候車室，只有一個小小的售票亭，而且早就關了門。車子就暫停在一個空場地上。什麼？到站了？站在哪裡？我們一下懵了。尤其糟糕的是外面正下著雨。車子還要繼續上路。司機催我們趕快從車底行李櫃中取走行李，然後嘟地開走了。望著冷酷無情遠去的長途汽車，我心中升起一陣被遺棄的感覺。我們拎著行李廂、淋著雨茫茫然地望著空蕩蕩的場子，人生地不熟，不知如何是好。

我們漫無目標地走在渺無行人的街道上。雨中街燈也顯得尤其昏暗。風把雨用力砸向我們，雨濕透了外衣再向裡邊滲透。我們不知該怎樣度過這個風雨交加無處藏身的夜晚。難道真的要成為流浪漢？仿徨中轉過一個街角，劉國凱發現遠處有座高樓燈光相當明亮，建議過去看看。天無絕人之路，那就是一間旅店。問問價錢三人房換算為120歐元，真貴。但別無選擇了。辦理完手續，換洗完就寢時已是一點多鍾。



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 早晨九時，我們按時交了房后，就去打聽丹麥社會民主黨總部在哪裡。但我們被告知今天是節假日，而且要一直放假到下星期一。沒有辦法，我們只 好放棄訪問丹麥社會民主黨的打算，繼續南下荷蘭。

下午兩點半，我們乘坐長途汽車南下。但汽車不到荷蘭，只到漢堡。我們必須在漢堡換乘火車才能到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晚上十點到達漢堡，十一點就有一班火車到阿姆斯特丹。正好。可是這趟火車不直達阿姆斯特丹，而要在一個叫恩斯特的車站轉車。轉車須等四個多鐘頭。我們想，不要緊，就在恩斯特的火車站候車室里休息四個多鐘頭吧。然而，我們又一次失算了。若大的恩斯特火車站候車廳里竟沒有一張凳子。坐在地上不是辦法。在候車大廳里轉來轉去也難以打發那四個鐘頭。後來周延風發現車站的站台上有凳子。坐是可以坐了，可是，在攝氏8度的低溫中，再加上風呼呼地吹來，坐是坐不住的。劉國凱為了禦寒，就在站台上到處走動。沒想到這下有意外的發現。站台的另一端有間玻璃屋，屋裡靠牆有三張長凳，而且還開有暖氣。這一發現使劉國凱大喜過望。他立即把這好消息通知劉因全、周延風。三人立即遷徙，進入這「北國江南」。劉因全、周延風倒頭就睡下了。不久兩人鼾聲此起彼落。劉國凱睡了一下睡不著，也擔心睡過頭誤了車，就乾脆起來拿出筆紙起草與瑞典社會民主黨會談的紀要。

五月二十七日清晨，總算到達了阿姆斯特丹。又是一個雨天。代表團一行三人幾經轉折冒雨來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大樓。據說荷蘭工黨總部就設在這裏。可是荷蘭也在放假。這時我們才知道，北歐幾國都同時都在放假，是慶祝二戰解放的節日。我們已預約五月三十日(星期二)與法國社會黨會晤。那就暫留在阿姆斯特丹，爭取五月二十九號上午能會見到荷蘭工黨，再立即趕往法國巴黎。

確定了日程后，就開始解決住宿問題。跑了許多家旅店都說客滿。我們這才意識到情況不妙。北歐放大假，阿姆斯特丹又是旅遊重地，看看街頭雨中竟有如此熙熙攘攘的遊客，不由心裏發毛。我們尋找旅店的足跡愈來愈往市區邊緣移。由於雨愈來愈大，拖著行李到處走實在沈重。劉國凱建議把三人的行李都放在汽車站，由劉因全看著，他和周延風再向更遠處尋找旅店。

平時，劉國凱從不穿皮鞋。這次出訪為鄭重其事穿了皮鞋，在這幾天的顛簸跋涉中，腳被皮鞋磨破了，走一步痛一步。好不容易找到一間有客房的三星級旅店。單人房100歐元；雙人房150歐元一晚。住三晚共750歐元。哪裡住得起？由於北歐物價遠遠高於紐約。旅店費和就餐費都大大超出預想。雖然帶出來的錢是加了安全係數的，但若這樣用法，也有回不了美國的危險。為節省開支，許多餐都只以麵包清水湊合。在最大宗的開支--旅店費上不能不更「摳」些。又找了幾間，客滿。唉，難道我們真的要在750歐元的高價和做一次流浪漢之間作出抉擇？

周延風終究記起他是帶了把雨傘來的。這次從行李箱中拿出來使用。雨疏一陣緊一陣。一把雨傘兩個人用。兩人不得不靠得近一些。在經過一個公共汽車站時，十米之外劉國凱就看見兩個身材修長，五官長得相當甜美可愛的荷蘭洋妞對著他和周延風詭譎地笑著。擦身而過時，那莫測高深的笑容尤其深刻。他有點摸不著頭腦。正在狐疑之間，周延風開腔了：

「喂！國凱，你覺察到剛才那兩個洋妞對著我們古怪的笑嗎？」

「察覺到了？嘿！怪了，笑什麼呢？」

「笑什麼？笑我們是男同性戀罷！」

「什麼理由？」

「一把雨傘兩個男人靠得那麽近來打。」

「這就成為判定我們是同性戀的理由？」

「你想想，一把雨傘才三、幾塊錢，誰買不起？還要兩人共一把雨傘，不是同性戀是什麼？」

「是不是北歐有些國家同性戀和性交易都是合法的？」

「是，荷蘭就是。」

「既然這樣就應見怪不怪，何必對著我們怪笑。」

「那也不未必。因為我們是東亞人。東亞人搞同性戀還是很少的。物以稀為怪嘛！」

「還是其他民族的人敢於表達，如果是中國女孩，有什麼驚訝疑問都會裝在肚子里，不會對著陌生男人怪笑。」

「那是，這兩個洋妞長得還真不錯。」

「是不錯，只是不但比我的兒子小多了，也比你的女兒小。長得錯不錯，不輪到我們來品評了。」

「哈哈哈！」

洋妞莫測高深的笑暫時驅走了劉國凱、周延的煩惱。帶來一股生活的樂趣。可是，稍過一會，一陣急風夾著雨點打來，他們重新省悟到自己准流浪漢的處境。前面還有最後一個希望。是間三星級的旅店。城區已將盡，再往前就不會有旅店了。

進去后，旅店服務生給了他們一個喜出望外的消息。此處有空房。雙人房分兩種。一種是160歐元一天，一種是110歐元一天。劉國凱立即決定就住此處，租110元那種。周延風問：「只是雙人房，怎麼辦？」劉國凱說：「兩人睡床一人睡地上。總不能租兩間雙 人房吧。」

辦完手續進去一看，才知道為什麼這種雙人房便宜那麽多，原來是閣樓房。一邊是斜的 ，直腰就撞頭。但是既省了錢，又不至當流浪漢，值了！西式床無論大小都是分上下墊的。劉國凱靈機一動，把其中一個上墊拉到地上，於是兩張床就變成了三張床。三個人的就寢問題就此解決了。流浪街頭的夢魘總算過去。

在瑞典的斯德歌爾莫我們就看見用以代步的自行車。愈往南走自行車愈多。到了阿姆斯特丹，自行車的陣容龐大威武。在火車站外、汽車站外以及市區的某些公眾場地上，都設有不收費的自行車停放點。所停的自行車從數十到上千，蔚為大觀。阿姆斯特丹新城區的街道都設計有自行車道。除一般類型的自行車外，還常見帶嬰兒籃的自行車，設計得安全堅固，十分實用。

從經濟購買力來看，北歐諸國的民眾並不比美國低。可是為什麼自行車，這種在中國城市都相當式微的交通工具在北歐卻大放光彩呢？

從德國到瑞典，再從瑞典到丹麥、荷蘭，我們都有這樣的經歷--在公共汽車上問路。公共汽車到站了，我們上去向司機詢問到某某地方去是否該搭乘這班車，由於司機的英文水平大都有限，要經過一些手勢語言的輔助才能成功取得相應信息。這時，公共汽車上的乘客都安詳地等著。有兩次由於問的時間太長，我都擔心有乘客會不滿意。想不到氣氛仍然是那麽安祥。我轉身向乘客們抱歉地笑笑，他們也對我回以微笑。這種情況使我感覺到北歐社會的安祥、生活節奏的舒緩、和對待外地人的友善。

很可能，正是由於生活節奏的相對舒緩，才使低速的交通工具自行車有拓展的空間。當然，北歐諸國的城市規模有限也是原因。自行車用於交通，其半徑以五公里左右為限。太遠則有困難。不過光這一點仍不能圓滿解釋紐約這類特大城市自行車的徹底出局。在紐約的皇後區和布魯侖，許多人的上班處離家也就只一、兩公里的距離，但人們也要開車或乘車。公共汽車站兩百米左右就有一個，似乎人們都不大願意走路。而在北歐這樣的上班距離人們就會選擇騎自行車。於是這又使人悟出北歐自行車文化的發達除來自生活節奏的舒緩外，還基於人們對能源的節約心理。

確實，美國人對能源是不夠節約的。有統計數字說明，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五不到的美國消耗了世界石油的百分之五十。而歐洲的人均消耗率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這其中，北歐的自行車文化功不可沒。此外，歐洲的汽車都設計得較小也是原因。北歐的一般用車和計程車都是四缸小車，而且許多都是中國的夏利牌型--沒有大后倉。九十年代後期，歐洲還設計出一種單人小車。坦率地說，那種車從美學角度來看是乏善可陳的，但它仍有市場。看看在美國往往一個上班族開著一輛六缸車、甚至越野多功能車，再看看普遍身高在一米八到一米九之間的北歐男子甘願鉆到小巧玲瓏的汽車裡，這種小車文化與自行車文化同時說明著北歐人對能源的節約心理。



那麽中國呢？據說中國經濟在起飛。起飛的標誌一是東南沿海城市「水泥森林」大增，二是城市裡自行車被迅速淘汰。固然，海洋般的自行車潮不能印證一個社會工業的發達；同樣，一個社會保持一定程度的自行車文化亦不能印證它工業的落後。北歐社會就是例證。

如果說，美國人在不必要使用汽車時，和不必要使用大功率汽車時而使用之，其根源來自一種習慣生活方式。這個方式隱含著對地球能源日益枯竭的漠視。那麽在中國，不必要使用汽車的人們也要購買汽車說明了什麼呢？

中國有這樣一些情況，廣州、上海某些大城市近郊的農民由於賣地而迅速致富。但這個致富是相當短期的。土地的售出將使他們失去最基本的生產資料。與土地有關的再生產手段由此絕對消失。賣地相對來說的巨額收入如不作相應的投資而只用於消費，那麽將有坐吃山空之虞。可是有許多農民在不費吹灰之力而致富的面前失卻了正確的人生的方向。這些收入除了成為那些地方賭檔和黃業的經濟支柱之一外，也促進了汽車的銷售。一些因人口多或其他原因分款更多的農民在本無需要、或買「農夫車」更實用的情況下，購買了小汽車。以此向左鄰右舍炫耀。這種炫耀又會拉動攀比鬥富的社會效應。

摩托車在汽車工業發展的過程中是自行車到汽車的過渡型。如果是短途，可用自行車而不必用摩托車，如果是長途，一般人也受不了摩托車的疾風吹擊。故此，在當今世界，摩托車除了作為一項專門運動的工具外，就是警方等特殊部門的工作器具。但是在中國，摩托車急速地把自行車擠出社會。大、中城市裡的許多市民以使用自行車為恥。因為那太落伍了；太寒酸了，而群起購買摩托車。由於市區摩托車泛濫成災，交通部門不得不緊縮或停止摩托車車牌的發放。然而在北歐，人們看到的是小型汽車與自行車並存，很難看到摩托車的蹤影。這種情況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了北歐社會與中國社會大相徑庭的社會生態。北歐安祥、務實、富而節儉。中國浮躁、虛華、未富先豪。

性交易合法化會造成性泛濫，這應是一個正向邏輯。它極容易理解。性交易合法化，任何一個想出賣自己身體的女人都可以去出賣。任何一個想以金錢購買願意出賣身體的女人的男人，都可以去購買。於是社會性行為會變得十分放蕩。社會道德操守滑坡。許多人因此沈淪；許多家庭因此解體。

可是這個邏輯與我們在北歐各地感受到的社會生態不符合。北歐社會安祥、和諧的氣氛折射著它道德風貌的水平。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其結構依然穩固。至於是否造成了性泛濫？我們也沒有明顯感覺。這主要是從街頭廣告和書刊報紙中去取得信息。而在倘佯歐洲的過程中我們簡直沒有看到任何色情的街頭廣告和書刊。當然，這也許是由於我們只是浮在社會表面，沒有進入它的深層。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天)，我們遇到從瑞典南下后唯一沒有下雨且陽光普照的好天氣。中午在斜頂房裡吃了麵包清水后，就入城到處走走逛逛。水城阿姆斯特丹的確獨具一格。許多條運河把城市劃分成許多塊塊。每條運河旁邊都有道路。據說這是它與另一水城威尼斯的區別，威尼斯的水道常緊貼房屋。由於歷史悠久，古迹很多，我們在在許多地方攝影留念。老城區的房子年代久遠，有些已明顯歪斜。上面嵌有18几几年，甚至16几几年的字樣。一百多年、甚至三百多年的房子豈能不舊。

由於是星期天，又是艷陽天、還是大假的最後一天，阿姆斯特丹街頭的遊人特別多。老城區里有些地方人群熙攘、擦背比肩，幾乎走不動。我們隨著人群漫無目標地飄流著。飄呀飄，突然周延風指著前邊說：「你們看，那是什麼？」劉國凱、劉因全順著他的手指望去，小運河對面街道的一間樓房的二樓有一個穿著紅色比基尼裝的洋妞站在一個落地大窗前，對著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搔首弄姿。咦，怎麼回事？我們三人不無驚訝。隨著人流繼續向前，我們很快明白了，這大概就是阿姆斯特丹性交易合法化的具體體現吧。因為到了跟前，我們發現不僅是那間房子的二樓有這樣的鏡頭，在這條街的兩邊許多房子的一樓、二樓都有類似的鏡頭。這大概就是性交易的集中地吧。究竟是政府有意識地予以集中，還是業者的自行集中則不得而知。

人流到此處流速更為緩慢。人們都走走停停，大多在每一間有比基尼女子的房子前駐足下來行注目禮。人群由老中青組成，甚至還有為數並不少的女子。這條街大約兩百米長，還有幾條橫巷。總共大約有幾十間這樣的「玻璃展覽屋」吧。屋裡的比基尼女子大多是白人，也有少數黑人，還有個別亞洲女子。一個無可更改的自然法則是，人們在經過黑人女子的透明香閨門前時，速度大多隻稍慢於一般步行。而在美麗的白人女子門前，速度減為零。作某一時間的暫停后，才再向前移動。



大約一個鐘頭，我們才「走」完了這條「泥濘」之路的兩側及橫枝。

「怎麼樣？你們有何感覺？」劉國凱發問道。

「嗨，太意外了，就算有點感覺，對這種形式也完全無法接受。」劉因全說。

「我也覺得無法接受。如果我是個還沒結婚的青年人，我就會對其中某個我認為最漂亮的女子說：跟我走吧！嫁給我吧！我不會計較你的過去。」

「哈哈哈！」

「你的感覺又如何呢？」劉因全、周延風反問劉國凱。

「我？我只是理論上承認其中有的女子確實美麗，但在實際上毫無感覺，不知這是不是我比你們年長一截所造成的實際狀況吧！」

「哈哈哈！」

「這裏還有個實際情況不知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就是好像看不到有人進到玻璃屋裡邊去。」劉國凱說。

「好像有，當然少。由於進去只是個一瞬間的過程，數量少我們就會注意不到了。」劉因全說。

周延風補充道：「有些玻璃屋拉上了門帘、窗帘，這是否可以解釋為已有人進去了。」

離開那個街道后，我們的討論有所升級。就是性交易與性泛濫的關係問題。此處性交易雖合法化，但性交易的頻度顯然很低。從粗略的統計來測算。在我們流經那條街的一小時左右里，會有數千人流經那條街。其數量應為玻璃門后比基尼女子的一百倍。換言之，如果人群中的百分之一有交易行為的話，那些門帘、窗帘就都會拉上，可是，拉上的只是少數。這就是說，性交易合法化並未帶來性交易發達。這是性未泛濫的指數之一，亦是一個反向邏輯。

我們想到了中國。由於去國已久，對國內有關情況並無直接認知。不過，也從一些報刊中了解一些情況。據報導一個內陸城市太原從高檔夜總會到最低檔的洗頭屋，其色情場所超過一萬家，遑論東南沿海地區。性在中國遠比在北歐泛濫。這是為什麼呢？

性交易的頻度與其是否合法並無直接因果關係。這已為我們的親眼所見證實。性交易被列為違法的中國東南沿海城市，其頻度一定遠高於被列為合法的阿姆斯特丹。可見性泛濫與否還跟其他因素有關。那麽跟什麼因素有關呢？

首先會與社會公權力被壟斷有關。中國共產黨壟斷了社會公權力，其官員在經濟上大肆貪瀆的同時就是無可遏制的性享受。性享受直接帶動了性索賄和性賄賂。中共官員幾乎無官不貪，也幾乎無官不享有情婦甚至多個情婦。除情婦以外還大肆公款嫖妓。其他某些較富裕的平民也群起效尤，這是性交易廣大堅實的買方市場。這種性交易是高層次的。它不被中國法律所控制。中國共產黨的法律對底層社會的性交易是予以嚴厲懲罰的。「嚴打」期間曾屢將組織賣淫者判處死刑。但對共產黨官員的違法性行為卻熟視無睹，若非因其他問題東窗事發，中共官員的性索賄、性受賄、性享受永遠都不是問題。

性泛濫在中國得以形成在於它還有永無竭盡的賣方市場。既有大量為生活所迫的女子走上賣淫之途，也有一些受過相當教育的女子，或在校女大學生側身其間。天生麗質並欲以此為資本攀入上層社會者，由於有大量權力不受約束的共產黨官員的存在，使她們的企圖得以施展。社會公權力與美色緊緊地糾纏在一起，編織了中國當今社會性交易絢爛多彩的織錦。

除此之外還有個情況，就是由於東南沿海地區聚有大量性苦悶、性壓抑的民工，這促使了社會低層次性交易的活躍。不過，這與上一個社會現象相比顯然居次要地位。

北歐社會的性交易基本是個人行為。性交易不與社會公權力挂鉤，就永遠走不出低谷。如果人們系以其工薪結餘去賣春，那麽永遠不會創造出碩大的買方市場。如果一個社會對其成員都保障了他們的生活，那麽也抑制了賣方市場的成長。在不存在公費養情婦和公費嫖妓的社會機制下，人們的基本生活又得到了保障，那麽，性交易即使合法，也成就不了輝煌的局面。

性交易應予合法化與否，或曰性交易合法化的利弊，社會學者們一直在進行著不倦的辯論。反對者多從道德層面著眼。贊同者多從實際著眼。諸如釋放性壓抑、降低性犯罪、避免黑社會、黑警的肆虐等等。

對此，我們沒有研究，也沒有成型的定見。中國社會民主黨的袍澤們有許多更重要的問題要考慮。這類問題根本排不上號。但是，我們北歐之行所看到的一些情況，卻啟思我們，在一個民主的、尊重人權的社會裡，即使性交易被定為合法化，也不會導致性泛濫。而在一個社會公權力被壟斷、底層人民生活沒有保障的社會裡，即使周而復此地掃黃嚴打，性泛濫和社會道德淪喪亦都難以逆轉。

五月二十九日夜十點，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巴黎。第二天一早先去火車站買到柏林的車票。(我們的飛機票是美國到柏林的雙程票)火車票價要兩百幾十歐元。劉國凱提出，是否到汽車站看看。根據從瑞典一路南下的經驗，汽車票價遠比火車便宜。果然，汽車評\票價不足一百歐元。搞定了到柏林車票，我們開始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

在早晨離開旅店時就問過旅店櫃檯員：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裡？答覆是：「什麼法國社會黨？法國社會黨是幹什麼的？」我們愕然。有沒有搞錯呀？法國社會黨是個什麼都不知道？不關心政治也不至於到這種地步呀！算了，不要再多問了，走吧！

在搞定車票問題，正式進入尋找程序后，我們才知道情況十分不妙。

首先是語言問題。在旅店時，櫃檯員是用英語跟我們溝通。但後來我們在外面向人詢問時，無一人用英語作答。我們完全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這使我們悟出，旅店櫃檯員是要作生意，職業需要，故肯用英語。而其他人則一律固執用他們的民族語言--法語。

在德國、瑞典、丹麥、荷蘭，我們基本沒有碰到語言困擾。雖然這些國家的人們英語未必很好，但也大都粗通，雙方磨合一下，還是基本可以溝通的。



世界五大語系中(印歐語系、漢藏語系、南島語系、阿爾泰語系、閃含語系) 操印歐語系的民族人數最多，文化水平也最高。印歐語系又分五大語族：日耳曼語族、羅馬語族、斯拉夫語族、印度語族、伊朗語族。德國、瑞典、丹麥、荷蘭等許多歐洲國家與英國均屬日耳曼語族。同一語族中互相學習對方語言並不很困難。這就像漢藏語系中的漢語語族裡，北方語支的漢族人去學習吳越語支、南粵語支，斷不致像學藏緬語族那麽困難，更不消說沒有學其他語系的語言那麽困難了。同樣道理，德國、瑞典、丹麥、荷蘭等國的人學英語確實會比系屬羅曼語族的法國人要容易些。

可是，這還是不能解釋法國人的英語水平為何如此之「低」。法國人學英語總不會比中國人學英語更困難吧？須知法國與英國不但同在歐洲，而且是近鄰，兩國語言畢竟又同屬印歐語系，法國的國民教育水平也相當之高。

困惑中劉國凱突然省悟道：「我們怎麼會忽略這麼一個重要問題。其實我早聽說過法國人有極強的民族自尊心，熱愛本民族語言。非特別必要，他們是拒絕講英語的。而且據說從文法上來看法語比英語更嚴謹。為防歧義，有些國際條約文件都附有法文本。」

此行的英語翻譯，擔任中國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一職的周延風也說：「是，不要說在這裏，加拿大的法語區的魁北克還一直在鬧獨立哩。」

法國與英國在歷史上就是一對歡喜冤家。兩國皇族之間淵源不斷卻又征戰不休，以至公元十四至十五世紀時打了一場天昏地暗的百年戰爭。聖女貞德就是1428年法英戰爭中的法國女民族英雄。英國、法國都有自己引以為自傲的遺產。你有莎士比亞、瓦特、克倫威爾，我也有巴爾扎克、羅伯斯庇爾、拿破崙。多少年來我們都是般長般高的。憑什麼你英語當今就風靡天下，我法語就龜縮一角？好，就算你英語在其他地方不可一世，但在我們法國，沒門！你英語一邊涼著去吧！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次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訪法代表團就作了池魚。

怎麼辦呢？問一般人是毫無結果的，劉因全提議，得找政府部門的人問問看如何？由於看到街上有東亞面孔的人。劉國凱說：「我們且假定那是中國人，用中國話問他們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裡？如答不知，就問巴黎市政府在哪裡？總不會不知市政府在哪裡吧。」這個主意倒還有點效，我們藉此找到了巴黎市政府。嘿，這下有救了。市政府的人總會知道法國社會黨總部何在吧！而且他們總肯對我們講英語吧？

可是市府前(其實那是否真的是市府我們亦不敢肯定) 有兩個警察把守，不讓我們進去。無奈，離開那裡左右徘徊中發現一側門有人魚貫而入，只須檢查提包。我們隨著人群成功地混入。這下好了，一定能問得著了。

但是，高興得太早。進去一間辦公室恭謹發問，得到的亦是法語回答，不知所云。旁邊一個中國婦女聽到我們對話就說，這裡是辦理領取企業執照的機關，你們提的問題他們不一定知道。你們找法國社會黨總部可以到中國大使館去問。我們說謝謝！當然我們不會去那裡自討沒趣和自投羅網。

走出這棟辦公樓后我們在院子里倘佯。又問了兩個人，沒有答案。我們不知該如何是好。時間在一分一分地過去。我們的心在一寸一寸地往下沈。今天是最後機會。明天一早就要回程。難道這次真的連法國社會黨也會見不成了？唉！法國社會黨總部，你究竟在哪裡啊！

徘徊中就要走出那個側門時，劉國凱說：「不可以出去。要問還是在這裏找人問，這裏的人政治素質和文化素質畢竟高些，若到外邊隨機地問過路人，經驗已告訴我們，那樣效果是很低的。」說著，劉國凱看到一位服裝很講究的約五十多歲的西裝革履者從辦公室走出來。劉國凱立即建議周延風去問他。這一問徹底改變了代表團的命運。這是我們碰到的唯一願意用英語跟我們對話的法國人，而且他告訴了我們法國社會黨總部所在地址。並把地址寫在紙上。我們問他步行要多久？他說大約半個鐘頭。我們歡天喜地地離開了那個院子，開始了新的「征程」。

按著他指的大致方向，我們直奔而去。為了不至走彎路，我們不停地問人。這次語言只是輔助物，關鍵是出示那張寫有地址的紙，被問的法國人說什麼已不重要，只要他肯用手指指方位就行了，而這是沒有問題的。大約用了四十多分鐘，我們到達了目的地。當看到那位於一條不起眼的街道中一棟普通的三層樓房，樓房前的院子里掛有一幅巨大的宣傳畫時，我們不由得一陣激動。嗨，法國社會黨總部，我們總算找到你了！因為那福巨畫上寫著法國社會黨要爭取2007選舉的勝利。我們不懂法語，但只須從英語去猜亦大致無誤。

這次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坎坷全因劉國凱的頭腦中共產黨文化流毒太深而至。其實在赴歐之前，劉國凱的助手與法國社會黨進行過很多聯繫。要預先得到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裡根本不是問題。「業餘鬧革命」的極端忙碌不能成為理由，關鍵在於劉國凱潛意識深處認為，只要問巴黎任何一個市民都會知道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裡。堅決反對中國共產黨專制制度的劉國凱其實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共產黨的意識。他從北京任何一個市民、中國任何一個省會的市民、任何一個縣城的市民，都會知道黨中央、省委、縣委在哪裡，而潛在地推想巴黎的任何一個市民都會知道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裡。因為法國社會黨在八、九十年代曾連續十四年執政。1995年後雖失去總統職位，但在國會中仍保持強大影響力，總理一職亦曾繼續在社會黨人手中。如此之大的政治能量理應人人皆知。但是他忽略了，民主國家中的執政黨與專制國家中的執政黨，不但有原則的政治理念區別，其在民眾心目中也有迥然不同地位。專制主義的黨，黨和社會公權力是合一的。民主制度下的黨與社會公權力是分離的。中國共產黨是絕對權力的象徵，是絕對正確，絲毫不可反對的神聖。而民主社會中的政黨是什麼？那隻不過是一群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所組成的社團而已。如果競選勝利了，它可以執掌政權。但它隨時都會在競選中失敗，而回到社團的地位上去。民眾只是需要知道各級、各部門的政府機構在哪裡就行了？因為要辦理某些事情需要去找這些部門，而根本不必要知道某個黨的總部在哪裡。某個黨競選勝利了，有事就找相應的這個黨組成的或領導的政府部門。而不需要找這個黨的黨部。如果某個黨競選失敗了，那就更不必理會它了。這和固定壟斷社會公權力，不容絲毫染指、覬覦的中國共產黨何止天淵之別。

另外，從實體硬體上來看。中國共產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黨部--中國俗稱黨委員會--大樓是多麼巍峨輝煌。這是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物化象徵。那大樓的宏偉也是市民知其所在的物質原因。對比一下法國社會黨的總部，就那麽一棟不起眼的樓房，更沒有什麼警衛之類。要不說，你就算從它門口經過也不會感覺到的。

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喜劇給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上了生動的民主一課。也促使自以為懂得了民主的他們，尤其是身為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的劉國凱，痛感自己腦海深處其實還埋藏著許多共產黨文化的垃圾。清除這些垃圾是更有效地推進中國民主事業的前提條件。

二零零六年五月下旬，由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秘書長劉因全、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組成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分別訪問了瑞典、荷蘭、法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這次訪問具有開創性質，是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第一次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直接接觸。它標誌著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已開始匯聚於世界社會民主主義潮流之中。它成為這個潮流的一部分，壯大了這個潮流，也將從這個潮流吸取力量。

一、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瑞典社會民主黨總部。瑞典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安琳德、黨的競選事務負責人英格瑪和主管黨內教育的負責人桑德格雲會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瑞典社會民主黨黨員、中國社會民主黨瑞典聯絡員陳世忠先生陪同會見。

會見開始時，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首先作簡短的英文發言(原文附后)，然後雙方進行內容廣泛的交談。劉國凱、劉因全以漢語表述。安琳德等以英語表述。周延風擔任中英翻譯，並在翻譯過程中補充自己的意見。(此後與其他歐洲黨的交流會談中均如此)

安琳德首先表示想了解一下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概況。對此，劉因全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組建的過程，目前的組織狀況。他尤其著重說明的是，由於在中國國內存在著中國共產黨對民主志士的高壓和迫害，中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只能秘密存在。已有一些秘密黨部被中共政治警察破壞，成員被拘捕審訊，其中最嚴酷的是中國社會民主黨北京黨部成員、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理論研究室主任王小寧被判處10年徒刑。

劉國凱著重談到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面臨的困境。他說這困境由多方面的擠壓造成。在中國國內的所謂知識精英中一度流行「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這些「主義」實質上曲折地為中共專制主義張目。在國外的異議團體中流行著自由主義，誇大社會民主主義在追求社會公正的過程中對經濟發展的抑制作用。一些對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缺乏了解的善良人們以為社會民主主義與中共的「射穢主義」大同小異，而對它採取疑慮態度。對社會民主主義最大的擠壓來自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對咒罵資本主義和吹捧資本主義都抱以無所謂的態度。這是因為共產黨前三十幾年一直在咒罵資本主義，近十幾年卻又在實行最不人道的早期資本主義。而社會民主主義是一面照妖鏡。它能照出中國共產黨對人類射穢主義理想的背叛、歪曲和篡改，所以中國共產黨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和實踐，以及西北歐諸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諱莫如深。它深恐中國人民了解到這些後會加深對中國共產黨反動本質的認識，因此，中國共產黨欣賞「新權威主義」的流行；許可「自由主義」的流傳；而全力打壓社會民主主義的傳播。

安琳德說現在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大多與中國共產黨保持有聯繫，而我們瑞典社會民主黨堅持不與中國共產黨發生聯繫。你們對此有什麼看法？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對此表示由衷的欽佩。

安琳德接著說：歐洲許多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聯繫並非認不清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在這方面，它們與瑞典社會民主黨是沒有區別的。只是它們認為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聯繫有促使它發生變革的作用。對前蘇共就是這樣。

對此，劉國凱說：中國社會民主黨並不反對歐洲某些社會民主黨的這一做法。或許它會在某些具體事情上產生某些作用。但是如果以為這些聯繫能促使中國共產黨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則是不現實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對此都闡述了自己的意見。意見可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1、前蘇聯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歐洲國家。中國是純粹的亞洲國家。從地緣政治來看，歐洲近代、現代民主理念對前蘇聯社會的影響滲透遠比對中國強得多。

2、只經過幾年國內戰爭的蘇共政權所造就的「革命功臣」階層遠小於經過二十幾年國內戰爭的中共政權所造就的「革命功臣」階層。這個階層是中共專制政權強大深厚的社會根基。

3、經過赫魯曉夫公開、深刻的「非斯大林化」運動，蘇共在精神上、組織上都有極大削弱。而鄧小平儘管內心對毛澤東極為怨恨，但他從穩定共產黨政權的大局著眼，非但拒絕公開的「非毛化」，而且繼續肯定毛的功績和地位。

4、蘇共沒有著力于接班人的傳承，致使具有民主思想的戈爾巴喬夫能破土而出。而中國共產黨則極為注重選拔、培養它的「革命接班人」。只有經過重重識別、篩選，被確認為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專制主義忠心不二的人，才有可能被選拔到領導職位上。現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竟然在中共高層內部會議上說：「不要以為北朝鮮、古巴在經濟上搞得不大好，其實在政治上它們一直是正確的。」胡錦濤講出如此荒謬的話，正從反面證明了鄧小平選拔「革命接班人」的成功。

根據這些分析，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認為，中國共產黨即使有一天發生根本變革，那一定是在強大的正義壓力下，而不是在溫和的建議下。因此，希望歐洲諸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能給予中國共產黨以強大的正義壓力。

安琳德提出疑問：中國的經濟有著20年的高速發展，對此，歐洲許多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感到困惑。你們對此作何解釋？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對此的解答綜合為如下三個方面。

1、中國共產黨歷來實行黑箱作業。它公布的數字帶有極大的虛假成分。外界永遠無法得到真實的數據。

2、中國的「經濟奇迹」以巨大的資源消耗為代價。有統計數字說，中國創造出同量的產值，其資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中國共產黨竭澤而魚的經濟政策正在對有限的地球資源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3、中國共產黨的所謂「經濟奇迹」在中國造成了極其嚴重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中國共產黨的官僚和與這些官僚密切勾結的經濟暴發戶攫取了大量的財富，而廣大底層民眾則生活在貧困之中。東南沿海城市裡的高樓大廈與中西部農村的破敗雕敝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經濟奇迹」的虛假和災難。

在中國社會民主黨談到有加入社會黨國際的願望時，安琳德坦率地說：現在社會黨國際已有166個成員黨，還有許多黨在申請加入之中。社會黨國際對成員黨有明確的要求。一是其組織規模須達到一定的程度，二是不處於流亡狀態。故此，你們的組織目前不具備加入社會黨國際的資格。

中午十二時半，安琳德邀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共進午餐。午餐后，安琳德另有事務要去辦。在她將要離去時，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向她贈送了劉國凱的幾本著述和中國社會民主黨的黨旗。代表團向她解釋了這有五種顏色組成的黨旗的涵義。天藍色象徵自由；純白色象徵平等公正；草綠色象徵繁榮；土黃色象徵民主；紅色象徵博愛。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說：這是中國社會民主黨自製的第一面黨旗。贈送給瑞典社會民主黨是為了表示對瑞典社會民主黨所給予支持的感謝。今後，當千萬面中國社會民主黨的黨旗在中國各處飄揚時，我們都不會忘記，第一面黨旗保存在瑞典社會民主黨黨部里。

接著，瑞典社會民主黨中央競選委員會的負責人英格瑪向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介紹了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十二年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講解了今年競選的策略。然後瑞典社會民主黨黨內教育部門的負責人桑德格雲介紹了瑞典社會民主黨組織發展和黨內教育、黨員培訓等方面的做法和經驗，並詢問了中國社會民主黨在這方面的做法。中國社會民主黨如實介紹了有關情況。

劉國凱和劉因全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在2000年成立后就創辦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網站，一度發展為有影響力的民主陣地。網站多次被中共網特破壞，又努力恢復起來。2003年我們創辦了美國國際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呼喊民主、傳播社會民主主義的書籍。2005年，我黨的教育部長蔡登文創辦了<時仲論壇>雙周報。發行量達13000份。其中有專門的「社會民主論壇」版面。由中國社會民主黨美西黨部主任、著名民主詩人蔣品超擔任主編，專門傳播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創辦這些網站、報紙和出版書籍所用的資金都是我們辛勤勞動的工薪收入。中國社會民主黨沒有向任何政府或民間基金會申請過一分錢，也沒有接受任何人的捐款。我們決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我們的理想和目標。我們雖然艱苦，但充滿信心，並感到其樂無窮。瑞典社會民主黨黨內教育部門的負責人桑德格雲聽了極表驚訝和欽佩。她並向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贈送了瑞典社會民主黨的黨徽。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對瑞典社會民主黨的訪問在友好愉快的氣氛中結束。

二、

中國社會民主黨原已與英國工黨聯繫上。英國工黨國際聯絡部表示願意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雖赴美多年，但為不被中國共產黨指為沒有資格過問中國政治事務的外籍人，遂刻意保持中國國籍。由於英國在申根協定之外，經與英國駐瑞典大使館聯繫，代表團三成員均未能取得進入英國的簽證。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臨時決定南下訪問丹麥社會民主黨和荷蘭工黨。

五月二十五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但時值丹麥全國慶祝二戰解放節。一直要放假到下星期一(二十九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只得繼續南下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五月二十六日到達阿姆斯特丹。荷蘭與丹麥一樣慶祝節日放假到下星期一。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決定把原定二十八日到達巴黎，以在二十九日訪問法國社會黨的計劃延後一天，以擠出時間在二十九號訪問荷蘭工黨。

三、

五月二十九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訪問荷蘭工黨。由於事先並沒有預約，荷蘭工黨國際聯絡部的負責人均有事務外出不在。但荷蘭工黨秘書處得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遠道而來，遂臨時尋找能抽得出空來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荷蘭工黨人士。荷蘭工黨國際問題顧問、荷蘭工黨籍議員惹吾騰和在原有的兩次預定事務之間，利用午間(上午十一時五十分至下午一時) 會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

惹吾騰詢問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一般情況，代表團作了回答。惹吾騰再請代表團談談中國國內的政治經濟情況，我們對中國各種現實作了綜合概述。

惹吾騰對中國的現實情況十分了解。他們說：我們很清楚，現在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內所實行的是把資本主義里最壞的和射穢主義中最壞的加在一起的最壞的東西。我們完全了解，中國某些大城市裡這些年建起的許多高樓大廈並不能說明中國的經濟有多麼好。因為中國工人農民的生活並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與過去相比，工人農民與政府官員和社會上層人士的生活差距拉得更大了。我們還知道，中國共產黨對歐洲民主國家採取著最狡猾的手段。它利用中國的廣大市場來拉攏歐洲國家的企業界，再利用企業界去影響民主政府的外交政策。力圖以經濟利益作籌碼，使歐洲國家不批評或少批評中國共產黨對民主人權的壓制。譬如我們荷蘭的大企業「菲利普」公司在中國投資賺錢，對荷蘭的經濟有一定的拉動作用。中國共產黨就利用這種經濟關係來制約荷蘭政府和民間對它專制主義的批評。

對你們的正義鬥爭我們荷蘭工黨是支持的。但這支持主要是在道義上。尤其我們荷蘭是小國。我們也面臨國內許多問題。右翼政黨挑戰我們。我們的黨雖然是荷蘭第一大黨，但由於右翼三個黨聯合在一起，使我們失去了全國的執政權。雖然我們工黨在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選戰仍然取得勝利，但亦使我們不得不更策略地處理各方面的事務。前不久，阿姆斯特丹組織了一個企業界代表團訪問中國。中國的官員對他們說：中國將建三十二個這樣的大學城，可給一個你們投資。那些荷蘭企業家眼睛都發光了。但我們荷蘭工黨籍的阿姆斯特丹市長內心卻十分痛苦不安。他不能阻止那些企業家跟中國官員簽約，但他知道這些經濟事務一方面是給中國共產黨的政府輸血，另一方面使荷蘭各界在對中國共產黨專政主義作批評時更受牽制了。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對此表示諒解。而且對那位市長表示欽佩。雖然他沒能阻止那些簽約，但只要他內心有這樣的反應，就說明他的良知。只有社會民主黨人才會有這樣的良知。如果是那些右翼政黨的市長就不會有這樣的心理活動了。

惹吾騰向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中國國內由於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高壓，一般民眾都不敢去爭取民主人權是可理解的。可是為什麼到了國外他們還是這樣呢？這些年荷蘭也來了不少中國人。他們都很勤勞。生活也越過越好。前些時，我們工黨給他們開了個大型聚會。會上有各種文藝表演，大家都玩得很開心。到後來我們趁此機會增加了一個內容，就是希望他們在荷蘭創立好生活的同時也關注一下中國民主人權的進步。想不到他們說，我們不談這些，不談政治。只談把日子過好。這使我們很尷尬、很失望。你們說說，為什麼會這樣？

代表團回答說：這可歸納為這樣幾個原因。1、八十年代以前，中國共產黨是對社會採取全面的政治高壓。八十年代的所謂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共產黨改變了策略。它一方面對敢於批評它的人繼續採取政治高壓，另一方面誘使人們想方設法去賺錢享受，不關心社會公理正義，不批評、、不反對中共的政治專制主義。共產黨官員的貪污腐化給全社會作了極其惡劣的示範。經過這麼多年的毒化。中國社會的政治冷漠感泛濫，拜金主義盛行，道德品質大幅度滑坡。這種情況也必然帶到海外的華人群體中。2、海外華人雖遠離中國共產黨統治，但除非他不回國，否則，如果他在國外參加批評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活動，回國就會有麻煩。就算不回國，國內親友也會受到牽連。而如果在國外仍然處處表示出擁護共產黨，那麽就會受到優待，甚至回國做生意都會得到某些方便。共產黨正是用這種胡蘿蔔加大棒的兩手來控制海外華人。3、中國共產黨還會派特務到海外華人社區活動。在海外華人社區里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言行中起領頭作用。

經過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這樣的解釋，惹吾騰表示明白了其中的緣由。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還談到國內成員所受到的壓制，尤其是中央委員王小寧被判10年徒刑。而國外成員也是在十分艱難的狀況下堅持工作。一方面要做工維持生活，一方面用業餘時間和工薪收入去支持民主活動。像我們這次組團訪問歐洲，就是要暫時離開工作，工薪扣了，又自己承擔一切開支。想不到歐洲物價比美國貴那麽多。為擔心超支回不了美國，我們這些天為節約開支常以清水麵包充饑。晚上只租到兩張床的房間，兩人睡床。輪流一人睡地板。有時還被大雨淋得渾身透濕。

惹吾騰說；你們的事迹使我們感動。看到你們，使我們想到我們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的先輩。他們那時就是這樣艱難走過來的。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聽了，極受感動，極受鼓舞。我們從他們這句話感受到真摯的社會民主黨同志之情。感受到社會民主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這個感情、這個精神超越國界；超越民族。我們想，從前有一句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在新時代，口號應是「全世界社會民主主義者聯合起來」。他們的話成為鞭策我們在這條艱難的道路上堅持跋涉的動力。

惹吾騰下面還有預約的事務，要結束交談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向他們贈送了劉國凱撰寫的<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合影留念，揮手告別。

與這兩位年青的荷蘭工黨籍議員的談話氣氛尤其輕鬆熱烈。而且他們講話多於我們講話，這使我們得以了解到許多情況。他們的直率談吐和敏捷的思維以及友善的神情都給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

五月三十日凌晨，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抵達巴黎。稍作睡眠已天亮。起床后先忙著到火車站購買回柏林的火車票，然後到處找法國社會黨總部。至下午三時許才找到。法國社會黨秘書長瑪日策會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

瑪日策首先親切友好地詢問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已經去了哪些地方，會見了哪些黨。劉國凱把一路來的情況向他簡扼地作了介紹。並說到法國是此行最後一站。能在最後幾乎要失望的時刻找到法國社會黨總部，順利地會見到法國黨的同志，感到十分慶幸。

劉國凱接著說：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人對社會民主主義有著堅定的信念。我們深知萌發於十九世紀中葉、成熟於二十世紀中葉的社會民主主義是人道主義精神、社會正義和歷史智慧的結晶。它最能給社會帶來自由、公正、繁榮。當今，政治專制、貧富懸殊、社會公正蕩然無存的中國社會極需要以社會民主主義去匡正。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組織代表團訪問歐洲，是因為歐洲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發源和成熟地。我們決心使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匯聚到世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潮流之中。我們希望向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學習，取得經驗。也希望在我們艱難的奮鬥中得到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支持。

關於支持，代表團三成員都著重指出。我們希望得到的是道義上的支持。我們並不尋求物質上、金錢上的支持。固然，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許多具體工作需要物質和金錢去支撐，但我們決心以自己的力量去實行。

瑪日策詢問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組織的狀況。這顯然是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關心的事項。

劉因全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狀況和困難處境。他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在中國大陸之外建立了美東、美西、香港、台灣、日本黨部。歐洲黨部也即將建立。由於中國人由來以久的政治冷漠感；由於中國共產黨政治特務在海外華人社會的滲透和破壞；由於海外政治異議陣營中廣泛存在著自由主義，排斥社會民主主義；還由於我們都只能以自己有限的工薪收入，在業餘事迹里從事社會民主主義事業，故中國社會民主黨跟海外其他異議政治團體一樣，其組織發展規模都有限。

劉國凱補充說明中國社會民主黨在中國大陸內部的情況。他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幾年來已通過種種途徑在國內建立了許多秘密黨部。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不遺餘力地進行破壞打擊。廣東、深圳、福建等省的黨部都被破壞，領導人被關押審訊。由於被捕者最終沒有判刑，我們在海外就保持緘默，以免他們遭到更嚴酷的迫害。但最近我們獲知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理論研究室主任王小寧早於2003年已被秘密逮捕判處十年徒刑，這使我們警覺到，還有許多近年來與海外總部失去聯絡的國內某些秘密黨部的領導人是否也像王小寧那樣已被秘密黨部判刑。現在我們謹向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發出呼籲，請你們對此給予關注和援助。

關於援助，劉國凱繼續作了更具體的說明。他說。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希望得到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道義上的援助，譬如在王小寧被判重刑的事件上，我們希望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能施加正義壓力使王小寧早日得到釋放。如果你們的黨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繫，而且是執政黨，希望你們通過政府和黨的兩條途徑施加影響。如果你們的黨是執政黨但沒有與中國共產黨發生黨的聯繫，或者你們的黨不是執政黨但與中國共產黨有黨的聯繫，那麽希望你們通過政府或黨的某一條途徑施加影響。如果你們的黨既不是執政黨，又與中國共產黨沒有黨的聯繫，那麽也希望通過其他種種途徑施加影響。

對此，瑪日策作了很明確的回應。他說：我們願意給你們道義上的支持。但這支持需要以具體的項目來體現。王小寧被判十年重刑就是一個具體項目。拿著那疊厚厚的中文材料說：你們最好再整理出一份簡單扼要的法文或英文材料。我們在充分了解情況后再考慮怎樣做。

得到如此明確的答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都十分欣慰。在輕鬆親切的氣氛中，代表團談到今天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困難。周延風說；我們一路問人，都以法語回答我們，而且都說不知道。甚至警察局的警官都說不知道。這倒真令人感到有點意外。劉國凱說對於尋找你們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困難，我們不但沒有怨言，而且從中感受到民主政治的精神。法國社會黨總部是這樣一幢普通的建築，其所在地又不為一般市民所知，這說明了在民主制度下黨政是完全分離的。而在中國，由於黨政合一。中國共產黨鐵定壟斷政治權力，它在各地的黨部大樓都建得高大輝煌，每個城市的市民沒有不知道省委、市委在哪裡的。

由於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系遲到訪問。瑪日策是擠出時間予以會見。四點半瑪日策另有工作安排必須離去。會見將結束時，中國社會民主黨贈送給瑪日策一本<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並希望法國社會黨能組織力量將它翻譯成法文和英文。會見在十分親切融洽的氣氛中結束，合影告別。

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訪問歐洲，雖有缺憾之處，如未能赴倫敦會見英國工黨，但總的來說，效果是積極的。它讓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開始知道，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和組織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裡--中國--不再是空白。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已行動起來，投入艱苦的奮鬥。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已匯聚在世界社會民主主義潮流之中。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在歐洲這十多天里幾近尋道取經者的顛簸奔走，體現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人堅定的信念和百折不繞的意志。這信念和意志必將迎來社會民主主義的朝陽在東亞大地上升起。

2007年5月，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借到布魯塞爾參加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之機拜訪了比利時社會黨、丹麥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參与去年訪歐的秘書長劉因全因有關證件過期，且來不及辦延期手續，此次未能成行。

赴歐之前，中國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與歐洲一些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進行了聯絡。其中丹麥社會民主黨明確回復將於5月17日下午5時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法國社會黨明確回復將於5月21日上午11時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比利時社會黨由於聯繫不到其中央黨部而未能確定會見日期。

5月14號上午，劉國凱、周延風找到比利時社會進步選擇黨總部，經詢問，方明白比利時分法語區和荷蘭語區。比利時社會黨也於1995年分成法語地區的社會民主黨和佛萊芒語地區的社會進步選擇黨，故此沒有一般概念上的中央黨部。

由於沒有預先聯絡確定，比利時佛萊芒語區社會進步選擇黨的國際聯絡部長外出不在，由其秘書接待。劉國凱、周延風向她簡單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概況，交給她今年3月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部分文件彙編等英文資料，她答應將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訪的情況轉告他們的國際聯絡部長。

5月16日下午，劉國凱、周延風到達比利時法語區社會民主黨總部。其國際聯絡部長接待了他們。國際聯絡部長對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到訪表示歡迎。並說她已從歐洲社會黨互通的信息中對中國社會民主黨有所了解。但她同時致歉說，由於沒有預先約定，她是在原已預定的工作日程中擠出時間來會見，因此時間不太充裕。劉國凱和周延風遂抓緊時間向她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概況，如在中國內地建立了8個省、市級黨部，在中國大陸之外的香港、台灣、日本、美國、歐洲建立了許多黨部，。由於國內存在著共產黨的政治高壓，國內的黨部和黨員都是處於秘密狀態。但儘管這樣還是遭到共產黨的打擊迫害。許多秘密黨員都被共產黨傳訊關押，其中最嚴酷的是中國社會民主黨北京黨部成員、中央理論研究室主任王小寧被判10年重刑。劉國凱、周延風希望比利時社會黨能通過可能的渠道向中國共產黨施加正義壓力，促使中共早日釋放王小寧。

國際聯絡部長說他們黨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繫。他們會在聯繫中向中國共產黨提出王小寧的案件。劉國凱亦向國際聯絡部長遞交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部分文件彙編等資料。

5月17日下午5時30分由主席劉國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國內聯絡部長張國亭、丹麥黨部主任蕭虹組成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丹麥社會民主黨總部進行友好訪問。之前的訪問都是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作英語翻譯。此次為使溝通更加直接，中國社會民主黨邀請中國民陣丹麥分部主席劉剛作丹麥語翻譯。

5月17號是丹麥的公眾節日，丹麥社會民主黨秘書長和國際聯絡部長犧牲休息的時間熱情接待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其國際聯絡部長剛從外地回到哥本哈根，直接從機場趕回丹麥社會民主黨總部進行接待。會談約進行了兩個小時。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就許多議題交流了意見。

劉國凱首先向他們簡單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基本情況，表達了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深刻理解和堅定信仰。

劉國凱接著指出，現今中國共產黨在統治方法上是發生了許多變化，如給予民眾某些人身自由權利，現在中國民眾可以申請牌照創辦私人工商企業，可以申請護照出國旅遊探親，可以自由辭工另選擇工作，城市居民可以自由遷徙流動，取消投考大學的年齡限制，甚至大學生可以結婚等等。共產黨不但完全放棄毛澤東猜忌、打擊知識分子的做法，反而大力拉攏知識分子，甚至提出資本家都可以加入共產黨......如果不加細緻分析，會以為共產黨產生了質的變化。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共產黨的這些變化不但不會削弱它一黨壟斷社會公權力政治格局，有時還可以加強。如，給民眾某些人身自由有利於誘導民眾去為個人經濟利益奮鬥，忘卻或淡視共產黨專制的各種弊病。拉攏知識分子可以獲取開明的美名，還可使知識分子為之塗脂抹粉。讓資本家入黨，既騙取了改革開放的好評，又可以解決許多共產黨官員搖身變成資產者的政治身份困擾。共產黨員同時又是資本家極有利於共產黨既控制政權又大量攫取社會財富。

劉國凱針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經濟起飛」而產生的迷茫分析說：「近十幾年來中國共產黨以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代替計劃經濟，促使社會生產得以持續高速發展。共產黨並以此重建它流失殆盡的政權合法性。對此，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對此有這樣三點看法。第一，以2005年的統計數字為例，中共政權"經濟起飛"是在對自然資源作毀滅性的消耗為代價。它消耗了世界鋼鐵的27%、煤炭的36%、棉花的40%、水泥的42% 、木材的50%，才創造出了佔世界總GDP的4.4%。第二，中共政權的"經濟發展" 沒有給廣大底層民眾帶來利益。根據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的統計數字是，當今在中國0.4%的人佔有了70%的社會財富！該報告還指出：中國一億元以上的富豪有3220人，其中官員的配偶或子女有2932人。另一間總部設在美國的"中國資訊中心" 的一篇報告指出：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和證券五大經濟命脈行業中，85-90%的主要職務由高級官員的配偶或子女擔任。由此可見中共政權的經濟"奇迹" 是建築在對底層勞動人民殘酷剝削的基礎上。比一百幾十年前歐洲的那種不人道的資本主義還要壞。因為它既有早期資本主義的不人道，還有共產黨特權的強力介入、錢權交易、黑箱作業。第三，共產黨式的經濟發展直接導致全民族道德淪喪。當今的共產黨誘使民眾都去追逐金錢物質，這除了達到共產黨讓人們都去孜孜一已之利而無視共產黨專制制度存在的目的外，還導致許多人為了賺錢而不顧最起碼的公德。假酒、假藥、毒米等的極度泛濫只是那坑蒙拐騙良知泯滅的冰山一角。」

劉國凱最後談到在艱難困苦中奮鬥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人非常希望得到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黨的支持。劉國凱特別說明自力更生的中國社會民主黨絕不向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尋求經濟支持。中國社會民主黨只向他們尋求道義上的支持。譬如，現時中國社會民主黨就非常希望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能夠通過各種途徑向中國共產黨施加正義的壓力，促使中國共產黨早日釋放僅僅用文字宣傳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的王小寧先生。

劉國凱說：「無論國內國外的中國社會民主黨黨員都有自己一份全職的工作。我們都是自食其力地生活、自力更生地推動社會民主主義事業。黨的所有活動經費都來自黨的成員的自願奉獻，黨的領導群體奉獻量更大。我們所渴望的是得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發源地——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道義支持。可是很感惋惜的是，我們發現現在歐洲支持中國民主事業的都不是歐洲民主社會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而是歐洲民主社會的右翼政黨和人士。例如2006年5月幾個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組織在柏林開會，到會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是歐洲一些國家的右翼政黨代表或右翼人士。今年（2007年）5 月，這幾個組織又在布魯塞爾舉行會議，到會的一些歐洲國家的政治人物又無一例外是右翼人士。我們多麼希望在這些會議上能看到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代表，可是我們一次又一次失望了？怎麼總是歐洲右翼出席這些會議，而左翼總是不來？難道真的只有歐洲的右翼才關心中國的民主事業？而左翼則漠然視之？當然我們並不責怪你們。這些會議的組織者也有責任，是他們與歐洲的右翼聯絡而沒有與左翼聯絡。現在我們專門跟你們左翼聯絡，我們希望今後中國海外民主組織所舉行的會議上能看到歐洲左派的人士出席。」

丹麥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對劉國凱的看法表示贊同。她說：「一些東歐國家實現民主轉型后，整個社會會急劇向右轉。讓那些本來對勞工階級、社會底層民眾的利益並不關注的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主導了社會。這實際上是中下階層民眾的損失。」

她還向中國社會民主黨提出建議說：「你們在傳播闡述社會民主主義理念時一定要注意把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常說的射穢主義清晰區別開來。因為在歐洲就有這樣的情況，某些右翼政治人物故意把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的『射穢主義』混淆起來，力圖使民眾以為社會民主黨所推崇的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搞的所謂『射穢主義』是同一回事，利用民眾對共產黨的厭惡來壓縮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力，從而使右翼獲取更多的支持。」

劉國凱表示完全同意丹麥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的看法和接受她的建議，並說："其實射穢主義的思想實質與社會民主主義是相通的。射穢主義的原意就是強調社會公正。問題是共產黨是盜用了這個詞。共產黨把他們那一套政治專制主義下的國營經濟——實質上的黨營經濟說成是射穢主義。這顯然是對射穢主義的歪曲、糟蹋和誣陷。可是，久而久之，許多民眾也就以為射穢主義真的就是那種糟糕的東西，於是也都反對射穢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不得不把我們的理念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射穢主義，以跟共產黨專制的、假的射穢主義區別開來。」

周延風補充說：「其實當今中國共產黨實行的也已經不是毛澤東時期的射穢主義了。那時是典型的貧窮射穢主義，即政治專制主義加黨有經濟。而現在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政治專制主義加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當然，這個「加」並不是簡單的加上，而是權錢交易，是政治特權滲入經濟運作。這就使共產黨的資本主義比歷史上歐洲的早期資本主義還要不人道、還要卑劣。當年老資本家發財致富，通常都是經過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辛勞。而今中共新貴單憑巧取豪奪，一夜之間就能將多年的全民所有企業變成私有財產！而勞工階級，尤其是辛勤勞動一輩子的退休老工人，改革前共產黨許諾保障的福利，一夜之間喪失殆盡！劉國凱主席剛才講的一些統計數據，如，0.4%的人佔有了70%的財富等，就說明了當今中國在共產黨權貴資本主義的盛行下，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到了什麼地步。」

周延風還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動輒說西方資本主義如何如何虛偽，其實稍微了解一點歐美近代史，如美國「羅斯福新政」的人都知道，西歐、北歐和北美國家實行的是社會民主主義或人道資本主義。共產黨高喊「消滅私有制」，自己卻變成了壟斷資本家。而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平漸進」的改良，則使以往不共戴天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雙利雙贏。正如馬同驢子交配之後，產生的是非驢子非馬的新品種——騾子。而今原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即未經吸收射穢主義因素的壞資本主義在哪裡？在非洲、在南美、在東南亞，尤其是在中國！」

丹麥社會民主黨秘書長說：「我們丹麥的工會組織與中國的工會組織有所聯繫。我們的努力是，通過這些聯繫促使中國的工會組織更多些關注工人的工作條件和工資收入，以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你們對此有什麼看法？」

劉國凱說：「我們對你們的努力表示尊敬。也明白你們為改善中國工人處境的一片真誠心意。但是我估計你們的努力未必能取得你們希望得到的成果。這是因為中國根本沒有真實意義上的工會組織。中國的工會都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和控制之下。它們絕對聽從共產黨的指令。或許在你們的關注和敦促下，某個單位、某個地區的工人處境會有所改善，但就全局而言，是無法改善的。因為共產黨官僚階級的奢華生活必須以整體性盤剝勞工階級為前提。勞工階層處境的全面改善只能在實現社會民主主義之後。」

在談到王小寧案件時，丹麥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表示丹麥社會民主黨一定會加以關注，並將通過可能的途徑作促使王小寧早日得到釋放的努力。她還表示，如果中國社會民主黨想要成為社會黨國際的觀察員，丹麥社會民主黨願意作證。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全體成員都表示衷心感謝。

賓主交談約2個小時后，丹麥社會民主黨秘書長和國際聯絡部長在一家義大利餐廳設晚宴招待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席間賓主頻頻舉杯，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國際友誼、為在中國和全世界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乾杯。

5月21日上午11點正，由主席劉國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丹麥黨部主任蕭虹、法國黨部主任張健組成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法國社會黨總部。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熱情地接待了他們。會談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由於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預定於12時還有另一個安排，故會談不得不在12時15分結束，雙方都有言猶未盡之感。

會談中劉國凱作了與丹麥社會民主黨會談內容基本相同的發言，周延風作了補充。張健談到前不久的法國總統選舉說：「我所工作的單位，百分之五十幾的人都投法國社會黨候選人的票。我們在理念上、情感上都向法國社會黨認同。」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對此表示感謝。蕭虹發言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前兩次代表大會，都是在美國召開的。我們衷心希望，下一次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能夠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故鄉歐洲舉辦,這對在中國國內進行艱苦卓絕地奮鬥的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將是一個極大的鼓舞。我們希望包括貴黨在內的歐洲各社會民主黨，給予道義上的支持。」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對此表示贊成。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向托瑪斯遞交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部分英語文件彙編，和王小寧案件資料。托瑪斯說：「我可以告訴你們兩件事情。一是今天上午我剛跟我們黨的秘書長討論了王小寧案件。現在你們又送來了材料，很好！我們一定會關注王小寧案件，並作各種努力促使他早日得到釋放。另一件是，通過我們對你們的了解，我們法國社會黨願意在你們申請成為社會黨國際的觀察員時，給你們作證。」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全體成員表示衷心的感謝！

繼去年5月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第一次訪問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之後，今年5月又進行了第二次訪問，這對加深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對中國社會民主黨的了解；對中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融入世界社會民主主義潮流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中國社會民主黨人將從中獲得極大的鼓舞和力量，更加堅決地、鍥而不捨地將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