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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网友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两点半，结束了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会谈后，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 立即投入下一步计划--访问英国工党。但在与英国驻瑞典大使馆联系后，所得答复是， 办理签证手续需一星期。这样，即使拿到签证赴伦敦，也会错过与法国社会党约定好的会 见时间。代表团三成员经过讨论，决定改变计划，这次就不访问英国工党，取道南下， 访问不在原计划中的丹麦、荷兰等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由于时间还有富余，我们决定去拜访陈世忠 先生。

五月二十二号傍晚，代表团一行三人应邀到流亡瑞典的著名民主人士陈世忠先生家作 客。五月下旬的南瑞典气候温暖而清凉，十分宜人。大西洋暖流使接近北纬60度的斯德 哥尔莫比位于北纬45度的哈尔滨还要温暖得多。世忠先生家所在的小镇离斯德哥尔莫市 区约一小时车程。小镇处处绿草如茵、大树挺拔。安静清洁的街道蜿蜒在绿色大自然 中。下了公共汽车后，沿着小径走向不远处一群掩映在树林后的公寓楼。世忠先生指著 那里说：“看，那就是我的家。”

虽是第一拜访，亦不知下一次拜访会在何年何月，世忠先生一家仍像欢迎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热情洋溢地接待了他们，使我们深受感动。陈太太在热情地招呼我们之后，就立即下厨作菜，未几，几碟美味的中式佳肴就端了上来。已近一星期没有尝到中餐美味的我们道谢之后就大快朵颐了。

餐间，陈世忠先生的子女与我们攀谈，气氛十分轻松融洽。聊谈间，我们才省悟到，世忠一家都在以极其顽强的意志和努力吸收异国文化。世忠先生的女儿在就读大学，短短几年间已基本掌握相当困难的瑞典语，各科学业成绩优异。她对未来充满信心，决心今后在以学到的专长服务社会的同时，还以自己的双语优势来促進中瑞文化交流，和增進中瑞人民的友谊。世忠的儿子，比世忠晚来瑞典一年半。现在也在大学学习，并且积极参加各项活动。生活在瑞典这个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他感到非常幸运和幸福。所以他也特别地希望能为中国的自由和民主做些事情!

世忠先生家所在的小镇华人数量屈指可数。世忠先生一家除与这些华人家庭联络外，还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世忠先生全家经常参加各种社区活动，既有政治性的也有其他，如体育运动。世忠先生参加了瑞典社会民主党，他的理念和热忱得到许多党员朋友的赞赏 和推崇，他所在的党组织已决定推举他参加所在选区的议员竞选。世忠先生已经接受，并为此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世忠先生原已通晓英文，现在为了在瑞典更有效地投入各种活动，他又刻苦地学习瑞典文。



瑞典流行一种比较特殊的球类运动--台球。世忠先生一家兴趣盎然地参加这项运动。本来台球运动需要很大的肌肉爆发力。对于身材较细瘦东亚人来说，先天性地不占优势。但是世忠先生一家经过刻苦锻炼，成为瑞典国家队的成员，并在好几次比赛中活得奖牌、奖状。世忠先生把这些奖牌、奖状拿来给我们看，眼中闪烁中自豪的光彩。

由于晚间车次所限，我们不能久留。晚饭后不久我们就起身告辞返回斯德哥尔莫。世忠先生把我们送到车站。瑞典的公共汽车真是准时，踏着分针来到。世忠先生立在车外，车开动后仍向我们挥手告别。世忠先生一家在瑞典的生活给我们以极大的启思。犹如一株生命力旺盛的小草，在任何土地上都能积极扎根，顽强生长。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华夏民族的勤劳、聪慧、好学、善良，使之有着无限的生命力、适应力。这种精神在世忠先生一家有着典型的体现。他们对生活积极的态度深刻地嵌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成为激励我们的榜样。

当世忠先生的身影已消失在马路的转弯处；当那个小镇已模糊在黝黑的夜幕中时，我们心中都默默为世忠先生一家祝福，希望你们的家庭在这里开花结果，把中华文化嫁接在北欧文化上，那远源的遗传基因优势会结出尤其优秀的果实。

返回斯德哥尔莫的火车，车厢里乘客稀少。刘国凯等一眼看到车厢那头有位东亚面孔的人。瑞典中国人极少，那是个中国人吗？刘国凯等很自然地走过去，用英语向他询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在他身边坐下并攀谈起来。

王先生来瑞典已将近二十年。在国内医科大学毕业后再留学瑞典。学成后在瑞典做外科 医生。照算王先生的年纪有四十多岁，但看上去只是个三十出头的大青年。我们问他有 什么保持青春的秘方，他说没有哇，在瑞典这种安宁的社会中生活，人心情轻松愉快， 就会显得年青些，如在中国那种争夺性很强的环境中生活，人都会快衰老些。你们知道 ，瑞典人均寿命是全世界最长的。

几句话使我们对王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好感。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纵横谈起来。王先 生告诉我们他每月收入有七万多克朗，税后只有四万多。几种税加起来拿走了他工资的 百分之四十五，但他对此并无微词。他对瑞典国民收入的相对均衡而造就的社会和谐、 人心安定深表认同。

我们笑对他说：“外科医生在国内可是一大神圣呀！像你这样有国内医科大学文凭，又 有留学学历，再加上多年临床经验，回国去可真是前(钱)途无量呀！”

王先生听懂了，笑笑说：“是钱途无量吧？我知道，国内一些从前的大学同学也建议我 回去。可是国内那种生活气氛我已经不能适应了。”



“为什么？”

“人际关系太势利。回国探亲过几次，实在不惯那种喧闹奢侈。还有他们小声却津津有味讲的红包。医者救死扶伤，医德丧失到这样的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

听了王先生这几句肺腑之言，我们对他更对肃然起敬。王先生表示，他宁愿留在瑞典过 这种踏实的、连刷刷墙壁都要亲自动手的平凡生活，也不回去分享以出卖医德换取的优裕奢华。

后来，教育工作者出身的周延风三句不离本行地与王先生兴致勃勃地谈起怎么教育好少年儿童时期子女的心理学问题。刘国凯、刘因全对此是门外汉，遂渐渐出局昏睡。直到周延风对他们大声说，到站了！才一骨碌站起来仓促对王先生挥手告别。

在我们逗留斯德哥尔莫的三天中，有两次去一间店名叫“亚洲城” 的中餐馆就餐。吃 的是每人一大碗牛肉汤面。单价95克朗。这是餐牌上最便宜的项目。五月二十四日我们第二次去时，大概由于是熟客了，waitress张小姐除了照例的招呼外，有了点题外话。

她问道：“你们是大陆来的吗？”

我们反问她：“你看像吗？”

“不像。”

“为什么？”

“大陆来的旅行团会有导游带着，但你们也不像大陆来公干的。”

周延风说：“大陆来的共产党官儿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刘因全说：“就算来了也不会只吃大碗面。”

张小姐说：“大陆来的公干也有到我们店子里来的，可那气派可不同了。一坐下就大呼小 喝地叫‘喂！服务员，过来！’一点礼貌都没有。”

我们一听，乐了，问她：“你看我们怎样？”

“明显不同啦！”

刘国凯说：“共产党的官来了不会像我们这样只吃大腕面，而会叫很多上菜，给你们店子带来一大笔生意不是很好吗？”

“生意多少是老板的，反正我就知道他们吃的是公费。我就气他们拿公家的钱大吃大喝，要的酒都是最名贵的。”

听了张小姐这翻话，我们都明白她虽是个waitress，但很有正义感、是非感。果然在送上汤面来后，乘着还没有其他客人要招呼，张小姐还跟我们谈到她的回国见闻。她说：“回国一趟，看到可气的事真是太多。我孩子病了，把他送到医院时，就亲眼看见医生护士把受了伤，交不起押金的民工硬是推出医院。一点人道都没有。我们瑞典这里哪会那样。还有，我带孩子看病时，医生护士的那脸色啊！后来知道我们是从瑞典回国探亲的，又都换上笑脸。真正一副势利相！……”

吃完面结账离开时，周延风向张小姐亮出了我们的真实身份，并对张小姐说：“社会民 主主义最关注社会公正。瑞典这么国富民安、社会和谐就是因为实行了社会民主主义。 以后若有机会我们请你到中国讲你在瑞典生活的亲身感受，你愿意吗？”

张小姐爽快地回答：“没有问题！”

从王医生到张小姐的这些言谈，我们深深体会到潜藏于民间的正义，增强了我们为在中国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念。

我们乘坐的长途巴士于五月二十四日夜十一点多钟到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我们的想象中，作为一国首都的城市，其长途汽车总站一定会有相当的规模。到达哥本哈根，就算太晚找不到旅店，就在汽车总站里候车室的凳子上打个盹。位于北纬五十几度的哥本哈根这个季节不到四点就天亮了。几个钟头不难挨，还正好节省一晚的旅店费。

不料情况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想。哥本哈根的长途汽车站根本没有什么候车室，只有一个小小的售票亭，而且早就关了门。车子就暂停在一个空场地上。什么？到站了？站在哪里？我们一下懵了。尤其糟糕的是外面正下著雨。车子还要继续上路。司机催我们赶快从车底行李柜中取走行李，然后嘟地开走了。望着冷酷无情远去的长途汽车，我心中升起一阵被遗弃的感觉。我们拎着行李厢、淋著雨茫茫然地望着空荡荡的场子，人生地不熟，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漫无目标地走在渺无行人的街道上。雨中街灯也显得尤其昏暗。风把雨用力砸向我们，雨湿透了外衣再向里边渗透。我们不知该怎样度过这个风雨交加无处藏身的夜晚。难道真的要成为流浪汉？仿徨中转过一个街角，刘国凯发现远处有座高楼灯光相当明亮，建议过去看看。天无绝人之路，那就是一间旅店。问问价钱三人房换算为120欧元，真贵。但别无选择了。办理完手续，换洗完就寝时已是一点多钟。



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 早晨九时，我们按时交了房后，就去打听丹麦社会民主党总部在哪里。但我们被告知今天是节假日，而且要一直放假到下星期一。没有办法，我们只 好放弃访问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打算，继续南下荷兰。

下午两点半，我们乘坐长途汽车南下。但汽车不到荷兰，只到汉堡。我们必须在汉堡换乘火车才能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晚上十点到达汉堡，十一点就有一班火车到阿姆斯特丹。正好。可是这趟火车不直达阿姆斯特丹，而要在一个叫恩斯特的车站转车。转车须等四个多钟头。我们想，不要紧，就在恩斯特的火车站候车室里休息四个多钟头吧。然而，我们又一次失算了。若大的恩斯特火车站候车厅里竟没有一张凳子。坐在地上不是办法。在候车大厅里转来转去也难以打发那四个钟头。后来周延风发现车站的站台上有凳子。坐是可以坐了，可是，在摄氏8度的低温中，再加上风呼呼地吹来，坐是坐不住的。刘国凯为了御寒，就在站台上到处走动。没想到这下有意外的发现。站台的另一端有间玻璃屋，屋里靠墙有三张长凳，而且还开有暖气。这一发现使刘国凯大喜过望。他立即把这好消息通知刘因全、周延风。三人立即迁徙，進入这“北国江南”。刘因全、周延风倒头就睡下了。不久两人鼾声此起彼落。刘国凯睡了一下睡不着，也担心睡过头误了车，就干脆起来拿出笔纸起草与瑞典社会民主党会谈的纪要。

五月二十七日清晨，总算到达了阿姆斯特丹。又是一个雨天。代表团一行三人几经转折冒雨来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大楼。据说荷兰工党总部就设在这里。可是荷兰也在放假。这时我们才知道，北欧几国都同时都在放假，是庆祝二战解放的节日。我们已预约五月三十日(星期二)与法国社会党会晤。那就暂留在阿姆斯特丹，争取五月二十九号上午能会见到荷兰工党，再立即赶往法国巴黎。

确定了日程后，就开始解决住宿问题。跑了许多家旅店都说客满。我们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北欧放大假，阿姆斯特丹又是旅游重地，看看街头雨中竟有如此熙熙攘攘的游客，不由心里发毛。我们寻找旅店的足迹愈来愈往市区边缘移。由于雨愈来愈大，拖着行李到处走实在沈重。刘国凯建议把三人的行李都放在汽车站，由刘因全看着，他和周延风再向更远处寻找旅店。

平时，刘国凯从不穿皮鞋。这次出访为郑重其事穿了皮鞋，在这几天的颠簸跋涉中，脚被皮鞋磨破了，走一步痛一步。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有客房的三星级旅店。单人房100欧元；双人房150欧元一晚。住三晚共750欧元。哪里住得起？由于北欧物价远远高于纽约。旅店费和就餐费都大大超出预想。虽然带出来的钱是加了安全系数的，但若这样用法，也有回不了美国的危险。为节省开支，许多餐都只以面包清水凑合。在最大宗的开支--旅店费上不能不更“抠”些。又找了几间，客满。唉，难道我们真的要在750欧元的高价和做一次流浪汉之间作出抉择？

周延风终究记起他是带了把雨伞来的。这次从行李箱中拿出来使用。雨疏一阵紧一阵。一把雨伞两个人用。两人不得不靠得近一些。在经过一个公共汽车站时，十米之外刘国凯就看见两个身材修长，五官长得相当甜美可爱的荷兰洋妞对着他和周延风诡谲地笑着。擦身而过时，那莫测高深的笑容尤其深刻。他有点摸不著头脑。正在狐疑之间，周延风开腔了：

“喂！国凯，你觉察到刚才那两个洋妞对着我们古怪的笑吗？”

“察觉到了？嘿！怪了，笑什么呢？”

“笑什么？笑我们是男同性恋罢！”

“什么理由？”

“一把雨伞两个男人靠得那麽近来打。”

“这就成为判定我们是同性恋的理由？”

“你想想，一把雨伞才三、几块钱，谁买不起？还要两人共一把雨伞，不是同性恋是什么？”

“是不是北欧有些国家同性恋和性交易都是合法的？”

“是，荷兰就是。”

“既然这样就应见怪不怪，何必对着我们怪笑。”

“那也不未必。因为我们是东亚人。东亚人搞同性恋还是很少的。物以稀为怪嘛！”

“还是其他民族的人敢于表达，如果是中国女孩，有什么惊讶疑问都会装在肚子里，不会对着陌生男人怪笑。”

“那是，这两个洋妞长得还真不错。”

“是不错，只是不但比我的儿子小多了，也比你的女儿小。长得错不错，不轮到我们来品评了。”

“哈哈哈！”

洋妞莫测高深的笑暂时驱走了刘国凯、周延的烦恼。带来一股生活的乐趣。可是，稍过一会，一阵急风夹着雨点打来，他们重新省悟到自己准流浪汉的处境。前面还有最后一个希望。是间三星级的旅店。城区已将尽，再往前就不会有旅店了。

進去后，旅店服务生给了他们一个喜出望外的消息。此处有空房。双人房分两种。一种是160欧元一天，一种是110欧元一天。刘国凯立即决定就住此处，租110元那种。周延风问：“只是双人房，怎么办？”刘国凯说：“两人睡床一人睡地上。总不能租两间双 人房吧。”

办完手续進去一看，才知道为什么这种双人房便宜那麽多，原来是阁楼房。一边是斜的 ，直腰就撞头。但是既省了钱，又不至当流浪汉，值了！西式床无论大小都是分上下垫的。刘国凯灵机一动，把其中一个上垫拉到地上，于是两张床就变成了三张床。三个人的就寝问题就此解决了。流浪街头的梦魇总算过去。

在瑞典的斯德歌尔莫我们就看见用以代步的自行车。愈往南走自行车愈多。到了阿姆斯特丹，自行车的阵容庞大威武。在火车站外、汽车站外以及市区的某些公众场地上，都设有不收费的自行车停放点。所停的自行车从数十到上千，蔚为大观。阿姆斯特丹新城区的街道都设计有自行车道。除一般类型的自行车外，还常见带婴儿篮的自行车，设计得安全坚固，十分实用。

从经济购买力来看，北欧诸国的民众并不比美国低。可是为什么自行车，这种在中国城市都相当式微的交通工具在北欧却大放光彩呢？

从德国到瑞典，再从瑞典到丹麦、荷兰，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公共汽车上问路。公共汽车到站了，我们上去向司机询问到某某地方去是否该搭乘这班车，由于司机的英文水平大都有限，要经过一些手势语言的辅助才能成功取得相应信息。这时，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安详地等著。有两次由于问的时间太长，我都担心有乘客会不满意。想不到气氛仍然是那麽安祥。我转身向乘客们抱歉地笑笑，他们也对我回以微笑。这种情况使我感觉到北欧社会的安祥、生活节奏的舒缓、和对待外地人的友善。

很可能，正是由于生活节奏的相对舒缓，才使低速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有拓展的空间。当然，北欧诸国的城市规模有限也是原因。自行车用于交通，其半径以五公里左右为限。太远则有困难。不过光这一点仍不能圆满解释纽约这类特大城市自行车的彻底出局。在纽约的皇后区和布鲁仑，许多人的上班处离家也就只一、两公里的距离，但人们也要开车或乘车。公共汽车站两百米左右就有一个，似乎人们都不大愿意走路。而在北欧这样的上班距离人们就会选择骑自行车。于是这又使人悟出北欧自行车文化的发达除来自生活节奏的舒缓外，还基于人们对能源的节约心理。

确实，美国人对能源是不够节约的。有统计数字说明，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不到的美国消耗了世界石油的百分之五十。而欧洲的人均消耗率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这其中，北欧的自行车文化功不可没。此外，欧洲的汽车都设计得较小也是原因。北欧的一般用车和出租车都是四缸小车，而且许多都是中国的夏利牌型--没有大后仓。九十年代后期，欧洲还设计出一种单人小车。坦率地说，那种车从美学角度来看是乏善可陈的，但它仍有市场。看看在美国往往一个上班族开着一辆六缸车、甚至越野多功能车，再看看普遍身高在一米八到一米九之间的北欧男子甘愿鉆到小巧玲珑的汽车里，这种小车文化与自行车文化同时说明著北欧人对能源的节约心理。



那麽中国呢？据说中国经济在起飞。起飞的标志一是东南沿海城市“水泥森林”大增，二是城市里自行车被迅速淘汰。固然，海洋般的自行车潮不能印证一个社会工业的发达；同样，一个社会保持一定程度的自行车文化亦不能印证它工业的落后。北欧社会就是例证。

如果说，美国人在不必要使用汽车时，和不必要使用大功率汽车时而使用之，其根源来自一种习惯生活方式。这个方式隐含着对地球能源日益枯竭的漠视。那麽在中国，不必要使用汽车的人们也要购买汽车说明了什么呢？

中国有这样一些情况，广州、上海某些大城市近郊的农民由于卖地而迅速致富。但这个致富是相当短期的。土地的售出将使他们失去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土地有关的再生产手段由此绝对消失。卖地相对来说的巨额收入如不作相应的投资而只用于消费，那麽将有坐吃山空之虞。可是有许多农民在不费吹灰之力而致富的面前失却了正确的人生的方向。这些收入除了成为那些地方赌档和黄业的经济支柱之一外，也促進了汽车的销售。一些因人口多或其他原因分款更多的农民在本无需要、或买“农夫车”更实用的情况下，购买了小汽车。以此向左邻右舍炫耀。这种炫耀又会拉动攀比斗富的社会效应。

摩托车在汽车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是自行车到汽车的过渡型。如果是短途，可用自行车而不必用摩托车，如果是长途，一般人也受不了摩托车的疾风吹击。故此，在当今世界，摩托车除了作为一项专门运动的工具外，就是警方等特殊部门的工作器具。但是在中国，摩托车急速地把自行车挤出社会。大、中城市里的许多市民以使用自行车为耻。因为那太落伍了；太寒酸了，而群起购买摩托车。由于市区摩托车泛滥成灾，交通部门不得不紧缩或停止摩托车车牌的发放。然而在北欧，人们看到的是小型汽车与自行车并存，很难看到摩托车的踪影。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北欧社会与中国社会大相径庭的社会生态。北欧安祥、务实、富而节俭。中国浮躁、虚华、未富先豪。

性交易合法化会造成性泛滥，这应是一个正向逻辑。它极容易理解。性交易合法化，任何一个想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都可以去出卖。任何一个想以金钱购买愿意出卖身体的女人的男人，都可以去购买。于是社会性行为会变得十分放荡。社会道德操守滑坡。许多人因此沈沦；许多家庭因此解体。

可是这个逻辑与我们在北欧各地感受到的社会生态不符合。北欧社会安祥、和谐的气氛折射着它道德风貌的水平。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其结构依然稳固。至于是否造成了性泛滥？我们也没有明显感觉。这主要是从街头广告和书刊报纸中去取得信息。而在倘佯欧洲的过程中我们简直没有看到任何色情的街头广告和书刊。当然，这也许是由于我们只是浮在社会表面，没有進入它的深层。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天)，我们遇到从瑞典南下后唯一没有下雨且阳光普照的好天气。中午在斜顶房里吃了面包清水后，就入城到处走走逛逛。水城阿姆斯特丹的确独具一格。许多条运河把城市划分成许多块块。每条运河旁边都有道路。据说这是它与另一水城威尼斯的区别，威尼斯的水道常紧贴房屋。由于历史悠久，古迹很多，我们在在许多地方摄影留念。老城区的房子年代久远，有些已明显歪斜。上面嵌有18几几年，甚至16几几年的字样。一百多年、甚至三百多年的房子岂能不旧。

由于是星期天，又是艳阳天、还是大假的最后一天，阿姆斯特丹街头的游人特别多。老城区里有些地方人群熙攘、擦背比肩，几乎走不动。我们随着人群漫无目标地飘流着。飘呀飘，突然周延风指著前边说：“你们看，那是什么？”刘国凯、刘因全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小运河对面街道的一间楼房的二楼有一个穿着红色比基尼装的洋妞站在一个落地大窗前，对着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搔首弄姿。咦，怎么回事？我们三人不无惊讶。随着人流继续向前，我们很快明白了，这大概就是阿姆斯特丹性交易合法化的具体体现吧。因为到了跟前，我们发现不仅是那间房子的二楼有这样的镜头，在这条街的两边许多房子的一楼、二楼都有类似的镜头。这大概就是性交易的集中地吧。究竟是政府有意识地予以集中，还是业者的自行集中则不得而知。

人流到此处流速更为缓慢。人们都走走停停，大多在每一间有比基尼女子的房子前驻足下来行注目礼。人群由老中青组成，甚至还有为数并不少的女子。这条街大约两百米长，还有几条横巷。总共大约有几十间这样的“玻璃展览屋”吧。屋里的比基尼女子大多是白人，也有少数黑人，还有个别亚洲女子。一个无可更改的自然法则是，人们在经过黑人女子的透明香闺门前时，速度大多只稍慢于一般步行。而在美丽的白人女子门前，速度减为零。作某一时间的暂停后，才再向前移动。



大约一个钟头，我们才“走”完了这条“泥泞”之路的两侧及横枝。

“怎么样？你们有何感觉？”刘国凯发问道。

“嗨，太意外了，就算有点感觉，对这种形式也完全无法接受。”刘因全说。

“我也觉得无法接受。如果我是个还没结婚的青年人，我就会对其中某个我认为最漂亮的女子说：跟我走吧！嫁给我吧！我不会计较你的过去。”

“哈哈哈！”

“你的感觉又如何呢？”刘因全、周延风反问刘国凯。

“我？我只是理论上承认其中有的女子确实美丽，但在实际上毫无感觉，不知这是不是我比你们年长一截所造成的实际状况吧！”

“哈哈哈！”

“这里还有个实际情况不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好像看不到有人進到玻璃屋里边去。”刘国凯说。

“好像有，当然少。由于進去只是个一瞬间的过程，数量少我们就会注意不到了。”刘因全说。

周延风补充道：“有些玻璃屋拉上了门帘、窗帘，这是否可以解释为已有人進去了。”

离开那个街道后，我们的讨论有所升级。就是性交易与性泛滥的关系问题。此处性交易虽合法化，但性交易的频度显然很低。从粗略的统计来测算。在我们流经那条街的一小时左右里，会有数千人流经那条街。其数量应为玻璃门后比基尼女子的一百倍。换言之，如果人群中的百分之一有交易行为的话，那些门帘、窗帘就都会拉上，可是，拉上的只是少数。这就是说，性交易合法化并未带来性交易发达。这是性未泛滥的指数之一，亦是一个反向逻辑。

我们想到了中国。由于去国已久，对国内有关情况并无直接认知。不过，也从一些报刊中了解一些情况。据报导一个内陆城市太原从高档夜总会到最低档的洗头屋，其色情场所超过一万家，遑论东南沿海地区。性在中国远比在北欧泛滥。这是为什么呢？

性交易的频度与其是否合法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这已为我们的亲眼所见证实。性交易被列为违法的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其频度一定远高于被列为合法的阿姆斯特丹。可见性泛滥与否还跟其他因素有关。那麽跟什么因素有关呢？

首先会与社会公权力被垄断有关。中国共产党垄断了社会公权力，其官员在经济上大肆贪渎的同时就是无可遏制的性享受。性享受直接带动了性索贿和性贿赂。中共官员几乎无官不贪，也几乎无官不享有情妇甚至多个情妇。除情妇以外还大肆公款嫖妓。其他某些较富裕的平民也群起效尤，这是性交易广大坚实的买方市场。这种性交易是高层次的。它不被中国法律所控制。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对底层社会的性交易是予以严厉惩罚的。“严打”期间曾屡将组织卖淫者判处死刑。但对共产党官员的违法性行为却熟视无睹，若非因其他问题东窗事发，中共官员的性索贿、性受贿、性享受永远都不是问题。

性泛滥在中国得以形成在于它还有永无竭尽的卖方市场。既有大量为生活所迫的女子走上卖淫之途，也有一些受过相当教育的女子，或在校女大学生侧身其间。天生丽质并欲以此为资本攀入上层社会者，由于有大量权力不受约束的共产党官员的存在，使她们的企图得以施展。社会公权力与美色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编织了中国当今社会性交易绚烂多彩的织锦。

除此之外还有个情况，就是由于东南沿海地区聚有大量性苦闷、性压抑的民工，这促使了社会低层次性交易的活跃。不过，这与上一个社会现象相比显然居次要地位。

北欧社会的性交易基本是个人行为。性交易不与社会公权力挂钩，就永远走不出低谷。如果人们系以其工薪结余去卖春，那麽永远不会创造出硕大的买方市场。如果一个社会对其成员都保障了他们的生活，那麽也抑制了卖方市场的成长。在不存在公费养情妇和公费嫖妓的社会机制下，人们的基本生活又得到了保障，那麽，性交易即使合法，也成就不了辉煌的局面。

性交易应予合法化与否，或曰性交易合法化的利弊，社会学者们一直在進行着不倦的辩论。反对者多从道德层面着眼。赞同者多从实际着眼。诸如释放性压抑、降低性犯罪、避免黑社会、黑警的肆虐等等。

对此，我们没有研究，也没有成型的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的袍泽们有许多更重要的问题要考虑。这类问题根本排不上号。但是，我们北欧之行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却启思我们，在一个民主的、尊重人权的社会里，即使性交易被定为合法化，也不会导致性泛滥。而在一个社会公权力被垄断、底层人民生活没有保障的社会里，即使周而复此地扫黄严打，性泛滥和社会道德沦丧亦都难以逆转。

五月二十九日夜十点，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达巴黎。第二天一早先去火车站买到柏林的车票。(我们的飞机票是美国到柏林的双程票)火车票价要两百几十欧元。刘国凯提出，是否到汽车站看看。根据从瑞典一路南下的经验，汽车票价远比火车便宜。果然，汽车评\票价不足一百欧元。搞定了到柏林车票，我们开始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

在早晨离开旅店时就问过旅店柜台员：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答复是：“什么法国社会党？法国社会党是干什么的？”我们愕然。有没有搞错呀？法国社会党是个什么都不知道？不关心政治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呀！算了，不要再多问了，走吧！

在搞定车票问题，正式進入寻找程序后，我们才知道情况十分不妙。

首先是语言问题。在旅店时，柜台员是用英语跟我们沟通。但后来我们在外面向人询问时，无一人用英语作答。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这使我们悟出，旅店柜台员是要作生意，职业需要，故肯用英语。而其他人则一律固执用他们的民族语言--法语。

在德国、瑞典、丹麦、荷兰，我们基本没有碰到语言困扰。虽然这些国家的人们英语未必很好，但也大都粗通，双方磨合一下，还是基本可以沟通的。



世界五大语系中(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南岛语系、阿尔泰语系、闪含语系) 操印欧语系的民族人数最多，文化水平也最高。印欧语系又分五大语族：日耳曼语族、罗马语族、斯拉夫语族、印度语族、伊朗语族。德国、瑞典、丹麦、荷兰等许多欧洲国家与英国均属日耳曼语族。同一语族中互相学习对方语言并不很困难。这就像汉藏语系中的汉语语族里，北方语支的汉族人去学习吴越语支、南粤语支，断不致像学藏缅语族那麽困难，更不消说没有学其他语系的语言那麽困难了。同样道理，德国、瑞典、丹麦、荷兰等国的人学英语确实会比系属罗曼语族的法国人要容易些。

可是，这还是不能解释法国人的英语水平为何如此之“低”。法国人学英语总不会比中国人学英语更困难吧？须知法国与英国不但同在欧洲，而且是近邻，两国语言毕竟又同属印欧语系，法国的国民教育水平也相当之高。

困惑中刘国凯突然省悟道：“我们怎么会忽略这么一个重要问题。其实我早听说过法国人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热爱本民族语言。非特别必要，他们是拒绝讲英语的。而且据说从文法上来看法语比英语更严谨。为防歧义，有些国际条约文件都附有法文本。”

此行的英语翻译，担任中国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一职的周延风也说：“是，不要说在这里，加拿大的法语区的魁北克还一直在闹独立哩。”

法国与英国在历史上就是一对欢喜冤家。两国皇族之间渊源不断却又征战不休，以至公元十四至十五世纪时打了一场天昏地暗的百年战争。圣女贞德就是1428年法英战争中的法国女民族英雄。英国、法国都有自己引以为自傲的遗产。你有莎士比亚、瓦特、克伦威尔，我也有巴尔扎克、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多少年来我们都是般长般高的。凭什么你英语当今就风靡天下，我法语就龟缩一角？好，就算你英语在其他地方不可一世，但在我们法国，没门！你英语一边凉着去吧！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次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访法代表团就作了池鱼。

怎么办呢？问一般人是毫无结果的，刘因全提议，得找政府部门的人问问看如何？由于看到街上有东亚面孔的人。刘国凯说：“我们且假定那是中国人，用中国话问他们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如答不知，就问巴黎市政府在哪里？总不会不知市政府在哪里吧。”这个主意倒还有点效，我们借此找到了巴黎市政府。嘿，这下有救了。市政府的人总会知道法国社会党总部何在吧！而且他们总肯对我们讲英语吧？

可是市府前(其实那是否真的是市府我们亦不敢肯定) 有两个警察把守，不让我们進去。无奈，离开那里左右徘徊中发现一侧门有人鱼贯而入，只须检查提包。我们随着人群成功地混入。这下好了，一定能问得着了。

但是，高兴得太早。進去一间办公室恭谨发问，得到的亦是法语回答，不知所云。旁边一个中国妇女听到我们对话就说，这里是办理领取企业执照的机关，你们提的问题他们不一定知道。你们找法国社会党总部可以到中国大使馆去问。我们说谢谢！当然我们不会去那里自讨没趣和自投罗网。

走出这栋办公楼后我们在院子里倘佯。又问了两个人，没有答案。我们不知该如何是好。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我们的心在一寸一寸地往下沈。今天是最后机会。明天一早就要回程。难道这次真的连法国社会党也会见不成了？唉！法国社会党总部，你究竟在哪里啊！

徘徊中就要走出那个侧门时，刘国凯说：“不可以出去。要问还是在这里找人问，这里的人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毕竟高些，若到外边随机地问过路人，经验已告诉我们，那样效果是很低的。”说著，刘国凯看到一位服装很讲究的约五十多岁的西装革履者从办公室走出来。刘国凯立即建议周延风去问他。这一问彻底改变了代表团的命运。这是我们碰到的唯一愿意用英语跟我们对话的法国人，而且他告诉了我们法国社会党总部所在地址。并把地址写在纸上。我们问他步行要多久？他说大约半个钟头。我们欢天喜地地离开了那个院子，开始了新的“征程”。

按着他指的大致方向，我们直奔而去。为了不至走弯路，我们不停地问人。这次语言只是辅助物，关键是出示那张写有地址的纸，被问的法国人说什么已不重要，只要他肯用手指指方位就行了，而这是没有问题的。大约用了四十多分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当看到那位于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中一栋普通的三层楼房，楼房前的院子里挂有一幅巨大的宣传画时，我们不由得一阵激动。嗨，法国社会党总部，我们总算找到你了！因为那福巨画上写着法国社会党要争取2007选举的胜利。我们不懂法语，但只须从英语去猜亦大致无误。

这次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的坎坷全因刘国凯的头脑中共产党文化流毒太深而至。其实在赴欧之前，刘国凯的助手与法国社会党進行过很多联系。要预先得到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根本不是问题。“业余闹革命”的极端忙碌不能成为理由，关键在于刘国凯潜意识深处认为，只要问巴黎任何一个市民都会知道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专制制度的刘国凯其实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识。他从北京任何一个市民、中国任何一个省会的市民、任何一个县城的市民，都会知道党中央、省委、县委在哪里，而潜在地推想巴黎的任何一个市民都会知道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因为法国社会党在八、九十年代曾连续十四年执政。1995年后虽失去总统职位，但在国会中仍保持强大影响力，总理一职亦曾继续在社会党人手中。如此之大的政治能量理应人人皆知。但是他忽略了，民主国家中的执政党与专制国家中的执政党，不但有原则的政治理念区别，其在民众心目中也有迥然不同地位。专制主义的党，党和社会公权力是合一的。民主制度下的党与社会公权力是分离的。中国共产党是绝对权力的象征，是绝对正确，丝毫不可反对的神圣。而民主社会中的政党是什么？那只不过是一群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所组成的社团而已。如果竞选胜利了，它可以执掌政权。但它随时都会在竞选中失败，而回到社团的地位上去。民众只是需要知道各级、各部门的政府机构在哪里就行了？因为要办理某些事情需要去找这些部门，而根本不必要知道某个党的总部在哪里。某个党竞选胜利了，有事就找相应的这个党组成的或领导的政府部门。而不需要找这个党的党部。如果某个党竞选失败了，那就更不必理会它了。这和固定垄断社会公权力，不容丝毫染指、觊觎的中国共产党何止天渊之别。

另外，从实体硬件上来看。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党部--中国俗称党委员会--大楼是多么巍峨辉煌。这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物化象征。那大楼的宏伟也是市民知其所在的物质原因。对比一下法国社会党的总部，就那麽一栋不起眼的楼房，更没有什么警卫之类。要不说，你就算从它门口经过也不会感觉到的。

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的喜剧给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上了生动的民主一课。也促使自以为懂得了民主的他们，尤其是身为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刘国凯，痛感自己脑海深处其实还埋藏着许多共产党文化的垃圾。清除这些垃圾是更有效地推進中国民主事业的前提条件。

二零零六年五月下旬，由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秘书长刘因全、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组成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分别访问了瑞典、荷兰、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次访问具有开创性质，是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第一次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直接接触。它标志著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开始汇聚于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之中。它成为这个潮流的一部分，壮大了这个潮流，也将从这个潮流吸取力量。

一、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达瑞典社会民主党总部。瑞典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安琳德、党的竞选事务负责人英格玛和主管党内教育的负责人桑德格云会见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瑞典社会民主党党员、中国社会民主党瑞典联络员陈世忠先生陪同会见。

会见开始时，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首先作简短的英文发言(原文附后)，然后双方進行内容广泛的交谈。刘国凯、刘因全以汉语表述。安琳德等以英语表述。周延风担任中英翻译，并在翻译过程中补充自己的意见。(此后与其他欧洲党的交流会谈中均如此)

安琳德首先表示想了解一下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概况。对此，刘因全介绍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组建的过程，目前的组织状况。他尤其着重说明的是，由于在中国国内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志士的高压和迫害，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只能秘密存在。已有一些秘密党部被中共政治警察破坏，成员被拘捕审讯，其中最严酷的是中国社会民主党北京党部成员、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小宁被判处10年徒刑。

刘国凯着重谈到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面临的困境。他说这困境由多方面的挤压造成。在中国国内的所谓知识精英中一度流行“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这些“主义”实质上曲折地为中共专制主义张目。在国外的异议团体中流行着自由主义，夸大社会民主主义在追求社会公正的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一些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缺乏了解的善良人们以为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共的“射秽主义”大同小异，而对它采取疑虑态度。对社会民主主义最大的挤压来自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对咒骂资本主义和吹捧资本主义都抱以无所谓的态度。这是因为共产党前三十几年一直在咒骂资本主义，近十几年却又在实行最不人道的早期资本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是一面照妖镜。它能照出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射秽主义理想的背叛、歪曲和篡改，所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和实践，以及西北欧诸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讳莫如深。它深恐中国人民了解到这些后会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反动本质的认识，因此，中国共产党欣赏“新权威主义”的流行；许可“自由主义”的流传；而全力打压社会民主主义的传播。

安琳德说现在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大多与中国共产党保持有联系，而我们瑞典社会民主党坚持不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对此表示由衷的钦佩。

安琳德接着说：欧洲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并非认不清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在这方面，它们与瑞典社会民主党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它们认为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有促使它发生变革的作用。对前苏共就是这样。

对此，刘国凯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并不反对欧洲某些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做法。或许它会在某些具体事情上产生某些作用。但是如果以为这些联系能促使中国共产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则是不现实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对此都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意见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前苏联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欧洲国家。中国是纯粹的亚洲国家。从地缘政治来看，欧洲近代、现代民主理念对前苏联社会的影响渗透远比对中国强得多。

2、只经过几年国内战争的苏共政权所造就的“革命功臣”阶层远小于经过二十几年国内战争的中共政权所造就的“革命功臣”阶层。这个阶层是中共专制政权强大深厚的社会根基。

3、经过赫鲁晓夫公开、深刻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苏共在精神上、组织上都有极大削弱。而邓小平尽管内心对毛泽东极为怨恨，但他从稳定共产党政权的大局着眼，非但拒绝公开的“非毛化”，而且继续肯定毛的功绩和地位。

4、苏共没有着力于接班人的传承，致使具有民主思想的戈尔巴乔夫能破土而出。而中国共产党则极为注重选拔、培养它的“革命接班人”。只有经过重重识别、筛选，被确认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专制主义忠心不二的人，才有可能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竟然在中共高层内部会议上说：“不要以为北朝鲜、古巴在经济上搞得不大好，其实在政治上它们一直是正确的。”胡锦涛讲出如此荒谬的话，正从反面证明了邓小平选拔“革命接班人”的成功。

根据这些分析，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认为，中国共产党即使有一天发生根本变革，那一定是在强大的正义压力下，而不是在温和的建议下。因此，希望欧洲诸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能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正义压力。

安琳德提出疑问：中国的经济有着20年的高速发展，对此，欧洲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感到困惑。你们对此作何解释？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对此的解答综合为如下三个方面。

1、中国共产党历来实行黑箱作业。它公布的数字带有极大的虚假成分。外界永远无法得到真实的数据。

2、中国的“经济奇迹”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为代价。有统计数字说，中国创造出同量的产值，其资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中国共产党竭泽而鱼的经济政策正在对有限的地球资源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3、中国共产党的所谓“经济奇迹”在中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的官僚和与这些官僚密切勾结的经济暴发户攫取了大量的财富，而广大底层民众则生活在贫困之中。东南沿海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与中西部农村的破败雕敝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经济奇迹”的虚假和灾难。

在中国社会民主党谈到有加入社会党国际的愿望时，安琳德坦率地说：现在社会党国际已有166个成员党，还有许多党在申请加入之中。社会党国际对成员党有明确的要求。一是其组织规模须达到一定的程度，二是不处于流亡状态。故此，你们的组织目前不具备加入社会党国际的资格。

中午十二时半，安琳德邀请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共進午餐。午餐后，安琳德另有事务要去办。在她将要离去时，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向她赠送了刘国凯的几本著述和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党旗。代表团向她解释了这有五种颜色组成的党旗的涵义。天蓝色象征自由；纯白色象征平等公正；草绿色象征繁荣；土黄色象征民主；红色象征博爱。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说：这是中国社会民主党自制的第一面党旗。赠送给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为了表示对瑞典社会民主党所给予支持的感谢。今后，当千万面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党旗在中国各处飘扬时，我们都不会忘记，第一面党旗保存在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部里。

接着，瑞典社会民主党中央竞选委员会的负责人英格玛向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介绍了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十二年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讲解了今年竞选的策略。然后瑞典社会民主党党内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桑德格云介绍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组织发展和党内教育、党员培训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并询问了中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做法。中国社会民主党如实介绍了有关情况。

刘国凯和刘因全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在2000年成立后就创办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网站，一度发展为有影响力的民主阵地。网站多次被中共网特破坏，又努力恢复起来。2003年我们创办了美国国际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呼喊民主、传播社会民主主义的书籍。2005年，我党的教育部长蔡登文创办了<时仲论坛>双周报。发行量达13000份。其中有专门的“社会民主论坛”版面。由中国社会民主党美西党部主任、著名民主诗人蒋品超担任主编，专门传播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创办这些网站、报纸和出版书籍所用的资金都是我们辛勤劳动的工薪收入。中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向任何政府或民间基金会申请过一分钱，也没有接受任何人的捐款。我们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我们虽然艰苦，但充满信心，并感到其乐无穷。瑞典社会民主党党内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桑德格云听了极表惊讶和钦佩。她并向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赠送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徽。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对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访问在友好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二、

中国社会民主党原已与英国工党联系上。英国工党国际联络部表示愿意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虽赴美多年，但为不被中国共产党指为没有资格过问中国政治事务的外籍人，遂刻意保持中国国籍。由于英国在申根协定之外，经与英国驻瑞典大使馆联系，代表团三成员均未能取得進入英国的签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临时决定南下访问丹麦社会民主党和荷兰工党。

五月二十五日，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但时值丹麦全国庆祝二战解放节。一直要放假到下星期一(二十九日)，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只得继续南下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五月二十六日到达阿姆斯特丹。荷兰与丹麦一样庆祝节日放假到下星期一。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决定把原定二十八日到达巴黎，以在二十九日访问法国社会党的计划延后一天，以挤出时间在二十九号访问荷兰工党。

三、

五月二十九日，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访问荷兰工党。由于事先并没有预约，荷兰工党国际联络部的负责人均有事务外出不在。但荷兰工党秘书处得知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远道而来，遂临时寻找能抽得出空来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荷兰工党人士。荷兰工党国际问题顾问、荷兰工党籍议员惹吾腾和在原有的两次预定事务之间，利用午间(上午十一时五十分至下午一时) 会见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

惹吾腾询问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情况，代表团作了回答。惹吾腾再请代表团谈谈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对中国各种现实作了综合概述。

惹吾腾对中国的现实情况十分了解。他们说：我们很清楚，现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所实行的是把资本主义里最坏的和射秽主义中最坏的加在一起的最坏的东西。我们完全了解，中国某些大城市里这些年建起的许多高楼大厦并不能说明中国的经济有多么好。因为中国工人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与过去相比，工人农民与政府官员和社会上层人士的生活差距拉得更大了。我们还知道，中国共产党对欧洲民主国家采取著最狡猾的手段。它利用中国的广大市场来拉拢欧洲国家的企业界，再利用企业界去影响民主政府的外交政策。力图以经济利益作筹码，使欧洲国家不批评或少批评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权的压制。譬如我们荷兰的大企业“菲利普”公司在中国投资赚钱，对荷兰的经济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就利用这种经济关系来制约荷兰政府和民间对它专制主义的批评。

对你们的正义斗争我们荷兰工党是支持的。但这支持主要是在道义上。尤其我们荷兰是小国。我们也面临国内许多问题。右翼政党挑战我们。我们的党虽然是荷兰第一大党，但由于右翼三个党联合在一起，使我们失去了全国的执政权。虽然我们工党在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选战仍然取得胜利，但亦使我们不得不更策略地处理各方面的事务。前不久，阿姆斯特丹组织了一个企业界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的官员对他们说：中国将建三十二个这样的大学城，可给一个你们投资。那些荷兰企业家眼睛都发光了。但我们荷兰工党籍的阿姆斯特丹市长内心却十分痛苦不安。他不能阻止那些企业家跟中国官员签约，但他知道这些经济事务一方面是给中国共产党的政府输血，另一方面使荷兰各界在对中国共产党专政主义作批评时更受牵制了。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对此表示谅解。而且对那位市长表示钦佩。虽然他没能阻止那些签约，但只要他内心有这样的反应，就说明他的良知。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会有这样的良知。如果是那些右翼政党的市长就不会有这样的心理活动了。

惹吾腾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国内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高压，一般民众都不敢去争取民主人权是可理解的。可是为什么到了国外他们还是这样呢？这些年荷兰也来了不少中国人。他们都很勤劳。生活也越过越好。前些时，我们工党给他们开了个大型聚会。会上有各种文艺表演，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到后来我们趁此机会增加了一个内容，就是希望他们在荷兰创立好生活的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民主人权的進步。想不到他们说，我们不谈这些，不谈政治。只谈把日子过好。这使我们很尴尬、很失望。你们说说，为什么会这样？

代表团回答说：这可归纳为这样几个原因。1、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共产党是对社会采取全面的政治高压。八十年代的所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策略。它一方面对敢于批评它的人继续采取政治高压，另一方面诱使人们想方设法去赚钱享受，不关心社会公理正义，不批评、、不反对中共的政治专制主义。共产党官员的贪污腐化给全社会作了极其恶劣的示范。经过这么多年的毒化。中国社会的政治冷漠感泛滥，拜金主义盛行，道德品质大幅度滑坡。这种情况也必然带到海外的华人群体中。2、海外华人虽远离中国共产党统治，但除非他不回国，否则，如果他在国外参加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回国就会有麻烦。就算不回国，国内亲友也会受到牵连。而如果在国外仍然处处表示出拥护共产党，那麽就会受到优待，甚至回国做生意都会得到某些方便。共产党正是用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来控制海外华人。3、中国共产党还会派特务到海外华人社区活动。在海外华人社区里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言行中起领头作用。

经过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这样的解释，惹吾腾表示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还谈到国内成员所受到的压制，尤其是中央委员王小宁被判10年徒刑。而国外成员也是在十分艰难的状况下坚持工作。一方面要做工维持生活，一方面用业余时间和工薪收入去支持民主活动。像我们这次组团访问欧洲，就是要暂时离开工作，工薪扣了，又自己承担一切开支。想不到欧洲物价比美国贵那麽多。为担心超支回不了美国，我们这些天为节约开支常以清水面包充饥。晚上只租到两张床的房间，两人睡床。轮流一人睡地板。有时还被大雨淋得浑身透湿。

惹吾腾说；你们的事迹使我们感动。看到你们，使我们想到我们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先辈。他们那时就是这样艰难走过来的。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听了，极受感动，极受鼓舞。我们从他们这句话感受到真挚的社会民主党同志之情。感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个感情、这个精神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我们想，从前有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新时代，口号应是“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起来”。他们的话成为鞭策我们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坚持跋涉的动力。

惹吾腾下面还有预约的事务，要结束交谈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向他们赠送了刘国凯撰写的<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合影留念，挥手告别。

与这两位年青的荷兰工党籍议员的谈话气氛尤其轻松热烈。而且他们讲话多于我们讲话，这使我们得以了解到许多情况。他们的直率谈吐和敏捷的思维以及友善的神情都给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

五月三十日凌晨，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抵达巴黎。稍作睡眠已天亮。起床后先忙着到火车站购买回柏林的火车票，然后到处找法国社会党总部。至下午三时许才找到。法国社会党秘书长玛日策会见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

玛日策首先亲切友好地询问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已经去了哪些地方，会见了哪些党。刘国凯把一路来的情况向他简扼地作了介绍。并说到法国是此行最后一站。能在最后几乎要失望的时刻找到法国社会党总部，顺利地会见到法国党的同志，感到十分庆幸。

刘国凯接着说：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人对社会民主主义有着坚定的信念。我们深知萌发于十九世纪中叶、成熟于二十世纪中叶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人道主义精神、社会正义和历史智慧的结晶。它最能给社会带来自由、公正、繁荣。当今，政治专制、贫富悬殊、社会公正荡然无存的中国社会极需要以社会民主主义去匡正。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团访问欧洲，是因为欧洲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发源和成熟地。我们决心使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汇聚到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潮流之中。我们希望向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学习，取得经验。也希望在我们艰难的奋斗中得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支持。

关于支持，代表团三成员都着重指出。我们希望得到的是道义上的支持。我们并不寻求物质上、金钱上的支持。固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许多具体工作需要物质和金钱去支撑，但我们决心以自己的力量去实行。

玛日策询问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状况。这显然是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关心的事项。

刘因全介绍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状况和困难处境。他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在中国大陆之外建立了美东、美西、香港、台湾、日本党部。欧洲党部也即将建立。由于中国人由来以久的政治冷漠感；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治特务在海外华人社会的渗透和破坏；由于海外政治异议阵营中广泛存在着自由主义，排斥社会民主主义；还由于我们都只能以自己有限的工薪收入，在业余事迹里从事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故中国社会民主党跟海外其他异议政治团体一样，其组织发展规模都有限。

刘国凯补充说明中国社会民主党在中国大陆内部的情况。他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几年来已通过种种途径在国内建立了许多秘密党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不遗余力地進行破坏打击。广东、深圳、福建等省的党部都被破坏，领导人被关押审讯。由于被捕者最终没有判刑，我们在海外就保持缄默，以免他们遭到更严酷的迫害。但最近我们获知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小宁早于2003年已被秘密逮捕判处十年徒刑，这使我们警觉到，还有许多近年来与海外总部失去联络的国内某些秘密党部的领导人是否也像王小宁那样已被秘密党部判刑。现在我们谨向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发出呼吁，请你们对此给予关注和援助。

关于援助，刘国凯继续作了更具体的说明。他说。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希望得到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道义上的援助，譬如在王小宁被判重刑的事件上，我们希望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能施加正义压力使王小宁早日得到释放。如果你们的党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而且是执政党，希望你们通过政府和党的两条途径施加影响。如果你们的党是执政党但没有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党的联系，或者你们的党不是执政党但与中国共产党有党的联系，那麽希望你们通过政府或党的某一条途径施加影响。如果你们的党既不是执政党，又与中国共产党没有党的联系，那麽也希望通过其他种种途径施加影响。

对此，玛日策作了很明确的回应。他说：我们愿意给你们道义上的支持。但这支持需要以具体的项目来体现。王小宁被判十年重刑就是一个具体项目。拿着那叠厚厚的中文材料说：你们最好再整理出一份简单扼要的法文或英文材料。我们在充分了解情况后再考虑怎样做。

得到如此明确的答复，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都十分欣慰。在轻松亲切的气氛中，代表团谈到今天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的困难。周延风说；我们一路问人，都以法语回答我们，而且都说不知道。甚至警察局的警官都说不知道。这倒真令人感到有点意外。刘国凯说对于寻找你们法国社会党总部的困难，我们不但没有怨言，而且从中感受到民主政治的精神。法国社会党总部是这样一幢普通的建筑，其所在地又不为一般市民所知，这说明了在民主制度下党政是完全分离的。而在中国，由于党政合一。中国共产党铁定垄断政治权力，它在各地的党部大楼都建得高大辉煌，每个城市的市民没有不知道省委、市委在哪里的。

由于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系迟到访问。玛日策是挤出时间予以会见。四点半玛日策另有工作安排必须离去。会见将结束时，中国社会民主党赠送给玛日策一本<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并希望法国社会党能组织力量将它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会见在十分亲切融洽的气氛中结束，合影告别。

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访问欧洲，虽有缺憾之处，如未能赴伦敦会见英国工党，但总的来说，效果是积极的。它让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开始知道，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和组织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中国--不再是空白。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已行动起来，投入艰苦的奋斗。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汇聚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之中。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在欧洲这十多天里几近寻道取经者的颠簸奔走，体现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人坚定的信念和百折不绕的意志。这信念和意志必将迎来社会民主主义的朝阳在东亚大地上升起。

2007年5月，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借到布鲁塞尔参加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之机拜访了比利时社会党、丹麦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参与去年访欧的秘书长刘因全因有关证件过期，且来不及办延期手续，此次未能成行。

赴欧之前，中国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与欧洲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進行了联络。其中丹麦社会民主党明确回复将于5月17日下午5时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法国社会党明确回复将于5月21日上午11时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比利时社会党由于联系不到其中央党部而未能确定会见日期。

5月14号上午，刘国凯、周延风找到比利时社会進步选择党总部，经询问，方明白比利时分法语区和荷兰语区。比利时社会党也于1995年分成法语地区的社会民主党和佛莱芒语地区的社会進步选择党，故此没有一般概念上的中央党部。

由于没有预先联络确定，比利时佛莱芒语区社会進步选择党的国际联络部长外出不在，由其秘书接待。刘国凯、周延风向她简单介绍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概况，交给她今年3月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部分文件汇编等英文资料，她答应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访的情况转告他们的国际联络部长。

5月16日下午，刘国凯、周延风到达比利时法语区社会民主党总部。其国际联络部长接待了他们。国际联络部长对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到访表示欢迎。并说她已从欧洲社会党互通的信息中对中国社会民主党有所了解。但她同时致歉说，由于没有预先约定，她是在原已预定的工作日程中挤出时间来会见，因此时间不太充裕。刘国凯和周延风遂抓紧时间向她介绍了中国社会民主党概况，如在中国内地建立了8个省、市级党部，在中国大陆之外的香港、台湾、日本、美国、欧洲建立了许多党部，。由于国内存在着共产党的政治高压，国内的党部和党员都是处于秘密状态。但尽管这样还是遭到共产党的打击迫害。许多秘密党员都被共产党传讯关押，其中最严酷的是中国社会民主党北京党部成员、中央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小宁被判10年重刑。刘国凯、周延风希望比利时社会党能通过可能的渠道向中国共产党施加正义压力，促使中共早日释放王小宁。

国际联络部长说他们党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他们会在联系中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王小宁的案件。刘国凯亦向国际联络部长递交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部分文件汇编等资料。

5月17日下午5时30分由主席刘国凯、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国内联络部长张国亭、丹麦党部主任萧虹组成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达丹麦社会民主党总部進行友好访问。之前的访问都是由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作英语翻译。此次为使沟通更加直接，中国社会民主党邀请中国民阵丹麦分部主席刘刚作丹麦语翻译。

5月17号是丹麦的公众节日，丹麦社会民主党秘书长和国际联络部长牺牲休息的时间热情接待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其国际联络部长刚从外地回到哥本哈根，直接从机场赶回丹麦社会民主党总部進行接待。会谈约進行了两个小时。双方進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就许多议题交流了意见。

刘国凯首先向他们简单介绍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情况，表达了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仰。

刘国凯接着指出，现今中国共产党在统治方法上是发生了许多变化，如给予民众某些人身自由权利，现在中国民众可以申请牌照创办私人工商企业，可以申请护照出国旅游探亲，可以自由辞工另选择工作，城市居民可以自由迁徙流动，取消投考大学的年龄限制，甚至大学生可以结婚等等。共产党不但完全放弃毛泽东猜忌、打击知识分子的做法，反而大力拉拢知识分子，甚至提出资本家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如果不加细致分析，会以为共产党产生了质的变化。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共产党的这些变化不但不会削弱它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政治格局，有时还可以加强。如，给民众某些人身自由有利于诱导民众去为个人经济利益奋斗，忘却或淡视共产党专制的各种弊病。拉拢知识分子可以获取开明的美名，还可使知识分子为之涂脂抹粉。让资本家入党，既骗取了改革开放的好评，又可以解决许多共产党官员摇身变成资产者的政治身份困扰。共产党员同时又是资本家极有利于共产党既控制政权又大量攫取社会财富。

刘国凯针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经济起飞”而产生的迷茫分析说：“近十几年来中国共产党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代替计划经济，促使社会生产得以持续高速发展。共产党并以此重建它流失殆尽的政权合法性。对此，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对此有这样三点看法。第一，以2005年的统计数字为例，中共政权"经济起飞"是在对自然资源作毁灭性的消耗为代价。它消耗了世界钢铁的27%、煤炭的36%、棉花的40%、水泥的42% 、木材的50%，才创造出了占世界总GDP的4.4%。第二，中共政权的"经济发展" 没有给广大底层民众带来利益。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统计数字是，当今在中国0.4%的人占有了70%的社会财富！该报告还指出：中国一亿元以上的富豪有3220人，其中官员的配偶或子女有2932人。另一间总部设在美国的"中国资讯中心" 的一篇报告指出：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和证券五大经济命脉行业中，85-90%的主要职务由高级官员的配偶或子女担任。由此可见中共政权的经济"奇迹" 是建筑在对底层劳动人民残酷剥削的基础上。比一百几十年前欧洲的那种不人道的资本主义还要坏。因为它既有早期资本主义的不人道，还有共产党特权的强力介入、钱权交易、黑箱作业。第三，共产党式的经济发展直接导致全民族道德沦丧。当今的共产党诱使民众都去追逐金钱物质，这除了达到共产党让人们都去孜孜一已之利而无视共产党专制制度存在的目的外，还导致许多人为了赚钱而不顾最起码的公德。假酒、假药、毒米等的极度泛滥只是那坑蒙拐骗良知泯灭的冰山一角。”

刘国凯最后谈到在艰难困苦中奋斗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人非常希望得到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党的支持。刘国凯特别说明自力更生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绝不向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寻求经济支持。中国社会民主党只向他们寻求道义上的支持。譬如，现时中国社会民主党就非常希望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共产党施加正义的压力，促使中国共产党早日释放仅仅用文字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王小宁先生。

刘国凯说：“无论国内国外的中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都有自己一份全职的工作。我们都是自食其力地生活、自力更生地推动社会民主主义事业。党的所有活动经费都来自党的成员的自愿奉献，党的领导群体奉献量更大。我们所渴望的是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发源地——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道义支持。可是很感惋惜的是，我们发现现在欧洲支持中国民主事业的都不是欧洲民主社会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而是欧洲民主社会的右翼政党和人士。例如2006年5月几个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组织在柏林开会，到会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是欧洲一些国家的右翼政党代表或右翼人士。今年（2007年）5 月，这几个组织又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到会的一些欧洲国家的政治人物又无一例外是右翼人士。我们多么希望在这些会议上能看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代表，可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失望了？怎么总是欧洲右翼出席这些会议，而左翼总是不来？难道真的只有欧洲的右翼才关心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左翼则漠然视之？当然我们并不责怪你们。这些会议的组织者也有责任，是他们与欧洲的右翼联络而没有与左翼联络。现在我们专门跟你们左翼联络，我们希望今后中国海外民主组织所举行的会议上能看到欧洲左派的人士出席。”

丹麦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对刘国凯的看法表示赞同。她说：“一些东欧国家实现民主转型后，整个社会会急剧向右转。让那些本来对劳工阶级、社会底层民众的利益并不关注的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导了社会。这实际上是中下阶层民众的损失。”

她还向中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建议说：“你们在传播阐述社会民主主义理念时一定要注意把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常说的射秽主义清晰区别开来。因为在欧洲就有这样的情况，某些右翼政治人物故意把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的‘射秽主义’混淆起来，力图使民众以为社会民主党所推崇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搞的所谓‘射秽主义’是同一回事，利用民众对共产党的厌恶来压缩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力，从而使右翼获取更多的支持。”

刘国凯表示完全同意丹麦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的看法和接受她的建议，并说："其实射秽主义的思想实质与社会民主主义是相通的。射秽主义的原意就是强调社会公正。问题是共产党是盗用了这个词。共产党把他们那一套政治专制主义下的国营经济——实质上的党营经济说成是射秽主义。这显然是对射秽主义的歪曲、糟蹋和诬陷。可是，久而久之，许多民众也就以为射秽主义真的就是那种糟糕的东西，于是也都反对射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不得不把我们的理念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射秽主义，以跟共产党专制的、假的射秽主义区别开来。”

周延风补充说：“其实当今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也已经不是毛泽东时期的射秽主义了。那时是典型的贫穷射秽主义，即政治专制主义加党有经济。而现在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政治专制主义加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当然，这个“加”并不是简单的加上，而是权钱交易，是政治特权渗入经济运作。这就使共产党的资本主义比历史上欧洲的早期资本主义还要不人道、还要卑劣。当年老资本家发财致富，通常都是经过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辛劳。而今中共新贵单凭巧取豪夺，一夜之间就能将多年的全民所有企业变成私有财产！而劳工阶级，尤其是辛勤劳动一辈子的退休老工人，改革前共产党许诺保障的福利，一夜之间丧失殆尽！刘国凯主席刚才讲的一些统计数据，如，0.4%的人占有了70%的财富等，就说明了当今中国在共产党权贵资本主义的盛行下，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到了什么地步。”

周延风还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动辄说西方资本主义如何如何虚伪，其实稍微了解一点欧美近代史，如美国“罗斯福新政”的人都知道，西欧、北欧和北美国家实行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或人道资本主义。共产党高喊“消灭私有制”，自己却变成了垄断资本家。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平渐進”的改良，则使以往不共戴天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双利双赢。正如马同驴子交配之后，产生的是非驴子非马的新品种——骡子。而今原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未经吸收射秽主义因素的坏资本主义在哪里？在非洲、在南美、在东南亚，尤其是在中国！”

丹麦社会民主党秘书长说：“我们丹麦的工会组织与中国的工会组织有所联系。我们的努力是，通过这些联系促使中国的工会组织更多些关注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资收入，以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刘国凯说：“我们对你们的努力表示尊敬。也明白你们为改善中国工人处境的一片真诚心意。但是我估计你们的努力未必能取得你们希望得到的成果。这是因为中国根本没有真实意义上的工会组织。中国的工会都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控制之下。它们绝对听从共产党的指令。或许在你们的关注和敦促下，某个单位、某个地区的工人处境会有所改善，但就全局而言，是无法改善的。因为共产党官僚阶级的奢华生活必须以整体性盘剥劳工阶级为前提。劳工阶层处境的全面改善只能在实现社会民主主义之后。”

在谈到王小宁案件时，丹麦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表示丹麦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加以关注，并将通过可能的途径作促使王小宁早日得到释放的努力。她还表示，如果中国社会民主党想要成为社会党国际的观察员，丹麦社会民主党愿意作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表示衷心感谢。

宾主交谈约2个小时后，丹麦社会民主党秘书长和国际联络部长在一家意大利餐厅设晚宴招待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席间宾主频频举杯，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友谊、为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干杯。

5月21日上午11点正，由主席刘国凯、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丹麦党部主任萧虹、法国党部主任张健组成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达法国社会党总部。法国社会党国际联络部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会谈進行了一个多小时。由于法国社会党国际联络部长预定于12时还有另一个安排，故会谈不得不在12时15分结束，双方都有言犹未尽之感。

会谈中刘国凯作了与丹麦社会民主党会谈内容基本相同的发言，周延风作了补充。张健谈到前不久的法国总统选举说：“我所工作的单位，百分之五十几的人都投法国社会党候选人的票。我们在理念上、情感上都向法国社会党认同。”法国社会党国际联络部长对此表示感谢。萧虹发言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前两次代表大会，都是在美国召开的。我们衷心希望，下一次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能够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故乡欧洲举办,这对在中国国内進行艰苦卓绝地奋斗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我们希望包括贵党在内的欧洲各社会民主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法国社会党国际联络部长对此表示赞成。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向托玛斯递交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部分英语文件汇编，和王小宁案件资料。托玛斯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两件事情。一是今天上午我刚跟我们党的秘书长讨论了王小宁案件。现在你们又送来了材料，很好！我们一定会关注王小宁案件，并作各种努力促使他早日得到释放。另一件是，通过我们对你们的了解，我们法国社会党愿意在你们申请成为社会党国际的观察员时，给你们作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继去年5月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第一次访问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之后，今年5月又進行了第二次访问，这对加深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对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了解；对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融入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潮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中国社会民主党人将从中获得极大的鼓舞和力量，更加坚决地、锲而不舍地将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