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水質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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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的水質污染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6月13日
作者 王維洛
前言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這些都是幾十年來中國人聽慣了的歌聲。2020年中國在習近平的引領下，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迹。習近平就是中共的紅太陽、毛澤東式的英明舵手。
2021年4月23日晚，陜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脫貧摻假在CCTV《經濟半小時》被曝光，脫貧摻假主要涉及的是農村貧困人口飲用水問題。本文並不關注這個爆料是否是劍指習近平的脫貧奇迹，而是關注人們忽略的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中國農村人口的飲用水問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人類逐水而居。過去中國農村人口依靠河水、泉水、水井而生存，就是說依靠水資源的自然分佈而滿足生活用水需求。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農業物理學系教授富蘭克林·H·金在《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一書中指出，中國鄉村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徵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與城鎮互促互進、共生共存，共同構成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這裏依靠的是自然凈化的環境，實施的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富蘭克林·H·金在1909年到訪中國，1911年撰寫了這本書，那時中共還沒有成立。中國五億農民依靠老天恩賜的資源，循環利用，精耕細作，造就了東方的永續農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農村土地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化與城鄉二元戶籍制使得居民失去了遷徙的自由，加上中共推動的改造山河運動，自然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的破壞，水資源的過度開發，導致河流乾涸和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再加上掠奪性的礦產資源開採、工業污染以及農業大量使用化肥、農藥所形成的污染等，農村人口的飲用水問題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逐步顯現出來，一步一步地成為中國農村貧困的一個主要問題。遍布中國廣大農村的癌症村、不斷升高的癌症得病率與癌症死亡率就是最好的實證。
1980年聯合國第35屆大會決定：為實現「人人享有安全飲水與衛生」的全球性目標，自1981年至1990年為《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中國政府參加了這個行動，世界銀行等組織提供大量貸款，外國專家給中國帶來了農村給水設計規範、農村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等新知識。兩年後的1983年中共政府才第一次轉發了關於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的文件，1991年解決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的資金才納入五年規劃。參照世界銀行專家帶來的標準，2004年國家發改委、衛生部和水利部制定農村飲用水評價標準，包括水量、水質、範圍和保障程度。2006年衛生部和國家標準委員會制定《中國飲用水質量標準》，其中包括附件表4的農村飲用水質量標準，與城鎮飲用水質量標準的106項檢測指標相比，檢測指標只有14項，而且限值標準低。可以說這是最低要求了。
201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目標：到2020年，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而確保飲水安全被認為是脫貧攻堅中最基本的底線。但是按照2006年衛生部和國家標準委員會制定的農村飲用水質量標準，中共的脫貧目標根本無法按期實現。為此，一個根本無權制定國家標準的中國水利學會於2018年出台了一個新的農村飲用水評價，再次降低了農村飲用水標準，特別是在水質方面，只要飲用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無異色異味即算符合標準。就這樣2020年的中共如期完成了所謂消除絕對貧困的任務，造了一個人間奇迹。
最後回到陜西洛南縣，這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素有「小關中」之稱。洛南縣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河網密度為每平方公里0.754公里，號稱森林覆蓋率68.9%。在水土資源如此豐富的地區，出現缺水貧困現象，這不是老天待洛南縣不公。陜西洛南縣脫貧造假，只是揭開了中國脫貧黑幕的冰山一角。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發現問題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如今已經40多年過去了，中共依然沒有能夠解決問題。為什麼大量資金投下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下去了，問題還是不能得到解決？還是需要依靠瞞報、需要數據造假、需要降低標準來粉飾。原因很簡單，沒有人敢於追究問題的來源。不知道問題的來源，是無法最終解決問題的。愛因斯坦說：思考是件苦差事，因此很少會有人這麼去做。本文嘗試著去思考這個問題。
一、陜西洛南縣脫貧造假
2021年4月23日晚，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財經頻道在《經濟半小時》欄目中，陜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脫貧摻假被曝光[1]，引起國內外媒體和民眾的嘩然，因為脫貧是習近平上台以來可以標榜的最大成就。
根據記者的報道，洛南縣脫貧摻假主要體現在農村人口的生活飲水安全問題上。這裏摘錄其中的幾段報道[2]：
——無水可用的村鎮，水利部門竟然「政績斐然」。
——這位大姐介紹，從她住進這個院子就一直沒有通水，取水設施旁，記者看見水泥池子已經廢棄了，水管上的水龍頭也早已不見蹤影。
——程線軍家真實的用水情況又是怎樣的呢？程線軍說，幾年前，他咬緊牙關、東拼西湊買來了拉水用的三輪車，一次最多可以拉一噸水。夏天一罐水用十幾天、二十天，去拉一回水至少得兩小時，燒油就得二三十塊錢。
——為了更準確地調查脫貧群眾家庭用水的實際情況，記者決定跟著丁先鋒一起去拉一趟水。從村裡出發，行駛了半個多小時，終於從陜西省來到了河南省的一個蓄水池。丁先鋒和兒子輕車熟路地做起了準備工作，把一節節水管接起來連到塑料桶里之後就開閘接水。在接水過程中，為了防止管子斷開，將近半個小時的時間里，丁先鋒一直用手抓著介面處。記者發現，水裡明顯能看到很多雜質。丁先鋒告訴記者，在當地，像他這樣有車有桶可以自己去拉水的村民其實並不多。由於大多數勞動力都已外出打工，現在大多數村民還要花錢請人拉水，再把拉來的水存在旱窖里，折算下來，一噸水需要花費50到60元錢。
——從取水點拉回來的水，用紗布裹住管子，就算過濾了。由於取水困難，村民們只能是省之又省。
——靈口鎮三星村同樣是在2019年退出了貧困村的序列。喬春娥是三星村的村民，在她的眼中，家裡從來不出水的水龍頭，就是一個中看不中用的擺設。她指著一個長滿了青苔、直徑不到兩米的水池說，這就是周圍十幾戶人家的水源。喬春娥嫻熟地撇開水面上漂浮著的雜物，記者看到在水中還有蝌蚪和一些浮游生物。喬春娥告訴記者，這個水窪可是周圍十幾戶街坊眼中的寶貝，等到天氣熱一點或是農忙的時候，大傢伙甚至搶著來挑水。
——為了解決吃水難題，三星村的村民們想盡了各種辦法，除了去水窪里挑水，一位村民還在房檐上鋪設了管子，這樣雨季來臨時就可以把雨水收集到自家的旱窖里了。
——在靈口鎮的走訪中，記者發現，很多面臨飲水難題的鄉親們都是建檔立卡的貧困戶，在他們家中的「明白卡」上，飲水一欄卻都打上了飲水安全的標誌。
（摘錄完）
洛南縣脫貧摻假主要涉及脫貧中確保飲水安全的四條標準：水量、水質、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證率，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農民無力支付和不願支付的高水價。
二、陜西洛南縣的自然地理環境評價
首先要糾正央視報道中對洛南縣區位和自然條件的評價。報道說，陜西省洛南縣是個偏遠的小縣城，在秦嶺南麓的山區里，受區位和自然條件的限制，這裏曾經是國家級貧困縣，脫貧攻堅一直是當地一項重要的任務。
洛南縣位於陜西省東南，秦嶺東段南麓，華山之陽，洛河源頭。這裡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人文初祖軒轅黃帝史官倉頡5000多年前在洛南指掌而創文字。《河圖》《洛書》為《周易》之源，其中「洛書」，俗稱「神龜負書」出洛水于洛南靈口。曹植寫的《洛神賦》開篇就是：「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洛神是指宓妃，她是傳說中古帝宓羲之女，溺水死於洛水而為神。關中平原被稱為天府之國，秦始皇就是利用關中平原的經濟實力統一了中國。而洛南縣則有陜西小關中之稱，可見當地水土資源的富裕。
洛南縣面積2830平方公里，2016年戶籍人口46.33萬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64人（實際常住人口更少）。洛南縣屬於暖溫帶南緣季風性濕潤氣候，年平均氣溫11.1℃，總的氣候特點是：四季分明，氣候溫和，雨量充足，夏無酷暑，冬無嚴寒，入選「中國避暑名縣榜」，全域處於秦嶺生態環境保護區。洛南縣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在中國北方地區、在陜西省屬於降雨多的地區。洛南縣河流眾多，境內長度在1公里以上大小河溝1366條，構成扇形或葉脈形的水系網路，河網密度為每平方公里0.754公里。大的河流上有屬於黃河水系的洛河和屬於長江水系的丹江。水力資源較為豐富，總徑流量8.449億立方米，人均徑流量1824立方米，高於陜西省人均水平。洛河正好橫穿洛南縣靈口鎮。洛南生物資源得天獨厚，種類繁多。大鯢、林麝、青羊等珍稀生物在此棲息，設立靈口大鯢自然保護區。林業用地面積248.91萬畝，常見樹種160多個品種，主要有柏、松、殼斗、樺樹、楊樹、玄參、核桃、柿子、薔薇、漆、苦木、槭及竹亞等科，號稱森林覆蓋率68.9%。這裏做個簡單對比：德國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37人，年降雨量500至1000毫米，森林覆蓋率33%。
秦嶺被認為是中國的龍脈，中國風水最好的地區，也就是自然條件最好的地區。在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河網密度每平方公里0.754公里、森林覆蓋率68.9%、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164人的地區，出現農村貧困人口缺少安全飲用水的問題，確實是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三、確保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中最基本的底線
據說中國現行的脫貧標準是一個綜合性的多維指標，2020年收入達到人民幣4000元左右，並且做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醫療、義務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簡單說一共是三個概念：
——年收入4000元；
——兩不愁；
——三保障。
脫貧標準中並沒有關於飲用水安全這一條，有人解釋說，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不愁吃這一條之中；也有人解釋說，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住房安全有保障這一條之中。
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不愁吃這一條之中，中共政府部門在政府信息公開中是這麼宣傳的：提高政治站位，確立農村飲水安全首要位置。農村飲水安全是實現脫貧攻堅「兩不愁三保障」總體目標中「不愁吃」的重點工作，全面解決農村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最基本的目標和底線性任務之一[3]。2018年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發布的《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關於堅決打贏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戰的通知》（水農[2018]188號）指出：解決建檔立卡貧困戶飲水安全問題，是實現脫貧攻堅「兩不愁、三保障」總體目標中「不愁吃」的重點工作，是中央對省級黨委政府扶貧開發成效考核的重要內容。[4]
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三保障的住房安全有保障這一條之中，這個說法是來自習近平的指示。2019年4月16日習近平指示說：「還比如，『三保障』工作不紮實，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和飲水安全等方面還存在薄弱環節。」[5]
2021年3月25日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發表講話：「今天，我們隆重召開大會，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迹！」習近平特別指出：「貧困人口收入水平顯著提高，全部實現「兩不愁三保障」，脫貧群眾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飲水安全也都有了保障。」
可是習近平並沒有說明，貧困中的飲用水安全問題是自什麼時候開始？產生問題的原因又是什麼？到2020年底中國農村飲用水安全問題是否真正得到了解決？
四、中國農村飲水問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原因是人口不能自由遷徙，生態環境破環、水資源過度開發和工農業污染以及中共政權對水資源的完全控制
中共黨史認為，中共取得政權靠的是農村包圍城市，農民問題一直是中共最為關心的問題。「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得到了廣大貧苦農民的堅決支持和擁護。中國農村有土地佔有不均的問題，有一些人吃不飽飯的問題，有糧食產量不高的問題，有水利灌溉設施匱乏等等一系列的問題，但是農村人口的飲水長期以來就不是一個問題。
中國是個水資源條件相當不錯的國家[6]。人類逐水而居，過去中國農村人口依靠河水、泉水、水井而生，就是說依靠水資源的自然分佈而滿足生活用水需求。宋代詞人李之儀的《卜運算元》中有：「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一江水。」正說明，地表河流是生活用水的主要來源，此外淺層的地下水、泉水也是生活用水的來源。富蘭克林·H·金教授在《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一書中更是明確指出，中國的鄉村四千年依靠的是自然凈化的環境，實施的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並沒有缺少飲用水的問題。筆者1969年到北大荒、黑龍江省富錦縣二龍山公社龍陽大隊插隊落戶。村子里的老鄉大多數是從山東膠東半島「闖關東」到這裏來的。龍陽大隊四百多口人，村子里有幾口水井，滿足村民的生活用水要求。
中國有不少研究毛澤東水利思想的書籍和文章，有紀錄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人關心水利建設的書籍和文章，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周恩來還是其他中央領導人，都沒有把中國農村飲水視作是一個緊迫需要解決的問題。[7]
中國農村飲水問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顯露出來。現在官方版本經常使用的一句話就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度重視農村飲水工程建設……[8]專家們用筆輕輕一帶，時間就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中國的一些學者把中國農村貧困、農村人口缺乏飲用水安全的問題歸之於老天，老天待中國不公。張春玲等在《淺析中國水資源短缺與貧困關係》一文寫道，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農村貧困人口多，減貧任務艱巨。多數貧困農村水資源相對短缺，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供水安全難以保障，農業靠天吃飯現象嚴重。張春玲等認為，中國水資源短缺是中國農村貧困、農村供水安全難以保障的主要原因。[9]
筆者認為，中國農村飲水問題之所以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顯露出來，正說明農村供水安全難以保障的主要原因並不是中國水資源的短缺和分佈的不均勻，而是另有原因。筆者以為，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是禁止人口的自由遷徙，中共用城鄉戶口制度將農村人口牢牢地綁在那一塊土地上，哪怕是某個地區的自然社會條件發生了很大的不利於人類生存的變化；
其次是中共提倡改天換地重整河山、大躍進、人民公社、砍伐森林、圍墾河流、湖泊、濕地等等運動破壞了中國的生態環境；
再者是對水資源的過度開發，近10萬座水庫大壩控制了幾乎所有的河流，阻礙了水的自然流動，致使河流自凈能力銳減；
第四是工業和農村中小工業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污染程度可謂名列世界前茅；
第五是農村大量使用化肥、農藥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污染範圍之廣，世界第一；
最後是中共對水資源的壟斷，控制取水權而收取高額水費。
黃河、海河、遼河、淮河、西北諸河流域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量已接近其可利用量，海河區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量已達其可利用量的133%。為了彌補地表水的不足，繼而大量開採地下水乃至深層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破壞了原有的農村人口的供水設施，導致農村人口飲水問題的範圍和嚴重程度不斷擴大。
劉昌明等在《淺析水資源與人口、經濟和社會環境的關係》一文認為：世紀之交，當中國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時，又面臨著第二貧困——水貧困，水的問題已經成為21世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突出的重大問題。這個判斷是十分中肯的。劉文以黃河流域加以說明。首先是水資源開發過度，水資源利用率太高。根據國內外有關研究，水資源利用率超過40%的極限利用水平就可能引發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經濟問題。黃河流域及內流區水資源總量多年平均值僅為719億立方米，1990年黃河流域工農業及城鄉生活總取用水量為478億立方米，1990年為517億立方米。第二是用水浪費，地下水嚴重超采。隨著工業與城市生活用水的不斷增加，西安、太原、洛陽、呼和浩特等城市，由於連年過量開採地下水，地下水位逐年降低，形成了較大範圍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引發了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第三是水資源污染嚴重。廢污水排放量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18.5億噸增加到80年代初的21.7億噸，到90年代初達到32.6億噸。在90年代初，水質滿足III類標準以上的河段長度已不足總河長的三分之一。水質呈明顯惡化趨勢，進一步加劇了黃河流域的水資源危機。[10]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中共實行的就是計劃經濟，對黃河水資源的分配上也不例外，五年規劃中都有黃河的分水計劃。劉昌明等文章中所提到的黃河流域及內流區水資源總量多年平均值719億立方米，這本身就是一個十分不可靠的數據。賈紹鳳，張士鋒在《黃河流域可供水量究竟有多少？》的文章中指出，在平水年條件下，黃河流域的可供水量只有550至560億立方米，比原來估計的最高數低出許多。[11]在計劃經濟框架下做黃河流域水量分配，出發點是那個多年平均值。但是自然河流每年的徑流量並不是按照多年平均值流淌的，它總是偏離平均值。遇到枯水年，徑流量達不到平均值，但是各省區還是按照中央制定的計劃定量取水。這樣有的省區就無法得到計劃分配的水量。特別是特枯年份，徑流量的差額就更大。黃河三門峽站的實測年徑流量最大值為544.4億立方米（2012年），最小值僅為267.2億立方米（2002年）[12]。黃河幹流徑流量的年際變化不同，各支流徑流量的年際變化更大。在這個平均值基礎上做的各省區的分配水量計劃，最後結果造成各省區搶水，使得原有的水資源顯得更加匱乏。而沿河省市搶水的結果，導致了中央政府對黃河水量更加嚴格的管控：先保大城市，先保國有工業。農村人口生活用水就成了被遺忘的角落。
儘管黃河支流洛河發源於洛南縣，並穿過縣境，但是洛南縣的百姓，並不能直接到洛河去取水，他們沒有中央政府頒布的取水權。在中共推薦的電視劇《山海情》中就有具體的表現：黃河上劉家峽水庫管理處不給移民點放水、移民點不支付高昂的水費，就得不到生活、生產所需要的水。[13]洛南縣的另一條大河是丹江，它是漢江的支流，流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源地丹江口水庫，所以丹江的水就是要進京的貢水，洛南縣的百姓也不能直接到丹江去取水。中共壟斷了洛河、丹江的取水權，洛河、丹江流域的洛南縣農民不能得到洛河、丹江的水，自然也就成為所謂的「水資源匱乏地區」。
下面一張畫頗能說明農村飲水問題的發展，特別能說明海河流域、華北平原水資源缺乏的演變。
中共取得政權以後，馬上開始大規模的建造水庫大壩的運動，最早是在海河流域展開的。不久海河諸河流上游都建造了大水庫，控制水源，一個主要的目標就是控制洪水。在建造水庫大壩的運動中出現了人民公社這樣半軍事化的組織。人民公社又大大推動了水庫大壩的建造。黨委書記一揮黨旗，幾十萬農民上陣，推車挑泥。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海河流域甚至出現一炮炸出一個東川口水庫大壩的奇迹。海河諸河流匯集到九河下梢的天津，流入渤海。為了防止渤海海水的倒灌，中共政府決定在天津建海河閘。工程於1958年7月1日開工，1958年12月28日竣工。海河閘的泄洪能力僅為每秒1200立方米。1963年8月海河流域出現大暴雨，之前建造的水庫大壩沒有發揮所期望的防洪效益，相反300多座水庫大壩發生潰壩，也包括一炮炸出來的東川口水庫大壩。一時間海河洪水的最大流量大於每秒78000立方米。受海河閘的阻擋，洪水不能像以前一樣流入渤海，只能平地行洪，冀中，冀南平原及天津市南郊廣大地區一片汪洋，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特別嚴重。大洪水過後，1963年11月17日毛澤東發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號召，11月18日周恩來帶著錢正英等一大批官員到達天津，部署如何根治海河。主要措施就是在山區再多建水庫大壩，在平原開挖新的入海河道，如漳衛新河、子牙新河、永定新河等五條新河，擴大海河泄洪能力，以彌補建造天津海河閘后海河泄洪能力不足的問題。開挖的五條新河及渠道破壞了華北平原的水系。平日里這些新河中無水，但華北平原的地下水位隨著新河的開挖迅速下降。這就必須把原有水井加深再加深，井裡才能有一點水。1965年之後，海河流域出現了一個較長時間的乾旱，加上當時毛澤東號召農業學大寨，修水利多產糧食，錢正英等號召在華北平原打深井、建機井。過去這裏提取的是淺層地下水，可以得到降雨的及時補給；現在提取的是隔水層下面的深層地下水，重新補給需要很漫長的時間。這樣華北平原上的機井越打越多，地下水位越降越低，於是又促使機井越打越深，不久便出現了地面沈降問題，出現了深層地下水的水質問題。中共政府採用污水回灌地下水，期望地下水位下降的問題得以制止，結果是導致地下水全面污染。這樣，海河流域、華北平原就成為了中國水資源特別貧乏的地區。這個水資源的缺乏不是原有的自然條件所決定的，而是中共人定勝天、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的結果。黃萬里先生在《致水利部錢正英部長的一封信》中對此事有深刻的揭露。黃萬里先生還指出，淪陷（日本侵華）期間華北普遍設有手壓吸水機，每機可吸深度最多8米的淺層水灌五畝地[14]。這也是當時華北平原農村生活用水的主要來源。
淮河流域則是中國地表水污染最嚴重的地區。淮河流域第一次爆發大規模嚴重水污染的時間是1994年7月。當時淮河上游突降暴雨，一些水庫乘機開閘泄污。洪水所經之處魚蝦盡死。沿河各自來水廠被迫停止供水長達54天之久，百萬淮河民眾飲水告急。中共政府出台淮河流域治污規劃，從1995年開始在淮河流域進行大規模治污行動，要實現在1997年實現全流域工業污染源達標排放，2000年實現淮河水體變清的目標。經過10年時間，花費巨資集中治污以後，淮河流域嚴重水污染依舊。2004年7月，淮河又爆發了一次更大規模的污染事故。據說淮河裡「有史以來最大」的污染團，「如同巨大的黑蘑菇，從上游奔騰而下，橫掃千里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團全長133公里，總量超過5億噸，一路浩浩蕩蕩殺奔洪澤湖。洪澤湖上氨氮超過平時的60倍，水質全為劣五類。洪澤湖湖面約3500平方公里，蓄水總量約30億立方米，成為完全沒有水功能價值的一湖毒水[15]。2018年受「摩羯」「溫比亞」颱風影響，淮河流域出現大暴雨，上游水庫泄洪夾帶污水，造成洪澤湖湖水污染，大量魚蟹死亡。[16]
淮河流域是中國癌症村分佈最為密集的地區。署名為「徐超-環保研究員」的新浪微博用戶表示，中國數十「癌症村」中，64個由水污染導致，排名第一。國內網路上更是出現了《在中國，90%的癌症，是水污染引起的！》[17]的文章。2013年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和中國協和大學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聯合推出《淮河流域水環境與消化道腫瘤死亡圖集》發表，圖集包括淮河干、支流水環境變化、水污染頻度時空變化以及淮河流域人群消化道腫瘤死亡率分佈等108幅地圖。圖集利用現有監測數據，通過對數據進行再分析，描述淮河流域過去30年來水環境變化和當地人群死因，尤其是消化道腫瘤死亡水平變化。圖集向中國民眾揭示了水污染與腫瘤發病率之間的關係。根據《德國之聲》報道，中國環保人士認為這是官方機構首次證實淮河兩岸數十個「癌症村」的出現與水污染有直接關係。[18]最近幾年，「中國癌症發病率全球第一！」「中國的癌症死亡率排名世界第一！」這樣的消息在網路上廣為流傳。[19]由於高額的治療費用，一個癌症病人可以摧毀一個家庭的正常生活，談癌色變已經成為社會常態。圖5展示的癌症村居民拿著受污染的水，請求環保團體幫助檢測，希望能有科研、衛生部門和環保團體寫出評估報告，具體證明癌症村居民得病與企業排放污染物之間的關係，希望能夠得到相應的賠償。但是到目前為止，在中國沒有一個科研、衛生部門或環保團體願意伸出雙手幫助受害的居民，也沒有一個法院接受這樣的案件。科學家只是提供理論性的、宏觀的認識，不敢深入到具體的個案，唯恐觸犯某根紅線。
唯色在《西藏的污染與中國式「氣候變暖」》一文中寫道：佛教大師阿底峽用優美的詩歌讚美西藏高原的水：「雪域之水，嘗一口冰涼爽口，新鮮純凈，清澈又香甜；喝起來不傷脾胃又滋潤水田，這就是有八種優點的藏地之水。」而如今呢？祖拉康僧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當年他出家時，拉薩河水可以喝，絕對不可能有什麼病毒，但現在很可惜，河水已經不能再喝了。原因是河流上游地區對黃金等礦藏的野蠻開採。有的礦區甚至就沒有設置污水處理，導致含有化學藥物的污水橫流，使得附近村莊不但失去飲用水，只能從遙遠而崎嶇的山後連接簡陋的水管來解決生活用水。不少農牧民患上難治的怪病，生活變得很艱難。[20]西藏高原地表水水質變壞的過程也折射出中原大地地表水水質變壞的過程。
五、聯合國的國際飲水供應十年活動和世界銀行幫助中國建設貧困農村地區供水工程
中國農村飲水問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顯露出來。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1977年3月在阿根廷馬德普拉塔召開的聯合國水事會議上．提出了開展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活動的建議[21]。1980年聯合國第35屆大會決定：為實現「人人享有安全飲水與衛生」的全球性目標。自1981年至1990年定為《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以便向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提供安全飲水和衛生設施，預計這項活動將耗資1400億美元。[22]。
中國政府決定參加這一活動，看重的是由此可以直接獲得世界銀行等機構的資金和技術援助。在這框架下，聯合國所屬機構如世界銀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際開發計劃署等多項國際支援與合作項目在中國多個省份展開，加快了貧困農村地區供水與環境衛生改廁的進程。從1985年至2004年聯合國機構在中國共投資約69億美元，其中世界銀行貸款約33億美元，共建集中式供水系統6042處，分散式供水系統65772處，供水受益人口2437.71萬人，其中自來水供水受益人口佔97.15%。[23]
隨著世界銀行等機構資金的投入，外國專家也給中國帶來了農村給水設計規範、農村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等新的知識以及規範、規程和標準等。比如世界銀行投資項目規定了世行貸款項目供水工程建設的人均綜合用水量和人均投資額的指導控制標準。在中國氣溫較高的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80至100升。在中國氣溫較低的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60至80升。人均投資額控制的標準為30美元/人以下。[24]請讀者在這裏注意一下當時定下的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每人每日60至100升。
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共政府才批轉了第一部有關農村飲水問題的文件
配合聯合國的活動，1983年國務院批轉了《改水防治地方性氟中毒暫行辦法》。這是中央政府批轉的第一部有關農村飲水問題的文件。1984年中央政府批轉了《關於加快解決農村人畜飲水問題的報告》以及《關於農村人畜飲水工作的暫行規定》。[25]
劉善建《中國的用水和供水》一文中介紹說，根據1987年的統計，中國農村人口8億多，用水標準不一。北方農村生活用水，每人每日20至25升；南方農村生活用水，每人每日25至40升。中國共有牲畜2.8億頭，其中內蒙古、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吉林和四川等7省區佔40%以上。一般大牲畜每頭每日飲用水25至35升，中等牲畜每頭每日8至25升。
除了上述水量標準，當時還定下一個飲用水困難的取水距離標準：
——用水距離1000米以上；
——高差在100米以上。
由此得出，中國農村需要解決飲用水困難的地區的人口1.65億，牲畜1.07億頭[26]。這篇文章收在錢正英主編的1991年出版的《中國水利》一書中，該書份量很重，有中英文版，作者都很有來頭，該書錢正英主編的最重要書籍。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解決農村飲水困難才正式納入國家五年規劃。在中國一項工程只有編入五年規劃才算是受到了重視。1991年國家制定了《全國農村人畜飲水、鄉鎮供水10年規劃和「八五」計劃》（「八五」計劃指1991年至1995年）。1994年把解決農村人畜飲水困難納入《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進一步通過財政資金和以工代賑渠道增加投入。利用世界銀行的貸款，中國多個省市開展了解決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的工程，如甘肅省實施了「121雨水集流工程」，貴州省實施了「渴望工程」，內蒙古自治區實施了「380飲水解困工程」等等。[27]199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在國家統計局編寫的《新中國五十年》一書中指出，到1998年全國農村70%以上的行政村用上了安全衛生水[28]。
《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十一五」規劃指2006年至2010年）回顧歷史指出，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了約2.16億人的農村飲水困難問題。按照1984年發布的農村人飲困難標準統計，到2000年底，全國農村仍有4639萬人飲水困難，其中2042萬人屬於《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遺留的，2597萬人是由於人口增加、水源枯竭、工程老化等原因新增的。2000年，國家編製了《全國解決農村飲水困難「十五」規劃》（「十五」規劃指2001年至2005年），提出了分階段解決農村飲水困難的目標，第一階段解決《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遺留的飲水困難問題，儘快完成和實現該計劃所確定的飲水解困任務和目標；第二階段解決新出現的飲水困難問題，力爭到「十五」末基本解決我國農村現存的飲水困難問題，保證群眾基本的生活用水要求。2001～2004年，中央共安排國債資金597億元，地方和群眾籌資85.5億元，解決了561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問題。[29]
根據中共政府發表的數據，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了約2.16億人的農村飲水困難問題。在2001年到2004年期間再解決561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問題，中國農村的飲水困難問題就基本解決了。
七、沒完沒了的農村飲水安全問題
到了2004年底，出來了新的數據。根據全國調查結果，截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分散式供水人口為5.81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62%；集中式供水人口為3.62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38%（主要為200人以上或日供水能力在20立方米以上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工程）。中國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為3.228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34%。其中，飲水水質不安全人口為2.2722億人，占飲水不安全人口的70%；水量不足、保證率低、取水不便人口為9558萬人，占飲水不安全人口的30%。[30]新數據暗含中國農村人口9.4億。
經過2001～2004年四年時間，投資682.5億元資金，原有的有飲水困難問題的5618萬農村人口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增加到3.228億人，其中70%的人是因為飲水水質問題，而另外30%是水量不足、保證率低、取水不便，可見中國農村飲用水的水質是主要問題，而不是中共所稱的水資源不足或者分佈不均勻造成的水量等問題。扣除2005年《應急規劃》已解決的1104萬人，到2005年底，全國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為3.1176億人。原定的目標，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存在的飲水困難問題可以基本解決，群眾的基本生活用水要求得到保證，全部泡湯。中共政府未解釋其中的原因。
按照《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計劃在「十一五」規劃期間解決3.228億人中一半即1.6億農村人口的飲水不安全問題。以2005年為價格水平年，實施「十一五」規劃全國人均需要投資403元/人，西部、中部、東部地區分別為423元/人、392元/人、386元/人，共需要投資650億元。
五年之後，出台了《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規劃》（「十二五」規劃指2011年至2015年），文件總結道：「十一五」期間，國家累計安排投資1009億元，其中中央預算內投資590億元，解決了2.1億農村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超額完成任務。《規劃》還特別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解決農民飲水問題，不斷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已累計解決了4億多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和飲水不安全問題，其中「十一五」期間解決了2.1億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這裏暗含從中共執政以來至「十五」期末，解決了1.9億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這個數據與《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中的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了約2.16億人的農村飲水困難問題的信息是矛盾的。《規劃》又提出了「十二五」時期要解決全國2.98億農村人口（含國有農林場）的飲水安全問題和11.4萬所農村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使全國農村集中式供水人口比例提高到80%左右，供水質量和工程管理水平顯著提高。[31]
據說「十一五」期間超額完成任務，解決了2.1億農村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十一五」規劃時，中國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是3.228億人，解決了2.1億農村居民的問題，應該還剩1.128億人，但是「十二五規劃」期間卻要解決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人口是2.98億，又多出了1.148億人。
「十二五」結束時，水利部部長陳雷宣布，「十二五」期間解決了3億多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其中2015年一年就解決6434萬農村居民和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32]又比原來飲水不安全的2.98億人多出一些。
水利部農村飲水安全中心張漢松總結說，2005年至2015年（即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通過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共安排2817億元，其中中央投資1825億元，解決了5.2億農村居民和4700多萬農村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十三五」期間（2016年至2020年）實施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擬安排中央補助資金220億元，重點用於解決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解決農村飲水安全情況。
2020年8月21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國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宣布，中國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已得到全面解決。「十三五」期間，中國決定實施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水利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7月底，鞏固提升受益人口2.56億人，其中解決了1710萬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全國農村集中供水率和自來水普及率由2015年的82%和76%分別提高到2019年底的87%和82%。[33]
2021年4月6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將「十三五」期間的成績做些修改：「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和鞏固提升工程，累計解決2889萬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飲用水量和水質全部達標，3.82億農村人口受益；貧困地區自來水普及率從2015年的70%提高到2020年的83%。」[34]
從上述發表的數據可以得到下述解決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的累計數字：
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農村飲水困難問題的人口：約2.16億人；
十一五規劃和十二五規劃期間（2005年至2015年）：5.2億人；
十三五規劃期間（2016年至2020年）：0.2889億人（不包括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
累計7.6489億人。
按照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提供的數據，中國農村人口9.4億人。那麽從1949年到2020年，特別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2020年，一共解決了7.6489億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占農村總人口的81.4%。
按照水利部官員劉善建《中國的用水和供水》的文章，根據1987年的統計，當時中國農村需要解決飲用水困難的地區的人口為1.65億，佔中國農村人口8億多的20.6%。
對比兩組數據，5.9989億有飲水安全問題的農村貧困人口是在1987年之後產生的。這些有飲水安全問題的農村貧困人口的產生，不是確定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指標有所提高了，恰恰相反，指標是大大降低了，特別是水質指標。
八、2004年中國農村飲用水的四條標準
下面談談農村飲水水質標準的變化。
根據水利部農村飲水安全中心提供的數據，2001年至2004年，中央政府安排國債資金97億元，地方和群眾籌資85.5億元，一共解決了561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問題，基本結束了中國農村嚴重缺乏飲用水的歷史[35]。
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嚴重缺乏飲用水的問題已經基本結束，這本是大好的消息。但是此時中國農村飲水的嚴重問題才真正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的議事日程，這是中共最高層對大好消息的非邏輯信反應。2005年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們的奮鬥目標是，讓人民群眾喝上乾淨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氣，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在2005年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座談會提出：「要把切實保護好飲用水源，讓群眾喝上放心水作為首要任務。科學規劃，落實措施，統籌考慮城鄉飲水，統籌考慮水量水質，重點解決一些地方存在的高氟水、高砷水、苦鹹水等飲用水水質不達標的問題以及局部地區飲用水嚴重不足的問題。」
按照中央領導關於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指示精神，以及中央關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要求，國家發展改革委、水利部和衛生部編製了《2005～2006年農村飲水安全應急工程規劃》，2005年3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該規劃。按照國家對「十一五」（2006至2010年）規劃編製工作的總體部署，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關於「加快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的要求，國家發展改革委、水利部和衛生部共同編製了《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在這個規劃的附件中，包含了2004年11月水利部、衛生部頒布的《農村飲用水安全衛生評價體系》。[36]
《農村飲用水安全衛生評價指標體系》分安全和基本安全兩個檔次，由水質、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證率四項指標組成。四項指標中只要有一項低於安全或基本安全最低值，就不能定為飲用水安全或基本安全。
四項指標如下：
水質：符合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要求的為安全；符合《農村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的為基本安全。
水量：每人每天可獲得的水量不低於40－60升為安全；不低於20－40升為基本安全。根據氣候特點、地形、水資源條件和生活習慣，將全國分為5個類型區，不同地區的具體水量標準可參照附表確定。
方便程度：人力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10分鐘為安全；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20分鐘為基本安全。
保證率：供水保證率不低於95%為安全；不低於90%為基本安全。
2004年11月水利部、衛生部頒布的《農村飲用水安全衛生評價體系》中的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是指1985年由衛生部提出的國家標準（GB5749—85），該標準適用於城鄉供生活飲用的集中式給水（包括各單位自備的生活飲用水）和分散式給水。這個飲用水衛生標準一共有35個指標。
對於農村飲用水則採取更低的要求，即農村則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檢測指標從35個減少到20個，許多指標的限制值也都放寬。
城鎮居民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要求高，農村居民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低，在中國這個二元社會一直被認為是合理的。這是因為城鎮居民的命貴，農村居民的命賤。
九、2006年中國頒布新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和《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
2006年12月29日衛生部聯合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取代了1985年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 5749-85）。新標準自2007年7月1日起開始執行，全部指標最遲於2012年7月1日實施。1985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只有35項水質指標，2006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增加至106項水質指標，其中新增71項，並修訂了8項。
據說2006年《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參考了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uidelines for Drinking-water Quality, third edition. Vol. 1, 2004, Geneva）、歐盟（EU』s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Council Directive 98/83/EC on the quality of water intend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Adopted by the Council, on 3 November 1998）、美國（US EPA.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and Health Advisories, Winter 2004）、俄羅斯（俄羅斯國家飲用水衛生標準, 2002年1月實施）和日本（日本飲用水水質基準（水道法に基づく水質基準に關すゐ省令），2004年4月起實施）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是世界上最為嚴格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共媒體確實好好吹捧了一番。
在2006年新頒布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也有針對農村地區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在城鎮供水方面，水質指標從35項增加至106項，限值要求也提高了；但是對農村的水質要求，水質指標從1985年的20項減少到2006年的14項，一些水質指標的限值也有了放寬。
《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的標準比城鎮使用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低了許多。
農村和城鎮飲用水標準對比：
指標 農村標準 城鎮標準
菌落總數（CFU/mL） 500 100
砷（mg/L） 0.05 0.01
氟化物（mg/L） 1.2 1.0
硝酸鹽（以N計，mg/L） 20 10，地下水源限制時為20
色度（鉑鈷色度單位） 20 15
渾濁度（NTU-散射濁度單位） 3，水源與凈水技術條件限制時為5 1，水源與凈水技術條件限制時為3
pH（pH單位） 不小於6.5且不大於9.5 不小於6.5且不大於8.5
溶解性總固體（mg/L） 1500 1000
總硬度(以CaCO3計，mg/L) 550 450
耗氧量（CODMn法，以O2計，mg/L） 5 3，水源限制，原水耗氧量＞6mg/L時為5揮發
鐵（mg/L） 0.5 0.3
錳（mg/L） 0.3 0.1
氯化物（mg/L） 300 250
硫酸鹽（mg/L） 300 250
表1：農村和城鎮飲用水標準對比，筆者製作
十、2018年頒布的中國農村飲用水的四條標準
按照規定，2006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全部指標最遲於2012年7月1日實施。但是在實踐中並沒有得到完整的落實，沒有一個城市的自來水廠可以說，它的自來水百分之一百地符合這106項水質指標的要求。大多數自來水只能滿足部分水質指標的要求，所以自來水廠只是公布它們檢測合格的指標，不合格的、沒有檢測的指標就不公布。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張雲川曾經指出：「不管北方南方，對於國家規定的106項飲用水指標，能夠滿足檢查的儀器設備不足50%。最嚴重的、對人體危害最大的指標，沒有辦法檢查，甚至連裝備都沒有。」[37]國內媒體時有報道說，某某水廠的自來水106項指標全部合格。如果真是如此，這些自來水是可以直接飲用的。按照質量標準，自來水中不得含有大腸菌群、耐熱大腸菌群和大腸埃希氏菌。但是無論自來水廠設備如何先進，也還是做不到這一點。中國城鎮自來水質量不好的關鍵在於原水質量不好。按照中國現行標準，自來水廠水源地的水質達到III類水即符合標準。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陶濤教授認為：「我們希望水源區的水可達到II類。但由於污染嚴重，即使水源地標準已降至III類，許多城市仍然尚未達標。」[38]陶濤教授沒有道明的是，現行的III類水只是過去的IV類水，是污染水，是不能做飲用水水源的。現行的II類水是過去的III類水，是合格的飲用水水源。中共也是通過降低標準，才使得中國地表水水質的數據變得好看一些，但是這不能更改地表水受到嚴重污染的事實。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閱讀筆者的《連個水都沒法喝 厲害啥？我的國！》[39]。
同樣，針對農村地區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也難以得到完整的落實。如前面已經論述的，確保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中最基本的底線。201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國務院曾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目標：到2020年，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40]
到2020年，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這是習近平定下的死任務，而解決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是實現脫貧的前提。如果繼續執行2004年版或者2006年版《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那麽「全面完成脫貧任務」是根本不可能的。
都說中共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在解決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上，中共的辦法是不斷降低標準。
2017年11月，中國水利學會開始《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的編製工作。標準於2018年3月29日通過理事長辦公會審議併發布，2018年6月1日起正式實施。2018年8月，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發布了《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關於堅決打贏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戰的通知》（水農[2018]188號）。該《通知》規定，各地可直接使用中國水利學會發布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開展農村飲水安全評價工作。[41]
2006年之前，中國有兩套《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一套是衛生部編製的，一套是建設部編製的（兩個部的名稱時有變化），鬧得不可開交，特別是是各地自來水廠屬城建部門管理，根本不聽衛生部的。2001年經國務院批准成立了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統一管理全國標準化工作，其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負責組織、協調和編製國家標準。2006年衛生部聯合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編製了《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國才有統一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如今，中國農村地區又有了兩套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一套是衛生部聯合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編製的；一套是中國水利學會編製的。中國水利學會編製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並不是國家標準，而只是行會標準，並不具備權威性。而且中國水利學會編製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標準低，起不到保護公民身體健康的目的。但是2018年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發布的《關於堅決打贏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戰的通知》，卻同意採用了這個低標準。
2018年與2004年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的對比
2018年的標準 2004年的標準
水量方面 豐水地區每人每天可獲取的水量不低於35升，缺水地區不低於20升。 每人每天可獲得的水量不低於40－60升為安全；不低於20－40升為基本安全。根據氣候特點、地形、水資源條件和生活習慣，將全國分為5個類型區，不同地區的具體水量標準可參照附表確定。
水質方面 農村集中供水工程的用水戶，要執行現行水質標準；分散供水工程的用水戶，要求飲用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無異色異味、用水戶長期飲用無不良反應。 符合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要求的為安全；符合《農村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的為基本安全。
用水方便程度 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20分鐘，取水距離不超過800米；牧區可適當放寬。 人力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10分鐘為安全；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20分鐘為基本安全。
供水保證率 供水保證率要大於90%，即一年90%以上的時間供水能得到保障。 供水保證率不低於95%為安全；不低於90%為基本安全。
表2：2018年與2004年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的對比，筆者製作
通過對比可以看到，2018年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比2004年的標準更低，特別是在水量和水質方面。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世界銀行幫助中國搞農村供水設施，制定的人均綜合用水量標準是：在氣溫較高的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80至100升；在氣溫較低的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60至80升。
到了2004年，標準降低為每人每天可獲得的水量不低於40－60升為安全；不低於20－40升為基本安全。
到了2018年，標準再次降低，豐水地區每人每天可獲取的水量不低於35升，缺水地區不低於20升。
農村飲水安全中的水量，不但包括每天必須的飲用水，燒飯燒菜用水，還包含日常個人衛生用水，即洗臉、洗澡、漱口用水等，並統籌考慮飼養畜禽和二、三產業等用水等等。
作為對比，2018年中國城市人均家庭生活用水量為每人每天131升[42]。中國農村地區脫貧的標準是每人每天不低於20升，僅為城市人均消費量的15%。用這個標準來判定是否脫貧，實在是太低了。
在水質方面，2018年的評價標準更是沒有了道德底線。2004年農村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裏面有水質標準20項，與當時城鎮實施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的水質標準35項相比，一半多的指標要求檢測，雖然各項標準的限制值有所差別，但也要經過實驗室的化驗，才能確定是否合格，就是說，還有個科學的、客觀的標準。到了2006年，水質標準下降到14項，但是各項標準依然保留有限制值，也還要經過實驗室的化驗。到了2018年，水質標準只剩下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和無異色異味。就是說，水質檢測不用到實驗室去了，沒有任何定量的指標，只要用肉眼看一下，用鼻子聞一下，就可以知道水質的好壞了。難怪洛南縣農民從取水點拉回來的水，用紗布裹住管子，就算過濾了。這樣經過紗布過濾的水，就能滿足2018年水質標準的要求了。
中共領導人江澤民喜歡說「與時俱進」。但是中共在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方面，不是與時俱進，而是與時俱退。正是依靠2018年頒布的農村飲水安全的低標準，才有了2020年全面脫貧的勝利。這種勝利有意義嗎？喝了這種「合格」的飲用水，能保證農村居民的身體健康嗎？能保證不得癌症嗎？能保證不返貧嗎？
就是《百度百科》也看不下去，在農村飲水安全工程詞條中關於水質的解釋，還是說應該符合《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的要求[43]，就是2006年發布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的要求。
十一、中國人口普查數字戳穿了中共的謊言
談到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一些專家都把問題推到中國城鎮化率低，農村人口眾多，農村人口有9.4億之多。說到中共的偉大，就是截至2020年一共解決了7.6489億農村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
但是根據中國第一次（1953年）至第七次（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中國農村人口從來沒有達到過9.4億人。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中國農村人口達到8.0739億人，這是農村人口的最大值。如果說，從1949年到2020年一共解決了7.6489億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占農村總人口最高時8.0739億人的94.7%。
人口普查 全國人口 城鎮人口 比例 農村人口 比例
2020年 14.1178億人 9.0199億人 63.89% 5.0979億人 36.11%
2010年 13.3972億人 6.6557億人 49.68% 6.7415億人 50.32%
2000年 12.6583億人 4.5844億人 36.22% 8.0739億人 63.78%
1990年 11.3368億人 2.9971億人 26.44％ 8.3397億人 73.56％
1982年 10.0818億人 2.1082億人 20.91％ 7.9736億人 79.09％
1964年 6.9458億人 1.2710億人 18.30％ 5.6748億人 81.70％
1953年 5.8260億人* 0.7726億人 13.26％ 5.0534億人 86.74％
*1953年人口按城鎮人口加上農村人口計算
2000年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與其他來源略有不同
表3：中國曆次人口普查中的農村人口，數據來源：維基百科
如果中共政府發布的數據為真，那麽，中國農村有飲水安全問題的7.6489億人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產生的，其中絕大多數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是在2000年之後產生。人們不僅要問：中共到底是問題的解決者？還是問題的製造者？
如果中共政府發布的數據為假，沒有解決7.6489億農民的飲水安全問題。那麽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特別是是2000年之後，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五、六千億元的投資[44]到底進了誰的腰包里？
回到陜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脫貧摻假被曝光，村民拉來的地表水經過紗布的過濾，便達到了飲用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的要求，也就達到了脫貧的要求。
就是這樣飲用水的水質，村民一個月要花50元拉水。再把拉來的水存在旱窖里，折算下來，一噸水需要花費50到60元錢。水費是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中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中共政府現在最為焦急的問題就是農村地區的水費收不上來。2021年3月2日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在全國農村水利水電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完善農村供水水費機制[45]。這些年來，水利部的領導喋喋不休地宣傳要建立合理水價形成和水費收繳機制。採取剛性措施收繳水費，指導督促地方落實現行水價政策，合理核定供水成本，因地制宜實施單一制、兩部制、階梯式等水價制度，推行計量收費等等。
四、五千年中國農村居民習慣於直接取用井水、泉水、江河水、山溪水、池塘水，那時的水質也都能滿足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無異色異味、長期飲用無不良反應的要求，現在他們並沒有獲得安全潔凈的自來水，沒有享受到便利優質的供水服務，當然不願意繳納高昂的水費，因為商品的質量低劣。但是，如今中共壟斷了全國的水資源和水權，所以中國農村居民將不得不為低質的飲用水交納水費，而且水價只會越來越高。
前言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這些都是幾十年來中國人聽慣了的歌聲。2020年中國在習近平的引領下，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迹。習近平就是中共的紅太陽、毛澤東式的英明舵手。
2021年4月23日晚，陜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脫貧摻假在CCTV《經濟半小時》被曝光，脫貧摻假主要涉及的是農村貧困人口飲用水問題。本文並不關注這個爆料是否是劍指習近平的脫貧奇迹，而是關注人們忽略的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中國農村人口的飲用水問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人類逐水而居。過去中國農村人口依靠河水、泉水、水井而生存，就是說依靠水資源的自然分佈而滿足生活用水需求。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農業物理學系教授富蘭克林·H·金在《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一書中指出，中國鄉村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徵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與城鎮互促互進、共生共存，共同構成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這裏依靠的是自然凈化的環境，實施的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富蘭克林·H·金在1909年到訪中國，1911年撰寫了這本書，那時中共還沒有成立。中國五億農民依靠老天恩賜的資源，循環利用，精耕細作，造就了東方的永續農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農村土地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化與城鄉二元戶籍制使得居民失去了遷徙的自由，加上中共推動的改造山河運動，自然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的破壞，水資源的過度開發，導致河流乾涸和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再加上掠奪性的礦產資源開採、工業污染以及農業大量使用化肥、農藥所形成的污染等，農村人口的飲用水問題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逐步顯現出來，一步一步地成為中國農村貧困的一個主要問題。遍布中國廣大農村的癌症村、不斷升高的癌症得病率與癌症死亡率就是最好的實證。
1980年聯合國第35屆大會決定：為實現「人人享有安全飲水與衛生」的全球性目標，自1981年至1990年為《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中國政府參加了這個行動，世界銀行等組織提供大量貸款，外國專家給中國帶來了農村給水設計規範、農村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等新知識。兩年後的1983年中共政府才第一次轉發了關於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的文件，1991年解決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的資金才納入五年規劃。參照世界銀行專家帶來的標準，2004年國家發改委、衛生部和水利部制定農村飲用水評價標準，包括水量、水質、範圍和保障程度。2006年衛生部和國家標準委員會制定《中國飲用水質量標準》，其中包括附件表4的農村飲用水質量標準，與城鎮飲用水質量標準的106項檢測指標相比，檢測指標只有14項，而且限值標準低。可以說這是最低要求了。
201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目標：到2020年，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而確保飲水安全被認為是脫貧攻堅中最基本的底線。但是按照2006年衛生部和國家標準委員會制定的農村飲用水質量標準，中共的脫貧目標根本無法按期實現。為此，一個根本無權制定國家標準的中國水利學會於2018年出台了一個新的農村飲用水評價，再次降低了農村飲用水標準，特別是在水質方面，只要飲用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無異色異味即算符合標準。就這樣2020年的中共如期完成了所謂消除絕對貧困的任務，造了一個人間奇迹。
最後回到陜西洛南縣，這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素有「小關中」之稱。洛南縣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河網密度為每平方公里0.754公里，號稱森林覆蓋率68.9%。在水土資源如此豐富的地區，出現缺水貧困現象，這不是老天待洛南縣不公。陜西洛南縣脫貧造假，只是揭開了中國脫貧黑幕的冰山一角。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發現問題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如今已經40多年過去了，中共依然沒有能夠解決問題。為什麼大量資金投下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下去了，問題還是不能得到解決？還是需要依靠瞞報、需要數據造假、需要降低標準來粉飾。原因很簡單，沒有人敢於追究問題的來源。不知道問題的來源，是無法最終解決問題的。愛因斯坦說：思考是件苦差事，因此很少會有人這麼去做。本文嘗試著去思考這個問題。
一、陜西洛南縣脫貧造假
2021年4月23日晚，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財經頻道在《經濟半小時》欄目中，陜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脫貧摻假被曝光[1]，引起國內外媒體和民眾的嘩然，因為脫貧是習近平上台以來可以標榜的最大成就。
根據記者的報道，洛南縣脫貧摻假主要體現在農村人口的生活飲水安全問題上。這裏摘錄其中的幾段報道[2]：
——無水可用的村鎮，水利部門竟然「政績斐然」。
——這位大姐介紹，從她住進這個院子就一直沒有通水，取水設施旁，記者看見水泥池子已經廢棄了，水管上的水龍頭也早已不見蹤影。
——程線軍家真實的用水情況又是怎樣的呢？程線軍說，幾年前，他咬緊牙關、東拼西湊買來了拉水用的三輪車，一次最多可以拉一噸水。夏天一罐水用十幾天、二十天，去拉一回水至少得兩小時，燒油就得二三十塊錢。
——為了更準確地調查脫貧群眾家庭用水的實際情況，記者決定跟著丁先鋒一起去拉一趟水。從村裡出發，行駛了半個多小時，終於從陜西省來到了河南省的一個蓄水池。丁先鋒和兒子輕車熟路地做起了準備工作，把一節節水管接起來連到塑料桶里之後就開閘接水。在接水過程中，為了防止管子斷開，將近半個小時的時間里，丁先鋒一直用手抓著介面處。記者發現，水裡明顯能看到很多雜質。丁先鋒告訴記者，在當地，像他這樣有車有桶可以自己去拉水的村民其實並不多。由於大多數勞動力都已外出打工，現在大多數村民還要花錢請人拉水，再把拉來的水存在旱窖里，折算下來，一噸水需要花費50到60元錢。
——從取水點拉回來的水，用紗布裹住管子，就算過濾了。由於取水困難，村民們只能是省之又省。
——靈口鎮三星村同樣是在2019年退出了貧困村的序列。喬春娥是三星村的村民，在她的眼中，家裡從來不出水的水龍頭，就是一個中看不中用的擺設。她指著一個長滿了青苔、直徑不到兩米的水池說，這就是周圍十幾戶人家的水源。喬春娥嫻熟地撇開水面上漂浮著的雜物，記者看到在水中還有蝌蚪和一些浮游生物。喬春娥告訴記者，這個水窪可是周圍十幾戶街坊眼中的寶貝，等到天氣熱一點或是農忙的時候，大傢伙甚至搶著來挑水。
——為了解決吃水難題，三星村的村民們想盡了各種辦法，除了去水窪里挑水，一位村民還在房檐上鋪設了管子，這樣雨季來臨時就可以把雨水收集到自家的旱窖里了。
——在靈口鎮的走訪中，記者發現，很多面臨飲水難題的鄉親們都是建檔立卡的貧困戶，在他們家中的「明白卡」上，飲水一欄卻都打上了飲水安全的標誌。
（摘錄完）
洛南縣脫貧摻假主要涉及脫貧中確保飲水安全的四條標準：水量、水質、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證率，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農民無力支付和不願支付的高水價。
二、陜西洛南縣的自然地理環境評價
首先要糾正央視報道中對洛南縣區位和自然條件的評價。報道說，陜西省洛南縣是個偏遠的小縣城，在秦嶺南麓的山區里，受區位和自然條件的限制，這裏曾經是國家級貧困縣，脫貧攻堅一直是當地一項重要的任務。
洛南縣位於陜西省東南，秦嶺東段南麓，華山之陽，洛河源頭。這裡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人文初祖軒轅黃帝史官倉頡5000多年前在洛南指掌而創文字。《河圖》《洛書》為《周易》之源，其中「洛書」，俗稱「神龜負書」出洛水于洛南靈口。曹植寫的《洛神賦》開篇就是：「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洛神是指宓妃，她是傳說中古帝宓羲之女，溺水死於洛水而為神。關中平原被稱為天府之國，秦始皇就是利用關中平原的經濟實力統一了中國。而洛南縣則有陜西小關中之稱，可見當地水土資源的富裕。
洛南縣面積2830平方公里，2016年戶籍人口46.33萬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64人（實際常住人口更少）。洛南縣屬於暖溫帶南緣季風性濕潤氣候，年平均氣溫11.1℃，總的氣候特點是：四季分明，氣候溫和，雨量充足，夏無酷暑，冬無嚴寒，入選「中國避暑名縣榜」，全域處於秦嶺生態環境保護區。洛南縣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在中國北方地區、在陜西省屬於降雨多的地區。洛南縣河流眾多，境內長度在1公里以上大小河溝1366條，構成扇形或葉脈形的水系網路，河網密度為每平方公里0.754公里。大的河流上有屬於黃河水系的洛河和屬於長江水系的丹江。水力資源較為豐富，總徑流量8.449億立方米，人均徑流量1824立方米，高於陜西省人均水平。洛河正好橫穿洛南縣靈口鎮。洛南生物資源得天獨厚，種類繁多。大鯢、林麝、青羊等珍稀生物在此棲息，設立靈口大鯢自然保護區。林業用地面積248.91萬畝，常見樹種160多個品種，主要有柏、松、殼斗、樺樹、楊樹、玄參、核桃、柿子、薔薇、漆、苦木、槭及竹亞等科，號稱森林覆蓋率68.9%。這裏做個簡單對比：德國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37人，年降雨量500至1000毫米，森林覆蓋率33%。
秦嶺被認為是中國的龍脈，中國風水最好的地區，也就是自然條件最好的地區。在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河網密度每平方公里0.754公里、森林覆蓋率68.9%、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164人的地區，出現農村貧困人口缺少安全飲用水的問題，確實是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三、確保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中最基本的底線
據說中國現行的脫貧標準是一個綜合性的多維指標，2020年收入達到人民幣4000元左右，並且做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醫療、義務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簡單說一共是三個概念：
——年收入4000元；
——兩不愁；
——三保障。
脫貧標準中並沒有關於飲用水安全這一條，有人解釋說，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不愁吃這一條之中；也有人解釋說，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住房安全有保障這一條之中。
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不愁吃這一條之中，中共政府部門在政府信息公開中是這麼宣傳的：提高政治站位，確立農村飲水安全首要位置。農村飲水安全是實現脫貧攻堅「兩不愁三保障」總體目標中「不愁吃」的重點工作，全面解決農村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最基本的目標和底線性任務之一[3]。2018年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發布的《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關於堅決打贏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戰的通知》（水農[2018]188號）指出：解決建檔立卡貧困戶飲水安全問題，是實現脫貧攻堅「兩不愁、三保障」總體目標中「不愁吃」的重點工作，是中央對省級黨委政府扶貧開發成效考核的重要內容。[4]
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三保障的住房安全有保障這一條之中，這個說法是來自習近平的指示。2019年4月16日習近平指示說：「還比如，『三保障』工作不紮實，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和飲水安全等方面還存在薄弱環節。」[5]
2021年3月25日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發表講話：「今天，我們隆重召開大會，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迹！」習近平特別指出：「貧困人口收入水平顯著提高，全部實現「兩不愁三保障」，脫貧群眾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飲水安全也都有了保障。」
可是習近平並沒有說明，貧困中的飲用水安全問題是自什麼時候開始？產生問題的原因又是什麼？到2020年底中國農村飲用水安全問題是否真正得到了解決？
四、中國農村飲水問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原因是人口不能自由遷徙，生態環境破環、水資源過度開發和工農業污染以及中共政權對水資源的完全控制
中共黨史認為，中共取得政權靠的是農村包圍城市，農民問題一直是中共最為關心的問題。「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得到了廣大貧苦農民的堅決支持和擁護。中國農村有土地佔有不均的問題，有一些人吃不飽飯的問題，有糧食產量不高的問題，有水利灌溉設施匱乏等等一系列的問題，但是農村人口的飲水長期以來就不是一個問題。
中國是個水資源條件相當不錯的國家[6]。人類逐水而居，過去中國農村人口依靠河水、泉水、水井而生，就是說依靠水資源的自然分佈而滿足生活用水需求。宋代詞人李之儀的《卜運算元》中有：「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一江水。」正說明，地表河流是生活用水的主要來源，此外淺層的地下水、泉水也是生活用水的來源。富蘭克林·H·金教授在《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一書中更是明確指出，中國的鄉村四千年依靠的是自然凈化的環境，實施的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並沒有缺少飲用水的問題。筆者1969年到北大荒、黑龍江省富錦縣二龍山公社龍陽大隊插隊落戶。村子里的老鄉大多數是從山東膠東半島「闖關東」到這裏來的。龍陽大隊四百多口人，村子里有幾口水井，滿足村民的生活用水要求。
中國有不少研究毛澤東水利思想的書籍和文章，有紀錄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人關心水利建設的書籍和文章，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周恩來還是其他中央領導人，都沒有把中國農村飲水視作是一個緊迫需要解決的問題。[7]
中國農村飲水問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顯露出來。現在官方版本經常使用的一句話就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度重視農村飲水工程建設……[8]專家們用筆輕輕一帶，時間就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中國的一些學者把中國農村貧困、農村人口缺乏飲用水安全的問題歸之於老天，老天待中國不公。張春玲等在《淺析中國水資源短缺與貧困關係》一文寫道，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農村貧困人口多，減貧任務艱巨。多數貧困農村水資源相對短缺，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供水安全難以保障，農業靠天吃飯現象嚴重。張春玲等認為，中國水資源短缺是中國農村貧困、農村供水安全難以保障的主要原因。[9]
筆者認為，中國農村飲水問題之所以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顯露出來，正說明農村供水安全難以保障的主要原因並不是中國水資源的短缺和分佈的不均勻，而是另有原因。筆者以為，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是禁止人口的自由遷徙，中共用城鄉戶口制度將農村人口牢牢地綁在那一塊土地上，哪怕是某個地區的自然社會條件發生了很大的不利於人類生存的變化；
其次是中共提倡改天換地重整河山、大躍進、人民公社、砍伐森林、圍墾河流、湖泊、濕地等等運動破壞了中國的生態環境；
再者是對水資源的過度開發，近10萬座水庫大壩控制了幾乎所有的河流，阻礙了水的自然流動，致使河流自凈能力銳減；
第四是工業和農村中小工業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污染程度可謂名列世界前茅；
第五是農村大量使用化肥、農藥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污染範圍之廣，世界第一；
最後是中共對水資源的壟斷，控制取水權而收取高額水費。
黃河、海河、遼河、淮河、西北諸河流域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量已接近其可利用量，海河區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量已達其可利用量的133%。為了彌補地表水的不足，繼而大量開採地下水乃至深層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破壞了原有的農村人口的供水設施，導致農村人口飲水問題的範圍和嚴重程度不斷擴大。
劉昌明等在《淺析水資源與人口、經濟和社會環境的關係》一文認為：世紀之交，當中國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時，又面臨著第二貧困——水貧困，水的問題已經成為21世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突出的重大問題。這個判斷是十分中肯的。劉文以黃河流域加以說明。首先是水資源開發過度，水資源利用率太高。根據國內外有關研究，水資源利用率超過40%的極限利用水平就可能引發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經濟問題。黃河流域及內流區水資源總量多年平均值僅為719億立方米，1990年黃河流域工農業及城鄉生活總取用水量為478億立方米，1990年為517億立方米。第二是用水浪費，地下水嚴重超采。隨著工業與城市生活用水的不斷增加，西安、太原、洛陽、呼和浩特等城市，由於連年過量開採地下水，地下水位逐年降低，形成了較大範圍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引發了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第三是水資源污染嚴重。廢污水排放量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18.5億噸增加到80年代初的21.7億噸，到90年代初達到32.6億噸。在90年代初，水質滿足III類標準以上的河段長度已不足總河長的三分之一。水質呈明顯惡化趨勢，進一步加劇了黃河流域的水資源危機。[10]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中共實行的就是計劃經濟，對黃河水資源的分配上也不例外，五年規劃中都有黃河的分水計劃。劉昌明等文章中所提到的黃河流域及內流區水資源總量多年平均值719億立方米，這本身就是一個十分不可靠的數據。賈紹鳳，張士鋒在《黃河流域可供水量究竟有多少？》的文章中指出，在平水年條件下，黃河流域的可供水量只有550至560億立方米，比原來估計的最高數低出許多。[11]在計劃經濟框架下做黃河流域水量分配，出發點是那個多年平均值。但是自然河流每年的徑流量並不是按照多年平均值流淌的，它總是偏離平均值。遇到枯水年，徑流量達不到平均值，但是各省區還是按照中央制定的計劃定量取水。這樣有的省區就無法得到計劃分配的水量。特別是特枯年份，徑流量的差額就更大。黃河三門峽站的實測年徑流量最大值為544.4億立方米（2012年），最小值僅為267.2億立方米（2002年）[12]。黃河幹流徑流量的年際變化不同，各支流徑流量的年際變化更大。在這個平均值基礎上做的各省區的分配水量計劃，最後結果造成各省區搶水，使得原有的水資源顯得更加匱乏。而沿河省市搶水的結果，導致了中央政府對黃河水量更加嚴格的管控：先保大城市，先保國有工業。農村人口生活用水就成了被遺忘的角落。
儘管黃河支流洛河發源於洛南縣，並穿過縣境，但是洛南縣的百姓，並不能直接到洛河去取水，他們沒有中央政府頒布的取水權。在中共推薦的電視劇《山海情》中就有具體的表現：黃河上劉家峽水庫管理處不給移民點放水、移民點不支付高昂的水費，就得不到生活、生產所需要的水。[13]洛南縣的另一條大河是丹江，它是漢江的支流，流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源地丹江口水庫，所以丹江的水就是要進京的貢水，洛南縣的百姓也不能直接到丹江去取水。中共壟斷了洛河、丹江的取水權，洛河、丹江流域的洛南縣農民不能得到洛河、丹江的水，自然也就成為所謂的「水資源匱乏地區」。
下面一張畫頗能說明農村飲水問題的發展，特別能說明海河流域、華北平原水資源缺乏的演變。
中共取得政權以後，馬上開始大規模的建造水庫大壩的運動，最早是在海河流域展開的。不久海河諸河流上游都建造了大水庫，控制水源，一個主要的目標就是控制洪水。在建造水庫大壩的運動中出現了人民公社這樣半軍事化的組織。人民公社又大大推動了水庫大壩的建造。黨委書記一揮黨旗，幾十萬農民上陣，推車挑泥。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海河流域甚至出現一炮炸出一個東川口水庫大壩的奇迹。海河諸河流匯集到九河下梢的天津，流入渤海。為了防止渤海海水的倒灌，中共政府決定在天津建海河閘。工程於1958年7月1日開工，1958年12月28日竣工。海河閘的泄洪能力僅為每秒1200立方米。1963年8月海河流域出現大暴雨，之前建造的水庫大壩沒有發揮所期望的防洪效益，相反300多座水庫大壩發生潰壩，也包括一炮炸出來的東川口水庫大壩。一時間海河洪水的最大流量大於每秒78000立方米。受海河閘的阻擋，洪水不能像以前一樣流入渤海，只能平地行洪，冀中，冀南平原及天津市南郊廣大地區一片汪洋，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特別嚴重。大洪水過後，1963年11月17日毛澤東發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號召，11月18日周恩來帶著錢正英等一大批官員到達天津，部署如何根治海河。主要措施就是在山區再多建水庫大壩，在平原開挖新的入海河道，如漳衛新河、子牙新河、永定新河等五條新河，擴大海河泄洪能力，以彌補建造天津海河閘后海河泄洪能力不足的問題。開挖的五條新河及渠道破壞了華北平原的水系。平日里這些新河中無水，但華北平原的地下水位隨著新河的開挖迅速下降。這就必須把原有水井加深再加深，井裡才能有一點水。1965年之後，海河流域出現了一個較長時間的乾旱，加上當時毛澤東號召農業學大寨，修水利多產糧食，錢正英等號召在華北平原打深井、建機井。過去這裏提取的是淺層地下水，可以得到降雨的及時補給；現在提取的是隔水層下面的深層地下水，重新補給需要很漫長的時間。這樣華北平原上的機井越打越多，地下水位越降越低，於是又促使機井越打越深，不久便出現了地面沈降問題，出現了深層地下水的水質問題。中共政府採用污水回灌地下水，期望地下水位下降的問題得以制止，結果是導致地下水全面污染。這樣，海河流域、華北平原就成為了中國水資源特別貧乏的地區。這個水資源的缺乏不是原有的自然條件所決定的，而是中共人定勝天、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的結果。黃萬里先生在《致水利部錢正英部長的一封信》中對此事有深刻的揭露。黃萬里先生還指出，淪陷（日本侵華）期間華北普遍設有手壓吸水機，每機可吸深度最多8米的淺層水灌五畝地[14]。這也是當時華北平原農村生活用水的主要來源。
淮河流域則是中國地表水污染最嚴重的地區。淮河流域第一次爆發大規模嚴重水污染的時間是1994年7月。當時淮河上游突降暴雨，一些水庫乘機開閘泄污。洪水所經之處魚蝦盡死。沿河各自來水廠被迫停止供水長達54天之久，百萬淮河民眾飲水告急。中共政府出台淮河流域治污規劃，從1995年開始在淮河流域進行大規模治污行動，要實現在1997年實現全流域工業污染源達標排放，2000年實現淮河水體變清的目標。經過10年時間，花費巨資集中治污以後，淮河流域嚴重水污染依舊。2004年7月，淮河又爆發了一次更大規模的污染事故。據說淮河裡「有史以來最大」的污染團，「如同巨大的黑蘑菇，從上游奔騰而下，橫掃千里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團全長133公里，總量超過5億噸，一路浩浩蕩蕩殺奔洪澤湖。洪澤湖上氨氮超過平時的60倍，水質全為劣五類。洪澤湖湖面約3500平方公里，蓄水總量約30億立方米，成為完全沒有水功能價值的一湖毒水[15]。2018年受「摩羯」「溫比亞」颱風影響，淮河流域出現大暴雨，上游水庫泄洪夾帶污水，造成洪澤湖湖水污染，大量魚蟹死亡。[16]
淮河流域是中國癌症村分佈最為密集的地區。署名為「徐超-環保研究員」的新浪微博用戶表示，中國數十「癌症村」中，64個由水污染導致，排名第一。國內網路上更是出現了《在中國，90%的癌症，是水污染引起的！》[17]的文章。2013年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和中國協和大學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聯合推出《淮河流域水環境與消化道腫瘤死亡圖集》發表，圖集包括淮河干、支流水環境變化、水污染頻度時空變化以及淮河流域人群消化道腫瘤死亡率分佈等108幅地圖。圖集利用現有監測數據，通過對數據進行再分析，描述淮河流域過去30年來水環境變化和當地人群死因，尤其是消化道腫瘤死亡水平變化。圖集向中國民眾揭示了水污染與腫瘤發病率之間的關係。根據《德國之聲》報道，中國環保人士認為這是官方機構首次證實淮河兩岸數十個「癌症村」的出現與水污染有直接關係。[18]最近幾年，「中國癌症發病率全球第一！」「中國的癌症死亡率排名世界第一！」這樣的消息在網路上廣為流傳。[19]由於高額的治療費用，一個癌症病人可以摧毀一個家庭的正常生活，談癌色變已經成為社會常態。圖5展示的癌症村居民拿著受污染的水，請求環保團體幫助檢測，希望能有科研、衛生部門和環保團體寫出評估報告，具體證明癌症村居民得病與企業排放污染物之間的關係，希望能夠得到相應的賠償。但是到目前為止，在中國沒有一個科研、衛生部門或環保團體願意伸出雙手幫助受害的居民，也沒有一個法院接受這樣的案件。科學家只是提供理論性的、宏觀的認識，不敢深入到具體的個案，唯恐觸犯某根紅線。
唯色在《西藏的污染與中國式「氣候變暖」》一文中寫道：佛教大師阿底峽用優美的詩歌讚美西藏高原的水：「雪域之水，嘗一口冰涼爽口，新鮮純凈，清澈又香甜；喝起來不傷脾胃又滋潤水田，這就是有八種優點的藏地之水。」而如今呢？祖拉康僧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當年他出家時，拉薩河水可以喝，絕對不可能有什麼病毒，但現在很可惜，河水已經不能再喝了。原因是河流上游地區對黃金等礦藏的野蠻開採。有的礦區甚至就沒有設置污水處理，導致含有化學藥物的污水橫流，使得附近村莊不但失去飲用水，只能從遙遠而崎嶇的山後連接簡陋的水管來解決生活用水。不少農牧民患上難治的怪病，生活變得很艱難。[20]西藏高原地表水水質變壞的過程也折射出中原大地地表水水質變壞的過程。
五、聯合國的國際飲水供應十年活動和世界銀行幫助中國建設貧困農村地區供水工程
中國農村飲水問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顯露出來。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1977年3月在阿根廷馬德普拉塔召開的聯合國水事會議上．提出了開展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活動的建議[21]。1980年聯合國第35屆大會決定：為實現「人人享有安全飲水與衛生」的全球性目標。自1981年至1990年定為《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以便向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提供安全飲水和衛生設施，預計這項活動將耗資1400億美元。[22]。
中國政府決定參加這一活動，看重的是由此可以直接獲得世界銀行等機構的資金和技術援助。在這框架下，聯合國所屬機構如世界銀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際開發計劃署等多項國際支援與合作項目在中國多個省份展開，加快了貧困農村地區供水與環境衛生改廁的進程。從1985年至2004年聯合國機構在中國共投資約69億美元，其中世界銀行貸款約33億美元，共建集中式供水系統6042處，分散式供水系統65772處，供水受益人口2437.71萬人，其中自來水供水受益人口佔97.15%。[23]
隨著世界銀行等機構資金的投入，外國專家也給中國帶來了農村給水設計規範、農村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等新的知識以及規範、規程和標準等。比如世界銀行投資項目規定了世行貸款項目供水工程建設的人均綜合用水量和人均投資額的指導控制標準。在中國氣溫較高的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80至100升。在中國氣溫較低的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60至80升。人均投資額控制的標準為30美元/人以下。[24]請讀者在這裏注意一下當時定下的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每人每日60至100升。
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共政府才批轉了第一部有關農村飲水問題的文件
配合聯合國的活動，1983年國務院批轉了《改水防治地方性氟中毒暫行辦法》。這是中央政府批轉的第一部有關農村飲水問題的文件。1984年中央政府批轉了《關於加快解決農村人畜飲水問題的報告》以及《關於農村人畜飲水工作的暫行規定》。[25]
劉善建《中國的用水和供水》一文中介紹說，根據1987年的統計，中國農村人口8億多，用水標準不一。北方農村生活用水，每人每日20至25升；南方農村生活用水，每人每日25至40升。中國共有牲畜2.8億頭，其中內蒙古、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吉林和四川等7省區佔40%以上。一般大牲畜每頭每日飲用水25至35升，中等牲畜每頭每日8至25升。
除了上述水量標準，當時還定下一個飲用水困難的取水距離標準：
——用水距離1000米以上；
——高差在100米以上。
由此得出，中國農村需要解決飲用水困難的地區的人口1.65億，牲畜1.07億頭[26]。這篇文章收在錢正英主編的1991年出版的《中國水利》一書中，該書份量很重，有中英文版，作者都很有來頭，該書錢正英主編的最重要書籍。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解決農村飲水困難才正式納入國家五年規劃。在中國一項工程只有編入五年規劃才算是受到了重視。1991年國家制定了《全國農村人畜飲水、鄉鎮供水10年規劃和「八五」計劃》（「八五」計劃指1991年至1995年）。1994年把解決農村人畜飲水困難納入《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進一步通過財政資金和以工代賑渠道增加投入。利用世界銀行的貸款，中國多個省市開展了解決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的工程，如甘肅省實施了「121雨水集流工程」，貴州省實施了「渴望工程」，內蒙古自治區實施了「380飲水解困工程」等等。[27]199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在國家統計局編寫的《新中國五十年》一書中指出，到1998年全國農村70%以上的行政村用上了安全衛生水[28]。
《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十一五」規劃指2006年至2010年）回顧歷史指出，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了約2.16億人的農村飲水困難問題。按照1984年發布的農村人飲困難標準統計，到2000年底，全國農村仍有4639萬人飲水困難，其中2042萬人屬於《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遺留的，2597萬人是由於人口增加、水源枯竭、工程老化等原因新增的。2000年，國家編製了《全國解決農村飲水困難「十五」規劃》（「十五」規劃指2001年至2005年），提出了分階段解決農村飲水困難的目標，第一階段解決《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遺留的飲水困難問題，儘快完成和實現該計劃所確定的飲水解困任務和目標；第二階段解決新出現的飲水困難問題，力爭到「十五」末基本解決我國農村現存的飲水困難問題，保證群眾基本的生活用水要求。2001～2004年，中央共安排國債資金597億元，地方和群眾籌資85.5億元，解決了561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問題。[29]
根據中共政府發表的數據，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了約2.16億人的農村飲水困難問題。在2001年到2004年期間再解決561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問題，中國農村的飲水困難問題就基本解決了。
七、沒完沒了的農村飲水安全問題
到了2004年底，出來了新的數據。根據全國調查結果，截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分散式供水人口為5.81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62%；集中式供水人口為3.62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38%（主要為200人以上或日供水能力在20立方米以上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工程）。中國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為3.228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34%。其中，飲水水質不安全人口為2.2722億人，占飲水不安全人口的70%；水量不足、保證率低、取水不便人口為9558萬人，占飲水不安全人口的30%。[30]新數據暗含中國農村人口9.4億。
經過2001～2004年四年時間，投資682.5億元資金，原有的有飲水困難問題的5618萬農村人口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增加到3.228億人，其中70%的人是因為飲水水質問題，而另外30%是水量不足、保證率低、取水不便，可見中國農村飲用水的水質是主要問題，而不是中共所稱的水資源不足或者分佈不均勻造成的水量等問題。扣除2005年《應急規劃》已解決的1104萬人，到2005年底，全國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為3.1176億人。原定的目標，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存在的飲水困難問題可以基本解決，群眾的基本生活用水要求得到保證，全部泡湯。中共政府未解釋其中的原因。
按照《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計劃在「十一五」規劃期間解決3.228億人中一半即1.6億農村人口的飲水不安全問題。以2005年為價格水平年，實施「十一五」規劃全國人均需要投資403元/人，西部、中部、東部地區分別為423元/人、392元/人、386元/人，共需要投資650億元。
五年之後，出台了《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規劃》（「十二五」規劃指2011年至2015年），文件總結道：「十一五」期間，國家累計安排投資1009億元，其中中央預算內投資590億元，解決了2.1億農村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超額完成任務。《規劃》還特別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解決農民飲水問題，不斷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已累計解決了4億多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和飲水不安全問題，其中「十一五」期間解決了2.1億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這裏暗含從中共執政以來至「十五」期末，解決了1.9億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這個數據與《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中的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了約2.16億人的農村飲水困難問題的信息是矛盾的。《規劃》又提出了「十二五」時期要解決全國2.98億農村人口（含國有農林場）的飲水安全問題和11.4萬所農村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使全國農村集中式供水人口比例提高到80%左右，供水質量和工程管理水平顯著提高。[31]
據說「十一五」期間超額完成任務，解決了2.1億農村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十一五」規劃時，中國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是3.228億人，解決了2.1億農村居民的問題，應該還剩1.128億人，但是「十二五規劃」期間卻要解決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人口是2.98億，又多出了1.148億人。
「十二五」結束時，水利部部長陳雷宣布，「十二五」期間解決了3億多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其中2015年一年就解決6434萬農村居民和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32]又比原來飲水不安全的2.98億人多出一些。
水利部農村飲水安全中心張漢松總結說，2005年至2015年（即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通過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共安排2817億元，其中中央投資1825億元，解決了5.2億農村居民和4700多萬農村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十三五」期間（2016年至2020年）實施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擬安排中央補助資金220億元，重點用於解決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解決農村飲水安全情況。
2020年8月21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國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宣布，中國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已得到全面解決。「十三五」期間，中國決定實施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水利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7月底，鞏固提升受益人口2.56億人，其中解決了1710萬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全國農村集中供水率和自來水普及率由2015年的82%和76%分別提高到2019年底的87%和82%。[33]
2021年4月6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將「十三五」期間的成績做些修改：「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和鞏固提升工程，累計解決2889萬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飲用水量和水質全部達標，3.82億農村人口受益；貧困地區自來水普及率從2015年的70%提高到2020年的83%。」[34]
從上述發表的數據可以得到下述解決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的累計數字：
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農村飲水困難問題的人口：約2.16億人；
十一五規劃和十二五規劃期間（2005年至2015年）：5.2億人；
十三五規劃期間（2016年至2020年）：0.2889億人（不包括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
累計7.6489億人。
按照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提供的數據，中國農村人口9.4億人。那麽從1949年到2020年，特別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2020年，一共解決了7.6489億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占農村總人口的81.4%。
按照水利部官員劉善建《中國的用水和供水》的文章，根據1987年的統計，當時中國農村需要解決飲用水困難的地區的人口為1.65億，佔中國農村人口8億多的20.6%。
對比兩組數據，5.9989億有飲水安全問題的農村貧困人口是在1987年之後產生的。這些有飲水安全問題的農村貧困人口的產生，不是確定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指標有所提高了，恰恰相反，指標是大大降低了，特別是水質指標。
八、2004年中國農村飲用水的四條標準
下面談談農村飲水水質標準的變化。
根據水利部農村飲水安全中心提供的數據，2001年至2004年，中央政府安排國債資金97億元，地方和群眾籌資85.5億元，一共解決了561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問題，基本結束了中國農村嚴重缺乏飲用水的歷史[35]。
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嚴重缺乏飲用水的問題已經基本結束，這本是大好的消息。但是此時中國農村飲水的嚴重問題才真正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的議事日程，這是中共最高層對大好消息的非邏輯信反應。2005年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們的奮鬥目標是，讓人民群眾喝上乾淨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氣，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在2005年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座談會提出：「要把切實保護好飲用水源，讓群眾喝上放心水作為首要任務。科學規劃，落實措施，統籌考慮城鄉飲水，統籌考慮水量水質，重點解決一些地方存在的高氟水、高砷水、苦鹹水等飲用水水質不達標的問題以及局部地區飲用水嚴重不足的問題。」
按照中央領導關於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指示精神，以及中央關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要求，國家發展改革委、水利部和衛生部編製了《2005～2006年農村飲水安全應急工程規劃》，2005年3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該規劃。按照國家對「十一五」（2006至2010年）規劃編製工作的總體部署，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關於「加快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的要求，國家發展改革委、水利部和衛生部共同編製了《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在這個規劃的附件中，包含了2004年11月水利部、衛生部頒布的《農村飲用水安全衛生評價體系》。[36]
《農村飲用水安全衛生評價指標體系》分安全和基本安全兩個檔次，由水質、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證率四項指標組成。四項指標中只要有一項低於安全或基本安全最低值，就不能定為飲用水安全或基本安全。
四項指標如下：
水質：符合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要求的為安全；符合《農村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的為基本安全。
水量：每人每天可獲得的水量不低於40－60升為安全；不低於20－40升為基本安全。根據氣候特點、地形、水資源條件和生活習慣，將全國分為5個類型區，不同地區的具體水量標準可參照附表確定。
方便程度：人力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10分鐘為安全；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20分鐘為基本安全。
保證率：供水保證率不低於95%為安全；不低於90%為基本安全。
2004年11月水利部、衛生部頒布的《農村飲用水安全衛生評價體系》中的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是指1985年由衛生部提出的國家標準（GB5749—85），該標準適用於城鄉供生活飲用的集中式給水（包括各單位自備的生活飲用水）和分散式給水。這個飲用水衛生標準一共有35個指標。
對於農村飲用水則採取更低的要求，即農村則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檢測指標從35個減少到20個，許多指標的限制值也都放寬。
城鎮居民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要求高，農村居民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低，在中國這個二元社會一直被認為是合理的。這是因為城鎮居民的命貴，農村居民的命賤。
九、2006年中國頒布新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和《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
2006年12月29日衛生部聯合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取代了1985年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 5749-85）。新標準自2007年7月1日起開始執行，全部指標最遲於2012年7月1日實施。1985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只有35項水質指標，2006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增加至106項水質指標，其中新增71項，並修訂了8項。
據說2006年《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參考了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uidelines for Drinking-water Quality, third edition. Vol. 1, 2004, Geneva）、歐盟（EU』s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Council Directive 98/83/EC on the quality of water intend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Adopted by the Council, on 3 November 1998）、美國（US EPA.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and Health Advisories, Winter 2004）、俄羅斯（俄羅斯國家飲用水衛生標準, 2002年1月實施）和日本（日本飲用水水質基準（水道法に基づく水質基準に關すゐ省令），2004年4月起實施）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是世界上最為嚴格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共媒體確實好好吹捧了一番。
在2006年新頒布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也有針對農村地區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在城鎮供水方面，水質指標從35項增加至106項，限值要求也提高了；但是對農村的水質要求，水質指標從1985年的20項減少到2006年的14項，一些水質指標的限值也有了放寬。
《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的標準比城鎮使用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低了許多。
農村和城鎮飲用水標準對比：
指標 農村標準 城鎮標準
菌落總數（CFU/mL） 500 100
砷（mg/L） 0.05 0.01
氟化物（mg/L） 1.2 1.0
硝酸鹽（以N計，mg/L） 20 10，地下水源限制時為20
色度（鉑鈷色度單位） 20 15
渾濁度（NTU-散射濁度單位） 3，水源與凈水技術條件限制時為5 1，水源與凈水技術條件限制時為3
pH（pH單位） 不小於6.5且不大於9.5 不小於6.5且不大於8.5
溶解性總固體（mg/L） 1500 1000
總硬度(以CaCO3計，mg/L) 550 450
耗氧量（CODMn法，以O2計，mg/L） 5 3，水源限制，原水耗氧量＞6mg/L時為5揮發
鐵（mg/L） 0.5 0.3
錳（mg/L） 0.3 0.1
氯化物（mg/L） 300 250
硫酸鹽（mg/L） 300 250
表1：農村和城鎮飲用水標準對比，筆者製作
十、2018年頒布的中國農村飲用水的四條標準
按照規定，2006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全部指標最遲於2012年7月1日實施。但是在實踐中並沒有得到完整的落實，沒有一個城市的自來水廠可以說，它的自來水百分之一百地符合這106項水質指標的要求。大多數自來水只能滿足部分水質指標的要求，所以自來水廠只是公布它們檢測合格的指標，不合格的、沒有檢測的指標就不公布。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張雲川曾經指出：「不管北方南方，對於國家規定的106項飲用水指標，能夠滿足檢查的儀器設備不足50%。最嚴重的、對人體危害最大的指標，沒有辦法檢查，甚至連裝備都沒有。」[37]國內媒體時有報道說，某某水廠的自來水106項指標全部合格。如果真是如此，這些自來水是可以直接飲用的。按照質量標準，自來水中不得含有大腸菌群、耐熱大腸菌群和大腸埃希氏菌。但是無論自來水廠設備如何先進，也還是做不到這一點。中國城鎮自來水質量不好的關鍵在於原水質量不好。按照中國現行標準，自來水廠水源地的水質達到III類水即符合標準。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陶濤教授認為：「我們希望水源區的水可達到II類。但由於污染嚴重，即使水源地標準已降至III類，許多城市仍然尚未達標。」[38]陶濤教授沒有道明的是，現行的III類水只是過去的IV類水，是污染水，是不能做飲用水水源的。現行的II類水是過去的III類水，是合格的飲用水水源。中共也是通過降低標準，才使得中國地表水水質的數據變得好看一些，但是這不能更改地表水受到嚴重污染的事實。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閱讀筆者的《連個水都沒法喝 厲害啥？我的國！》[39]。
同樣，針對農村地區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也難以得到完整的落實。如前面已經論述的，確保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中最基本的底線。201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國務院曾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目標：到2020年，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40]
到2020年，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這是習近平定下的死任務，而解決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是實現脫貧的前提。如果繼續執行2004年版或者2006年版《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那麽「全面完成脫貧任務」是根本不可能的。
都說中共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在解決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上，中共的辦法是不斷降低標準。
2017年11月，中國水利學會開始《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的編製工作。標準於2018年3月29日通過理事長辦公會審議併發布，2018年6月1日起正式實施。2018年8月，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發布了《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關於堅決打贏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戰的通知》（水農[2018]188號）。該《通知》規定，各地可直接使用中國水利學會發布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開展農村飲水安全評價工作。[41]
2006年之前，中國有兩套《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一套是衛生部編製的，一套是建設部編製的（兩個部的名稱時有變化），鬧得不可開交，特別是是各地自來水廠屬城建部門管理，根本不聽衛生部的。2001年經國務院批准成立了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統一管理全國標準化工作，其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負責組織、協調和編製國家標準。2006年衛生部聯合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編製了《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國才有統一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如今，中國農村地區又有了兩套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一套是衛生部聯合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編製的；一套是中國水利學會編製的。中國水利學會編製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並不是國家標準，而只是行會標準，並不具備權威性。而且中國水利學會編製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標準低，起不到保護公民身體健康的目的。但是2018年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發布的《關於堅決打贏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戰的通知》，卻同意採用了這個低標準。
2018年與2004年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的對比
2018年的標準 2004年的標準
水量方面 豐水地區每人每天可獲取的水量不低於35升，缺水地區不低於20升。 每人每天可獲得的水量不低於40－60升為安全；不低於20－40升為基本安全。根據氣候特點、地形、水資源條件和生活習慣，將全國分為5個類型區，不同地區的具體水量標準可參照附表確定。
水質方面 農村集中供水工程的用水戶，要執行現行水質標準；分散供水工程的用水戶，要求飲用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無異色異味、用水戶長期飲用無不良反應。 符合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要求的為安全；符合《農村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的為基本安全。
用水方便程度 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20分鐘，取水距離不超過800米；牧區可適當放寬。 人力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10分鐘為安全；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20分鐘為基本安全。
供水保證率 供水保證率要大於90%，即一年90%以上的時間供水能得到保障。 供水保證率不低於95%為安全；不低於90%為基本安全。
表2：2018年與2004年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的對比，筆者製作
通過對比可以看到，2018年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比2004年的標準更低，特別是在水量和水質方面。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世界銀行幫助中國搞農村供水設施，制定的人均綜合用水量標準是：在氣溫較高的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80至100升；在氣溫較低的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60至80升。
到了2004年，標準降低為每人每天可獲得的水量不低於40－60升為安全；不低於20－40升為基本安全。
到了2018年，標準再次降低，豐水地區每人每天可獲取的水量不低於35升，缺水地區不低於20升。
農村飲水安全中的水量，不但包括每天必須的飲用水，燒飯燒菜用水，還包含日常個人衛生用水，即洗臉、洗澡、漱口用水等，並統籌考慮飼養畜禽和二、三產業等用水等等。
作為對比，2018年中國城市人均家庭生活用水量為每人每天131升[42]。中國農村地區脫貧的標準是每人每天不低於20升，僅為城市人均消費量的15%。用這個標準來判定是否脫貧，實在是太低了。
在水質方面，2018年的評價標準更是沒有了道德底線。2004年農村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裏面有水質標準20項，與當時城鎮實施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的水質標準35項相比，一半多的指標要求檢測，雖然各項標準的限制值有所差別，但也要經過實驗室的化驗，才能確定是否合格，就是說，還有個科學的、客觀的標準。到了2006年，水質標準下降到14項，但是各項標準依然保留有限制值，也還要經過實驗室的化驗。到了2018年，水質標準只剩下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和無異色異味。就是說，水質檢測不用到實驗室去了，沒有任何定量的指標，只要用肉眼看一下，用鼻子聞一下，就可以知道水質的好壞了。難怪洛南縣農民從取水點拉回來的水，用紗布裹住管子，就算過濾了。這樣經過紗布過濾的水，就能滿足2018年水質標準的要求了。
中共領導人江澤民喜歡說「與時俱進」。但是中共在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方面，不是與時俱進，而是與時俱退。正是依靠2018年頒布的農村飲水安全的低標準，才有了2020年全面脫貧的勝利。這種勝利有意義嗎？喝了這種「合格」的飲用水，能保證農村居民的身體健康嗎？能保證不得癌症嗎？能保證不返貧嗎？
就是《百度百科》也看不下去，在農村飲水安全工程詞條中關於水質的解釋，還是說應該符合《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的要求[43]，就是2006年發布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的要求。
十一、中國人口普查數字戳穿了中共的謊言
談到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一些專家都把問題推到中國城鎮化率低，農村人口眾多，農村人口有9.4億之多。說到中共的偉大，就是截至2020年一共解決了7.6489億農村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
但是根據中國第一次（1953年）至第七次（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中國農村人口從來沒有達到過9.4億人。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中國農村人口達到8.0739億人，這是農村人口的最大值。如果說，從1949年到2020年一共解決了7.6489億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占農村總人口最高時8.0739億人的94.7%。
人口普查 全國人口 城鎮人口 比例 農村人口 比例
2020年 14.1178億人 9.0199億人 63.89% 5.0979億人 36.11%
2010年 13.3972億人 6.6557億人 49.68% 6.7415億人 50.32%
2000年 12.6583億人 4.5844億人 36.22% 8.0739億人 63.78%
1990年 11.3368億人 2.9971億人 26.44％ 8.3397億人 73.56％
1982年 10.0818億人 2.1082億人 20.91％ 7.9736億人 79.09％
1964年 6.9458億人 1.2710億人 18.30％ 5.6748億人 81.70％
1953年 5.8260億人* 0.7726億人 13.26％ 5.0534億人 86.74％
*1953年人口按城鎮人口加上農村人口計算
2000年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與其他來源略有不同
表3：中國曆次人口普查中的農村人口，數據來源：維基百科
如果中共政府發布的數據為真，那麽，中國農村有飲水安全問題的7.6489億人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產生的，其中絕大多數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是在2000年之後產生。人們不僅要問：中共到底是問題的解決者？還是問題的製造者？
如果中共政府發布的數據為假，沒有解決7.6489億農民的飲水安全問題。那麽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特別是是2000年之後，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五、六千億元的投資[44]到底進了誰的腰包里？
回到陜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脫貧摻假被曝光，村民拉來的地表水經過紗布的過濾，便達到了飲用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的要求，也就達到了脫貧的要求。
就是這樣飲用水的水質，村民一個月要花50元拉水。再把拉來的水存在旱窖里，折算下來，一噸水需要花費50到60元錢。水費是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中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中共政府現在最為焦急的問題就是農村地區的水費收不上來。2021年3月2日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在全國農村水利水電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完善農村供水水費機制[45]。這些年來，水利部的領導喋喋不休地宣傳要建立合理水價形成和水費收繳機制。採取剛性措施收繳水費，指導督促地方落實現行水價政策，合理核定供水成本，因地制宜實施單一制、兩部制、階梯式等水價制度，推行計量收費等等。
四、五千年中國農村居民習慣於直接取用井水、泉水、江河水、山溪水、池塘水，那時的水質也都能滿足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無異色異味、長期飲用無不良反應的要求，現在他們並沒有獲得安全潔凈的自來水，沒有享受到便利優質的供水服務，當然不願意繳納高昂的水費，因為商品的質量低劣。但是，如今中共壟斷了全國的水資源和水權，所以中國農村居民將不得不為低質的飲用水交納水費，而且水價只會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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